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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 致信恩格斯上校，指出：于是，这两位军士先生就向我声明，如果我不把“这个人”说出来，“交出来”，他们就“再也不能约束他们的人”，事情就可能“严重了”。我回答这两位先生说，用威胁和恐吓从我这里是根本得不到什么东西的。之后，他们就嘟囔着走了。
如果连队象一帮土匪一样派代表到个别市民那里去，想用威胁手段来迫使他们做这样或那样的供认，那末纪律一定松弛到了严重程度，法制观念大概完全没有了！我特别不明白“我们再也不能约束我们的人”这句话的意思。难道这些“人”有自己的司法权？难道这些“人”除了法律上的起诉手段以外还有其他手段？
上校先生，我请您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并把这种奇特的蛮横要求给我解释清楚。如果迫使我诉诸舆论，那是令人遗憾的。
评论：马克思致信第二卫戍司令恩格斯上校请他调查自己被威胁和恐吓的事情。1849年2月28日《新莱茵报》第233号附刊一篇没有署名的简讯，指责第十六步兵团第八连上尉冯·乌滕霍芬滥用公家燃料和用公家燃料作投机买卖。这个步兵团第八连两位军士找到马克思家里，威胁马克思说出文章作者的名字，引起马克思的强烈抗议。
6月7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在这封信中不准备和你详谈。首先你应该回信告诉我，这封信到达时是否完好无损。我想，人们又要兴高采烈地拆阅信件了。
这里是保皇主义反动派统治着，比在基佐时代更无耻，只有1815年以后的时期能与之相比。巴黎是一片阴沉气氛。而且霍乱异常猖獗。尽管如此，革命火山口的大爆发从来没有象现在的巴黎这样逼近。这一点以后再详谈。我正同全体革命派会晤，过几天我就将掌握所有的革命报刊。
至于这里的普法尔茨—巴登的使节们，布林德由于被真的或假的霍乱病吓倒，已经搬到离巴黎有几小时路程的村庄上去了。
关于许茨，这里要指出以下情况：
（1）临时政府把他置于虚假的地位，不给他寄任何情报。法国人要求提供实情，而谁也不写东西给他，他从哪里取得实情呢？他必须尽可能经常地得到文件。显然，目前他是什么也做不成的。唯一能达到的是迷惑普鲁士政府，因为许茨能时常同山岳党的领袖们会晤。
（2）普法尔茨的临时政府的第二个不可原谅的错误是，有人背着官方的使节授予一伙卑鄙的德国人以这样或那样的使命。必须坚决制止，以便使许茨起码能够在山岳党人面前保持自己的体面，而这正是目前他的使命的全部涵义（对普鲁士来说）。
许茨一般来说消息相当闭塞，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他只是同某些官方的山岳党人来往。但我将经常使他熟悉情况。
评论：《新莱茵报》被查封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5月下半月前往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试图在那里唤起全德国民议会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表采取坚决行动维护革命成果，从那里他们又前往当时发生维护帝国宪法起义的德国西南部。然后马克思于1849年6月初以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资格前往巴黎。而恩格斯在当时普法尔茨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凯则尔斯劳顿逗留不久，又从那里前往欧芬巴赫，加入巴登—普法尔茨的革命军。在信中，马克思提出希望在《卡尔斯卢厄日报》或《曼海姆晚报》的通讯中直截了当地说明，他是作为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去巴黎的。在信的开头，马克思向恩格斯讲述了自己的“巴黎印象”，此时的巴黎被保皇主义反动派统治着，气氛阴沉，霍乱猖獗，革命日益逼近。接着，马克思谈到许茨在普法尔茨的临时政府中的作用和局限。1849年5月，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巴登和普法尔茨在维护宪法的口号下爆发了起义。但是，法兰克福的国民议会没有给起义者任何支援。1849年7月，运动终于被镇压下去。在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对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作了评述。信中还谈到《科伦日报》关于普法尔茨运动的小品文，希望恩格斯在相关报纸的通讯中作出回应。
