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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1日 致信阿道夫·克路斯，指出：昨天我读了海因岑给班贝尔格尔的信。他抱怨没有钱花，说他被迫退出了《雅努斯》。至于克耳纳博士，他当过一阵《新莱茵报》的通讯员。你们试试用某种方式跟他建立联系。也许，第一步应该是，在魏德迈试探之后，你给他寄一篇“象样的”文章去……既然在这里再也吃不开的恶棍维利希，在上星期已经作为金克尔的代理人乘船去美国了，那末至少使小册子中涉及到他的那一部分在报刊上登出来，就十分重要了。如果你能促使小册子在杂志上刊登出来，那就再好不过了。小册子现在已经在瑞士出版，因此下一步也就不那么重要了。伯恩施太因想引诱我们“上钩”，在这件事上不能也利用他一下吗？据我所知，他和他的伙伴贝尔奈斯对关于警察欺诈伎俩的描写会很感兴趣。我认为跟这些人建立联系是很策略的。我向你保证，如果贝尔奈斯找到机会（而这个机会应该给他）又和我们建立联系，那末我是能够随意支配这两个家伙的。关于施拉姆，还有捷列林格，你听到什么消息吗？
评论：马克思希望克路斯与克耳纳建立联系，将马克思的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涉及维利希的部分刊登在报刊上，并策略性地与贝尔奈斯建立联系。
1月29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由于议员赖辛巴赫和勒韦的手腕不高明，以及伊曼特的疏忽大意，一千英镑落到金克尔先生的手里了，而且结果搞成这样：如果保证人不另外设法解决问题，就要以他的名义把钱存入英格兰银行，而赖辛巴赫必须在5月份把存折交给他。这个决定，现在当然没有任何价值。班迪亚先生在巴黎已经三个星期了。李卜克内西在犹太人奥本海姆那里弄到一个很好的职位。除了伊曼特，其余的伙伴仍然是游手好闲。
你从附上的《工人共和国报》（编辑魏特林）的剪报中可以看出，这位裁缝大王和“康姆尼”移民区的独裁者对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和对马克思派进行了多么恶毒的攻击。
昨天我第一次冒险自己用英文为德纳写了一篇文章。皮佩尔当校对，只要我有一本很好的语法书并大胆动手写下去，事情一定会顺利地进行的。
秋播作物收成的现状使我确信，危机一定要到来。当粮食这个主要消费品多少还充足和便宜，同时还有澳大利亚等等情况时，事情还会有所拖延。但是现在这已到头了。总之，你说奇怪不奇怪，例如《经济学家》在颂扬英格兰银行最近关于贴现率的决议时写道，这个决议的目的是“阻止资本输出”。我们清楚地知道，这是指的什么。可是，它的自由贸易派的良心不会因下面的问题而感到不安吗？这就是：难道你也想阻止棉织品、棉纱等等形式的“资本输出”吗？为什么你反对以黄金形式输出资本呢？难道说，自由贸易派的政治经济学的终点是：回到纯粹的重商主义上来，并认定黄金的流出和流入是事情的本质吗？
在波拿巴最近发表演说以后，西蒂区全都相信要发生战争了。我也收到了老艾布纳尔从法兰克福寄来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谈到，由于波拿巴的结婚演说，在德国的傀儡中间，特别是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外交家中间引起了恐惧。我们的同胞是多么愚蠢，我昨天顺便看到《法兰克福报》，其中有一篇海得尔堡的通讯，说自从波拿巴投入了“民主派”的怀抱和我们处在宣传战争的前夕以来，据说，现在上层社会中大概已经对迫害伟大的盖尔温努斯感到遗憾了。
我担心的是，克拉普林斯基将被德国农民和小市民当作“教主和朋友”来欢迎。看来，这个荒唐的人物的使命就是完全歪曲一切传统的立场和政党，使它们具有滑稽可笑的性质。
一个糟糕的秋季对一场正在开始的战争有什么影响呢？
关于工业方面的情况，特别是有关棉花方面的情况，也请写信告诉我。
评论：马克思在信中谈到维利希到美国充当金克尔的代理人，金克尔将把“德美革命公债”募集到的一千英镑以个人名义存入英格兰银行。信中附上发表在魏特林于纽约出版的1852年12月25日《工人共和国》第52号上的《关于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结论》一文，文章污蔑攻击了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马克思提到在用英文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文章，即《死刑。——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英格兰银行的措施。》。他还预言了危机的到来，批评了《经济学家》颂扬英格兰银行最近关于贴现率决议的文章，讨论了波拿巴1853年1月22日在参议院发表的演说引起的对于战争爆发的恐慌，并询问恩格斯关于“危机对战争的影响”的看法等。
2月23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你已经看到，科苏特怎样利用美国海盗梅恩·里德船长否认了据说是他写的米兰宣言。而昨天瑟美列从巴黎写信给我说，他确切地知道，宣言是真实的。其实，这从它的内容上也看得很清楚。
不论米兰事件作为马志尼长远阴谋的结局多么悲惨，以及我深信他本人也受到严重的损害，——我还是相信，这次事件对整个革命运动是有益的。特别是由于象奥地利人……那样用来攫取好处的粗暴行为。如果拉德茨基仿效斯特拉索尔多的先例，如果他赞扬米兰市民的“奉公守法”，把整个事件说成是一些“坏蛋”的无谓的捣乱，而且为了表示自己的信任，装样子稍微放松缰绳，那末革命政党就要在全世界面前丢脸了。可是现在，当他名副其实地施行掠夺制度的时候，他就把意大利变成了“革命的火山口”，而这是马志尼用他演说的全部魅力也从来没有能够达到的。
还有一点。我们中间有谁会相信，反动派在他们所有的四年胜利、军事准备和大肆吹嘘以后，会感到自己如此无限的软弱，以致他们一遇到小叛乱就发出真正的恐惧哀号呢？这些家伙对革命的信心是不可摧毁的。现在他们在全世界面前再次证明自己不行。在“流亡者”事实上已经完全破产而不能吸引一个人的时候，他们就借所有的各自的政府报纸之口，在全世界到处散布流亡者的实力强大，并造成一种信念：诚实的公民们被阴谋之网从四面八方捆住了。
关于班迪亚。他目前正在巴黎。现在我手头握有证明材料，证明这位高贵的人物是奥地利政府的密探。他以接受法国警务部的秘密职务为代价得以返回法国。同时他又是想从波拿巴那里弄到钱的科苏特在巴黎的正式代理人。然而，这个家伙在巴黎编结一张捆绑自己的罗网。至于我们的手稿，他把它卖给一个用“舒耳茨”这个名字到处乱跑的格莱夫了。不过，这两个人都欺骗了政府，声称他们似乎从一个“秘密团体”的档案里“设法取得了”这份“文件”。这是他们的行话。
我从可靠方面了解到，赖德律——这是秘密（大概拿破仑也和我一样很清楚地知道此事）——打算三、四个星期以后在巴黎“给以攻击”。一个目睹者告诉我说，关于米兰起义的最初消息在巴黎震动很大。人民成群地聚集在街头等地，不是为了举行起义，而是为了议论新闻。一般说来，此地的法国人对马志尼先生的“行动”出了丑感到非常满意。这是对他的报复。
我们的支援科伦人的六行呼吁书，由于克路斯的协助，在所有的美国报纸上登出来了，而且都用有关的体操协会的名义加上了前言。我们看看再说。我们在科伦本地的亲爱的朋友们仍然还是毫无音信。真是小心谨慎！其中的一个，即科伦案件中充当被告证人的前尉官施特芬来到了这里，立即在弗里德兰德的学校里得到一个教员的职位。布林德每天为“赫尔岑”来纠缠我；同样德朗克为赖辛巴赫的声明也每天来纠缠我。这对于德朗克之所以重要，为的是有可能用别人的名字开始在科伦的《国民议院报》上撰稿。
你对国教会的教士们积极参加不幸的争取十小时工作日运动有什么看法？还是老玩意儿。星期六我将把克路斯留在我这里的一包报纸和信件全部寄给你。
评论：马克思在这封信中主要谈论米兰事件。米兰事件指1853年2月6日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的拥护者在米兰发动的、受到匈牙利革命流亡者支持的起义，目的是推翻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统治。由于米兰起义根据密谋策略组织，没有客观估计现实的形势，很快遭到失败。在这封信中，马克思谈到匈牙利流亡者科苏特否认是米兰宣言的作者，而马志尼作为起义的领袖未曾亲临米兰，却在紧要关头离开英国，营造出奔赴战场的假象，从而揭露出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胆小和软弱。但是，马克思认为米兰事件对于整个革命运动是有益的。此外，马克思还谈到手握证明班迪亚是奥地利政府密探的材料，以及支援科伦人的呼吁书在美国的发表，并询问恩格斯关于英国教会参加争取十小时工作日运动的看法。
3月10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这个星期差点儿死了。我害了肝炎或者很象肝炎的一种病。这在我们家里是遗传的。我的老头就是害这种病死的。我在英国四年，从来没有发过，以为病已经根除了。现在已经脱离危险，甚至没有求医——这是件大好事。不过还有点虚弱。
至于德纳，他已承兑了我的期票。“善良的”班贝尔格尔最初凭这张期票给了我五英镑，随后让我往西蒂区接连来回跑了两个星期，到这个星期才付了其余部分，而我的女房东已经整天整天地在“咆哮”（确实是咆哮）了。在此期间，我还给《论坛报》寄去了七篇文章。明天将再寄一篇。如果不是这该死的转期债务缠着我，我现在不管怎样也脱身了。不过，如果这个卑鄙的瑞士人不使我再度陷于困难境地，那末，这项债务我也还清了相当一部分。因此，我现在必须给德纳寄一篇关于高级政治的长篇文章，使他对我有好印象。这样一来，可诅咒的东方问题又出现了，住在这里的一个可恶的美国佬，企图就这个问题和我在《论坛报》上竞争。但是，这个问题——首先是军事和地理方面的，不在我的写作范围之内。因此，你还得再作一次牺牲。土耳其帝国将会怎样，我一点也不清楚。因而谈不出什么总的看法。
对于写报纸论文——不过在这种论文中应该回避问题本身，而用军事、地理和历史的幕布遮盖起来——我觉得直接从门的内哥罗问题得出下面主要几点是必要的：
1.不管怎样耍手腕和在报纸上空谈政治，东方问题决不会成为欧洲战争的导火线。它总是会通过外交途径而被压制下来，直到总的殴斗把这种压制情况也结束为止。
2.俄国对土耳其的侵犯。奥地利的贪婪。法国的野心。英国的利益。这个纠纷的种子在贸易上和军事上的意义。
3.一旦发生总的殴斗，土耳其将迫使英国站到革命的一边，因为英国在这里同俄国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4.伊斯兰教帝国必然崩溃。它将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处于欧洲文明的影响之下。
目前还应当专门谈一谈门的内哥罗事件和英国现在正式扮演的卑鄙角色。苏丹之所以让步，只是因为法国和英国没有答应给予援助。在这个问题上，两国都戴着“诚意协商”的假面具，争先恐后地向神圣同盟讨好。还应当指出：统治着英国的寡头政治在对外政策方面已不能起昔日的作用，即不能保证英国民族对大陆的领导地位，仅就这点来说，它必将垮台。
评论：马克思首先谈到自己由于肝炎而身体虚弱。接着他摘录了雅科布·沙贝利茨的信，认为沙贝利茨迟迟不给马克思寄来已经出版印刷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不是由于运送时被普鲁士政府扣留，而是他为了钱向普鲁士政府出卖了马克思。马克思还谈到为了继续为《纽约每日论坛报》供稿，希望恩格斯给该报写一篇关于高级政治如东方问题的长篇文章，以免被该报的其他撰稿者即流亡伦敦的匈牙利政论家普尔斯基所取代。在门的内哥罗问题上，马克思提出了论述这个问题的四个要点：第一，东方问题不会成为欧洲战争的导火索；第二，这个问题在贸易和军事上的意义；第三，土耳其将迫使英国站到革命的一边，同俄国发生冲突；第四，伊斯兰教帝国必然崩溃。此外，马克思还谈到自己的经济状况，询问英国经济形势，并列举了党的成员的特点。
