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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 《关于德国的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由于俾斯麦的特别命令，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先生已经以叛国罪被逮捕，其实这仅仅是因为他们敢于履行他们作为德国议员所承担的责任，即在联邦国会里抗议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投票反对新的军事拨款，表示同情法兰西共和国，抨击想要把德国变成普鲁士兵营的企图。社会民主党不伦瑞克委员会的委员们由于发表了类似的意见，从去年9月初以来就受到苦役犯般的待遇，直到现在还背着叛国这样一个可笑的罪名。同样的命运也落到许多散发过不伦瑞克宣言的工人身上。在类似的借口下，莱比锡“人民国家报”的副主编赫普纳先生也以叛国罪被起诉。在普鲁士境外出版的少数几家独立的德文报纸都被禁止输入霍亨索伦王朝的领土。主张给法国以光荣和平的德国工人集会每天都为警察所驱散。按照福格尔·冯·法尔肯施坦将军天真地叙述的普鲁士官方理论，每一个“企图阻挠普鲁士实现其对法战争的预定目标”的德国人，都要以叛国罪论处。在德国土地上只有被关在普鲁士监狱里的法国士兵。但是，尽管如此，普鲁士政府还是觉得必须停止一切法律的效力，严格地保持戒严状态，也就是严格地保持最粗暴、最可恶的军事独裁方式。法国的土地上驻有将近100万德国侵略军。可是法国政府还是能够安安稳稳地不采取“使得有可能自由发表意见”的普鲁士办法。请把德国的情况和法国的情况比较一下吧！可是，对于俾斯麦对言论自由的无所不包的爱来说，一个德国原来已经太小了。当卢森堡人流露出他们对法国的同情的时候，俾斯麦就把这种感情的流露当做他废除关于中立的伦敦协定的一个借口。当比利时的报刊犯了类似的过失的时候，普鲁士驻布鲁塞尔的大使冯·巴兰先生就要求比利时政府不但要禁止报纸发表任何反普鲁士的文章，甚至还要禁止刊登旨在鼓舞法国人进行自己的解放战争的新闻。斯德哥尔摩的几家报纸刚刚拿威廉·亚涅山大的众所周知的“虔敬”开了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俾斯麦马上就向瑞典内阁提出了气势汹汹的照会。甚至在圣彼得堡那个地方，他居然也发现了过于自由的报纸。由于他的低声下气的请求，书报总检查官把彼得堡的主要报纸的总编辑召到他那里去，吩咐他们注意不要对这位忠于沙皇的普鲁士臣仆作任何非难。这些总编辑中的一个，扎古利亚耶夫先生，极其疏忽大意，竟把这次avertissement〔警告〕的秘密在“呼声报”上泄露出去了。他立即被俄国的警察抓起来并被驱逐到某个偏僻的省份去。如果以为这些宪兵措施仅仅是由于战争寒热病的发作而产生的，那就错了。相反地，这是普鲁士法律原则的真正的有计划的应用。普鲁士刑法典里确实有一个古怪的条款，根据这一条，任何一个外国人在他本国或在其他任何国家有了“侮辱普鲁士国王”或“背叛普鲁士”的行为或言论，都要受到起诉！法国目前不仅是为它自身的民族独立，和欧洲的自由而战斗，幸而它的事业决不是没有希望。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评论：载于1871年1月19日《每日新闻》。原文是英文。由于俾斯麦的特别命令，德国当局以企图叛国的罪名逮捕了倍倍尔和李卜克西以及发表同情法兰西共和国等意见的社会民主党不伦瑞克委员会的委员们。此外，这种遭遇也会相继发生在工人身上，俾斯麦同时还照会欧洲其他国家要求工人和国际协会不许发表类似言论，并且在刑法典里规定外国人无论是在本国内还是国外，都不能有任何侮辱德国国王或者背叛德国的行为和言论，否则将会受到起诉。马克思批判普鲁士当局对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压制。马克思指出，法国目前所为之战斗的不仅仅是自身的民族独立，而且是为了德国和欧洲的自由。
3月21日 《致“泰晤士报”编辑》【略】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评论：少见马克思思想内容，故略。
3月21日 《总委员会给“泰晤士报”等报纸编辑部的声明》：英国报刊纷纷报道，似乎国际工人协会的巴黎会员秉承反德同盟的意旨，竟然开除了国际中的全体德国人。
这个报道完全违背事实。无论是我们协会的巴黎联合会委员会，也无论是它所代表的任何巴黎支部，都从未想到做出这样的决定。所谓的反德同盟纯粹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玩弄的把戏。它是由赛马俱乐部倡议成立的，由于科学院、交易所、某些银行家和工厂主等的支持才得以继续存在。工人阶级从来就与它毫无关系。
这种诽谤的目的十分明显。在这次战争爆发前不久就有人企图把国际当做替罪羊，要它承担一切不愉快事件的责任。现在又是在耍这种手法。例如，瑞士和普鲁士的报纸指责国际是制造不久前在苏黎世发生的侮辱德国人事件的罪人，而像“里昂信使报”、“吉伦特信使报”、“自由”等法国报纸则报道说，日内瓦和伯尔尼的国际会员在普鲁士大使主持下举行了什么秘密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仿佛拟定了计划，要夺取里昂，让联合一致的普鲁士人和国际会员来共同洗劫该城。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评论：载于1871年3月23日《泰晤士报》第27018号、1871年3月25日《东邮报》第130期以及国际的其他机关刊物。原文是英文。马克思写这个声明是对一些报纸造谣污蔑国际巴黎支部参与反德同盟并开除支部的全部德国人这个违背事实的报道进行回应。马克思指出，反德同盟是资产阶级的把戏，工人阶级和它没有任何关系。这些报纸的报道纯粹是诽谤。其实这只不过是资产阶级企图让国际工人协会当替罪羊。
3月23日 《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 3月19日的“巴黎报”果真刊载了一封说是由我署名的信。这封信立刻为巴黎所有的反动报刊，以后又为伦敦的报纸转载了。不过这时“巴黎报”探听到我住在伦敦，而不是住在柏林。因而这一次和第一次的报道不同，信上注明是伦敦。但是这个过迟的更正有这样一个毛病，即硬要我转弯抹角地经过巴黎和我住在伦敦的友人赛拉叶通信。正如我已经在“泰晤士报”上声明的，这封信彻头彻尾是无耻的捏造。
正是这家“巴黎报”和巴黎其他的“正派报纸”散播谣言，说国际巴黎联合会委员会似乎通过了超出它权限范围的把德国人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的决议。伦敦的几家日报赶忙抓住这条使它们感到高兴的新闻，幸灾乐祸地在自己的社论里大谈其国际终于进行的自杀。使它们感到不快的是，今天“泰晤士报”刊载了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如下声明：
“英国报刊纷纷报道，似乎国际工人协会的巴黎会员秉承反德同盟的意旨，竟然开除了国际中的全体德国人。这个报道完全违背事实。无论是我们协会的巴黎联合会委员会，也无论是它所代表的任何巴黎支部，都从未想到做出这样的决定。所谓的反德同盟纯粹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玩弄的把戏。它是由赛马俱乐部倡议成立的，由于科学院、交易所、某些银行家和工厂主等的支持才得以继续存在。工人阶级从来就与它毫无关系。