7月31日 致信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指出：我向你承认，拉萨尔的行为使我非常吃惊。我个人曾向他求援，因为我自己也曾把钱借给伯爵夫人，另一方面，我也知道拉萨尔对我是不错的，所以我根本没有料到会这样使我难堪。相反地，我曾经请他千万不要张扬出去。我宁愿过最贫困的生活，也不愿公开求乞。为此我给他写过信。
这件事真叫我说不出的生气。
我们来谈谈政治吧，因为这可以摆脱一切个人不愉快的事。瑞士的情况愈来愈复杂，而现在意大利方面又加了一个萨瓦问题。看来奥地利打算在不得已时，用牺牲意大利来弥补它在匈牙利的失利。但是，如果现在的法国政府容许萨瓦并入奥地利，它就会把自己置于死地。法国议会的多数派正处于明显的瓦解中。右派分裂为纯菲力浦派、与菲力浦派一起投票的正统派，以及最近和左翼一起投票的纯正统派。梯也尔之流的计划就是要使路易-拿破仑执政十年，直到巴黎的伯爵成年，然后再代替他。如果国民议会——几乎是肯定了——再征收酒税，那就会使所有的葡萄酒酿造者起来反对它。它的每一个反动措施都会使一部分居民脱离它。
但是目前主要的问题是英国。不要对以科布顿为公认首领的所谓和平派空抱希望。也不要对英国人在全国举行集会时对匈牙利人所表示的“无私的热情”空抱希望。
和平派不过是自由贸易派的一种打扮。二者内容相同，目的相同，首领相同。就象自由贸易派在国内攻击贵族，以废除谷物法和航海法来破坏贵族的物质基础一样，现在，他们又攻击贵族的对外政策，攻击它在欧洲的联系，企图破坏神圣同盟。英国的自由贸易派是激进的资产者，他们为了毫无限制地进行统治，想同贵族彻底决裂。他们没有想到，这样一来，他们就违背自己的意志，把人民引上了舞台，使人民获得政权。不用中世纪的战争，而只用贸易战争来剥削各国人民——这就是和平派的口号。科布顿在匈牙利问题上的行动是直接由一些实际理由引起的。现在俄国想签订一个借款协定。科布顿这个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禁止金融资产阶级签订这种协定，在英国是工业统治银行，而在法国却是银行统治工业。
科布顿对俄国人进行了比邓宾斯基和戈尔盖所进行的更可怕的战斗。他揭露了俄国人财政方面的穷困状况。他说，俄国人是最贫穷的民族。西伯利亚矿山每年只给国家七十万英镑，而国家所收的酒税却比这大十倍多。诚然，彼得堡银行地下室里的金银储藏量达一千四百万英镑，但它却是八千万英镑纸币流通的金属储备。因此，如果沙皇动用银行地下室的储备，那他就会使纸币贬值，而在俄国国内引起革命。傲慢的英国资产者叫喊道：可见没有我们的贷款，这个专制主义的庞然大物是动弹不了的，而我们什么也不给它。我们用纯粹资产阶级的办法再进行一次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战争。金牛犊比坐在世界宝座上的其他一切蠢牛都有力量。当然，在匈牙利问题上，英国的自由贸易派也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们不是采取迄今实行的奥地利的封锁政策的做法，而是同匈牙利签订贸易条约和进行某种自由贸易。他们深信，他们现在悄悄地积极提供给匈牙利人的钱，将会通过贸易的途径带着利润和利息回到他们手里来。
英国资产阶级对大陆专制主义所采取的这种立场，是与它从1793年到1815年所进行的反对法国的斗争完全相反的。这一发展过程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评论：马克思在这封信中谈论了19世纪40年代末欧洲的政治状况。他简要提及瑞士、意大利、奥地利、法国等国的政治状况，着重分析了英国的政治状况以及英国和平派在俄国借款问题、匈牙利问题上的态度。马克思认为，英国以科布顿为首领的和平派不过是自由贸易派的一个变体，两者具有相同的内容、目的和首领，都为了实现资产阶级的无限制统治，要同贵族彻底决裂。在俄国问题上，英国自由贸易派禁止金融资产阶级与俄国签订借款协定，而是主张进行一次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战争。在匈牙利问题上，英国自由贸易派要同匈牙利签订贸易条约和进行自由贸易，希望通过提供资金和自由贸易的方式赚取利息和利润。英国资产阶级对大陆专制主义的反对体现出其特殊的阶级利益诉求。
