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6年

5月5日 致信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指出：现在我们就直接来谈正事！我和我的两个朋友，即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菲力浦·日果（他们两人都在布鲁塞尔）一起同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建立了经常性的通讯活动，借以讨论学术问题，评述流行的著作，并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在德国，人们可以用这种办法进行社会主义宣传）。不过，我们这种通讯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要让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建立联系，使外国人经常了解德国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且向德国国内的德国人报道法国和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进展情况。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发现意见分歧，从而得以交流思想，进行无私的批评。这是文字形式的社会运动为了摆脱民族局限性而应当采取的一个步骤。而在行动的时刻，当然每个人都非常希望对外国情况了解得象本国情况一样清楚。

除了德国国内的共产主义者以外，住在巴黎和伦敦的德国社会主义者也将参加我们的通讯活动。我们已经同英国建立了联系；至于法国，我们一致认为，我们在那里不可能找到比您更合适的通信人了。您知道，到目前为止，英国人和德国人比您自己的同胞更看重您。

总之，您可以看到，问题只在于建立一种经常性的通讯活动，保证能够了解各国的社会运动，以便取得丰硕的、多方面的成果，而靠一个人的努力是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的。

又及：我希望您提防一下巴黎的格律恩先生。他无非是一个文字冒险家，一个妄想利用现代思想从中取利的骗子手。他企图用傲慢和狂妄的词藻来掩盖自己的无知，但是空话连篇只不过使他自己成了笑柄。除此以外，这个人很危险。他靠着自己的厚颜无耻去同一些有名的作者结识，他就滥用这种关系，把这些人当作自己的垫脚石，从而使这些作者在德国读者的眼中丧失威信。他在他的一本评论“法国社会主义者”的书里，就胆敢自称为蒲鲁东的老师（讲师——德国的一种学位），他妄称，他把德国科学最重要的原理传授给了蒲鲁东，并且对蒲鲁东的著作加以讥讽。您要留神这个寄生虫。以后我也许还会再次谈到这个家伙。

评论：1846年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创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通过推动德国、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之间的通信，团结各国社会主义者，为建立一个国际的无产阶级政党奠定基础。在此背景下，马克思致信蒲鲁东希望他作为法国社会主义者的代表参加活动，与各国社会主义者建立一种经常性的通讯活动，以文字的形式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在马克思看来，动员各国社会主义者建立经常性的通讯活动，可以推动学术讨论和社会主义宣传，还可以增进各国社会主义者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了解。此外，马克思还在信中提醒蒲鲁东提防格律恩，这位“文字冒险家”在他的《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这本书中妄称是蒲鲁东的老师，讥讽蒲鲁东的著作。蒲鲁东在1846年5月17日给马克思的回信中拒绝参加这一活动，并宣称他反对革命的斗争方法和共产主义。

12月28日 致信巴维尔·瓦西里也维奇·安年柯夫，指出：我必须坦白地对您说，我认为它整个说来是一本坏书，是一本很坏的书。您自己在来信里开玩笑地说到了蒲鲁东先生在这一杂乱无章而妄自尊大的著作中所炫耀的“德国哲学的一个角落”，但是您认为哲学之毒并没有感染他的经济学研究。我也丝毫不把蒲鲁东先生在经济学研究方面的错误归咎于他的哲学。蒲鲁东先生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对政治经济学的谬误批判，并不是因为他有一种可笑的哲学；而他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笑的哲学，却是因为他没有从现代社会制度的联结——如果用蒲鲁东先生象借用其他许多东西那样从傅立叶那里借用的这个名词来表示的话——中了解现代社会制度。

他自己给了我们一把解答这个哑谜的钥匙。蒲鲁东先生在历史中看到了一系列的社会发展。他发现了实现于历史中的进步。最后，他发现，人们作为个人来说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事情，他们误解了自身的运动，就是说，他们的社会发展初看起来似乎是和他们的个人发展不同、分离和毫不相干的。他无法解释这些事实，于是就作出假设，说是一种普遍理性在自我表现。发明一些神秘的原因即不合常理的空话，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了。

