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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日 致信约瑟夫·魏德迈，指出：恭贺新年！并请代我和我的妻子向你的夫人祝贺。
我现在才把文章寄给你，是因为工作不但受到当前急剧发展的事态的影响，而且在更大程度上还受到私事的干扰。从现在起开始正常了。
鲁普斯病得很厉害，因此直到现在还不能给你寄任何东西。红色沃尔弗的文章我认为不能用，所以没有寄给你。
如果你由于资金困难不得不把自己的事业推迟一个较长的时间，——希望不会发生这种情况，——那就请你把文章交给德纳，以便他把文章译成英文供他的报纸刊用。不过我希望这没有必要。
请代我问候德纳。告诉他，他的信和报纸我都收到了，下星期将给他寄去一篇新写的文章。
至于《评论》，因为我这里手头没有，而要重新从汉堡索取，单从钱方面来说就有困难，所以请你来信说明，你认为在美国大致能指望有多大销路。
我将把我们的朋友厄内斯特·琼斯——英国党最杰出的领袖所办的《寄语人民》从这里寄给你。对你来说，它将是一个真正的宝库，因为它能帮助你弥补你的刊物的材料不足。
评论：马克思给魏德迈发去新年祝福，并告知已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一章寄给他。他简要提到鲁普斯病重，红色沃尔弗的文章不能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一章的发表问题，给德纳寄去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销路问题，给魏德迈寄去琼斯办的《寄语人民》等。
1月16日 致信约瑟夫·魏德迈，指出：今天是我两个星期以来第一次起床。你可以看出，我的病是严重的，直到目前还没有痊愈。因此这星期我不能如愿把我论波拿巴的文章的第三篇寄给你。附在这封信中的是弗莱里格拉特的诗和他的私人信。请你：（1）要精心把诗印好，诗节之间应有适当的间隔，总之，不要吝惜版面。如果间隔小，挤在一起，诗就要受很大影响。（2）写一封亲切的信给弗莱里格拉特。别舍不得用恭维话，因为所有的诗人甚至最优秀的诗人多多少少都是喜欢别人奉承的，要给他们说好话，使他们赋诗吟唱。我们的弗莱里格拉特在私生活上是一个最可爱最朴素的人，在他的真诚的善良心灵里隐藏着最灵敏和最善讽刺的才智；他的热情是“真实的”，但并不使他成为“非批判的”和“迷信的”。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是一个十分忠诚的人——这是我只能对少数人用的赞语。但是诗人——不管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总是需要赞扬和崇拜的。我想这是他们的天性。我说这些只是要你注意，在同弗莱里格拉特通信时不应忘记“诗人”同“批评家”之间的区别。而他把自己的诗直接寄给你，这是他的好意。我认为这对在纽约的你来说将是一个支持。
我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再给你寄一篇文章。皮佩尔曾经答应给你写一篇文章，但至今他还没有露面，而当他出现时，文章首先得经受检验，其结果或者是付之一炬，或者是被认为值得作一次跨越大洋的旅行。我现在还非常虚弱，不能继续写了。一星期后再给你详细写。我们全家向你们全家问好。
又及：再附上我们同盟的一个盟员的《声明》，要用小号字把它登在你的报纸的广告中间或是报纸的末尾。
丹尼尔斯、贝克尔等人的案件在陪审法庭一月份开庭期间又没有审理，借口是侦查非常困难，必须重新进行侦查。他们坐牢已经九个月了。
评论：马克思告诉魏德迈自己因病重而不能如愿寄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章，以及随信寄去弗莱里格拉特的诗和私人信，请魏德迈精心排版诗作，并写一封亲切的信给弗莱里格拉特这位真诚、善良、忠诚的真正革命者。在附言部分，马克思提到1852年1月21日普芬德的《声明》，该《声明》批判了维利希和沙佩尔，请魏德迈刊登在《革命》杂志上，同时提到丹尼尔斯、贝克尔的案件还要侦查。
1月20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皮佩尔怀着他那种最初十分钟的热情，自告奋勇要为我办理期票贴现，因为我不能出门，也不能按计划去查普曼那里。他在第二天晚上把钱带给了我，但是却说要把期票寄给你，好让期票在曼彻斯特贴现。我和我的妻子向他解释说，我们知道你是不能办这件事的。但是他的信已经写好了，而且对我相当明确地表示，似乎我出于某种不便明说的动机给他制造困难，因此只好随他的便，让他见鬼去，我相信你会把这张纸条寄回给他。现在他把这一事实告诉我，表明他根本不是那么着急，只不过是想摆一下架子罢了。这件事所以使我不愉快，是因为你会认为我办事轻率。
法国的情况好极了。我希望美丽的法国不要过于马虎地读完这个学校，而应该进行较长时间的学习。我认为，早几个月或迟几个月，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已经有了和平的拿破仑，路易决不会模仿路易-菲力浦。而以后会怎样呢？
你知道，科伦人并没有被提交陪审法庭，借口是这个案件十分困难，必须重新开始侦查。
马迪耶刚才来过这里，他用一种最庸俗的方式向我证明，说法国人能轻而易举地占领伦敦，五小时内就能在英国的所有海岸登陆。这些可怜虫太可怜了，只好默不作声地听他们胡说八道。
评论：马克思在信中表达了对皮佩尔办理期票贴现一事的不满，谈论了法国的局势，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不赞同马迪耶认为法国能够迅速占领伦敦的判断。信中提到的被逮捕的科伦共产党人是指1851年5月被普鲁士警察当局逮捕的、被控为“进行叛国性密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在普鲁士警察当局最终写成“起诉书”之前，被捕者受到大约一年半的审前羁押。审讯是1852年10月4日至11月12日在科伦进行的。受审的有十一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亨·毕尔格尔斯、彼·诺特荣克、彼·勒泽尔、海·贝克尔、卡·奥托、威·赖夫、弗·列斯纳、罗·丹尼尔斯、约·克莱因、约·埃尔哈特和阿·雅科比。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被告弗莱里格拉特流亡伦敦，避免了逮捕和审判。被控告的物证是普鲁士警探们假造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原本记录”和其他一些伪造文件，以及警察当局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集团那里偷来的一些文件。七名被告分别被判处三年到六年的徒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案件的组织者的挑衅行为和普鲁士警察国家用来反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卑鄙手段，进行了彻底的揭露。
1月23日 致信约瑟夫·魏德迈，指出：关于雾月十八日，现在你还会收到两篇文章；其中第一篇无论如何将在这个星期五寄出，第二篇如果不能同时寄出，也将紧随第一篇之后寄上。
附上皮佩尔的一篇文章。
至于鲁普斯，我曾再三催促他，看来他决定为你的报纸写一篇关于回顾科苏特在匈牙利的事业的文章。你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你在你的启事中没有在提到我们的同时提到鲁普斯；第二，你没有专门邀请他撰稿。你应该写信请求他给你写文章，以此来弥补后一个错误——你可以把这封信装在给我的信的信封里。我们之中谁也不能象他那样写得十分通俗。他是非常谦逊的。尤其应该避免造成这样的印象，似乎他的撰稿被认为是多余的。
由于我的住处离弗莱里格拉特很远，又因为我在邮件寄走之前的最后一分钟才接到皮佩尔的文章，所以今天不得不给你寄去两封信而不是一封信。今后我们将避免这种情况。
还附上我的朋友普芬德的声明（鲍威尔已经不再是我们同盟的人了）。你必须刊登这个文件，因为磨坊街协会诬告普芬德的声明，不但在欧洲的报纸上而且在美国的报纸上也登载了。最好你能在声明后面加个补充，说它仅仅提到在目前警察条件下所能公布的情况（鲍威尔和普芬德同旧同盟之间的账目，我们占有多数的那个中央委员会后来对这笔钱的使用的监督——所有这些当然现在还不能写上去）。还要写上：老长舌妇和欧洲民主主义的“糊涂虫”——阿尔诺德·文克里特-卢格，利用我们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必须在德国特别慎重行事这一情况，同时还暗示一些与普芬德和鲍威尔有关的事件（他本人只是从第三者或第四者传来的谣言中听来的），来竭力引起公众对我和恩格斯的怀疑，虽然我们与此毫无关系。这头蠢驴还以同样的方式声称，似乎我们是从磨坊街协会中被赶出来的，其实是我们自己声明退出这个协会的；普芬德的信也能说明这一点。
你还可以报道，在伦敦成立了一个由施泰翰领导的新的工人协会，它将同“流亡者”、“鼓动者”和大磨坊街协会一律不发生联系，并具有严正的宗旨。
我的亲爱的，你知道，这个协会是我们的，尽管我们只是派去了我们的青年；我这里指的不是我们的工人，而是我们的“有学问的人”。工人全都参加了这个协会。
施泰翰有些行会市民的妄自尊大和小手工业者的动摇性，但是他是可以教育的，并且他在德国北部的声望很高。因此，我也建议他给你写文章。我们逐渐把他推到他竭力想回避的前列，使他面对他原想掩饰的矛盾。维利希曾要他当金克尔公债的保证人，但他拒绝了。起初，沙佩尔—维利希欣喜若狂地接待他，企图唆使他反对我们，但是由于他健全的本性，很快就认清这些恶棍及其信徒们的卑鄙和无聊。这样，他就公然同这些恶棍绝交了（这部分是由于我们悄悄派去帮助他的罗赫纳和其他的助手促成的）。
评论：马克思讲自己因病无法工作；提到《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章和第四章的写作进度；威廉·沃尔弗决定为《革命》杂志写一篇回顾科苏特在匈牙利的事业的文章；并附上普芬德的声明，要求魏德迈必须刊登这个声明。此外，马克思认为魏德迈还可以报道在伦敦成立的由施泰翰领导的新的工人协会，认为施泰翰虽然有自身的问题，但可以教育且声望高。新的工人协会是在马克思的支持下于1852年1月在伦敦成立的，主席是汉诺威的流亡者施泰翰，加入该协会的是脱离了受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影响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工人们。后来，该协会的许多成员，包括施泰翰本人在内，都受到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影响，并归附于原先的组织了。
1月24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我只写几行，因为刚刚收到贝尔姆巴赫从科伦寄来的信，我希望你明天就能收到它。你现在必须：（1）把《给〈泰晤士报〉编辑》那封关于科伦案件的信给我寄来，并附上几句话，我将把这几句话放在犯罪构成的前面；（2）用你自己的名义给《每日新闻》写一封同样的信，虽然犯罪构成本身即声明本身要用“普鲁士人”或诸如此类的署名。我认为给《泰晤士报》的信署名“博士”，而给《每日新闻》的信署名“曼彻斯特商人”较妥，就是说，刊登的机会要多些。对人的称呼要用他们的头衔：贝克尔博士、毕尔格尔斯博士（！）、丹尼尔斯博士、克莱因博士、雅科比博士、奥托（德国科学界著名的化学家）、勒泽尔和诺特荣克。科伦检察院是极其胆小的。此外，根据新的纪律法，法官也已经不再是“终身的”了，或者至多只是名义上的“终身”。
你为德纳写的文章好极了。
你从这里走后，我给可怜的魏德迈自然只能寄去一篇文章。这次痔疮对我的折磨比法国革命还厉害。我要设法在下星期写出点东西。我的“臀部的”情况还不允许我去图书馆。
没收奥尔良王室偷来的和讨来的财产！富尔德下台！培尔西尼！妙极了！一切顺利。
英国资产者从1688年起就按传统硬把贵族集团置于行政权的首位，而在这种特殊的贵族集团统治之下，陆军、海军、殖民部门、筑城工程事业以及整个行政管理腐败的程度，是令人吃惊的。在英国人大肆吹嘘之后，当自由派在科苏特的庇护下发出叫嚣之后，以及在博览会期间高唱了世界主义的、博爱主义的和商业上的和平赞歌之后，一句话，在资产阶级自吹自擂的这个时期之后，令人高兴的是，现在这些恶棍发现，在丹麦王国里不是“有点”腐败，而是“全部”腐败了。此外，这些先生们也过分漫不经心地观看大陆上的斗争了。
评论：马克思在这封信中简要提及恩格斯关于科伦案件的信、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自己的身体状况以及法国和英国的政治状况。就法国来说，波拿巴政府没收奥尔良王室的财产，任命培尔西尼接替莫尔尼就任内务部长，以及随后的财政部长富尔德辞职，表明1851年12月2日政变后建立的波拿巴政权并不稳固，波拿巴统治集团已经开始出现内讧。就英国来说，1688年英国政变后在土地贵族和金融资产阶级妥协的基础上建立了君主立宪制，这种制度把贵族集团置于行政权首位，导致整个行政体系的腐败问题相当严重。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在1851年10月和某些政府官员热烈欢迎抵达英国的科苏特，利用科苏特大肆吹嘘英国的立宪自由，还将1851年5月1日至10月15日在伦敦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工商业博览会描绘为“普遍和平”纪元的开端，以掩盖资产阶级在镇压欧洲革命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
1月26日 致信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指出：你寄给我看的那一节诗写得非常好，巧妙地表达了犯罪构成，但我认为，它将损害整首诗的效果。首先，金克尔真是一个“德国诗人”吗？我和许多其他知道底细的人敢于对此提出怀疑。其次，“德国诗人”同“商业的”巴比伦之间的重大对立，难道不会由于后来又谈到“自由的”诗人同“卑躬屈节的”诗人之间的对立而缩小吗？尤其是，在《安徒生》中已经详尽地描述了傲慢的文学家对待与“诗人”相对立的世界的态度。因为，在我看来，没有任何内在的必要性在这个地方引伸到金克尔，那样做只会给敌人提供理由来猛烈攻击这一节诗，说它是个人意气或敌对的表现。但是，既然这一节诗写得非常成功，不能不加以利用，那末你——如果你认为我的意见是正确的话——务必找机会将它放到你今后要写的有关别的问题的某一首诗里。的确，素描是好极了。
因为恩格斯和维尔特没有把我给他们寄去的你的第一首诗的抄件寄回来，所以我昨天只能给红色沃尔弗朗诵我记忆中的几个片断。但是，这已经足以使他达到他所特有的那种狂喜的状态。
我收到贝尔姆巴赫的一封约有三十行字的信。他问为什么这样久得不到我的消息。回答很简单。我往科伦寄了几乎半印张的信，结果却是，过了很长时间才收到廖廖数行，而且根本不答复我的问题；例如，关于丹尼尔斯的健康状况等等只字未提。贝尔姆巴赫的这封信从曼彻斯特一寄回来，你就可以收到它。恩格斯为英国报纸写文章必须利用它。这张废纸中唯一重要的是下面这一点：检察院鉴于——要特别注意！——“缺乏客观的犯罪构成，因此没有起诉的根据”，决定重新开始侦查。这样，根据荒谬的臆断，你首先得坐九个月牢；然后发现，你坐牢是没有任何法律根据的。最后：你必须坐到侦查员能够为诉讼提出“客观的犯罪构成”为止，如果“客观的犯罪构成”找不到，你就得在监牢里吃苦头。
这种无耻的胆怯是难以想象的。主要的罪责落到一言不发的可怜的“报刊”头上。《科伦日报》、《国民报》和《布勒斯劳报》还登了几篇文章——而科伦检察院未必敢冒这样的危险。但是这些民主派和自由派畜生们正在为他们的共产主义敌人这一次被清除而欢呼。当泰梅和形形色色的民主派恶棍同警察当局和法庭发生冲突时，难道我们没有出来为他们讲话吗？曾经受到贝克尔的提挈和毕尔格尔斯的庇护的金克尔，在他的用美国钱喂养起来的《石印通讯》上从来没有为了报答这一点而提到他们。真是流氓！
如果我知道科伦某个可靠的资产者的地址，我就写信给丹尼尔斯夫人，使她对政局多少放心一些。从皮佩尔告诉我的情况可以看出，反革命的每个胜利都被“勇敢的市民们”用来使她担惊受怕和忧虑烦恼。
评论：马克思称赞弗莱里格拉特寄给他的那节诗，即弗莱里格拉特的《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二）》，但认为这节诗会损害整首诗的效果。马克思不认同这节诗中对金克尔的评价，认为没有必要在这个地方引申到金克尔，只会给敌人提供猛烈攻击的机会。马克思还提到沃尔弗对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一）》的肯定，不回信给艾布纳尔的原因，是对报界对科伦案件的沉默以及民主派和自由派的欢呼表示愤怒。
2月4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上星期四，即几乎一个星期以前，我把《给编辑的信》寄给《泰晤士报》了。看来，这家曾经把针对波拿巴的论战当作自己职业的报纸，现在认为有必要宽恕普鲁士了。因此，你必须同《每日新闻》接洽。如果这也失败了（我相信不会失败），那末还有《旁观者》。这大概是有把握的。
昨天乔·朱·哈尼给我寄来了他的重新出版的、篇幅略有增加的《人民之友》第一期。但愿他是为此而离开世界八个月，并藏身到愁闷的苏格兰去了！不过，为了使你尝到这个甘美果实的味道，一句话就足够了：
“不变的、普遍的、永恒的正义被宣布为最高原则，这项原则将同时是我们的指路明灯，我们的行动准则，以及试金石等等。”
够啦！不过哈尼给了波拿巴足够的惩罚，他把波拿巴叫做“私生子路易”。
我不知道，这个“过去的亲爱者”把他的小报寄给我是否为了博得我们的同情，或者他由于对我们的恶感而成了一个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还要庸俗的民主主义者。不过，除了庸俗和“不变的正义”，还有职业蛊惑者的卑鄙伎俩。他借助空谈家马西，即“自由精神”，来反对琼斯，这个马西是城堡街缝纫工人协会的书记，一个向经营这家铺子的牧师阿谀奉承的人，是所有被大陆吐出来的渺小的大人物的传令官，诬蔑琼斯的诽谤者，一个女骗子（使他确信她是个慧眼）的丈夫。哈尼通过这个马西来散布对各协会特别是对联合会的辩护，这种辩护恐怕会延续许多期。而罗多芒特-哈尼曾亲自对琼斯说过，他实际上是赞同琼斯对这些协会的看法的。同时，他预告要发表《科苏特在美国受到的接待和旅行》一文，虽然他在给琼斯的一封信里把科苏特叫做骗子。这些讲“最高原则”的先生们就是这样。我不知道，这些原则如果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而给别人规定的规则，那又是什么。哈尼一个时期引退了，而让脾气暴躁的琼斯去败坏声望，以便使他自食其果。但是，如果说他可能使琼斯受到损害，他本人也将毫无所得。这个家伙作为著作家已经彻底完蛋，而且正象在约翰街听过他演说的鲁普斯对我说的那样，他作为演说家，而首先是作为人，也彻底完蛋了。让这种人民运动见鬼去罢，特别是，如果运动是和平的话。在这种宪章派鼓动中，奥康瑙尔疯了（你在报上看到了他最近在法庭上的吵闹吗？），哈尼庸俗化了，琼斯破产了。这就是参加人民运动的人们的生命的最终结局。