3月10日 致信贝尔塔兰·瑟美列，指出：您最近的来信已收到。想必您已经看过科苏特的各种声明。在马志尼的声明发表之前，我已知道，他给在这里的一位英国友人写了一封关于科苏特的非常令人遗憾的私信。为此，我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如下的看法：
“既然现在马志尼先生本人已经打破沉默，那末我完全可以告诉大家，科苏特在他巴黎的朋友们的压力下已经否认了他自己发表过的文件。在科苏特以往的活动中，表现出优柔寡断、极端矛盾和不顾信义的模棱两可，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具有一切令人喜欢的优良品格，但同时也具有一切典型的女性的演员气质的缺点。就言词方面来说他的确是一个大演员。谁要不愿意为流行的偏见所左右，而希望有自己的以事实作为根据的见解，那我就介绍他读一下不久前出版的、瑟美列先生所写的一本传记《鲍蒂扬尼、戈尔盖和科苏特》”。
我在我所有的文章上都签了名。现在会招来攻击，这样我就有机会更透彻地探讨事情的实质。如果您事先把您得到的关于流亡者的消息，特别是有关“高贵的两兄弟”的消息告诉我，我非常感激。有了某些这类消息，我就有根据在《论坛报》上叙述事情本身了。
泽尔菲，我两个星期没有见到了。当然，我对他说过，如果我同科苏特有私交、就会义不容辞地让科苏特提防班迪亚。我认为泽尔菲是个多嘴多舌的和不太谙事理的人。但是我决不会把他同班迪亚同等看待，相反，他正派得多。
2000册我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12月6日发往瑞士）三个月后在巴登边境被没收。我认定，班迪亚也插了一手。这个败类应当消灭。
普尔斯基到美国大约有一个月了。我想是科苏特派他到美国去的，为的是在报刊上恢复自己已经动摇了的声望和阴谋反对自己的对手们。普尔斯基也在《纽约论坛报》上极力中伤我，但是我敢断言，他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
评论：信中询问瑟美列是否看过科苏特的各种声明。科苏特在英国报刊上多次讲话，否认他参与过遭到失败的米兰起义。这次起义是1853年2月6日由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的拥护者发动，并得到匈牙利革命流亡者的支持。特别是科苏特以他的名义在英国报纸上发表的致梅因·里德的信中否认他是起义时期在米兰散发的由他署名的传单《以匈牙利人民的名义致在意大利的士兵们》的作者。马克思对米兰起义和马志尼、科苏特以及其他匈牙利革命家在这次起义中的作用作过评论。信中马克思转述了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文章《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志尼。——流亡者问题。——英国选举中的贿赂行为。——科布顿先生》中的看法。
3月22[—23]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最近几期《经济学家》中有一期登载了下面这样一篇论《土耳其的作用》的短文，不知你看过没有？
马志尼在这里已经几天了，但是目前他还是用化名。
“可爱的阿伯丁”是多么乐意向流亡者找麻烦，你从警察局上星期编造流亡者名单一事就可以看出。三三两两的暗探从一个广场到另一个广场，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进行巡逻，把多半是从邻居或啤酒店老板那里收集来的情况记录下来。在某些场合，例如在普尔斯基——这个流氓现在在美国——的家中，他们则借口这里发生了盗窃案等等，闯进流亡者本人的住所，乱翻他们的文件。
可尊敬的巴特尔米只受了两个月的监禁。这个无耻的家伙叫人转告赖德律-洛兰，说要把他当狗一样用枪打死。赖德律回答说，他决不与这样的人用枪决斗。巴特尔米又扬言，如果他要迫使人用枪决斗，他知道该怎么办——当众飨以耳光，往脸上吐唾沫和诸如此类的灵验的办法。赖德律在答复这一点时，叫人转告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巴特尔米将领教他的棍子和英国法庭。这位巴特尔米决心想成为流亡者中的黎纳尔多·黎纳尔丁尼。这也是一种雄心。
维利希老爷子到了纽约。朋友魏特林为他举行了三百人的宴会，维利希佩带红色大绶带出席，发表了长篇演说，大谈面包比自由更可贵，接着魏特林向他赠送军刀。随后魏特林讲了话，并证明耶稣基督是第一个共产主义者，而他的继承人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威廉·魏特林。
沙贝利茨寄来了一封信，现附上。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第一，他虽然没有政治上的背叛行为，但是他的作法愚蠢透顶。第二，他至少曾经想、而且现在还想从商业的角度欺骗我。根据合同，他最初只应当印两千册。但从他的信看来，印了不止此数。多印了多少？他至今没有回答。同时，德朗克曾经就这件事写信给费德尔森博士，现在已经收到了回信。他证实了沙贝利茨的信的内容，但同时写道，他认为，法院对沙贝利茨进行法庭侦讯，不会有什么结果。请问，现在怎么办？普鲁士政府愿意将此事完全暗中了结，甚至外交大臣已下令没收似乎是我在巴塞尔出版的某种《共产主义理论》。可见，他们连书名都想对公众隐瞒。怎么办呢？
泽尔菲在这里。在搜捕外国记者时，他从巴黎逃出。他认为，朋友班迪亚（附带说一下，看来，他的情况不好，打算在5月间再来这里）告发了他是登载在《科伦日报》上败坏“金发皇后”名誉的一些论文的作者。泽尔菲是个好说闲话的人，但关于匈牙利的事情，却比我所交谈过的所有其他匈牙利流亡者具有更多独立的和合理的见解。这也许是由于他不是马扎尔人，而是“士瓦本人”，而且不仅是士瓦本人，甚至还是汉诺威一个犹太人的儿子。他的姓大概是策尔弗，在马扎尔语化以后成为泽尔菲。
评论：马克思摘录了发表在1853年3月12日《经济学家》第498期上的短文《土耳其的作用》，之后恩格斯在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在土耳其的真正争论点》一文中使用了这段引文援引的资料。马克思指出《晨邮报》和《泰晤士报》在土耳其问题上的不同观点，显示出英国内阁在这一问题上的强烈分歧和矛盾。此外，马克思还谈论了马志尼、巴特尔米、赖德律、维利希等的最新动态，以及沙贝利茨寄来的信，信的内容表明沙贝利茨没有向普鲁士政府出卖马克思，但是做法愚蠢透顶。此外，他还谈到关于泽尔菲的看法，以及法国皇后患了一种无伤大雅的病。
3月25日 致信阿道夫·克路斯，指出：沙贝利茨给我写了一封详细的信。小册子《揭露》他在两个月前就印好了，但在国境那边巴登的一个小村子威尔搁了五个星期。这头蠢驴不是在那里找个可靠的人，而是把这事全部交给了一个走私贩，这个家伙从他那里一步一步榨取了相当多的钱之后，最后自己向巴登政府投了案。其余的你大概已经从最近一号《论坛报》上知道了。普鲁士政府对这本小册子多么有兴趣，而这本小册子因此对“祖国”又多么重要，你可以从下述事实看出，即施梯伯这个英雄不仅被任命为柏林的警察局长，而且政府每次讨论对付革命者和革命活动的预防措施时都邀请他出席会议。小册子还压着出不去，使我非常气愤。你这方面，在我看来，这件事办得不象平常那么好。照这样安排，《新英格兰报》将整年一小段一小段地刊登它，同时会把整栏篇幅给予可鄙的卢格的figuredefouine，他的“轮廓鲜明的”尾巴在这里始终不超过五个人。为什么你不把这东西刊登在你参加撰稿的那个发行量大得多的机关报《民主主义者报》上呢？你下次来信时应该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可不可以在美国把这个东西印成小册子。这应该为欧洲而印，并且经过汉堡运入普鲁士；要是我稍微有点钱，我马上会在阿尔托纳把它印出来。我这样说，不是因为我把这个揭露性东西估计过高，而是因为我确切知道普鲁士的形势，确信这在目前能给我们最可爱的普鲁士人以最能触到痛处的打击。
切记不要忽视流氓维利希。他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而且是个白痴。
普尔斯基呆在你们那里，不仅是为了从事高级政治。派他到大洋那边去，也是为了制服在美国对“伟大的科苏特”表示不满并阴谋反对他的费特尔将军。从你今天寄来的《每日论坛报》上，我很吃惊地看到，它登了我反对科苏特—马志尼的言论。我对此曾极为怀疑，尤其是因为格里利的白色、红色、黑色的朋友——犹太人普尔斯基现在正在美国。
评论：马克思回应克路斯指责自己不写信的抱怨，告诉他《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被普鲁士政府扣压的情况，询问他能不能在美国印好后运往普鲁士，以便给普鲁士人最能触到痛处的打击。他还提到普尔斯基待在美国的目的，瑟美列从巴黎寄来的报道，巴特尔米因决斗被判监禁，席梅尔普芬尼希从布吕宁克夫人那里获得一千英镑遗产，赖辛巴赫和勒韦想去美国，拉斯拜尔夫人的葬礼，蒙蒂霍的患病，等等。
4月17日 致信阿道夫·克路斯，指出：今天收到从纽约寄来的最前面的五号，不知道是魏德迈还是克耳纳寄的。由于你的帮助，其中大部分我已经知道了。这至少是一家正派的报纸，在美国很少有，况且还是工人的报纸。但是另一方面，主编装模作样地强调他不愿降格谈“个人问题”（同时也是党的问题），他那假装的天真无邪，他那圣经般的严肃，不能说都很合我的口味。不过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待这家报纸。我最喜欢的是魏德迈给他的《经济学概论》写的引言。这很好。我已向这里的朋友们打过招呼；德朗克和皮佩尔好象已经寄去一些东西了。琼斯我正要找他谈。但是总的说来，约人撰稿不那么简单。我自己工作太忙，而别人，可惜由于过去的经验而心有余悸。鲁普斯的情况很糟糕。埃卡留斯不得不从早晨五点到晚上八点当裁缝，并且肺结核已经很危险。恩格斯把他不在办事处的全部时间完全用于搞研究，看来他由于在美国报刊上所发现的对他的挑剔还在生气。我们的党可惜很穷。我还要向过去在科伦案件中作过被告证人、现在在伦敦郊区当教员的前尉官施特芬提出要求。他的空闲时间最多，而且他很能干。——你要皮佩尔写的那些文章，他还一直没有写完，所以你至今还没有收到……
至于希尔施事件，我当即通过恩格斯寄出了一个声明，该声明……恩格斯……。关于班迪亚不清白这一点，我在半年多以前就知道了，但只是在这头蠢驴让我了解了他的一切联系，把那些证明我无辜而他有罪的文件交到我手中，并完全受我控制之后，我才跟这个家伙决裂了。我已在几个月以前就把他赶出了瑟美列的大门。
维利希的最后一着只是证实了我对他的怀疑。首先，我知道，他和金克尔曾用革命的钱给希尔施付报酬，并且还继续这样做！其次，维利希在科伦案件期间，在开始后不久，曾向弗略里夸耀过（弗略里把这又告诉了伊曼特），他有我的一封信，即从曼彻斯特写给班迪亚的一封信。当时我要求班迪亚答复。他说准备同弗略里当面对质。当伊曼特受我委托把这告知弗略里的时候，弗略里否认了。可见，维利希当时与希尔施保持着不体面的联系。他知道，希尔施与格莱夫有不体面的联系，他的朋友弗略里是暗探。通过这些家伙他得到了我的一封信。这个“勇敢而正直的人”（顺便说一下，不花钱的吃喝是他的最高目标）想给我设个圈套，并且为了这个目的与警探一起搞了卑鄙的阴谋。
评论：马克思评价收到的《改革报》是一家正派的报纸，最欣赏上面发表的魏德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并谈到约稿的困难。马克思还谈到他就希尔施事件写的声明；维利希与希尔施保持着不正当联系；赖辛巴赫等去美国了。
4月26日 致信阿道夫·克路斯，指出：如果《科伦的揭露》还没有印成小册子，或者《新英格兰报》没有把它“免费”印成小册子，那就把这事搁下吧，因为现在已经太晚了。
维利希给赫尔岑（俄国人）写信说，一切都“好极了”，他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果”，并且很快就会回来。
在柏林事件中，亨策一定又牵连进去了。他作为维利希—金克尔的代理人，自然有旧的传单和革命的处方。此外，这些大人物曾预定他为柏林的军事司令官。
此地的赖德律-洛兰的支持者对我们告知他们的卢格的号召书感到难为情。不可能是赖德律允许卢格发表这封可耻的信，卢格是通过前普法尔茨律师、赖德律过去的仆从、法国前议员、贩卖过德语形容词的萨瓦骗取了赖德律的这封信。不管怎么样，赖德律的威信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要低。
