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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你走后全家都患了流行性感冒和别的病。穆希和我现在还没有好。这样一来，这点病已经使我耽误了《论坛报》的三篇通讯，目前也还有困难。来信告诉我一下，下星期你能不能替我写一篇文章，写什么东西，随你的便。不过我要确切地知道，你写不写，什么时候写好。
我还没有出家门，自然无法留心报纸。皮佩尔告诉我，今天的《先驱晨报》刊登了一篇论俄国战局计划的长文。主要战场似乎在亚洲而不在欧洲，他们想从小亚细亚（！）方面攻占君士坦丁堡，等等。
约瑟夫·波拿巴的回忆录现在已出了三卷。第三卷里面有老拿破仑关于西班牙战局的书信。
评论：马克思在信中告诉恩格斯自己因病耽误了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三篇通讯，希望恩格斯帮他写一篇。他还谈到《先驱晨报》上刊登的论俄国战局计划的长文，波拿巴的回忆录出了三卷，即《约瑟夫国王有关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回忆录和通信集》1—3卷，其中有老波拿巴关于西班牙战局的书信。此外，他还简要提及全家人的身体情况，以及德纳寄来的信。
1月10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乌尔卡尔特昨天晚上从纽里（奥尔斯脱）寄来一篇演说词，我让妻子抄了出来，在开头和结尾我加上了一些话，就成了一篇文章。因此，你就不用为星期五写文章了。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再发生什么情况，请在星期五早上以前告诉我，我好再加上一点佐料。
刚才塔克尔这口猪派人到我家里来了。《帕麦斯顿》第一版的五万册已经售完。这位先生现在派人到我这里来——他从来没有这样慈悲过——，并要我对这本书作些修改，好出第二版。你看我该怎么办，请马上来信。
评论：马克思在信中告知恩格斯自己写了《西方列强和土耳其》一文，恩格斯就不需要为星期五的报纸写文章了。此外，马克思简要提及全家人的身体状况、克路斯的信以及《帕麦斯顿勋爵》的销售情况。
1月18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你要在星期五以前就锡塔勒或齐塔勒会战给我写点一般性的东西（讲肯定的东西恐怕不可能）。我想到的有这些方面：
（1）沃耳特尼察会战是一种误会，它破坏了大使们强加于土耳其政府的停战。同样，切塔特会战也是一种误会，它破坏了在英国军舰威逼下强加给土耳其政府的和平建议。
（2）沃耳特尼察相反。那里是土耳其人躲进战壕，这里则是俄国人，等等。
（3）结果也同那里一样。经过五天的殊死战斗，战士都回到自己的掩蔽所里。我只看到结果，不知道本来应当怎么办。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不是拿破仑式的作战方法。
外交界的阴谋家们深深地陷入自己设下的罗网，一场全面的战争已迫在眉睫。你知道，西诺普事件曾被利用（雷德克利夫先生的威胁不在此列）来强迫土耳其人接受维也纳议定书、并把哈利耳-帕沙和里扎-帕沙安插到政府中去。帕麦斯顿安排好这一切以后，便提出辞职。联合内阁觉察到这是圈套，于是在他辞职期间，即12月19日，下令在黑海举行示威。帕麦斯顿在加倍出丑之后，重新进入内阁，并设法争得26日的决定以使整个舰队出海，但同时又扮演着交战双方的中立调停人的角色——表面上此举相当坚决，实际上则是企图破坏12月19日决定、切断土耳其人同他们亚洲战区的联系。然而，波拿巴先生根据19日的决定下了相反的命令，装作似乎他把26日的决定理解为只是19日决定的进一步发展。帕麦斯顿自然不得不强作欢颜，以保持热心爱国者的荣誉。这样，这些家伙就倒了霉，而且这种装样子将使他们陷得更深，特别是由于31日还需要向议会表现出一定的“热心”。这些家伙提交给土耳其人去签字的照会表明他们已准备向俄国完全投降，只是“误会”才破坏了一片好心。
你给施特芬的信我当天就寄往布鲁塞尔了，施特芬还住在布鲁塞尔他姐姐家里。我担心的是，你的《炮兵中尉拿破仑》目前会遭到拒绝，因为《泰晤士报》已接到命令，不准露出同波拿巴进行争论的任何一点迹象。既然他是“我们的”盟友，因此所有的报纸目前都要有同样的爱国主义的考虑。不过，只要写好了，即使报纸不愿接受，我们也可以把它印成小册子。我不好意思向出版商推荐我自己的作品。但对你的作品我不会有这种想法。
蠢驴魏德迈又把《高尚意识》拖延下来了。然而全部意义就在于迅速作出答复。过了六个星期，文章就愚蠢可笑了。我不理解克路斯，他似乎总是故意让我当魏德迈先生的牺牲品。
评论：马克思请恩格斯就锡塔勒或齐塔勒会战写点一般性评论，为此马克思谈了自己关于沃耳特尼察会战的看法，认为外交界的阴谋家们深深地陷入自己设下的罗网，一场全面的战争迫在眉睫。他还谈到恩格斯的文章《炮兵中尉拿破仑》的发表困难，因为《泰晤士报》已不准发表同波拿巴进行争论的文章，以致恩格斯就这个题目给英国报刊写文章的意图没有得到实现。信末，马克思还提及魏德迈拖延了《高尚意识的骑士》的发表，这会使得这篇文章因失去时效性而变得愚蠢可笑。
1月25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如果不发生违背外交或置外交于不顾的“误会”，战争不一定会打起来。列施德-帕沙的照会等于完全向俄国投降。它甚至比最初的维也纳照会让步更多，土耳其是由于维也纳照会而宣战的。帕麦斯顿再度入阁不是没有目的的。另一方面，在黑海的示威看来是特意安排在议会会议期间的一种诡计，目的是，如果俄国接受它自己的、被列入列施德照会中的条件并得到它所要求的一切，那末会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俄国向优势兵力作了让步。不管怎样，计划就是如此。否则，在尼古拉就最近一次维也纳照会作出或可能作出声明之前，就通知他联合舰队行将驶进黑海，岂不是荒唐？只有军事上的偶然事件还可能导致战争的结局。根据协议，这位皇帝甚至在联合舰队驶入时都没有抱怨，反而表现出极大的“克制”。当然事情不会因为“误会”而受到影响。“误会”总是可能的。
今天《泰晤士报》从《漫游者》报转载了关于切塔特会战的进一步报道，我等着听你的意见。所谓俄军在曼成、茹尔日沃、卡拉法特等地同时发动进攻，以及甚至已占领锡利斯特里亚的消息，我看都是谣传。顺便说一下，还有一点请你用英文书面说明你的意见。法文报纸上写道，土耳其人想从陆地加固君士坦丁堡。这是不是对俄国的一个决定性打击？况且，君士坦丁堡同本帝国的亚洲和欧洲海岸都有海路联系，因而人员和粮食的运入决不可能中断。看来大要塞现在已成为防止拿破仑式大战的一种办法。这样一来，我们会不会又回到小战上去？
柏林不设防是一种耻辱。
科布顿，这个“普通”而“质朴的人”，因为最近一次演说而大丢其脸。他表明，他本人和那些向他鼓掌的“普通的人”，都不配管理英国。战栗教徒布莱特只承认内战。科布顿发现英国的社会结构同俄国的相似，因为在俄国有迭米多夫家族，在英国有得比家族，这种发现对某个普法尔茨—纽施塔特的革命庸人说来倒是相称的。
皮佩尔先生星期六前往布莱顿到迈耶尔处作客去了。尽管后者对他的光临感到麻烦，但他会在那里度过特鲁波给他规定的整个时间，因为“海上的空气”对他是有益的，并且显然他给这个资产者写了一封荒唐的信。愚蠢的小后生把自己的放荡看作天才的落拓。你从克路斯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位最有“天才”的年青人想弄一张美国护照去君士坦丁堡，大概是为了在那里当一名看狗人。可悲的是，他总是夸耀自己，但做的蠢事却接二连三，成为笑柄。
顺便说一下。我正同塔克尔商谈。下一次抨击文写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因此，请把你那里的手稿（第四篇和第五篇）修改一下。然后我再加进一些东西，并把所有修改好的寄给你过目。
纽约有人通过德纳约我为一家杂志撰写关于康德以来的德国哲学史的文章，每印张十二英镑。但要求：（1）文章尖刻辛辣而又能引起兴趣；（2）不包括任何有损该国宗教感情的东西。这怎么写呢？如果我们两人在一起，而且手边又有书，那我们很快就会赚到五、六十英镑。我一个人可不敢冒险干这项工作。
评论：马克思认为在遵守外交原则的情况下，战争不会发生，认为列施德-帕沙的照会已经等于向俄国投降。他期待恩格斯关于切塔特会战的意见，用英文书面分析土耳其从陆地加固君士坦丁堡对于俄国的影响。他还谈到对科布顿的看法、皮佩尔的放荡行径、自己的经济状况以及近期的写作计划。
2月9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今天同时寄上几份《骑士》和三份第二版的波兰胡说（其中我作了一些修改）。请给鲁普斯和德朗克每种各一份。我糊涂了，没有把这堆叙利亚式的帕麦斯顿废话中的刊误订正（魏德迈也放过了不少），就寄给你了。
我已同乌尔卡尔特碰过头。他令人吃惊地恭维了我，说文章就象出自“土耳其人”之手，但是这样的意见得不到我的承认，我说我是一个“革命者”。他是一个十足的偏执狂。坚信有朝一日他会当上英国的首相。当其他人都垮台的时候，英国会来找他，说：乌尔卡尔特，救救我们吧！于是他就去拯救英国。在谈话中，特别是在同他有矛盾时，他就激昂慷慨，这给我留下十分可笑的印象，以致他的每一句话和引语我都背得下来。这一点倒使我对他的“激昂慷慨”有了怀疑，真有点象是演戏。这家伙的主要思想是：俄国统治世界是由于有特殊优越的头脑。要对付它，必须有一个具有乌尔卡尔特式的聪明头脑的人，如果这个人不幸不是乌尔卡尔特本人，那至少应当是个乌尔卡尔特分子，也就是说要信仰乌尔卡尔特的信仰：信仰他的“形而上学”，他的“政治经济学”等等，等等。必须到“东方”去看一看，或者至少应当具有土耳其“精神”等等。
评论：马克思随信寄去《高尚意识的骑士》和翻印了马克思的抨击文《帕麦斯顿勋爵》第三篇的《帕麦斯顿与俄国》小册子，文章内容是帕麦斯顿1830—1840年在波兰问题上的立场。他还谈了与乌尔卡尔特的会面以及对他的看法。
3月9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星期二我要给好望角寄去最后一篇试探性文章（因此你要替我给《论坛报》准备点什么东西，也许可以谈谈希腊革命后？）。运输公司在付款条件上同政府吵翻了，星期二是开往好望角的最后一次定期航班。
