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

4月14日 致信《总汇报》编辑部，指出：在德国各报上出现的关于《德法年鉴》停刊的种种谣言，使我不得不声明：瑞士的出版社由于经济原因突然拒绝这项工作，因而使杂志在最近期间不能继续出版。

评论：除了马克思在这封信中所指出的瑞士出版社由于经济原因突然拒绝出版《德法年鉴》，杂志不能继续出版之外，实际上，马克思和卢格之间的意见分歧对杂志的停刊起了很大的作用。

8月11日 致信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指出：我趁此机会冒昧地给您寄上一篇我的文章，在文章中可以看到我的法哲学批判的某些成分。这一批判我已经写完，但后来又重新作了修改，以便使它通俗易懂。我并不认为这篇文章有特殊的意义，但我能有机会表示我对您的极崇高的敬意和爱戴（请允许我用这个字眼），我感到很高兴。您的两部著作《未来哲学》和《信仰的本质》尽管篇幅不大，但它们的意义，却无论如何要超过目前德国的全部著作。

在这些著作中，您（我不知道是否有意地）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立刻这样理解了您的著作。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下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概念，——如果不是社会的概念，那是什么呢！

现在法国人会立即对这本书进行攻击，因为两派人——一派是僧侣，另一派是伏尔泰信徒和唯物主义者——都渴望着外援。值得注意的是，与十八世纪相反，现在宗教观念是在中等阶层和上层阶级的队伍中传播着，而非宗教观念——那种感到自己是人的人所固有的非宗教观念——却降临到了法国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您应当出席法国工人的一次集会，这样您就会确信这些受尽劳动折磨的人纯洁无瑕，心地高尚。英国的无产者也做出了巨大的成绩，但他们的文化水平不及法国人。我也不能不指出瑞士、伦敦和巴黎的德国手工业者的理论贡献。只不过德国手工业者仍然过分象手工业者。

但无论怎样，历史是会把我们文明社会的这些“野蛮人”变成人类解放的实践因素的。

对于德国人来说，要摆脱对立的片面性是很困难的，我的多年的朋友（但现在同我越来越疏远了）布鲁诺·鲍威尔在他的柏林出版的批判性报纸《文学报》中重新证明了这一点。不知您看过这个报纸没有。那里有不少隐讳的论战是反对您的。

这个《文学报》的基本特征是：“批判”变成了某种超验的存在物。这些柏林人认为自己不是从事批判的人，而是由于偶尔的不幸才成为人的批判家。因此他们只承认一个现实的需要——进行理论批判的需要。因此象蒲鲁东这样的一些人遭到非难，被指责是从某种“实践的”“需要”出发。因此这种批判就成了灰心丧气但又妄自尊大的唯灵论。意识或自我意识被看成是唯一的人的本质。例如，爱情之所以被否定，是因为情人在这里只不过是“对象”。打倒对象！因此这种批判认为自己是历史上唯一的积极的因素。与这种批判相对立的是作为群众、作为怠惰的群众的整个人类，群众只是作为精神的对立物才有意义。因此，对批判家来说，滔天的罪行就是具有感情或情欲——批判家应该是善于冷嘲和凛若冰霜的哲人。

因此鲍威尔的《文学报》的整个语调是没有热情的轻蔑的语调，鲍威尔这样做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他用您以及我们整个时代所获得的成果，来谴责别人。鲍威尔只是揭露矛盾，他满足于这样做，并轻蔑地“哼”一声就溜掉了。他声称，批判不会提供什么，因为它太唯灵论了。

评论：马克思给费尔巴哈寄去自己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表达崇高的敬意和爱戴，并高度赞扬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的基本原理》和《路德所说的信仰的本质。对〈基督教的本质〉的补充》两本著作。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这两本著作将人与人的统一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上，将人类的概念、社会的概念从天上降到地下，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这样的观念会使费尔巴哈招致法国人包括僧侣以及伏尔泰信徒和唯物主义者的攻击。但法国人与德国人的特性又是对立的，前者突出情欲，后者崇尚纯思维活动，这在布鲁诺·鲍威尔于柏林出版的批判性报纸《文学报》中将“批判”变为某种超验的存在，而且是唯一的现实需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马克思告诉费尔巴哈他将出版一本小册子专门批判鲍威尔的唯灵论，希望费尔巴哈提供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