昨天“班迪亚上校”来我这里。在谈话中他讲到，科苏特在伦敦向聚集在他周围的匈牙利流亡者们讲了这样一段话：“我将关心你们大家，但是我要求你们大家对我忠诚、忠实和顺从。我不是蠢才，对那些同我的对手一起搞阴谋反对我的人，我不会养活他们。我要求每个人无条件地表态。”这就是这个谦逊的科苏特背地里讲的话。其次，我从班迪亚那里了解到，瑟美列、卡季米尔·鲍蒂扬尼和佩尔采尔（将军）要来伦敦，组织一个反科苏特的对抗委员会。最后，这整个阴谋的领导者是马志尼先生。他用科苏特做自己的传话筒，并且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多少把自己打扮成马基雅弗利。这位先生手里牵着线，但是却不知道，他所驱使跳跃的那些傀儡只是他自己想象中的英雄，而别人谁也不这样看。例如，他写信给科苏特，要他同金克尔建立亲密的关系。据说他本人不能做这件事，因为他要负责同另一部分重要的德国人士联系。看来科苏特真同金克尔建立了友好关系，而金克尔在他的每封信中都谈到他的可尊敬的、他的杰出的、他的“不亚于他的”朋友科苏特。科苏特也自以为，他一方面依仗着德国的独裁者金克尔，另一方面依仗着意大利的独裁者马志尼，背后还肯定有法国的独裁者赖德律这个盟友。可怜虫堕落得太深了。
至于商业情况，简直使我莫名其妙。时而好似危机临头，西蒂区一片萧条，时而一切又好转上升。我知道，所有这一切都防止不了崩溃。而为了观察当前的动态，现时伦敦不是一个合适的地方。
评论：信中主要谈论了哈尼的观点和活动，以及有关科苏特的消息。1852年2月7日，哈尼把《人民之友》第一期的校样寄给了马克思，马克思认为他的文章充斥着“庸俗”和“职业蛊惑者的卑鄙伎俩”，不认同也不看好宪章派鼓动下的人民运动。马克思还谈到从班迪亚那里听到有关科苏特的消息，一是科苏特在伦敦向匈牙利流亡者的讲话与其谦逊的名声不相符合。二是马志尼一方面在组织一个反科苏特的对抗委员会；另一方面又写信给科苏特要他同金克尔建立关系，信中揭露了这些独裁者的蛊惑伎俩。
2月13日 致信约瑟夫·魏德迈，指出：附上我的文章的续篇。这个问题我越写越多——你还将收到两篇。此外，下次邮班我将给你寄点关于马志尼先生的东西。你的报纸老早就该到了。你知道，为了给一家报纸写文章，必须看到它；如果我的同事们看到他们的东西刊登了，他们的劲头就会更大。
这里谈几句在科伦监狱里的我们的朋友的状况。希望你用这个材料写一篇文章。
他们已经坐了将近十个月的牢房。
案件在11月已通过了侦讯室，侦讯室决定将该案提交陪审法庭。此后案件转到检察院。检察院在圣诞节前作出一项决定，在这个决定的陈述理由部分中写道：“由于缺乏客观的犯罪构成，因而也缺乏起诉的根据”（但是，由于政府对这个案件非常重视，如果不对被告进行司法追究，我们担心丢掉我们的职位），“因此我们将案件重新交给原来的侦查员去逐项进行调查”。拖延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确信它在陪审法庭上会遭到可耻的失败。它希望在这期间成立审讯叛国案的高级法庭，或者至少使陪审法庭无权审理一切政治罪行，——关于这个问题已经向普鲁士第一议院提出一个提案。我们的朋友们被关在彼此隔离和同外界隔绝的单人牢房里，他们被剥夺了通信和会客的权利，甚至得不到书籍，而在普鲁士，这些事情对一般犯人从来没有拒绝过。
如果报界对这个案件哪怕稍微加以干预，检察院也就无法作出这项无耻的决定。但是，象《科伦》一类的自由派报纸由于胆怯而沉默，“民主派”报纸（其中也包括金克尔靠美国钱出版的《石印通讯》）由于对共产党人的仇恨、害怕失去他们自己的威信以及对“新的”蒙难者的敌对而沉默。这些坏蛋就是这样来酬谢《新莱茵报》，而该报在这帮民主派恶棍（例如泰梅等人）同政府发生冲突时曾一贯维护过他们。金克尔先生就是这样来酬谢《西德意志报》，而在这个报纸上贝克尔曾提挈过他，毕尔格尔斯曾庇护过他。真是流氓！必须同他们进行殊死的斗争。
评论：马克思提到给魏德迈寄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四章，并等魏德迈寄来刊登了他的文章的杂志《革命》。在信中马克思主要谈了在科伦监狱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状况，希望魏德迈用这个材料写一篇文章。马克思寄给魏德迈和克路斯的关于被捕并在科伦受审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状况的材料，克路斯曾加以利用，克路斯曾把关于在科伦的被监禁者的一篇长文章寄往在辛辛那提出版的民主派报纸《高地哨兵》。
2月20日 致信约瑟夫·魏德迈，指出：2月18日，我收到了你的那封带有克路斯附笔的信。你碰上了两件特殊的讨厌事情：（1）在纽约失业；（2）猛烈的西风使由伦敦驶往美国的船只迷了航。除了最初几天以外，从英国（即从我、恩格斯、弗莱里格拉特、埃卡留斯等人）给你寄文章是非常准时的，任何报纸所希望的也不过如此。另一方面，这里人们有点懈怠了，因为，虽然来了好多艘轮船，却没有从美国收到任何消息。我认为没有必要把你的刊物暂时停刊一事告诉任何人，除了恩格斯和鲁普斯以外。不然这会使人更加懈怠。
此外，如果你希望得到这里的经常支持，你必须履行下列条件：
（1）每星期写信，并注明寄到你那里的所有我们的信的日期。
（2）使我们了解你那里发生的事情并经常往这里寄有关的材料和剪报等。
我的亲爱的，你知道，在不了解读者等等情况下，给在大洋彼岸出版的报纸撰稿，是多么困难。但只要你能履行上述条件，我保证你会有必要的文章。我手持鞭子站在每个人后面，能够迫使他们写东西。德国方面也答应给你寄文章并为你的刊物撰稿。只要我得知报纸还继续存在，我在巴黎就会有现成的不取报酬的撰稿人，他每星期都可以写通讯。我将写信给这个人——这是我最优秀和最有才智的朋友之一。糟糕的只是，谁也不愿意pour le roi de Prusse工作，时事性的文章，如果收到以后不马上发表，就会失去任何价值。再者，因为你无法付酬，那就更必须使人们确信，他们是在做真正的党的工作，他们的信不会被放进书桌里不管。
我认为，你坐在家里等信件，是你的失策。你应当象所有的报纸那样，通知邮局，在轮船到达后你将按时亲自去取信。这样就不难避免误投和延宕。
顺便提一下。如果希尔施的声明还没有刊登，就不要登了。
现在有许多坏蛋（其中包括裁缝列曼和裁缝约瑟夫·迈耶尔）从这里前往纽约。其中某些人将会用我的名义去找你。如果谁拿不出我的几行亲笔信，你就不要相信他。向这些家伙询问一下维利希等人的情况倒是可以的。列曼和迈耶尔是耶稣-维利希的狂热信徒。
至于德纳，我认为，他刊登西蒙的文章是愚蠢的。如果我的经济状况允许，我会立即拒绝再撰写任何东西。他可以允许对我和恩格斯的攻击，但是不应当允许这种无知的小学生的攻击。德纳十分庸俗，竟让一个头脑简单的家伙——这个家伙曾经把普鲁士皇帝、三月同盟和帝国摄政福格特钦赐给德国，现在又想把他自己，连同他的失败了的同事、议会和经过某些修改的帝国宪法钦赐给人民——把“鼓动者”和“流亡者”这两个只存在于报纸上的虚构东西作为历史的现实展示在美国公众面前。没有比这个从阿尔卑斯山高峰操着大政治家的语言进行说教的恶棍更为可笑的了。我原以为德纳会有分寸一些。特利尔的路德维希·西蒙！这个家伙什么时候才会放弃高贵的议会称号？
你可以想象，这些家伙在伦敦这里完全是一伙乌合之众。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结合在一起的唯一的东西，就是对哥特弗利德·基督-金克尔的救命钱的垂涎。另一方面，白痴卢格连同隆格和其他两三头蠢驴在“鼓动者”名义下过着空虚的苟且偷安的生活，正象死水潭给自己命名为“汪洋大海”一样。
当然，欧洲现在不是忙于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是忙于其他事情。自从12月2日和新的革命分子从法国来到这里以后，赖德律-洛兰本人象空心球一样瘪了。马志尼发表极端反动的演说。不久我将把其中的一次给你作一分析。
至于厄内斯特·琼斯的《寄语人民》——你在那里可以找到英国无产阶级的全部现代史——，只要我的经济状况允许，我马上就寄给你。往美国寄一个邮包，我得花八先令。
如果你的报纸不能出版，那末你是否能把我的小册子分印张出版或者象我给你寄去的那样分篇出版？否则时间会拖得太长。
评论：马克思讲述自己因为经济困境而无法从事研究和写文章；收到带有克路斯附笔的信，了解关于纽约失业等信息；魏德迈希望得到马克思等人为他写文章需要履行的条件；希尔施的声明可以不发表；警惕以马克思的名义到纽约找他的人；不认可德纳发表西蒙的文章，把“鼓动者”和“流亡者”这两个只存在于报纸上的虚构东西作为历史现实呈现在美国公众面前；欧洲流亡者赖德律、洛兰、马志尼的最新动向；在经济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将给魏德迈寄去琼斯的《寄予人民》，因为这一文献呈现了英国无产阶级的全部现代史；问候克路斯。
2月23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西蒙先生自我吹嘘的那号《论坛报》，我将找来给你寄去。真是拙劣的小学生！他还总是署名“特利尔的西蒙”。这家伙还不能下决心放弃高贵的议会称号。载勒尔曾经看过译载这篇臭东西的《州报》。你知道，从他的叙述中是从来什么也搞不清楚的。我从他那里得出以下几点：特利尔的路德维希·西蒙以瑞士流亡者的名义出面说话，他认为“鼓动者”（卢格及其同伙借以掩盖他们空虚的隐遁生活的名称）和“流亡者”之间的大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目前欧洲的紧急问题，他从“阿尔卑斯山的高峰”俯视一切。谈到这里——同时还把维利希当作非常重要的人物来引用，并且列举对这个英雄的成就的广泛反应——，西蒙把话题转到伦敦的第三个危险的政党，即以恩格斯和马克思为首领的“钦赐一切的政党”。说什么我们想用暴力把“自由”钦赐给人民。我们是比俄国皇帝还要坏的暴君。我们第一个以“讥讽而轻蔑的态度”对待“普选权”，等等。我们用我们的“钦赐欲”早已把一切都败坏了。可怜的家伙！难道普鲁士皇帝、三月同盟、帝国摄政福格特都是我们钦赐给德国人的吗？我们要钦赐他一脚。波拿巴甚至什么也没有教会这些蠢驴。他们仍然相信“普选权”，而且一心一意地进行着可怜的计算，他们应如何再一次把他们的卑鄙人物钦赐给德国人民。当人们听到这些家伙无休止地老调重弹时，真会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真正的畜生，是顽固的蠢驴。这个好虚荣的小流氓是怎样混进《论坛报》的，我十分清楚。大概公民弗吕贝尔是介绍人。他老早就同德纳有联系。
附上莱茵哈特的信，信中有非常妙的流言。
罗素以一种可笑的方式下台了。我只是希望得比执政。在这个短短的议会开会期间你已经看到，曼彻斯特派在没有客观形势推动的时候，是多么可怜。我并不为此责怪他们。任何进一步争得的民主成就，例如无记名投票，当然都是他们仅仅在必要时对工人所作的一种让步。
昨天我曾同一个刚刚从巴黎来的法国商人谈话。商业情况很糟。你知道这头蠢驴说什么？“波拿巴不如共和国。以前的商业情况要好些。”法国资产者经常要他们的政府对商业危机负责，这真是一种幸运。纽约的失业和伦敦的破产，大概也要归罪于波拿巴了。
还有一件关于波拿巴的非常有趣的（你在这里会感到尊敬的载勒尔的影响）事情。正象我写信告诉过你的那样，班迪亚同瑟美列和鲍蒂扬尼有联系。他是鲍蒂扬尼的代理人。他秘密地告诉我，说鲍蒂扬尼和查尔托雷斯基正在同波拿巴搞阴谋，差不多每天都同他见面。波拿巴希望，背着俄国和奥地利，在贵族流亡者中间给自己找到同盟者，并在波兰和匈牙利产生影响。此外，他向他们明确地说过，他将不顾尼古拉和其他一切，入侵比利时，也可能入侵巴登，而且就在最近。
艾韦贝克将他的大部头著作《德国和德国人》给我寄来十二本。有一本是给你的。这样的东西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从太古讲起的历史部分是陈旧的小学教科书的复制品。至于他在现代史方面的成就，你从下面的事实就可以作出判断：弗·李斯特把自由贸易学说介绍到德国，而卢格把社会科学介绍到德国。黑格尔之所以不朽，是因为他使德国人明白了质、量等范畴（原话如此），而费尔巴哈则证明了，人的认识不能超出人的理性范围。彼得罗·杜扎尔（司徒卢威老婆的弟兄）是最伟大的德国自由战士之一，弗莱里格拉特由于给《新莱茵报》撰稿而出了名。此外，他的文风也令人笑破肚子。例如，象约逊的战士由龙牙生长出来一样，日耳曼部落经常彼此殴斗。罗慕洛·奥古斯图路是个“温和可爱的少年”，而德国人三百年来已经习惯于听其邻人称他们是蠢货。
评论：信中主要谈论了《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刊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前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路·西蒙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西蒙高度评价1851年在伦敦出现的两个相互竞争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组织，即以金克尔、维利希为首的德国流亡者俱乐部和以卢格、戈克为首的鼓动者协会，却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拥护者看作“比俄国皇帝还要坏的暴君”。在马克思看来，西蒙无视德国的现实政治和历史教训，无休止地老调空谈“普选权”，没有任何益处。此外，马克思还谈到有关波拿巴的一些消息，以及艾韦贝克的拙劣的大部头著作《德国和德国人》。
2月23日 致信斐迪南·拉萨尔，指出：自从我上次给你写那封信以来，我的健康状况又有好转，虽然我的眼睛仍然很痛。可是社会条件却恶化了。我接到了出版商断然拒绝印刷我的《政治经济学》的通知；我的反蒲鲁东的手稿在德国漫游了整整一年，同样也找不到栖身之地；最后，财政危机达到了尖锐的程度，只有现今在纽约和伦敦所感觉到的商业危机才能与之相比。可惜我甚至连象商人先生们那样宣布自己破产的可能性都没有。波拿巴先生在冒险举行政变时就处于类似的境地。
讲到这位波拿巴先生，我认为最好是把巴黎一位朋友寄给我的一封信摘要告诉你；他是个大怀疑论者，对于人民不大看得起。
这里的一件最重要事情是，以得比伯爵（斯坦利勋爵）为首的托利党人取代辉格党人组阁了。这个事件好极了。英国只有托利党人执政才能前进。辉格党人对各个方面都充当中间人，并使一切死气沉沉。此外，商业危机越来越逼近，它的最初的征候在这里已经到处可见。事情正在发展。如能勉强度过这个过渡时期，就算不错了。邮件发送时间到了。就此搁笔。
评论：马克思提到自己健康状况的好转和社会条件的恶化，包括他的《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贫困》在德国的出版困难，以及财政危机的尖锐化。他还摘录莱茵哈特寄给他的信的摘要对波拿巴的评述，指出波拿巴对人民的轻视，以及托利党取代辉格党组阁带来的良好前景和商业危机的临近。
2月27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我发现上次忘了把莱茵哈特的信给你寄去了。给德纳写的文章已寄出，我要求他在伦敦给我指定一家银行，还没有得到他的答复。我的老太太虽有诺言，但仍无音信。给在德国的熟人们写的信，至今也没有收到一封回信。一个星期以来，我已达到非常痛快的地步：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再出门，因为不让赊账，我不能再吃肉。所有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不过我担心这种困境总有一天会弄得出丑。唯一的好消息是我们从内兄大臣的夫人那里得到的，说我妻子的非常结实的伯父得了病。如果这头畜生现在死了，那末我就可以摆脱困境。
今天我不能详谈，因为正忙于口授一篇给魏德迈的文章，并为他修改和邮寄其他的材料。
我在《奥格斯堡报》上看到（由于载勒尔的帮忙），施蒂纳先生出版了《反革命的历史》。他要证明，革命失败了，因为它是“神圣的”，而反革命胜利了，因为它持“利己主义的”态度。
2月25日，法国人举行了纪念二月革命的宴会，或者不如说是备有茶和火腿面包的无酒的聚会。我和我的妻子受到邀请。其他与会者付入场费一法郎。因为我不能去，也不想去，就让我的妻子同一个法国人去了。赖德律、皮阿、托雷、马丁·贝尔纳等人，一句话，发起这件事的整个洛兰集团都没有出席，因为他们觉得为了流亡者而收入场费太庸俗了。路·勃朗也写信谢绝了。出席的只是那些大部分自称为布朗基派的流亡者渣滓。但后来矮小虚伪的科西嘉人露面了，显然他是呆在附近的某个单独的房间里，通过他的暗探确信赖德律及其同伙没有出席才露面的。这个身穿漂亮灰色燕尾服的人，尽管毫无才干和威望，却受到热烈鼓掌欢迎。他的演说（他一演说完就走掉了）使他的敌人惊叹不已。迷住了他们。征服了他们。而这个小个子，这个社会主义的约翰尼·罗素是怎么说的呢？这里，在国外，人们对法国的异乎寻常的事件感到惊讶，而他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坚信祖国会时来运转。为什么呢？他说，我要向你们讲一讲历史的发展等等。就是说，在所有的伟大军事家，例如弗里德里希大帝和拿破仑大帝的一生中，都有大胜利和大失败。那好，法国是一个军事国家。它有自己的兴盛和自己的灾难。这正是需要证明的。它想要做的，它总是能做到，1789年驱逐了封建主，1830年赶走了国王。1848年它想要推翻谁呢？可能你以为是资产阶级。绝对不是，是贫困，可恶的贫困。接着就是为贫困而簌簌流出社会主义的热泪。贫困并不是一种固定的和抓得住的东西，然而法兰西民族在新的革命中将战胜贫困，那时母亲们将不再亲手弄死自己腹中的胎儿，七岁的小女孩将不再“集结”在机器旁边，诸如此类的蠢话说了很多。同时他在自己的演说中慷慨地用了三个很俏皮的词。他称波拿巴是：（1）冒险家；（2）私生子；（3）模仿他伯父的猴子。最后这个新提法弄得与会者害了真正的舞蹈病。你对此有什么看法？这些癞蛤蟆真令人感到绝望。一般说来，他们的行径是讽刺短诗式的、真正戏剧性的艺术作品，这些家伙！我的上帝！勃朗先生的攻击使我想起马索耳曾经给我讲过的一件趣闻。波拿巴总是在夜里十二点以后，在一群被他召集在自己周围狂饮的“下流男女”中喝得酩酊大醉。这时候他就指天誓日，咒骂不休，而同他厮混的女士之一便为他辩护说：“他是个军人嘛！！”
评论：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自己十分窘迫的经济状况，谈到施蒂纳1852年出版的《反动的历史》一书，并描绘了法国人在2月25日举办的纪念二月革命的宴会，特别是勃朗在宴会上发表的演说。在马克思看来，这些在英国的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行径不过是“讽刺短诗式的、真正戏剧性的艺术作品”。在3月2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回信中，他告诉马克思给他寄去了五英镑，并评价施蒂纳的书是“一部毫无价值的文集”。
3月3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星期一我收到了五英镑，虽然鲁普斯是住在宽街3号而不是4号。今天我还收到了给德纳写的文章，写得非常成功。
