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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研究周谷城学术思想较少且零散。1949年2月，哈佛燕京学社的邓嗣禹撰文评述中国史学成就，文中论及周著《中国通史》。邓嗣禹认为，周著《中国通史》打破按照朝代编写通史的旧框框，但存在列举史料过多，对诸如义和团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关注不够等问题。 [17] 1954年2月，美国学者史华慈撰文述评“中国社会史论战”，认为“中国社会史论战”基本上是党派论争，但也有一些没有明确政治归属的人（例如周谷城）参与了论战，并认为他们在论战中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解释历史的工具而加以使用。 [18] 1965年10月，有美国学者撰文述评周谷城与“斗争哲学”的论战，认为周谷城之所以遭受学术批判，是因为他主张艺术要以真情感人，而不是含糊、抽象的阶级情感。 [19] 1966年6月，有美国学者撰文指出，周谷城否认阶级情感的重要性，主张把艺术从意识形态中分离出来。 [20] 1978年，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撰写的《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一书出版发行。阿里夫·德里克认为，周著《中国通史》注重史实，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可能是中国学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中国历史的最好范例。 [21]
（一）1949年前
民国时期，学界对周谷城的学术研究已有所关注。1928年，沪江大学附属中学《沪潮月刊》创刊号刊载吴汝柏著《读周谷城〈孔子之政治学说及其演化形势〉》一文，该文批评周谷城把孔子的等级差别观念误读为阶级思想。 [22] 1934年，《图书评论》杂志第6期论文分类摘要中对周谷城的《黑格尔逻辑引端》和《文字与教育》两文有所涉及。 [23]
1939年8月，周著《中国通史》一书编纂而成，由开明书店出版发行。该通史出版发行后引起学界关注。《图书季刊》杂志在新书评论中指出：“此书即系功力所到之心得著述，取材范围，除摘录正史外，对于中外学者整理发现之各种新资料，均加采集，所引史料，无不注明出处，以资检查，且附有说明，裨益了解。是编原系大学讲义，通体教材，详而不简明，繁而无统制，所容既广，所取必杂，然而材料充实，持论偏于唯物，是不同于一班之史论者也。” [24] 与《图书季刊》语气大为不同的是，“中央大学”教授缪凤林指责周著《中国通史》史料运用不当且充满毒素：“作者似乎信奉某种现在号称匪党的主义，以阶级斗争一观念贯穿全文。” [25] 邓恭三对周著《中国通史》的批评更是长篇大论，义理方面指责“历史完形论”纯属自我标榜，实则似是而非和无的放矢，历史阐释太机械、太牵强和太粗疏，通读全书以致“陷入五里雾中”；取材方面在肯定通史作者功力深厚的同时批评通史作者史料引用不当；行文方面指责通史缺乏文字锤炼、可读性差，特别是因史料过多而耗费大量篇幅。 [26] 金毓黻十分看重通史的简明有序和脉络贯通，认为周著《中国通史》以“鸟瞰法”叙述中国史而最得通史要领。 [27]
（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术批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批判周谷城学术的文章潮水般涌来。这些批判性文章虽指出周谷城学术中的一些问题，但大都存在吹毛求疵、断章取义和夸大其词等问题，有的更是上纲上线、乱戴帽子和乱打棍子。
对周谷城《生活系统》的批判。有批评者认为，《生活系统》所谓的“无差别境界论”从周敦颐、程明道、柏格森和杜威那里抄袭而来。 [28] 另有批评者认为，周谷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哲学体系仍是“生活系统论”，而该论由杜威的实用主义和柏格森的直觉主义杂拌而成。 [29] 还有批评者认为，《生活系统》鼓吹杜威的实用主义，并把杜威哲学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认为《生活系统》的形而上学来自柏格森的唯心主义，“无差别境界论”则是受了柏格森哲学的影响。 [30]