这种诽谤的目的十分明显。在这次战争爆发前不久就有人企图把国际当做替罪羊，要它承担一切不愉快事件的责任。现在又是在耍这种手法。例如，瑞士和普鲁士的报纸指责国际是制造不久前在苏黎世发生的侮辱德国人事件的罪人，而像 ‘里昂信使报’、‘吉伦特信使报’、‘自由’等法国报纸则报道说，日内瓦和伯尔尼的‘国际会员’在普鲁士大使主持下举行了什么秘密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仿佛拟定了计划，要夺取里昂，让联合一致的普鲁士人和国际会员来共同洗劫该城。”
这就是总委员会的声明。旧社会中身居高位的人物和统治阶级只有靠民族斗争和民族矛盾才能继续执掌政权和剥削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民群众，很自然，他们都把国际工人协会看做自己共同的敌人。只要能消灭它，一切办法都是好的。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评论：载于1871年3月29日《人民国家报》第26号、1871年3月31日《平等报》第6号（有删节）、1871年4月23日《先驱》杂志第4期。原文是德文。这篇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的信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反动报刊《巴黎报》捏造事实散播国际工人协会参加反德同盟并开除协会的德国人的谣言进行的辟谣。马克思指出，关于反动报刊的谣言，国际工人协会已经在《泰晤士报》上刊载了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声明，即马克思于3月21日写的《总委员会给“泰晤士报”等报纸编辑部的声明》。在致《泰晤士报》的声明中，马克思已经指出，反动报刊捏造的事件其实只不过是资产阶级试图把国际工人协会当替罪羊的把戏。统治阶级只有靠民族斗争和民族矛盾才能继续对工人阶级进行统治和剥削，而这就是他们要捏造事实从而实现对国际工人协会进行绞杀的目的。
3月31日 《致“工人报”编辑部》：正如我已经在3月22日的“泰晤士报”上声明的，所谓我给国际巴黎会员的信，只不过是在帝国污水沟里培植起来的一家低级报纸“巴黎报”捏造的谎言。不过，所有欧洲的“正派报纸”看来也都得到指示，把捏造作为反对国际的最有力的武器。在这些衷心维护宗教、秩序、家庭和财产的人看来，捏造不是什么应受指责的罪行。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评论：载于1871年4月8日《工人报》第23号。原文是法文。因为反动报刊《巴黎报》捏造并转载了国际工人协会参加反德同盟并开除德国人等谎言，《工人报》的编辑部秘书菲·克楠请马克思对其进行回应。由此，马克思写下了这篇《致“工人报”编辑部》的短文。马克思指出，《巴黎报》是反动派的喉舌，是帝国培植的报刊。反动报刊把捏造国际工人协会的事情当成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最有力武器。
4月3日 《致“泰晤士报”编辑》: 3月30日的巴黎电讯中引用了“高卢人报”的一段话；这段话在“据传巴黎革命系由伦敦发动”这个耸人听闻的标题下，点缀了上星期六的伦敦各报。“高卢人报”在最近这次战争中在编造使巴黎的petite presse〔下流报纸〕成为全世界话柄的闵豪森故事方面，完全可以和“费加罗报”及“巴黎报”媲美，看来这家报纸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酷爱新闻的公众会始终恪守《Credo, quia absurdum est》〔“我相信它，因为它荒唐”〕的原则。但是，甚至闵豪森男爵能否“在2月初”梯也尔先生尚未获得任何官职的时候就在伦敦发动由这位梯也尔先生企图解除巴黎国民自卫军武装而引起的“3月18日起义”呢？“高卢人报”不仅无中生有地说阿西和布朗基这两位先生到了伦敦，在那里和我举行秘密会议共同策划阴谋，而且还虚构出两个人来参加这次会议，一个是“意大利的总代理人班提尼”，另一个是“英国的总代理人德莫特”。“高卢人报”也恩准了最初由“巴黎报”授予我的“国际最高首脑”的称号。恐怕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将不顾这两家可尊敬的报纸，一如既往，既不要什么“首脑”，也不要什么“总统”。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评论：载于1871年4月4日《泰晤士报》第27028号和1871年4月6日《每日新闻》第7780号。原文是英文。《高卢人报》捏造谎言称马克思和阿西与布朗基在伦敦进行了密谈并一起策划了阴谋。马克思《致“泰晤士报”编辑》的信的目的正在于驳斥这个流传的谣言。
4—5月
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
致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
一
1870年9月4日，当巴黎工人宣告成立共和国而几乎立刻受到法兰西举国一致欢迎的时候，有一伙钻营禄位的律师占据了市政厅。这些人在当时是这样地迷信巴黎负有在一切历史动乱时期代表全法国的使命，竟以为只要出示他们业已失效的巴黎议员证书，就完全足以证明他们僭取到的法兰西统治者头衔确有法律根据。在这伙人上台五天以后，我们在关于上次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中已经向你们说明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了。然而当时在惊慌无备的混乱中，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们还囚禁在波拿巴的监狱里，而普鲁士人又已经逼近巴黎，巴黎只得容忍这些人掌握政权，不过附有一个明确的条件，就是他们只为国防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然而要保卫巴黎，就只有武装它的工人阶级，把他们组织成为真正的军事力量，并使他们的队伍在战争中得到锻炼。可是，武装巴黎就无异是武装革命。巴黎战胜普鲁士侵略者，就无异是法国工人战胜法国资本家及其国家寄生虫。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
这个政府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派梯也尔游说欧洲各国朝廷，以废共和国、立国王为交换条件，乞求它们出面调解。
可见，还在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当天晚上，特罗胥的同僚已经知道他的“计划”就是使巴黎投降。如果国防并不单是梯也尔和法夫尔一流人图谋私人统治地位的幌子，那末9月4日侥幸得势的人们在9月5日就应该引退，向巴黎人民宣布特罗胥的“计划”，叫他们或者立即投降，或者自己掌握起自己的命运。这些毫无廉耻的骗子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决定要巴黎饱尝饥饿和残杀的痛苦，借以治好巴黎爱干英勇蠢举的毛病，暂时则用一些冠冕堂皇的宣言来欺蒙它，说特罗胥这个“巴黎总督是永远不会投降的”，外交部长茹尔·法夫尔“决不会让出我们的一寸领土，决不会让出我们碉堡上的一块石头”。而这同一个茹尔·法夫尔在给甘必大的一封信中却承认说，他们“防御”的不是普鲁士的士兵，而是巴黎的工人。由狡黠的特罗胥任命指挥巴黎军队的那些波拿巴强盗们，在整个巴黎被围期间的私人通信中厚颜无耻地讥嘲他们深悉内幕的这种滑稽防御。到1871年1月28日，骗子们终于揭下了假面具。国防政府在投降时以自甘屈辱到极点的真正英雄气概，表现出了它是由俾斯麦的俘虏组成的法国政府，——这种角色下流之至，甚至连路易·波拿巴在色当时都没有敢于承当。