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这就是蒲鲁东先生永远不了解的东西，因为，当他从诉诸国家转而诉诸社会，即从诉诸社会的正式表现转而诉诸正式社会的时候，他竟认为他是在完成一桩伟大的事业呢。

这里不必再补充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单是由于后来的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他们当做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这一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由此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些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

蒲鲁东先生混淆了思想和事物。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象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词那样。例如：各种特权、行会和公会的制度、中世纪的全部规则，曾是唯一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和产生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会状况的社会关系。在行会制度及其规则的保护下逐渐积累了资本，发展了海上贸易，建立了殖民地，而人们如果想把这些果实赖以成熟起来的那些形式保存下去，他们就会失去这一切果实。所以就爆发了两次霹雳般的震动，即1640年和1688年的革命。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和它们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曾经是旧的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国家，当时在英国都被破坏了。可见，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

这正是蒲鲁东先生没有理解、尤其是没有证明的。蒲鲁东先生无法探索出历史的实在进程，他就给我们提供了一套怪论，一套妄图充当辩证怪论的怪论。他觉得没有必要谈到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纪，因为他的历史是在想象的云雾中发生并高高超越于时间和空间的。一句话，这是黑格尔式的废物，这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在他看来，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蒲鲁东先生所说的进化，是在绝对观念的神秘怀抱中发生的进化。如果揭去这种神秘辞句的帷幕，那就可以看到，蒲鲁东先生给我们提供的是经济范畴在他的头脑中的排列次序。我用不着花很多力量就可以向您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没有秩序的头脑中的秩序。

换句话说：蒲鲁东先生不是直接肯定资产阶级生活对他说来是永恒的真理。他间接地说出了这一点，因为他神化了以观念形式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既然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被他想象为范畴形式、观念形式，他就把这些产物视为自行产生的、具有自己的生命的、永恒的东西。可见，他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视野。由于他谈到资产阶级的观念时，认为它们是永恒真理，所以他就寻找这些观念的综合，寻求它们的平衡，而没有看到，现在它们达到平衡的方式是唯一可能的方式。

评论：马克思在给安年柯夫的复信中评价了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马克思评价这本书是“一本坏书”，在这本书中蒲鲁东不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实关系来理解历史、社会和人，而是把历史进程中的社会发展理解为观念或永恒理性的自我表现，把人看作观念或永恒理性发展自身的工具。因此，蒲鲁东是按照经济范畴在头脑中的活动而不是真实的历史来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的分工、机器、所有制、垄断、奴隶制等，资产阶级社会及其产物也就被视为自行产生的、永恒的存在，这种理论未能超出资产阶级的视野。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形式是与一定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交换和消费形式，社会形式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改变而发生改变，人们赖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历史性的形式，作为现实关系的抽象的范畴形式、观念形式也是暂时的、历史性的形式。由于蒲鲁东不能从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角度理解历史运动，他关于现代问题的解决方案只取决于头脑中的范畴、观念的辩证运动，把改变范畴当作改变现实社会的动力，所以马克思说蒲鲁东必定是一个“空论家”，不用对空想家改造社会的方案及其在文献上的表现抱以期待。

限于篇幅，马克思没有评价蒲鲁东对共产主义的可笑责难，但谈论了蒲鲁东对社会主义的态度。蒲鲁东虽然厌恶“绵羊般的、温情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但局限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完全无力批判空想社会主义，只能在谩骂中极力撇清关系。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矛盾所在，一方面迷恋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另一方面又同情底层人民的苦难。蒲鲁东自以为在资产者和人民之间寻找到真正的平衡，其实不过是把矛盾神秘化。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矛盾立场，正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的一种体现。在信的最后，马克思还向安年柯夫提到出版他的《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