评论：马克思告诉克路斯暂停印刷《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维利希给赫尔岑写信说自己取得巨大成果；亨策被牵连到柏林事件中；卢格通过萨瓦骗取了赖德律的信。
4月26日 致信约瑟夫·魏德迈，指出：4月21日我收到了附在下面的匿名便条。民主酒吧间的老板谢特奈尔和哥林盖尔收到了同样的匿名信。信中所说的事实我核对过了。我想（谢特奈尔和哥林盖尔的名字你可以提到），你应该把它刊登出来，前面加几句按语，指出消息是你从伦敦得到的。施梯伯先生和戈德海姆先生来到这里，是为了把科苏特的可疑的火药密谋同柏林案件“联系起来”。从下面的东西你可以看出，“伤心的”希尔施是如何继续成为“间谍活动的受害者”。但愿这个流氓不要在柏林造成新的牺牲品！我认为，这件事在美国将使他彻底完蛋。附在下面的东西我同时寄给你和克路斯。你发表在《改革报》上的两篇文章，我们大家都很喜欢。
评论：马克思转抄了一张有关施梯伯和戈德海姆抵达伦敦的匿名便条，认为魏德迈应该刊登出来。他分析施梯伯和戈德海姆来伦敦是为了把科苏特的可疑的火药密谋同柏林案件联系起来。英国当局为了制造借口镇压侨居英国的政治流亡者，于1853年4月控告罗瑟海特（伦敦附近）的火箭工厂厂主同科苏特有密谋联系。此外，马克思还赞扬了魏德迈发表在《改革报》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同时谈到在《改革报》上发表1852年3月3日厄内斯特·琼斯给魏德迈的信，以回应海因岑发表在《人民报》上的关于宪章派的文章。
6月2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附上的伟大的维利希在《新英格兰报》上发表的声明，如果不是以为魏德迈本人已经把它寄给你，我早就给你寄去了。这第二个声明的草稿完全是货真价实的，地道的维利希。人们在写“文章”，他在写“事实”，而且为了使诽谤失去其尖刻性，必须同他有“私人关系”，这是小型的游击手法。他不对他自己的希尔施负责。他宁愿向他的公众阐述“种种理由”，说明为什么马克思不反驳他的希尔施。他现在找到了一个根据，可以施展某种高超技艺。所以，高尚的人“不愿意”把事实“公开”。他自然更乐意在啤酒店桌旁同庸人交头接耳地谈论这些事实，而且在三年期间帮助金克尔用“走私方式”在两个半球上传播这些事实。然后施展另一个手法——使公众处于紧张状态。他只字不提那些使他为难的事实，却对那些据说能毁灭“批判的作家”的事实大肆渲染。同时这位高尚的人还象一个“国家活动家”那样“威风凛凛”。如果他答复，他不是答复马克思的粗鲁的“代理人”，而是答复这些“机灵的”帮闲文人。最后他向公众示意：他的反对者如此大胆地挺身而出，只是因为他们相信他“决定”引退；而这位起如此重要作用的人物现在却大张旗鼓地宣布，他“已改变了”自己的决定。
所有这一切对前尉官来说并不是那么坏。至于谈到第二个声明的文体，且不管它多么拙劣，其真伪毕竟可疑。看来另外有人插手此事，大概是安内克太太。无论如何，现在维利希先生正打算出版一个对捷列林格的小册子的必要补充。既然这种下流作品将全部呈献在公众之前，那就必须把事情进行到底。如果魏德迈、克路斯等人行动谙练，那末，他们现在就应当打乱维利希的整个阵脚，使他为公众所准备的出人意外的礼物失去任何意义和新鲜感。等着瞧吧！
你称赞我的“幼稚的”英文，使我大为鼓舞。我的不足之处，第一是在语法上没有把握，第二是不能灵活运用辅助短语，而没有这些短语就不可能写得很生动。《论坛报》先生就我的第二篇关于格莱斯顿的预算的文章，在报纸开头加了一个按语，要公众注意“巧妙的说明”，并且声称，在别的任何地方都没有碰到过“更为一针见血的批评”，“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文章”。这非常好。但是，对下一篇文章，《论坛报》又侮辱我，把我的极不重要的开头部分用我的名字登出（在当时情况下，这一部分应该是不重要的），而把你的“瑞士人”一文据为己有。我将写信给德纳说，他有时把我的文章作为社论刊登，我感到很“荣幸”，但是，请他们不要把我的名字放在一些无关重要的短评下面。另外两篇联系英国写的关于《中国》的文章，现在已寄给这些蠢驴。你如果有时间，又愿意写点什么关于瑞士、东方、法国、英国，关于棉花或丹麦的东西，就请随时写一点，因为我现在想大力压挤这些先生的钱袋，以弥补三个星期的损失。如果你能随时给我寄来一点什么东西——各式各样的，我总能把它们安排好，因为，你知道，我在这些家伙那里是“操作一切的女仆”，而且我总能轻易地用这种或那种方法把任何题目同当前的题目联系起来。一切的一切都会办妥。
你来信中关于希伯来人和阿拉伯人的那一部分使我很感兴趣。顺便提一下：（1）可以探索一下有史以来一切东方部落中定居下来的一部分和继续游牧的一部分之间的一般关系。（2）在穆罕默德的时代，从欧洲到亚洲的通商道路有了很大改变，而且早先同印度等地有过大量贸易往来的一些阿拉伯城市，在商业方面已经衰落了；这当然也是个推动。（3）至于宗教，可以归结为一个一般的、从而是易于回答的问题：为什么东方的历史表现为各种宗教的历史？
在论述东方城市的形成方面，再没有比老弗朗斯瓦·贝尔尼埃（他在奥朗则布那里当了九年医生）在《大莫卧儿等国游记》中描述得更出色、更明确和更令人信服的了。他还出色地记述了军事状况，以及供养这些庞大军队的组织等等。
贝尔尼埃完全正确地看到，东方（他指的是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
关于休迪布腊斯式的鲁道福-格莱斯顿的“缩减国债的财政方案”遭到失败，你有什么看法？
前天《辩论日报》泄露了俄国为什么如此厚颜无耻的真正秘密。该报断言，大陆或由于俄国的危险而有丧失独立之虞，或是走向战争，而这就意味着“社会革命”。可怜的《辩论日报》只是忘记了，俄国和贝坦先生一样害怕革命，而现在全部戏法就在于，谁演“勇士”演得最好。但是，英国和法国——官方的——现在已经如此微不足道，只要尼古拉态度强硬，便可以为所欲为。
评论：马克思在信中评论了维利希在《新英格兰报》上发表的声明，指出这个声明不过是通过捏造事实和渲染事实来回应马克思，希望魏德迈等人采取行动，打乱维利希的阵脚。接着马克思还谈到自己的英文水平和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作的稿件，包括《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预算》《火箭案件。——瑞士的暴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但对该报纸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一些无关重要的文章下面表示不满。马克思提议恩格斯为该报纸写作一些关于瑞士、东方、法国、英国、丹麦或棉花的文章，以赚取更多稿酬。在东方问题上，马克思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一是列举了“东方部落中定居人口和游牧人口的一般关系”“东方部落的通商情况”“东方的历史与各种宗教的历史的关系”三个感兴趣的问题；二是摘录了贝尔尼埃的《大莫卧儿等国游记》关于东方城市的形成和军事状况的描述，指出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是了解东方的一把真正钥匙。信末马克思还对《辩论日报》中关于俄国和欧洲大陆的观点表示异议。
6月14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美国经济学家凯里出版了一本新书：《国内外的奴隶制》。这里所说的“奴隶制”，是指各种形式的奴役、雇佣奴隶制等等。他把他的著作给我寄来了一本，他一再引用我的话（《论坛报》上的），时而把我称做“新进的英国作家”，时而又把我称做“《纽约论坛报》的通讯员”。我以前曾对你说过，这个人在他过去出版的全部著作中，都是论述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基础的“一致”，并把一切祸患归于国家的多余的干涉。国家是他最憎恶的东西。现在他却唱另一种调子了。一切祸患都产生于大工业的集中化的影响。而这种集中化的影响又要归咎于英国，因为它使自己成为世界工场，并把其他一切国家抛回到粗野的、脱离工场手工业的农业中去。而要为英国的罪过负责的又是李嘉图—马尔萨斯的理论，特别是李嘉图的地租理论。无论是李嘉图的理论还是工业的集中化，其必然结果都将是共产主义。为了避免这一切，为了以地方化和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工厂与农业的联盟来同集中化相对抗，我们这位极端自由贸易派终于建议实行保护关税。为了避免他认为应当由英国负责的资产阶级工业的影响，他作为真正的美国佬，找到了一条出路，这就是在美国本土人为地加速这种发展。此外，由于他反对英国，从而使他象西斯蒙第那样称颂瑞士、德国和中国等国的小资产阶级制度。就是这个家伙，他曾经由于法国和中国相似而不断地嘲笑过法国。这本书里唯一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是把过去英国在牙买加等地的黑奴制同美国的黑奴制加以对比。他指出，牙买加等地的大部分黑人常常是新输入的野蛮人，因为在英国人的虐待下，黑人不仅不能维持他们原有的人口，而且每年新输入的黑人中总有三分之二死亡。美国现在的一代黑人已经是当地出生的；他们多少已经美国人化了，会说英语，等等，因此有能力求得解放。
《论坛报》当然竭力替凯里的这本书吹嘘。它们二者确实有共同点，它们在西斯蒙第的博爱主义社会主义的反工业化的形式下，替美国的主张实行保护关税的资产阶级即工业资产阶级说话。《论坛报》虽然大谈各种“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空话，却能够成为美国的“第一流报纸”，其秘密也就在于此。
你那篇关于瑞士的文章当然直接打击了《论坛报》的“社论”（反对集中化等等）和它的凯里。我在第一篇论印度的文章中继续了这场隐蔽的战争，在这篇文章中把英国消灭当地工业当作革命行为来描述。这会使他们很不高兴。然而，不列颠人在印度的全部统治是肮脏的，直到今天还是如此。
亚洲这一部分的停滞性质（尽管有政治表面上的各种无效果的运动），完全可以用下面两种相互促进的情况来解释：（1）公共工程是中央政府的事情；（2）除了这个政府之外，整个国家（几个较大的城市不算在内）分为许多村社，它们有完全独立的组织，自己成为一个小天地。
帕特尔多半是世袭的。在某些这样的村社中，全村的土地是共同耕种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每个土地所有者耕种自己的土地。在这种村社内部存在着奴隶制和种姓制。荒地作为公共牧场。妻子和女儿从事家庭纺织业。这些田园共和国只是怀着猜忌的心情防范邻近村社侵犯自己村社的边界，它们在新近刚被英国人侵占的印度西北部还相当完整地存在着。我认为，很难想象亚洲的专制制度和停滞状态有比这更坚实的基础。英国人虽然已经使这个国家大大地爱尔兰化了，但是打破这种一成不变的原始形态毕竟是欧洲化的必要条件。只靠税吏是不能完成这项任务的。要破坏这些村社的自给自足的性质，必须消灭古老的工业。
在爪哇东海岸的巴厘岛，印度人的这种组织还完整地和印度人的宗教一起保存下来，它的痕迹和印度人的影响一样，在整个爪哇都可以看到。至于所有制问题，这在研究印度的英国作者中是一个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在克里什纳以南的同外界隔绝的山区，似乎确实存在土地私有制。至于在爪哇，如前英国驻爪哇总督斯坦弗德·莱佛尔斯爵士在他的《爪哇史》中指出的，在这个“可以获得相当可观的地租的”国家中，全部土地的绝对所有者是君主。无论如何，伊斯兰教徒似乎首先从原则上确定了在整个亚洲“不存在土地私有制”。
关于上面提到的村社，我还要指出，它们在摩拏法典中就已经出现，而在这部法典中它们的整个组织是这样的：一个高级税吏管辖十个村社，以后是一百个，再后是一千个。