在停战协定签订以后不久，国民议会的一位巴黎议员米里哀尔先生公布过许多确凿的法律文件，证明茹尔·法夫尔在与一个住在阿尔及尔的酒徒的妻子姘居时，前后若干年间大胆地拼凑伪造了一套文据，以他的一些私生子女的名义谋得了一大笔遗产，因而变成了一个财主；后来在合法继承人提出诉讼时，只是由于波拿巴的法庭偏袒他，他的伪证才没有被揭穿。既然无论花多大力气进行诡辩也抹杀不了这些铁面无情的法律文件，于是茹尔·法夫尔就生平第一次不开口，静待国内战争的爆发，好在那时候大骂巴黎人民是一群擅敢反叛家庭、宗教、秩序和财产的逃犯。这个伪证制造犯在9月4日后刚一握权，就立即出于同情释放了皮克和泰费尔，这两个人甚至在帝国时代就在“旗帜报”的丢丑事件中因伪造文件而被判罪。这两位先生中的一位，即泰费尔，竟敢在公社时期回到巴黎，公社立即就把他监禁起来了。而这时候，茹尔·法夫尔却在国民议会讲坛上大喊，巴黎正在释放它的一切囚犯！
这些人只能够在巴黎变成废墟时得到假释证；他们正好是俾斯麦所需要的人。稍微经过一番重新摆布，一向躲在幕后操纵政府的梯也尔忽然成了政府的首脑，而假释犯们则成了部长。
梯也尔这个侏儒怪物，将近半世纪以来一直受法国资产阶级倾心崇拜，因为他是这个资产阶级的阶级腐败的最完备的思想代表。还在他成为国家要人以前，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已经显出他的说谎才能了。他的社会活动编年史就是一部法国灾难史。1830年以前，他和共和党人混在一起，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代，他背弃了他的恩人拉菲特而钻得了大臣的位置。为了献媚于国王，他煽起了平民暴动来反对僧侣，因而使奥塞鲁瓦的圣热尔门教堂和大主教的宫廷遭受了抢劫；并且在对付贝里公爵夫人上充当了密探大臣和监狱产婆的角色。特朗斯诺南街上屠杀共和党人的事件以及接着颁布的取缔报刊和结社权利的可憎的九月法令，都是他一手干出的。1840年3月，他再度出任首相，以他的加强巴黎防务的计划震惊了全法国。
二月革命爆发了。革命不是像这个小人所梦想的那样，把基佐内阁换成梯也尔内阁，而是用共和国代替了路易-菲力浦。在人民胜利的第一天，他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殊不知工人们对他的鄙视已使他不致受到他们泄恨的处置。虽然如此，尽管他有无人不知的神奇勇气，他还是继续回避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直到六月屠杀为他这种人的活动扫清道路的时候为止。那时，他就成了秩序党及其议会制共和国的首脑。这个议会制共和国是一种无名的空位王朝，在这个空位王朝时期，统治阶级的所有争权夺利的派系暗中互相勾结起来压制人民，同时它们又因各自企图恢复自己的王朝而互相倾轧。梯也尔当时也如现在一样责备共和党人，说他们是巩固共和国的唯一障碍；他当时也如现在一样，对共和国说过像当初刽子手对唐·卡洛斯说过的话：“我要杀你，是为了你好”。梯也尔忘记了他那些关于必不可少的自由的虚伪说教，忘记了他因路易·波拿巴愚弄了他并且一脚踢开了议会制度而对路易·波拿巴产生的私怨，竟参加了第二帝国从法国军队攻占罗马起到对普战争的一切可耻勾当；他以对德国统一的恣意攻击挑唆了这场对普战争，因为他并不把这种统一看做是掩盖普鲁士专制制度的假面具，却把它看做是对保持德国的分裂状态这一法国的世袭权利的侵害。这个矮子喜欢在欧洲面前挥舞拿破仑第一的宝剑，——他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就是一味替拿破仑第一擦靴子的，——实际上，他的对外政策，从1840年的伦敦公约起到1871年的巴黎投降和目前这场内战止，始终是把法国引到极端屈辱的地步。在这场内战中，他蒙俾斯麦的恩许，把在色当和麦茨被俘的军人骗去攻打巴黎。虽然他有些随机应变的本事，虽然他的主张反复无常，但是他终生都极端墨守陈规。不言而喻，现代社会中比较深刻的变动，始终是他所不能理解的秘密；他那副头脑的全部精力都用来耍嘴皮了，所以甚至连社会表面发生的最明显的变化也不能领悟。他在当路易-菲力浦的大臣时，曾经嘲骂铁路是荒诞的怪物；而当他在路易·波拿巴时代处于反对派的地位时，他把任何改革法国陈腐的军事制度的企图都斥为大逆不道了。他在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从来没有办过一件哪怕是极微小的稍有实际益处的事情。梯也尔始终不渝的只是对财富的贪得无厌和对这财富生产者的憎恨。他第一次当路易-菲力浦王朝的大臣时，穷得和约伯一样，而到离职时已经成了百万富翁。
梯也尔是一个玩弄政治小骗局的专家，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议会党派斗争中施展细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奸诈的巨匠；他一失势就不惜鼓吹革命，而一旦大权在握则毫不踌躇地把革命浸入血泊；他只有阶级偏见而没有思想，只有虚荣心而没有良心；他的私生活和他的社会生涯同样卑鄙龌龊，——甚至在现在，当他扮演法兰西的苏拉这个角色时，还是情不自禁地用他那可笑的傲慢态度显示出他的行为的卑污。
不仅把巴黎而且把全法国交给普鲁士统治的巴黎投降一举，是一连串通敌卖国阴谋勾当的总结束，而这些阴谋勾当，是9月4日的窃国大盗们在窃取政权的当天就开始了的。另一方面，这一投降又是他们在普鲁士协助下对共和国和巴黎发动内战的开端。陷阱在投降条件中就已经布设好了。那时候，三分之一以上的国土陷于敌人手中，首都和外省的联系已被割断，一切交通路线已被破坏。在这种情况下，要选出真正能代表法国的人，没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准备工作是不可能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投降书中就规定国民议会必须在一周之内选出；结果法国许多地区只是在选举前夕才接到关于当前选举的消息。并且，根据投降书的专门一项规定，选出国民议会只是为了决定和战问题，而在必要时，则由它缔结和约。人民不能不感觉到：停战条款已经使战争根本不可能继续下去，而为了批准俾斯麦所指定的和约，法国最坏的人是最合适的人。但这些戒备办法还不能使梯也尔放心，于是他在停战的秘密尚未晓示巴黎以前，就动身到全国各地去作竞选旅行，以便把正统派的死尸复活起来；这一派和奥尔良派应该一起替换当时已为全国所唾弃的波拿巴派。他不怕正统派。
因此，还有什么党比这个党更适合做反革命的工具呢？正统派当真相信，他们期望已久的昔日的黄金时代就要到来。的确，法国又沦于外敌的铁蹄之下，帝国又被推翻了，波拿巴又被俘虏了，而正统派又抬头了。在1848—1851年的共和国时代的国民议会中，代表正统派的是一些颇有素养和富有议会斗争经验的人物；现在打头阵的却是他们党内的庸碌之辈，即法国的所有布索那克。
当这个“地主议会”在波尔多刚刚开会的时候，梯也尔甚至没有让他们进行议会辩论就干脆告诉他们，他们必须立刻接受和约的先决条款，因为只有这样，普鲁士才会准许他们发动反对共和国及其堡垒巴黎的战争。反革命势力的确没有时间犹豫不决。第二帝国已使国债增加了一倍多，使所有的大城市都负了沉重的地方债务。战争极度地加重了债负，完全耗尽了全国的财源。使灾难达到顶点的，是普鲁士的夏洛克手持票据勒索供养他在法国土地上的50军队的粮饷，要求支付他的50亿赔款以及过期补缴的5%的利息。这一切应该由谁缴付呢？只有用暴力推翻共和国以后，财富所有者才能希望把他们自己所发动的战争的重担转嫁到财富生产者的肩上。于是，法国空前的经济破坏就推动了这班爱国的地产和资本的代表人物在外国侵略者的监视和卵翼下，用国内战争即奴隶主叛乱来结束对外战争。