一想到今年春季和夏季仍要象过去一样忍受长时间的贫困，真叫人心烦，因为单靠《论坛报》那点收入实在不能填补过去的亏空。想到这些琐事没有尽头，我有时非常生气。
工人议会邀请我作为名誉代表参加曼彻斯特会议（纳多和路易·勃朗也被邀请）。今天我回信感谢他们，其中有些话既可以理解为极端革命的，也可以理解为异常温和的，这要看怎样读了。今天我把你的办事处的地址寄给琼斯了。
伟大的卢格打算在美国办一所大学（免费的），据海因岑说，为了这个高尚目的已筹集到一百五十美元。
伟大的弗兰茨·济格尔成了杜朗的女婿。过几天你将收到一包东西，你从那里可以知道这帮家伙所干的其他一些事情。
乌尔卡尔特昨天在《晨报》上发表一篇军事（？）文章，他坚持说，土军本应把他们的主力部队派到多布鲁甲，从那里猛攻俄军。他还提到了瓦伦提尼将军。我设法给你寄去这份报纸。
我已给拉萨尔去了信，正等他的进一步的消息。
契尔奈尔到过这里，没有遇见我；为了一桩钱款的事情将同他八十岁的老母亲到美国去，然后在这里住下来。伊曼特告诉我，契尔奈尔肯定说认识你。
评论：马克思谈到因忙于家庭琐事很久没有写信，告知恩格斯《帕麦斯顿勋爵》的出版没有获得稿酬，以及准备给开普敦的《南非人报》写稿，希望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准备文章。马克思表达了对仍将面临春季和夏季长时间的贫困的忧虑。此外，马克思还提到拉萨尔的信、工人议会的邀请，以及卢格、济格尔、乌尔卡尔特、契尔奈尔等的情况。
3月29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拉萨尔的外交部分——除去他的报道还好以外，——象他的军事部分一样糟。他所谈论的有关帕麦斯顿的东西，全是大陆上流行的那套废话。
你看到了秘密往来的公文吗？如果进行这些公文往来的大臣们被允许进行战争——看来这很有可能，——那末事情也只能以英国彻底丢脸而告终，即使大陆无论如何会陷入极其可喜的慌乱中。
附上昨天乌尔卡尔特论述战争的文章以及他过去的有关他的战争计划的小册子的剪页。希望得到你对这两者的详细意见。
我昨天偶然碰到一个曾在土耳其军队供职的普鲁士教官，他说，土耳其的炮兵很精锐，而陆军完全是装饰品，因为从君士坦丁堡可以粉碎任何有力的行动。
在你写的俄军从卡拉法特撤退的文章中，你对这一行动的解释是，鉴于英法军队的到来，打算在敖德萨建立一个阵地。但是，根据最近消息看来，对面的俄军似乎已经横渡或曾想横渡多瑙河。也许明天会有更详细的消息，因此你可以在后天以前寄给我一点这方面的东西。《论坛报》太无礼了，我在前天的信里禁止把军事文章以外的其他东西抓去当社论，否则必须一概去掉我的署名，因为我不愿意仅仅为了一点无足轻重的东西出面。现在正是要以军事文章向它说明：它没有我就不行。
如果《泰晤士报》的曼彻斯特商业通讯员的报道属实，那里的情况一定很糟。这里每天都会发生巨大的破产事件。巴黎也是如此。显然那些破了产的生意人，长期地煞费苦心地拖延宣布破产，是要利用战事的爆发来使自己显得体面些。
《海陆军报》断言，法国发明了一种能在水下继续燃烧的毁灭性武器，路易-菲力浦政府拒绝采用，俄国人买了去，而且在西诺普使用了。该报据此预言土耳其军舰将迅速而彻底地覆灭。
据《汉堡记者》报——可以把它看作半俄国的机关报——的消息，尼古拉打算公布新的文件，包括阿尔伯特亲王的信件。
现在我有了一本哈麦尔的《奥斯曼帝国史》。读它一遍，需要有耐心。我还剩下大约四分之一。你如需要，可以给你用。
评论：马克思在信中抱怨皮佩尔成了他的累赘，询问恩格斯关于沃尔弗遭劫一事的详情。他提到拉萨尔有关俄土战争前景的观点，英国驻圣彼得堡公使西摩尔同英国外交大臣罗素之间秘密往来的公文，乌尔卡尔特论述战争的文章，土耳其军队教官关于土耳其炮兵和陆军的看法，恩格斯的文章《俄军从卡拉法特撤退》等。在信的末尾，他讲述了伦敦和巴黎每天都发生巨大的破产事件，以及法国发明的一种毁灭性武器。在信的附言中，马克思向恩格斯推荐了哈麦尔的《奥斯曼帝国史》一书。
4月4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你从附上的克路斯的信里可以看出，克耳纳博士和朋友魏德迈是多么公道地对待了他。魏德迈没有给他讲清情况，反而使他陷入困境，——这是朋友魏德迈对自己的朋友们一贯执行的一项任务。
关于《每日新闻》的消息很好。今天我要看看是否已经登出了什么东西。我希望，Sir〔先生〕，您将离开曼彻斯特，Sir，永远离开，Sir。当每周都得去读议会辩论，特别是约翰·罗素的演讲时，你对于《Sir》（或者不如Sar）这个词会非常习惯。罗素这个家伙可以概括为两个词：“那末，Sar！”
你从附上的信里可以看到，皮佩尔收到了从华盛顿寄来的第一张期票，昨天晚上又为自己弄到了寓所。现在他傲慢得象只火鸡。他不是简单地挣到了钱，而是作为一个作家挣到了钱，而且不仅是作为一个作家，还作为一个政治家！暂时他发誓——或者至少他说是发誓——要同伦敦的公娼断绝关系，而要找一个健康的爱人。身分不计。年龄可能也不拘。但是健康，这却是关键。经验教训了这个雄纠纠的青年要从医学观点去观察女性。如果把他的本来面目描绘出来，这个雄纠纠的青年人可以作为他人的鉴戒。在他情况好转后，我曾告诉他，如果魏德迈作出否定回答或拒付期票，你委托我向他提供你的帮助。这一声明现在已不再有重大意义了，然而却给了这个雄纠纠的年青人以极深的印象，他仍然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小伙子。
重要的是，正是在现在，你不要不管我同《论坛报》的事情而自己在《每日新闻》上开火。否则，那些本来就被我最近的声明所激怒而且还在阅读《每日新闻》的家伙们会认为，我现在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卖给伦敦（现在所有的报纸都愿以军事文章来炫耀自己），而把渣滓卖给纽约。这些家伙可以不费力地把我踢开，因为他们在这里有一个通讯员，在利物浦还有一个。他们的报纸会因此变得差些，但他们可以节省二百英镑，而这还是划得来的。因此，首先必须再诱使他们刊登一篇军事文章作为社论。这样，他们又逃不出我的手心了。最近有一号《纽约先驱报》在嘲笑“《论坛报》的军事编辑”，说他给奥美尔-帕沙起草了一个战局计划，而当现在这一计划没被执行时，他就叫起背叛来了。
华盛顿·威尔克斯著的《三个时代的帕麦斯顿》。这本书包括两个时代。在第一个时代，华盛顿·威尔克斯最无耻、最愚蠢地抄袭了我在《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在第二个时代，他靠蓝皮书把乌尔卡尔特的《俄国的进展》一书中关于匈牙利的一章加以扩充增补。不管这本劣作是多么可怜，也不管这个家伙在一切问题上是多么无知——剽窃者的真正的无知，——但他却靠这本书钻进了伦敦的各种大会，受到乌尔卡尔特及其一伙的庇护，并且被视为伦敦的“社会活动家”。
关于内阁“背叛”的议论开始在这里的庸人中间流传开来，如果这些老爷们胆敢再玩弄一次1840年和1846年那样的手法，那末这一次是不会白白过去的。
评论：信的开头，马克思指责魏德迈使朋友陷于困境。他认为关于《每日新闻》的消息很好，希望恩格斯将离开曼彻斯特。他谈了从克路斯的信中得知的皮佩尔的近况，希望恩格斯不能因给《每日新闻》写稿而影响了给《纽约每日论坛报》供稿的事情。他还谈及华盛顿·威尔克斯写的《三个时代的帕麦斯顿》这本书，指出这本书抄袭了自己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信末，他提到关于内阁“背叛”的议论。
4月6日 致信斐迪南·拉萨尔，指出：第一，对你的军事观点，第二，对你的外交观点，我都应当提出一些意见。关于第一点。对于我的有关埃内兹和罗多斯托的意见，你回答说——在这一点上同英国政府报纸完全一致——，君士坦丁堡需要加以掩护。但如果黑海的两个舰队和多瑙河军团不能掩护君士坦丁堡，那末十万名法军和英军也无济于事。把他们从罗多斯托调到塞瓦斯托波尔或敖德萨要比从马耳他或土伦调去更方便，这我当然不否认。
认为奥军侵入塞尔维亚就会处于“土耳其多瑙河军团的后方”，这种看法我觉得不完全正确。为了进入瓦拉几亚，奥军应当在贝尔格莱德附近或稍下一点渡多瑙河，或者是沿左岸通过麦哈提亚前进。在前一种情况下，他们将处在土军左翼的延长线上；在第二种情况下，他们将处于其正面。这样，土军就不得不放弃对卡拉法特和维丁的保卫，而只留下卫戍部队，这是很清楚的，但是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说，土军左翼注定要覆灭，其残部必须撤至苏姆拉一线。相反，对奥军来说，正确的战术是立即经尼什向索非亚推进，而对土军来说，正确的战术也是从维丁向索非亚撤退。由于土军的路程较短，所以他们将先于奥军到达该地，从而能够在巴尔干设防固守，或向阿德里安堡退却。
如果奥军采取错误决定进军维丁，那末土军仍然应当进军索非亚。在这种情况下同奥美尔-帕沙的主力分开，决不意味着分散兵力。因为新的敌人要求有一条新的作战线：阿德里安堡—索非亚—贝尔格莱德—维丁。这样，土军左翼就将成为一支独立的军队。
但是，尽管如此，如果军事行动还是照你设想的那样发展，那末无论怎样把军队拉到苏姆拉一线都无济于事，因为在放弃从贝尔格莱德到君士坦丁堡主要干线的情况下，这一防线反正已被迂回过了，相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一防线需要急速放弃，以便在阿德里安堡集中全部后备力量，去抗击越过巴尔干的敌人。
