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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现在从头说起，你知道，根据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地租不过是生产费用和土地产品的价格之间的差额，或者，按照他的另一种说法，不过是最坏的土地的产品为补偿它的费用（租佃者的利润和利息总是算在这种费用里面的）所必需的出售价格和最好的土地的产品所能够得到的出售价格之间的差额。
依照他自己对他的理论的解释，地租的增加表明：
1.人们不得不耕种越来越坏的土地，或者说，连续使用于同一块土地的同量的资本获得的产品不一样。一句话：人口对土地的要求愈多，土质就变得愈坏。土地变得相对地愈来愈贫瘠了。这恰恰为马尔萨斯提供了他的人口论的现实基础，而他的学生们现在也在这里寻求得救的一线希望。
2.只有当谷物价格上涨时，地租才能（至少在经济学上是合乎规律地）提高；当谷物价格下跌时，地租必定降低。
3.全国的地租总额如果增加，这只是由于很大数量的相对地坏的土地被耕种了。
可是，这三个论点处处都是和历史相矛盾的。
1.毫无疑问，随着文明的进步，人们不得不耕种越来越坏的土地。但是，同样毫无疑问，由于科学和工业的进步，这种较坏的土地和从前的好的土地比起来，是相对地好的。
2.自1815年以来，谷物的价格从九十先令下降到五十先令，而在谷物法废除以前，还降得更低，这种下降是不规则的，但是不断的。而地租却不断地提高。英国是这样。大陆上到处也有相应的变化。
3.我们在各个国家都发现，象配第曾经指出的：当谷物价格下跌时，国内地租的总额却增加了。
在这里，主要问题仍然是使地租规律和整个农业的生产率的提高相符合；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历史事实，另一方面，也才能驳倒马尔萨斯关于不仅劳动力日益衰退而且土质也日益恶化的理论。
由此得出结论：
1.虽然土地的产品的价格下跌，地租却能提高，而李嘉图的规律仍然是正确的。
2.李嘉图用一个最简单的命题提出来的地租规律（撇开从它引伸出来的结论不谈），不是以土壤肥力的递减为前提，而仅仅是以（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土壤肥力普遍地日益提高）土壤肥力各不相同或连续使用于同一土地上的资本所产生的结果各不相同为前提。
3.土地的改良进行得愈普遍，被改良的土地的种类就愈多，虽然谷物的价格普遍下跌，全国的地租总额能够增加。拿上面的例子为例，这里的关键只是在于：生产二十六蒲式耳（每蒲式耳五先令）以上但不一定是恰好生产三十蒲式耳的土地数目有多少，也就是说，介于最好和最坏之间的土地的质量有多少种。这和最好的土地的地租率没有关系。这和地租率根本没有直接的关系。
你知道，地租问题的根本实质就在于：地租是由于使不同的生产费用所得到的产品的价格平均化而产生的，但是这种市场价格规律不过是资产阶级竞争的规律而已。此外，即使在资产阶级的生产被废除以后，仍然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土地相对地愈来愈贫瘠，连续使用同样的劳动所创造的东西愈来愈少，虽然那时和在资产阶级制度下不同，最好的土地所提供的产品将不会和最坏的土地所提供的产品一样贵了。可是依照上面所说，这种顾虑就消除了。
评论：这是迄今所知最早的一封马克思就讨论政治经济学问题写给恩格斯的信。在信中，马克思阐释了新的地租理论。他指出李嘉图地租理论处处与历史相矛盾，土地肥力没有随着人口的增长而递减，谷物价格不是影响地租的唯一要素，全国地租总额的增加不只是由于相对坏的土地被耕种了。他认为，问题在于使地租规律和整个工业的生产率的提高相符合。马克思通过引入科学和工业的进步对农业生产率及由此对地租产生的影响，总结出地租问题的根本实质。
信中，马克思还告知自己对某些流亡者建议的拒绝。德国民主派流亡者格罗斯、希奈和威尔海米曾于1850年年底从辛辛那提写信建议马克思和恩格斯无报酬地给所谓“进步的论战文集”和这些民主派所筹划的机关刊物《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农民共和国》撰稿。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出某些流亡者企图利用他们的困境来达到自己发财的目的，所以拒绝了这个建议。
2月3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由此可以明白一个道理：因为纸币必然重复金属货币的运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为的调节必将取代在另一种情况下起作用的自然规律，所以每当贵金属流进时英格兰银行就要增加银行券的发行（例如，通过收购国家有价证券、国库期票等手段），而金属储备减少时，它就要通过缩减自己的贴现业务或抛售国家证券的办法来减少银行券的发行。而我却认为，银行应当做的恰好相反，也就是说，当金属储备减少时，应当扩大自己的贴现业务，而当金属储备增加时，贴现业务仍应照常进行，以避免不必要地加剧即将到来的商业危机。不过，这个问题下次再谈。
我在这里要谈的是有关这个问题的基本原理。我断定，除了在实践中永远不会出现但理论上完全可以设想的极其特殊的情况之外，即使在实行纯金属流通的情况下，金属货币的数量和它的增减，也同贵金属的流进或流出，同贸易的顺差或逆差，同汇率的有利或不利，没有任何关系。图克提出了同样的论断，但是我在他1843—1847年出版的《价格史》一书中没有发现任何的论述。
你知道，这个问题是重要的。第一，这样一来，从根本上推翻了整个的流通理论。第二，这证明，信用制度固然是危机的条件之一，但是危机的过程所以和货币流通有关系，那只是因为国家政权疯狂地干预调节货币流通的工作，从而更加加深了当前的危机，就象1847年的情况那样。
应当指出，在下面的论述中，我的出发点是：贵金属的流进是同物价还不高但正在上涨，资本有剩余，出口超过进口等兴旺景象相联系的。而黄金的流出则同相反的条件，相应的变化相联系。那些同我论战的对手也是从这个前提出发的。他们根本无法反驳这一点。其实，可以举出一千零一个例子来说明，在输出黄金的国家，虽然其他商品的价格大大低于那些输入黄金的国家，但是其黄金仍然外流。例如，在1809—1811年和1812年英国就是这种情况，等等。不过，总的前提，第一，抽象说来是正确的，第二，货币流通学派的好汉们是可以接受的。因此在这里暂时不必争论。
评论：在信的开头，马克思对恩格斯在之前来信中对他的新地租理论保持沉默表达不满，也对恩格斯认同这一理论表示满意。在这封信中，马克思主要讨论货币流通理论。他认为，依据李嘉图等人的货币流通理论得出的结论，即在实行纯金属流通的情况下，金属货币的增减受到贵金属流动的影响，是不正确的。马克思关于金属储备对货币流通毫无影响的观点，完全推翻了李嘉图等人的货币流通理论，重新诠释了信用制度、货币流通等与危机的关系。
2月10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教堂街正安排2月24日宴会，邀请了勃朗、赖德律-洛兰，其中还有朗道夫。路易·勃朗为了向赖德律-洛兰显示他还得到一个世界主义的委员会的支持，为了惩罚教堂街把他和赖德律“同等”看待，正在从大磨坊街协会和堕落的波兰人光顾的小酒馆招募自己的队伍。
又是一招！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几天以前，教堂街接到一份参加2月24日盛大宴会的铅印的请客通知（同时也是宣言），第一个署名的是朗道夫，紧接着沙佩尔的是路·勃朗。教堂街大为恼怒！大磨坊街欣喜若狂！
路易·勃朗在通知的宣言中不是以某个民族的名义讲话，而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个永恒公式的名义和精神讲话。使我不快的只是我欠朗道夫一英镑半，现在必须马上通过沃尔弗送还。