阻碍这个阴谋实现的，有一个巨大的障碍——巴黎。解除巴黎的武装，是保证成功的首要条件。因此，梯也尔要求巴黎放下武器。于是采用了一切办法来激怒巴黎：“地主议会”发出反对共和国的极疯狂的叫嚣；梯也尔本人含糊其词地说共和国没有法律根据，威胁要砍去巴黎的头颅并取消它的首都称号；任命奥尔良派人物充任使节；颁布杜弗尔那些要彻底破坏巴黎工商业的关于处理过期商业期票和房租的法令；按普野—克尔蒂约的主张，对任何出版物都每份征收两生丁税金；对布朗基和弗路朗斯判处死刑；查封共和派报纸；把国民议会迁到凡尔赛；恢复由八里桥宣布而在9月4日取消了的戒严；任命décembriseur〔十二月分子〕维努亚为巴黎总督，任命波拿巴的宪兵瓦伦顿为警察局长，耶稣会教徒奥雷耳·德·帕拉丹将军为巴黎国民自卫军总司令。
无论如何，总有某种原因迫使他们急急忙忙地去做这件事，因为梯也尔和茹尔·法夫尔曾用波尔多议会大多数的名义最无耻地乞求普鲁士军队立即占领巴黎。但是，俾斯麦的算盘不是这样打的，正如他回到德国以后公开对法兰克福那些衷心叹服的庸人们用讥讽口吻说过的那样。
二
武装的巴黎是阻碍反革命阴谋实现的唯一严重障碍。因此必须解除巴黎的武装。在这一点上，波尔多议会讲得很坦率。阴谋分子们厚颜无耻地毫不掩饰他们解除巴黎武装的真正用意，用一种极端露骨、极端卑鄙的谎言作为借口，要求巴黎交出武器。梯也尔宣称，巴黎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国家的财产，所以应当归还给国家。而事实则是这样：从投降的那一天起，巴黎就已严加戒备，因为俾斯麦的俘虏们按照投降条件把法国出卖给俾斯麦的时候，为自己保留了一支相当可观的护身军队，目的显然是为了镇压巴黎。国民自卫军进行了改组，把最高指挥权交给了由国民自卫军全体官兵（除了某些旧波拿巴军队残部）共同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在1月28日的投降书中，正式承认这些大炮是国民自卫军的财产，因而没有列入应该缴给胜利者的属于政府的武器总数之内。梯也尔实在没有对巴黎开战的借口，因此他不得不采用厚颜无耻的撒谎手段，说什么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国家的财产！
夺取大炮显然只是全面解除巴黎武装，亦即解除9月4日革命武装的一个开端。可是，这个革命已经成为法国的合法局面。这个革命所产生的共和国，已在投降书上由胜利者予以承认。在投降以后，它又取得了各外强的承认；并用它的名义召集了国民议会。9月4日的巴黎工人革命，是波尔多国民议会及其行政当局的唯一合法的根据。如果没有9月4日的革命，这个国民议会就势必立即让位给1869年在法国人统治下而不是在普鲁士人统治下由普选产生的、后来被革命强迫解散的立法团。梯也尔及其假释犯们就不免要投降，以便取得路易·波拿巴签字的护照，免得到凯恩去旅行。握有全权去同普鲁士媾和的国民议会，不过是这次革命中的一个插曲，而革命的真正体现者终究是武装的巴黎，因为是巴黎发动了这次革命，它为这个革命忍受了五个月的围困和饥饿的灾难，它不顾特罗胥的计划而以自己的持久抵抗使外省有可能进行顽强的自卫战争。而现在，这个巴黎或者是按照波尔多那帮叛逆奴隶主的羞辱命令不得不自行解除武装，承认9月4日的革命只不过是把政权从路易·波拿巴手里转交给那些同他竞争的保皇党人掌握；或者是必须为法兰西的事业进行奋不顾身的斗争，当时要把法国从完全复灭的危险中拯救出来并使它获得新生，唯一的途径就是用革命手段推翻那产生了第二帝国并且已在这个帝国庇护下弄到完全腐朽地步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受过五个月饥饿煎熬的巴黎，片刻都没有犹豫。它英勇无畏地决心经受同法国阴谋分子进行斗争的一切风险，尽管当时有普鲁士的大炮从它自己的堡垒上威吓着它，也在所不顾。但是，中央委员会对于人家硬要巴黎进行的内战，竟抱着厌恶态度，因此它不管国民议会如何挑衅，不管行政当局如何僭越权限，也不管军队在巴黎城内和巴黎周围的集结达到何等威胁的程度，始终是继续保持着纯粹防御的立场。
于是梯也尔就发动了内战：他派维努亚率领一大队市警和几个常备团去夜袭蒙马特尔，企图出其不意地夺去国民自卫军的大炮。大家知道，由于国民自卫军的抵抗和军民的和好，这个企图没有得逞。3月18日的光荣的工人革命完全掌握了巴黎。这个革命的临时政府就是中央委员会。欧洲一时似乎怀疑在它眼前发生的这些惊人的政治和军事事变的真实性，还以为这也许是早已消逝的往事的梦幻。
从3月18日一直到凡尔赛军队进入巴黎，无产阶级的革命完全没有像“上等阶级”的革命，特别是反革命中极为常见的那种暴行，因而它的敌人除了抓住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马两将军的被杀和旺多姆广场事件，是找不到任何借口来表示愤慨的。
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工人对克列芒·托马和勒康特两人被杀应负的责任，就像威尔士亲王夫人驾进伦敦城时对被挤死者的命运应负的责任一样。
所谓在旺多姆广场上屠杀赤手空拳的公民，原是一种神话，无怪乎梯也尔和地主议员们在议会中对此严守缄默，只委托那些欧洲报界的走卒去传播。 “秩序人物”，即巴黎的反动分子，一听到3月18日胜利的消息就不寒而栗。在他们看来，这个胜利意味着人民报复的时刻已经迫近。从1848年六月事件到1871年1月22日惨遭他们杀害的那些死者的冤魂，都在他们眼前浮现了。但是他们只是受了一场虚惊。甚至对市警都不但没有予以应有的处置——解除武装或逮捕下狱，反而给他们洞开了巴黎城门，让他们安然撤退到凡尔赛。对“秩序人物”不仅毛发未动，而且容许他们集结起来并在巴黎的正中心轻易地夺去许多重要阵地。中央委员会的这种宽容态度，武装工人的这种宽宏大量，与秩序党的习气是如此迥然不同，秩序党竟误认为这只是工人自觉软弱的表现。于是他们就产生了一个愚蠢的计划——试图在举行徒手的游行示威的幌子下做到维努亚用大炮和多管炮所没有做到的事情。3月22日，从最奢华的街区吵吵闹闹地走出了一群“体面人物”。这一帮流氓怯懦地以和平示威游行作幌子，暗中携带杀人凶器，在街上列队行进，遇到国民自卫军的巡逻队和哨兵，就横加侮辱，并勒令缴械。他们走出和平街时高喊“打倒中央委员会！打倒杀人犯！国民议会万岁！”企图冲过岗哨的警戒线，出其不意地占领设在旺多姆广场上的国民自卫军总参谋部。当1849年6月13日国民自卫军为抗议法军穷凶极恶地袭击罗马而举行真正的和平示威游行时，当时的秩序党的将军尚加尔涅曾被国民议会特别是被梯也尔推崇为社会救主，因为他让自己的军队从四面八方冲击徒手的群众，用枪击、刀斩和马队践踏来对付他们。巴黎当时宣布了戒严。杜弗尔急忙经由国民议会通过了许多新的镇压法令。开始了新的逮捕，新的流放，新的恐怖统治。但是在同样情况下，“下等阶级”的做法却迥然不同。1871年的中央委员会简直没有去理会那些“和平示威”的英雄们，结果他们过了两天又能来一次由海军上将赛塞率领的武装示威，这次示威是以有名的窜奔凡尔赛收场的。当梯也尔已经用夜袭蒙马特尔发动了内战的时候，中央委员会竟坚决不肯把这个内战继续下去，因而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本来应该立即向当时毫无防御能力的凡尔赛进军，一举彻底消灭梯也尔及其“地主议会”的阴谋。中央委员会没有这样做，反而使秩序党能够在3月26日的公社选举中再次进行较量。在这一天，“秩序人物”在巴黎各区政府同他们的过分宽大的胜利者相互说了许多温和的和解话语，而在内心却立下了庄严的誓言，要在适当的时机把他们扑灭干净。
现在来看看这幅图画的背面吧。梯也尔在4月初向巴黎作了第二次进攻。被解到凡尔赛去的第一批被俘的巴黎人，受到了令人发指的残酷虐待。从巴黎逃出的维努亚，由于发布了把从公社方面俘掳来的任何常备军士兵一律枪毙的通令，被梯也尔授予了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梯也尔洋洋自得地在国民议会的一次会议上大谈这次屠杀事件的“令人兴奋的细节”。他如同一个被允许扮演塔梅尔兰角色的议会中的大拇指般的小人物一样，带着妄自尊大的虚荣，拒不承认那些反对他这个小人的尊严的叛乱者享有交战一方的权利，甚至不愿对伤兵救护站守中立。