你给《革命》和《论坛报》的邮件被拆开了。甚至没有动动手把它再封上。
你从附上的信中可以看到，我们同警察局之间的情况怎样。除了鲁普斯2月5日替我担任主席以及告密者把我们给《泰晤士报》的信同给丹尼尔斯夫人的回信弄混之外，事实全是伪造的。暗探是汉堡的“希尔施”，这个人在两个星期以前就被我们驱逐出同盟了。他是在德国被吸收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完全信任过他，所以也从来没有当他的面说过半句有危险的话。
琼斯就魏德迈驳斥海因岑的文章，交今天的邮班给魏德迈寄去一封正式信件，在信中对海因岑表示了极大的轻蔑，并且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给了他一顿教训。前天全国改革同盟召开了一个大会；至少有两千听众。琼斯恰当地批驳了休谟先生、华姆斯莱先生及其同伙，取得了一次真正的胜利。看来伦敦和曼彻斯特现在采取了这样的分工：在那里资产者较多地进行政治上的攻击，在这里则较多地进行商业上的攻击。
几天前，我得到了马志尼先生用意大利文写的宣言。他不顾一切地充当神圣的资产者，并痛骂“非神圣的”法国资产者。他把首倡作用从巴黎移往罗马。“唯物主义”和“利己主义”毁灭了法国。工人从资产者那里继承了这两种恶习。法国从1815年起不再是起首倡作用的国家了。现在意大利和匈牙利是神选的国家。
“马志尼先生”以隐士彼得的身分责备罪恶的法国人，同时却向那些自然是体现了“忠诚”和“信仰”的英国自由贸易派卑躬屈节。蠢货！
评论：马克思告诉恩格斯收到他给德纳写的文章《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提到恩格斯给《革命》杂志和《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邮件被拆一事，以及与警察局的斗争。信中还介绍了琼斯对海因岑及休谟、华姆斯莱等人的批判，并对马志尼的宣言进行了批评。
3月5日 致信约瑟夫·魏德迈，指出：我担心出了什么差错，因为我误解了你的上一次来信，把最近两封信都按下列地址寄出去了：“钱伯斯街7号《革命》办事处1817号信箱”。这个该死的“1817号信箱”引起了混乱，因为你来信说要在“旧地址”上加这么几个字，但没有说明是指第一个地址还是指第二个地址。可是我希望，在这封信寄到以前事情已经弄清楚，特别是因为上星期五寄出的那封信里附有我的文章的很长的第五篇。第六篇，也就是最后一篇，这个星期我未能写完。但是，即使你的报纸重新出版了，这次延宕也不会碍事，因为你手上掌握的材料已经足够了。
你驳斥海因岑的文章写得很好，可惜恩格斯寄给我太晚了；它写得既泼辣又细腻，这种巧妙的结合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论战。我已经把这篇文章给厄·琼斯看了，这里附上他给你的一封信，这封信准备发表。琼斯写得很潦草，又有一些缩写，而我想你还不是一个地道的英国人，所以我把我妻子誊写的抄件和德译文连同原稿一起寄给你，以便你把原稿和译文两者同时发表。你还可以在琼斯的信后面附上这样几句话：至于说到乔治·朱利安·哈尼（他对海因岑先生来说也是一个权威），那末他在他的《红色共和党人》报上发表了我们的《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文，并且还加了一个边注，说：这是《the most revolutionary document ever given to the world》（“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革命的文件”），而他在他的《民主评论》上译载了被海因岑“驳倒了的”智慧，即《新莱茵报评论》上发表的我的关于法国革命的文章；而且哈尼还在一篇论路易·勃朗的文章中把这些文章当作对法国事件的“真正的批判”介绍给他的读者。不过，在英国只是不需要引证“极端分子”的话。如果英国的一个议员要当大臣，他就得重新经过选举。
为了使海因岑这样一个不学无术的“有性格的人”不致认为，贵族拥护谷物法，资产者反对谷物法，因为前者想“垄断”，后者要“自由”（一个笨伯只是在这种思想形式中才看到对立），那只应当指出，在十八世纪，英国的贵族拥护“自由”（贸易自由），而资产者则拥护“垄断”，也就是目前“普鲁士”这两个阶级对“谷物法”所采取的立场。《新普鲁士报》是贸易自由的最狂热的拥护者。
最后，我要是处在你的地位，我就要向民主派先生们指出，他们最好是先熟悉一下资产者的著作本身，然后再去大胆地对它的对立面狂吠。这些先生要弄清过去的“阶级的历史”，就应当譬如说研究一下梯叶里、基佐、约翰·威德等人的历史著作。他们想要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应当先懂得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美国的资产阶级社会现在还很不成熟，没有把阶级斗争发展到显而易见和一目了然的地步，关于这一点，北美唯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查·亨·凯里（费拉得尔菲亚人）提供了十分出色的证明。他攻击李嘉图这个资产阶级的最典型的代表者和无产阶级的最顽强的反对者，认为他的著作是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制度的一切敌人的军火库。他不仅指责李嘉图，而且指责马尔萨斯、穆勒、萨伊、托伦斯、威克菲尔德、麦克库洛赫、西尼耳、惠特利、理·琼斯等等，一句话，指责欧洲的经济学权威，说他们分裂社会和制造内战，因为他们证明了：各个不同阶级的经济基础一定会在它们中间引起一种必然的、不断发展的对立。他拼命驳斥他们，虽然他不象愚蠢的海因岑那样把阶级的存在同政治特权和垄断的存在联系起来，但是他想证明，经济条件——地租（地产）、利润（资本）和工资（雇佣劳动）不是斗争和对立的条件，而是联合与和谐的条件。实际上他只是证明，美国的“不成熟的”社会关系在他看来是“正常的关系”。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象海因岑这类不仅否认阶级斗争，甚至否认阶级存在的无知的蠢才只不过证明：尽管他们发出一阵阵带有血腥气的和自以为十分人道的叫嚣，他们还是认为资产阶级赖以进行统治的社会条件是历史的最后产物，是历史的极限；他们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奴才。这些蠢才越不懂得资产阶级制度本身的伟大和暂时存在的必然性，他们的那副奴才相就越令人作呕。
你可以利用上述意见中你认为有用的东西。此外，海因岑已经用我们的“中央集权”去代替他的“联邦共和国”，等等。当我们现在所传播的关于阶级的种种观点变得不怎么新奇，而且为“正常的人的思想”所接受的时候，这个粗鲁的家伙就会大叫大嚷地把这些观点说成是他“自己的洞察力”的最新产物，并且对我们进一步发展这些观点发出狂吠。因此，当黑格尔哲学还是进步的时候，他凭借他“自己的洞察力”对它发出狂吠。而现在，他却靠黑格尔哲学中变得淡而无味的、卢格没有消化掉又吐出来的面包屑来糊口。
评论：马克思告诉魏德迈因为弄错地址，误投了两封信，信中附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五章。他赞扬魏德迈驳斥海因岑的文章，是泼辣和细腻巧妙结合的论战。在马克思提到的那封预定在《革命》上发表的琼斯1852年3月3日给魏德迈的信中，阐述了英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并评述了英国阶级斗争的发展。马克思还随信附上琼斯给魏德迈的信，并提出可以在信后面加上哈尼肯定《共产党宣言》和《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话，因为哈尼对海因岑来说也是一个权威。此外，马克思还谈了关于阶级的观点，认为要认识阶级的历史必须阅读梯叶里、基佐、约翰·威德等人的历史著作，赞扬了美国经济学家凯里《论工资率》中对尚不成熟的美国资产阶级社会及其阶级斗争发展情况的论述，并指出自己对阶级理论的三个方面的新贡献。马克思在这封信中谈到对凯里的意见，后来克路斯在他驳斥海因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文章《“合众国最优秀报纸”及其“最优秀人物”和政治经济学家》中曾加以利用。信末，马克思提到随信附上匈牙利通讯的最后一部分，以及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该章程是在1850年9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科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50年12月制订的。
3月25日 致信约瑟夫·魏德迈，指出：祝世界的新公民幸福！没有比出世在当代更为美好的了。当人们只用七天就从伦敦到达加尔各答的时候，我们两人早就毁灭了，或者老态龙钟了。而澳大利亚、加利福尼亚和太平洋呢！世界的新公民们将不能理解，我们的世界曾经是多么小。
如果你在一星期以前没有收到这里所附的结尾部分，那是你完全沉默的过错。
我请你在小册子中也用一、二、三、四、五、六、七把我的文章分开，就象给你寄去的那样。这些数目字对读者来说将成为支点。它们代替标题。在第五篇末尾还要加上如下的话：“然而波拿巴象阿革西拉乌斯回答国王亚奇斯那样回答了秩序党：‘你把我看作蚂蚁，但是总有一天我会成为狮子的’”。当然，现在整个事情必定会完整地出现。
克路斯的声明非常好。
或许——我看这很好——你把厄内斯特·琼斯的信就刊登在第一期上？只要写上两句前言就足以把它说清楚。
再就是：克路斯可能已经把关于瑟美列的事情告诉你了。首先你必须利用同某个出版商的关系，设法把他的关于科苏特、路·鲍蒂扬尼和戈尔盖的小册子——约十印张——用德文然后用英文出版。如果这能做到，你可以把德文本作为你的第二期出版，——当然不必添加任何其他东西。如果不是你自己出版这部著作，那末出版商就必须为它出钱。
最近我将着手批驳马志尼。金克尔先生，他自己承认是从“奶妈的童话”中吸取自己的智慧的，现在到处看到“大人物”之间的团结，不过等他一回来就会发现突然爆发的最好形式的斗争。事情就是，赖德律和马志尼曾用意大利公债的一万法郎买下了布鲁塞尔的日报《民族报》。现在马志尼先生却居然抛出了他的第一篇文章，用尽他的下流的蠢话攻击法国，攻击社会主义，说什么法国失去了革命的首倡作用。他的攻击如此疯狂，以致赖德律现在不得不（据说已经决定）亲自出面反对他。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者路·勃朗、比埃尔·勒鲁、卡贝以及马拉尔梅等已经联合起来，并发表了一篇由癞蛤蟆路·勃朗撰写的恶毒的答复。同时，多数法国流亡者对赖德律异常愤怒，并公正地认为他应对马志尼的愚蠢负责。大火已在他们自己营垒中燃烧起来了。
评论：马克思谈到《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排版与补充；认为克路斯的声明写得好，在这个声明中，克路斯根据马克思的指示，揭露了“革命公债”是冒险的举动，并抗议金克尔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使用推销公债所募集到的款项；建议把琼斯给魏德迈的信刊登在《革命》第一期上，琼斯在信中阐述了英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并评述了英国阶级斗争的发展；请魏德迈设法在美国出版瑟美列的小册子《路德维希·鲍蒂扬尼伯爵、阿尔都尔·戈尔盖、路德维希·科苏特》；他将着手批驳马志尼在布鲁塞尔《民族报》上发表的观点，马志尼把全部反革命行动归罪于社会主义者，认为法国已经失去革命的首倡作用。此外，马克思还谈到德朗克被捕、皮佩尔的文章，询问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的消息，以及克路斯的抗议书和魏德迈的杂志《革命》获得好评。
3月30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这里有许多新闻。哥特弗利德·基督-金克尔派出，或者确切点说，已经派出大学生叔尔茨和席梅尔普芬尼希，去到处鼓吹4月中要在伦敦召开一个有瑞士、巴黎、德国和比利时代表参加的会议，目的是保证革命公债，彻底调整这项基金的管理机构，并组织in partibus〔在国外〕的民主政府。但是你必须在星期六以前把这包脏东西寄还给我。
科苏特在美国被瑟美列揭露，而且已经同他所背弃的伦敦委员会完全决裂；当他获悉这一时期民主派伙伴中间发生了怎样的分裂时，是会吃惊的。
正是那个已经当了两年in partibus的民主教会的教皇的马志尼先生，终于认为是发泄他对社会主义和法国的怨恨的时候了，于是在布鲁塞尔的《民族报》（这个报纸是他在赖德律的同意下用意大利基金的一万法郎收买的）上用法文发泄了。他在那里把十二月二日、占领罗马，一句话，把全部反革命行动都归罪于社会主义者，并且用他那种傲慢的多米尼克派的口吻起劲地痛斥异教徒，教派，唯物主义，怀疑论，法国的巴比伦，就象他在伦敦讨好英国的自由资产者一样起劲。法国似乎已经失去了革命的首倡作用。民族之王已不再存在。现在坐第一把交椅的已是其他民族了，等等。一句话，这是有幸刊登在《祖国报》和《立宪主义者报》上的真正的革除教门令。这在法国人看来未免太过分了。这时，小个子路·勃朗看到了这里有使自己重新恢复名誉并出人头地的机会，便赶紧把卡贝、比埃尔·勒鲁、比昂基、纳多和瓦斯邦太（蒲鲁东主义者）集合起来。他们在《晨报》上用最粗暴的方式攻击了马志尼先生。他们答复的理论部分几乎与马志尼的攻击同样无力。至于有关他个人的那一部分——材料是马索耳供给勒鲁的——，毁灭了这个傲慢的上帝使者。
赖德律这方面为了不失去全部影响，认为自己必须退出欧洲中央委员会。他也在《民族报》上答复了对法国的攻击。这是一篇可怜的毫无逻辑的文章。他坚持“法国的革命首倡作用”，真妙！读起来实在恶心！据说赖德律现在打算去美国。
这样，一方面，白痴卢格失去了他的欧洲中央委员会；另一方面，金克尔（他在美国象狗一样对自己的竞争者科苏特摇尾乞怜）看到，普遍地“混合”，也就是在1848年以来就庸俗化了的“民主共和国”、“普选权”等空话的旗帜下融合所有的民主追求者的作法，并没有实现。这样，勇敢的维利希也将作为“共产主义者”同他们发生冲突。
同时英国政府用国家的经费每周大批地把法国的流亡者平民送往美国。可怜的小个子勃朗想用突然的总示威来反对马志尼，以便被确认为遭受迫害的教会的理所当然的领袖。为了阻止他的小阴谋，我将纵容马索耳去反对比埃尔·勒鲁。最后，为了彻底造成这场混乱，蒲鲁东要来这里。
伪善的费里克斯·皮阿这个艺术人（法国人用这个术语粉饰某个人的短处，粉饰他没有性格和智慧）把十二月事件写成一出传奇歌剧，由此你可以看出官方的大人物堕落得多么厉害。他找到了一个英国企业家，将同他一道在纽约等地上演这个丑剧：杀人、驱逐、流放等等场面。有什么能比利用自己国家的不幸来投机更卑鄙的呢？而这头蠢驴竟认为这种出卖法国灾难的娼妓行径是爱国行动。
因为阴谋成了这里的流亡政客的重大活动的最不可告人的秘密，所以济格瓦特-金克尔也在大学生叔尔茨和隆格夫人的妹妹（据说很有钱）之间干起了拉皮条的勾当。
讨厌的只是，这些蠢驴由于吹牛和搞阴谋，经常给警察局提供新的材料，使我们在德国的朋友们处境恶化。
评论：马克思密切关注金克尔、科苏特、马志尼、勃朗、赖德律等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导人的各种“投机”行径和“卑鄙”勾当。在马克思看来，这些流亡政客的重大活动不过是“吹牛”和“搞阴谋”，无助于推动无产阶级运动，反而为反动当局提供了压制无产阶级运动的借口。
4月5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在你把德朗克的第一封信寄还给我的第二天，他从狱中给弗莱里格拉特写了一封信，这事我忘记告诉你了。弗莱里格拉特立即把这封信寄给拉萨尔，要他往巴黎给德朗克寄钱。大概这没有什么困难，因为拉萨尔可以拿这封信去向杜塞尔多夫的所有自由资产者求援。遗憾的是，据《祖国报》报道，在德朗克身上发现了暴露内情的信件。难道他愚蠢到这种地步，竟把他同糊涂的里昂人以及其他人联系的证件带在身上？
正象我预料的那样，路易·勃朗打算利用反对马志尼的共同声明，以便建立新的“行动组织”，并挤到前头去充当革命政党的领袖。他甚至想拉我参加他的全体“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同盟，并约我见一次面。当然，我甚至没有赏给他一个回答，只是让中间人知道，我对这种纠缠感到惊讶。因为蒲鲁东要来这里，所以现在同我结成联盟对小个子来说正是时候。
德纳终于给我来信了，并按已经刊登的文章的篇数付给了九英镑。同时由于目前总统选举占了报纸的所有的篇幅，他请我把其余部分压缩成五、六篇，并且在最后一篇中主要叙述革命的德国的前景。这提供了一个痛斥流亡者的极好机会，在最近的一封信里我将把我这方面的观点详细地告诉你。
瑟美列现在把他的分为三、四部分的关于“科苏特、戈尔盖和路德维希·鲍蒂扬尼”的手稿（德文）给我寄来了。魏德迈应该在美国把它出版，这对他来说是一件极好的事情，尤其是他或许能够由此为他的报纸弄到五百美元。
但是在德文原稿寄往美国以前，应该在英国这里将它译成英文，以便这本书用德文在美国出版以后，好为这里的读者出版单行本。你即使把给德纳写文章的事情搁一个时候，也未必有时间来干这个。因此，我应当把这份手稿交给琼斯。每印张译文要付一英镑。
你看，金克尔的钦赐比路易·波拿巴还厉害。最初，他指定他的下院即保证人代表大会的成员。后来，他对自己独特的创举害怕了，既不遵守指定的日期，又不遵守指定的地点，而是在只有七个人能够参加的日期和地点召开了会议。这七个人里有六个对他投了信任票。他同他们一起草拟了自己的宪法；他们任命他为美国的代表，他则规定他所组成的委员会对他们负责。
评论：信中告知有关德朗克狱中的情况、勃朗的活动，以及与德纳、瑟美列等人的联系，并向恩格斯推荐了赛雷耳梅伊上校。在附言部分，马克思随信寄给恩格斯克路斯寄来的有关金克尔的活动的资料。
4月22日 致信阿道夫·克路斯，指出：主要工业部门即棉纺织工业，现在比任何时候都繁荣。尽管今年的棉花收成比1848—1849年增加了三十万包，而这里和美国的棉价仍在上涨，致使美国的工厂主已经比去年多购了二十五万包，这里的工厂主已经开始断言，即使收获三百万包棉花也满足不了他们的需要。到目前为止，与去年相比（按每年9月1日到来年4月7日计算）美国向英国多输出十七万四千包，向法国多输出五万六千包，向大陆其他国家多输出两万七千包。这种繁荣一方面说明，为什么路易·波拿巴能够如此安心地筹备他的没落帝国。到目前为止，1852年直接输入法国的棉花比1850年增加十一万包——三十万二千包比十九万二千包，——即增加百分之三十三。另一方面，这也是这里的政治生活消沉的原因。一方面，托利党人虽然是执政的，但在这种繁荣情况下却不能反对“自由贸易的福利”；另一方面，自由贸易派不开展政治鼓动，因为工厂主们当生意兴旺的时候不希望有任何政治风潮和骚动。印度市场在棉纺织工业的这种繁荣中起着主要作用，虽然英国货不断地大量输入印度市场，但前些时候以来仍然从那里传来好消息。这是因为，在英国人新近征服的信德、旁遮普等地区，以前几乎只有地方手工业，现在这种手工业终于被英国的竞争所压倒。1847年印度的最近一次危机以及由此引起的英国商品在印度的大跌价可能助长了这种情况。印度市场的这种出乎意料的容量，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情况，以及在没有大规模投机活动的情况下大部分原料的价格低廉，都使人们有根据推断：繁荣将罕有地持续下去。可能一直持续到春季，等等……