评论：马克思在信中提到皮佩尔的健康每况愈下、卢普夫进了疯人院、从《先驱报》上得到的有关卢格和赫尔岑的消息，以及维利希企图对马克思进行的污蔑和攻击。马克思在信中评价了美国经济学家凯里新出版的《国内外的奴隶贸易：这种贸易存在的原因及其消灭的方法》一书以及《纽约每日论坛报》对凯里的吹捧。马克思在他的一系列书信、《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中批判了凯里的观点。最后，马克思引用1812年英国下院委员会的报告对村社的描写来讨论亚洲的停滞性，并由此延展到关于爪哇的所有制问题的争论中。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以及后来的《资本论》中使用了这些材料。
6月14日左右 致信阿道夫·克路斯，指出：对于《改革报》，我劝你们，除了理智，还要特别克制。我对这个自作聪明的庸人不感兴趣，他过去在黑森——而黑森是他的世界——只不过代表他自己这个世界的缔造者，即黑森庸人，而现在他装作是一向在“唯物主义基础上”代表无产阶级的。这个得意扬扬的小人，用所罗门格言来“强调”他比越轨的政党明智并具有独特的审慎，他是“海泽通讯”的活的注解，——这个家伙自然使我不感兴趣，并且使我厌恶。但是你们帮助创办了报纸。报纸在纽约出版。半个德国到纽约看博览会。你们在纽约并没有别的报纸。因此，抛开克耳纳和他的报纸岂不是失策？这样做你们就反而给这些家伙帮了忙。你们要装成天真的样子，继续给他写东西。对他说来，不可能有比这更坏的了。不要让他摆脱你们的影响，就一切情形来看，这已经使他非常难以忍受了。你们要象普鲁士的资产者那样干：政府和曼托伊费尔想方设法要摆脱这些资产者的友谊。可是他们却装作似乎相信自己的政府是真正立宪的，于是政府也只好成为立宪的了。这就是处世哲学。
《新英格兰报》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很不可靠的。施累格先生这个大学生，是个非常肤浅的家伙，自以为精通世间的一切（正象克耳纳一样，“弄巧成拙”），其实是个狂妄自大的庸人。他写信给皮佩尔，说我应该给《新英格兰报》写文章论述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向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必要性。马克思公民以其“善于概括和整理”的头脑很适合施累格公民向他提出的这个任务。但是马克思公民应该“不用他那些抽象的词句”，而象所有其他人那样写作，云云。好样的施累格公民，他同时也给皮佩尔写信，说皮佩尔只是不应该攻击（他经常删去皮佩尔的这种话）卢格和海因岑公民，因为他的报纸的“一部分优秀读者”（其余的是什么人，可想而知）是海因岑派，而《新英格兰报》注定要由《雅努斯》的广大读者来继承（一字不差这样写的）。好个伟大的施累格公民！好个最伟大的庞培！尽管如此，我仍劝皮佩尔继续给施累格写东西。原因很简单。我们给我们的敌人写东西，不是给他们帮忙，而是完全相反。这是我们同他们开的最厉害的玩笑……
评论：马克思认为应当对预期要发表的维利希的声明给予回应，因为维利希于1853年5月初在《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和《新英格兰报》上宣称他打算在报刊上“揭露”马克思及其拥护者。他谈到应当理智和克制地看待《改革报》，虽然克耳纳是得意洋洋的小人，但不应当失去《改革报》这个阵地，要继续写文章给克耳纳以利用他的报纸。他还谈到对《新英格兰报》的看法，认为这个报纸很不可靠，而施累格是个非常肤浅、狂妄自大的庸人。
6月29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新近结婚的妹妹和她丈夫突然来访，他要由此地坐船到好望角去做批发生意。这件事，加上为《论坛报》写通讯，还有美国方面的一些琐事需要处理，占去了我许多时间。希望新婚夫妇明天出发。我听伊曼特说，你的母亲将来伦敦；由此得出结论，你很快也会来的。
附上拉萨尔关于往德国寄书的单子。我的妻子将把书寄往曼彻斯特。我希望你们在曼彻斯特关照这件事。琼斯在你们那一带徘徊，据说曾在哈里法克斯组织了一次群众大会，你没有看见他吗？
上星期三接到克路斯一封很生气的信，使我很吃惊，他说有人写信告诉他，皮佩尔在给施累格的信中把他和阿尔诺德描写成“二等代理人”，而把自己说成是传达“第一手”消息的人，等等。可惜所有这些没有一句是真事；只是维利希、安内克、魏特林之流企图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制造不和，特别是使“令人极不愉快的克路斯”中立。自然给大洋彼岸立即寄去了必要的解释。我现在找不着克路斯的第一封信，因此将第二封信附上。
附去的材料说明海因岑对“通常作战法”怕得要死和厌恶到极点了。
关于“瑞士的论文”，是我弄错了。德纳将寄去的文章分作两部分，但都用我的名字发表了。
评论：信中马克思谈到他的妹妹和妹夫的到来、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通讯以及处理美国方面的琐事，占用了他的许多时间。1853年6月，马克思在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为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通讯搜集资料；同时特别注意研究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策、英国的工人运动以及欧洲国际关系的发展。在印度方面，他特别注意查普曼、狄金逊、穆勒、坎伯尔、默里和其他作者关于印度的著作，并将其中有关英国的殖民制度、印度的经济和政治制度问题作了摘录。在欧洲政治的根本问题方面，他特别注意俄土冲突的发展及西欧外交界在这一冲突中所持的立场。马克思告诉恩格斯给他寄去《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并询问恩格斯对有关宪章派的领袖们组织群众大会一事的看法。同时马克思谈到克路斯给自己的一封信，对信中谈到的有关皮佩尔的做法表示气愤。此外，马克思谈到收到的逼债信、海因岑的小册子《杀人和自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火箭案件。——瑞士的暴动》以及恩格斯的《瑞士共和国的政治地位》。
7月18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前天接到拉萨尔的信，他不知如何是好，怀疑有人把信件扣下了等等。要是你告诉了我，寄给他的邮包是否已经发出，那就好了。拉萨尔是唯一还敢于和伦敦通信的人，必须注意使他不要讨厌这件事。所以请你把邮包的情况告诉我。这个邮包的寄送时间之所以对我很重要，还因为得到小册子收入的时间取决于它。
我的妻子从最近一次邮班接到安·德纳一封十分友好而亲切的信，说明他不能在伦敦指定一家银行。但无论如何，对我提出的期票将迅速付款。他又说，我的文章“受到《论坛报》的所有者和读者很高的评价”，他对我的寄稿数量不加限制。
在关于“广告税”的辩论中——约在两星期前——布莱特先生对《纽约论坛报》大加赞赏，并对其中恰好载有我的关于预算的文章的一号报纸进行了分析。
至于雅科比，你不要被这个在牢笼里坐了两年的明登区二十三岁青年的笨拙和不懂世故所吓倒。他是个能干的小伙子。我看过他的博士论文，“十分满意”。
琼斯组织了一些很重要的群众大会，甚至引起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注意。
评论：马克思在信中询问恩格斯有关寄给拉萨尔的邮包的情况，讲述了德纳告知自己刊载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文章受到很高的评价，以及肯定了雅科比的博士论文《关于自然界生命的探索》。在附言中，马克思提到以琼斯为首的宪章运动革命派领袖们为了恢复群众性的宪章运动，于1853年6—7月在全国举行了一系列群众集会。
8月18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德朗克这个挑拨是非的人自然在到处写信大肆吹牛。例如，他向伊曼特写道，“他已经为鲁普斯迁往美国作好安排”。我们私下说说，我怀疑这个小伙计为了用廉价的手法抬高自己的身价，曾向鲁普斯暗示过，管这事的是他，而不是你。我觉得，至少从沃尔弗方面流露出对曼彻斯特的某种不满情绪。德朗克善于搬弄是非，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要相信有亲身经验的人。
[我]在金钱方面很不走运。我现在有两张开在美国名下的[期]票，共四十二英镑，可是用它连四十二法寻也得不到，虽然我现在不[仅]要为自己，而且还要为皮佩尔谋取生活资料。我已把二十四英镑的第一张期票交给了施皮耳曼先生，他要我过五个星期之后去取款。现在已经过去七个星期了。同时由于这样糟糕地往西蒂区跑，把每个星期一和星期四，即恰好是我必须为星期二和星期五准备通讯的两天，都浪费掉了。施皮耳曼总是用他那犹太人的带鼻音的话来打发我，说“没有任何消息”。对于这样“小的”款项，他的代理人只是就便写信通知的。如果我马上需用钱，必须预先对他说，我愿意支付特别快信的邮资等等，等等。因此，我现在不仅象通常一样处境困难，而且更糟的是我的妻子以为能及时拿到钱，给各种债主说定了还债的日期，所以这些狗现在简直是包围了我的家。同时我不得不拼命快地写文章。你要是寄给我一两篇文章，使我有工夫写出点较好的东西，那就太好了。为了弄到几文钱，把我四分之三的时间都用在奔走上了。
海泽现在在这里，他本人倒不是坏家伙。科苏特先生现在充当《纽约时报》的通讯员，而使自己处于可笑的地位。戴·乌尔卡尔特在《晨报》上发表四篇关于东方问题的文章，尽管这人有些怪想法，文章中却有一些有趣的东西。对琼斯“我们罢工”已经两个星期了。
评论：马克思在信中提到沃尔弗希望恩格斯和施特龙给予一些帮助，指出德朗克喜欢大肆吹牛和搬弄是非，请恩格斯寄钱给皮佩尔，并谈及自己的困难处境。最后，马克思还谈到海泽、科苏特和乌尔卡尔特的消息，认为乌尔卡尔特在《晨报》上发表的四篇关于东方问题的文章有一些有趣的东西，这四篇文章分别是乌尔卡尔特在1853年8月11、12、15和16日《晨报》上发表的《何谓“保护”希腊正教？》《外交中的时间因素。——“欧洲的承认”》《俄国和大不列颠的力量对比》和《英法战争》。
9月3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甚至接到五英镑也没有回信（其中两英镑半付给了皮佩尔，一英镑半付给了鲁普斯），因为我不得不把我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这种极其令人讨厌的事情上。7月7日我把我的期票交给施皮耳曼。8月31日，即在我往他那里跑了七趟之后，这个家伙对我说期票遗失了，我必须给他提供复本等。这样，我和他周旋了许多星期，同时把所有的东西都当了，而向债主还债的最后日期从7月拖下来以后，又定为8月31日。因为我除了《论坛报》的收入以外，没有任何来源，所以你很容易想象出我的处境，理解我既无时间、也无心情来写信。
雅科比如果还没离开，请告诉他，我为他的事已去信给魏德迈等人。
今天给你写信，是有以下原因：
就我所知，你是不看《晨报》的。这家“联合的小酒店主”的报纸，刊载了一个“外国通讯员”（我猜是戈洛文先生）的一篇颂扬巴枯宁的文章。为回答这一点，某匿名作者弗·马·在这同一家报纸上宣布巴枯宁是俄国的间谍，说他现在日子过得如何好，等等。接着戈洛文和赫尔岑出来回答，他们说，早在1848年就有一家“德国报纸”传播过这种诽谤，“甚至敢于声言有乔治·桑作证”。
三天以前，阿尔诺德·卢格博士出场，说这家德国报纸就是《新莱茵报》，该报编辑“马克思博士”也和所有其他的民主主义者那样确信这种诽谤是捏造的。
同时想问一下，你是否愿意和德朗克一起以《新莱茵报》编辑的身分也写一篇声明？集团对集团。反对我们的只有卢格、赫尔岑和戈洛文。后者连巴枯宁本人也称他为“浪荡汉”。他在1843和1844年是尼古拉的狂热的崇拜者之一，后来成为民主主义者，因为他认为自己已被怀疑，不敢回俄国。这后一着就是他全部英雄气概之所在。
评论：马克思谈到自己经济上的困难处境，以及自己因被污蔑而被卷入赫尔岑和戈洛文与弗·马·之间关于巴枯宁的论战。为了自证清白，马克思在《晨报》上刊登了说明，而戈洛文在《晨报》上又发表了议论混淆视听，因此马克思请恩格斯对他拟写的声明进行修改用以反击戈洛文。
