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7年

5月15日 致信恩格斯，指出：你知道，福格勒已在5月初于亚琛被捕。这样一来，目前已没有可能出版你寄来的那本小册子。我十分喜欢这本小册子的前三分之一。另外两部分一定要作一些修改。关于这一点，留待下次详谈。

附上你的讽刺画的样张。我已把讽刺画送交《布鲁塞尔报》。

至于格律恩或他那一伙登在《特尔利日报》上的那篇真正令人作呕的文章，现在确实已经太迟；而你如果是一开始就在那个混账报纸上写两行驳斥的话就好了。

我不能去伦敦了。经济情况不允许我去。但我想我们会派沃尔弗去。这样，有你们两个人在那里，也就够了。

评论：这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一封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信。在信中，马克思谈到恩格斯的《德国的制宪问题》一书的出版困难和修改问题，以及恩格斯作的讽刺画。1847年4月11日联合议会在柏林开幕时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发表了御前演说，恩格斯为此作了一幅讽刺画。此外，马克思还告诉恩格斯自己因经济方面的窘迫状况，不能去伦敦参加大会。马克思打算去参加1847年6月初在伦敦召开的正义者同盟的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以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载入史册。信中还嘱托恩格斯让贝尔奈斯付清欠款。信中提到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是侨居布鲁塞尔的德国政治流亡者所创办的，从1847年夏天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战友在该报发表文章以后，该报就日益成了宣传革命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喉舌。1847年9月起，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该报的经常撰稿人并对该报的方针开始发生直接影响，该报成了形成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

9月29日 致信威纳尔·韦尔特海姆，指出：德国的刊物现在处于何种状况，您是晓得的。书报检查几乎扼杀了每一个合理的创举。另一方面，各种观点五花八门，以致好不容易达到某种程度统一的德国著作界又面临分裂为许多地方著作界——柏林的、萨克森的、莱茵的、巴登的等等——的危险。而从这些四分五裂的著作界中又可以看出各种极不相同的宗教的、政治的和社会的观点的大杂烩。

在德国的朋友们提醒我注意，正是在这种混乱的状态下，出版一种应对所有这些派别和观点采取批判态度的综合性杂志完全符合时代的需要；不过，这种批判不能从先入为主的原则出发，相反，应当指出德国政治的、宗教的和社会的政党和派别及其著作同德国经济条件的联系；因此，在这样的杂志上起主要作用的应当是政治经济学。在德国本土出版这个杂志是不可能的，大家都有同感。所以，决定着手集股在布鲁塞尔创办这样的杂志，它的编辑工作由我主持。还决定用股票收入创办自己的排字和印刷车间，以节约生产费用。

为此目的，将在全德国推销股票——每股25塔勒；所以我想问一问，您和您的友人是否愿意参加？

我认为毫无疑问，只有首先阐明生产关系问题，以及从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同生产关系的联系中去考察和评价这些领域，才能对当前非常分散的德国运动，以至整个现代运动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评论：信中介绍了德国的刊物混乱复杂的现状，并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马克思打算在布鲁塞尔集股创办由他编辑的新的理论刊物，请韦尔特海姆支持，但这个想法后来没有实现。在此后的1849年4月中旬到5月初，马克思到德国西北部和威斯特伐利亚的一些城市游历是为了同德国各地的革命者接触和建立广泛联系，并筹集资金继续出版《新莱茵报》。

10月26日 致信格奥尔格·海尔维格，指出：布鲁塞尔这里我们已建立了两个公开的民主团体。

（1）一个德国工人团体，已有成员一百人。这里进行的讨论完全是议会式的，此外也组织社交性的娱乐活动，如唱歌、朗诵、演剧等。

（2）一个比较小的国际性的民主团体，参加的有比利时人、法国人、波兰人、瑞士人和德国人。

如果你什么时候再到这里来的话，你一定会发现，在小小的比利时甚至在进行直接的宣传方面，也可以比在很大的法国做更多的事情。而且，我认为，尽管公开活动还很有限，但它对每个人都起着非常振奋的作用。

我们可能要遭到警察当局的陷害，因为现在掌权的是自由派内阁，而自由派是不会改变自己的本性的。但是我们能够对付他们。这里的情况不象巴黎那样，在那里外国人是孤立地同政府对抗。

因为你本来早就欠我一封信了，我请你这一次克服不愿写信的毛病，赶快给我回信。此外，我想请你问一下巴枯宁，通过什么途径，按照什么地址，用什么方式我能够把一封信寄到托尔斯泰手里？

评论：马克思提到在布鲁塞尔已经建立的两个公开的民主团体，一个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建立的德意志工人协会，协会的主旨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向他们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该协会成为团结比利时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合法中心。另一个是1847年秋成立的民主协会，协会的主旨是团结无产阶级革命者（主要是德国的革命流亡者）、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的先进分子。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协会的成立起到积极作用。在他们的影响下，该协会成为国际民主主义运动的中心之一。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协会在建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后不久，3月初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和协会中最革命的分子遭到比利时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以后，协会的活动就变成比较狭窄和纯地方性的了，到1849年活动实际上已告停止。此外，马克思还提到计划与德国国内的德国人合股创办一家月刊性的评论杂志和一家印刷厂的事情，并托海尔维格联系巴枯宁询问托尔斯泰的联系方式。

12月9日 致信巴维尔·瓦西里也维奇·安年柯夫，指出：党的事情（我在这里不能详述），促使我前来伦敦。同时我也利用这次伦敦之行，建立了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同英国宪章派之间的联系，并在一个公开的集会上对英国宪章派讲了话。您也许已经看到英文和法文报纸上对此所作的一些报道。

不过，我踏上旅途后（我还得在这里呆几天），却把我的家庭撇在极其艰难和无望的困境之中。问题还不仅是我的妻子和孩子们都在生病。我的经济状况目前也十分危急，我的妻子可以说正受到债主们的围攻，她遇到了极端严重的经济困难。

怎么会落到这样危急的地步呢，原因很简单。我的德文手稿没有全部印出来。已印出来的那部分，只是为了能够问世，我答应不拿报酬。我反对蒲鲁东的那本小册子销路很好。但是要到复活节我才能拿到其中的一部分收入。

评论：马克思告诉安年柯夫自己1847年11月底与恩格斯前往伦敦的目的是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同时建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同英国宪章派之间的联系，并在11月29日“民主派兄弟协会”为纪念1830年波兰起义纪念日举行的伦敦国际大会上发表讲话。马克思也提到自己家庭极其艰难和危急的经济状况，燕妮正遭受债主们的围攻。而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之一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困难，以及《哲学的贫困》的稿费没有及时收到。马克思希望安年柯夫能够施以援手帮助他们克服经济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