评论：马克思在信中描述了主要工业部门即棉纺织工业的繁荣景象，以及这种繁荣对法国和英国的政治生活的影响。他描述了棉花收成、棉价、棉花出口的增长，认为这种繁荣一方面是路易·波拿巴安心筹备没落帝国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其政治生活消沉的原因。
4月30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与这封信同时，你将收到从美国寄来的大量材料。我今天还收到了克路斯的信，现在摘录几段在下面。因为，直到下星期，我都需要这封信。
德朗克平安无事地到了这里。他比我意料中的更令我满意一些。他长高了，也发胖了。因此变得更自信了。他暂时非常快乐地住在安许茨那里，受到安许茨的热情款待。他将在这里开始做点小生意，受巴黎方面的委托，在这里代售烟盒和钱包。取百分之十的佣金。通过安许茨他很快就会取得干这种买卖所必要的联系。
我从他那里了解到，“高尚的”泰霍夫给瑞士寄去了一篇评述我们的文章，把我们特别是把你痛骂了一顿。军人们把你当作竞争者那样嫉妒。而我认为，总有一天你会证实他们的预感是正确的。此外，席利从日内瓦要求这些先生们同我们和解。接着出现了一个由维利希、泰霍夫、沙佩尔和席梅尔普芬尼希所签署的文件，其中谈到：（1）他们同这个完全无能为力的党彻底决裂了；（2）我们当中有警探，把全部情况都向普鲁士政府报告了。
我不知道是否已经写信告诉过你，或者当你在这里时已经听说过，金克尔先生及其同伙归根到底只有三千美元现款，所有象卡耳贝的勒韦那样体面的人都退出了，维利希同金克尔和赖辛巴赫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这整个混账集团正在瓦解。
昨天，这些狗东西在这里开了保证人会议。他们选出了常务委员会。卢格先生写了一封信表示抗议。维利希没有出席。赖辛巴赫一开始就完全拒绝参加这个肮脏勾当。委员会的委员将领取报酬。当选的有：金克尔、维利希（是否同意，还是问题）、卡耳贝的勒韦（一定会拒绝）、菲克勒尔、隆格和美因兹的许茨，还有一个。他们是自行加聘的。卢格在他的信中攻击金克尔是普鲁士亲王的代理人和共济会会员。
顺便提一下。我为瑟美列写了几个在伦敦的德国大人物的素描，交给了班迪亚。不知道怎么搞的，这封信读给一个德国出版商听了，但没有向他提我的名字。他现在要这些先生的“人物素描”，据班迪亚说，他准备出二十五英镑买几个印张。当然是匿名或者用笔名。你看怎么样？老实说，这种幽默作品应该由我们合写。我有些犹豫。如果你认为我值得写这种玩意儿，那你就从我的信中和你手头有的其他资料中，收集一些可以用来描写这些畜生的片断。至少你必须把关于维利希在“行动”时期和“在瑞士”时的一些札记寄给我。
凯里先生将出版一本论述“利益一致”的经济学著作，这一点，我在看到他的第一部著作时就已经预见到了。
卢格在我给你寄去的《雅努斯》中企图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人道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而据为己有，亲爱的，你对他有什么看法？妙极了！我的老天爷！
你看过哈尼和琼斯之间的公鸡斗架吗？如果没有，我就把他们互相对骂的文章给你寄去。在这里，他们两人堕落到了德国流亡者论战的水平，一个是主动进攻，另一个是被迫应战。
评论：马克思提及德朗克已到达伦敦并将从事小生意；泰霍夫写文章痛骂他和恩格斯；维利希和金克尔集团正在瓦解。他提到有出版商愿意买他写的讽刺欧洲流亡者的“人物素描”，就此征求恩格斯的意见，并希望恩格斯提供维利希的有关材料。他还希望恩格斯为赛雷耳梅伊一本书的广告作润色和翻译。还评论了凯里和卢格的著作、琼斯与哈尼的论战、鲍威尔有关议会的荒谬论述。
4月30日 致信约瑟夫·魏德迈，指出：至于我和班迪亚写信给你谈到的那种漆的发明，你不应忽略了。你可以马上发财。请写信告诉我，纽约的博览会什么时候开幕，以及你关于博览会所知道的一切情况。你还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结识一些熟人，并同外国商人建立发行业务上所必要的联系。请立即来信详尽地告诉我，这样做要多大开支。当然应当预先把钱给你。第一，你需要有一个人经常在博览会照管东西，——你自然不能为这种废物整天呆在那幢房子里。第二，你需要花钱在报纸上登广告作宣传。因此请把详细的支出预算寄来。
如果第一期不登你的反驳金克尔的论战性文章，那是遗憾的。他的好时光已经过去了。有一个姓戈德施米特的丹麦人，在《科伦日报》的小品文栏里狠狠地把他嘲笑了一番，描述了同他和叔尔茨在伦敦的一次会见。德朗克终于在巴黎被释放，已经到了这里，说朋友叔尔茨私下称金克尔为蠢驴，而他叔尔茨只不过想利用他而已。金克尔的这个谦逊的“解放者”把一篇文章塞进了奥格斯堡《总汇报》，宣称自己是“伦敦流亡者中唯一重要的人物”，说金克尔和卢格都“老朽了”，并且为了证明自己的伟大，举出了这样一件事：他打算同一个“有钱的”姑娘即隆格的姨子结婚，而且结婚后将去美国。多么伟大的人物啊！——至于捷列林格，请告诉我有关这个人的一切情况。在适当时机，我不但能把他从我们党的心目中，而且能把他从所有政党的心目中清除掉。
昨天金克尔先生召开了自己的保证人代表大会。维利希先生由于我们间接转给他的材料（这些材料我们是从克路斯那里弄到的）而对金克尔非常痛恨，没有出席会议。卢格先生来了一封信，他在信里称金克尔为“普鲁士国王”的代理人，并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受侮辱的高尚人物。赖辛巴赫先生宣称，他不想再同这种丑事有任何纠葛。最后，选出了由七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在所谓的共产主义者之中选进委员会的只有维利希一人，而他未必会接受选举。此外，选进去的有卡耳贝的勒韦，他已经拒绝了。其次就是金克尔、美因兹的许茨和菲克勒尔。其他两人我不知道。据说，这些狗东西不是有三千美元，就是有九千美元现款。他们立即通过决议：临时政府的七名委员必须领取薪水。关于此事，你一定要在《体操报》上报道。不过这全部丑闻正在传开。在接到我的指示之前，你无论如何要给德国准备好一部分《革命》。——你给琼斯的信我已经转给他了。他没有能力付钱。他同我们一样穷，我们大家给他写东西都是无代价的。克路斯大概已经把琼斯和哈尼之间的斗争告诉你了。我曾把此事的详细情况告诉过他，但是要尽可能推迟在美国报刊透露这件事。——英国以至大陆的巨大的商业和工业的状况比任何时候都好。由于出现了特殊情况——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以及英国人的商业渗入东印度的旁遮普、信德和不久前占领的其他地区——危机可能推迟到1853年。然而危机一旦爆发，就会是非常厉害的。在这以前根本不可能去考虑任何革命动荡。——科伦人案件又拖延到七月份陪审法庭开庭期。到那时，普鲁士这样的法庭即陪审法庭很可能已经取消了。——我从德朗克那里得知，庸人吕宁偕其夫人到这里来了，目的是为了使“鼓动者”和“流亡者”联合起来，不过这当然是不会有结果的。
评论：马克思在信中谈到对《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出版消息感到满意；迫切期待收到魏德迈发表在《体操报》上反驳金克尔的文章；对普芬德的声明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感到不满；询问国际工业博览会在纽约举办的时间和相关信息，以及同外国商人建立发行业务上的联系需要的开支；无法给瑟美列寄去“一捆”《革命》；德朗克和舒尔茨的最新动向；金克尔召开了自己的保证人代表大会；英国的工商业情况和危机的推迟；科伦案件的延期；等等。
5月6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你将收到随信附上的一张可笑的便条，这是从金克尔—维利希先生给他们支部成员的一个通告上匆忙抄下来的。最可笑的是，他们的支部的一个领导人每次都把这类废纸送给普鲁士的总领事黑贝勒，因为后者出钱收买。当然普鲁士政府如同金克尔—维利希一样，是能够揭开这种似乎重要的奥秘的。尽管有种种原则性的考虑，维利希还是接受了常务委员会里的职位。谁有钱，维利希就是谁的。
毫无疑问，正在策划一次暴动。克拉普卡将军已经前往马耳他，口袋里装着科苏特和马志尼签署的任命他为匈意军队总司令的命令。我认为，他们打算在西西里开始发动。这些先生如果一年不吃两次败仗，不被揍痛，他们就觉得不舒服。他们从来不想承认，世界历史的发展并不取决于他们的推动、他们的干涉、即使是官方的干涉。如果事情失败了——这是无疑的——，那末马志尼先生将会找到新的借口，借助给某个格莱安的愤怒的信来抬高自己的身价。这种事情不会损害他的消化力。
班迪亚把瑟美列用匈牙利文写的《概述》翻译出来了，我现在正在校订他的译文。原文必定很好，而现在要从这个十分糟糕的、常常是几乎不能理解的、完全不合语法和时态的译文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却要费很大力气。从内容上可以看出下述情况：拉约什·科苏特先生推翻奥地利王朝（这是在政治上不利并有害的时刻宣布的），是为了保证自己统治者的地位。他担心，如果他动手迟了，他以后就不得不毫无抵抗地把这个位子让给常胜的戈尔盖。拉约什还犯了一个不进军维也纳而去攻打欧芬的错误，他急于作为一个凯旋者携带家眷胜利地进入首都。
附带谈一下。我刚接到班迪亚的信。柏林的出版商现在提出最后的建议：出二十五英镑买五六印张的人物素描，并免费赠送二十四本。我把手稿一交给班迪亚，就可以从他那里拿到钱。但是出版商要得很急。
我的计划如下：最初由我和德朗克（这样，我的文风多少要消失一些）写个草稿。或许两个星期之后有可能和你一道完成这个东西。无论如何，你还必须在最近的来信中向我谈一些有关维利希（在运动期间和在瑞士时）的情况。
评论：马克思告诉恩格斯关于金克尔—维利希、科苏特—马志尼流亡团体的勾当，前者服从于金钱和社会地位，后者不顾客观现实密谋暴动。马克思谈到班迪亚在翻译瑟美列用匈牙利文写的《路德维希·鲍蒂扬尼伯爵、阿尔都尔·戈尔盖、路德维希·科苏特》，这本书揭露了科苏特推翻奥地利王朝是为了保证自己统治者地位的真相。此外，马克思还谈到近期的写作计划和出版计划。
5月10日 致信阿道夫·克路斯，指出：关于瑟美列。我生来就不过于轻信他人，至少是对于1848—1849年公认的名人。可是对于瑟美列则不同。我正在校订他的《概述》的德译文，因为原文是匈牙利文。书中每行字都证明他是一个才智卓越的人；他以高超的技巧运用他那轻蔑而嘲讽的笔调，把民主派的狂怒描写得淋漓尽致。虽然他的小册子很自然地反映出匈牙利的观点，并且按古典的方式把“祖国和公民”提到首位，但在他的作品中却非常强烈地使人感到一种批判的思想。这样思考和这样写作的人，当然不是奥地利的代理人。至于“敬爱的韦伯上校”，瑟美列同他进行谈判时并不了解他，但一收到关于他的材料，就马上停止了谈判。获得财产的经过很简单。瑟美列自己连一生丁也没有。他同一个（现在已经去世的）拥有百万财富的奥地利的“宫廷代理人”（在匈牙利这样称呼奥地利国王的全权代表）的女儿结了婚。在整个1848—1849年革命期间，瑟美列夫人住在维也纳她的母亲那里。在老太婆没有死和她没有得到老太婆的财产之前，瑟美列不仅禁止她写信给他，而且甚至要她同他断绝一切关系。1849年年底，老岳母死了，瑟美列夫人悄悄地把自己的全部产业卖光，把它们变成了现款，这当然没有遭到任何指责。她父亲的律师巴赫大臣在这件事情上帮她的忙，暗中捞了不少油水。瑟美列夫人把自己的财产变成现款汇到伦敦兑换成英国的有价证券，然后好不容易弄到一张到普鲁士庸医普里斯尼茨那里去的护照，但是，她没有去普鲁士，而是赴伦敦转巴黎到她的丈夫那里去了。奥地利的老爷们则没有捞到什么可以使他们的国库得到充实的东西。所有这一切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瑟美列并不那样简单，会把百万财产送给他的敌人。我曾亲自写信给瑟美列，要他不用提科苏特，而只对自己的私事做个说明，我则为他安排把说明登在《纽约论坛报》上。
在科苏特最接近的人们中间，有奥地利的密探，普尔斯基夫人就是。这个普尔斯基伯爵按血统是加里西亚的犹太人。普尔斯基夫人是维也纳一个极端反动的犹太银行家的女儿，每星期都写信给老母亲，奥地利政府从这个来源了解它所要知道的一切。普尔斯基伯爵和伯爵夫人（这里《泰晤士报》经常嘲笑这两个人窃取伯爵头衔）是否答应过把科苏特先生诱入陷阱，以此来换回自己被没收的土地，这还是个很大的问题。普尔斯基在当大学生时曾经把自己的伙伴参加“蛊惑者的阴谋”一事报告给奥地利政府，这是事实。
附上克拉普卡将军的声明，你从声明中可以看出，连他也开始反叛科苏特了。这个文件的结尾只能表明，克拉普卡将参加马志尼预谋的叛乱。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已经给你写信谈过关于马志尼、科苏特等先生图谋叛乱的计划。这对列强特别是对波拿巴来说，将是非常称心的，而对我们来说则将是非常有害的。
顺便说说。请问一下魏德迈是否到过德纳那里，因为德纳正等着魏德迈把从我这里得到的关于科伦被监禁者的情况和普鲁士政府的行径的说明转交给他，以便以此写成社论。看在上帝的面上，如果可能的话，请叫他不要忘记办这件事。
如果你们能够把弗莱里格拉特针对金克尔及其同伙的诗印成传单，那末你们可以确信，仅仅在莱茵就能够推销五百份。但是应该赶快行动。否则就太迟了。
要尽量使你们手里的文章等等东西不至于过时，以免失去其尖锐性。如果你们不能刊登它们（埃卡留斯和恩格斯等人的文章）那就按你们的意见把它们转给某家报纸，例如《体操报》也行。无论如何要让人们读到它们，这样总比人们根本不知道它们要强。
评论：马克思委托克路斯处理捷列林格写来的诽谤信；赞扬瑟美列是一个才智卓越的人，他的小册子《路德维希·鲍蒂扬尼伯爵、阿尔都尔·戈尔盖、路德维希·科苏特》体现了一种批判的思想；揭露普尔斯基夫人是奥地利的密探；附上克拉普卡将军的声明，说他将参加马志尼预谋的叛乱，马克思认为这个图谋判乱的计划会危害革命；琼斯的《人民报》销售一空，而哈尼的《自由之星报》却开始攻击宪章派；请克路斯提醒魏德迈将关于科伦案件的情况写成社论。此外，马克思还提到，如果克路斯无法刊登埃卡留斯和恩格斯等人的文章以及弗莱里格拉特的诗，就把它们转给某家报纸。
5月28日 致信约瑟夫·魏德迈，指出：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预先提醒你注意三个即将到美国去的家伙。
（1）海泽（加塞尔的《大胡蜂》的人），维利希的密探（他在与他关系很不好的金克尔背后竭力传播维利希的名声）。顺便提一下。维利希先生是属于布吕宁克男爵夫人的御用骑士一伙的，他、泰霍夫、席梅尔普芬尼希等人每星期在她那里白吃一顿饭。布吕宁克是一个风流少妇，她喜欢戏弄这头把自己打扮成禁欲者的老山羊。有一天他向她进行了直接的肉体进攻，此后他可耻地被推出门外。要注意海泽，丝毫不要相信他。
（2）美因兹的许茨。金克尔分子。欧美国家公债管理委员会的委员。
（3）康拉德·施拉姆。我们给了他一张非常谨慎地写成的委托书，使他离了你就寸步难行。康·施拉姆同他的哥哥及其哥哥的朋友们有时表现得不很正派。对他的信任不应当是无条件的，而应当是非常有限的。在这里不良环境的影响下，他堕落得很厉害。在钱财方面，他完全不可靠，也不很细心，喜欢推销员式的蛮干和吹牛，因此很容易败坏自己熟人的声誉。另一方面，他也有优点。我认为有责任把所有这一切预先告诉你们。请把这些意见也告诉克路斯。
至于鲁普斯的信，你不必过于细心地去琢磨。沃尔弗是在激动的时刻写的；他完全想象到你前进道路上的许多困难。
请不要忘记下次把关于纽约的“维利希军团”的详细报告给我寄来。
评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信中提醒魏德迈注意三个即将去美国的流亡者，分别是海泽、许茨和施拉姆。他希望魏德迈不要在意沃尔弗的信，并寄来关于纽约“维利希军团”的详细报告。“维利希军团”曾是在维利希指挥下参加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起义军队伍的成员，他们试图在美国再建一支专门的部队以便参加欧洲仿佛已经临近的革命。“维利希军团”的组织者们要求独立于国家政权之外。魏德迈在1852年6月1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对维利希拥护者的行动作了评价，认为这是企图建立一种与其他许多昙花一现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团体类似的组织。
7月3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乌合之众”为我们的小册子伤透了脑筋。特别是梅因甲虫怕得要命。他“简直想不起他对我们有过什么过错”。维利希力图通过第三者向我探听，他同布吕宁克的事情是不是也写上了。这使他坐卧不安。
维利希和金克尔正为他们如何用一千二百英镑制造革命一事大伤脑筋；叔尔茨、席梅尔普芬尼希、施特罗特曼等越来越疏远金克尔。就是用一百马力也不能使维利希同钱柜分离。一个星期以前，金克尔到过伊曼特那里，知道他同我见过面，对他说：遗憾，我的《政治经济学》还没有出版，如果出版了，人们终于会得到一个良好的基础。伊曼特问他对弗莱里格拉特的诗，有什么看法。哥多弗雷杜回答说：“我不看这种东西。”
同时，在应当制造革命的无可告慰的维利希和金克尔面前展现出一种新的前景。洛贝尔图斯、基尔希曼和其他野心勃勃的大臣候补者先生们派了使节到伦敦。这些先生想按照福格特式的法国人的样子建立一个德国烧炭党人协会。同最极端的政党也打算建立联系。要在德国发行纸币作为经费。因为他们竭力保全自己的性命，所以这些纸币应当由流亡者，而且是“一切”政党的流亡者签署。
沙佩尔曾通过伊曼特向我表示悔过并向我试探。回答是：首先他必须同维利希公开决裂，下一步很清楚。这是必要的条件。
你大概已经看到了在巴黎进行新的逮捕的消息。这些蠢货（这次是卢格集团的）自然必定又议论起虚构的密谋来了。正如人们老早就告诉我的，他们驻巴黎的通讯员，是个英国人、公开的警探（在巴黎），他自然会把他们的每一封信立即交给警察局。法国警察局并不满足于这点，还派西蒙·多伊奇到这里，以便在陶森瑙那里探询所需要的一切。路易-拿破仑无处不需要密谋。
但是，有一个密谋在威胁着他，大概他还没有料到。这是奥尔良王室的密谋，它的代理人现在是班迪亚先生（但是得到匈牙利“激进派”的赞同）。计划是：在某个晚上当波拿巴背着英国女人跑到下等娼妓那里去的时候把他逮住。警察局的一个大警探被收买了。他们获得了两个将军的支持。奈穆尔公爵在两个星期以前亲自来到巴黎。为了散发攻击路易-拿破仑的小册子，花了一大笔钱。
评论：马克思向恩格斯解释自己因为经济状况窘迫而没给他写信。他在信中谈到维利希等人因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流亡中的大人物》一书而坐立不安，到处打探情况，为自己的丑闻辩解。他还讲述了金克尔和维利希等人的勾当，以及波拿巴与奥尔良复辟派之间的相互密谋。最后，马克思抄录了阿雷蒂诺的一首讽刺诗。