关于第二点。关于帕麦斯顿。你对帕麦斯顿所持的意见，就是在大陆上和在大多数英国自由派中间占上风的那种意见。但是在我看来，毫无疑问，帕麦斯顿是俄国的代理人，顺便提一句，他的债务，在1827年是由利文公爵夫人代为偿还的，他1830年进入外交部靠的是利文公爵，而对他的警告是坎宁在临死时提出的。我得出这一结论之前，曾经根据蓝皮书、《议会辩论录》及他自己的外交代理人提供的证据，非常认真和详尽地研究了他的全部升迁史。作这件工作远不是愉快的，况且占去了我很多时间，但是这是值得的，因为它给了我一把打开近三十年来秘密外交史大门的钥匙。（顺便说一说，我发表在《论坛报》上的几篇关于帕麦斯顿的文章，在伦敦以单行本形式翻印了五万份。）——帕麦斯顿不是天才。天才不会扮演这样的角色。但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和成功的策略家。他的高明之处并不在于他为俄国效劳，而在于他为俄国效劳时善于扮演“真正英国大臣”的角色。他同阿伯丁不同的仅仅是，阿伯丁为俄国效劳是因为他不理解俄国，而帕麦斯顿尽管理解俄国，还是为俄国效劳。因此，前者是俄国的公开拥护者，后者是它的秘密代理人，前者是白白地效劳，后者是有报酬地效劳。即使他现在居然想反对俄国，他也不能这样做，因为他在它的掌握之中，他不得不时时刻刻提心吊胆，生怕彼得堡把他当作牺牲品。就是这个人，在1829年责难阿伯丁的政策不够亲俄，就是这个人，罗伯特·皮尔在下院针对他说，不清楚他是谁的代表。这个人在1831年牺牲了波兰，在1833年把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强加给土耳其政府，在1836年把高加索和多瑙河口送给了俄国，促成了1840年和1841年条约的签定以及新的反法神圣同盟的建立。这个人为俄国人的利益进行了阿富汗战争，在1831、1836和1840年曾经准备把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以便在1846年再来加以反对，等等。凡是他插手的地方，他都借口保护英国商业利益而损害了它。他在那不勒斯硫磺问题上就是这样办的。他破坏了只等批准的有利于英国的同法国的贸易条约。就是这个人出卖了意大利和匈牙利去任人宰割。假如他只是反对革命的民族，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就在纯粹有关英国利益的问题上，他也总是用最精巧的方法把英国的利益出卖给俄国。不过，在这里人们已经开始了解他到底是个什么人。
评论：马克思在信中谈了对拉萨尔的军事观点和外交观点的意见。在军事观点方面，马克思不认同奥军侵入塞尔维亚就会处于“土耳其多瑙河军团的后方”。在外交观点方面，马克思指出帕麦斯顿是俄国的秘密代理人。
4月19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从附上的克路斯的信中，你一方面可以知道席梅尔普芬尼希对你的军事文章的赞叹——这算在我的名下了，另一方面也可以了解到他的狡猾的批评意见。
如果你能就哥尔查科夫今天的报告（载《泰晤士报》）和《北方蜜蜂》关于切尔克西亚沿岸的迂回运动的报道替我为《论坛报》写一篇文章，那你可以对席梅尔普芬尼希的意见给以匿名的打击，公众现在对他的意见是非常注意的。
《泰晤士报》突然停止攻击内阁（在战争问题上）是什么意思？
你从美国一些报纸的剪页可以看到（昨天我已从私人消息方面证实了这一点），最近六个月“中央委员会”拥有巨额资金。你从《先驱者》上卡尔格（赖德律的应声虫）的文章可以看到，赖德律本人，以及同他一起的所有正统的流亡者都对这位赖德律的重要性和未来的作用抱有怎样的幻想。德国方面已经同他谈妥，一旦他成为法兰西的可汗，他就派法国军队侵入德国，不过军队要由德国的卢格—布林德—戈克来统率。
评论：马克思在信中讲述了席梅尔普芬尼希对恩格斯一篇军事文章的看法，并希望恩格斯替他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一篇文章，讨论切尔克西亚沿岸的迂回运动，同时以之作为对席梅尔普芬尼希的打击。信中马克思还提到“中央委员会”拥有巨额资金、赖德律的行动预测、席利等人的动向。
4月22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关于《每日新闻》的事，皮佩尔确实没有过错，因为半年来他同流亡者根本没有见过面。布林德是与《晨报》而不是与《每日新闻》有联系。赫尔岑一帮人——克拉普林斯基-沃尔策耳、流氓戈洛文——自从由于乌尔卡尔特的影响而被赶出《晨报》以后，就明显地同《每日新闻》有了联系。奥托·冯·文克施特恩先生从《泰晤士报》转到了《每日新闻》，但他已不在伦敦了，因为这家明智的报纸指派他为军事记者到奥美尔-帕沙那里去了。这个文字骗子！这个家伙很可能而且甚至一定还带去了另一个德国坏蛋。不过我主要怀疑的是俄国人。《每日新闻》办得非常英明，从最近关于印花税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它的印数自1851年以来急剧减少，在报纸中居于《先驱报》之后。
我认为你应当就按现在这个样子马上把文章寄给《泰晤士报》，不要再等其他任何材料了（我看能否在这里弄到《军事行动记述》）。下个星期该报还不会有材料，因为议会要休会到5月1日，虽然名义上说是到4月27日。因此，他们对任何投稿都会欢迎的，而且这些人在文字和政治分寸上比《每日新闻》的蠢才们要讲究得多，他们情愿接受哪怕是出自魔鬼之手的有意思的文章，所以我坚信他们会立即刊登你的文章。同时你也就对那家坏透了的小报进行了报复。如果同《泰晤士报》打交道不成功（我怀疑这一点），那末，第一，你可以相信，任何人不会知道此事，因为我不会告诉任何一个人，第二，你还有机会向杂志投稿。我再次劝你不要等待，立即把这第一篇文章寄给《泰晤士报》，不用作任何修改。
至于席梅尔普芬尼希，我认为在《论坛报》上谈论这个家伙是过于抬举他了。你可以在给我的一封私人信里把有关这方面所有要写的写来，我好转告克路斯，让他给《改革报》写一篇文章。
《论坛报》最近又把我的所有文章当作社论，而我的名字则只摆在一些废物下面。例如，它把对奥地利金融进行详细分析的文章以及论希腊人暴动的文章等等都据为己有。此外，用你的军事文章来自吹自擂已成为“合法化的”现象了。我已打定主意，一旦收到德纳对我上次警告的答复，就要求提高稿酬，并将提出为写军事文章所必要的花费。你看怎样？这些老爷们应当对每篇文章至少付出三英镑。他们派泰勒到印度去，花了五百英镑，而这家伙从那里写来的东西，与我从这里就同一题目写的东西相比，又糟又少。他在这样一个国家作如此仓促的旅行能了解到什么呢？每篇文章有三英镑，我就将最终爬出泥坑了。
由于乌尔卡尔特的缘故，出现了一些奇怪的不干不净的话，注意，我同此人第一次见面以后，在伦敦就再没有见到过他。内阁的《地球》报星期六向他猛烈开火，说他时而随便招来一个人，并使之改信他的信仰，不过都为时不久。
评论：马克思在信中谈到了《每日新闻》与流亡者的来往及对它的看法，并希望恩格斯把文章《喀琅施塔得要塞》寄给《泰晤士报》。他告知恩格斯《纽约每日论坛报》又再次把他的文章当作社论发表而据为己有，决定要求德纳提高稿酬。此外，马克思还谈及乌尔卡尔特及其同伙的行径，以及皮佩尔的自满和庸俗。
4月29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在海泽离开这里的前几天，我同他当着其他人的面就《高尚意识的骑士》发生了争吵，而且他是作为骑士的老（秘密的）信徒，或者至少是作为一个凶狠的独立者来反对我们的。事情以大闹一场而结束。我认为告诉你这件事是多余的，第一，因为你自己对海泽是足够了解的，第二，因为他曾苦苦哀求我把他介绍给你，而我并不愿意给他一封“乌利亚的信”。
可能这个人已经完全转到我们这一边来了，不过，如果他是因为穷困才抓住我们不放，那这绝不能作为证明。无论如何我认为你不要同海泽太接近了，不要太相信他，特别是不要同这个年青人共同写什么东西。在允许他参加这种事情，从而使公众也“习惯于”这样看他以前，必须有更多的证据来证明他的诚心。我们曾经有过使人十分难受的经验，我们需要谨慎，哪怕是有一点点戒心也好。
评论：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自己同海泽就《高尚意识的骑士》发生了争吵，认为这个人不太可信，希望恩格斯不要同他走得太近。
5月3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因为用了“乌利亚的信”这个说法，引起了你的误会。我没有交给这个海泽任何信，他根本没有向我告别过，而且由于他喝得烂醉也不可能这样做。他从曼彻斯特附近他所住的一个偏僻地方给我来过信，要我在曼彻斯特帮他的忙。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那是“乌利亚的信”，稍微“大胆地”用了这个说法。他在伊曼特和席利面前假充“伟人”、“独立者”、“不满者”的主要动机也许在曼彻斯特已经失去意义了。确实没有别的办法，你只有同他耍外交手腕，提醒他逐渐干些事。自从他来到英国，一直靠别人生活，即使给他介绍个能维持生活的工作，他也很快就把它丢掉。他现在既然空闲时间太多，那至少应当定期给《改革报》写文章。不过《改革报》甚至也没有给埃卡留斯支付过一法寻。但是，如果现在支持它，那它很快就会有支付能力。
我发现，你的军事文章（关于“俄军从卡拉法特撤退”和多布鲁甲的形势）正在得到辉煌的证实。炮轰敖德萨看来是俄军挑起的。如果英军不让陆军在那里登陆，我认为他们不会有多大成绩，——也许只不过是使这里的庸人平息一下，他们由于战争日益使捐税和公债增加而对联军舰队按兵不动极端愤怒；也有可能，尼古拉需要这样一种示威，以便使他的“告人民书”更加激烈。对于英国内阁和彼得堡的协议，自从大家知道了“秘密往来的公文”中去掉了阿伯丁（1844年）同意俄国提议的那个公文以后，就不能再有任何怀疑了。早在托利党前外交大臣在上院暗示“备忘录”的日期和签字是伪造的时候，我就预感到这里包藏有某种东西。这些家伙现在还在同俄国商议自己的下一步棋（虽然《圣彼得堡报》也责备他们的“两面派立场”），这一点你从关于中立船只和特别是关于俄国船只问题的《女王在枢密院的宣言》中可以看出来。几乎用同样词句写成的“宣言”同时在圣彼得堡也出现了。这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不过，他们在这里并没有考虑到波拿巴。不论这家伙是怎样的一个人，但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关系到他的脑袋，作为一个职业骗子他是不会让自己象可怜的路易-菲力浦在1839年和1840年那样干的。要是你看到1830—1848年间的秘密文件，你就不会怀疑：英国推翻了路易-菲力浦，而可敬的《国民报》尽管盲目地仇视英国并且正是由于这种仇视，却恰好不自觉地成了英国政策的主要工具之一。
正如你所知道的，《论坛报》对于充当基督教的卫道者非常心满意足。尤其使我好笑的是，我在一篇文章中主要谴责土耳其人保存了基督教，当然用词不是那样尖锐，而这些家伙竟把它当作社论登载出来。的确，土耳其人容许拜占庭神权政治以甚至希腊皇帝也从来未能设想到的形式发展起来，仅此一点他们就应该灭亡。实质上，还只存在两个宗教民族：土耳其人和土耳其的希腊—斯拉夫人。两者都注定要灭亡；后者至少是同在土耳其人统治下巩固起来的牧师社会组织一起灭亡。此外，我还给《论坛报》寄去了一篇有关土耳其的“圣墓”和“保护权”的丑史，这些家伙是不会察觉到在史料背后的对基督教的辛辣嘲笑的。
