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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北京高师期间，周谷城在广泛涉猎中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产生了强烈共鸣。在湖南一师任教期间，周谷城撰写出《生活系统》一书，形成独特的“生活系统论”。“生活系统论”虽有很大的独创性，但也有倾向性，那就是倾向于马克思主义。 [2] “生活系统”视科学为生活进化的关键，又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周谷城也就很自然地把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为科学而加以研究。他采用“货到付款”的办法，函购了两套《资本论》，一套英文版，一套德文版，潜心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活系统论”既求真又致用，这是周谷城走出校园，参与大革命的思想基础。在湖南一师期间，周谷城与毛泽东过从甚密，深受影响。毛泽东曾在湖南一师大礼堂形象地讲解阶级斗争问题：“比如一条大河，你在里面游泳老不上岸，既不爬上那一边，也不爬上这一边，终究是要被水淹死的。阶级斗争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没有中立之余地。要么站在资产阶级一边要么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而站在资产阶级一边，终究要被无产阶级消灭的。” [3] 毛泽东的讲话促使周谷城走上大革命之路。他回忆说：“当时形势变化很快，逼迫你要参加实际的斗争，如果只在室内读书，讲体系，根本不行，只有参加北伐的革命斗争，这是国共合作时的一场革命斗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上是国共合作的。” [4]
1925年，周谷城到大革命策源地广州参观，了解革命形势。北伐军攻克长沙后，周谷城参加了湖南农民协会，从事多项实际工作，并运用剩余价值论撰写出两篇论租谷的文章，揭露租谷的剥削性质。1927年，北伐军占领武汉，周谷城也来到武汉，先是在邓演达领导的总政治部工作，后来又到毛泽东主持的全国农民运动协会工作。在此期间，周谷城撰写出《农村社会之新观察》一文，得到邓演达和毛泽东等人的一致好评，在武汉《中央副刊》刊发后，社会反响强烈。《农村社会之新观察》一文撰写于大革命时期，集中反映周谷城在大革命时期的思想倾向和社会主张，堪称《中国社会史论》的先声。文章分别论述了“耕地之由公有到私有”“地主与佃户的关系”“地租论”“农民的无产化”“封建之局”“帝国主义与农民”六个问题。
周谷城认为，中国的土地制度经历了从公有到私有的演变历程。土地私有制出现后，土地兼并和阶级压迫现象随之出现，社会贫富悬殊等问题也愈演愈烈。地主与佃农之间，即为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地租的实质就是地主剥削农民而来的剩余劳动。土地私有制必然造成农民普遍贫穷和破产的趋势。“随时随地，有落伍之虞，随时随地有化作无业游民之虞。加之以封建阶级之压迫，大地主之环攻，其穷也殆如流水之就下而莫可御。” [5] 土地私有制一面造成农民普遍贫穷和破产的趋势；另一面不断制造出土豪劣绅和其他封建势力。周谷城认为，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沆瀣一气，进一步构成压迫农民的铜墙铁壁，加速了中国农村的破产趋势。
大革命失败后，反动势力看到周谷城《农村社会之新观察》一文，认定该文作者必定是共产党而要抓人。 [6] 周谷城只好远走上海避难。他在上海主要以译书、卖文为生。1929年，周谷城出版了两本书，一是《中国教育小史》；二是《农村社会新论》。在此期间，周谷城因发表一些针砭时弊的文章而得罪反动当局，导致文章无处可发。1930年秋，周谷城应邀到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并担任系主任一职。在此前后，周谷城的《中国社会之结构》《中国社会之变化》《中国社会之现状》三部系列之作相继撰写而成，均由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发行。1987年，齐鲁书社将此三部著作合并为一本书，个别词句有变动，基本内容不变，定名为《中国社会史论》，分上、下两册，60余万字。2009年，湖湘文库编辑收录周谷城《中国社会史论》，合订为一册，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著是周谷城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周著《中国社会史论》是如何生成的呢？周谷城从现实出发而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全书问题意识浓厚，现实感强烈。周谷城是大革命的参与者，又是锐意求真的学者，面对空前剧烈的社会变动，弄清和阐明中国社会的真相也就势所必然。《论租谷》《农村社会之新观察》等文章正是周谷城在大革命时期探索中国社会真相的初步成果。大革命从形势大好到惨遭失败，这对周谷城、对每一个革命者来说都触动很大，他们不能不深刻反省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及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的去向。这种反思很自然地聚焦于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而弄清中国社会性质就不能不研究中国社会史。从大革命的参与者到中国社会和社会史研究的探索者，周谷城正是这样自然而然地走过来的。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也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氛围下发生的。 [7] 周谷城没有过多地卷入这场争论 [8] ，但论战显然使他深受触动和启发。
在此期间，周谷城与邓演达等人关系密切，参与创办“第三党”活动。“第三党”主张平民革命，坚决反抗国民党“右派”的反动统治，但也明确反对共产国际干预中国革命。 [9] 周谷城与邓演达“莫逆于心两共鸣” [10] ，其《中国社会史论》借鉴和吸收了邓演达的某些思想和主张。此外，陶希圣对周谷城也有一定影响 [11] ，其《中国社会史论》也借鉴和吸收了陶希圣的某些见解。
总之，《中国社会史论》是周谷城大革命时期思想观念的继承和发展。大革命失败后，周谷城游离于党派之外，身份超脱，能够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广泛借鉴和吸收“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积极成果，以及邓演达与陶希圣等人的一些理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