7月13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关于选举的文章，我还没有写。因为我认为必须等待总的结果。据我到目前为止所看到的，我认为，辉格党人占有五、六票的优势，从前的议会将完全恢复。这帮家伙正陷入无法摆脱的绝境。到目前为止唯一受到重大损失的是皮尔派。《纪事晨报》在一篇为格莱安辩护的文章中声称，剩下的只有一条出路。辉格党人同托利党人一样无能。除了格莱安及其拥护者以外，唯有科布顿、布莱特及其同伙是有能力的人，而他们必须共同执政。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天《泰晤士报》也登载了一篇为格莱安辩护的文章；你大概已经看到了。
班迪亚现在同奥尔良派的阴谋家“雷缪扎”非常亲近。有个匈牙利人曾经要他提防在德法密谋中“出卖了”德国人的那个人。雷缪扎在巴黎警察局有密探。他没有向班迪亚先生透露一个字而写给他的密探们，要他们向他提供有关这位先生的情报。我所知道的答复是，班迪亚毫无嫌疑。他及时溜掉了，否则他也被抓住了。出卖者是“一个叫做弗兰克的舍尔瓦尔，他的真姓是克列美尔”。
这个舍尔瓦尔一开始就是在警察局的同意下进行活动的。不仅如此，雷缪扎拿到了舍尔瓦尔给普鲁士大使馆的亲笔信；他在信中说，根据这个大使馆在马扎斯对他许下的诺言，以及在他表明效忠于秩序的“原则”之后，大使馆本来应该“有责任”发给他必要的“经费”。但是普鲁士大使馆却表示，因为他是从法国方面领取津贴的间谍，不应该同时效忠于两个主人，所以他不能期望从普鲁士方面得到什么东西。这样，他被派去伦敦监视德国的流亡者，另外还“注视着克勒蒙特”。作为后一项使命的执行者，他曾去见过雷缪扎，并表示愿意为雷缪扎当密探。得到巴黎方面消息的雷缪扎假装同意，并且以中间人的身分给他介绍了克勒蒙特的一个侍从，这个侍从实际上负有任务要通过舍尔瓦尔把法国警察当局引上歪路。——奥尔良派的鼓动活动组织得很好，这些家伙拥有合法的、正规的违禁品转运站，通过这些转运站把信件、包裹和小册子可靠地寄到法国，就象通过邮局寄送不引起怀疑的东西一样。
评论：马克思首先分析了英国的选举形势，谈了对辉格党、皮尔派和托利党的看法。基于对1852年英国选举的完整观察，后来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包括《英国的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宪章派》《选举中的舞弊》和《选举的结果》，评述了英国各政党，并揭露了英国选举制度的反人民性。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实际上是从这组文章开始的。接着，马克思谈到德国流亡者如泰霍夫等将前往澳大利亚，因为继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后，1851年在澳大利亚也发现了丰富的金矿。最后，马克思揭露了德国流亡者中的密探雷缪扎和舍尔瓦尔，指出设法拿到舍尔瓦尔同普鲁士大使馆联系的亲笔信，就可以推翻在科伦受审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起诉书。
7月20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维利希把他对席梅尔普芬尼希讲的有关布吕宁克的话收回了。现在席梅尔普芬尼希散布一种说法，似乎维利希曾试图用催眠术使布吕宁克道德败坏。好一个道德高尚的维利希！
有个叫克尔德罗瓦的（不过，他是个很好的共和主义者），曾经发表过一本反对马志尼、赖德律、路·勃朗、卡贝等人的抨击性小册子，现在出版了一本评述所有法国流亡者的完整的著作。
蒲鲁东出版了新的著作。因为论述宗教、国家等已经不可能了，剩下的就只有“个体”了。他的这一发现是对施蒂纳的模仿。
评价：马克思摘录了贝尔姆巴赫关于科伦案件的来信，简要谈及维利希的行径、克尔德罗瓦论述流亡者的著作《战斗的舞台》和《论人和社会中的革命》以及蒲鲁东的新著作《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的这本评价波拿巴政变的著作不过是对施蒂纳的模仿，突出“个体”。
7月20日 致信阿道夫·克路斯，指出：这里选举的结果，议会依然如故，差别仅仅是，辉格党或者托利党，最多多得十来张选票。恶性循环两头连接上了。旧选民选举了旧议会。在旧议会里，至今占统治地位的各政党正从内部解体，相互势力不相上下，都使对方无能为力，于是不得不重新诉诸选民，并如此无休止地循环下去，直到这种循环在群众的外部压力下被打破为止，这种情况看来很快就会发生了。到目前为止，不论在哪次选举中，实际多数同由于选民的特权而造成的官方的多数之间，矛盾都没有表现得这样尖锐过。你知道英国每次选举时的表决方法是：（1）全体人民表决时，用举手的办法；（2）用票选的办法，这具有决定的意义，因为投票的只是有投票权的人。在举手选出的人（被提名为候选人的人）中间，议会议员一个也没有；而在议会议员中间，即票选选出的人（实际当选的）中间，没有一个是举手推选出来的候选人。例如，哈里法克斯的选举就是这样，在那里辉格党的（财政）大臣伍德在选举中是厄·琼斯的对手。在举手表决时伍德被喝了倒采。琼斯得了一万四千票，而且被人抬着凯旋地走过了全市；在用票选的办法时，却选出了伍德，琼斯只得了三十六票。
关于流亡者的情况，新闻很少。维利希除去几个混蛋以外，越来越失去了自己的拥护者，谁也不再相信他的正直了。我告诉过你，虽然赖辛巴赫早已退出了委员会，但是在常设委员会成立之前，他不愿交出公债基金的一文钱。他不能承认维利希和金克尔，同样也不能承认他们所选出的某些恶棍。赖辛巴赫是个认真负责的正直的资产者。
法国流亡者分裂成三个营垒：（1）“革命派”（赖德律）；（2）“代表团派”（走得更远）；（3）前两者的一千五百名反对派，即平民，或象贵族所称呼的那样，《populean》。有个叫克尔德罗瓦的人（其实是个非常热烈的共和主义者）出版了反对马志尼—赖德律和卡贝—勃朗的小册子，不久还要发表一点东西。出版时都给你寄去。
评论：马克思评价了英国1852年的选举结果，认为这次选举不过是“旧选民选举了旧议会”，一种恶性循环，但这种恶性循环终将在群众的外部压力下被打破。他还指出英国选举方式对选举结果的影响，也就是用举手选举和投票选举产生的结果并不一致，他举例哈里法克斯选举中，举手表决选出的是琼斯，而票选时选出的是辉格党的财政大臣伍德。此外，马克思还谈论了流亡者的情况，维利希越来越失去他的拥护者，法国流亡者分裂为“革命派”“代表团派”“平民”三个阵营。最后，马克思摘录了一封来自科伦的信，信中谈论了科伦案件的进展情况。
7月30日 致信阿道夫·克路斯，指出：最后这封信，“约翰……”先生不声不响地收下了，而信现在正在流亡者中间流传着。金克尔只是以后在《流亡中的大人物》第一册出版时才会感到主要的妙处。就是说，在对哥特弗利德作这次毁灭性攻击之前不久，我为了开开心，还把他个人直接羞辱了一番，并同时在其他愚蠢的流亡者面前表现出自己是“正义的一方”，为此我需要从约翰……那里得到“白纸黑字”写成的某种东西。
现在谈谈重要的事情：马志尼为了把这里资产阶级流亡者的所有正式存在的各部分联合起来，已经好几天象疯子一样地到处奔走。他也访问了约翰……。结果是：马志尼、科苏特、赖德律—洛兰和金克尔组成一个欧洲执行委员会。这个机构的每个成员，都有权在这里引进两名本民族的人。但是关于这项吸收新成员的问题要由四名主要代表中的多数来决定，而这就是马志尼。于是从德国人中遴选出阿·卢格和阿·戈克。别的民族中是谁，我还不知道。金克尔这方面似乎提出了两个条件：（1）为他的公债要求两万美元。我认为这是一种诈骗。（2）金克尔—维利希财政委员会继续独立存在，等等。这仅仅是对维利希的一种表面上的尊重，因为事实上已经商定，把所有公债的钱都移交给阿·戈克了。最后，金克尔及其一伙将会老老实实地承认美国革命联盟。这就是近来的转变。签订这项重要条约的事情是有所进展，还是尚处于预备谈判阶段，我不得而知。无论如何，应该在美国传播这一事件，并且特别要着重指出下面的情况。1852年5月，在最后选出金克尔—维利希委员会的上一次伦敦保证人会议上，金克尔非常庄严地发誓说，如果把阿·卢格选入委员会，他就退出，因为他决不同公然声称他是“普鲁士亲王的代理人”的人呆在一个委员会里。其次，如果财政部长阿·戈克把金克尔在美国张罗到的美元都花完了，魏特林及其一伙将说些什么呢？而这一点正好有人打算这样做，为的是支持卡·海因岑的《雅努斯》，以及推销卢格、海因岑等人的不朽文章。
至于马志尼，这个不可救药的狂热者，日益堕落到意大利的“古斯达夫·司徒卢威”等人的地步了。他已经叫嚷了四年：“行动，行动！”最后，奥地利警察局在意大利逮捕了六百名马志尼分子，他们都是用密写墨水在手帕上写东西来通信的。这些人不愿坐牢，又有广泛的亲属关系，所以马志尼先生收到来自意大利的一封信说，现在应当认真地采取“行动”，举行起义。这个唱高调的实干家事后突然产生了“健康的思想”，于是他央求他们，看在上帝的面上，不要发动，因为全国到处都是外国兵，光是他们什么也干不成，并重复1849年以来恰好已经不正确的那类老生常谈。行动，行动！意大利自己能够胜任！——前几天，鲁普斯见到马志尼委员会中的一个意大利人，就向他指出所有这一切的荒唐无稽。罗马人反驳说，怎么一次战斗中竟要死六百多人！但是，意大利人都害怕他们会很快被逮捕、枪毙，或者关进监狱，马志尼演说的一些受害者把自己的亲属送到伦敦去，所以这个实干家怕某个受迷惑而激动的同胞出于误解而刺杀他，于是借口必须躲避奥地利人而每天晚上改变自己的住处。但他胆怯地躲避的不是奥地利人，而是“受迷惑”的意大利人。难道这个反教皇者不该上绞架吗？损害这样的一个民族，愚弄它，弄得它精疲力尽！特别是象意大利这样的民族，其必然的结果是：象酒醉以后那样可怕的软弱无力，完完全全的意志消沉。
昨天我们的人本来应该出席科伦陪审法庭受审，但是突然又宣布审判延期，因为原告证人之一，柏林的警务顾问舒耳茨生病了。因此，如果舒耳茨先生死了，那被告直到世界的末日都得受审前羁押。同时贝克尔要失明，丹尼尔斯已经患肺结核。这真太卑鄙了。资产阶级的报刊在这里也扮演了极不体面的角色。
最重要的政治新闻是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在沙皇逗留维也纳期间所签订的条约。《纪事晨报》前天头一个把这项条约刊登出来。昨天《泰晤士报》转载了，因此你自己可以读到。这里的选举情况是这样：托利党在谷物法问题上将不得不作出让步，而在所有其他的问题上将得到相当大的反革命的多数，因而我认为，这个内阁只有在某种多少有些声势的革命的示威游行面前才会退却。资产者老爷们现在看到，从1846年以来他们没有同时利用自己在反谷物法斗争中取得的胜利的政治后果，是犯了怎样的错误。他们对此还要感到后悔的。我关于《雾月》的勘误表快要发霉了；如果我早知道，我就会用已经花掉的钱来付你的寄费。但是，正如斯宾诺莎所说：放心罢，要从永恒的观点来观察事物……
评论：马克思抄录了写给金克尔的信及回信，揭露金克尔诽谤马克思和恩格斯却不敢承认的胆怯与卑鄙。他分析了马志尼、科苏特、赖德律—洛兰和金克尔组成的欧洲执行委员会，指出金克尔的公债是一种诈骗，金克尔—维利希委员会最终会承认美国革命联盟，而马志尼的狂热给意大利革命事业造成了危害。此外，马克思还谈论了科伦案件延期审判的消息，以及英国托利党在选举中的情况。
8月5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请不要忘记在星期二以前把文章的余下部分寄给我。光是有关托利党的部分太少了。这一次不能给德纳寄篇幅太短的文章，有两个原因：（1）恶棍海因岑在辛辛那提表示拥护辉格党反对民主党，因为他颇有道理地认为竞选时期出卖自己是最合适的。格里利在《论坛报》上报道了海因岑在那里的演说，并赞扬了他。因此来自这方面的风暴在威胁着我。（2）因为几个星期以来，特别是最近两个星期，我每天不得不为弄到六便士的生活费而奔走六小时，加上女房东又重新折磨我，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昨天写信给约翰逊，问他是否同意贴现我以《论坛报》的名义开的一张期票。如果他通情达理，表示同意（这还是个疑问），我就必须写信告诉德纳这件事。而如果德纳将收到一些短文章，他会认为这是抢劫，并把我抛弃，因为他现在有海因岑、卢格和布·鲍威尔等人提供的极为充足的稿源。除了这种种不幸之外，我今天还从《泰晤士报》上看到《每日论坛报》是保护关税派。看来，这是一个十分不祥的征兆。趁现在还没有取消预约，应该尽快地寄些文章给这个家伙。我的文章还不能寄出，因为头痛得厉害，而且根本不是啤酒引起的。
评论：马克思担心《纽约每日论坛报》会拒绝刊登有关英国辉格党的文章，一是该报在美国竞选运动中支持美国辉格党的代表、总统候选人司各脱，而美国辉格党主要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二是该报拥有海因岑、卢格、鲍威尔等人提供的充足的稿源，其中海因岑就表示拥护辉格党反对民主党；三是该报是保护关税派。然而，《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稿酬对于正遭受“六便士的生活费”和房租等经济问题困扰的马克思来说又是极为重要的，他希望趁约稿未取消之前尽快把文章寄给德纳。
8月6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从附上的克路斯的一封信中你可以看出，金克尔先生在辛辛那提的资产阶级圈子里声称，“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革命者，而是两个流氓，他们在伦敦被工人从小饭馆里赶出来了”。我知道我们这位哥特弗利德的为人，所以先给他寄去了下面这张便条，假装不完全相信这个事实，为的是让他再作出一个表里不一的声明。
星期二，8月3日，召开了金克尔的保证人会议。主要的问题是：赖辛巴赫象塞卜洛士一样看守着金库。金克尔和维利希花掉了二百英镑，他们向格尔斯滕堡等人借了二百英镑，并保证用革命存款来偿还。根据章程，只有保证人指定的人，而且不得少于三人，才有权支配这笔存款。赖辛巴赫坚持要履行这项手续。为了摆脱窘境，金克尔和维利希决定指定泰霍夫为第三人。诚然，泰霍夫三星期以后要到澳大利亚去。不过根据借款章程，委员会在三个委员全部出席时，可以独自指定两个新委员。因此，泰霍夫只是被用来：（1）使赖辛巴赫交出金库；（2）使他们以后可以把两个傀儡领进委员会，以代替泰霍夫。但是，会议当即表示反对泰霍夫，因为他只是被人当作一个幌子，而且要到澳大利亚去。金克尔和维利希被通知说，会议对他们办的事是不满意的，对他们是不信任的，他们必须作出关于花掉二百英镑的详细报告，然后这笔开支才能获得批准。批准开支以及通过其他决议，都应在今天，星期五，6日，第二次保证人会议上进行。
赖辛巴赫在3日的会议上建议将一千英镑存入英格兰银行，非到革命爆发不得动用。勒韦（和卢格联合）建议把钱交给美国革命联盟。——虽然金克尔在附上的给胡策耳的信中宣称卢格怀疑他是普鲁士亲王的代理人；虽然他在今年5月的保证人会议上发誓永远不愿和卢格同坐在一个委员会里，然而，哥特弗利德“为了事业”，现在声称他准备同戈克、卢格等人共同行动，共同管钱，以便他能参与总的管理。而维利希现在确信，一千英镑不会象花掉的二百英镑那样对他再有什么油水，已决定要到美国去，他的亲信格贝尔特和迪茨已经比他先去那里了。
老爷子戈克上星期又召集他的鼓动者协会开会。仔细一算，协会刚好由八个人组成，也就是说，新参加的奥斯渥特和德腊勒代替了不知去向的济格尔和菲克勒尔。此外，尽管戈克在此期间以充当科苏特的侍从而享有盛名，并且作为革命联盟的鼓动者而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却没有弄到足够的钱来偿还因旅费所负的债务。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鼓动者们”认为他们不得不试图与金克尔结成联盟，以便体面地搞到一千英镑。金克尔的确也认为这是使自己不至于同这一千英镑彻底割断姻缘的最后机会。戈克抱着促使这个计划实现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将在明天，7日，在谢特奈尔那里召开流亡者全体大会，借口是报告他的伟大的事业，而实际上却是要大会同意同金克尔结成联盟，并搞到这一千英镑。这大概是不会得逞的。
可是现在又发现第三件臭事，其直接结果可能恰好是使金克尔和戈克双方都远离“金库”。这就是：一方面，我们的爱德华·梅因鼓吹要用一笔钱在伦敦出版一种大型周报。另一方面，“有批判力的”埃德加尔·鲍威尔刚一听到一千英镑所处的困境，便爬了出来，躲在席利、伊曼特、席梅尔普芬尼希等人的后面，也申请办一种报纸。伊曼特等人认为这是从金克尔和戈克那里抢救这笔钱的唯一办法。埃德加尔·鲍威尔在这些人面前则装出“心无恶意的幽默家”的样子。
评论：马克思在信的正文摘录了他与金克尔之间的书信来往，揭露了金克尔的胆怯和卑鄙。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杂志1850年第4期上发表了《哥特弗利德·金克尔》，揭露了因参加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而在拉施特法庭上受审的金克尔的卑鄙行为，即金克尔在辩护词中企图否认自己曾参加革命并赞扬霍亨索伦王朝，金克尔写信给马克思要与他断绝来往。这种态度与金克尔之前写信给克路斯想同马克思建立某种政治联系相矛盾。在信的附言部分，马克思还谈论了流亡者的其他勾当和阴谋。
8月10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首先附上科苏特的秘密通告的原文。
现在报告：（1）关于8月6日的保证人会议；（2）关于8月7日戈克召开的会议。
关于（1），出席者：金克尔、维利希、赖辛巴赫、卡耳贝的勒韦、梅因、叔尔茨（这一次没有泰霍夫）、席梅尔普芬尼希、伊曼特，其他的人我就不知道了。啊，差点忘了谢特奈尔。
金克尔在美国和瑞士设法选出了委员会必要的第三个委员（泰霍夫）。现在还得让伦敦的十二至十五个保证人参加选举。正如我已经告诉过你的，泰霍夫在这里落选了，之后他宣布，他不能接受这个职务，因为他要到澳大利亚去。
关于（2），从美国回来的没有财政可管的财政大臣戈克召开的会议。
出席者：主席达姆“本人”（还没有溜到澳大利亚去）、戈克、隆格、施特劳斯博士、另一位济格尔、弗兰克（维也纳人）、奥斯渥特、德腊勒（这都是“鼓动者”）、金克尔、叔尔茨、梅因、维利希、伊曼特、席利、贝克尔、谢特奈尔的侍从、诺伊斯的流氓无产者酒鬼海尔维格、科尼斯堡的副博士亨策、加尔特、维也纳的一个青年（姓名不详）。
戈克宣布开会，并且谈了他在美国的活动，由于他的这些活动而建立了革命联盟。这一行动的结果，美利坚共和国将被抢光，从而把德意志巴登共和国建立起来，美国民主党也将获得对辉格党的胜利等等。此外，这个谦虚的年青人宣称（而且刚刚来到的哲学副博士亨策也证实了这一点），在美国，来自德国各地的德国人注视着伦敦，等待着所有出席这次会议的人互相拥抱的重要时刻，并且准备对此发出雷鸣般的“欢呼”，这欢呼声将得到大洋这边千万人的响应。因此，他要求把会议作为革命联盟的分支机构确定下来，以便让可怜的同胞不致再在这种期待的状况下忍受折磨。
结局。会议还持续了两个钟头。戈克恳求大家加入革命联盟，哪怕是暂时的。上面提到的那个维也纳的青年宣称，凡是拖延加入的人，哪怕是拖延一小时，都是“祖国的叛徒”。但是，在每一个建议，的的确确是每一个建议被多数票否决以后，所有这帮人便各自回家去了，美欧澳革命联盟的分支机构也就没有建立起来。