如果我现在能得到你为《论坛报》写的东西，我会非常高兴，因为我正在啃包括奥托国王时期的近代希腊史，两星期内还不能得出什么结果，也许会有一整组文章。曾任希腊驻君士坦丁堡公使并在那里进行过阴谋活动的梅塔克萨斯——巴黎的《新闻报》刊登过一篇对这一帮俄国—希腊班迪亚们描绘得不错的文章——，已成为恶棍卡波第斯特里亚的主要工具。
我现在正抽空学西班牙文，从卡德龙学起。歌德在写他的《浮士德》时不仅在个别地方，而且整场整场地汲取了卡德龙的《神奇的魔术家》——天主教的浮士德。此外，说来可怕，用法文不能阅读的东西，却用西班牙文读完了，如沙多勃利昂的《阿塔拉》和《勒奈》，贝尔纳丹·德·圣比埃尔的东西。现在我拼命读《唐·吉诃德》。我发现，学西班牙文的初期比学意大利文要更多地求助于字典。
偶然得到一本《从庇护九世即位到放弃威尼斯的三年期间意大利问题文献》，比我读过的有关意大利革命党的所有文献都要好。其中收集有秘密文件和公开文件，以及截得的信件等等。编排得不错。“帕米斯顿”（梯也尔这样念“帕麦斯顿”的名字）在这里也是主要角色。这个家伙无处不搞阴谋活动，而且他的生活方式总是十分有趣的。
关于乌尔卡尔特的军事文章，你还欠着我的债。这个人，只要有“真正的”知识就可以击溃他。在这方面同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方面一样，都可以明显地指出他的肤浅。
评论：马克思谈了对海泽的看法，认为他应当工作干些事，而不是依靠别人生活。接着，他以详细的论述证明恩格斯在《俄军从卡拉法特撤退》和《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态势》两篇文章中的观点正在得到辉煌的证实。马克思还谈到《纽约每日论坛报》充当基督教的卫道者的立场，而不能察觉他在《希腊人暴动》和《宣战。——关于东方问题产生的历史》背后对基督教的辛辣嘲笑。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自己正在阅读奥托国王时期的近代希腊史，且在学习西班牙文和阅读卡德龙的《神奇的魔术家》、沙多勃利昂的《阿塔拉》和《勒奈》、贝尔纳丹·德·圣比埃尔的东西以及《唐·吉诃德》。此外，由于偶然获得，马克思正在阅读《从庇护九世即位到放弃威尼斯的三年期间意大利问题文献》，认为这本书是他迄今为止读到的所有意大利革命党的文献中最好的文献。信末，他希望恩格斯写作关于乌尔卡尔特的军事文章以击溃他。
5月6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波兰人米斯科夫斯基——见《高尚意识的骑士》——死得很惨。可怜虫早就很穷，根本弄不到去君士坦丁堡的路费，因为他不在“执政者”的“宠臣”之列，沦落为怀特柴泊的流氓无产者，我们在西头有时给他一点不大的援助。两三天以前，这个可怜的人和另外六个在怀特柴泊和他住在一个木棚里的流亡者被活活烧死了。先是受穷，后来是濒于饿死，最后是烧死，自然，在这个“极乐世界”中所能够要求的就是这些。
既然万能智慧博士维斯在《工人共和国报》上疯狂攻击我们的“腐朽的思想”和无原则的“轻薄话”，那末，关于这位世界灯塔和魏特林快乐畜棚里的现在的股东，我认为有必要从埃德加尔·鲍威尔（我有时看见他，这种见面从来是使人头疼的）那里得到一些介绍。我所知道的简单情况是这样的：
维斯先生看来是在你离开柏林以后很快出现在那里的。这是一个徒鹜虚名的青年，非常厌恶“实在的”知识，因而从来没有把他的医学考试考完过，但却极其热心地投向集中在施特赫利那里的“世界智慧”。他最初是布鲁诺的追随者，后来是施蒂纳的追随者，终于成了埃德加尔·鲍威尔“自由人”协会的成员，对妇女解放很有兴趣，他决心要成为“轻薄汉”。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竟同寓所的女房东——一个接生婆通奸。这个接生婆后来同“轻薄汉”吵闹，要他拿出良心，她抱怨失掉了自己的“小瓦拉几亚”；于是笨蛋维斯马上就试图赔偿她的这种损失，同她“自由”结婚。不管这个接生婆如何珍视维斯先生的钱袋，但也不轻视住在同一所房子里的一个工人（强壮的机器制造工）的“天然的囊袋”。不过，这种不幸也由伟大的维斯解决了；他让工人象机器一样地劳动，而他自己则有权用“蒲鲁东-傅立叶·维斯”的名字把他的劳动产品变得高贵些。如果“自由人”协会里面谈到蒲鲁东，那就不应当理解为巴黎的蒲鲁东，而应当理解为取名为维斯的、机器制造工的后裔。维斯先生花了不少钱，却什么也没有学到，还不断吹嘘他的自由婚姻，所以，老维斯不供给他生活费了，于是他只好象梅因一样，靠写些短小作品和对他寄以“希望”的柏林慈善家们预支给他的钱来过活。革命来到了。维斯成了人民演说家，成了民主俱乐部的一位副主席（是埃德加尔·鲍威尔把他拉进去的）。后来他成了《改革报》的撰稿人，不过，他的才华的光芒显得那样暗淡，连卢格都能遮住它。最后，他坚持对革命的“讽刺关系”，同他的接生婆举行了合法的世俗的和宗教的婚礼，同他的老头言归于好，象一条落水狗一样，带着他的接生婆和蒲鲁东-傅立叶·维斯急急忙忙逃到美国去了，在那里，他作为医生、哲学家和“康姆尼”的成员兴旺了起来。
评论：马克思首先讲述了米斯科夫斯基不幸的遭遇和悲惨的结局。接着他向恩格斯介绍了对他们发起攻击的维斯，维斯在1854年3—6月《工人共和国报》上发表文章《当代的基本趋向》，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腐朽、无原则。在马克思看来，维斯是一个徒有虚名的青年，厌恶“实在”知识，选择成为布鲁诺、施蒂纳、鲍威尔的追随者；在革命到来时成为人民演说家和民主俱乐部的副主席；作为《改革报》的撰稿人，才华的光芒暗淡。
6月1日 致信斐迪南·拉萨尔，指出：至于《帕麦斯顿》，——他现在正用一切力量要把全部军事管理权抓到手，但是碰上了皮尔分子纽卡斯尔公爵这个对手，——我为《论坛报》写的文章只有前几篇在这里翻印成了小册子。我自己曾经阻止这些文章继续发表，因为就在同一套《政治评论集》中，除了我的文章外，还有乌尔卡尔特的抨击文，而我不愿意被列为这位先生的战友，我同他只在一点上，即在对帕麦斯顿的评价上是一致的；其他一切方面，我都抱着截然相反的意见，这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就清楚了。他是个浪漫的反动派，十足的土耳其人，想用土耳其的方式和照土耳其的制度来改造整个西方。我决定不把这几本小册子寄给你，因为寄小件邮包的费用贵得不成比例。至于问题的本质，那你有充分权利保留自己的意见，直到它被完全不可辩驳的事实改变为止。我的观点不是根据这个或那个个别的事实，——须知每一个个别的事实都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而是根据这个人的全部行为，根据他1829年以来的总的活动情况。在他的活动中，我发现有一个统一的协调一致的计划，这个计划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和往往表面上相互矛盾的形式，但永远是引向同一个目标，而且总是以同样高度的技巧来实现的。
对于你特别提到的几点，我作如下的说明：
（1）保护帕西菲科的远征。在帕麦斯顿过去派驻雅典大使馆的一个秘书（1836）的一本书里，即在帕里什先生的著作《希腊外交史》里，你首先会看到一个证据，证明1830年以后，帕麦斯顿千方百计要把希腊变成俄国的一个省。保护帕西菲科的远征最终把希腊完全抛入了俄国的怀抱。这次远征提高了帕麦斯顿在英国的声望，同时使他有可能在这一年同布隆诺夫签定了根据俄国利益草拟的关于丹麦继承程序的条约，这个条约直到1852年才最后定下来。如果说在希腊这件事上，帕麦斯顿使法国遭到了很大的损失，而没有向法国猛扑过去，那他的这种让步只是对英国人民耍的一种“外交手腕”。与他敌对的报纸已经开始强调，在1840年他就把英国变成了俄国的盟友和法国的敌人。
（2）承认政变。这是为笼络波拿巴所必需的。以前，由于西班牙发生内讧，他曾同样地搞过四国同盟，使路易-菲力浦遭殃。
（3）1839年6月19日的训令完全证实了我的看法。主张在任何情况下不许俄国实现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顺便提一句，这个条约是帕麦斯顿搞出来的）的提议，并不出自伦敦，而是出自巴黎。苏尔特1839年5月30日给布尔克奈男爵的急电证明了这一点，1839年6月17日的急电等等也可证明。帕麦斯顿装出一副样子，似乎他认为苏丹希望履行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并使俄军进抵君士坦丁堡，他在6月19日给巴黎的格兰维耳伯爵发去一份急电，并附去他同一天的“给海军上将罗伯特·斯托普福德爵士的训令初稿”，他在其中除提出一系列模棱两可和荒唐的提议以外，还命令海军上将在必要时“用武力强行通过达达尼尔”。苏尔特的判断很正确（见格兰维耳伯爵1839年6月28日从巴黎给帕麦斯顿子爵的急电），他要帕麦斯顿注意，他们的敌人不是苏丹而是俄国，因此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是荒谬的，只要英法两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要求苏丹——这正是苏丹所希望的——允许联军舰队通过达达尼尔，就已经完全够了。帕麦斯顿对此不能作任何反对，但提出了一个更加荒唐的建议，对此，苏尔特向他写道：
“看来，高贵的勋爵过于轻易地容忍俄军占领君士坦丁堡的前景了。”
事态本着同样的精神继续发展，而且帕麦斯顿一直阻挠法国反对俄国，他装出一副样子，似乎只要布隆诺夫还不到伦敦来，他还没有同他签订1840年的条约，他的全部怒火就要发泄在穆罕默德-阿利身上。后来，这个条约在1841年关于达达尼尔的条约中找到了归宿，1841年条约只是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一个欧洲批准书。