评论：马克思认同恩格斯提出的反对路易·勃朗的观点，还指出朗道夫、路易·勃朗同维利希—沙佩尔联合起来了。维利希—沙佩尔的拥护者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斗争策略，不考虑欧洲的现实局势而坚持立即发动革命的宗派冒险主义的策略，导致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关于策略问题的原则分歧尖锐化，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拥护者在1850年9月就退出了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朗道夫、路易·勃朗同维利希—沙佩尔的联合说明这种革命的冒险主义在当时的影响较大。信中提到的伦敦教堂街是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兄弟协会的所在地。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设在大磨坊街，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维利希—沙佩尔的拥护者聚集在这里。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新的科伦中央委员会于1850年12月起草了同盟的新章程。由于警察对同盟盟员的迫害和逮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在1851年5月就停止了。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后不久，1852年11月17日，同盟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宣布解散。
2月23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现在在这里的泰西埃·杜·莫太告诉我，路易·勃朗的事情原来是这样：
教堂街协会假称自己是一个救济法国政治流亡者的慈善团体。赖德律-洛兰、路易·勃朗、亚当，总之，所有的人都在这个借口之下参加了这个团体。章程规定不过问政治。2月24日马上就要到了。你知道，对于这种出风头的机会，法国人很早就很隆重地进行了准备，就象孕妇对待即将来临的分娩一样。他们说，即使协会只具有慈善的性质，但是它的成员作为法国人也应该庆祝2月24日。于是便确定某个晚上讨论这件大事。赖德律和勃朗两人当天晚上都出席了。后者发表了一篇早已准备好的、精心炮制的、伪善的演说，他力图证明，政治性的宴会违背这个团体的章程，这种宴会只能向法国表明这个团体内部存在的分歧等等。科西嘉的这位侏儒在关于博爱的悲鸣中，对赖德律和马志尼不让他参加临时政府大发牢骚。他得到了回答。尽管他发表了自己觉得十分得意的演说，还是决定举行宴会。
这样，堂堂的哈尼便成了普通的阴谋的工具，而且正是反对赖德律-洛兰的阴谋的工具。而哈尼是同他经常来往的，明天赖德律-洛兰举行宴会哈尼还要亲自光临。为了更进一步刺激这个虽然具有开朗的和可敬的品质但太容易受感动的平民——对待名人特别容易受感动，在名人的影子面前匍匐跪拜，——同时为了向赖德律—马志尼表示，谁要是对抗社会主义的拿破仑就不能不受到惩罚，矮子又接受巴黎工人的祝贺。这些“巴黎工人”——我们的“亲爱的”一想到他们不久将要出现就十分激动——当然无非就是臭名昭著的卢森堡委员会的二十五名代表；他们从来不代表任何人，在全巴黎是其他工人所憎恨或讥笑的对象，这些家伙同德国预备议会和五十人委员会的成员不相上下。他们需要随便一个小的上帝，即偶像，而这个矮子外表长得有些畸形，永远可以成为崇拜的对象。而他也让他们坚信，他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和最彻底的社会主义者。难道他不是已经把他们晋升为未来工人共和国的贵族了吗？只要他用手指一示意，他们就祝贺，只要他们一祝贺，他就公开向他们表达动人的谢忱。这一次他用手指示意了一下，而哈尼自然就认为，巴黎，整个巴黎的各行各业都在进行祝贺。
评论：马克思向恩格斯谈论了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兄弟协会举办的宴会。这个成立于1850年的协会位于伦敦教堂街，假称为救济法国流亡者的慈善团体，章程规定不问政治，但却为庆祝二月革命举办政治性宴会。赖德律-洛兰、路易·勃朗、亚当是这个团体的成员，而哈尼也参加了这些人举行的会议。马克思向恩格斯揭露了哈尼的虚伪性。信中还揭露了臭名昭著的卢森堡委员会。这一委员会是由路易·勃朗主持的、于1848年2月28日至1848年5月16日在巴黎卢森堡宫开会的政府工人问题委员会。委员会由工人和企业主的代表组成，它的活动是调解劳动纠纷，由于路易·勃朗的妥协策略，这些活动常常对企业主有利。1848年5月15日人民群众发动起来后，政府撤销了卢森堡委员会。
2月26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当哈尼给你来信时，你只要注意一点。你在信中对赖德律和勃朗的理论上的批判写得过于详细。哈尼现在硬说我们要求他作我们的尾巴。首先应当向他指出：
1.问题完全仅仅在于他同沙佩尔和维利希的关系，他已经站在我们的直接的个人的卑鄙无耻的敌人一边，他在德国面前把他的全部威望用来支持他们并反对我们。难道他不是已经同我们一起以书面的形式表示同维迪尔、巴特尔米和维利希断绝关系了吗？他怎么能够不关照我们、背着我们和违反我们的意志去恢复这种关系！如果这是正派的话，那我就糊涂了。
2.他背弃了我们，因为在施拉姆和皮佩尔的事件发生之后，他没有马上在会上予以反击和立刻退出。他不这样做，反而竭力向他的朋友们说明整个这件事是无关紧要的小事。
评论：马克思再次向恩格斯讲述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兄弟协会2月24日在伦敦举行宴会的情况。在这次宴会中，施拉姆和皮佩尔被参会的两百名暴徒殴打，而哈尼却没有在这个事件发生后退出协会，反而站在沙佩尔和维利希一边，背弃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民主派兄弟协会”是宪章运动左翼代表人物（哈尼、琼斯）和革命流亡者（正义者同盟的盟员等）为了在各国民主运动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于1845年在伦敦成立的国际性民主团体。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民主派兄弟协会”保持着经常的联系，竭力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协会会员，并通过协会从思想上影响宪章运动。协会会员的理论上的幼稚观点，曾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1848年宪章派失败以后，协会的活动大为削弱，1853年协会彻底瓦解了。
2月28日 致信海尔曼·贝克尔，指出：事情就是在2月24日伦敦的宴会上，我们的两个朋友、党的同志在“海瑙！”的叫喊声中，在英勇的骑士维利希主持宴会的情况下当众遭到毒打。为了了解后面所叙述的事实，必须先作如下说明：
法国流亡者也象所有其他流亡者一样，分裂成各种各样的派别。后来，他们在教堂街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协会。这个协会本应是慈善性质的，即对流亡者进行救济。政治被排除在协会之外。因此为形形色色的法国流亡者建立了一个中立地带。这里，同时出现了赖德律-洛兰和路易·勃朗，山岳党人和卡贝分子，布朗基分子等等。
2月24日快到了。你们知道，法国人对于这样一种可以出出头的机会，就象女人将要分娩那样，长久地准备着，讨论它，并从各方面研究它。因此教堂街协会召开了全体会议，以便筹备庆祝这个“光荣的”日子。路易·勃朗和赖德律-洛兰出席了会议。小个子勃朗——注意，他不能即席讲话，他写了演讲稿，对着镜子记住和背熟——站起来，发表了精心炮制和仔细修饰的狡诈的演说，他在演说中千方百计地说明，这个慈善性的协会不能举办政治性的宴会，因此，也不能庆祝二月革命。赖德律-洛兰反驳了他。在激烈的争论中小个子勃朗脱口而出说，由于赖德律和马志尼不让他加入欧洲中央委员会，所以他也不会同他们一起参加任何宴会。别人回答他说，宴会不是欧洲中央委员会举行的，而是有形形色色的法国流亡者的代表参加的教堂街协会举行的。
现在来谈谈这个委员会的产生和性质，以及它在各有关团体中的追随者。
当维利希和沙佩尔及其拥护者被开除出同盟的时候，他们便同维迪尔、巴特尔米以及波兰、匈牙利、意大利流亡者中的渣滓联合起来，并迫使这群败类承认他们是欧洲中央委员会。沙佩尔和维利希（他们当然希望这个肮脏的、不象样子的和可怜的杂色画从远处看好象是一件艺术品）还有一个特殊的目的。他们想向德国共产党人表明，欧洲流亡者是跟他们走，而不是跟我们走的，他们——不管德国愿意不愿意——完全有决心一遇机会就在那里夺取政权……