评论：马克思告诉恩格斯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团体召开的两次会议的出席者及其观点，一个会议是1852年8月6日的保证人会议，另一个会议是1852年8月7日戈克召开的会议。
8月19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为了写匈牙利战争，你再看一看下面这本书也许有好处：
西吉兹蒙特·塔利上校《匈牙利独立战争时期科马罗姆（科莫恩）的要塞》，威廉·腊希顿译（译自德文），累登霍耳街詹姆斯·马登出版。
既然你想认真钻研全部军事学，我在下面再给你开一张有关这个问题的书单，或许其中哪一本你觉得有购买的价值：
卡里翁—尼萨《军事学术通史概论》1824年巴黎版。
考斯勒《各民族战争史》1825年乌尔姆版；以及《词典》和《战役地图集》1825年和1831年版。（这两本书是战争史方面唯一的一般参考书。可能相当枯燥。）
热拉尔《军事学术全书》1833年维也纳第2版。
《军官手册：军事学大全，供专业和非专业人员用》，普鲁士军官协会出版，1828年柏林版。
奥·约·米-尔（米特巴赫尔）《罗马人的军事学，根据古代文献编写》，奥滕伯格编，1824年布拉格版。
勒尔《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军事学》1830年维尔茨堡第2版。
布莱桑《围攻战的历史》1821年柏林版。
霍伊尔《军事学术史》1797年哥丁根版。
尚布雷《论1700—1815年军事学术中的变化》，德文本，1830年柏林版。
施滕策尔《德国军事组织史，以中世纪为主》1820年柏林版。
巴尔托耳德《格奥尔格·冯·弗龙兹堡》1833年汉堡版。
今天接到克路斯寄来的信，等鲁普斯和同盟盟员看后就寄给你。
顺便说说。第十五篇在《论坛报》上登出来了。——海因岑为了换换花样，现在在圣路易斯当起“精神贵族”来了（地地道道的）。他正在糊里糊涂地反复咀嚼从别人那里剽窃来的费尔巴哈—施蒂纳的思想；既然革命联盟遭到破产，“精神贵族”就想出一个“人道主义的”联盟。
据《农业报》报道，法国未来的收成将比中等年成低三分之一，按照让·巴·萨伊的说法，对法国来说，这等于饥荒。德国的收成中等。在英国，由于购买谷物，英格兰银行已经开始黄金外流。同时西蒂区出现疯狂的投机。在上星期，证券交易所发生破产事件。最后，在北美，正如我从《纽约先驱报》上看到的，铁道、银行、住宅建设等方面的投机活动最为疯狂，信贷系统等等扩展到空前未有的规模。这不就是正在逼近的危机吗？革命可能比我们预想的来得早。没有比革命者要为面包操心更糟糕的了。
评论：马克思给恩格斯开列研究匈牙利战争和军事学的书单，告诉恩格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面临的出版问题。他批评了海因岑对费尔巴哈和施蒂纳思想的剽窃，指出金克尔的尴尬处境，分析了维利希与戈克之间的矛盾，并谈论了琼斯的近况。在信的末尾，马克思还论及法国、德国、英国的收成情况，以及英国和美国出现的投机活动，认为革命形势比料想得更为紧迫。
8月19日 致信亨利希·布罗克豪斯，指出：请问，您的《现代》是否需要题为《1830至1852年的英国现代政治经济学文献》的评论文章。据我所知，这类文章无论是英文还是德文均未发表过。文章将包括：（1）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著作，（2）在这一时期出版的专题论著，其取舍按涉及最重要问题——如人口问题、殖民地问题、银行作用问题、保护关税和贸易自由问题等——的论战程度而定。
如果您愿接受这一建议，我想知道一下，这篇文章按您的出版总计划，篇幅应有多大，因为材料的分配应以此而定。
还有一篇文章在目前也许是很合时宜的，这就是《各党派的现状》，介绍在下届议会中将互相对立的各党派的现状。
评论：马克思询问布罗克豪斯的《现代》是否需要题为《1830年至1852年的英国现代政治经济学文献》的评论文章，文章的内容将包括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以及这一时期出版的专题论著。此外，还询问布罗克豪斯是否需要《各党派的现状》的文章，文章将介绍下届议会中各党派的现状。
8月27日 致信彼得·伊曼特，指出：我要是处在你的地位，一定作如下的声明来回答这些好汉们：
保证人会议已指定一个由赖辛巴赫、勒韦、叔尔茨组成的委员会（临时的）来整顿事务。你们本应该等待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金克尔和维利希根本无权提出任何问题和要求答复。他们威胁要宣布，在欧洲的人凡是9月1日以前（很短的期限）不作答复就是同意他们，——这只是他们在会议上遭到失败以后企图以转弯抹角的方式来篡夺货币基金的管理权。你对这些行动提出抗议，必要时发表一个详细说明理由的抗议书。
同时要给赖辛巴赫写这样一封信：
向他复述以上的内容，并宣布他在你们指定的委员会提出自己的报告以前不得花一生丁钱。让他注意文件中的一些要点，即：
“为了使我们能在必要时使用货币基金，我们请求美国的保证人火速赋予我们以遴选第三个委员的权利。那时我们将推选戈克或革命联盟在此地的另一成员云云。”
这就是说，这些先生们认为就是要把货币基金“火速”从赖辛巴赫的手中夺走，因为维利希及其同伙恰好现在有了“使用货币基金”的“必要”。
评论：马克思的这封信，是对伊曼特1852年8月27日来信的复信，伊曼特随信给马克思寄去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集团的两个文件：一个是金克尔、维利希和戈克1852年8月11日签署的、作为建立新的流亡者组织——人民同盟——的基础的《关于同盟条约的初步协议》，另一个是金克尔、维利希和戈克致所谓“德美革命公债”的美国保证人的通告。
8月30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你从我寄给你的文件中看到金克尔—维利希是怎样活动的。他们在直接接近自己的人中间，对于他们被自己的保证人罢免装作无所谓的样子，并且力求个别地骗取选票，为此，叔尔茨在12日以后马上去美国了。（他还有另一个目的——在那里创办“光明之友”的幼儿园。）实际上这些先生是要最后达到掌管钱的目的，如果对他们不让步，即以完全退出相威胁。主要问题在于：这些家伙花了二百英镑，这笔开支在这里未必会被批准。因此他们企图直接地而且“火速”从美国得到使用钱款或吸收第三个委员的全权，以便他们能够作为一个法定的委员会来进行活动。他们按自己的方式狡猾地着手工作。先背着伦敦的保证人把文件寄到美国和瑞士。然后在26日，把信件交给这些保证人（虽然信的日期是11日和12日），指出沉默将被视为同意。
在本月初，金克尔—维利希派了一个密使去德国，此人就是酒鬼裁缝帮工格贝尔特。在马格德堡，他召集了一个所谓的共产主义者支部；一连进行了三天讨论，有二十六至三十人参加；主席是一个叫哈梅耳的；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言非常激烈；除了很多行政问题和组织问题以外，还涉及怎样和用什么方式建立一个印刷所的问题。找到了一个不富裕的印刷厂主，他在马格德堡或离那里很近的地方开业；同他订立了合同。他提供自己的印刷所作宣传之用，并保持原来的商号。为此立即付给他一百塔勒，并开了一张从现在起为期一年的三百五十塔勒的期票。
维利希已经声誉扫地。谁也不会因“革命”要爆发而借钱给他了。他的朋友谢特奈尔前几天当众向他宣称，现在“免费”吃喝必须停止。他脸红得象公火鸡一样，而无情的谢特奈尔却硬要他马上从理论转到实践，对刚刚吃过的菜食付出现钱。维利希在与他通奸的老市侩女房东处还是找到一些支持，但是不够充分。而这也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了。谁也不再相信这个桑科·判扎的禁欲主义了。如果他同约翰……一起写：“笔的时代过去了，剑的时代已经来临”，那末，后一句话用普通的德语来说，就是“行乞的时代已经来临”。
革命将军泰霍夫过几天就要偕施蒂纳夫人和他的未婚妻到澳大利亚去了。正如你所知道的，他在这里住在施蒂纳那里很久了。但是现在他的未婚妻，一个有钱的女人就要来了。施米特获悉这事以后说，不再接待他。但是，当这位未婚妻知道泰霍夫曾同施米特同居以后，她也宣称不愿再认他了，并且让她的后备未婚夫，一个东普鲁士的农场主到这里来。然而，泰霍夫住在她家里，而未婚夫（另一个）离伦敦有一小时的路程。不幸的布利丹-泰霍夫呵！
前几天，皮阿（费里克斯）召集支持他的法国人开会，并且向他们提出一个纲领，这个纲领现在应该公布出来了。在那里面自然也出现了“上帝”。出席者之一反对在革命的纲领中给“上帝”一个位置。皮阿根据“直接民权”的原则，把问题提付表决。“上帝”以七票的多数通过。至高无上的神再度得到拯救。从前人们说：上帝不抛弃自己的奴仆。现在应该说：奴仆不抛弃上帝。互相庇护。
费特尔将军很久不在伦敦了，谁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秘密揭开了。费特尔带着一张注明他是画家的美国护照，偕同他的情妇，一个叫费伦齐的歌女旅行去了。他以一个艺术家的身分周游各地。她则在所有的大城市举行音乐会，他们就这样从热那亚和米兰一直到罗马、那不勒斯和巴勒摩。他有马志尼—科苏特的暗语和介绍信。所以，他既可以进入意大利的秘密团体，又可以利用假职业深入上层人士之间。前不久他回到这里，并且给“欧洲”中央委员会作了报告。（注意：达拉什死了，已于上星期安葬。）使“虔诚的”马志尼大为伤心的主要一点是：意大利完全陷入实利主义了。在那里人们只谈商业、交易、丝、油和其他世俗的无价值的东西。资产者念念不忘地仔细盘算着三月革命给他们带来的损失，并且只想着如何能使这些损失现在就得到补偿。至于革命的首创作用，他们荣幸地把它交给法国人这个轻浮而富于感情的民族了。他们只害怕一点，就是法国人过于着急。
我从可靠来源获悉，老傻瓜列列韦尔和塔杰乌什·哥若夫斯基代表波兰的集中来到了这里。他们向科苏特和马志尼提出了一项起义计划，而波拿巴的协助是该计划的关键。这些秘密活动的老蠢驴一天天越陷越深了。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有一个叫兰茨科隆斯基伯爵或类似的人物作这里的代理人。此人（住在汉普斯泰特路哈林顿街7号）是俄国的密探，所以他们的起义计划荣幸地预先得到彼得堡的审查和修正。
评论：马克思在信中主要揭露了金克尔和维利希为了骗取选票和革命钱款开展活动的真相。马克思还谈论了格贝尔特召集的反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会议；泰霍夫风流成性；皮阿将上帝引入革命纲领；费特尔将军在欧洲到处招摇撞骗；科苏特冒险计划破产等。
9月3日 致信阿道夫·克路斯，指出：附上巴黎的海弗纳尔（曾当过维也纳一家唯一过得去的报纸《宪法报》的编辑）的一份手稿的抄件。这个人有一次被人利用来反对我，他受唆使在《汉堡消息报》上发表有利于金克尔的言论。手稿不是寄给我，而是寄给我在巴黎的一个熟人的，由于他“不谨慎”而到了我手中，这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作者本人预先考虑到的。因此，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利用这个文件，但是要把一切可能使人猜出来源或甚至直接指出文件的地方删掉。这个小小的海弗纳尔虽然鸡胸驼背，但写东西和考虑问题却比许多体态匀称和高大的革命庸人要好些，并且是一个比他们硬一些的小伙子……
这里谣传，酒鬼裁缝帮工、维利希的仆从之一格贝尔特已到美国去了。情况不是这样。金克尔和维利希在8月初把他作为特使派到德国去了。
因为这些家伙在他们最近给保证人的通告中胡诌了各种关于“组织”的谎话，而总的说来在德国没有联系，所以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个国家剩下的一些人（他们由于某种原因与科伦不发生关系）就必须用来作为这种“组织”的假象和相应的借口。问题是这些先生必须对数达二百多英镑的花费作出交代。因此就需要拿出一定数目的钱用在某一方面，以便仍然能体面地说是把钱“用于革命”。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对花掉的另一部分钱也将比较容易搪塞过去了。最后，应该专门在德国工人心目中消灭（按这个词的直接含义）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同党。金克尔指望，在他的资产阶级保证人面前能把欺骗和央求到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残余部分冒充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联合会。那位由自己本人和金克尔委派为德国工人代表的维利希，真的希望最终从在德国的工人中给自己网罗一批随从。
现在接着谈。在马格德堡，格贝尔特召集了一个所谓的共产主义者支部；一连进行了三天讨论，有二十六至三十人参加，主席是一个叫哈梅耳的（有特殊含义的姓）。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言非常激烈，宣布主要任务是消灭他们本人、他们的影响以及他们的“学说”（哈梅耳兄弟要做到后面这点不那么容易）。除了很多行政问题和组织问题以外，还涉及怎样和用什么方式建立一个印刷所的问题。找到了一个不富裕的印刷厂主，他在马格德堡或离那里很近的地方开业，同他订立了合同。他提供自己的印刷所作宣传之用，并保持原来的商号。为此立即付给他一百塔勒，并开了一张为期一年的三百五十塔勒的期票。
可见，革命的钱必须用来宣扬金克尔和维利希个人，并用来施展各种阴谋以分裂德国的“组织”。
你对此有什么好说的！这样一来，这些流氓就使普鲁士政府能够把科伦案件再搅乱，等等。——而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为了遮盖他们的空头开支报告，为了掩饰他们至今从事的关于革命委员会的毫无效果的阴谋活动，为了满足他们对自己敌人的卑劣的报复心理，等等。这目前还必须保密。但是，你只要一得悉格贝尔特被关起来或者开始逮捕“共产党人”的消息，就要毫不迟疑地开始行动……
评论：随信附上的一份手稿的抄件，是住在巴黎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列·海弗纳尔的回忆录《在巴黎三年》，其中对1849—1851年的德国流亡者作了评述。1851年年初，在《汉堡消息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马克思的文章，文章是由海弗纳尔根据舒尔茨和席梅尔普芬尼希对马克思极其敌视的说法而写出来的。信中揭露了金克尔、维利希、格贝尔特等人对革命的破坏，对自己和恩格斯的诋毁和攻击。
9月8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给德纳的文章我没有写，因为我连读报用的便士也没有一个。不过，等你把第十九篇寄来，我就立即去信把我关于第二十篇的意见告诉你，这一篇应当对当前的臭事作出总的评论。
当我在你那里的时候，你曾告诉我，在8月底以前，你能给我弄到一笔较大的款子，我把此事告诉了我的妻子，使她得到宽慰。你三、四个星期以前寄来的信表明，希望并不很大，但仍有一线希望。因此，我把向所有债权人付款的期限拖到了9月初，你知道，对他们的债务，总是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偿还的。现在，四面八方都在袭击我了。
从我的一些信中，你大概已经看出，当我亲身遭遇到这种坏事而不是听别人议论时，我通常都是很无所谓地忍受过去的。然而有什么办法呢？我的家变成了一个诊疗所，而危机是这样尖锐，迫使我不得不把我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这上面。有什么办法！
评论：马克思在信中告诉恩格斯自己窘迫的经济状况。这种状况不仅导致家人生病得不到及时治疗，甚至使得最基本的温饱都得不到保障，也严重影响了文章写作。对于这种迫于生计到处欠债而疲于应付的生活，马克思表示出无奈。而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从事理论研究和工人运动，体现出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和伟大奉献。
9月23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一英镑和校订过的译文都收到了。你在译文上花的工夫太多了。如果事情要进行下去（成功与否要看这第一篇），你应该看得简单一些，我是说，删掉不必要的辞藻和史实，如果它们难译的话。
关于科苏特的事情，完全可能是波拿巴给他设下圈套，以便取悦于奥地利。
海弗纳尔应皮阿利的请求，同卢格—陶森瑙建立了通讯联系，所以现在的情况就好象我们同阿尔诺德先生直接通讯。这样，我们将从第一手材料中获悉大人物的秘密。
为数八人的“人民同盟”（根据魏德迈给你的信来判断，卢格凭他的特技把它组成了三个委员会）的成员（其中有隆格和德腊勒），现在也打着建立“自由公理会”的旗号在西蒂区跑来跑去。真见鬼，隆格的“德国天主教”同“自由公理会”有什么关系？有些“德国天主教”的商人，特别是犹太商人，已在捐款单上签了自己的名字，即使只是他们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并且捐了几英镑——本来就是指望这一点。
维利希现在每星期六也在大磨坊街协会为所谓通讯经费正式筹款。
关于波拿巴在各省受到热烈欢迎，你有什么看法？法国人大大出丑了。——我以为，关税同盟正接近于必然的灭亡。奥地利的破产总还能够对付普鲁士的繁荣。
这样，“我们的人”就应该在10月4日出庭！毕尔格尔斯会承认一切，至少是涉及到他的。根据他的职业，他将“在原则上”进行辩护。在侦查期间，他随笔录附上了一份关于“共产主义的实质”的长达三十页的备忘录。恶意揣度者可耻。据说，丹尼尔斯觉得身体不错。检察官将从圣西门主义者开始；施奈德尔律师为了击败他，决心从巴贝夫开始。如果谁也不追溯到印加人或莱喀古士，那就算是幸事了。
品得的“秘密”使我很开心，他没有到我这里来。你同老席利的冒险事很有意思。
谈谈琼斯。虽然我个人并不怎么特别赞许他，我仍然——他又来纠缠我了，因为他遇到了危机，——在上星期支持了他，就象我们大家一样。另一伙人召开了两三次集会，在会上本来要通过这样的决议：“本会认为，不能相信与尼内斯特·琼斯先生有关的任何民主运动会取得成就”。他们被击败了，真是活该。起先，这些蠢驴企图利用钱的问题使他丢脸。在这一点上，他们失败了。于是，他们攻击他，——我们恰恰由于这一点而支持他，——说他以自己的宣传煽起“各个阶级之间不友好的感情”。问题在于，哈尼、侯里欧克、《先驱》的汉特、牛顿（合作社主义者）以及诸如此类的人，为了建立一个“民族党”而联合起来了。这个民族党要普选权，但不要宪章运动。老一套。但是在开战以前，他们认为必须消灭琼斯。他们大大失算了。他把他的报纸的价格提高了一便士而没有失去一个订户。
评论：马克思谈到《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翻译问题，认为可以删掉一些辞藻和史实，以免翻译占用恩格斯太多时间。他随信附上叔尔茨的信、克路斯的信以及《德国人在伦敦的革命宣传和革命公债》的两段摘录。他还谈到科苏特落入波拿巴的圈套，人民同盟和维利希等人到处活动筹款。此外，马克思还谈到科伦案件，以及1852年9月琼斯同宪章运动革命派的敌人进行的斗争。
