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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系统》奠定了周谷城的思想基础，对其人生道路、学术研究和史学思想都有深远影响。正如他本人反复所强调：“我搞出一个体系来了，成了一家之言，那就是《生活系统》” [70] ，“我后来的工作，如果称得上是治学，却实是依这个框框进行的” [71] 。就其重要性和独特性看，我们不妨把周谷城《生活系统》一书的哲学思想和认识称为“生活系统论”。
“生活系统论”注重求真与致用的统一，周谷城本人正是求真与致用相统一的典范。周谷城是著述等身的学者，同时也是大革命的参与者、爱国民主人士和著名社会活动家。正如他自己所总结：“我这个人一辈子所做的事可以说就是教学科研与反帝爱国。” [72]
周谷城治学领域广泛，这同样与“生活系统论”有关：要阐明生活的全部真相，就不能不综合研究和跨学科研究。正如他本人所指出：“我写书和写文章，好像很杂；既写历史，又写逻辑，又写美学。但这不是偶然的，在我的思想系统中非写这些不可。这一点……《生活系统》一书中已决定了。” [73]
周谷城“纵论今古，横说中外”，更因独力撰著《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两部通史著作而享誉史学界。对于周谷城来说，这并非不可思议。因为在他看来，要研究中国史而不了解世界史是很不方便的。同样，要著《世界通史》而缺少中国史也是很不完整的。抱残守缺、画地为牢与“生活系统论”格格不入。
周谷城的“历史完形论”强调历史的客观性和完整性，这与“生活系统论”注重客观与全面的思想基调相一致。周谷城率先起来批判“欧洲中心论”，这同样不是偶然的。周谷城的“生活系统论”和“历史完形论”追求客观和完整，而“欧洲中心论”则是偏颇狭隘之见，谈不上什么客观和完整。
“大跃进”运动失败后，周谷城先后发表《史学与美学》《礼乐新解》《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等论文，系统阐发史学、美学和艺术问题，其中的“无差别境界论”和“时代精神汇合论”引发“斗争哲学”的激烈批判和围攻。两者激烈冲突的实质，是“生活系统论”与“斗争哲学”的迥异。面对狂风骤雨般的批判和围攻，周谷城坚持辩论，表现得底气十足，“我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自己的主张是对的” [74] 。
改革开放后，中西文化问题又成热点问题。崇洋媚外思潮急剧抬头，有人高调鼓吹全盘西化，甚至恨不得照搬美国。但与此同时，也有人大谈“东方文化回归”论，俨然舍我其谁。周谷城提出了“世界文化综合说”，认为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不会是纯粹的西方化，也不会是纯粹的东方化，而是走向综合。周谷城“世界文化综合说”的思想基础仍是“生活系统论”。
总之，“生活系统论”在周谷城史学中的运用是全面的和系统的，它内在地规定着周谷城史学的方方面面。“生活系统论”较多地涉及杜威、罗素、柏格森、边沁等现代西方名家以及梁漱溟、蔡元培、胡适、梁启超、张君劢等人的哲学思想，而且以进化论为基调，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也有不少分析和讨论，但对马克思主义所论不多，似乎是有所轻视或者不太认同。其实不然，“生活系统论”虽有很大的独创性，但也有倾向性，那就是倾向于马克思主义。 [75] 早在北京高师求学期间，周谷城已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来受毛泽东的影响还参与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周谷城的《中国社会史论》等著作还大量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事实充分表明，周谷城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生活系统论”倾向于马克思主义。长期以来，学界对周谷城史学的属性纠缠不清 [76] ，问题的根源则是没有看到或充分估计到周谷城“生活系统论”的重要性、独特性和倾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