路·勃朗为了实现他反对教堂街的阴谋，并不厌弃同他所看不起的这帮人进行联系。他们当然兴高采烈。好不容易他们才获得了地位。这些先生们虽然竭力要把所有的作家开除出他们的协会，但是只要某个著名作家表示愿意为他们效劳，他们就双手抓住他不放。沙佩尔和维利希已经预感到自己胜利在望了……到那时，德国共产党人就可能顶不住而怀着懊悔的心情回到他们的庇护之下……
宴会于2月24日在伊斯林顿举行。我们的两位朋友，施拉姆和皮佩尔，出席了宴会……宣读了贺词。路·勃朗宣读了他的代表们的贺词。朗道夫宣读了议员格雷波的贺词（在巴黎再也没有能搞到第二份贺词），一个波兰人宣读了他的一些巴黎同伙的贺词，而主持宴会的伟大的维利希宣读了来自拉绍德封的贺词。他们从德国什么东西也没有弄到……
现在你们应当尽一切力量，在德国无产阶级面前痛斥这些胆小的诽谤者和卑鄙的匪徒，只要有可能的地方，都要去做。
评论：马克思向贝克尔详细讲述了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兄弟协会纪念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的宴会过程，以及施拉姆和皮佩尔在宴会中惨遭毒打的事情。由此，马克思分析了这一协会的产生、性质和内部斗争。在马克思看来，维利希、沙佩尔及其拥护者都是些胆小的诽谤者和卑鄙匪徒。信中提到的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是根据马志尼的倡议于1850年6月在伦敦成立的。该委员会是联合各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组织。由于意大利和法国民主派流亡者之间的关系尖锐化，该委员会于1852年3月实际上已经瓦解。
3月22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德国中央行骗局的真正的创立者是不知疲倦的韧如兽皮的修脚师和食草动物司徒卢威。这个家伙现在仅仅是重操旧业，这就是，用骨相学、道德和诸如此类的瞎话来引人注意。这是一个市场上的叫卖者，而且还带有一种嘶哑的喉音。在最近的二十五年中，这头蠢驴编写了《民主主义政治科学辞典》和《民主主义世界通史》，这两个东西什么也不是，一个不过是用司徒卢威的语言翻译的韦尔凯尔—罗泰克的著作，另一个不过是用民主主义词句把罗泰克的著作改头换面。卢格已经堕落到如此地步，只有悲天悯人的警察当局才阻止他在德国印刷这些胡说八道的东西。
愚蠢的金克尔十分善于驱散庸人的幻想。他陷入了司徒卢威和卢格这样的有经验的小丑手中，再没有什么能比这更深刻地揭露这头蠢驴。他在这一伙人中不管怎样都要失去自己的狮子皮。
评论：马克思向恩格斯分析“德国事务委员会”。卢格、司徒卢威、豪格、隆格、金克尔建立了所谓的“德国事务委员会”，并于1851年3月发表了宣言《告德国人》。马克思委托皮佩尔将宣言寄给恩格斯，后来还把这个宣言的摘要发表于他们的抨击性小册子《流亡中的大人物》。在这封信中，马克思称“德国事务委员会”为“德国中央行骗局”，认为它的创立者司徒卢威不过是用道德等诸如此类的瞎话引人注意。
4月2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最糟糕的是，我现在突然不得不停止在图书馆的研究工作了。我已经干了不少，再有大约五个星期我就可以把这整个的经济学的玩意儿干完。搞完这个以后，我将在家里研究经济学，而在博物馆里搞别的科学。这开始使我感到厌烦了。实际上，这门科学从亚·斯密和大·李嘉图时代起就没有什么进展，虽然在个别的常常是极其精巧的研究方面作了不少事情。
既然你现在正在研究军事学，那末你不能利用《新莱茵报》、帕麦斯顿的蓝皮书等等把匈牙利战争史重新加以叙述吗？这是很有用处的。我或早或迟将出版两卷六十印张的书，那时这就非常适用了。如果你想要知道有关各种阴谋、战役和人物的细节，就写信给我——不用封口——寄到冯·倍克男爵夫人处就行了。我同她有联系。她是科苏特的密探，也是一部匈牙利的龌龊勾当的真正的编年史。应当利用她一下。她很愚蠢，不会隐瞒真情。我在这方面已经做过试验。
评论：马克思告知恩格斯收到他寄来的汇票，以及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进行经济学研究的进展。他希望恩格斯回复他上封信询问的经济学问题，同时利用《新莱茵报》、帕麦斯顿的蓝皮书等把匈牙利战争史重新加以叙述。信末，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自己妻子生女的消息，并希望恩格斯谈谈对丹尼尔斯的手稿《小宇宙。生理人类学概论》的看法。
5月28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为了避免被捕，弗莱里格拉特本能地及时离开了。他刚到这里，所有的流亡者集团，如博爱主义的金克尔党羽，唯美主义的豪伊特之流，以及其他等等，都对他设下了罗网，拉他去入伙。他对所有这些企图非常不客气地回答说：他属于《莱茵报》，他和世界主义的一伙人没有任何关系，只和“马克思博士及其最亲密的朋友”来往。
现在同你谈一谈《宇宙》的事。在谈以前，对法国的状况还要说几句。
我愈来愈确信，不管怎样，目前在所有候选人中，拿破仑的机会是最多的。人们在原则上将决定修改宪法，但是实际上只是修改有关总统的条款。如果少数派吵闹得太厉害，就会通过一项简单的多数派[决议]，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召开新的议会；而新的选举将在福适、电报和5月31日的法律的监护下进行。资产者是会看中卡芬雅克的；但是用一种激进的新选举来打破现状的作法对他们来说又过于冒险。现在已经有许多工厂主强迫他们的工人在修改宪法和延长总统任期的请愿书上签名。无论如何，问题很快就要解决了，我们是会看到的！
《宇宙》已经彻底失败了。
评论：马克思告知恩格斯警察搜查和逮捕特使的情况，认为这是伦敦的流氓者集团如博爱主义的金克尔党羽、唯美主义的豪伊特等造成的。此外，马克思还谈了法国状况，认为在所有的候选人中，拿破仑胜算机会最大。1850年5月31日，法国立法议会通过了废除普选权的反动的选举法。根据这个选举法，实行了三年居住期的资格限制和许多其他限制。由于5月31日的选举法，大约有三百万人被剥夺了投票权。信中还谈到对杂志《宇宙》的看法，摘录了《宇宙》杂志中的《金克尔的讲演》，评价“这件东西臭虫都嫌臭”。
6月27日 致信约瑟夫·魏德迈，指出：我现在从可靠方面获悉，我们的朋友们被捕是因为出现了叛变和告密。我从心眼里确信，维利希先生和沙佩尔先生以及他们那帮下贱的坏蛋直接参与了这一卑鄙勾当。你知道，在德国排除那些在他们看来是阻碍他们通往宝座之路的人，对于这些inpartibus〔非现实的〕“大人物”来说是何等重要。这些蠢驴不懂得，别人把他们看作是蠢驴，而且充其量也只能对他们嗤之以鼻。
维利希尽管有他市侩般诚实的、斯巴达式斋戒的、军士的伪善的道德，却是个十足平庸的——请注意，十足平庸的——骗子手，一个整天在酒馆鬼混的人，此外——虽然有一位可敬的庸人告诉过我，但我对此不敢担保，——他是个行骗的赌棍。这家伙整天呆在酒馆里，不过当然是在民主派的酒馆里，他在那里吃白食，他给酒馆招揽客人以代替付款，他用连这位骑士自己也不再相信的关于未来革命的一成不变的空话为这些客人解闷，而且在各种不同场合经常重复这些空话，却总是收到同样的效果。这个家伙是最下贱的帮闲。但是所有这一切当然是在爱国主义的幌子下干的。
这个家伙的全部共产主义归结为，他决定和其他游荡的骑士们一起依赖社会过自由自在的生活。此人的全部活动就是，在酒馆里造谣中伤和诬蔑我们，吹嘘他在德国的联系，他虽然没有这些联系，但他的同伙：“中央的小丑”阿·卢格，傻瓜海因岑和撒谎成性的丑角、装腔作势的神学美文学家金克尔，却都相信。他在法国人面前也吹嘘这些联系。
评论：马克思在这封信中主要向魏德迈揭露维利希的真实面孔。马克思从可靠信息获悉，他的朋友被捕是由于叛变和告密，认为这一卑鄙勾当是维利希、沙佩尔及其拥护者干的。马克思将维利希界定为“十足平庸的骗子手”“整天在酒馆鬼混的人”“行骗的赌棍”，维利希理解的共产主义就是依赖社会过自由自在的生活，而他的全部生活就是整天呆在酒馆里重复空话、自我吹嘘和中伤马克思等。在信的附言中，马克思还谈论了英国的对外贸易比率、民主派及其周刊、正在大英博物馆进行的研究。