评论：马克思提到自己和家人的身体状况，以及有关流亡者活动的消息。他指出自己与乌尔卡尔特的观点存在巨大差异，除了对帕麦斯顿的评价一致，其他一切方面都抱着截然相反的意见。此外，马克思还针对保护帕西菲科的远征、1852年12月2日法国的波拿巴政变以及1839年6月19日的训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6月3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现在我已经痊愈，孩子们虽然还不能出门，也全都下地了，但我的妻子感到很不舒服，大概是由于守夜和照料病人的缘故。最糟糕的是，她不想找医生，而是自己开药方，她借口说，两年前也是这样的小病，弗罗恩德开的药却使她的病情恶化了。如果情况不好转，我最后还得采取强迫手段。所以每星期二的通讯稿我不能寄出了，因为皮佩尔在这一天有课，不能给我当秘书，我妻子目前这样的状况，也不能烦劳她去抄写。你看，我简直成了彼得·施莱米尔。不过，全家这几年总的来说都还健康，希望这次危机过去后也还是那样。其实全家人轮流生病倒好些。
在昨天的通讯稿中，我对星期四那一号《泰晤士报》所登的军事计划嘲弄了一番。不过，如果法国报纸可信的话，这个计划看来是非官方的。《通报》报道说，奥美尔-帕沙正急于保卫锡利斯特里亚。也许这篇简讯只是为了支持巴黎人的情绪和抵销伟大的布瓦肖留住巴黎的后果。据俄国人的报道和今天报上纳皮尔的报告，我不能对情况得出一个明确的概念。似乎英国人终究又没有得到什么东西。
昨天，有一个叫奥托博士的矮胖的民主主义者无赖到我这里来。是个丹麦人。据他说，现在他是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被驱逐出来的，而在1848—1849年间他参加过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运动和绍林吉亚运动。鲁普斯是否知道他的一些详细情况？
已读完《三年期间意大利问题文献》。编者在书末所附的《简评》中，与他自己所收集的文件相反，试图证明“青年意大利”，也就是朱泽培·马志尼是1848年运动的灵魂。不过，特别可笑的是结论，其中说运动应当摆脱自己的狭隘民族的性质，在1848—1849年间由于分散而遭到失败的各民族应当结成兄弟；或者是俄罗斯，或者是欧洲联邦。
评论：马克思告诉恩格斯全家人的身体状况，针对1851年6月1日《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写作了《英国特别的陆军部的成立。——多瑙河上的军事行动。——经济状况》，告知一位叫奥托的民主主义无赖的来访，正在阅读的《从庇护九世即位到放弃威尼斯的三年期间意大利问题文献》关于马志尼的看法以及马志尼的最新动态。
6月13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关于锡利斯特里亚的文章好极了。由奥地利出面要求俄国答应撤出多瑙河各公国（并在此基础上缔结和约和在维也纳召开会议），这是由俄国自己策动的。同时据推测，锡利斯特里亚将很快落入俄军手里。整个政府报刊使英国公众对这一事件作好了准备。因此帕斯凯维奇焦急不安。土军在锡利斯特里亚的抵抗推翻了这些估计，正如去年秋天类似的计划成熟时所发生的情况一样。
格拉赫上校是我认识的一个特利尔人；他不是普鲁士教官，而是一个有才干的冒险家，在土耳其碰运气已经有十九年或大约十九年的时间了。在巴黎捕获的布瓦肖，正如我从一个被称为癞蛤蟆的人那里所知道的，确实是由皮阿一伙当作政治特使派往法国的，不过，根本不是象皮阿用非常蹩脚的英语在《晨报》上所保证的那样，说他到那里是为了探望自己五年未见的老母亲。相反，这些癞蛤蟆从来没有扮演好自己的脚色，也不能放弃这种诉诸小资产者心灵的“轻歌剧式的”谎言。这是令人厌恶的。
很快你将收到新出版的《先驱者》。海因岑对已经停刊的《改革报》自然是大骂大叫，甚至还引用了卡图鲁斯的话，这些话大概是他从某一本附有题解的教科书里抄袭来的。还有对杜朗的可笑的攻击。伟大的卢格给双方都写信，既写给友人“杜朗”，也写给友人“海因岑”。他把自己打算在辛辛那提创办一所免费大学的全部计划告诉了后者。卢格打算在那里以异教国土上受尊敬的校长的身分愉快地度过自己的晚年。最终毕竟要成为一个教授的念头使他不能安宁，这是他过去竭尽奴颜卑膝之能事而未能从萨克森大臣林德瑙和更早从普鲁士大臣阿尔坦施泰因那里“挣得”的。在这一改造过的德国大学的赝制品中，也将“授予博士学位”。只需要一百万美元和六名管理财务的辛辛那提市民。还加上一个全部学科的说明广告。荒诞的混合，黑格尔《哲学全书》的标题和埃尔希、格鲁伯的书目的复杂混合物。例如：《普通语言学》（见埃尔希和格鲁伯的书，以及波特论语言的传播的文章）。不许上讲台的有：（1）施特劳斯和布鲁诺·鲍威尔；（2）把哲学变成胡说的“诡辩家”；（3）不是共产主义学说本身，而是“出卖共和国和自由的卑鄙的个人”。
评论：马克思赞扬了恩格斯的《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一文，并谈了对这一事件和格拉赫上校的看法。他谈到海因岑对《改革报》停刊的反应，卢格创办免费大学的计划和卢格对自己匿名出版的《帕麦斯顿勋爵》的称赞，以及妻子燕妮的身体状况。
6月21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你的文章在两三点之间及时到达。但是因为我只等到两点，两点以后必须出城去办家务事，而我的妻子又从附信中看到，文章不能这样寄出，所以就把文章留下了。我将在写星期五的文章时利用它，不过在这以前请你为我再补充几点，如果没有时间，就尽管写短些：
（1）昨天《每日新闻》的土耳其通讯中有什么新闻？你是否知道有关[5月]28日到[6月]13日事件的详细情况（据我所知，这些天已经有一些最新的消息，虽然是一些片断）？
（2）切尔克西亚沿岸的迂回运动中有什么值得从军事观点提出的东西？关于沙米尔的消息当然需要进一步证实。
（3）关于奥军入侵瓦拉几亚的问题，从军事观点看有什么可以谈的？
评论：为写作《俄军的撤退》，马克思请恩格斯补充关于土耳其、切尔克西亚沿岸的迂回运动、奥军入侵瓦拉几亚三个方面的军事观点。此外，马克思还提到妻子燕妮病情危急，但医生由于医疗费被拖欠而不再给燕妮治病，为此而准备向德朗克借钱。
7月22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关于西班牙你有什么要说的？
我无论如何必须再写一点关于土耳其军事的东西。第一，关于亚洲的丑事。第二，关于我从法国报纸上弄清楚的最近在多瑙河上发生的事件；但是由于我没有地图，不知道地名的正确程度如何。从7日到8日晨，同索伊蒙诺夫和赫鲁廖夫（可能“廖”是“洛”）率领的三万人的俄国一个军发生了战斗。到7日傍晚，赫鲁廖夫占领了茹尔日沃以北的阵地。当夜土耳其各军绕过了该城，渡河插入俄军后方，因此赫鲁廖夫被迫于拂晓时突围，遭到相当大的损失。俄军退却了，而且不是从一个方向退，一部分退向弗雷特什提，另一部分退向克鲁格廉尼（？），还有一部分往东退向阿尔哲什河。他们就配置在这些地方，而塞里姆-帕沙同伊斯甘德-贝伊看来于9日和10日在弗雷特什提附近成功地袭击了俄军。哥尔查科夫于9日率领两万人推进到朱尔朱姆（？），而且每天调去新的部队。他的兵力配置在阿尔哲什河左岸，在这条河的富洛伊契（？）、法拉斯托克（？）、科罗察尼（？）和普热切尼（？）等地的渡口都筑有工事加以防守。整个俄军的配置是：从金波隆格和肯皮纳（？）的左翼起沿阿尔哲什河伸向布来洛夫和加拉兹。土军的配置是：从卡拉法特经都诺、茹尔日沃伸向沃耳特尼察和（？）卡拉腊什。从都诺到伊兹拉茨。塞里姆-帕沙在这里是以伊斯甘德-贝伊为后援的；已经推进到前方阵地的茹尔日沃附近的各主力军和茹尔日沃上方的各军，位于阿尔哲什河、沃耳特尼察和锡利斯特里亚的左方。第三，根据《晨报》的报道，俄军的总数如下表，不过我与报道不同，认为每营的人数只有五百五十。
第四，关于法军和英军的乌龟爬行般的前进，没有地图就没有什么幽默话可说，看来他们不会渡过多瑙河。圣阿尔诺在这样炎热的天气迫使自己的军队由阿德里安堡开往布加斯，其目的是什么呢？大概这位骑士是为了贪图车马费而竭力不停地向君士坦丁堡前进，然后再由那里转回随便那一个地方。瓦尔那、迭夫尼亚等地的英军军需部门的实际情况怎样？
评论：马克思在信中讲述了自己拮据的经济状况，以及准备写一些关于土耳其军事的文章。在土耳其军事方面，他将讨论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亚洲的丑事，二是多瑙河上发生的俄土战争，三是俄军的总数，四是法军和英军的前进路线，并希望恩格斯就此写一些评语供自己在文章中利用。在附言部分，他谈了恩格斯之前询问他的关于一首诗歌的作者身份的看法。
7月27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等着你为星期二写点东西。赫伯特先生的牛皮吹得真大。这位赫伯特是沃龙佐夫的内弟，同时又是英国军务大臣。英国人吹牛皮说，似乎奈斯密斯和巴特勒“单独地”守住了锡利斯特里亚，这纯粹是奇谈怪论。迪斯累里在星期一下午的会议上用一根针把小约翰和《泰晤士报》的“塞瓦斯托波尔”的肥皂泡戳破了，这一段消息你读到了吗？
同时我从弗莱里格拉特那里听说，骗子特吕布纳宣称这些《评论集》属于他的出版物之列。请注意，塔克尔要“《论坛报》的文章”，为的是再一次回避稿酬问题。但是，（1）在整个伦敦不能为他找到一份《论坛报》，因为只有订户才收得到，甚至在纽约，过期也不能补订一份；（2）不作很多的补充，就没有一篇文章现在是适用的。必须同这家伙照实地谈，中止“温情”的态度。如果他满意，另一方面，你也同意，我将提出下列建议：
（1）我将从《论坛报》选出对秘密公文的往来的批判供他转载。为此德朗克必须把有关这个题目的第二篇文章转给我，这里的邮局把这篇文章弄丢了。这不要稿酬。第二篇和第三篇则要现金，在交稿时支付，即：
（2）对帕麦斯顿的一般性抨击文，我用《论坛报》上的序论作为开始，中间和结尾部分重新写。
（3）有关宣战以来的英国人的外交和军事行动的抨击文，必须同你一起写。我们可以利用刊登在《论坛报》上的文章作为这两方面的材料。如果你同意这三点，那么问题是：
要多少报酬？
看来我的东西比乌尔卡尔特的容易销售。当塔克尔把乌尔卡尔特在《晨报》上的拙劣作品收入他的一套《评论集》时，乌尔卡尔特是“兴高采烈”的。
如果这些你都同意（自然第二篇和第三篇应写得辛辣些，以便在伦敦引起真正的轰动，此外，现在同塔克尔已建立这样一种关系，可以随意写，不必惧怕英国人的偏见），你就给我起草一封通知塔克尔先生的信。因为我在事务问题上太没有办法，所以直到现在无论口头或是书面都故意没有给他回答。但不应失掉时机。