公社在4月7日颁布了一项报复法令，宣布公社有责任“保护巴黎不受凡尔赛匪帮的野蛮虐杀，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在公社颁布了这个法令以后，梯也尔对被俘者的野蛮虐待还依然如故，甚至在他的公报上这样侮辱他们说：“正直人士的忧伤的目光，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一种无耻民主制度下的如此无耻的面孔”, ——这些正直人士就是梯也尔和他那一帮充当部长的假释犯。不过，枪毙俘虏是暂时停止了。但是，当梯也尔和他那些十二月政变的将军们知道公社的报复法令只不过是一种威胁，甚至连那些在巴黎被捕的伪装国民自卫军的宪兵密探和身上搜出燃烧弹的市警都得到了赦免，他们就又开始大批枪毙俘虏，并且一直继续进行到底。躲藏有国民自卫军士兵的房屋，被宪兵们团团围住，浇上煤油（此种办法在这场战争中首次在这里使用），纵火焚烧；烧焦的尸体后来被特尔纳街区的印刷厂救护队运出去了。当托伦就（公社的一个）这个调查团的报告向陆军部长勒夫洛提出质问时，“地主议员们”用叫喊声盖住他的发言，并且不让勒夫洛出来答复。谈起他们“光荣的”军队的业绩，就会是对这个军队的侮辱。梯也尔的公报在报道在木兰—萨克用刺刀杀死睡梦中的公社社员和在克拉马尔进行大批枪杀的消息时所用的轻率口气，甚至使不大敏感的伦敦“泰晤士报”也为之震惊。
三
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是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但是，封建领主的特权、地方的特权、城市和行会的专利以及各省的法规等这一切中世纪的垃圾阻碍了它的发展。十八世纪法国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些过去时代的垃圾都扫除干净，从而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国家政权也就随着愈益具有资本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的性质，具有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在每次标志着阶级斗争的一定进步的革命以后，国家政权的纯粹压迫性质就愈益公开地显露出来。1830年的革命把政权从地主手里夺来交给了资本家，也就是从离工人阶级较远的敌人手里夺来转交给了工人阶级的更为直接的敌人。资产阶级的共和党人以二月革命的名义夺取了国家政权，并且利用这个政权进行了六月屠杀。他们用这次屠杀向工人阶级证明，所谓“社会”共和国不外是用共和国来对他们实行社会奴役；同时又向资产阶级的大批保皇派和土地所有者阶级证明，他们可以安心让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去担负管理方面的操心事务和享受管理方面的金钱实惠。但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在建树了他们唯一的六月勋业以后，不得不从秩序党的前列退居后列；而秩序党是一个现在已经和生产者阶级公开对抗的占有者阶级中所有一切敌对党派组成的联盟。他们共同管理的最适当形式，原来是由路易·波拿巴任总统的议会制共和国。这是一种公开实行阶级恐怖和有意侮辱“贱民”的政体。在以往各个政府下面，统治阶级内部的纷争还使国家政权受到相当限制，而现在由于这个阶级的联合，这种限制已经消失了。由于存在无产阶级起义的威胁，联合起来的统治阶级已在残酷而无耻地利用国家政权作为资本对劳动作战的全国性武器。但是，统治阶级对生产者大众不断进行的十字军讨伐，使它一方面不得不赋予行政机关以愈来愈大的权力来镇压反抗，另一方面不得不逐渐剥夺它自己的议会制堡垒（国民议会）用以防范行政机关的一切手段。于是代表这个行政机关的路易·波拿巴就把统治阶级的代表们驱散了。第二帝国原是秩序党共和国的自然产物。
第二帝国声称它倚靠农民阶级，即倚靠没有直接卷入劳资斗争的广大生产者群众。它声称它以破坏议会制度，从而破坏政府对有产阶级的公开屈从状况而拯救了工人阶级。它声称它以支持有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经济统治而拯救了有产阶级。它还声称它已经把一切阶级团结到复活了的国家荣誉的幻想周围。事实上，帝国是在资产阶级已经丧失治国能力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这种能力时唯一可能的统治形式。全世界都欢迎这个帝国，认为它是社会救主。在它的统治下，资产阶级社会免除了各种政治牵挂，得到了甚至它自己也梦想不到的高度发展。工商业扩展到极大的规模；金融诈骗庆祝了自己纵横世界的欢乐；民众的贫困，在卑鄙无耻的骄奢淫佚的景象对照下，显得格外刺目。看来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实际上正是这个社会的莫大耻辱，是一切龌龊事物的温床。普鲁士本来渴望把这种统治制度的重心从巴黎移到柏林去，而它的刺刀却把这个国家政权的以及由这个政权拯救了的社会的全部腐朽性尽行揭穿了。帝国制度是那由新兴资产阶级社会作为摆脱封建制度的工具建立起来，尔后又由已经充分发展的资产阶级变成了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的国家政权的最淫贱和最后的形式。
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巴黎无产阶级用以欢迎二月革命的“社会共和国”口号，不过是表示了希望建立一种不仅应该消灭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应该消灭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的模糊意向。公社正是这种共和国的一定的形式。
原是旧政府权力的驻在地和中心，同时又是法国工人阶级的社会活动中心的巴黎，手执武器奋起反对了梯也尔及其“地主议会”要恢复和巩固帝国遗传下来的这个旧政府权力的企图。巴黎所以能够反抗，只是由于被围困使它摆脱了军队，建立了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必须使这件事实成为确定的制度，所以，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一向作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属于国家的全部创议权都已转归公社。
公社在废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种旧政府物质权力的工具以后，立刻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侣势力”，方法是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教士们应当重新过私人的清修生活，像他们的前辈即使徒们那样靠信徒的施舍过活。一切学校对人民免费开放，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这样，不但学校教育人人都能享受，而且科学也摆脱了阶级成见和政府权力的桎梏。