7月31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至于同法兰克福的艾布纳尔谈判的事，他来信说，科塔可能接受我的政治经济学——我已将该书的计划寄去，——如果不成，他会找到另外的出版商。我在图书馆的工作本来早就可以结束。但是，间断太多，阻碍太大，而在家里，由于一切总是处于紧急状态，并且流不尽的眼泪使我整夜烦恼和生气，自然干不了多少事情。我感到对不起我的妻子。主要的负担都落在她的身上，实际上，她是对的。工作应该比婚姻更多产。尽管如此，你该记得，我生来就缺乏耐性，甚至有些严厉，所以常常不够冷静。
海因岑和卢格继续在纽约《快邮报》上喋喋不休地反对共产主义者，特别是反对我们。但是，这种行为实在太愚蠢了，唯一的对付办法，就是在适当时机把卢格的拙劣作品中最滑稽可笑的东西汇集起来，给德国人看看，目前是谁在违反他们的意志而任意摆布他们。
蒲鲁东的最新著作，你也许已经看过了吧？
评论：马克思谈论了施拉姆和康拉德的无赖行径，并告知恩格斯由于经济处境困难准备给美国杂志写通讯稿，而家庭状况不仅影响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进度，还使他愧对承担了主要负担的妻子。此外，马克思还简短提及海因岑和卢格在纽约《快邮报》上发表的反对共产主义者的拙劣作品，以及蒲鲁东的最新著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等。
8月2日 致信约瑟夫·魏德迈，指出：现在谈谈别的事情。海因岑先生和尊敬的卢格一起，每个星期都在纽约《快邮报》上攻击共产主义者，尤其是攻击我、恩格斯等人。这里所有的民主派坏蛋都利用这家报纸当作他们倒垃圾的臭坑，这里当然长不了谷物，也结不了果实，然而却是莠草丛生。最后，海因岑还恶毒攻击《国家报》，而《国家报》却连这个对手也不能对付。
不管《国家报》执行什么样的美国政策，在欧洲政策方面，你将不受约束。海因岑在那里完全是以大作家自命。如果有人去那里，给这个爱吹牛的空谈家一个厉害看看，那美国报界将会感到高兴。
又及：我刚刚获悉，大人物们，卢格及其集团，金克尔及其集团，沙佩尔和维利希及其集团，还有这些大人物之间的调停人菲克勒尔、戈克及其集团，建立了一种海绵式的联合。你知道，有一个关于农民的故事，一个农民把每十二舍费耳的谷物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了。然而他说，数量必定起作用。这些懦夫也这样说：“数量将起作用”。其实，把这个生面团粘在一起的粘合剂是对“《新莱茵报》集团”，特别是对我的仇恨。当他们凑成一打的时候，他们说他们是真正的力量。
评价：马克思谈及魏德迈前往美国的决定，这一决定将解决魏德迈的谋生问题，同时有助于推进党的工作，使美国也拥有具有理论造诣的党的常驻代表。马克思还谈论了海因岑和卢格在纽约《快邮报》上对共产主义者的攻击特别是对自己和恩格斯的攻击，以及这些污蔑和日常生活操劳对妻子燕妮的负面影响。在信的附言部分，马克思简要谈及流亡者集团试图建立某种联合。
8月8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纽约论坛报》愿意出稿费邀请我和弗莱里格拉特作撰稿人。这是北美发行最广的一家报纸。如果你能用英文写一篇关于德国局势的文章，在星期五早晨（8月15日）以前寄给我，那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现在谈一谈比·约·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当我第一次在信中对你谈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只看过该书的摘要，而且还有很多被歪曲的地方。现在我可以把要点寄给你。先说一句：书中批驳卢梭、罗伯斯比尔和“山岳党”等等的地方写得好。用不朽的卢格的话来说，真实过程的力量是这样来的：
第一篇：只有反动才导致革命的发展。
第二篇：十九世纪的革命有充分的理由吗？
第三篇：论联合的原则。
第四篇：论权力的原则。
第五篇：社会清算。
第六篇：经济力量的组织。
第七篇：政府在经济机体中的解体。
请来信详细地告诉我，你对这个药方有什么想法。
评论：马克思告诉恩格斯他将为提供稿费的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希望恩格斯写一篇关于德国局势的文章作为良好的开端。《纽约每日论坛报》是一家美国报纸，1841年至1924年出版。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马克思从1851年8月至1862年3月曾经为该报撰稿。为该报写的文章中有一些是马克思约恩格斯写的。在这封信中，马克思花了很大的篇幅摘录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七个篇章的要点寄给恩格斯，涉及革命、联合的原则、权力的原则、社会清算、经济力量的组织、对外贸易等议题。马克思认为这本书批驳卢梭、罗伯斯庇尔和山岳党等地方写得好，并询问恩格斯对蒲鲁东提出的诸种措施的看法。在之后的几封信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围绕蒲鲁东的书进行了详尽的探讨。撇开蒲鲁东提出的举措的缺陷，恩格斯认为这本书表明蒲鲁东“非常彻底地完成了从黑格尔到施蒂纳的过渡，这也是一种进步”。
8月14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蒲鲁东主义的实质——整个蒲鲁东主义首先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一场论战，尽管他从共产主义中剽窃了许多东西，而且是通过卡贝—勃朗的歪曲来认识共产主义的——我认为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论点：
必须反对的真正敌人是资本。资本的纯粹经济表现是利息。所谓利润无非是工资的一种特殊形式罢了。把利息变成年金，即对资本的分年偿还，就可以废除利息。这样一来，将保证工人阶级——应读作产业阶级——永远占有优势，而资本家阶级本身则注定要逐渐消失。货币利息、房租、地租是利息的不同形式。因此，资产阶级社会仍然保存，并获得了正当的理由，只是要铲除其不良倾向。
社会清算只是重建“健全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种手段。是快还是慢，这对我们无关紧要。我想先听听你对这种清算本身的矛盾、不确切的地方和不清楚的地方是怎么看法。但是这种重新建立的社会的真正灵药是废除利息，即把每年支付的利息变为年金。这种不是当作经过改良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手段，而是当作它的经济规律提出来的措施，自然会造成两种结果：
1.使小的非产业资本家变成产业资本家。2.使大资本家阶级永世长存，因为在实质上，如按平均计算，社会总的说来——产业利润不计在内——任何时候都只是支付年金。不然的话，普莱斯博士所计算的复利就成为现实了，而整个地球上的财富也不够用来支付从基督诞生以来就开始流通的最小的资本的利息。事实上，以英国即最稳定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例，可以有把握地说，在最近五十年或一百年中，投入土地或其他方面的资本，从来没有产生过利息，至少按照价格说来是如此，而这里所谈的正是这个问题。譬如说，英国的国家财富估计最多约五十亿。就算英国每年生产五亿，那末它的全部财富仅仅等于年劳动产品的十倍。因此，资本不仅没有产生利息，而且按价值来说，甚至没有把它自身再生产出来。而这是由于一个简单的规律的缘故。价值最初是由最初的生产费用，即生产该产品最初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来决定的。但是产品一旦生产出来，产品的价格便由该产品再生产所必需的费用来决定了。而再生产的费用在不断地下降，而且在产业方面，时代愈发展，这种下降就愈迅速。因此，是资本价值本身不断贬值的规律，使地租和利息的规律失去作用，否则地租和利息的规律就会成为荒谬的东西。你提出过一个论点，认为没有一个工厂能够抵偿它的生产费用，其原因也在这里。因此，蒲鲁东不能通过施行一种即使他不提出而社会实质上也在遵循的规律来改造社会。
