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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谷城本人反复强调《生活系统》一书的重要性：“我搞出一个体系来了，成了一家之言，那就是《生活系统》。”“我后来的工作，如果称得上是治学，却实是依这个框框进行的。” [1]
周谷城为什么要撰写这样一本书呢？这本书究竟要阐明什么问题呢？有论者分析：“《生活系统》力图表明……任何思想都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来自现实生活；生活本身使人有所感，从而产生了各种看法和见解。” [2] 周谷城在《生活系统》“自序”中指出：“我写这书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说明生活进行所必须经过的几种很明显的状态。换言之，就是要说明生活的真相。”《生活系统》立意阐明“生活的真相”，这与当时激烈进行的“科玄论战”有关。1923年2月，旅欧考察归来的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对“科学万能”的认识倾向提出批评，演讲词发表于《清华周刊》第272期。同年4月12日，丁文江在北京《努力周报》上发表长文《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把张的人生观哲学斥为“玄学”，称张君劢“玄学鬼附身”。一场声势浩大、由众多名流参与的“科玄论战”由此而起。
针对“科玄论战”等现象暴露出来的问题，《生活系统》尖锐地指出：“开口我的人生观，闭口我的人生观。对于生活的本身，全不细心去研究一下。我以为这样不研究生活的本身，全凭自己的意见，来高谈那虚无缥缈的人生观，终究是谈不出什么结果的。” [3]
然而《生活系统》绝不仅是对“科玄论战”的思考和回应。因为周谷城后来又明确指出：“全书讲的是人和环境间关系之协调。” [4] 《生活系统》为什么如此关注这个问题呢？这与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时代课题有关。新文化运动时期，西学的奔涌而来，世界形势的跌宕起伏，时代危机的加剧，促使国人重估“自我”与外界，急切寻求“自我”与外界的应对相处之道。这也正是《生活系统》聚焦“人和环境间关系之协调”问题的根本原因所在。面对时代危机，社会各界竞相发声，大谈社会改造，著书立说蔚然成风，各种论争此起彼伏，思想界热闹非凡。与此同时，一些似是而非、荒诞不经的主张大行其道，各种奇谈怪论也不胫而走，正所谓“异说纷纷”。思想界呈现鱼龙混杂之势，所谓的人生观问题也就成为热门话题。套用一句时髦的话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的时代。
面对时代的喧嚣，周谷城没有随波逐流。利用北京高师的有利条件和新文化运动营造的宽松氛围，周谷城既广泛涉猎又独立思考，既不迷信也不盲从，考虑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五四时代我博览群书，社会学、心理学我读得最多，各派哲学家罗素的、柏格森的、詹姆士的、杜威的、英国席勒的，都涉猎过不少”，“无政府党人的思想涉猎了一点，共产主义思想也涉猎了一点，资产阶级思想就不用说了”。尽管广泛涉猎各家学说，但没有哪一派令他十分满意。“当时我思想活跃，想自己组成一个体系；年纪轻，野心大，总以为只要自己多读一点书，总可以自立成家。” [5]
1921年春，周谷城提前半年离开北京高师，前往湖南一师任教。在湖南一师，他自编教学讲义，开始了著书立说的学术生涯。1924年，周谷城的《生活系统》一书撰写而成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以后又多次再版。吴稚晖在“五四”时期的“评书”活动影响很大：一是批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三分中国思想，倒有七分美国思想”；二是批评梁漱溟的《印度哲学概论》“只有三分印度思想，倒有七分中国思想”；三是批评朱谦之的《周易哲学》“只有三分中国思想，却有七分印度思想”。吴稚晖也看到了周谷城的《生活系统》，但没有提出什么批评意见。周谷城对该书的独创性充满自豪感：“我这个系统是独一无二的系统。” [6]
《生活系统》在20世纪60年代还出过油印本。20世纪80年代末，《生活系统》收入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一编第三卷。1990年8月，辽宁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周谷城文选》，收录有《生活系统》一书，并附有周谷城撰写的新版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