对周谷城《中国社会史论》的批判。批评者认为，周谷城的《中国社会史论》宣扬生存竞争的历史观。 [31] 该书认为，帝国主义侵略引起中国的产业革命，而产业革命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所在。批评者则认为，周谷城除了鼓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铄论”之外，还鼓吹近代中国的“欧化”道路。 [32] 该书认为，与新式工厂相比，旧式工厂主与工人关系较为融洽。批评者指责此观点为阶级合作论。 [33] 该书认为，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具有时代的代表性，因而在中国资本主义思想的形成中占有重要地位。批评者则认为，张之洞是反动的大地主、大买办的代表，而周谷城竟然为之翻案。 [34] 该书在论述历次中国农民暴动的结果时指出，阶级对立的历史为有乱无变的历史。批评者则认为周谷城竭力鼓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反动思想。 [35] 该书在论述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战争时说“大反抗引起了大压迫”。批评者则认为，周谷城鼓吹投降主义道路。 [36]
对周著《中国通史》的批判。“历史完形论”是周著《中国通史》的指导性理论，该理论注重历史的客观性和完整性。批评者则认为，周谷城以所谓的“客观”和“完整”为幌子，借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因而是极端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 [37] 批评者指责周著《中国通史》为秦桧的投降卖国行为曲解和辩护，是散布民族投降主义 [38] 。批评者指责该通史诋毁农民起义，称农民起义为暴动或民乱，把农民对地主的阶级斗争贬低为生存竞争，把农民起义的作用诬蔑为破坏等。 [39] 与此相应，批评者指责该通史美化、歌颂压迫者和反动事物。 [40] 批评者尤为不满该通史有关帝国主义的论述，认为该通史为帝国主义开脱罪行，美化帝国主义的作用。 [41] 有论者指责该通史宣扬知识分子中心论，特别是夸大知识分子的阶级调和作用。 [42] 此外，该通史有关地主与佃客“相反相成”的论述，对广学会有开通社会风气作用的论述，以及对某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论述都受到了指责和批评。 [43]
对周著《世界通史》的批评。该通史第一篇主要内容是世界古文化及其传播问题，有论者指责该通史宣扬反动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44] 。该通史对古罗马地主和农民关系的客观论述被指责为散布阶级矛盾调和论，抹杀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 [45] 该通史对近代西方海外开拓和殖民统治的客观论述，被批评者指责为对殖民主义歌功颂德。 [46] 有论者把该通史存在的主要问题归结为宣传反动的“文化传播说”、抹杀阶级斗争、美化剥削阶级和为殖民主义辩护三个方面。 [47] 有论者指责该通史表面上打着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幌子，但实际上是贩运“欧洲中心论”的私货。 [48] 另有批评者指责该通史拿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简单类比，以此认定该通史作者为十足的“欧洲中心论”者。 [49]
对周谷城历史观的批判。有批评者以周谷城“地主佃客相反相成”等话语为口实，认为他宣传阶级合作、美化阶级剥削的历史观。 [50] 有论者则以周著《中国通史》的有关叙述为依据，指责他宣扬阶级调和论。 [51] 周谷城认为，理学既是统治阶级的施政依据，也是被统治阶级作顺民的依据，但批评者以此指责他鼓吹阶级调和论。 [52] 周谷城对种族斗争以及农民暴动等诸多问题的客观论述，被论者指责为宣扬生存竞争的历史观。 [53] 有论者指责他歪曲和抹杀阶级斗争理论，并认为其根源在于其阶级合作论或阶级调和论。 [54]