9月28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你已经好久没有接到我的信了。主要的原因在维尔特；他把我通常用来写作的晚上的时间，差不多全都占了。而我并不非常高兴。你知道，我很喜欢维尔特，不过，在处境十分狼狈的情况下，身边却有一个如此文质彬彬的绅士，而且还必须把最羞于出口的事情瞒着他，这是很痛苦的。这种情况使人感到特别尴尬；我希望他明天就到曼彻斯特去，等他再来时，会发现我又能同他无拘无束地交往了。不过我想，除了我的妻子的病情，他还不深知我的境遇。
附上巴特尔米给维利希的信的摘录：巴特尔米把这封信交给一个名叫杜朗的法国人，让他转交给维利希。杜朗辨认不出签名，问德朗克，他能不能把信转交给维利希。德朗克当然同意了，他上我这里来，鲁普斯——这方面的大专家——老练地把信拆开了。德朗克将这封信中最重要的抄了下来，其余的全是废话。你对这位“认为不能让波拿巴平平安安地享受自己的胜利”的勇敢的巴特尔米作何感想？发抖吧，拜占庭！至于那封所谓的布朗基的信，我觉得是阴暗的巴特尔米的戏剧性谣言。因为，他关于布朗基报道了些什么呢？不过是贝耳岛囚犯的状况极端凄惨。如果布朗基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告诉他，那他无论如何不如把自己的哀书留在自己心里。而且，从巴特尔米的整个信里可以看出，他完全脱离了法国流亡者，也完全脱离了法国国内的法国团体。
为了使你能“稍微站在世界历史的观点上”，现在寄给你一篇奥格斯堡《总汇报》关于密探阿·迈尔的文章；在伦敦这里，他甚至被他亲近的朋友维利希和沙佩尔“赶出门外”。
我已经写信告诉你，赫尔岑在这里，并且到处散发反对海尔维格的回忆录，海尔维格不仅使他戴了绿帽子，而且从他那里骗走了八万法郎。
顺便谈谈：
已经确实知道，奥尔良派的阴谋活动日益加紧，它的规模和成功的机会正日益增大。这些先生们同卡芬雅克、沙尔腊斯、拉摩里西尔、贝多达成了协议。路·波拿巴的副官中有三人被收买了，就是说，给他们在英格兰银行存了一笔数目可观的款子。同“纯粹共和派”签订的条约如下。第一：成立完全由将军们组成的临时政府。第二：作为一种保证，卡芬雅克取得马赛，拉摩里西尔取得里昂，沙尔腊斯取得巴黎，贝多取得斯特拉斯堡。第三：临时政府号召人民在初选选民大会上决定，是愿意要1830年宪法和奥尔良王朝呢，还是要1848年宪法和总统。在后一种情况下，茹安维尔将被提出来作候选人。——犹太人富尔德同奥尔良派保持经常联系。暂定在3月实现计划，而且必要时，波拿巴应由自己的副官们杀掉。不过他们想让波拿巴先当皇帝，使他的权威更加降低。
我从皮阿利的一封信中获悉，帕麦斯顿勋爵在伦敦同一个意大利的女贵族流亡者的私人会见中，谈了许多关于意大利的令人宽慰的话，也谈到使他本人得到“宽慰”的前景，即至迟不过一年就要当英国“首相”。老头子们如此喜欢撒谎吹牛，令人吃惊。不过，至少有一点帕麦斯顿先生是说得直截了当的。在起义的情况下，伦巴第和威尼斯应该立即并入皮蒙特。而关于“意大利共和国”的梦想，则应该有待于“未来”去决定了。
评论：马克思谈到与维尔特的交往情况，并托他给恩格斯转交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列·海弗纳尔的回忆录《在巴黎三年》，其中对1849—1851年的德国流亡者作了评述。他附上巴特尔米给维利希的信的摘录，寄去一篇奥格斯堡《总汇报》关于密探阿·迈尔的文章，并谈到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回忆》以及赫尔岑与海尔维格之间的矛盾。此外，他还评论了奥尔良派的阴谋活动，以及帕麦斯顿勋爵。
10月5日 致信阿道夫·克路斯，指出：你9月16日的信是今天很晚的时候收到的。所以，既然你要求立即回信，我就只写几行。星期五将给你写封较详细的信。布吕宁克夫人的事（她不是密探，而是同她的住在巴黎的姨母利文公爵夫人有书信来往，那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密探），我是从班迪亚那里知道的。但是由于很重要的原因，不应该提到他的名字。不然的话，他就会失去不少对我们说来很重要的、必须保持的“情报来源”。
你可以写信给施瑙费尔，让他简单地回答说，没有任何必要进一步援引权威的证人，因为他（布吕宁克）殷勤款待的诸如金克尔和维利希之类的人自己在伦敦散布谣言，说布吕宁克夫人是个有可疑的政治联系的女人。
维利希这样声言过，那是众所周知的；因为席梅尔普芬尼希曾经要求他就此作出解释。这在必要时可以援引证人的话来证实。
金克尔曾直截了当地提出过这种怀疑，譬如，当他的朋友制刷工康姆（波恩人）去美国路过这里时，他就对他这样说过。康姆后来把它传开了。
评论：信中谈论如何处理布吕宁克夫人的事情，并表示在以后再详细写信告知；告知不要泄露出是班迪亚提供消息，因为班迪亚是很重要的消息来源。
10月8日 致信阿道夫·克路斯，指出：你大概已接到了我关于布吕宁克的信。我们对无耻的哥特弗利德应该一报还一报，这从我们方面说来将是公正的。伊曼特关于伦敦保证人会议的最近的报告，《警钟报》上已经摘要发表，从报告中可以看出，泰霍夫（他现在到澳大利亚去了）站起来说道：“那些享受过布吕宁克盛情招待的人散布对布吕宁克夫人的诬蔑，特别可耻。”金克尔丝毫不感到难为情，光着前额，要人们相信他的无辜，虽然伊曼特可以揭露他是说谎。维利希一动不动，好象长在座位上一样。
至于第二件事——关于支付薪水，——我在这里无法进一步弄清情况，因为告诉我这件事的比斯康普（不过我请你不要提到他的名字）已经迁居法国，而我同他又没有通信联系。但是不管薪水的事怎么样，可以肯定：
（1）金克尔和维利希花掉了二百英镑，没有给伦敦保证人代表大会作出关于这笔花费的任何满意的交代；
（2）维利希以开销通讯费用为名，自己给自己发了薪水，直到不能这样做为止；
（3）金克尔（这就是他在财务方面清白的证据）在逃到巴黎以后，立即秘密告知该地斯拉夫—德意志……革命委员会的一个领导人，说住在巴黎的德国民主派最好能设晚宴对他表示欢迎，然后他将通过报纸大肆吹嘘。（后来真的这样做了。）问他所需的钱从哪里出，哥特弗利德回答说，可以从革命委员会的基金中出。当对他指出钱柜不但没有钱，而且有很大的亏空时，哥特弗利德说，委员会的一个成员（班迪亚）可以借钱出来，他已跟这人谈过。要知道，他金克尔在德国名气很大，钱一定会源源而来。后来就是这个金克尔为了他个人的需要用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向班迪亚拿了五百法郎。他写的收据还保存着。这笔钱他到今天还没有还。
这个收据我看到过，但是班迪亚坚持不要提他的名字，当时在场的海弗纳尔也是如此。他们是有道理的。金克尔的策略是要用无耻的谎言（这个人一贯说谎，他跟我和维斯博士的事可以证明，维斯博士曾经不得不发表公开的驳斥，因为金克尔硬说他同“以他的名义发行的公债”没有任何关系。见《纽约德意志报》，维斯的声明也登在那里；这件事实你可以利用）迫使我摊牌，使他有可能逐步探出我借以揭发他的阴谋的一切来源。这样一来，我就会失去战斗力。这办不到。
你可以根据《科伦日报》留心陪审法庭对我们朋友们的案件的审理情况，审理已经从本月4日开始。陪审员的成分糟透了。都是大地主大资本家，即：参政官明希-贝林豪森、海布林·冯·兰岑瑙尔、菲尔施坦堡男爵、冯·比安卡、冯·特塞勒、冯·拉特、约斯特（科伦最大的糖厂主）、黑尔什塔德（科伦最大的银行家之一）、达·来丁（大资本家），最后还有列文（酒商）和克罗伊斯勒尔教授。
我认为，你们现在应该用下述方式收拾一下海因岑：必须刺痛他，着重指出，这头蠢驴从1847年以来，每逢对他进行原则性批驳的时候（例如目前魏德迈对他的批驳，以及后来你对他的批驳），总是避不作答，而过了一两个月之后，又若无其事地以他惯用的大喊大叫、招摇撞骗的姿态出来说话。
评论：马克思提到金克尔和维利希散布有关布吕宁克是密探的谣言，认为应当给予还击，并揭露了金克尔和维利希贪污革命委员会的基金的情况。他还提及科伦审判的不利情况，陪审员都是大地主大资本家。他随信附上伊曼特的信、10月6日《晨报》中卢格-隆格吹嘘自己作用的文章的抄件，以及马索耳从巴黎来的信。最后，马克思认为克路斯应当收拾一下海因岑，每当对他进行原则性批驳时，他总是视而不见。马克思指出海因岑在论述婚姻的历史发展时抄袭了格·荣克的《妇女史》，后者取材于迈纳斯的《妇女史》四卷本、赛居尔的《妇女》三卷本、亚历山大的《妇女史》两卷本、托马的《论妇女的性格》以及翁格尔的《婚姻在世界历史上的发展》，以此打消海因岑想用从社会主义者那里抓来的词句冒充新发现的兴致。
10月18日 致信阿·布吕宁克，指出：我从今天的邮件中收到1852年9月27日的《巴尔的摩警钟报》，那里刊载了您的一个声明。我是华盛顿阿·克路斯的通讯员之一，与这件事有直接关系，因此请您给我指定一个我们在星期四或星期五（本星期）会面的地点。我这一方面将带来一个证人，并请您也同样做，但我预先声明，这个证人不能是卢格、隆格、金克尔或维利希，因为这些先生与所说的事情有牵连；席梅尔普芬尼希先生也不能作这种证人。这位先生曾经在巴黎公开声明，说他有责任“用任何可能的诽谤来消灭我”。虽然我并不相信他有消灭我的本领，但在这类声明之后，我认为不能与他见面了。
届时我将向您解释我与巴尔的摩的文章有什么关系，如果我的解释您还认为不够，我将准备使您得到合乎绅士身分的满足。
评论：这是一封草稿。针对布吕宁克在《巴尔的摩警钟报》上刊载的声明，马克思致信布吕宁克，与他约定时间互带证人进行会面，在会面中马克思将解释他与巴尔的摩的文章的关系。这篇文章大概是指在《巴尔的摩警钟报》上发表的克路斯的一篇文章，克路斯在这篇文章中，根据马克思告诉他的一些情况，谈到了布吕宁克夫人和维利希之间发生的事件以及金克尔和维利希对于她从事间谍活动的指责。
10月25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对我们的通信，应当采取一些措施。在得比内阁里，无疑有一个参加阅读我们信件的伙伴。此外，在我的家门口至少试探性地又设置了一个警卫（每天晚上）。因此，我认为现在不宜让普鲁士政府知道的事情，我绝对不能写信告诉你。
德纳对我非常粗暴。大约六个星期以前，我直接写信给他，谈了我的情况，并且请他把已经寄去的文章的稿酬立即寄来。但是，他定期发表文章，稿酬却仍然没有寄来。当然，尽管如此，我仍不得不继续准时地写下去。否则，受惩罚的还是我。
科特斯和贝尔姆巴赫之所以被捕，是因为我通过前者给后者寄去了一件为辩护所必需的东西，这件东西相当厚（尽管纸薄字小）。政府以为得到了一个绝好的猎物。但是，经过进一步的审查，年青的泽特一定会想尽办法把这件事压下，因为这件东西对于他的天才等等有预料不到的非难，如果被陪审员知道了，它就只能促进被告的释放。
案件一结束，不管其结果如何，我们两人应该发表一篇一两印张的《告公众书》。向全国讲话的更好时机不会再有了。此外，我们无论如何要消除掉这个案件所留下的可笑印象——这种印象，即使是温和的亨利希的道德品质和科学修养也不能把它清除掉。
舍尔瓦尔自己写信给伦敦德意志工人协会说，他是“密探，不过是高尚的‘库伯密探’”。我通过可靠的途径把必要的说明寄给了律师之一。
关于上面提到的发表有关“科伦案件”的东西，现在就应当打听一下了。我觉得，最好是你写信给康培；他如果自己太胆小怕事，他应该给你指定一个可靠的经理人。因为你是一个有支付能力的人，所以可以告诉经理人，如果到一定时间，譬如说三个月后，出售所得抵销不了自己的开支（确实如此），他可以拿到钱（根据期票），总之，这样的玩意儿，印刷费顶多不过二十五塔勒。
评论：马克思告诉恩格斯他们之间的通信受到监视，应当采取一些措施；德纳拖欠稿费；房东催债；由于缺钱，无法从海关取出克路斯寄来的一百三十本《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科特斯和贝尔姆巴赫被捕一事等。此外，马克思认为科伦案件结束后，他们应当立即发表《告公众书》，把握向全国讲话的时机并消除掉这个案件的负面影响。
10月27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我写信告诉过你，我打算编一本关于“科伦案件”的“石印通告”。现在，“石印通告”成了一本近三印张的抨击性著作。石印这个东西不值得，原因有二：第一，石印这样厚的著作太贵，而且不会有任何收入，因为这种石印通告不便于出售。第二，没有一个人会去读——甚至也不能要求人家读——有三印张厚的石印出版物。
所以这个东西除了铅印，没有别的办法。在德国不可能办到。伦敦是唯一可能的地方。只要我能预付一部分，我就可以赊账。请你同维尔特和施特龙商量一下这件事。但是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现在出不来，以后它就引不起任何兴趣了。我的小册子，不是对原则进行辩护，而是根据事实和案件进程的叙述来抨击普鲁士政府。我自己当然无力为这个案件拿出哪怕是一分钱来。昨天我为了买书写纸，把从利物浦带来的一件上衣也当了。
帝国在迅速发展。为了使这一次商业危机在法国比在英国更加厉害，波拿巴比任何人都有办法。
评论：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自己写了一本关于“科伦案件”的批判性著作，即《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希望这本书能够尽快铅印发表以免错过最佳时机。在这本著作中，马克思痛斥了普鲁士警察国家用来对付共产主义运动的种种无耻手段。1852年10月底，当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审判还在科伦进行的时候，马克思就萌生在审判结束时发表一篇《告公众书》的想法，一是抓住向社会阐明立场的最佳时机；二是消除社会对这个案件的错误印象。马克思在10月底开始写作，12月初写完这一著作。信中还谈到出版这一著作面临的经济困难和受到普鲁士政府的控制，只可能在伦敦出版。信末，马克思还谈到法国的商业危机。
10月28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星期一施奈德尔第二收到我经杜塞尔多夫寄去的一封信（信寄给弗莱里格拉特认识的一个商人），信的内容简述如下：（1）舍尔瓦尔是1847年根据沙佩尔先生的建议并由沙佩尔在伦敦接受加入同盟的，当时我在布鲁塞尔，而不是1848年由我在科伦接受加入的。（2）从1848年春末到1850年夏天，舍尔瓦尔一直住在伦敦，什么地方也没有去，这一点可以由他的房东们证明。因此，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不在巴黎当宣传员。（3）只是在1850年夏天他才迁居巴黎。从他那里搜查出的文件和他在巴黎陪审法庭上的供词都证明，他是沙佩尔—维利希的密探，是我们的敌人。说舍尔瓦尔是警探，证据如下：（1）判决以后，他（和吉佩里希一起）马上从巴黎监狱奇怪地逃出。（2）虽然他被认为是一个刑事犯，却毫无阻碍地呆在伦敦。（3）雷缪扎先生（我委托施奈德尔在必要的时候点他的名）曾告诉我：舍尔瓦尔曾提出愿以奥尔良亲王密探的身分为其效劳；他此后写信到巴黎，并且得到了（用几个小时复制的）文件（我看到了抄件），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舍尔瓦尔起先是普鲁士的警探，而现在是波拿巴的密探了。普鲁士警察当局拒绝给他钱，因为他为“两方面”服务并且法国人给他钱。——最后，我给施奈德尔作了某些简单的理论说明，他根据这些说明可以把沙佩尔—维利希的文件同我们的区别开来，并且证明它们的差别。
在你转寄给施奈德尔第二的信的同时，同一个文件经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老艾布纳尔在这里将文件投邮并拿了收据）送给了冯·洪特海姆律师；这是在星期二。这个包裹里有：（1）贝克尔给我的信，上面有伦敦和科伦的邮戳，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我们的通信首先谈的是出版事宜；（2）丹尼尔斯的两封信，附在贝克尔给我的信里；在这两封信中，他只谈到自己的手稿；（3）希尔施写的记录的两段摘录；（4）《人民报》的一份剪报，恰好舍尔瓦尔本人在这里写明了自己的住址；（5）《新莱茵报》时期施梯伯先生给我的信（原件），现把它抄在我这封信的第三页。
星期二晚上偶然收到施奈德尔的信，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他从邮局寄出的第一封信被扣下了。可是，他收到了这里的一封挂号信，这封信是我委托德朗克写的，在这封信中告诉他，亨策六至八星期以前在这里维利希处，维利希同他谈过话，并且自己在这里吹牛说他已指令亨策，叫他出来怎样反对我们。施奈德尔来信说，所有的律师都坚信文件是伪造的；他坚决要求给他寄去证据，特别是要证明，丹尼尔斯夫人从来没有写信给我。
评论：马克思给恩格斯简述了写给律师施奈德尔的信，揭露舍尔瓦尔在德法密谋案件中充当密探和奸细的事情。马克思给科伦案件的辩护人提供材料驳斥原告提出的诽谤，最终使普鲁士当局污蔑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参加了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成员的巴黎冒险密谋活动的企图破产了。
11月10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至于班迪亚的事，只扣了柯尔曼的一封信。他要是向我问起这封信，我会推说我老是忘了请你把它寄还。假如班迪亚方面预先设下骗局，那他自己就给我们提供了对付他的罪证。这是清清楚楚的。班迪亚起先是被指控泄露了巴黎密谋，后来又被指控在科伦案件中态度不老实。这两种情况暴露出有矛盾。从施奈德尔的信来判断，科特斯的地址是由科特斯本人的一个熟人泄露的。末了，说到我们的小册子，很可能维尔特就柯尔曼地址一事已经采取了什么措施，这件事一定要弄清楚。我把给柯尔曼的信交给了班迪亚，在这封信中我向他指出，他出版小册子的期限在合同中已经定下来了，并且声明，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把还在我们手上的手稿原件拿到布鲁塞尔或纽约出版，合同并不禁止我们这样做。同样，合同并不禁止我们在两个星期以后，把这个小册子的已经写好的第二部分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用另一个标题，交另一个出版商去出版，等等。
现在来谈科伦案件。
我如果处于毕尔格尔斯的地位，决不会允许贝克尔先生这样无耻地靠牺牲别人来自诩为超人，并且这样贬低整个案件的意义而使民主主义者兴高采烈。为自己辩护是一回事，靠牺牲别人来自我吹嘘，却是另一回事。贝克尔是一个革命的模仿者，他很狡猾，但不够聪明，总想靠耍手腕而摇身一变成为伟人。他的全部才能，就是一个极其平庸的人的才能。
你已经知道，政府于绝望之余，抓住了戈德海姆的补充证词中的英勇手段，但是又掉进了陷阱。
希尔施承认，他曾竭力伪造李卜克内西的笔迹，并在商人弗略里（这个狗东西还很有钱，跟一个出身于很体面的英国战栗教徒家庭的女儿结了婚）的领导之下工作，而弗略里本人则在格莱夫手下工作。我先前根据《科伦日报》说的“原本记录”的内容和日期所推论出来而至今没有一个律师适当地加以利用的一切，就这样被完全证实了。