蒲鲁东想赖以实现一切目的的手段就是银行。这里存在一种混淆。银行业务可以分为两部分：1.把资本变成现金。在这种场合我所给的只是货币而不是资本，其所以能这样做当然只是考虑到生产费用，也就是考虑到零点五厘或零点二五厘的利息。2.以货币的形式贷出资本，在这里利息要依资本的数量而定。在这种场合，信用所能做的，只是通过积聚等等办法把现存的、非生产性的财富变成真正的、能动的资本。蒲鲁东把这第二项看得同第一项一样容易，然而最后他会发现，如果他依靠假想的一定量的货币形式的资本，在最好的情况下，只是使资本的利息降低多少，资本的价格就以同样的比例提高多少。其结果无非是使他的证券失去信用。
至于关税同利息的联系，我想让你通过原文去玩味。这么美妙的东西是不应该用删节去损害它的。蒲鲁东先生既没有确切地说明，公社参加房屋和土地的管理是怎么回事——而他为了反对共产主义者，无论如何是必然要这样做的；又没有确切地说明，工人将怎样占有工厂。他虽然希望有“强大的工人协会”，但是又十分害怕这种产业“行会”，以致他尽管没有让国家但却让社会具有解散它们的权利。作为一个地道的法国人，他只是把联合会局限于工厂，因为他既不知道“莫泽斯父子公司”，也不知道中洛迪安的农场主。在他看来，法国的农民和法国的鞋匠、裁缝、商人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必须承认他们的存在。我越是研究这个臭东西，我就越确信：改造农业，因而改造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所有制这种肮脏东西，应该成为未来的变革的基本内容。否则，马尔萨斯神父就是对的了。
同路易·勃朗等人相比，这部著作是很可贵的，特别是对于卢梭、罗伯斯庇尔、上帝、博爱以及诸如此类的荒唐东西作了大胆抨击。
至于《纽约论坛报》的事，我由于搞政治经济学忙得要命，现在需要你的帮助。请你写一些关于1848年以来的德国的文章，要写得俏皮而不拘束。这些先生们在外国栏中是非常大胆的。
评论：马克思继续讨论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他认为蒲鲁东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却又剽窃了共产主义的很多东西。在信中，马克思归纳了蒲鲁东主义的实质，征询恩格斯对于社会清算的看法，分析蒲鲁东关于银行业务的看法，并指出蒲鲁东由于反对共产主义而对公社参加房屋和土地管理语焉不详、对强大的工人协会“希望又惧怕”的复杂态度。马克思认为与路易·勃朗等人相比，蒲鲁东这部著作是难能可贵的，特别是对于卢梭、罗伯斯庇尔、上帝、博爱等的大胆抨击。此外，马克思还谈到希望恩格斯帮忙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一些关于1848年德国的文章，等等。
8月下半月 致信海尔曼·艾布纳尔，指出：您大概在各种德文报纸上读到了半政府的《石印通讯》上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伦敦的官方德国流亡者向公众宣布他们兄弟般的团结，宣布他们已组成一个完整的组织。所有渴望达成协议的民主派分成三个集团：卢格集团，金克尔集团和难于描述的维利希集团。在这三者之间，还飘荡着持中间立场的众神：小文学家，如梅因、孚赫、奥本海姆等，前柏林协商派，最后还有陶森瑙和一些奥地利人。
官方流亡者的总数，除了极少数例外，是由零构成的，其中每一个零都认为，如果它同别的零一起构成一打的话，它就成为一。由此产生了他们经常的想统一和合并的企图，这些企图总是由于这些渺小的大人物之间的小小的无谓争吵、倾轧、卑鄙行为和竞争而失败，但是又经常地这样干。他们一方面在北美报纸上彼此相互攻击，一方面又想面对着德国结成一条战线；他们聚集成一大堆散播流言蜚语的乌合之众，同时认为，这样才造成有力量和牢固的组织的效果。他们经常要自己相信，为了使公众敬仰，他们始终还缺少点什么东西；因此他们也就有组织地把每一个新来的流亡者招募到自己一边去。他们为了使弗莱里格拉特脱离马克思和把他拉到自己一边所做的努力既是死乞白赖的，当然也是徒劳无益的；为此他们现在用沉默来惩罚他。为了使他加入他们的正义者同盟，金克尔试用过一切手段，而阿·卢格甚至用书面形式向他呼吁。现在，他当然也和威·沃尔弗和其他与这种麻烦离得远远的流亡者一样，不属于“这一类流亡者”。又多一个人！如果要这些革命的卡普勤教士，这些革命的行乞的教士献出什么东西的话，那末为了多一个人，特别是多一个象弗莱里格拉特这样的如此有声望的人，他们会献出一个王国。追名逐利之徒和沽名钓誉者——就是这些人组成了流亡者的总和。这些先生们认为，革命即将来临，而他们当然要为革命做好准备。于是，帝国议会的成员们便在瑞士成立了类似的同盟，同盟中未来的职位已经根据教阶制原则按次序分配好了。在这当中，在谁应该当第十七号或者第十八号代表的问题上进行了一场激烈斗争。
如果说亲如兄弟的流亡者在某一点上是一致的话，那末这一点就是他们对马克思的普遍的疯狂的仇恨，出于这种仇恨，他们准备去做任何蠢事，去干任何卑鄙勾当，去搞任何阴谋，只是为了发泄自己对这个bêtenoire〔骇人的怪物〕的恼怒和愤恨的感情。要知道这些先生们甚至不厌弃同古比茨的《伴侣报》的前撰稿人贝塔（也叫贝特齐希）建立联系，并以这位大作家和爱国者为媒介，在快活的酒馆老板路易·德鲁克尔的机关报上怀疑马克思搞间谍活动，理由是，他是普鲁士大臣冯·威斯特华伦的妹夫。冯·威斯特华伦先生同马克思只打过一次交道，这一次就是，他通过没收贝克尔的印刷所并把在科伦的海·贝克尔投入监狱的办法，破坏了贝克尔开始出版的、第一分册已经问世的《马克思文集》的出版，并且阻挠出版已在印刷中的杂志。由于萨克森政府公布了共产主义的告同盟书，对马克思的仇恨就更加增加了，因为他被认为是这份告同盟书的作者。不过，马克思已经多年完全埋头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史，他正如弗莱里格拉特以及他们共同的朋友一样，既没有愿望也没有时间来回答这些亲如兄弟的流亡者的流言蜚语。
评论：马克思在这封给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新闻记者艾布纳尔的长信中，主要谈论了伦敦的德国流亡者中三个民主派集团的代表人物即卢格、金克尔和维利希，揭露了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阴谋和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污蔑。马克思不了解艾布纳尔实际上是奥地利警察局的秘密情报员。艾布纳尔收到马克思的信件后，没有把信件内容发表在刊物上，而是立即转交给奥地利警察局。这些信件经由奥地利警察局转到奥地利内政部，又转到奥地利外交部，最后转到奥地利国家档案机关，于1856年第一次刊登在《奥地利国家档案公报》第9卷。
8月25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首先要感谢你写的文章。它不象你说的那样一塌糊涂，而是写得很出色，我毫无改动地寄到纽约去了。你写得非常适合《论坛报》的口味。我一收到该报的头几份，马上就寄给你，以后便按时寄去。
你已经知道，在8月8日星期五那天，亲如兄弟的流亡者召开了第一次正式会议，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有：所谓的“达姆”做主席，叔尔茨做秘书，此外是戈克、济格尔兄弟俩、菲克勒尔、陶森瑙、弗兰克（奥地利的庸人）、维利希、波克罕、席梅尔普芬尼希、约翰·隆格、梅因、赖辛巴赫伯爵、奥本海姆、施托尔佩的鲍威尔、蛮不讲理的吕德尔斯、豪格、阿·卢格、泰霍夫、施莫耳策（巴伐利亚的中尉）、佩茨累尔、伯勒尔、格尔克、谢特奈尔、哥林盖尔，等等；金克尔和施特罗特曼当然也在座。总之，主要的集团是：1.卢格—菲克勒尔，2.金克尔，3.陶森瑙。在这些集团之间还有其他一些独立的文坛无赖和协商派。这一关系重大的伟大壮举的基本内容是：卢格—菲克勒尔—陶森瑙—戈克—济格尔—豪格等人提议要选举一个正式委员会，其目的，部分是为了揭发反动派的罪行，部分是为了代表流亡者，部分也是为了“采取行动”——对德国进行宣传。白痴卢格在这里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让人们承认他享有全权同赖德律—马志尼保持联系，从而使他除了他自己的名义以外，还可以把全体德国流亡者作为一支军队交给他们支配。相反地，金克尔先生（站在他这一边的，除了他的救命恩人叔尔茨和他那臭气熏天的传记作者以外，特别还有维利希、泰霍夫、施莫耳策、席梅尔普芬尼希）却反对成立这一类正式的机构，一方面是为了不损害他对此地的伦敦资产阶级的立场（因为古尔登币具有决定意义），另方面是为了不致被迫或多或少地在马志尼—赖德律面前承认卢格的地位。从一开始，卢格—菲克勒尔集团看到会场十分拥挤，就很恼火。在秘密会议上他们达成协议，只邀请“名人”参加。但是，金克尔集团为了保证获得多数选票，把小百姓也带来了。