对“无差别境界论”和“时代精神汇合论”的批判。此类文章大多收录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关于周谷城的美学思想问题》三册合订本中。批评者认为，“无差别境界论”系周谷城主观臆造，现实生活中绝不可能存在无矛盾的“无差别境界” [55] 。批评者还认为，“无差别境界论”反映了一些人厌弃斗争、不愿继续革命的情绪。 [56] 有论者认为，周谷城所向往的“无差别境界”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社会。 [57] 姚文元认为，周谷城的“无差别境界论”反映出一些人不热心社会主义革命，而热衷于巩固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 [58] 批评者认为，时代精神只能是彻底的革命精神。 [59] 姚文元指出，周谷城“时代精神汇合论”所谓的“统一整体”只能是“杂凑的一锅”，不仅阉割了时代精神的革命灵魂，而且起到了维持反动腐朽思想的作用。 [60] 还有论者认为，周谷城“时代精神汇合论”所推崇的“统一整体”是杨献珍“合二而一”论的翻版。 [61]
（三）改革开放后的研究现状
1978年后，经拨乱反正和解放思想，学界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学术路线。周谷城史学的独特价值和魅力日益为学界所认同和推崇，相关学术成果大量出现。1996年，周谷城去世，周谷城研究随即升温。概括起来看，新时期的相关成果可大致划分为著作和论文两大类：
1.著作类
其一，莫志斌著《周谷城传》。该书约30万字，对周谷城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成就有较为全面的研究和叙述，对周谷城史学思想也有较多的关注和阐述。
关于周谷城的《生活系统》。莫志斌指出：“所谓‘生活系统’，也就是生活科学、社会原理、历史哲学。”莫志斌对《生活系统》给予高度评价：“这种人生观的提出对于会通古今、融合中西，以及调和科学与人生观来说，堪称为一个楷模。” [62]
关于周谷城的《中国社会史论》。莫志斌认为，周谷城的《中国社会史论》与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有密切关系，该著最大的理论特色就是运用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因而革命色彩浓厚。莫志斌对该著给予充分肯定：“对中国社会的结构、中国社会的现状以及近代社会的变化，作了极为全面和深刻的分析，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63]
关于周著《中国通史》。莫志斌认为，“历史完形论”是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史学理论，周著《中国通史》是“独立深思，自创新说，成一家之言”，而且注意中外对比，视野开阔，富于启发性。莫志斌强调：“周谷城的《中国通史》，无论是在谋篇布局，还是史论结合等方面，都有其独特之处。” [64]
关于周著《世界通史》。莫志斌认为，周谷城的首要关注点是世界通史的统一整体性和有机组织；其次是反对“欧洲中心论”。他指出：周著《世界通史》“打破国别史集合的世界史旧框架，力求从部分与全体的对立统一角度，综合鸟瞰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全局或统一整体”。 [65]
关于周谷城《史学与美学》一文。莫志斌认为，该文是周谷城早年美学研究的新发展，其观点新颖。 [66] 至于“无差别境界论”和“时代精神汇合论”，莫志斌认为是周谷城的“新见”，因为“见解独特、新鲜”而引起学术大争论。莫志斌后来再次专文阐发该问题，但仍然没有提出周谷城“生活系统论”与“斗争哲学”激烈交锋的问题 [67] 。
其二，武克全著《“纵说今古，横说中外”的学术大家——周谷城传》。该著篇幅短小，加之题材所限，对周谷城史学思想的专门论述也很有限。武先生指出，周谷城《生活系统》把精神状态与治学相联系，而不同的精神状态与不同的学术相联系，这就决定了周谷城治学领域的广泛。他认为，周著《中国通史》是周谷城的代表作之一，在中国通史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周著《世界通史》无论是整体结构还是具体论断都有鲜明的个性和创见，是一部珍贵的科学著作。武先生认为，周谷城的《史学与美学》等文章探讨了如何正确认识“时代精神”和“矛盾”的问题，以及如何正确认识道德、科学和艺术的功能问题，这与当时居于支配地位的“斗争哲学”相对立。关于文化及文化史问题，武先生认为，周谷城既不认同“全盘西化”，也不认同“全盘中化”或“全盘东化”，而“文化综合说”是其毕生治学的总结论。 [68]