9月7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你的信的确来得太迟。我把那篇乱七八糟的东西压缩了，去掉了所有不必要的愤激的话，修饰一番，于星期一送给了联合的“享有专利权的小酒店主”的可爱的机关报。没有登载。不过这家具有高度一贯性的报纸却在星期一刊登了“一个本国通讯员”（大概是戴·乌尔卡尔特）的一封短信，在这封信里，该报“外国通讯员”被相当明确地揭发是“俄国间谍”，巴枯宁本人也决没有被算作圣人。《晨报》没有登载我的回答，显然是因为它写得不如“本国通讯员”的信那样混乱。现在这篇东西将在《人民报》上发表。
我在给你的信中提到德朗克先生，这纯粹是一种失言——一种老习惯！我并不认为“小”布朗基的声明会有什么意义，或我们会因添上他而得到什么好处。
勇敢的矮子这么卖力地搬弄是非，以致（1）鲁普斯从来没有向我吐露过一句关于他要离开的事，虽然我早已从你那里听说了；（2）这个鲁普斯在谈到你时总是十分拘谨；（3）昨天晚上我经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场面。
我正在工作。妻子和孩子们在房间里。鲁普斯昂首阔步走了进来。我猜想他终于来告别了，因为他在我家从来没有提到过将要离开的事。
一年前我向他借了一本薄薄的西班牙语语法书，弗兰塞宗著，约一百二十页。我记得，大约五个月前我已把这本臭书还给他了。如果没有还，那就是德朗克拿走了。
这个老头子关于这本臭书已经向我的妻子和琳蘅问过两次，她们俩都答应给他找一找。
昨天晚上，这个家伙进来时就气呼呼的，我用尽可能和缓的语气对他说，我找不到那本臭书，我已到处找过，因此我想已经还给他了，等等。这个坏蛋用粗鲁的、愚蠢的、无耻的口气回答说：“你把它卖掉了”。（如果谁在整个伦敦能把这本臭书卖两个法寻，我就给他一个索维林。）我自然发火了，同他吵了起来，他象一匹执拗的马那样坚持自己荒唐的设想，当着我家人的面辱骂我。你知道，对于那些按党的传统值得尊敬的智力衰退的老年人，我是倍加原谅的。但一切都有个限度。我想这个老笨蛋看到我终于给了他颜色看而感到吃惊。
所有这一切都是德朗克耍阴谋的结果，是杜松子酒喝得过多和脑软化的结果。也许海上的空气对他的思维器官会起良好的作用。人们固然可以说“老人爱唠叨”，但是这种特权不应该随便滥用。我的道路也不是铺满了玫瑰花，他的处境困难我认为绝不能成为原谅的理由。
可怜的俄国人无论在《论坛报》上还是在伦敦的《晨报》上（尽管是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现在都在演出他们的拿手好戏，说什么俄国人民是彻头彻尾民主主义的，而官方的俄国（沙皇和官僚）只是一些德国人，贵族也是德国的贵族。
因此，应当同在俄国的德国斗争，而不是同在德国的俄国斗争。
关于俄国你比我知道得多，如果你能有时间来驳斥这种谬论（条顿的蠢驴们也完全同样地把弗里德里希二世等的专制主义归罪于法国人，好象落后的奴隶始终用不着文明的奴隶来进行必要的训练），我会非常感谢。自然是在《论坛报》上。
评论：马克思告诉恩格斯《晨报》的编辑没有刊登他反击戈洛文的声明，因而把声明发表在1853年9月10日《人民报》第71号上。马克思还谈到德朗克的搬弄是非和耍的阴谋，以及应当同在俄国的德国势力作斗争。鉴于恩格斯在俄国问题上的研究，马克思希望他能写文章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反驳该报和《晨报》上关于俄国问题的谬论。
9月15日 致信阿道夫·克路斯，指出：今天我收到了刊登在《改革报》最近一号上的你的魁北克通讯以及克耳纳为佩舍辩护的文章，就是这个佩舍，在我同时收到的9月3日的《新英格兰报》上对可笑的“怪人”、“阶级斗士”庸俗地进行挖苦，而自以为机智。从你专门为我寄《改革报》的时候起，我恰好开始又经常收到该报，但是《论坛报》却不经常收到，而这对我却很重要。例如，我就没有那篇我引用了列强就丹麦问题交换的照会的文章，也没有那篇我说明土地所有制关系的文章……
我觉得，现在正是时候，你们应该重新开始论战，把这些发明唯物观点的庸俗的格普—佩舍好好挖苦一顿；他们的唯物主义实际上是庸人的唯物主义。对手变得厚颜无耻，这是事实，这种事实至少在《新莱茵报》时期是不可能有的。在1848年革命时期实际上开了小差、然后跑到美国去零售自己天才的大学生施累格，还老是不断地把他的《新英格兰报》寄给我，大概是为了让我亲眼看看他们是些什么东西。恐怕从来没有一家报纸，其愚蠢和虚荣是如此矫柔造作地结合在一起的。
克耳纳太软弱；看来他不懂得，每一家报纸要进行斗争，都必须论战。他还有一种不幸的本能，即在他的敌人给他一顿拳打脚踢之前两天还经常夸奖他们。对海因岑是这样，对佩舍也是这样，顺便说一下，佩舍在一篇关于货币流通的可怜文章中显示了他的百科全书般的知识……
无论如何，运动比我期待和希望的来得早（我认为，商业萧条将在春季开始，象1847年那样）。我总是希望，在这个时间到来以前我能隐居几个月，搞我的《政治经济学》。但是看来办不到了。经常给报纸写乱七八糟的东西已经使我厌烦。这占去我许多时间，分散注意力，而到头来一事无成。不管你怎样力求不受限制，总还是被报纸及其读者捆住了手脚，特别是象我这样需要拿现金的人。纯粹的科学工作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与某个A.P.C.、某个女通讯员和某个“大主教”并驾齐驱的荣誉，实在不值得羡慕。
评论：马克思告知克路斯收到的三篇文章。马克思提到应当重新与发明唯物主义观点的庸俗的格普—佩舍进行论战，而克耳纳在这方面太软弱。马克思指出，运动比预期来得早，并占去他很多时间。此外，马克思希望克路斯支持克莱因创建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新支部。
9月17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在今后两个星期里，我绝对需要你的合作。皮佩尔今天要离开两三个星期，——固然他不是去修道院，然而是去一所卫生监狱似的德国医院，在那里将把他的肉欲所引起的可悲后果彻底治好。因为我本来就由于往这个可恶的施皮耳曼那里跑而耽误了三四篇文章，所以现在必须定期在每星期二和星期五各寄出一篇，好使下次期票所开的钱数不致太少。可能弗莱里格拉特会在他的同行中找到人定期办理我的期票贴现。
如果你在这段时间内能写出点什么，我就把其余的东西寄给你过目；你只需把你在《辩论日报》上或其他地方看到的关于土耳其的最新消息，或者收到的特别重要的电讯，加在开头或结尾，然后把这篇乱七八糟的东西寄往利物浦。
我希望在星期二以前收到你一篇文章。
就军队的态势等等写点什么是很重要的。英国各报上关于这个问题写了许多无聊的东西，说什么奥美尔-帕沙已越过多瑙河等等。
我已寄出两篇关于商业危机的文章，一篇是上星期五寄的——论述英格兰银行，它的贴现率和皮尔法令的作用（或者不如说对它的作用的估价）；第二篇是星期二寄的——论述粮食价格和生产过剩的征候。
能得到一些关于工业区的比较详细的材料，是很重要的。
另附上“《论坛报》的一个人”写的一些东西，以及《论坛报》出版者“关于他”的介绍。最后终于弄清楚，这不是个俄国人，而是个德国人。
评论：马克思谈到由于皮佩尔入院的耽误，需要恩格斯在这段时间写些文章以保证下次期票的钱数。文章的内容可围绕土耳其问题、军队的态势等。他自己已寄出两篇关于商业危机的文章，分别是《维也纳照会。——美国与欧洲。——苏姆拉来信。——皮尔的银行法令》和《政治动态。——欧洲缺粮》。最后马克思简单谈到普尔斯基、琼斯和沃尔弗，并附上1853年9月3日《新英格兰报》上刊载的泰奥多尔·佩舍写的《论“阶级斗士”》一文的简报，作者在这篇文章中企图反驳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并且否定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的存在。
9月28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附上魏德迈的信一封，克路斯的信几封，维利希先生的声明一件，马志尼致美国莫特夫人（废奴派）的信一封。
我把你的文章分成两个部分，改写成为两篇，已寄往纽约。这一次是我的妻子当秘书。
关于德朗克先生的事，我想弄个水落石出。我现在得知，他曾把皮佩尔的一本李嘉图的著作和工人罗赫纳的一本德文政治经济学史等等给卖掉了。这自然更加重了我对他的怀疑。
沃尔弗先生在离开之前，还把他对待我的那种厚颜无耻的举动告诉了伊曼特，完全歪曲事实，而且用一种庸俗气愤的口气。我恼火的是，我对这个饶舌鬼太关心了，而没有给他点颜色看。
情况非常妙。当所有这一切金融上的骗局破灭时，法国将出现惊人的破产景象。
雅科比在《改革报》上写了一篇调子很忧伤的论地球毁灭的文章。
你留意过《晨报》上与巴枯宁有关的一件事情吗？乌尔卡尔特以此为借口，发表了一篇文章，对巴枯宁表示怀疑，第一，因为他是俄国人，第二，因为他是“革命者”。乌尔卡尔特肯定地说，在俄国人当中没有一个诚实的革命者，他们的自称为民主主义的著作（攻击赫尔岑和游手好闲的戈洛文）什么也没有证明，并且在文章结束时对大陆的革命者宣布说，如果他们信任俄国人，他们就和他们的政府一样，也是叛逆。于是有一个“英国人”（理查兹），看来是受俄国人怂恿，出来开火了；他忌恨乌尔卡尔特，因为后者自恃资格老，在《晨报》上夺去了他的《〈泰晤士报〉和土耳其》这个论题。理查兹声明说，认为巴枯宁是间谍，同指责帕麦斯顿被俄国收买一样，都是荒谬的；他援引卢格和我的话为证，并称赞赫尔岑的《革命思想》等等。昨天又有一个叫作A.B.的乌尔卡尔特的喽啰出来声明说，他熟悉“青年俄罗斯”的全部著作，这些著作证明乌尔卡尔特的观点是正确的，并证明了泛斯拉夫主义等等。
无论如何，俄国的阴谋家们会发现，在这里不象在可怜的法国民主派当中那么容易装腔作势，那么容易获得威望和那么容易扮演革命流亡者的贵族的角色。在这里是要吃残酷的拳头的。这些蠢驴对巴枯宁有什么帮助呢？他们只是使他受到了严重的公开指责，而他们自己也挨了耳光。
评论：马克思随信附上魏德迈、克路斯和马志尼的信以及维利希的声明，谈到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两篇文章《西方列强和土耳其。——经济危机的征兆》和《伦敦交易所的恐慌。——罢工》，皮佩尔的病情，沃尔弗写给林格斯的信，对德朗克的怀疑以及雅科比的文章《论地球的毁灭》。在附言部分，马克思还谈论了布林德写来的信以及围绕巴枯宁展开的一场争论。
9月30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军事文章好极了。俄军向西推进，我自己也担心过，不过自然不敢相信自己在这类事情上的判断。在发生罢工的六个月当中，我关于罢工断断续续写了一系列文章。现在的确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利用你关于罢工的一般评论而写的那篇文章中，我列举了许多发生罢工的地名；也叙述了普雷斯顿和威根发生的事件。关于曼彻斯特的情况我没有写任何细节。普雷斯顿人的手段我曾描写为（很简短，注意）：（1）工厂主们企图掩饰他们想摆脱生产过剩，其借口是，工人们提出的要求使他们不得不关闭工厂；（2）企图以饥饿来迫使工人们屈服。
你看，我的罢工史只写到上星期二，而且完全没有涉及曼彻斯特。
关于棉纱和棉花的价格——可能的话还有关于工业制成品的价格——的评论，你可以稍微扩充一些，使它至少能成为文章中的单独一部分。
除了主要论题以外，我还必须有步骤地在每篇文章中对俄国的照会和英国的外交政策（而它是高明极了！）进行透彻的研究，因为纽约的这些驴子认为这是最重要的，而且毕竟也没有什么比阐述这种“高级政治”更容易的了。
下星期二以前我将写好一篇论述“东方教会”的文章，下星期五以前我将写完关于丹麦的三篇文章中的第一篇，一个月以后，各种等级会议又将重新在丹麦上演。
如果发生什么军事事件，我就完全指望曼彻斯特的陆军部会立即给我指示；在棉花和棉纱方面也是如此，这里的报纸关于这方面的报道十分可怜。
评论：马克思赞扬了恩格斯写的《俄国在土耳其》，谈了他关于英国工人罢工斗争问题的一系列文章的写作计划，以及利用恩格斯关于罢工的一般评论写的文章《伦敦交易所的恐慌。——罢工》。他认为恩格斯可以扩充关于棉纱和棉花的价格和工业制成品的价格的评论，使之成为文章中单独一部分。马克思还谈到他即将写作的关于“东方教会”和丹麦的文章。