评论：在这封信中，马克思告诉恩格斯他写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文章《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很出色，并主要谈论了流亡者的行径，包括他们召开的第一次正式会议、协商派会议、17日的重大事件、第三次会议以及流亡者之间的纠纷，等等。
9月11日 致信约瑟夫·魏德迈，指出：马志尼先生也不得不看到，现在是“民主”临时政府瓦解的时代。经过一场激烈的斗争以后，少数派已经退出意大利委员会。这些人也许是比较先进的。
我认为马志尼的政策是根本错误的。他鼓动意大利立即同奥地利决裂，他的活动只是有利于奥地利。另一方面，他忘记了：他应当面向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深受压迫的那部分意大利人，即农民，他忘记了这一点，就是在为反革命准备新的后援。马志尼先生只知道城市以及城市中的自由派贵族和“有教养的公民”。意大利农村居民（他们同爱尔兰的农村居民一样，都遭到了敲骨吸髓的压榨，经常被弄得精疲力尽，愚昧无知）的物质需要，对马志尼的世界主义的、新天主教的、痴心妄想的宣言里的那一套高谈阔论来说，当然是太卑下了。但是毫无疑问，要向资产阶级和贵族说明：使意大利获得独立的第一步就是使农民得到完全的解放，并把他们的对分租佃制变为自由的资产阶级所有制，这确实是需要勇气的。马志尼似乎认为，借一千万法郎要比争取一千万人更革命一些。我很担心，奥地利政府在紧要关头会自己动手去改变意大利的土地占有制形式，会按照“加里西亚的方式”去进行改革。
评论：马克思告知魏德迈民主派的最新动向，认为马志尼的政策是根本错误的。一方面，马志尼对意大利和奥地利分裂的鼓动只有利于奥地利；另一方面，他只知道城市和城市中的贵族和公民，忘记了意大利农村居民。马克思认为，意大利获得独立的第一步就是完全解放农民，把分租佃制变为自由的资产阶级所有制。
9月13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意大利委员会也分裂了。为数不小的少数派退出了该委员会。马志尼在《人民之声报》上伤心地谈到这件事。主要的原因似乎有这么几点。首先是上帝，他们不要上帝。其次，更重要的是，他们指责主子马志尼鼓动起义，就是说，过早地发动起义，从而是为奥地利效劳。最后，他们坚决主张直接维护意大利农民的物质利益。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另一方面也就不能不触犯资产者和自由派贵族的物质利益，而马志尼的伟大队伍正是由这些人组成的。最后这一情况非常重要。如果马志尼，或者将要领导意大利宣传活动的别的什么人，这一次不是大胆地立即使农民从对分制佃农变为自由的土地所有者（意大利农民的状况是很悲惨的，对这种丑恶现象我现在已经作了认真的研究），那末，一旦爆发革命，奥地利政府就会采取加里西亚的办法。它已经在《劳埃德氏杂志》扬言要“彻底变革占有形式”并“消灭不安分的贵族”。如果马志尼到现在还不睁开眼睛，那他就是一个糊涂虫。的确，这里涉及宣传活动的利益。如果他冒犯了资产者，那他从哪里能得到一千万法郎呢？如果他向贵族宣布，首先要剥夺贵族，那他怎么能继续得到贵族的支持呢？这一切对这类旧学派的蛊惑家们来说都是困难。
评论：马克思在信中主要讨论了意大利临时国民委员会的分裂及其原因。这个委员会由1849年7月罗马共和国陷落后流亡到英国的大批制宪议会议员组建，马志尼及其拥护者也加入了委员会。马克思认为分裂的原因主要是在上帝信仰、发动革命的时机、维护意大利农民的利益等方面的不同看法，并揭露了马志尼屈从于资产者和贵族的真实面目。
9月23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巴黎文件的事弄得十分愚蠢。德国报纸如科伦和奥格斯堡的报纸都硬说文件是我们搞的，这群没有任何批判嗅觉的狗这样做是意料中的事。另一方面，可怜的维利希及其同伙又放出空气，说什么是我们通过自己的熟人在巴黎把这个肮脏东西泄露给了警察当局。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康·施拉姆也被捕了。真是活该。下一次——等再得到一些消息以后——我再写信和你谈这里的丑事。今天我送给你的东西，是在下面摘录的公民泰霍夫登在《纽约国家报》上的一篇冗长的宣言，题目叫做：《未来战争概论。8月7日于伦敦》。（文章写得很糟，充满了学理主义的味道，从我们的《评论》中引了种种旧的论据；表面看来似乎阐述得很内行，但是内容肤浅，行文很不生动，没有任何精辟的地方。）泰霍夫一开头慷慨激昂叙述1849年革命的那些地方，我就不摘给你看了。他从这里首先做出了如下的实际结论：
1.对付暴力，除了用暴力以外，没有其他对抗的办法。
2.革命，只有当它成为普遍的革命，也就是说，只有当它在运动的各大中心（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巴登）爆发，其次，当它并不是某一个反对派的表现的时候，才能取得胜利。（例如：1848年的六月起义。）
3.民族斗争不可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起分散的作用。
4.街垒战只是居民反抗的信号，并使政府的力量受到考验，即考验军队对于这种反抗的情绪，此外，没有任何其他意义。不管这种考验的结果如何，组织作战，建立有纪律的军队，永远是革命的第一个最重要的手段。因为只有依靠这个才有可能发动进攻，而只有发动进攻才能取得胜利。
5.国民制宪议会无法组织作战。这些议会把全部时间都花费在内部政治问题上。而解决这种问题的时机只有在胜利以后才会到来。
6.要组织作战，革命必须赢得空间和时间。因此它必须在政治上采取攻势，也就是说，把尽可能多的地盘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因为在军事上它起初总是局限于防御。
7.组织作战，无论在共和派营垒还是在保皇派营垒中都只能以强制为基础。从来还没有一个人在同有纪律和指挥良好的士兵作战时，能依靠政治热情，依靠想象的神奇的起义部队而取得一次开阔地的战役的胜利。军事上的热情只有在取得一系列的胜利以后才会出现。为了取得这些胜利，最初除了严格的铁的纪律以外，没有更好的基础。民主原则比在国家的内部组织中更加充分地运用于军队之中，只有在革命胜利以后才有可能。
8.未来战争，就其性质来说，是歼灭战——不是歼灭各国人民，就是歼灭各国君主。由此便要承认各国人民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团结，即干涉。
9.未来革命的地域，在空间上仍是已失败的革命的地区，即法国、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和波兰。
由于这一切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未来的革命的问题同未来欧洲战争的问题含义是一样的。战争的基本问题是，欧洲究竟成为哥萨克的欧洲，还是成为共和派的欧洲。战争的场所还是原来的，即上意大利和德国。
评论：马克思在信的开头告知他们被栽赃是泄露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文件的元凶并询问恩格斯的看法。这是指1851年夏季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所成立的单独同盟“宗得崩德”的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告它的盟员书。在信的主体部分，马克思评论了泰霍夫发表在《纽约国家报》上的文章《未来战争概论》，认为这篇文章充满学理主义味道，内容肤浅。马克思给恩格斯摘录了书中的主要观点，涉及以暴制暴、革命、民族斗争、街垒战、国民制宪议会、组织作战、未来战争、未来革命的地域等，以及泰霍夫统计的反革命兵力和革命兵力，并分析了这篇文章的真正政治倾向。