其三，张光武著《周谷城画传》。该画传篇幅短小，文字有限，对周谷城史学思想的观照也就更为有限。张光武认为，周谷城在北京高师期间受到“五四”精神熏陶，“五四”精神促使他在学术上不断地解放思想、追求新知和创新。他指出，周谷城在大革命时期撰写的《论租谷》文章，是在毛泽东的鼓励下为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写的讲稿。张光武认为，《中国社会史论》是《中国通史》的奠基之作，周谷城在三卷史论中力图揭示中国社会变化的原因，从中寻求改造中国的出路。 [69]
其四，赵梅春著《二十世纪中国通史编撰研究》。赵先生认为，周著《中国通史》是以进化史观为指导、以新纪事本末体为体例编撰而成的新型通史，全书观点鲜明、结构严谨、脉络清晰，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代表性通史之一。但是该通史也存在过于注重历史完整性的问题，在史料取舍方面存在不足，对学术文化方面关注不够。 [70]
2.论文类
现有论文集一部，即上海社科联编辑的《周谷城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其中有数篇文章专文探讨周谷城的史学成就和史学思想。此外，尚有一些相关论文散见各处。兹择要介绍之。
其一，姜义华先生认为，周谷城在《史学与美学》等文章中所阐发的历史哲学和“斗争哲学”针锋相对，论战的性质并非“学术讨论”，而是政治批判。 [71] 该文对“斗争哲学”的实质和表现，以及“无差别境界论”和“时代精神汇合论”的历史背景及其意蕴都有分析。
其二，顾晓鸣先生认为，周谷城具有世界眼光，能够以健康和平等的心态看待世界与自我，既反对偏颇、荒谬的“欧洲中心论”，又避免廉价的民族至上。该文认为，“时代精神汇合论”与“统一整体和分别反映”的理论基础都是“历史完形论”，问题的要害则是部分与整体的辩证关系。 [72]
其三，张家哲先生认为，周谷城很早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很早就以唯物史观指导其史学研究，但始终没有陷入教条主义陷阱，更没有“以阶级斗争为纲” [73] 。他指出，周谷城的“历史完形论”也运用到世界通史的研究中。他肯定周谷城把自然史写入《世界通史》的编写方法，认为周著《世界通史》实现了自然史和人类史的有机统一。
其四，徐复芝认为，周谷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公开标榜马克思主义，而“历史完形论”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阐释。他指出，周著《中国通史》的坎坷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现代史学的曲折历程，并认为该通史在诸多中国通史著作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 [74]
其五，姜玢认为，周谷城走上学术研究之路并取得丰硕成果与其“始乃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即求真源于致用的思想历程有关。 [75] 她指出，中国史在周著《世界通史》占有相当篇幅无可厚非，而据此指责周谷城为“中国中心论”或“汉族中心论”则毫无根据。
其六，李勇认为，从“历史完形论”的内在要求出发，周著《世界通史》着力阐释世界史的有机整体性，其实质就是“整体史观”或者“全球史观”。他同时指出，周著《世界通史》尚处于“整体史观”或者“全球史观”的浅层次，表现在反对“欧洲中心论”的不彻底和浓厚的民族意识上。 [76]
其七，王秀青认为，周谷城是中外史学比较研究的倡导者，其目的是反对“欧洲中心论”，揭示中外历史发展的异同，并解决中外历史分期问题等。 [77]
其八，陶用舒和易永卿认为，周谷城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就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考察中国社会和历史，与郭沫若、范文澜和翦伯赞等人一道成为中国第一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进而指出，在学贯中西和融汇古今方面，周谷城是最为突出的史学家。 [78]
其九，王永祥认为，周谷城坚守新史学宗旨，其核心理念为进化论，在此基础上大胆吸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率先大量运用中外历史比较法，周著通史从形式到内容都独具特色和创新性，但也存在明显缺陷。 [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