1853年出版的梯叶里的《第三等级的形成和发展史概论》一书，使我感到很大的兴趣。令人奇怪的是，这位作为法国历史编纂学中的“阶级斗争”之父的先生，在序言中竟对一些“新人物”感到愤怒，原因是他们现在也看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并且竭力从1789年以前的第三等级的历史中寻找这种对立的线索。他花了许多精力来证明，第三等级包括除了贵族和僧侣以外的一切等级，而资产阶级起着所有这些其他成分的代表者的作用。例如，他引证威尼斯公使馆的报告说：
“那些称为王国各等级的，是这样三等人：僧侣、贵族和其余可以通称之为人民的那些人”。
如果梯叶里先生读过我们的著作，他就会知道，资产阶级当然只是在不再作为第三等级同僧侣和贵族相对立的时候，才开始和人民坚决对立。至于说到“昨天刚产生的对立”的“历史根源”，那末他的这本书提供了最好的证明：第三等级一形成，这种“根源”就产生了。这个本来很机智的批评家应当从“元老院和罗马人民”这种说法中按照他自己的观点得出结论说，在罗马，除元老院和人民之间的对立，从来没有其他对立。使我很感兴趣的是，从他所引证的文件来看，《catalla，capitalia》即资本这个词是随着城市公会的发展而产生的。此外，他违反愿望地证明了，法国资产阶级的胜利之所以推迟，只是因为他们在1789年才决定和农民采取共同行动。虽然缺少适当的概括，但是叙述得很好：
（1）法国资产阶级从最初起，至少是从城市出现以后，就由于自己组成议会和官僚机构等等而获得了极大的影响，而不象在英国那样仅仅是由于商业和工业。这毫无疑问地还是现在的法国的特点。
（2）他的描述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阶级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而这个阶级在各个不同的时期成为重点的各种不同的形式，以及通过这些形式而获得影响的各种不同的部分都消失了。我认为，任何著作也没有把这个阶级在它成为统治阶级以前的这一系列演变作过这样好的描述，至少就材料的丰富而言是如此。遗憾的是，关于行会师傅，行会负责人等等问题，总之，即关于工业资产阶级发展的形式问题，虽然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这方面的材料，可是他几乎只作了一般的和众所周知的阐述。他很好地阐明并强调了的东西，就是十二世纪城市运动所具有的密谋的和革命的性质。德国皇帝，例如，弗里德里希一世和二世曾经颁布取缔这些“公会”、“秘密组织”、“盟会”的勅令，同德意志联邦议会的精神完全一致。
评论：马克思提到赫伯特的吹牛、皮佩尔的挥霍，以及塔克尔要把马克思论帕麦斯顿的文章收录到《塔克尔政治评论集》却不想支付稿酬的问题。他谈到对1853年出版的梯叶里的《第三等级的形成和发展史概论》感兴趣，并分析了书中的一些观点。他不认同梯叶里把资产阶级看作除了贵族和僧侣之外的第三等级的代表者，指出资产阶级只是不再作为第三等级同僧侣和贵族相对立的时候，才开始和人民坚决对立。但马克思对梯叶里关于资产阶级的起源和发展史，以及十二世纪城市运动所具有的密谋和革命的性质的论述表示认同。
8月26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你摆脱了海泽很好。我不明白，对这种“二流子”人们会发生什么兴趣。我当然不了解伊曼特同德朗克和海泽有通信关系，但是我知道伊曼特至多是“在理论上”参与他们的儿戏。伊曼特在这里生活得象一个诚实而勤劳的市民。
接到拉萨尔的来信，他得意扬扬地通知我说，七年甚至是八年的哈茨费尔特战争结束了。到底结束了！案件以缔结一项老太婆“取得胜利的”协议而告终，她的品德、还有她的钱袋都同样“贞洁地”退出了战斗。拉萨尔现在想把自己的公馆迁到柏林去，但是已经听到警察方面为难的意见。
迈耶尔写信告诉我，柏林法庭（哪个法庭，他没有告诉我）中止了对柏林蛊惑者案件（哥特弗利德式的哥特弗利德在其中起了作用）的审理，因为原告的主要证人亨策“值得怀疑”。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评论：马克思简略地谈论了妻子身体的恢复，克路斯的失联，恩格斯对海泽的摆脱，拉萨尔来信告知哈茨费尔特案件的结束，迈耶尔来信告知柏林法庭中止了对柏林蛊惑者案件的审理，米凯尔来信告知其不幸遭遇，舍尔瓦尔的最新动态，丹尼尔斯的病情以及西班牙的混乱。
9月2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你现在是交易所的一员，而且是完全受尊敬的。特向你祝贺。很想听一听你在这狼群中的咆哮。
海泽写信给伊曼特说，——我不知在什么地方，——有一些工厂里的人（没有说是工人还是厂主）一起凑钱请他去当大家的教师，每星期可以拿到两英镑。这对他是更好些。
关于亚洲的战事，现在应当在《论坛报》上再谈一谈。我有一些窘，因为我在最近写的文章里有一次把土军在卡尔斯总崩溃的消息说成是维也纳的虚构。电讯的确是假的，但是它所根据的情报是真实的。
我现在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西班牙。到目前为止，我主要研究了1808年到1814年和1820年到1823年这两个时期的西班牙史料。现在转入1834年到1843年这个时期了。历史相当混乱。最困难的是阐明事态发展的内在动机。无论如何，我已经非常及时地着手研究《唐·吉诃德》。如果把整个这些材料最扼要地加以阐述，可以给《论坛报》写六篇文章。目前，我的科学研究能得到报酬，这确实是一种进步。
德朗克，——我们私下这样说——由于没有其他“精神上的”刺激，正热中于对“施特芬”的探讨，他在给伊曼特的信里把各种罪过都加到施特芬的身上，企图把他说成是政治上的“可疑分子”。我轻而易举地向伊曼特证明了德朗克的各种无端寻衅是荒谬的。简直是荒谬绝伦。我认为施特芬是我们党的一个非常难得的人。他有性格，有学识。他在自己视为专长的比较地理学方面，发表了完全独特的观点。可惜，他关于这个问题所写的手稿留在科伦。
评论：马克思祝贺恩格斯成为交易所的一员，提到海泽当上了教师，燕妮可能怀孕了，并附上克路斯的信。他认为应当谈一谈亚洲的战事。马克思谈到这一阶段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西班牙，他指出，这一研究最大的困难在于从混乱的历史中阐明事态发展的内在动机。为此，他及时着手研究《唐·吉诃德》。保存下来的有马克思的五本笔记，其中都是从英、法、西等国家的著作中作的摘录。此外，他还提到德朗克的荒谬行径和对施特芬的看法，以及米凯尔因得霍乱而咯血。
9月13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我又不得不向你要钱了，尽管这使我很不愉快；但是，外界压力迫使我不得不这样做。我不能把自己的期票提前几个星期去贴现，因为，弗莱里格拉特由于在比朔夫斯海姆处为此发生了不愉快的事，不再贴现票额不到二十五英镑的期票了。总的说来，这样倒好一些，因为，在零星借债不断的情况下，尽管日常的债务可以偿清，但固定的债务却在增加。此外，我还必须从下一次期票的款项中抽出八英镑给弗罗恩德，因为在目前情况下需要特别照顾妻子。我家在危机时通常动用的特殊手段又已耗尽，什么东西都当光了，同西班牙的国库一样。
此外，至于整个“国库”的情况，我已把债务的总数降至五十英镑，即比年初大约减少了三十英镑。你由此可以看出，不得不运用更多的财政巧计了。如果我同拉萨尔的谈判获得成功，他借给我三十英镑，你借给我其余部分，那我终于又可以翻身，并可使家里的面貌完全改观，而现在，单是当铺我就得支付百分之二十五，再加上总有欠债，无法收拾。从我的老太太那里什么也弄不出来，这一点在特利尔再度得到了证实，除非我亲自出马。
目前，因为索荷区是霍乱的主要流行区，身无分文的状况，——且不谈家里的消费一刻也没有停止——就更令人难忍了；人一批一批地死（例如，宽街平均每户死三个人），对付这种讨厌事情，最好的是“食品”。
行了，这个问题谈得够多了。我把这封信寄到你家里，因为我怕由于某种误会，这封很少慰藉的信落到你办事处里不可靠的人的手中。
至于亚洲的事件，《纪事晨报》来自那里的战地通讯在这里引起了轰动，《观察家报》和其他周刊都转载了这篇通讯。
朱阿夫兵高喊“猢狲们滚蛋！我们要拉摩里西尔！”不知道这种喊叫声是否传到了曼彻斯特。埃斯潘纳斯作为这些骚动的第一个牺牲者被召回法国。
党近来不走运。施特芬所在的那个学校的校长破产了，所以他失去了在布莱顿的位子。他能否争取到已经赚得的薪水，还是疑问。皮佩尔失掉了《同盟报》通讯员的位子，因为皮尔斯先生也破产了，他的报纸没有财力使用外国通讯员了。琼斯的印刷厂主和债主——麦克戈温得霍乱死了。这是对琼斯的一个打击。所有这一切都是使人不太愉快的。
评论：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自己面临的债务问题，希望恩格斯能够提供援助。信中谈到霍乱在索荷区的流行，《纪事晨报》关于亚洲事件的战地通讯引起了轰动，以及党的成员的动态，包括施特芬和皮佩尔失去工作，琼斯受到打击，以及对德朗克的厌恶。
9月29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从附上的德纳的信里，你会知道美国的危机对我发生了多大的影响。我要求发表文章都要署上我的名字，或者就什么也不要发表，他们却回答说，今后我的文章只用作社论发表，付给我的稿费将是过去的一半。我暂且给德纳写了一封信，说我还没有作出决定；同时我将继续照旧每周寄去两篇文章，这是因为，一方面有塞瓦斯托波尔的事件，另一方面，我论述十九世纪西班牙革命的文章在西班牙议会复会之前必须结束。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可以仔细考虑怎样最后回答这些先生。
评论：马克思告诉恩格斯美国危机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直接地体现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只会把马克思的文章当作社论发表，且稿费减半。虽然马克思对此做法还没有作出回应，但他将继续按照约定每周给该报寄去两篇稿子，原因有二：一是英、法、土联军1854年9月28日开始围攻塞瓦斯托波尔；二是他要在西班牙议会复会之前完成论述19世纪西班牙革命的文章，即《革命的西班牙》。
10月10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首先请接受我对你的出色而有充分论据的批判性文章的祝贺。可惜的是，这些“武器的成就”不能够在伦敦的报刊上发表出来。本来这样的活动是会保证我们在这方面的地位的。