10月13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你想必已经从《科伦日报》上看到我为驳斥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诽谤而写的一篇声明。那种胡说简直太岂有此理了。我清楚地知道，那些蠢材近来在所有的德文报纸上连续不断地进行攻击，目的是使我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或者是公开谴责这种密谋，这样也就是谴责我们党内的朋友，或者是公开承认这种密谋，这样也就是犯了“法律上的”叛逆罪。然而这些先生太愚蠢了，他们不能使我们上当。
魏德迈9月29日由哈佛尔乘船到了纽约。他在那里遇见了也是横渡大西洋到了美国的赖希。赖希曾经和施拉姆一同被捕，他说警察在施拉姆那里搜出了一个记录的抄本，其中记载着引起他和维利希决斗的那场争论，也就是他痛斥维利希并退出会议的那天晚上会议的记录。这个文件是他亲笔写的，但没有署名。这样一来，警察发现他是施拉姆，而不是他住在巴黎时所用的护照上写的那个“班贝尔格尔”。另一方面，这个记录使警察局长魏斯先生及其同僚更加茫然，因为我们的名字也被牵涉到这个臭事里面。既然施拉姆干了这种蠢事，那么这个“正直的人”将自食其果，至少是件乐事。
最后，你必须把对蒲鲁东的看法告诉我，简单点也行。我现在正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所以对此尤其感兴趣。近来我继续上图书馆，主要是钻研工艺学及其历史和农学，以求得至少对这个臭东西有个概念。
英国人承认，美国人在工业博览会上得了头奖，并且在各方面战胜了他们。1.古塔波胶。有新的原料和新的品种。2.武器。有左轮手枪。3.机器。有收割机、播种机和缝纫机。4.第一次广泛采用银版照像术。5.船舶方面，快艇。最后，为了表明美国人也能够供给奢侈品，他们陈列了加利福尼亚金矿的一大块金子和用纯金制成的一套餐具。
评论：马克思在信中谈及他发表在1851年10月9日《科伦日报》上驳斥奥格斯堡《总汇报》谣言的文章。奥格斯堡《总汇报》散布谣言，说马克思把有关共产主义者同盟活动的消息告诉倍克男爵夫人，使得这些消息传到政府，导致同盟盟员被逮捕。马克思在这个声明中驳斥了这个诽谤。马克思还告诉恩格斯有关施拉姆、金克尔、海因岑、施泰翰等人的行径，以及自己的日常交往、书信来往和研究进展。在这段时间里，马克思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钻研工艺学及其历史和农学。在信的末尾，马克思探讨美国在工业博览会上展现的最新产品，这表明美国在这些领域已经超过英国。
10月16日 致信约瑟夫·魏德迈，指出：你要我介绍统计学的参考书。我向你推荐1845年出版的麦克库洛赫的《商业辞典》，因为这本辞典里也有关于经济学的解释。现在也有比较新的著作，例如麦克格莱哥尔的著作，他关于统计学的著作大概是全欧洲最好的。但是价格很贵。你在纽约的图书馆里肯定可以找到这些书。麦克库洛赫的辞典则是每个给报纸写文章的人所必须具备的手册。
专门关于英国的书，还可以向你推荐1851年新版的波特的《国家的进步》。
关于商业史一般有：
图克的《价格史》，三卷，到1848年为止。关于北美的，我特别推荐麦克格莱哥尔所著的专门关于美国的统计学。
关于德国的有：冯·雷登男爵的《文化的比较统计学》。关于法国的有莫罗的著作。
我还有一件事要委托你。我应前德国天主教神父科赫（你可以向《国家报》打听到这个人，因为他有时给该报写文章）的要求，寄给他二十份《宣言》（德文的）和一份英译本，并且委托他把英译本连同哈尼的序言印成小册子。此后我再没有得到科赫先生的一点消息。请你第一，让他说明一下，在他给我写了十分恳切的信以后，为什么采取这种极可疑的沉默态度；第二，让他把英译本交给你，你看看能不能把它印成小册子出售，也就是说能不能付印、发行和出售。不言而喻，如果可能，你可以得到一些收入，而我们则要求得到二十到五十份小册子。
评论：马克思向魏德迈介绍了各项研究的参考书，包括统计学、英国、商业史、德国等。此外，马克思还嘱托魏德迈联系前德国天主教神父科赫，确认关于《共产党宣言》英译本出版的事情。
10月19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路易·波拿巴先生的突然转变——无论它的结局怎样——是日拉丹的妙计促成的。你知道，这位先生曾在伦敦和赖德律-洛兰有来往，他的报纸有一个时期办得真是愚蠢到只有赖德律-洛兰和马志尼的同伙才能达到的地步。突然，他采取普选权的步骤，他通过写文章，通过维隆博士和个人的会晤，促使波拿巴也这样干。保皇党的阴谋就这样破灭了。向来很有外交风度的《辩论日报》变得暴跳如雷，最好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福适、卡尔利埃、尚加尔涅，甚至高贵的贝利耶和布洛利（这两个人看来已经和波拿巴相勾结）全是一伙。无论如何，“革命”，在爆发的意义上讲，现在被用这种狡猾的手段消灭了。有了普选权，革命就没有什么可考虑的了。但是日拉丹先生是不喜欢伪装革命的。他一视同仁地既欺骗了保皇党，也欺骗了职业革命家，是否他也在有意地欺骗路易·波拿巴，还是一个问题。因为如果将来恢复了普选权，谁能保证波拿巴有权修改宪法呢？即使可以修改，谁又能保证按他的心意修改呢？况且估计到法国农民的天生的愚蠢，根据普选权当选的这个人，即使由于人们感谢他恢复普选权，甚至他逐渐任命自由派的部长，并通过巧妙的抨击文把一切责任推到据说是拘禁了他三年的保皇派阴谋家的身上，即使如此，这个人是否能再度当选，还是一个问题。这就要看他的手腕了。波拿巴现在至少知道，他对秩序党是毫无指望的。
在这场阴谋中的一个喜剧性的插曲，就是《国民报》和《世纪报》的伤感的表现，谁都知道，这两家报纸曾在长时期中起劲鼓吹普选权。现在，当法国正面临着再度领受普选权幸福的危险时刻，它们却无法再掩藏自己的愤懑。正象保皇派希望靠有限选举权选出尚加尔涅一样，它们也希望用同样的选举权选出卡芬雅克。日拉丹直截了当地对它们说，他知道，它们对修改宪法——这给波拿巴带来再度当选希望——采取的共和主义的厌恶态度，只是用来掩盖他们对普选权的仇恨，因为普选权不能给卡芬雅克和他的全体党羽带来胜利。可怜的《国民报》已经用丧失普选权来自慰了。
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打击将使1852年5月的暴动化为泡影。如果当政的集团中的某一个企图发动政变，那末暴动至少会早一些爆发。
评论：马克思告诉恩格斯一些糟心消息，包括帮忙转交信件的铁路列车员被捕和皮佩尔办事漫不经心，以及流亡者领导人如金克尔等的举动和自己的一些交往。此外，马克思还谈到关于日拉丹促成波拿巴采取普选权的看法。信中提到的“有息债券”，指的是所谓“德美革命公债”，是金克尔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其他领导人于1851—1852年企图在德国流亡者和美籍德国人中间举借的公债，其目的是募集经费用于在德国立即唤起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尖刻地嘲笑了金克尔这一企图的冒险性，认为这是在革命运动处于低潮时人为地唤起革命的有害而无成果的一种尝试。
11月24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我们在科伦的人终于要到陪审法庭受审了，这是个好消息；杜塞尔多夫的出版商许列尔昨天有把握地告诉我，要到12月陪审法庭的特别法庭开庭时才进行审讯。
几天以前，我在图书馆看到蒲鲁东先生关于无息信贷驳巴师夏的作文练习。就浮夸、怯懦、叫喊和荏弱来说，这东西超过了这个人以往所写的所有的东西。举一个例子：法国人以为他们平均支付五至六厘的利息。事实上他们支付十六分的利息。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是这么一回事。抵押债务、期票债务和国债等等的利息达十六亿。但法国只有十亿黄金和白银的资本。这就是要证明的。再举一个例子：当法兰西银行建立时，它有九千万资本。当时法律允许它收五厘的利息。现在它经营的资本（包括存款等等在内）是四亿五千万至四亿六千万，其中四分之三不是它的，而是属于公众的。所以，这个银行不必收五厘，而收一厘的利息（90∶450＝1∶5），就可以得到合法的利润。因为法兰西银行（即股东）在必要情况下（2）可以满足于一厘的利息，所以对法国来说利率可以降低到一厘。而一厘几乎是无息信贷了。
在这里你必须看到，这家伙是怎样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在巴师夏面前炫耀自己的。