巴黎公社自然应当作为法国一切大工业中心的榜样。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和各个次要的中心确立起来，旧的中央集权政府就得也在外省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机关。在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清楚，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常备军在农村地区也应该由服役期限极短的国民军来代替。民族的统一不是应该破坏，相反地应该借助于公社制度组织起来，应该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压迫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另一方面，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
新的历史创举通常遭到的命运就是被误认为是对旧的、甚至已经过时的社会生活形式的抄袭，只要它们稍微与这些形式有点相似。于是这个摧毁现代国家政权的新公社，也就被误认为是在这个国家政权产生以前存在过并且后来构成这个国家政权基础的中世纪公社的复活。公社制度被误认为是企图用孟德斯鸠和吉伦特派所梦想的那种许多小邦的联盟，去代替在各个巨大民族那里虽然最初是用政治强力造成的，可是目前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强大因素的统一。公社与国家政权间的对抗状态被误认为是反对过分集权的古老斗争的扩大形式。公社制度将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仅仅这一点就会把法国的复兴向前推进了。法国外省城市的资产阶级以为公社是企图恢复它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曾经享有过、而在路易—拿破仑时代被乡村对城市的虚假统治所排除了的对乡村的统治。其实，公社制度会使农村生产者在精神上受各省主要城市的领导，保证他们能够得到城市工人做他们利益的天然代表者。公社的存在自然而然会带来地方自治，但这种地方自治已经不是用来对抗现在已被废弃的国家政权的东西了。
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项最大的开支，即常备军和官吏。公社存在本身就是对那至少在欧洲是阶级统治的通常累赘和必要伪装的君主制度的否定。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但是，无论廉价政府或“真正共和国”，都不是它的终极目的，而只是伴随它出现的一些现象。
人们对公社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以及公社代表各种不同的利益，证明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在本质上都是压迫性的。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制度就没有实现的可能，而是一个骗局。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的社会奴隶地位的永久不变状态同时并存。因此，公社应当应为根除阶级的存在所赖以维持、从而阶级统治的存在所赖以维持的那些经济基础的工具。劳动一被解放，大家都会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某一个阶级的属性了。
虽然近六十年来写过和讲过不少关于工人解放的话，可是只要工人们在什么地方断然当家做主，那些替两极即资本和雇佣奴隶劳动对立的现代社会辩护的人，立刻就弹起辩护的调子来反对他们。仿佛资本主义社会还处在童贞和白璧无瑕的状态！仿佛它的对立现象还没有发展，它的自欺欺人的妄想还没有被揭穿，它的淫乱的实况还没有尽行暴露！他们叫喊说，公社想消灭构成全部文明基础的所有权！是的，诸位先生，公社曾想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权。它曾想剥夺剥夺者。它曾想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工具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变成自由集体劳动的工具，以实现个人所有权。但这是共产主义，“不可能的”共产主义啊！然而，统治阶级中那些颇为聪明而能领悟到现存制度不能长存下去的人们，已在令人厌恶地、大声疾呼地鼓吹合作制生产。如果合作制生产不是作为一句空话或一种骗局，如果它要排除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制止资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那末，请问诸位先生，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吗？
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并没有想par décret du peuple〔靠人民的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的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工人阶级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满怀着完成这种使命的英勇决心，所以他们能用鄙视的微笑回答奴才报人的粗野谩骂，回答好心肠的资产阶级空谈家的训诫，这些资产阶级空谈家用先知者万无一失的口吻宣讲其不学无术的滥调和宗派主义的臆造。
当巴黎公社亲自领导起革命的时候，当普通工人第一次敢于侵犯自己的“天然尊长”的管理特权，在空前艰难的条件下虚心、诚恳而卓有成效地执行了这个工作，并且他们所得报酬的最高额，据科学界一位权威说，还不及伦敦国民教育局一个秘书所得最低薪额的五分之一的时候，——旧世界看见象征劳动共和国的红旗在市政厅上空飘扬，简直气得发疯了。
这终究是工人阶级被公认为能够发挥社会首倡作用的唯一阶级的第一次革命；这是除了富有的资本家以外的巴黎中等阶级的广大阶层——小贩、手工业者和商人也都一致公认的。公社英明地解决了一向是中等阶级内部纷争起因的债权利债务问题，因而拯救了这个阶级。
公社对农民说，“公社的胜利是他们的唯一希望”，这是完全正确的。从凡尔赛发出而由著名的欧洲报界雇佣文丐传遍全球的最骇人听闻的谎言，就是硬说“地主议员”代表法国农民。在法国农民的心目中，大土地所有者存在本身就是对他们1789年的胜利果实的侵犯。相反地，公社在最初发表的一篇宣言中就已经声明，战争的重担应当由真正的战争发动者负担。公社一定会使农民免除血税，一定会给他们一个廉价政府，一定会用他们自己选举出来并对他们负责的雇佣的公社官吏去代替现今吸吮他们血液的公证人、律师、法警和其他法庭吸血鬼。它一定会使他们免除乡警、宪兵和省长的专横压迫；它一定会用启发他们智慧的学校教师去代替麻痹他们头脑的教士。而法国农民首先是很会打算盘的。他们会发觉，给教士的款项如果不由税吏们强制征收，而只由各教区的居民依其信神程度自愿捐出，那将是完全合理的。这就是公社的统治——也只有这种统治——能够直接带给法国农民的重大益处。
既然公社是法国社会的一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也就是真正的国民政府，那末，由于它同时又是工人的政府，是争取劳动解放的勇敢战士，它就是十足国际性的。当着把法国两省归并给德国的普鲁士军队的面，公社把全世界的工人都归并到了法国方面。