10月初 致信约瑟夫·魏德迈，指出：布林德突然发现，吃饭问题与南德意志人所说的土耳其问题一样重要。你知道，这位先生觉得自己是了不起的大人物，完全以国家要人自居，象是上层流亡人士的代表；你也知道，由于皮佩尔轻率地写了一篇嘲笑俄国的文章（不过这种文章对《新英格兰报》是完全适用的，而且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一下子不可能写出什么别的东西来），布林德两个月中在《新英格兰报》上就抛出了不下三篇文章，对海因岑多少表示了兄弟般的支持（旧情不灭），等等。因而他同我们的关系紧张了。当我说到“我们”的时候，我是除开鲁普斯先生的，他由于同情《晨报》，自然而然地倾向布林德，并且早就显出一种特点：爱同自己的所谓党内朋友争吵，同情政治庸人。几天前，布林德又出现了，他给我的妻子带来一封写着克路斯地址的信，也就是给沃尔弗的信，因为沃尔弗曾给他写了一封温情的告别信，表示愿意通信，并留下了克路斯的地址。我妻子自然把英国目前还是伟大的亲土耳其分子的避难所一事告诉了他。自然，这决不是这个福斯泰夫式地自我吹嘘的以前的朋友来访的原因。巴登法庭扣押了他前妻（第二次结婚是在第十三区）生的孩子们的全部财产，直到孩子们被送回德国，交给想使他们信犹太教的犹太人。这样一来，布林德先生的财产就减少到他或他妻子的原来财产的四分之一，现在他认为，研究“吃饭问题”，还是应该先于土耳其战争的结束和彼得堡的被攻占。情况起了这样的变化，他需要律师琼斯（厄内斯特）帮忙，于是又想起了我的存在，对我自然特别殷勤。
评论：马克思在信中谈到布林德自认为是了不起的人物，还在《新英格兰报》上发表三篇文章对海因岑表示同情，使得他与马克思等人的关系紧张了。而沃尔弗对海因岑的同情，表明沃尔弗倾向于同情政治庸人。此外，马克思谈及自己和妻子与布林德的来往情况。
10月5日 致信阿道夫·克路斯，指出：虽然我已连续不停地工作了三十个小时——现在这对我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但是今天还是给你写信，你一定看得出：我已经被写作激情，甚至“高度的”激情所控制。
首先，我希望你能尽力设法使我的关于帕麦斯顿的文章在德文报刊上发表。
17日，琼斯要再到工人区去一趟，明天晚上要到我这里来取反对当地大骗局的运动的材料。不得不教英国人学本国的历史，真可笑。
维利希的老粗协会（伦敦人）——自从我们退出之后已经堕落——现在竟然落得连河马沙佩尔都离它而去。
如果有质量相同和所处位置同样有利的地块，那么地租当然完全决定于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多少。这一点连李嘉图也不否认。在这种情况下，地租不过是固定资本的利息。如果不存在本来的特定意义上的地租，那末也就不存在地租对资本和劳动的特定对抗，这正像说在既没有投入劳动也没有投入资本的地方也不存在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抗一样正确。在这种情况下反而存在利润和利息之间，食利者（通常意义上的）和工业资本家之间的对抗。租佃者向投资于土地的人支付的钱越少，他的利润就越多，反之亦然。租佃者和他的地主（虽然后者完全从投入土地的资本中取得利息）象以往一样是相互敌对的。
对凯里来说，下述情况是最好的情况：
假设一种劳动产品，利润和利息＝2，地租＝1，工资＝2。而假如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品增加一倍并变成＝10，那末地租就会成为＝2，利润和利息＝4，工资＝4。所以说，每一种收入的增加都可以不由劳动负担，而且不致造成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工人相互敌对，但是：
（1）把这种最好的情况当作现实，只不过是使所有三种对抗——地租、利润、工资——深化，而在相互关系方面实质上没有失去任何东西。
（2）它们要相对地提高和降低只能靠相互牺牲。在上述的例子中，比例构成是1∶2∶2。这种比例数如果等于2∶4∶4，难道比例会变吗？例如，如果工资变为5，利润＝3，地租＝2，三种收入的这种比例就变化了。那时，利润已相对降低，虽然它的绝对数还是增长了。
（3）如果认为，只要劳动总产品增长，应参加分配这种产品的三个阶级就会均等地分享这种增长，那就太幼稚了。当利润增长百分之二十时，工人必须通过罢工才能提高工资百分之二。
（4）总产品增长的条件从一开始就排除了增长的这种相对均等的性质。总产品无论由于分工的改进或者由于更广泛采用机器而增长，工人一开始就处于比资本家不利的地位。如果总产品是由于土地肥力的提高而增长，那末土地所有者就处于比资本家不利的条件。
评论：信中请克路斯在美国的德文报刊上发表他的文章《帕麦斯顿》。信中讲到的大骗局是，由于琼斯将到工厂区（特别是，罢工运动的中心——曼彻斯特工业区）去进行新的宣传旅行，以便建立广泛的工人组织“群众运动”，马克思显然打算向琼斯提供一些事实材料，揭露以冒充工人的“天然朋友”的曼彻斯特激进派为代表的英国资产阶级的虚伪的反工人政策。马克思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把他们所建立的所谓“制止曼彻斯特工业区工人骚动厂方合作协会”称作反对工人阶级的“暗地里阴谋”，在这封信中称作“大骗局”。信中还分析批驳了凯里和李嘉图的地租理论。
10月8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首先要请你马上（如果可能的话）寄给我一笔钱，那怕数量不大也行。两个星期以前，施皮耳曼终于付款了，扣了差不多两英镑。在这期间，债务自然大大增加，以致一切最必需的东西都送进了当铺，全家穿得破烂不堪，家里已经十天没有一文钱了。现在我手上有证据，证明施皮耳曼骗了我。但是这有什么用？纽约那家公司根据我的要求已把期票寄还给我，并附来一封信，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公司已经在7月22日照期票付了款，可是我在9月底才收到钱。现在我按期票还要得到二十四英镑。（自从皮佩尔被囚禁以后，我已寄出六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是愤怒控诉帕麦斯顿的起诉书；在这里我追述了他从1808年至1832年的全部经历。续篇在星期二以前我不一定能写好，因为需要翻阅许多本蓝皮书和《汉萨德》，星期五和今天由于奔走钱的事情已经白白过去了。星期五的文章，我已经在夜里写好；从早晨七点到十一点，我把它念给我的妻子抄写，然后到西蒂区去。）弗莱里格拉特为了把这张期票在比朔夫斯海姆那里贴现，答应尽他的全部力量，如在票据上背书等等，不过在八至十天之内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这就是战争的缘由。得想办法把这几天对付过去。食品的赊欠（热饮料等除外）已经告贷无门。此外，皮佩尔明天出院可能到我这里来；大概会这样。我一收到钱，就给了他三英镑，但是这头蠢驴竟托李卜克内西给他保存，结果现在他一法寻也不会拿到。
这些年来我在这里遇到的所有愉快的意外事情中，最使我感到愉快的总是由所谓党内的朋友做出来的，象红色沃尔弗、鲁普斯、德朗克等等。今天弗莱里格拉特告诉我说，弗兰茨·约瑟夫·丹尼尔斯住在伦敦，曾经同红色沃尔弗一起到过他那里。他说他不打算到我这里来，因为据他说，我借助于班迪亚，把他的兄弟关进监狱，否则他是不会被捕的。班迪亚第一次到我这里来是1852年2月，把丹尼尔斯拘禁起来是在1851年5月！你看，这真是追溯既往的效力！这种罕见的卑鄙谣言（这是对我的全部劳动，对我花费的时间以及案件所引起的其他令人高兴的后果而给予的奖赏），自然被某些人贪婪地抓住，用来掩盖他们自己对我所采取的卑鄙行径和他们自己的胆怯的背叛。但是所有这些肮脏事的直接原因是德朗克和威·沃尔弗两位先生到处散布唠叨不休的怨言，他们把最方便的工作——编造谣言留给自己，而乐于把真正费力气的事推给我。
如果我生活舒适，或者至少生活上无忧无虑，我当然不会介意这些卑鄙行径。但是，多年来的小市民生活中的讨厌东西，再加上诸如此类的讨厌事情，那就太过分了。我打算一有机会就公开声明，我同任何一个党派都没有任何关系。我不愿再忍受党的任何一头蠢驴以党为借口来侮辱我了。
你现在会看到，把我的小册子送到德国去是多么必要。因为你不能办这件事，所以请你把施特龙的地址寄来，我想同他商量一下。
我也很想听一听德朗克先生关于这本书所作的解释。至于鲁普斯先生，看来他想通过对我采取无耻举动，来冲淡他对维护他的资产者所献的殷勤。我可以向他保证，他借口辞行，在伊曼特面前吹嘘他对我大动庸人肝火，这件事决不能就此结束。
评论：马克思介绍了自己的拮据处境，请恩格斯寄钱给他。他谈到威廉·沃尔弗、德朗克散布的怨言被利用，一些人制造关于自己的卑鄙谣言，用来掩盖他们的卑鄙行径和胆怯的背叛。生活的窘迫加上谣言的困扰导致马克思对不科学的党派十分厌恶，因此他认为把《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寄到德国是十分必要的。最后马克思附上克路斯的信，谈到克路斯1853年9月发表在《改革报》上的文章《“合众国最优秀报纸”及其“最优秀人物”和政治经济学家》，文章反对波士顿报纸《新英格兰报》散布的庸俗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学说，波士顿报纸把这些学说当作经济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就。克路斯根据马克思就这个问题给他以及可能还有给魏德迈的许多信件的内容，对巴师夏和凯里的庸俗学说进行了批判性分析。
10月12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至于《论坛报》，我论帕麦斯顿的第二篇文章星期五将写好。第三篇即最后一篇，包括1848年至1852年这一时期，需要查阅非常多的蓝皮书和《议会辩论录》，星期天英国博物馆又不开门，所以星期二以前我无论如何写不完。因此，如果你能帮我在星期二写完一篇文章，那就再好不过了，同时也是为了赢得时间。但写什么呢？真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否写点当前政治方面的东西，不过我只能补充一些最新的消息。如果你对这方面相当注意（对格里利和麦克耳腊思两位先生不需要写得太多），也许可以论述一下面临的危机将加速推翻波拿巴制度。我认为现在把注意力转到法国正是时候，那里终究要爆发一场灾难。谷物和葡萄歉收。因为巴黎的面包价格较低，吸引了全法国的工人，这就使革命大军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而这些新来的人又使巴黎人本来就在下降的工资更加降低了。亚尔萨斯—洛林、香槟等地发生了抢粮风潮。农民对优待巴黎表示不满；工人对军队受到过高的尊崇表示不满；资产者对有利于工人的强制干涉经济规律表示不满。首先是奢侈品的销路缩小了。工场倒闭。与这幅贫困景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波拿巴家族的骄奢淫逸和交易所的投机。整个信贷体系有名无实，竟变成了流氓无产者皇帝和犹太人富尔德指导下的一种庞大的纯粹骗人的企业。交易所、银行、铁路、抵押银行和其他各种类型的骗人机关，应有尽有。路易-菲力浦的末日制度正在重现，不过同一切龌龊的东西混为一体，而帝国和复辟王朝的可补救之处却不具备。
政府对银行施加压力。税吏在农村比任何时候更加苛刻。设想的预算和实际的预算之间差距极大。所有城市当局，为了维持表面的“繁荣”而债台高筑。其次是东方问题影响了国家有价证券，而宫廷本身则利用证券行情的波动进行危险的交易。军队士气低落。还应该特别强调的是，象赖德律、路易·勃朗以及其他一切形形色色的人物，这些空谈家的宣言、文告等等，没有引起丝毫变化，而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却立即推动一切，如此等等。我当然不知道你是否对这个题目感兴趣。无论如何你要立即告诉我，能不能指望星期二有一篇文章，因为我要根据这一点进行安排。
评论：由于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作论帕麦斯顿的第三篇文章需要查阅资料，而星期天英国博物馆不开门，所以马克思不能在星期二前完成写作，希望恩格斯能够写一篇文章。关于文章的主题方面，马克思提议论述一下面临的危机将加速推翻波拿巴制度，为此他对法国的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状况进行了一番分析。