8月1日左右 致信恩格斯，指出：我全家都在这里。政府曾经要把我驱逐到摩尔比安，这个布列塔尼的朋齐维沼地去。直到现在我拒不执行。但如果你想要我把我在这里的情况和总的形势较详细地写信告诉你，你就必须告诉我一个更可靠的通讯处，因为这里很紧张。
你现在有极好的机会就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写一部历史或一篇抨击性文章。如果没有你参加这次战争，我们是不能就这种滑稽戏提出我们的看法的。你在这样做的时候可以很好地表达《新莱茵报》对民主派的总的态度。我确信这种著作会有价值，并且会给你弄来些钱。
我已经开始商谈在柏林出版一种定期的政治经济杂志（月刊），写稿的主要应该是我们两人。
评论：马克思告知自己被政府驱逐的情况，他希望恩格斯利用参加巴登—普法尔茨革命的经历，写一部历史或一篇抨击性文章，表达《新莱茵报》对民主派的总的态度。马克思谈到正在商谈在柏林出版一种主要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撰稿的政治经济杂志，即《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这本杂志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机关刊物，将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出版的《新莱茵报》的延续。后来这本杂志从1850年3月到11月共出版6期，发表了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问题》，总结了1848—1849年革命，阐述了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和任务。
8月17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这里的总的形势，我可以用两句话给你描绘一下：多数派分裂成原来的、互相敌对的分子，波拿巴主义永远声名扫地，农民因保存四十五生丁税而怨恨，葡萄酒酿造者因受到保存酒税的威胁而狂怒，舆论中重新出现反对反动的气流，在延期召开的议会中和在内阁中正在形成反动派的清一色统治，他们正忙于把巴罗—杜弗尔集团赶出内阁。这事一旦发生，你就可以期望革命即将复兴了。
我不知道，你在瑞士是否有可能观察英国的运动。英国人正是从运动被二月革命所中断的那个地方重新开始了自己的运动。正象你知道的那样，和平派无非是自由贸易派的一种新打扮。不过，工业资产阶级这一次比在反谷物法同盟的运动时期还要革命些。这有两个方面：（1）由于取消谷物法和航海法而在对内政策方面受到严重打击的贵族，在它的对外政策方面，即在它同欧洲的关系方面，也将被摧毁。这与皮特的政策完全相反。反对俄国、奥地利、普鲁士，一句话，支持意大利和匈牙利。科布顿认真地以发动抵制来威胁那些要给俄国贷款的银行家，从而对俄国的财政展开了真正的征讨。（2）进行争取普选权的运动，以便在政治上使佃农完全脱离土地贵族，让城市在议会中占绝对多数，使上院不起任何作用；搞财政改革，以便限制教会和减少贵族的政治收益。
在这两方面的运动中，宪章派和自由贸易派都是联合在一起的。哈尼和帕麦斯顿看起来相安无事。在伦敦的最近一次群众大会上，奥康瑙尔和汤普逊上校完全一致。
这次对封建制度和神圣同盟的经济征讨战可能产生完全预料不到的后果。
评论：马克思在信中谨慎地谈到了巴黎的形势，担心通信秘密是否能保证。1849年6月13日小资产阶级政党山岳党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抗议总统和立法议会的多数派破坏法兰西共和国的宪法。这次示威被军队几乎不费力地就驱散了，并证实了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破产，马克思的文章《六月十三日》和《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在这种形势下，马克思期待革命在法国的复兴；信中分析了英国的运动，指出英国工业资产阶级比反谷物法同盟运动时期更为革命，取消谷物法和航海法使贵族受到严重打击；信中还评价了普鲁士的现状，认为普鲁士会在参与必将演变为一场普遍战争的匈牙利事件中走向灭亡。
8月23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我要被驱逐到摩尔比安省，这个布列塔尼的朋齐维沼地去。你知道，我不会同意这个变相的谋杀。所以我要离开法国。
去瑞士不给我护照，所以我必须去伦敦，而且就在明天动身。瑞士本来会很快被严密地关闭起来，老鼠会一下子全被捉住的。