公社则使一切外国人都能享有为不朽事业而牺牲的荣誉。资产阶级在因它叛变而招致失败的对外战争和因它阴谋勾结外国侵略者而挑起的国内战争之间的空隙中，乘机利用在法国全境对德国人进行警察迫害来表现了他们的爱国精神。公社则委任了一个德国工人担任自己的劳动部长。梯也尔、资产阶级和第二帝国都不断欺骗波兰人，口头上冠冕堂皇地对他们表示同情，实际上把他们出卖给俄国，并且干着俄国的肮脏勾当。公社则对波兰的英雄儿子表示尊敬，让他们领导巴黎的捍卫者。为了更鲜明地表明由公社自觉地开辟的历史新纪元，公社一方面当着普鲁士胜利者，而另一方面当着波拿巴将军率领的波拿巴军队，推倒了象征战争光荣的庞然巨物——旺多姆圆柱。
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就是它的工作。它所采取的某些措施，只能表明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属于这类措施的有：禁止面包工人做夜工；用违者严惩的手段禁止利用各种借口课收工人罚金来减低工资。另一个这一类的措施是把一切企业主已逃跑或已停业的工厂和作坊交给工人协作社，同时保证企业主有权获得补偿。
公社的那些很审慎温和的财政措施，只能适合于城市被围的情况。各大金融公司和建筑包工们在欧斯曼庇护下不知盗窃了巴黎多少财物，所以公社没收他们财产的理由，要比路易·波拿巴没收奥尔良王室财产的理由多得多。
凡尔赛政府稍微恢复了元气，便开始采取极残暴的措施对付公社；它在法国各地压制一切言论自由，甚至禁止召开大城市代表会议；它在凡尔赛和法国其他各地设置暗探，其规模远胜过第二帝国时代；它的宪兵检察官焚毁一切在巴黎出版的报纸，拆阅一切寄自巴黎和寄往巴黎的信件；在国民议会中，只要谁稍微想替巴黎说句话，就立刻有疯狂的呵叱声把他压下去。凡尔赛人不仅对巴黎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战争，而且还千方百计地在巴黎内部进行收买和阴谋活动。在这种情形下，公社若不愿可耻地背叛自己的使命，能像在太平盛世那样遵守自由主义的程式吗？如果公社政府的性质和梯也尔政府一样，那末巴黎方面就没有理由查封秩序党的报纸，而凡尔赛方面也没有理由查封公社的报纸了。
“地主议员们”宣称法国得救的唯一办法是回到教会的怀抱里去，而不信教的公社却揭露了毕克普斯女修道院和圣劳伦特教堂的秘密，这自然是使这些议员恼火的事情。公社并不像一切旧政府那样，自以为永远不会犯错误。公社公布了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它把自己的一切缺点都告诉民众。
公社简直是奇迹般地改变了巴黎的面貌！第二帝国的那个荒淫无度的巴黎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法国的京城不再是不列颠的大地主、爱尔兰的在外地主、美利坚的前奴隶主和暴发户、俄罗斯的前农奴主和瓦拉几亚的封建贵族麇集的场所。在陈尸场内一具尸首也没有了，夜间抢劫事件不发生了，偷窃现象也几乎绝迹了。
荡妇们已经跟着自己的庇护者，跟着那些保卫家庭、宗教、尤其是保卫财产的人一起逃光了。现在又由真正的巴黎妇女出现在最前列，她们和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妇女一样英勇、高尚和奋不顾身。努力劳动、用心思索、艰苦奋斗、流血牺牲而又精神奋发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创造使命的巴黎，几乎忘记了站在它城墙外面的食人生番，满腔热忱地一心致力于新社会的建设！
和巴黎这个新世界面对面相峙的是凡尔赛的旧世界。那里麇集着一切旧制度的食尸鬼，即渴望撕食人民尸体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以及甘做尾巴的陈腐共和派，他们以出席国民议会支持了奴隶主的叛乱。巴黎全是真理；凡尔赛全是谎言，而这种谎言是从梯也尔嘴里发出的。
梯也尔先生的巴黎并不是“贱民”的真正巴黎，而是幽灵的巴黎，francs-fileurs的巴黎，闲逛男女的巴黎，富人的、资本家的、花花公子的、游手好闲者的巴黎。这个巴黎带着它的奴仆、骗子、文丐、荡妇目前正麇集在凡尔赛、圣丹尼、吕埃伊和圣热尔门；这个巴黎认为内战不过是惬意消遣，它从望远镜中欣赏战斗的进行，计算放炮的次数，用自己的以及自己娼妇的名誉赌咒发誓说，这里演的戏要比圣马丁门剧场中的好得多。被打死者真的被打死了，伤者的呼声也不是假装的，而且在他们面前演着的这场戏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
这就是梯也尔先生的巴黎，正像科布伦茨城的亡命之徒是卡龙先生的法国一样。
四
奴隶主阴谋用普鲁士军队占领巴黎来征服巴黎的第一次企图，因俾斯麦的拒绝而没有得逞。3月18日实行的第二次企图，结果是军队溃败和政府逃往凡尔赛，接着，按照政府的命令，全部行政机关也停止工作，随之迁往凡尔赛。梯也尔假装同巴黎议和，借以争取时间准备和巴黎作战。在这次战争中，凡尔赛的警察必须监视凡尔赛的军队，而宪兵则必须站在最危险的岗位上，以便带引军队前进。陷落的堡垒不是夺来的，而是买通的。公社社员的英雄气概向梯也尔表明，要击破巴黎的抵抗，无论是他的战略才干或者是他所支配的军队，都不足以胜任。
凡尔赛没有接到过一封可以稍微使梯也尔和他的“地主议员们”感到振奋的表示拥护的呈文。相反地，从各方面派来的代表团和送来的呼吁书，都是用很不尊敬的口吻坚决要求同巴黎议和，而议和的基础是毫不含糊地承认共和国，确认公社实行的各种自由，解散任期已满的国民议会。梯也尔看到进攻巴黎没有希望，于是决定改变策略，指定在4月30日按照他强迫国民议会通过的新市政法在全国进行地方选举。他时而利用他那些省长所玩弄的阴谋手段，时而利用他那些警察机关所发出的威胁恫吓，满以为外省进行的选举定会赋予国民议会以它从未有过的道义力量，以为他定会从外省取得征服巴黎的物质力量。
梯也尔一开始就竭力想在进行他那受到他自己的公报赞扬的反对巴黎的强盗战争的同时，在他的部长们企图在全法国建立恐怖统治的同时，演出一出议和的小滑稽剧。这出滑稽剧要达到几个目的：蒙蔽外省视听，把巴黎中等阶级分子拉到梯也尔方面来，并且主要是使国民议会中的冒牌共和党人能借自己对梯也尔的信任来掩盖他们叛卖巴黎的行为。
实际上，他用共和国的名义镇压了里昂和马赛的革命，而他的“地主议员们”在凡尔赛只要一听到“共和国”这个词就狂吠起来。做出这番勋业之后，他就把“既成事实”降低成假定的事实。奥尔良王室子弟原是他为慎重起见从波尔多打发走的，现在他们已被准许明目张胆地违犯法律，在德勒搞阴谋活动了。
每当资产阶级制度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子的时候，这种制度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真正的凶残面目。那时，这种文明和这种正义就是赤裸裸的野蛮行为和无法无天的报复行为。财富占有者和财富生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中的每一次新危机，都愈益明显地证明这一事实。
要想找到与梯也尔和他那些嗜血豺狼的行为多少相像的东西，就必须回到苏拉和两届罗马三执政的时代去。同样是冷酷无情地大批杀人；同样是不分男女老幼地屠杀；同样是拷打俘虏；同样是残酷迫害，不过这一次是迫害整个阶级；同样是野蛮地追究隐藏起来的领袖，使他们无一幸免；同样是纷纷告发政治仇敌和私敌；同样是任意摧残根本和斗争无关的人们。不同处只在于罗马人没有多管炮来整批整批地击毙俘虏，他们没有“手持法律”，没有口喊“文明”罢了。