至于我们的好心的圣阿尔诺，他很有预见地及时死掉了，我已经在几个月前就给《论坛报》写了他的详细的传记。“一事不重罚！”这条规矩自然也适用于这个家伙。
怎样解释下述问题：（1）英国人没有把一支舰队安置到叶尼卡列海峡以阻挡俄国人从阿纳帕等地渡河。难道用小型舰艇控制阿速夫海以阻止从海上运送任何军队是没有可能的吗？难道这在目前情况下是没有必要的吗？
（2）应不应该对贝萨拉比亚（奥美尔-帕沙）采取佯攻以阻止俄国人从那里增援克里木？对这一点的忽视，除了英奥的外交阴谋还能用其他理由来解释吗？
我认为，自从统帅们掉进克里木这样的陷阱以后，他们这方面的任何外交手段自然就都停止。但是总的说来，从整个计划来看，我并不相信，到目前为止帕麦斯顿至少对他的“善良的意志”曾有一秒钟停止过提供证据。
我的竞争者A.P.C.在最近的某一号《论坛报》上祝贺该报对埃斯帕特罗的“出色述评”。他自然不怀疑他的“恭维话”是对我说的，但同时却本能地特别强调完全属于《论坛报》的最愚蠢的结束语。其实该报完全删掉了我对一般宪法英雄们所讲的那些俏皮话，因为它嗅出了，在“蒙克—拉斐德—埃斯帕特罗”三重唱后面隐藏着对高贵的“华盛顿”的某种影射。这家报纸简直太缺乏批判能力了。最初他们颂扬埃斯帕特罗，说他是西班牙唯一的国家活动家。然后他们又刊登了我的一些把他说成是一个喜剧人物的文章，而且还补充说：由此可见，对西班牙是没有任何指望的。后来，他们收到了关于西班牙的一组文章的第一篇，——这纯粹是一篇论及1808年以前情况的序言——，却以为这就是全部，并给文章加上了一句完全不伦不类、但却是善意的结束语，以劝说西班牙人，要他们表现出是值得《论坛报》信任的。我不知道他们以后会怎样处理。
如果你想读一点极其可笑的东西，那你应当弄一份星期六的《晨报》，在那上面，享有专利权的小酒店主正在跟这家小酒店报纸的目前的编辑部打官司。控告和辩护同样都是可笑的。控告是由福斯特先生提出的，他曾在尼科尔森男爵的法庭上当过律师。乌尔卡尔特由于颂扬有专利权者，说他们是翱翔于英国各政党之上的人，而受到粗暴的和解职的奖赏。一般说来，生意人内心最隐蔽的肮脏东西，还从来没有这样暴露无遗。
你是否看到了布鲁诺·鲍威尔的《西方列强的傲慢》？这本东西我也还没有弄到。
评论：在信中马克思赞扬了恩格斯的批判性文章《阿尔马河会战》，提及圣阿尔诺之死和自己写的《英国军事部门的改组。——奥地利的要求。——英国的经济状况。——圣阿尔诺》，询问恩格斯对英国军队的行动的看法，评价了普尔斯基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欧洲状况》和该报对自己的文章的缺乏批判力的删改。最后，马克思谈到李卜克内西的婚事、福斯特的可笑的官司和布鲁诺·鲍威尔在1854年出版的《论西方的专政》。
10月17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如果从旧政策的观点来看——要知道英国和法国除此以外是不会执行其他政策的，所不同的只是，英国政府并不认真实行，而拿破仑第三则是进行可笑的模仿，——那也许应当把法国和英国的利益加以区别。一旦在黑海和波罗的海的俄国舰队被消灭，俄军被逐出克里木、高加索以及他们从波斯人和土耳其人那里强占来的省份，则英国又可以获得五十年的海上霸权和对亚洲最发达地区的特殊统治地位。那时它就可以完全按照它的老一套做法让大陆列强在七年战争和其他战争中弄得精疲力竭（这些战争的主要战场在德国，有的在意大利），以便在战争结束后，不论是俄国、奥地利或法国，都不能够获得在大陆上的独特统治地位。相反，对于法国，从俄国海军力量和俄国在亚洲南部的势力被消灭的时候起，真正的斗争还只是开始。因此法国就不得不力图粉碎俄国的陆军，从而扩充它自己在大陆上的霸权，来与英国相抗衡。谁能保证，一旦英国人消灭了波罗的海和黑海上的俄国人，从而使他们不致危害自己以后，大陆上就不会爆发革命，而英国人不会以此作为借口来重新同俄国人正式订立反对大陆的同盟？
但全部问题在于，现在当权的英国人不是查塔姆之流、小皮特之流，甚至也不是威灵顿之流，他们并没有认真考虑要消灭哪怕是俄国的海上力量和俄国在土耳其、波斯和高加索的势力。如果他们自己不彻底的措施迫使他们这样做，他们也许会决心走这样远，但是同时，踌躇不决和诈骗勾当大概要使他们遭到不幸，引起国内运动。
我认为，在评论联军进行的战争时，正象你有时在文章中提示的那样，必须考虑到唐宁街（特别是当帕麦斯顿坐交椅的时候）和彼得堡之间的经常的联系。我深信，只要军队处于危急的情况下，将军们就会唾弃内阁，而干出他们所能干的一切：要知道，将军先生们很少或者从来不知道那些秘密活动，而同时却在拿自己的生命冒险，这已为海军上将宾的事例所证实，他同现在的邓达斯一样，接到了当时海军部发出的糟糕的训令。
我尽力搞到鲍威尔最近的著作，然后把它转寄给你。
我不知道，纳皮尔和其他西法战争史学家是否正确地描写了西班牙作者完全确定的一件事实，即除了拿破仑亲自在西班牙指挥的一个短时间外，在法国军队中一直到战争结束，都存在一个完全有组织的共和主义者的阴谋，其目的是推翻拿破仑，恢复共和制。还有，文件资料表明，伟大的“米纳-伊-埃斯波斯”是一个真正的无赖，他比约翰·贝克尔差得远，毫无军事才干，但极其狡猾，阅历颇深，主要是一个贼。详细研究西班牙革命的历史，就可以弄清楚一个事实，即这些人为了摧毁僧侣和贵族统治的物质基础花了差不多四十年的工夫，但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完成了旧社会制度的彻底变革。此外，临时政府等等在那里表现出了几乎象在法国等等一样的洞察力。虽然整个种族具有满腔热血，而对流血事件又无动于衷，但值得注意的是，直到1834—1840年内战时期，唯有革命党垄断了博爱主义的宽容，为此，它以后不得不一再受到惩罚。
评论：在信中马克思首先赞扬了恩格斯对俄国兵力的计算，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接着他分析了英法的战略意图和英国外交上的勾结行为，以及英法的下一步计划。再次，他评价了西法战争史学家的观点并谈了自己关于西班牙革命历史的看法。最后，他提到皮佩尔的工作动态和自己的经济困境。
10月26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我在研究西班牙垃圾堆的时候，也弄清了尊贵的沙多勃利昂的诡计，这个写起东西来通篇漂亮话的家伙，用最反常的方式把十八世纪贵族阶级的怀疑主义和伏尔泰主义同十九世纪贵族阶级的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自然，从文风上来看，这种结合在法国应当是件大事，虽然，这种文风上的矫揉造作有时一眼就可以看出（尽管施展了一切技巧）。至于此人的政治活动，他本人在其《维罗那会议》中把自己完全揭露出来了，问题只在于，他是得到了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的“现金”，还是简简单单地被阿谀奉承收买了，这个虚荣的花花公子比谁都爱奉承。不管怎样，他从彼得堡得到了安得列也夫勋章。“子爵”（？）先生虽然时而恶魔般地，时而基督徒般地向《vanitatum vanitas》〔“虚无中的虚无”〕卖弄风情，但是他的vanitas却从每个毛孔中散发出来。你知道，在会议期间，维莱尔是路易十八的首相，而沙多勃利昂是法国在维罗那的代表。他在自己的《维罗那会议》——你以前也许看过这本书——中引述了一些文件、会谈记实等等。一开始，他谈了1820—1823年西班牙革命的简短历史。这段“历史”，只要提一提下面这些就行了：他把马德里搬到了塔霍河（只是为了引用一句西班牙俗话：这条河出产黄金），还说什么里埃哥率领一万人（其实只有五千人）去迎战率领一万三千人的弗莱雷将军，结果被击溃，带着一万五千人退却了。他不说里埃哥向龙达山撤退，而硬说他向摩勒纳山撤退，为的是能够把他同拉曼彻的英雄媲美。我顺便举出这几点，以便说明他的手法。至于日期，几乎没有一个是对的。
但全书的重点是沙多勃利昂先生在维罗那会议上的功绩，会议一结束，他就成了外交大臣，领导了对西班牙的干涉。
他还承认，只要坎宁有区区两个团在里斯本登陆，法军就要倒霉。为了造成这样一个结局，还注意到使法军由于陆军大臣贝冷公爵和吉埃米诺将军之间的纠纷，在进入西班牙以后突然陷入没有粮食和运输工具的状态。于是就出现一场非常可爱的笑剧，似乎法军为了神圣同盟并在它的道义支持下取得的胜利，应该帮助法国摆脱维也纳条约。“子爵”并不象这里所想象的“那样笨”。他清楚地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俄国没有在君士坦丁堡派驻大使”。它当时正同希腊人搞阴谋，由于法国同英国之间的战争，特别是法国为西班牙事件所纠缠，以及法国在那里的失败，都使它得以放手去干。
评论：马克思评价了沙多勃利昂论述西班牙革命的著作《维罗那会议。西班牙战争。谈判。西班牙的殖民地》及其政治活动。他认为沙多勃利昂写的东西通篇漂亮话，文风矫揉造作，用反常的方式把18世纪贵族阶级的怀疑主义和伏尔泰主义同19世纪贵族阶级的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他在书中对自己的政治活动进行自我吹捧和拔高，将自己塑造为西班牙战争的主要发起人。马克思揭露了沙多勃利昂的欺骗手段和虚伪本质。
11月22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附上德纳的信，从中你可以看到这些骗子是怎样利用军事文章的。信中提到的里普利论墨西哥战争的书我还没有收到。明天收到书，浏览一下就寄给你。
只要你有可能，就请在星期五把文章寄出，因为星期二我写了一篇关于西班牙的文章，在目前情况下一星期写两次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我的经济情况极端困难，放过一篇文章，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不好的。