评论：马克思告诉恩格斯《哲学的贫困》一书的出版问题，由于出版问题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计划可能要被推翻。马克思还谈到被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受审问题、经济问题等。普鲁士政府千方百计地力求延长1851年5月被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审前羁押时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被监禁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案件尽快地转为公开审理。
信中评价了蒲鲁东的《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马克思认为蒲鲁东这篇关于无息信贷驳巴师夏的文章“浮夸”，不过是“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在巴师夏面前炫耀自己”。此外，马克思还提到恩格斯写的《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
信中询问恩格斯关于揭露伦敦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著作的进展。恩格斯当时正在写一部揭露伦敦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风气的抨击性著作。
12月1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关于第一封信，鲁普斯还忘记谈两件你感兴趣的事实。第一件：《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已经用德文在《纽约晚报》上登出来，并且经其他许多报纸转载，获得了好评。克路斯在信上没有说明这是不是从《论坛报》上翻译的，我为此事已直接写信给德纳。第二件：金克尔的主要工具维斯先生公开宣称，他同意我们在“经济学方面”的见解。你看看这些狗在搞什么名堂。
至于科伦人，那些把猪嘴伸进整个报纸污水坑里的卑鄙的流亡猪猡们一贯采取这种做法：用保持沉默的阴谋来对待这个案件，但求他们自身不受损害。现在必须同这种做法进行斗争。我今天已经把反对普鲁士司法的信寄往巴黎，以便把这个问题在那里的报纸上披露出来。鲁普斯已经答应给美国和瑞士写文章。现在你必须给我写出一篇给英国的文章，还要写一封给《泰晤士报》编辑的私人信，必须想办法把这个东西寄给这家报纸。《泰晤士报》现在正力图提高自己声望，如果有人把它看作是在大陆上唯一有影响的报纸，那它准会洋洋得意，何况它本来就是反对普鲁士的。如果《泰晤士报》愿意承担这件事情，那么就可以通过它对德国发生影响。主要应当揭露普鲁士的司法状况。
评论：马克思告诉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用德文发表在《纽约晚报》上，获得许多转载和好评。马克思谈到被捕的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要和鲁普斯、恩格斯写文章寄给巴黎、美国、瑞士、英国、法国的报纸，揭露普鲁士政府对科伦被告的专横行为，但后来这些文章都没有被刊登。马克思还谈到宪章派的托恩顿·汉特和哥本哈根广场事件，以及德国工人要来访的事情。由于科苏特于1851年10月来到英国，宪章派准备在伦敦哥本哈根广场哥本哈根大厦举行隆重大会欢迎他。
12月2日 致信海尔曼·艾布纳尔，指出：金克尔先生断然宣称，他在美国募集的钱不是用来援助流亡者的。他甚至承担了这样的义务。您知道，这只不过是为了不让流亡者下层分享英镑，而让他一个人独吞的诡计。这个诡计现在已经实行了，而且随着财物的增加，必将以下面的方式在更大的规模上实行：
（1）七个执政和他们的七个部应当领取薪水，就是说金克尔和维利希等人的所有亲信和这些先生本人这样一来就可以借口进行革命活动而拿到这些钱的大部分。例如维利希先生在这里靠公开行乞已经生活了两年。
（2）这些先生在出版石印的通讯，他们把它免费分发给各家报纸。可怜的文学家梅因、奥本海姆和大学生叔尔茨等人捞取用来支付稿酬的另一部分钱。
（3）大人物中的另一些人，如席梅尔普芬尼希和叔尔茨等人，又作为“特使”再领取薪水。
由此您可以看出，这整个计划具有双重目的：不许非常贫困的流亡者群众（工人等）使用这些钱，而另一方面，金克尔先生和他的亲信却可以得到可靠的、同时政治上有利的高俸的闲差，这一切都是在钱只能用于革命目的的借口下进行的。如果让广大公众知道大学生叔尔茨所策划的这些财政上的投机勾当，肯定是非常适合的。
在结束这封信以前，我还必须简单地谈谈科苏特。科苏特在他的活动中显示了很大的才能，一般说来，对待英国公众的态度是有分寸的。但是情况不象这个东方人所想象的那么简单。一方面，他极力向资产阶级献媚，并且以东方的方式赞美象伦敦的西蒂区和它的市政体制那样的制度，而这些制度每天都被《泰晤士报》攻击为社会的弊病。另一方面，他激起宪章派对他的敌视，宪章派通过它的最有才能的代表厄内斯特·琼斯激烈地攻击他，就象它攻击海瑙那样。而科苏特无论如何是不策略的，他原来不让自己对任何一个党表示任何的支持，现在却站在一个党一边。最后，科苏特亲自看到了，热情和现金是彼此成反比的。直到目前为止，对他的公债的全部热情还没有使他获得八百英镑。
评论：马克思在信中讨论了金克尔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导人发起的“德美革命公债”。马克思给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新闻记者艾布纳尔的这封信，以及马克思1851年12月2日给艾布纳尔的信于1856年第一次刊登在《奥地利国家档案公报》第9卷上。从《公报》所发表的其他材料中可以看出，这些信件在艾布纳尔收到以后立即就被他转交到奥地利警察局的手里，艾布纳尔是它的秘密情报员。马克思把揭露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阴谋和吵闹的这些信寄给艾布纳尔，目的是让这些信的内容发表，马克思也力图公开驳斥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集团所散布的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诬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年他们所写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中广泛地利用了这些信件。
12月9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我被巴黎的这些悲喜剧事件弄得十分忙乱，因而让你老等回信。我不能象维利希那样说：“真奇怪，巴黎方面竟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我也不能象沙佩尔那样，老是拿着一杯啤酒在谢特奈尔酒馆里高谈阔论。为了拯救祖国，沙佩尔带了几个侍从，以守护为名，在谢特奈尔酒馆里睡了两夜。这些先生们，和卡耳贝的勒韦之流一样，已经收拾好他们的行装，但因为智虑是勇敢的最大要素，所以他们决定等到事情“决定下来”以后再大踏步前进。
现在，关于局势我应该给你写些什么呢？有一点是非常明显的：无产阶级保全了自己的力量。波拿巴已经暂时取得了胜利，因为他在一夜之间就把公开投票变成了秘密投票。不管阿尔古事后怎样声明，波拿巴的确是利用从银行里窃取的一百万英镑收买了军队。如果选举的结果对他不利，他还能再一次实行政变吗？大多数人都会参加选举吗？奥尔良王朝的人已经动身到法国去了。要想预料以克拉普林斯基为主角的一出戏的结局，那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我看政变是使局势好转了，而不是恶化了。波拿巴要比国民议会和它的将军们更容易对付。而国民议会的专政“已站在门外了”。
评论：马克思在信中评论了1851年12月2日的波拿巴政变。经此政变，法国建立起以拿破仑三世为首的第二帝国的反革命政体。马克思将这次政变称为“悲喜剧事件”。他认为虽然波拿巴暂时取得了胜利，但无产阶级保全了自己的力量，而且由于波拿巴比国民议会好对付使得局势好转了。这次政变也表明流亡者在革命中丝毫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