我看，科伦的被告们将全部毫无例外地被释放，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评论：马克思分析如何应对被指控的班迪亚，并谈论了贬低科伦案件意义的贝克尔的可鄙行径，以及依据戈德海姆的证词弄清了格莱夫、弗略里、希尔施服务于普鲁士当局，揭露了维利希与希尔施之间的卑鄙勾当。马克思认为科伦案件的被告将全部被释放。
11月16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如果你有可能，就在星期五以前为《论坛报》写一篇关于科伦案件的文章。现在，全部材料你知道得并不比我差，而四五个星期以来，我为大家的事情丢开了家里必须处理的全部臭事，以致这个星期我虽然很想工作，但还是不行。
你没有告诉我，你是否收到了上星期寄给你的赖辛巴赫的通告？
今天晚上我们将讨论一篇交给英国报界的关于科伦案件的声明。不一定有时间事先寄给你看一下。但是，如果你也在写这样的声明，并且能赶在星期四早晨以前寄到这里，那就好极了。
评论：马克思希望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一篇关于科伦案件的文章，以及参与撰写一篇交给英国报界的关于科伦案件的声明。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要求，于1852年11月29日写了《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信中谈到的声明是指《关于最近的科伦案件的最后声明》要送交《晨报》编辑。在信的附言中，马克思谈到1852年11月9日在伦敦举行的由卢格及其拥护者组织的纪念罗伯特·勃鲁姆的大会，卢格等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和民主派在大会上发言，而科苏特、马志尼、赖德律等缺席会议，显示出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之间的分裂。
11月19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星期三这里的同盟根据我的建议自动解散了，并宣布同盟还在大陆上继续存在是不合时宜的。而且，自毕尔格尔斯和勒泽尔被捕以来，它在大陆上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附上给英国各报用的声明，作为对我们的第一个声明的补充；请你从英语方面把它修饰一下。我这里再没有德文原件了。此外，我还写了一篇石印通讯，详细地叙述警察当局所干的卑鄙勾当；并且向美国发出关于救济被捕者及其家属的呼吁书。收款人是弗莱里格拉特。我们所有的人都签名了。
不过，给《论坛报》的文章全由你负担了。你应该把寄给你的声明，或者更确切些说，把对声明的修改方案，尽快地寄回来，因为对于伦敦报界，一天也不能再耽误了。
评论：马克思告诉恩格斯1852年11月17日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在其建议下自动解散了。他希望恩格斯从英语方面对他们合著的《关于最近的科伦案件的最后声明》进行修饰。他还提到他写的石印通讯《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以及致在美国的德国工人的呼吁书，这个呼吁书是马克思以科伦共产党人被判罪者救济委员会的名义写的，呼吁救济被捕者及其家属。
12月3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小册子很可能将在瑞士小沙贝利茨那里印刷，他从他父亲那里分出来，开办了自己的出版社。此外，克路斯认为，如果可以抵偿生产费用，他可以在华盛顿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应该印的，哪怕是为了在革命开始以后成为正式文件也好。关于舍尔瓦尔等人的密谋，我还有很有趣的新发现，但愿你在印好以后读到它。
维尔特在星期日晚上来过，发现我很忙，情绪也不很好。他带着有点傲慢的难听的鼻音问我，“我关于科伦案件打算写点什么？”我问他，“他打算在西印度做点什么？”过了一刻钟，他便溜了。星期二晚上他又来了，对我说，他本来是不打算再来了，但是他对弗莱里格拉特的坚持作了让步。要知道，在星期天他觉得我很忙和很不耐烦。我让维尔特先生注意到：自我认识他以来，他十有九回差不多总是不耐烦和不满意，而他却不能说我是这样。在我稍微说了他几句以后，他又恢复了原来的状态，成为原来的维尔特了。我发现他市侩化得厉害，并且对待自己的名利太“认真”了。施特龙至少仍然是老样子，不是太敏感。
波拿巴帝国的蜜月是非常妙的。这个小子总是靠借债度日。只要使信贷所在法国尽量普遍，并且让法国一切阶级都能利用，大家就都会相信，千年王国已经到来了。此外，还有一个为股票投机和铁路骗局而设的专门私人银行。这个家伙始终不变。实业投机家和王位追求者两者并行不悖。如果他不发动战争，不尽快地发动战争，他就会被金融毁灭掉。蒲鲁东式的拯救社会的计划正以它们能够实际实行的唯一形式，即信贷骗局和多少是直接欺骗的形式来实现，这是件好事。
评论：马克思先解释了回信迟的原因，接着谈到《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印刷问题、维尔特的市侩化以及就柯尔曼一事给班迪亚写的信。在附言部分，马克思指出波拿巴帝国靠信贷维持会使其被金融毁灭掉。
12月7日 致信阿道夫·克路斯，指出：你们将随此信收到：1.我的手稿《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这部手稿昨天寄到瑞士去了；在那里排印，并且将发送到德国，作为给普鲁士先生们的新年礼物。如果你认为在美国市场上能收回生产费用，那你就在美国出版吧。收回得多些，就更好了。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在报刊上预先登广告，以便引起读者的好奇心。如果小册子在美国印，就应象在瑞士一样，匿名出版。如果你们考虑到，小册子的作者因无裤子和鞋子而被囚禁在家里，他的一家人过去和现在每分钟都受到确实极端贫困的威胁，那末你们是能够赏识这本小册子的幽默的。案件使我的处境更加恶化了，因为五个星期以来，我不是为糊口而挣钱，而是必须为党工作，揭露政府的阴谋诡计。此外，案件使德国出版商完全离开了我，我本来希望就出版我的《政治经济学》能同他们签订合同。最后，贝尔姆巴赫的被捕，使我失去了出售你寄来的那些《雾月》的希望，这本东西早在5月就通过他订购了三百本。总而言之，情况很糟。
在伦敦这里，我广泛地放出风声，说小册子将在北美印刷，以便从瑞士对普鲁士人来一个出其不意的佯动。他们怀疑正在准备什么东西，于是汉堡、不来梅和卢卑克的海关警卫和警探都要戒备起来。
2.寄上关于给科伦被监禁的人及其家属以经济救济的呼吁书。请你们把它登在各种报纸上。如果你们在那里也建立起委员会，那是很好的。这关系到党的示威。你看，厄内斯特·琼斯干脆以党员身分讲话。也许你们应该在你们署名的前言里专门强调一下，这里不是象金克尔之流那样用革命的名义进行乞讨，而是执行党的一定的任务，完成这项任务是每个工人政党应尽的光荣职责。
关于政府在科伦案件中无耻行径的一篇较长的声明（由我、鲁普斯、弗莱里格拉特和恩格斯署名）已经发表在伦敦各报上。普鲁士大使馆特别恼火的是，这个对普鲁士政府的公开揭露，在最高尚的、最有名望的伦敦周刊——《旁观者》和《观察家》——上登了出来。
你们今天寄给我的《晚报》上的那篇责难我同警方有联系等等的短评，是马·格罗斯先生的卑劣把戏；他干出这种事来，是受一个住在纽约的维利希的拥护者的怂恿。这个“诚实的”维利希在科伦案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你从我的手稿中就可以看出。但是有很多东西我还没有说，一则是为了不损坏整本书的文体结构，再则是为了如果这个家伙敢于——不过我几乎不相信他敢——回答我，就让他尝新的滋味。
菲克勒尔的信，使我很开心。布林德现在同他的妻子一起住在这里，他告诉我，菲克勒尔，这个行善的菲克勒尔，在工业博览会期间租了一大所房子，并且置办了富丽堂皇的家具，为的是以后转租出去。投机没有成功。菲克勒尔赶紧溜到美国，不仅是为了躲债。他溜走时关于自己的意图没有向同他住在一起的成年女儿说过一个字，也没有给她留一个钱。当然人家把她赶出了房子。后来她情况如何，不得而知。行善的菲克勒尔就是这样一个人！
关于蒲鲁东，你们两人都正确。马索耳所以有此错觉，是因为蒲鲁东以他惯用的精明的欺骗手段，从我这里剽窃了一些思想，宣称这些思想是自己的“最新发现”，例如：认为不存在任何绝对的科学；一切都必须根据物质关系来加以解释等等这样一些原理。他在他论路易·波拿巴的书中公开承认了我早就根据他的《贫困的哲学》所论证了的东西，即承认小资产者是他的理想。他说，法国是由三个阶级构成的：（1）资产阶级；（2）中等阶级（小资产者）；（3）无产阶级。历史的目的，特别是革命的目的，就在于把两极——第一个和第三个阶级——溶解在第二个阶级之中，即中庸之中，而这一点靠蒲鲁东的信贷业务就能达到，此种业务的最终成果应该是废除各种形式的利息。
关于科苏特。我从你们寄来的材料中得知，美国的德文报纸上所发生的第一次争吵是由于我在《论坛报》上写了一篇“特约通讯”。我曾用“您的特约通讯员”的署名给《论坛报》寄去了一篇声明，内容简单归纳如下……后来，我接到你寄来的一篇文章的剪报，其中科苏特的某个秘书说我是卑鄙的造谣者，并且进行了有利于比埃尔的活动等等，这时，我就把我给《论坛报》的第一篇声明的内容通知科苏特先生，并要这位先生作出明确的回答。科苏特让人转告我：（1）他以名誉担保，他没有任何秘书——也许这个职务名称是住在美国的卞尼格先自己给自己安上的，此人以前曾经在他的办公室干过事；（2）关于所谓的声明，他只是从我这里才得知的（我把你信里附来的便条作为物证转寄给他了）；（3）他感谢我的“警告”，并再次请求在某个中立的地点同他见面。——对第一点及第二点，我将在下星期五再给《论坛报》写个东西。关于这件事情请随时告诉我。
关于金克尔。金克尔在布莱得弗德和曼彻斯特作现代诗等等的讲学，在讲学中他象一个僧侣的、唯美的、自由主义的帮闲，同德国犹太人调情。关于他在美学方面的功绩，听过他讲学的人对我这样说：他在布莱得弗德宣布，他将作论歌德《浮士德》的讲学，规定入场费为三先令。讲堂里挤满了人。大家对他的讲学抱很大希望。而哥特弗利德做了什么呢？他从头至尾大声朗读了《浮士德》，把这叫作论《浮士德》的讲学。当然，哥特弗利德很精明，他把这种骗人的勾当留到最后一次讲学时抛出来。
贝克尔在科伦陪审法庭审讯时损害了自己和党的荣誉。事先同他说定了，他不要以同盟盟员的身分出现，以免他的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追随者离开他。但是他突然惊慌失措——他的理论水平非常低，但他卑劣的虚荣心却很强——，决定靠牺牲共产主义者而扮演民主派的伟人。他不仅想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而且想利用受审判的荣誉来达到个人的目的。他的行为不仅无耻，而且卑鄙。
最后，再谈谈法国。一直靠借债过活的波拿巴认为，保证法国黄金时代到来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到处建立信贷机构而且尽可能使一切阶级都能享用。他的活动有两个好的方面：酝酿一次可怕的财政危机，并表明蒲鲁东的信贷诡计一旦从理论幻想的领域转入实际运用的范围，会导致什么后果，也就是导致从罗的时代以来没有听说过的投机风潮。
评论：马克思随信附上手稿《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以及给科伦被监禁的人及其家属以经济救济的呼吁书，请克路斯在美国出版和发表。马克思提到他和恩格斯发表在伦敦各报上的《致英国各报编辑部的声明》惹恼了普鲁士大使馆；马·格罗斯在《晚报》上发表文章是责难马克思与警方有联系的卑劣把戏；菲克勒尔投机失败撇下女儿溜掉了。他还肯定了克路斯与魏德迈有关小资产阶级教条主义者蒲鲁东的观点与革命思想根本不同的看法，不认同马索耳指出的蒲鲁东采取了与他19世纪40年代的著作不同的革命立场的观点，而马索耳之所以会产生这种错觉在于蒲鲁东剽窃了马克思的一些思想。此外，马克思还谈到他与科苏特之间发生的事情和金克尔的骗人勾当，以及贝克尔在科伦陪审法庭时损害了自己和党的荣誉。信末，马克思谈到波拿巴到处建立信贷机构的行为及其后果，并告诉克路斯如果海因岑等利用贝克尔在科伦的发言来自我吹嘘，他应当发表一个声明。
12月14日 致信阿道夫·克路斯，指出：今天只写几行。布吕宁克给我来了一封信。我书面答复他说：这个谣言是金克尔和维利希放出来的，我在给你的信中正是暗指他们而没有点名。
如果金克尔在美国报纸上公开否认这一点，那末，我就把全部通信，以及有关他、我和雅·胡策耳之间的关系的记录发表出来，以证明他是多么热爱真理，也将表明，他坚持他所提出的控告是多么勇敢。
如果布吕宁克要求你收回你说的话，或者公开攻击你，说“你随意歪曲了我告诉你的消息”，那末，你要坚持下列几点：（1）你有一切理由作出结论：布吕宁克夫人是密探，甚至连她的朋友们也这样怀疑她，何况她是赫赫有名的俄国密探利文公爵夫人的密探。（2）你不必讲客气，因为布吕宁克夫人的密友席梅尔普芬尼希宣称自己的原则就是应该诽谤马克思和他的战友。（3）假如布吕宁克直接找《警钟报》和你，而不把可怜的卢格—隆格牵涉到这个事件中去，也许你自己就要发表一个声明。这就够了。
关于厄·琼斯。琼斯的影响现在增长很快。和他竞争的哈尼的报纸《自由之星报》已经约有三个星期成了无光之星了。
关于金克尔—维利希。这两个家伙反对赖辛巴赫的声明无耻到了极点。
（1）赖辛巴赫对这些好汉太厚道了，隐瞒了首先促使他采取这个步骤的真实原因。问题在于，直到现在，赖辛巴赫签字的债券还在美国流通。金克尔和维利希通过自己的代理人，用贴现的办法，把这些债券在美国换成了硬币，并且要求把收进的款子直接送给他们，虽然伦敦的保证人早就拒绝承认他们是财政委员会的成员。他们也在伦敦推销这些债券。关于他们用这种办法弄到的款子，他们也没有提出任何报告。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局，赖辛巴赫为了避免对此负责，认为有必要作出自己的声明。
（2）德文报纸赞扬把钱寄回美国的决定，并且为此特别把金克尔夸耀了一番。这个混蛋默认了资产阶级的这些吹捧，根本不想承认他不论在布莱得弗德，还是在曼彻斯特，都是反对这个决定的。金克尔想在德国资产者的心目中保持令人尊重的假象，以便有可能捞到钱。在美国的革命庸人们面前，他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对革命充满信心的人，好把他从他们那里骗得的钱，从塞卜洛士-赖辛巴赫的利爪中夺过来。
（3）维利希把希望寄托在美国和伦敦之间的距离上。这里所有的流亡者都认为这个家伙是一个现了原形的密探和被揭露了的坏蛋。在美国，他仍旧希望担任革命的出纳员的角色。——希尔施在布拉米奇街的一个工人团体里宣称，维利希是他的同伙。他本人——狡猾的希尔施（！！！）说——是为民主派效劳的密探，而维利希已经是为警方效劳的密探了。维利希的团体知道了这一点。质问等等就接踵而来了（可能你已经从我的《揭露》中知道这一点了）。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同自己团体的一个不大的核心一起搬到另一个为访问者去不了的地方，而把自己的住处搬到伦敦的一个偏僻的角落。在美国也必须撕掉这两个坏蛋的假面具。在这里，他们已经完全吃不开了。
关于戈克。戈克几个月来到处散布谣言，说他参加惠林代表大会去了，实际上他这段时间是在斯特拉斯堡，并且在那里收集了他剩下的财产三百英镑。现在，他同隆格一起在办幼儿园和诸如此类的由“德国天主教徒”组织的教育机构。
评论：马克思告诉克路斯在对待有关布吕宁克夫人的问题上应采取的对策，指出琼斯的影响的快速增长使得哈尼的《自由之星报》黯然无光，揭露了金克尔—维利希反对赖辛巴赫的无耻声明，并提及戈克的真实行踪。
12月28日 致信古斯达夫·泽尔菲，指出：由于有两个情况，班迪亚才有可能欺骗我这样久。第一，他同瑟美列认识，瑟美列关于戈尔盖、科苏特等人的手稿，一下子就使我相信，这是匈牙利的最有头脑的人物之一；还有他同您的友谊，因为在我们短暂的个人结识期间，您使我产生了无条件的信任。第二，我总是尽可能设想，这些矛盾、谎言等等是因为班迪亚根据非常微不足道的理由而表现出的一种狂热，想要使自己的所作所为神秘化，并且不仅同别人，而且同自己本人捉迷藏。
就是现在我还倾向于认为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暗探，而是象您正确地指出的那样，他走上了一条可疑的道路，扮演了不同党派之间“谣言传播者”和政治撮合人的角色。
但是我们先谈谈您特别感兴趣的事吧。
西尔莫伊无疑是科苏特的密探。根据他的几次不经心的声明，我认为他负有通过德·莫帕先生与波拿巴建立联系的使命。在此以前不久，科苏特通过班迪亚和自己的巴黎通讯员马林格尔，企图从奥尔良派那里得到一百五十万贷款，但是被拒绝了。现在回过来谈班迪亚。
我亲眼看到过一个由科苏特起草并经西尔莫伊签字的文件，科苏特在这个文件中任命班迪亚为所谓流亡国外的警察局长——好象是与各国政府作斗争的反抗警察当局的长官。一方面，这个文件使我不再担心班迪亚的某些可疑的关系和熟人；我们认为，这些关系是属于他的职务范围之内的事，而且，如果利用得当，是可以给我们党带来好处的。我本人就通过这条途径从他那里获悉某些有关普鲁士政府的重要细节。另一方面，我直截了当地问过他：怎么把他和科苏特的关系同他和瑟美列的关系调和起来？他毫不为难地回答我说，他是为着瑟美列的利益才这样做的，后者授权他和科苏特保持关系。因此，后来我就不再谈这个问题了。
我完全同意您和瑟美列的意见，即这的确是必须做的。困难仅仅在于怎样去完成。现在，一家瑞士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我将设法尽快寄给您和瑟美列两本。）这一家出版社准备为德国出版我的《雾月十八日》。但是，指望它出版我的第三部著作是不行的。在德国，现在已经没有一家出版社敢于冒险印我的任何一本东西了。所以只有自己花钱来印，而这在我目前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然而这却是必要的。我将考虑可以干些什么。
您从《揭露》中可以看出，格莱夫是个十足的坏蛋。他在1851年12月因德法密谋案件去巴黎，目的是要搞到我的科伦朋友们和巴黎笨蛋们之间的莫须有的联系的证据。
然而经查明，当格莱夫还在伦敦这里的时候，班迪亚就定期地于每月3日或4日从柏林收到钱。您是否知道他收到的这些钱的来源？
整个这件事情的主要之点，就是遵循“以一个半海盗对付一个海盗”的惯例。如果班迪亚想成为一个“危险人物”，那就只需向他提醒一下，他在我们掌握之中，因为我们知道他同马林格尔和奥尔良派的联系。
评论：马克思解释被班迪亚欺骗的两个原因，倾向认为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密探，而是扮演了不同党派之间“谣言传播者”和政治撮合人的角色。他指出西尔莫伊是科苏特的密探，谈到班迪亚与科苏特的关系以及利用得当可以为党带来好处，但要谨慎而巧妙地与之相处。此外，马克思还谈到《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出版情况。信末，他还指出格莱夫是一个十足的坏蛋，怀疑格莱夫与班迪亚有金钱往来，还提出应对“危险人物”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