此外，我在伦敦创办德文杂志有肯定的希望。一部分钱已有保证。
所以，你必须立即前往伦敦。而且你的安全也要求这样做。普鲁士人会枪毙你两次：（1）由于巴登；（2）由于爱北斐特。你在瑞士什么也不能干，何必在那里呢？
评论：由于被政府驱逐到摩尔比安省，马克思决定离开法国，去伦敦，希望恩格斯出于安全考量，也立即前往伦敦。1849年8月底，马克思来到伦敦，居住在这里直到逝世。而恩格斯于1849年11月来到伦敦。在伦敦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力于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工作，并于1850年3月合写了《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总结1848—1849年的革命经验。
12月19日 致信约瑟夫·魏德迈，指出：我已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给你写的信了。日常生活的种种烦恼，各种各样的事务以及我写信时动作困难，这就是我长期沉默的原因。经过种种波折，现在我终于把我的杂志安排妥了，我在汉堡找到了印刷厂主和发行人。一般说来，整个事情都要用私人的经费进行。糟糕的是，在德国在能够开印以前，总是要费许多时间。我几乎不怀疑，还没有来得及出三期或许两期月刊，世界大火就燃烧起来，而《政治经济学》连写完草稿的机会也没有了。
目前在英国这里，正在开展一个极其重要的运动。一方面是保护关税派进行宣传，这种宣传受到狂热的农村居民的支持（谷物自由贸易的后果开始象我在几年前所预言的那样表现出来了）。另一方面是自由贸易派从自己体系中作出进一步的政治和经济结论，他们在对内政策方面是财政改革和议会改革派，而在对外政策方面，又是和平派。而最后是宪章派，他们同资产阶级一起反对贵族，同时又更加起劲地开展了他们这一派反对资产者的斗争。如果象我所希望的那样（这种希望不是没有可靠根据的），托利党在内阁中代替了辉格党，那末，这些党派之间就会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宣传的外部形式就会更有革命性，更加激烈。
大陆上另一个还没有明朗化的事件，就是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大危机即将到来。如果大陆上的革命延迟到这个危机爆发的时候，那末，英国也许一开始就会成为（即使不是出于本意）革命大陆的同盟者。我认为，革命过早爆发（除非它是直接由俄国的干涉所引起），是一种不幸，因为现在正好是贸易日益扩大的时候，法国、德国等地的工人群众，以及整个小店主阶层等，也许在口头上是革命的，但是实际上当然不是如此。
你想必已经知道，我的妻子给世界增添了一个公民。她要我向你和你的夫人衷心问好。我也向你的夫人衷心问好。
又及：你能否给我弄到公民亨策的地址？
你从报上可以看到臭名远扬的海因岑愚蠢的大话。德国的革命把这个家伙毁灭了。要知道，在革命以前他的作品有一定的吸引力，因为小资产者和商品推销员喜欢看这些白纸黑字印出来的蠢事和大话，他们自己就是坐在小酒馆里吃着乳酪和饼干，十分神秘地干这种蠢事，说这种大话的。现在他想在政府面前损害其他居住在瑞士和英国并积极参加革命的流亡者的声誉，来挽回他自己的面子。他大吵大闹，并且威胁说，不久以后要在进早点的一刻功夫吞掉千百万人，力图以此获得一种有利可图的殉道者的光荣。
评论：马克思在信中告诉魏德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出版情况和订阅情况，邀请他为杂志撰稿介绍南德意志的情况，并询问他对蒲鲁东、勃朗和比埃尔·勒鲁之间争论的看法。马克思还向魏德迈介绍了英国和大陆的政治情况，认为革命的形势日益逼近。在英国，保护关税派、自由贸易派、宪章派之间各具立场，潜伏着大规模冲突的危机。保护关税派支持关税保护，得到农村居民的拥护；自由贸易派对内支持财政改革和议会改革，对外政策是和平派立场；宪章派不仅同资产阶级一起反对贵族，同时也反对资产阶级。而大陆上，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大危机即将到来。马克思认为，如果大陆上的革命与危机同时爆发，英国就会成为革命大陆的同盟者。但他并不认为革命过早爆发是一件好事，因为当时正处于贸易扩大化的时期，工人群众等人的革命意愿并不强烈。信的末尾，马克思告诉魏德迈一个好消息，那就是亨利希·格维多·马克思的出生。在信的附言中，马克思还谈论了对于海因岑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