10月中 致信阿道夫·克路斯，指出：关于《改革报》，我考虑一下能托别人做些什么。唯一能指望得到实际帮助的人，就是恩格斯。红色沃尔弗结婚了，他正在零售从普鲁茨、谷兹科夫和科塔那里贩来的空话，对我们来说，他现在一文不值。鲁普斯不愿写；他非常固执，不可能使他忘掉魏德迈的《革命》造成的挫折。德朗克现在当店员，懒得象巴黎浪漫女郎。维尔特为了经商，在北美和南美旅行已经几乎有一整年了。恩格斯工作实在繁重，不过他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不管在白天还是黑夜，不管是头脑清醒还是喝醉酒，在任何时候他的工作能力都很强，写作和思索都极快，因此在这件事上从他那里还是能指望得到一些东西的……
海因岑的英勇业绩使我非常开心。如果你们需要再次教训这个家伙，你们就利用他的愚昧无知，指出这个可恶的东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自己对手的话学了来，但这些话已经成为淡而无味的老生常谈了。妙的是，这个家伙为了追求威望常挨拳头。这对这样的青年人倒不会有什么坏处！
俄国坏蛋们，虽然我没有感到他们对欧洲有什么危险，但对我们德国人却很伤脑筋。我们在癞蛤蟆和卡尔梅克人之间处于困境……
卢格继《西方先驱报》之后把一篇针对一切共产党人的臭东西寄给了《新英格兰报》，该报没有发表。施累格公民，施累格公民！雅科比在那里还是有好处的。不要仅仅因为杜朗、“来自律内堡荒地的新教徒拉梅耐”而使自己丢脸。很想知道，卢格的这个臭名远扬的第二个“我”是否把海因岑需要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寄出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们轻率地处理问题，《改革报》又会蒙受耻辱……
评论：马克思告诉克路斯在给克莱因的信中并无失言之处，提醒他留神克莱因，但考虑到克莱因在佐林根工人中的威望，应当加以利用。他还告诉克路斯只能指望恩格斯为《改革报》写文章，不能寄希望于费迪南·沃尔弗、威廉·沃尔弗、德朗克、维尔特。海因岑在《新英格兰报》上发表了一篇演说，克路斯和魏德迈在《改革报》上对海因岑的行动和刊物上发表的东西进行了尖刻的嘲笑，而马克思在这封信中指出，如果克路斯和魏德迈要再次教训海因岑就要利用他的愚昧无知。此外，马克思还提到追求王朝冒险主义目的的波拿巴法国执政集团在东方问题上采取的立场，及沙皇俄国的侵略行动。沙皇俄国于1853年6月把自己的军队开进了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多瑙河两公国，马克思认为这是对欧洲民主政治的一种威胁。最后，马克思还提到卢格寄给《新英格兰报》的针对一切共产党人的文章没有获得发表。
10月18日 致信阿道夫·克路斯，指出：你为了抄写关于中国的东西真是化了很多工夫，要是早知道这么费事，我大概不致于这样不客气地为这篇文章请你帮忙了。德纳几乎逐字地抄下我的文章，冲淡了某些言词，并以罕见的分寸感删掉了所有大胆的话。随他的便吧。这是他的事情，而不是我的事情。
克莱因在莱茵省最优秀的佐林根工人中的确享有威望。不管是喝醉酒，还是头脑清醒，任何时候我自己都没有说过，工人只配当炮灰，虽然我认为这些家伙（克莱因逐渐堕落到这些家伙的水平）连当炮灰都不配。你对小克莱因要留神——这你做得到——，因为——天晓得，他在一旦行动的时刻是还用得着的人。
给皮佩尔的信已转交。同《坦率报》完全吹了，因为该报不付报酬，而皮佩尔生活十分贫困，不能为该报白写稿。
至于《改革报》，我考虑能托别人做些什么。唯一能指望得到实际帮助的人，就是恩格斯。红色沃尔弗结婚了，他正在零售从普鲁茨、谷兹科夫和科塔那里贩来的空话，对我们来说，他现在一文不值。鲁普斯不写；他非常固执，不可能使他忘掉在魏德迈的《革命》上的挫折。德朗克现在在布莱得弗德当营业所职员，懒得像巴黎浪漫女郎。维尔特到北美和南美经商差不多已经有一整年了。恩格斯工作实在繁重，不过他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不管在白天还是黑夜，不管头脑清醒还是喝醉酒，在任何时候他都能够工作，写作和思索起来像鬼一样快，因此在这件事上从他那里还是能指望得到一些东西的。
海因岑的英勇业绩使我非常开心。如果你们什么时候想再教训这个家伙，那就利用他的愚昧无知，指出这个不幸的人费了多大气力才把自己对手的早已过时和有馊味的话学了来。妙的是，这个家伙在追求声望。同时总是吃拳头！活该。
地租。我在《贫困》中引过一个例子：英国在一定的科学发展水平上认为是不肥沃的土地在科学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就变为最肥的土地。我可以指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事实，即中世纪在各地，特别是在德国，主要是耕种重壤土土地，因为这些地原来就比较肥沃。但是，最近四、五十年来由于种植马铃薯、养羊并因此而上了肥料等等，轻沙土土地提到了首位，尤其是它们不需要化钱搞排水设施等等；另一方面，化学肥料很容易补充这种土壤所缺少的东西。由此可以看出，“肥力”，甚至“天然”肥力在多大程度上是相对而言的。同时，也可以看出，凯里先生如果认为人们总是从肥力最差的土地开始，那他是多么不了解情况，甚至在历史方面也是这样。他根据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呢？从这样的事实：热带沼泽地非常肥沃，而要加以开垦需要文明。但是热带沼泽地本身对杂草来说是肥沃的，而对有益的草类决非如此。文明显然产生在小麦野生的地区，小亚细亚等等的某些地区就是这样。历史学家正是把这样的土地，而不是把生长有毒植物和需要化费很大的工夫耕耘才能使之成为对人类来说是肥沃的土地，称为自然沃土。肥力本来只是土地对人类需要而言的关系，而不是绝对的概念。
李嘉图的规律只适用于资产阶级社会。在那里只有资产者本身同土地发生相互关系，而一切农民的、或封建的、或宗法的关系都被排除，因此，在那里这个规律以它最纯粹的形式出现，即首先对开采贵金属的矿场和种植像甘蔗和咖啡这样的商业作物的种植园发生作用。关于这个问题，下次再详谈。在这两种情况下，资产者首先从纯商业的观点来看待对土地的使用和利用。
评论：信中感谢克路斯的帮助。1853年6月14日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了马克思的文章《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克路斯并不是总能为马克思弄到刊载他的文章的《纽约每日论坛报》，所以有时不得不把文章抄下来。信中详细讲述了克莱因的误解，分析了能为《改革报》供稿的人，评价了海因岑。还阐述了对地租的认识，认为李嘉图的规律只适用于资产阶级社会。
10月28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感谢你的两篇文章。我担心的是，你受斯米特先生的影响，对俄国军事成就的评价高了一些。首先谈一下1828—1829年的战局，据大多数同时代人证明，——我所指的也包括威灵顿公爵的副官寄给他并在《公文集》上发表的报告——这一战局不值一提。占领要塞与其说是靠强攻，不如说是靠收买。总的来说，收买在这一战局中起了主要的作用。吉比奇在越过巴尔干山脉的时候，对自己是打胜仗，还是悲惨地落入敌人圈套并被截断后路，他自己也没有把握。又是对一个高级指挥官的收买，以及土耳其军队的完全瓦解，才使他得救。俄国发动战争是在土耳其舰队在纳瓦林会战中被歼、土军旧组织被马茂德消灭而新组织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现在的情况却无论如何是另一个样子了。
最近两星期的《辩论日报》刊载了一系列关于1828年和1829年各次战局的文章。不过我没有读过。其他的材料我到图书馆去找一找。
皮佩尔在一星期以前出院了，并立即在两处找到了工作：（1）由克路斯介绍，在《华盛顿同盟报》当通讯员；（2）在西蒂区一个癞蛤蟆那里当文书（从九点到五点），一星期二十五先令。这样，我就不能再让他帮忙了。这对他更好些。我为他摆脱这个困境而高兴。
我把论帕麦斯顿的续篇寄给你。琼斯要求把续篇继续寄给他。我又给他寄去了一篇文章，但我声明说，如果不消除可恶的差错（这一次差错很严重，歪曲了原意），就不再寄去任何东西。本来原稿是写得很清楚的。
林格斯突然疯了，他在习艺所呆了几天，他的状况仍旧叫人担心。原因是狂饮，独一无二的鲁普斯“在这里有大功”，因为林格斯关了自己的铺子以后，鲁普斯就教他慢慢喝上了杜松子酒。加上林格斯性情过于急躁，不能忍受没有事情干，而目前他还没有找到新的工作。我们这里的人都要发疯了，真该死。
附上的东西是谈海因岑的伟大生平的。
评论：马克思认为恩格斯受斯米特的《1830年和1831年波兰起义和战争的历史》的影响，过高地评价了俄国军事成就，认为1828—1829年战局不值一提。此外，马克思还提到皮佩尔的近况，论帕麦斯顿的续篇文章，以及林格斯的精神病。
11月2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你必须在后天以前寄给我哪怕是一两页（如果你实在没有工夫的话）有关土军占领卡拉法特时渡过多瑙河的情况。昨天我提到这件事时还是把它当作十分可疑的消息。但看来这已被证实，你一定会从明天的报上了解到情况。既然我们已经从纯科学的观点研究了这个问题，我就不能对此保持沉默，也不能从一个“健康的人的思想”的观点来写它了。根据法国各报的消息来看，沙米尔已经重创俄军，甚至威胁到梯弗里斯，而沃龙佐夫将军仿佛已经报告自己的政府：在两面受敌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增援部队，他就不能守住格鲁吉亚。
《论坛报》近来经常采取并吞政策。第一，你的第一篇军事文章被当作社论并吞了，第二，我论帕麦斯顿的文章被并吞了，它的续篇也因此而预先被并吞了。你也许会觉得可笑，但我仔细地研究了这位高尚的子爵二十年来的活动，得出了同有偏执狂的乌尔卡尔特同样的结论，即帕麦斯顿数十年以前就把自己出卖给俄国了。你读完我的文章的续篇（特别是关于叙利亚和土耳其冲突的历史）以后，一定要把你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告诉我。我高兴的是，偶然的机会促使我更深入地去熟悉二十年来的对外政策——外交政策。这一方面我们完全忽略了，可是，我们应当知道我们要和什么人打交道。
整个外交界是在大规模地重复施梯伯、班迪亚及其同伙们的手法。
韦伯将军编辑的《纽约问询报》（我还没有看过那篇文章）反对《论坛报》上你写的一篇社论。据他说，那篇社论从科学上来说是正确的，不过土耳其战争是根据另外的原则进行的。他说土军在任何情况下都将进攻，等等。
工厂无—产—阶—级的情况怎样？
评论：马克思请恩格斯写一篇文章讨论有关土军占领卡拉法特时渡过多瑙河的情况。他还谈到《纽约每日论坛报》对他和恩格斯的文章采取的并吞政策，希望恩格斯读完他写的《帕麦斯顿勋爵》第四篇后谈一下自己对叙利亚和土耳其冲突的历史的看法。信末，马克思还提及《纽约问询报》反对恩格斯《俄军在土耳其》一文的观点。
11月6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附上伟大的卡尔·海因岑登在他的《西方先驱报》上的旨在反对我和共产主义的谩骂文章。
同时附上克路斯的一封信。你从信里可以看到，维利希的燃烧火箭将随下一次邮班到达。最恶劣的是，这些家伙把他们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在整个德国推销，而我的抨击性小册子却安静地睡在曼彻斯特和伦敦；并且他们现在又在海因岑的身上得到响亮的回声，而在几个月以前，维利希除了《刑法报》，没有掌握一家报纸。我收到这篇臭东西后，就立即转寄给你，以便你能写信告诉我，照你看应该怎么办。
你从克路斯的信中会看到《改革报》的情况。请“老头子”和德朗克给该报写稿。他们有的是时间。我不知道我们两人直接亲自动笔是否妥当。