国家检察官布林德阁下得到关于占领塞瓦斯托波尔的不真实的消息时，就决意计划召集一次德国人的大会——还要作出一项原则声明——，以反对俄国和德国各邦“君主”，特别是为了检察官先生和全体德国流亡者获得无尚荣誉。为此，各党团的“领袖们”要心平气和地聚集在一起。当然，我和弗莱里格拉特把这次进攻击退了，因此布林德的计划暂时遭到破产。但是英雄所见略同，现在正用各种下流货塞满《晨报》的孜孜不倦的阿尔诺德·卢格也出现了同样的念头；根据他的书面邀请，举行了一次预备性的会议，成员有：菲廷霍夫（修脚师，六十岁，库尔兰人，不懂任何一种语言，以前是库尔兰伯爵菲廷霍夫的仆人，现在冒充自己的主人；根据阿尔诺德的计划，这个菲廷霍夫应该当主席，而出钱和召开大会的事则应由德国商人中的一帮坏蛋——格尔斯滕茨魏克等人来负责，在他们的庇荫之下打算让德国流亡者登台），还有勒麦（贝克尔的继父、众所周知的警探）、梅因、布赫海姆、隆格、卢格、布林德和那个花花公子。会议的结果是：花花公子和隆格多少互相“挑衅”了一番。愤怒的国家检察官布林德退出了会场，因为卢格这个懦夫不愿意把“使我们大家联合起来的共和国”这句话写进纲领中去。在这之后，布林德到我这里来（我不在家），向我妻子诉“苦”，抱怨德国流亡者命中注定要受“轻视”，抱怨我们破坏了一切“共同的”行动。仿佛我们当中有谁妨碍七、八头驴子的“联合”和发表公告似的。（的确，我们准备，如果这些人的集会闹得太厉害并且在英国人面前卑躬屈节得过于损害了“德国”的荣誉，就可能在伦敦宪章派的帮助下举行一次对抗的会议，这一点是完全秘密的，枢密官布林德直到现在还不晓得。）你看，“流亡中的大人物”认为现在又需要“创造和完成”什么事情了。
评论：马克思在信中提到德纳的信，并请恩格斯为他写一篇文章以应对极端困难的经济情况。他还谈到布林德要召开一次德国流亡者大会，后计划遭到破产，而卢格举行了一次预备性会议，但结果不欢而散。马克思表达了对这些流亡者及其活动的蔑视。
11月30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前天我终于收到了两卷大开本的里普利的《墨西哥战争》，将近一千二百页。我觉得——当然这仅仅是外行的见解——里普利成为一个军史学家多少是受纳皮尔的影响。书写得很有道理，而且我认为也不无批判力。德纳一定没有读过它，不然他会发觉，他们的英雄司各脱将军，不论是作为总司令还是作为绅士，形象都极其不妙。这段历史特别使我感兴趣，因为不久前我读了安东尼奥·德·索利斯《征服墨西哥》一书中关于费南多·科尔特斯的进军。倒是可以对两次征服作一个非常有趣的比较。此外，虽然两个统帅——泰勒和司各脱——在我看来都是非常平庸的，但整个战争对美国佬的伟大国家的战争史来说无疑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序幕。进行军事行动的地域之广，使用的人力之少（并且志愿军多于正规部队），赋予这场战争以“美国”的特色。至于泰勒和司各脱，他们的全部功绩，看来只是深信，不论美国佬被引入怎样的泥坑，他们终究是会从里面挣扎出来的。下周初我把两卷书寄给你。书很大，请来信告诉我怎么办好些，是邮寄（我对新规则还很不清楚）还是通过包裹公司？
评论：马克思在信中希望恩格斯把德纳的信寄还给他，并指出恩格斯由于粗心使写的文章缺了页。他收到医生弗罗恩德第三次讨债的单子，询问恩格斯应对方法。他谈到罗·萨·里普利1849年出版的两卷大开本《同墨西哥交战》，赞扬书写得很有道理且具有批判力。马克思表现出对墨西哥战争的兴趣，认为可将这一事件与安东尼奥·德·索利斯的《征服墨西哥》中提到的费南多·科尔特斯的进军作一个有趣的比较，因为这场战争拉开了美国战争史的序幕，并体现出地广人少的美国战争的特色。
12月2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先生，我并不认为可以把你的信或者甚至仅仅是你的名字同可敬的“朋友”联系起来。（这个犹太人之所以一个劲地逼债，是因为他的妻子按他的要求在圣约翰伍德开办的一所高贵的学校使他濒临破产的边沿。我现在才通过科内利乌斯了解到底细。）按照你的来信，我向他写了以下两点：（1）从附去给他的安·德纳的信中他可以看出，美国的商业危机如何影响了我，并通过我影响了他；（2）为了补偿损失，我找到了新的撰稿联系，根据这一点我愿意作出书面保证，从1855年1月起每月10日偿还他四英镑。全部债务大约还有十七英镑。如果弗罗恩德先生不干，就让他向法院对我起诉。德纳的信可以在任何法院面前替我辩解，这一点他也明白。如果我直接提到你，那我：（1）在对弗罗恩德的关系上会失掉有利的地位；（2）他会将此事告诉（而且马上拿出信来）他学校里的教师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先生，金克尔就会告诉格尔斯滕堡，后者就会告诉西蒂区的每一个德国犹太人，等等，直到弄得勃朗都知道，那是我绝不愿意的。
我问过拉萨尔，他能不能为我在德国找到某种撰稿工作，因为收入减少而开支增加，不得不认真考虑这一点。现在拉萨尔对我提出了下面的建议，对这件事，我希望你仔细斟酌后提出意见。他的表弟弗里德兰德博士本月初将成为《新奥得报》的所有者，但是同施泰因和埃尔斯纳合伙。要我作该报驻伦敦通讯员。弗里德兰德认为，开始他无力支付每月二十塔勒以上的稿费，但拉萨尔相信能够使他把稿费提到三十塔勒。建议就是这样。这个数目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不能为了替德国偏僻的小报写两三篇通讯而要价太高，四、五十英镑什么时候都是有用的。主要的障碍是埃尔斯纳和施泰因！其所以要更认真地考虑，是因为这些先生们不是保守派，甚至是自由派，他们和我们的对立比《新普鲁士报》更直接得多。“这就是问题所在。”请你好好考虑一下。
寄给你一号《人民报》，使你了解一下琼斯对巴尔贝斯（我们私下说，他把巴尔贝斯看成是布朗基）的事情所耍的手腕，了解一下他就波拿巴计划访英一事所作的反波拿巴宣传。这件事使地方“当局”严重不安，警察尽可能把各处的标语撕掉。甚至《雷诺新闻》和《先驱》都指责琼斯的思想是不爱国的。原先他在自己那个领导反波拿巴运动的委员会中选进了一些名誉委员，把我也选了进去。我嘲笑了他并且专门指出，为了使这个运动在这里和在大陆发生作用，它应当具有纯粹英国的性质。从他在同法国流亡者一同举行的预备会议上发表的意见中你可以看到，他同意了这一点。
评论：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自己与弗罗恩德的债务关系，并询问恩格斯关于为《新奥得报》撰稿的意见。他随信附上一号《人民报》，谈论了琼斯对巴尔贝斯的事情所耍的手腕和就波拿巴计划访英一事所作的反波拿巴宣传。他还提到对美国征服墨西哥战争中的司各脱和泰勒的看法，认为这场战争体现出美国人特有的独立感和个人的勇气。
12月8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今天把文章寄出，虽然我知道，今天邮局不会发走。过一个星期，我要写关于议会的东西。还是一定请你在星期二之前把文章寄给我，以便在星期五（那时我将发出期票）之前我能指望再得到两英镑。在这之前我已经好几次没有寄文章了。如果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你可以写写奥地利的兵力。
你应当写关于《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小册子。你还得读一读鲍威尔的《英国和俄国》（用法文写的）。古斯达夫·迪策尔也就这个问题写过一本“厚厚的”书。你看到博德男爵关于俄国的统计资料（大约是在半年以前出版的）没有？
评论：马克思告诉恩格斯他的文章《克里木战争》已经寄出，请他写一篇关于奥地利兵力的文章。根据马克思的要求，恩格斯写了《奥地利的兵力》一文。恩格斯想写一本批判泛斯拉夫主义思潮的小册子，马克思肯定这一意图，并向恩格斯推荐鲍威尔的《英国和俄国》、古斯拉夫·迪策尔的《俄国、德国和东方问题》和阿·弗·博德的《俄国欧洲部分林区旅行札记》。在1855年春，马克思曾在德国接洽出版这本书，但计划没有实现。
12月15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巴特尔米的结局确实是光辉灿烂。在昨天的审讯笔录（确切点说是验尸员的调查）中说到，从他那里发现重要的文件，虽然不是关系到凶杀案的。如果其中有前些年的文件，那是令人不快的，根据那些文件，我们会被看成同一个替我们“贮藏”子弹（坏蛋们正是这样夸张的）以备返回巴黎用的人有着某种关系。
下星期我将开始为《新奥得报》写通讯。暂时是一个月三十塔勒。但我推测，这些家伙每周三篇通讯才能满意。我不能为了每月三十塔勒而不再去博物馆，买书我又没有钱。虽然我对这项工作很不乐意，但为了安慰我的妻子还是接受下来了。她以后的日子当然是很不快活的。
对里普利的书我特别喜欢的是，他并没有作任何过分的夸张。在完全没有计划的情况下，墨西哥战争中的战略上的错误就很可以理解了。至于更细的战术上的失算，我是什么也不懂。纳皮尔描绘墨西哥人如同前者描绘西班牙人一样，其次，在对敌人方面他也尽量做到公正，我觉得纳皮尔在这方面是里普利的榜样。
评论：马克思对恩格斯的即将来访表示高兴，并评价了巴特尔米案件的结局。他告诉恩格斯他将开始为《新奥得报》写通讯，以及为了填补家用而写通讯与作研究之间产生冲突的矛盾心理。他赞扬了里普利的《同墨西哥交战》和纳皮尔的《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部战争史》。
12月20日 致信摩里茨·埃尔斯纳，指出：我的通讯将在星期六着手写。恰好在议会的“预备”会议结束的时候开始写通讯，本来并没有什么意思。而对这次短促的会议做一个概括，也许是最好的开端。两年来我只是用英文写作，我指的是为报刊写稿。用德文写作，开始会有些困难。
您知道，我曾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编辑一家受检查的普鲁士报纸。因此，我能充分设想《新奥得报》在新的书报检查形式下要遭到怎样的磨难；这些困难以及要同当局进行的隐蔽的斗争，促使我协助这家报纸。
由于议会的会议将要结束，而除了对议会会议写一篇概述和可能对财政问题发表一些意见以外，写其他报道我很少有重要材料，所以我打算——如果这个想法可行——写一组文章来评述直到现在还在克里木进行的战争。关于这个问题，不论在这里还是在德国，都没有看到一篇象样的，即批评性的文章。此外，我认为，这个题目会使人最感兴趣，同时也最少可能引起同间接的普鲁士王室的书报检查机关的冲突。
评论：马克思表示将为《新奥得报》写通讯，可以对恰好结束的议会的“预备”会议作一个概括。鉴于《莱茵报》的办报经历，马克思还表示将协助《新奥得报》同书报检查制度进行隐蔽的斗争。此外，马克思表示还将写一组文章来评述还在进行的克里木战争。从这篇述评起，马克思开始为该报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