评论：马克思随信附上海因岑反对马克思和共产主义的文章，以及克路斯的一信封。从这封信的内容可以了解到维利希的诽谤性文章《卡尔·马克思和他的〈揭露〉》在德国产生了影响，而马克思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没有在德国得到出版发行，对此马克思询问恩格斯的意见。此外，马克思还谈到《改革报》的情况，由于1853年10月魏德迈成为《改革报》的责任编辑，马克思的拥护者对该报的影响加强了，他认为可以请沃尔弗和德朗克给该报写稿。
11月中 致信阿道夫·克路斯，指出：至于《改革报》，我将设法在德国和巴黎搞点东西。皮佩尔现在从早晨九点到晚上八点在西蒂区上班。这样，如果再考虑到给《同盟报》写通讯，他剩下的时间就很少了。他只能搞一点。如果付钱，我主张先让埃卡留斯得一点，否则他只能整天干裁缝活。根据我们商定的结果，他现在将定期寄通讯去。如果有可能，请设法让他得一点钱。至于他关于法国的文章，琼斯已停止发表了，而手稿没有退还给我，现在也没法拿到手，因为琼斯现在正在进行宣传旅行。但我还是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他。我也已经约海泽写稿。多样化是有好处的，我认为，海泽由于同我们交往，将会变好。我已通过恩格斯向鲁普斯和德朗克约稿。不过这不会有多大效果。在这个悲惨的不幸时刻，鲁普斯的年岁加上单身汉的习惯造成了不良后果。
维利希的臭东西我还没有看到。差不多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到来自战场的消息上去了，甚至没有一分钟去考虑伟大的维利希。虽有电讯，但消息来得很乱，断断续续，而且很晚，况且这些东西无例外地都要通过维也纳警察局之手，也就是说，都经过检查。君士坦丁堡的消息当然来得太晚。民主派的英雄们蠢蠢欲动。这对土军是个不祥之兆。至于维利希，我想尽可能避免发表个人声明，我最后只能在《改革报》小品文一栏里给这个卑鄙庸人的“意识形态”描绘一幅心理学的，或更确切些说是现象学的风俗画。
上星期二在收到你的信的同时，收到了克莱因的信，应该说，信写得很出色，很机智，是经过周密考虑的。他写道，他将从他那方面搞一个反对维利希的声明，因为他可以揭穿这个家伙在伦敦的整个时期的谎言。克莱因有一个固执的想法，仿佛你对他很傲慢。我将设法调解一下。
对于《论坛报》，也许最好的办法是假装你们似乎“认出了我的文风”。论帕麦斯顿的文章在乌尔卡尔特的心目中提高了我的声望。为了帮助我写作，他给我寄来一些书，不过这些书我都已经知道……
评论：马克思谈到为《改革报》约稿的情况，以及评价维利希的《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的可能方式。他赞扬了克莱因的信和想法，设法调解克路斯和克莱因的关系。最后，他还谈到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译文《帕麦斯顿勋爵》如何体现作者的事情。克路斯把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马克思的抨击文《帕麦斯顿勋爵》的一部分译成了德文，并把译文寄给了《改革报》，《纽约每日论坛报》以社论的形式刊载了这篇著作，没有署马克思的名字。马克思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假装他们认出了是自己的文风。
11月21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同时寄上维利希的那篇卑鄙透顶的胡说八道。
你和德朗克一定要在星期五以前把涉及到我的声明寄来，我将以声明的形式把它放在我的总答复中。高贵的维利希曾是那样拖延，我们的回答却要非常迅速。你要尽量把自己的声明写得幽默一些。
谢谢你关于土耳其的文章。当文章寄到时，我已经得到土军退却的消息，因此我把它相应地修改了一下。请给我一次回信吧，——你已经四个星期没有回我的信了，总共才敷衍了事地写了六行字。
评论：马克思随信附上鲁普斯的汇票和维利希的文章，请恩格斯寄来涉及他的声明，并对恩格斯写的《土耳其战争的进程》表示感谢。
11月23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把《人民报》忘了。现附上。至今为止在琼斯的报上发表的五篇文章，只作为三篇文章在《论坛报》发表。
你虽然很忙，我还是要请你在星期五以前至少（更多也不必）给我寄来两页（象你平常所用的篇幅）稿子，要用英文写，以免再花时间翻译。我觉得战局到今年冬季应该算是结束了。无论如何，战局的第一个时期是完了，因此可以对它作总的评论了。总之，我指望从你那里至少能得到两页稿子。
对于维利希的那件令人讨厌的事，必须迅速采取行动，而不是象他那样一拖半年。
评论：马克思随信附上在《人民报》上发表的五篇论帕麦斯顿的文章，请恩格斯用英文写作两页稿子对战争作总的评论。此外，他认为必须迅速对维利希采取行动。
12月2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德朗克先生的所作所为象一个卑贱的小阴谋家。他对施特龙说，他已经把他的声明和报纸寄给你了。他要使你相信，我已经收到这两件东西，事实上我什么也没有收到。至少让这个小个子把报寄给你。我这里有自己的一份。不过在布莱得弗德什么也不需要。因为德朗克没有把这篇臭东西寄来，我就翻阅了旧信，偶然发现了一个有一段犯罪的话的物证，我逐字逐句地引用了这段话。这封信是寄给你的。如果挖苦的形容词损害了事实的准确性，那末德朗克先生毕竟只得怪自己，为了证明我至少是准确的，我要把他的信寄往纽约。那里面有些奇怪的、现在看来大概是使人不快的地方，例如，谈到什么“狂徒伊曼特”，这是他现在的亲密朋友，他每星期要给他写两次信。矮子为了有利于自己而在我们背后搬弄是非，我们是清清楚楚的。
我的答复《高尚意识的骑士》已于星期二发出。他将会感到惊奇。你的信以及施特芬的信和米斯科夫斯基的信（附有科苏特的供词）等都包括在内，作为正文的组成部分，自然要署你们的名。
琼斯遭到《经济学家》的攻击，从而出了名。
顺便提一下。星期二举行了波兰人大会。马志尼和科苏特没有参加。沃尔策耳、卢格和赖德律的痴人妄谈对这些听众是相称的。我的妻子参加了这次会。星期一民主派波兰人召开的另一个大会，情况也是一样。哈尼被宣布为主席。出席的五六十个英国工人，大闹会场表示反对。一片嘘声，大喊大叫“叛徒”、“骷髅”（他曾这样称呼宪章派）、“变节分子”。大打出手。哈尼不敢就主席位，他被乱揪、乱打、乱骂，虽然他多次试图发言，但始终无法开口。愚蠢的瓦西拉普斯基们自然什么也不懂，而是把这一切都视为“反动”。这就是乔治·朱利安·哈尼老爷子得到的涅墨西斯。
评论：马克思感谢恩格斯的文章《多瑙河战争》，并谈论德朗克的卑鄙行为，谈到回应维利希的《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一文写的《高尚意识的骑士》，以及琼斯被在《经济学家》杂志上发表的《工人议会》一文所攻击。此外，马克思还提及1853年11月28日和29日波兰流亡者的代表在伦敦为庆祝1830—1831年波兰起义纪念日组织的大会。
12月12日左右 致信恩格斯，指出：从今天早晨接到的你的电报中，我自然不能看出：
（1）你是否收到了纽约克路斯等人的答复和涉及维利希的几号《改革报》？可能正好相反，因为鲁普斯先生在寄给克路斯的一封荒谬的信中，企图用对魏德迈的辱骂来掩盖自己的懒惰。
（2）德朗克把有关的那几号《刑法报》寄回了没有？我已委托切斯特的施特芬到你那里去取这几号，因为我缺少这里唯一的那一份就不好办。当我——这次是由你发起的——在上一封信中谈到“著名的德朗克博士”的声明的有趣事件时，我立即就想到，最近的后果将是：在事件没有了结以前，你在一个时期（一两星期）内是不会给我私人来信了。至少这是你现在惯用的方法，自鲁普斯先生迁居曼彻斯特以来，你在涉及我同这两位先生的私人关系的一切事情上就惊人地一贯采用了这种方法。为了使我们的通信不致降到单纯的电报往来，最好我们两人今后完全不要在话里涉及你那里的朋友和受保护者。
评论：马克思谈了对恩格斯发来的电报的看法。马克思询问是否收到了一些材料，包括克路斯等人的答复、几号《改革报》以及几号《刑法报》。马克思还表示最好不要再谈论鲁普斯和德朗克，以免引起分歧。
12月14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你知道，每个人有时都有他自己的怪癖和《nihil humani》〔“人所具有的”〕东西，等等。关于“秘密活动”和诸如此类的胡说，我自然从来没有想过。我的一些忌妒，你已经习惯了，实际上使我生气的是，我们现在不能同生活，同工作，同谈笑，而你的那些“受保护者”却能很方便地同你在一起。
附上《骑士》的副本一份。另一份今天可到达华盛顿，或者昨天已经到达了。我把这篇东西寄给克路斯，是为了在两个声明之间不致出现矛盾的地方，并使他可以删去那已经用过的部分。在寄往美国的副本上还作了一些细小的文字上的改动。寄给你的副本缺少最后一页，是丢失了；那上面只有几句幽默的结束语。虽然没有听到有关维利希的任何消息，但他现在也许又到伦敦了。你在《改革报》上看到了安内克主持下的一次会议的精彩记录没有？会上没有一个人表示愿在“维利希麾下”作为“革命的战士”回到德国去。
谈到帕麦斯顿，只要有把握以后能找到一个愿出版这部著作的书商，我就同意把它搞成“德文”。问题是我没有德文手稿，因为自从我不得不用英文写作所有这些无用的东西以来，我就直接用“盎格鲁撒克逊文”写作了。给《论坛报》写的稿，我想以1840年和1841年的条约来结束，为此，除了《汉萨德》和《通报》以外，我还要参阅一些很厚的蓝皮书。帕麦斯顿在希腊、阿富汗、波斯和塞尔维亚的勾当，由于不大重要，我就不提了。诚然，还剩下一个革命的时期，但是，那些蓝皮书对此可以提供丰富的材料，虽然材料被歪曲得很厉害；关于我们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卫国”战争等等，也是这样。
至于你的充当炮兵上尉或作家的波拿巴，我看最好由你自己署名把这种文章送到：（1）《每日新闻》；或（2）《观察家》，或（3）《韦斯明斯特评论》。也许送到《每日新闻》最好。你用这类文章可以一下子——通过政变——在伦敦报界赢得一种地位，使你有可能“控制报界”，同时保证你有机会用英文在伦敦出版你论匈牙利战局的著作，这无论如何比在可怜的莱比锡出版要更有效更有利。
《论坛报》自然以你的文章而大肆自我吹嘘，人们认为可怜的德纳是这些文章的作者。此外，他们既然把论帕麦斯顿的这篇文章也据为己有，所以八个星期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成了真正的“编辑部”，《论坛报》编辑部。
比较大的文章被他们作为社论据为己有，而且这些文章只能论述一些比较重大的事件或者某些阶段，例如战争爆发、沃耳特尼察会战等等，除了这样一些文章，如果你还能（假如时间允许的话）把比较次要的、各阶段中间发生的情况用“英文”写成一两页的叙事短文寄来，那就好了。这些小东西甚至在语言方面给我带来的困难，也要比深奥的（！）议论或者特别是我多年来由于阅读英文书籍而必须用英文与之打交道的那种材料大得多。这自然只有在没有“大事件”的情况下才对我是必要的。主要问题是，在我感到自己不能完全掌握的那些东西上我担心我的批判意识。我的竞争者只单纯地抄录一些事实（或者确切些说，伦敦报界假冒为事实的东西）。
附上我的妹夫尤塔的建议，他建议每月为《南非人报》（卡普施塔德）写一次东西，你对此有何意见？尤塔的法文修养很差，但他是一个可爱而懂事的人。要是我们——你和我——当时在伦敦创办一个英文通讯社，你就不用在曼彻斯特受办事处的折磨了，我也不会为债务所累了。不过我相信，只要你现在开始为伦敦各报写些军事文章，过两三个星期你就会得到一个固定的地位，提供给你的物质报酬将同曼彻斯特的一样多，而给你留下的空余时间却更多。现在“军事作家”供不应求。
能弄到一个军事撰稿人，《泰晤士报》自己大概也会十分高兴，因为它这一栏很不行。值得试一试。我的出发点，自然是认为英国所有的报纸都是一种商店，只要自己的“商品”不被损坏，无论陈列在哪里，都毫无关系。
评论：马克思为不能与恩格斯在一起工作生活表示遗憾。他在信中提到给恩格斯寄去《高尚意识的骑士》的原因，对于维利希的看法，《帕麦斯顿勋爵》的出版问题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以及《纽约每日论坛报》将比较大的文章据为己有的情况。马克思随信附上了尤塔的建议，认为可以通过为伦敦各报写军事文章来获取物质报酬，从而使恩格斯摆脱曼彻斯特的工作并使马克思免遭债务的拖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