这个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社会，每次取得血腥的胜利时，都要发出受到世界各处响应的毁谤的狂吠，来淹没它的受害者即为争取美好的新社会而英勇牺牲的战士们的喊声。工人们的平静的巴黎，公社的巴黎，突然被这批维护“秩序”的嗜血恶狗们变成了一个魔窟。这场骇人听闻的变化在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的意识中证明什么呢？不过是证明公社搞了一次反对文明社会的阴谋！巴黎人民满腔热血地为公社牺牲生命，自古以来没有一次战斗有这么多人自我牺牲。这证明什么呢？不过是证明这个公社不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而是一小撮罪犯用暴力夺取的政权！巴黎妇女在街垒里和刑场上都是视死如归。这证明什么呢？不过是证明公社的邪恶魔鬼把她们变成麦格拉和赫加特！公社在实行绝对统治的两个月内采取的温和态度，只能同它进行保卫时表现的英勇精神相比拟。这证明什么呢？不过是证明公社在两个月内用温和态度和人道精神遮盖了它那恶魔般的嗜血本性，好让这种嗜血本性能在临死挣扎时随意发泄！
工人的巴黎在英勇地自我牺牲时，也曾把一些房屋和纪念碑付之一炬。既然无产阶级的奴役者们要把无产阶级千刀万剐，那他们就休想凯旋回到完好无损的住宅里去。凡尔赛政府叫喊道：“放火啦！”同时向它的远及穷乡僻壤的走卒们低声下达这样一个口号：“把我的一切敌人都当做一般放火犯来搜杀”。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看见在战斗结束后进行的大屠杀，心里感到高兴，而看到人们“亵渎”砖瓦和灰泥却愤怒万分！
在这场现代最可怕的战争结束以后，战胜的军队和战胜的军队联合起来共同残酷杀害无产阶级。这个前所未闻的事件，并不是像俾斯麦所想的那样，证明正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新社会遭到了彻底失败，而是证明资产阶级旧社会已经完全腐朽了。旧社会还能创造的最高英雄伟绩不过是民族战争，而这种战争现在表明是政府玩弄的十足的欺骗勾当，这种欺骗勾当的唯一目的不过是要推迟阶级斗争，当阶级斗争变成内战的熊熊火焰时，这种欺骗勾当也就被抛在一边了。阶级的统治已经不能拿民族的外衣来掩盖了；在反对无产阶级时，各民族政府是一致的！
在1871年的圣灵降临节以后，法国工人和他们的劳动产品的占有者之间，已经既不能有什么和平，也不能有什么停战了。雇佣兵痞的铁腕可能暂时把这两个阶级都压服一下。但是，它们之间的斗争定会一次又一次地爆发，并且规模愈来愈大，所以归根到底谁将取得胜利——是少数占有者还是绝大多数劳动者将取得胜利，那是毫无疑义的。而法国工人阶级不过是整个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罢了。
欧洲各国政府在巴黎面前表明了阶级统治的国际性质，而现在它们却向全世界大喊大叫，说这一切灾难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工人协会，即在于反对全世界资本阴谋的国际劳动组织。
满脑子警察气味的资产阶级，自然要把国际工人协会看做一种秘密阴谋团体，其中央机构不时命令在各国举行暴动。实际上，我们的协会只是文明世界各国先进工人之间的国际纽带。阶级斗争无论在何处、以何种形式、在何种条件下表现出来，自然总是由我们协会的会员站在最前列。产生这个协会的土壤就是现代社会本身。无论屠杀多少人，都不能把这个协会铲除。要铲除它，各国政府首先必须铲除资本对劳动的专横统治，即铲除它们自身的寄生性生存的条件。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杀害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评论：《法兰西内战》最初于1871年6月13日前后在伦敦用英文印成三十五页的小册子发表，印数一千份。原文是英文。《法兰西内战》是马克思对巴黎公社进行科学总结而形成的包含着丰富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著作。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学说，特别是借鉴巴黎公社的新经验进一步推进和深化了必须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这部科学社会主义著作在无产阶级运动史和国际共运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和价值。恩格斯称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对巴黎公社经验的总结展现了“惊人的才能”，列宁称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最高成就”。同时，这部著作是国际工人协会致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的宣言。
全文分成四个部分和两个附录。在第一部分中，马克思指出，在整个法国都在为巴黎公社宣布成立而欢呼时，市政厅已经被资产阶级掌控。但因为无产阶级的领导们都被囚禁在监狱里，并且普法战争一触即发，因此只能容忍资产阶级掌握政权。马克思在此揭露了资产阶级掌权后的真实面目。马克思指出，当面临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之间要作出选择时，资产阶级政府毫无疑问会使自己成为卖国贼。二月革命爆发后，梯也尔内阁组成，梯也尔成为议会制共和国的首脑。马克思指出，议会制共和国是一种无名的空位王朝。在这个王朝中，统治阶级所有争权夺利的派系暗中互相勾结起来压制人民。代替基佐的梯也尔参加第二帝国的可耻勾当，挑唆对普战争。这是梯也尔对财富的贪得无厌的本质体现。马克思指出，梯也尔是玩弄政治小骗局的专家，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在失势时他就鼓吹革命，而掌握大权时就背叛革命。
在第二部分中，马克思指出，反革命阴谋实现的障碍是巴黎的武装，因此阴谋分子想方设法要解除巴黎的武装。他们以武器是国家财产为由要求巴黎交出武器。事实上，解除巴黎武装只是为了解除革命武装，但由革命产生的共和国已经得到了各方承认，因此如果没有巴黎工人革命，合法的波尔多国民议会及其行政当局就会让位给1869年由法国人统治但后来被革命解散的立法团。马克思指出，梯也尔企图通过发动内战来夺取国民自卫军的武器，但最终没有得逞，并且也只有少部分人响应他的号召。此外，3月18日的工人革命完全掌握了巴黎，但无产阶级的革命并没有发生暴行，只是抓住反革命的两个将军。马克思指出了3月18日工人革命胜利的意义，它意味着人民报复的时刻已经迫近。但中央委员会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没有把内战继续下去，没有一举消灭梯也尔及其“地主议会”的阴谋。马克思揭露梯也尔向巴黎进攻背后大肆虐待屠杀的景象，被俘的巴黎人受到残酷虐待，常备团士兵被一律就地枪杀。梯也尔不仅授予发布枪毙常备军士兵通令的维努亚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而且在国民议会的会议上大谈屠杀事件的令人兴奋的细节。这些都揭露了梯也尔反动的本质。
在第三部分中，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是不可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的。因为，虽然18世纪法国革命扫清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的最后障碍，但替代的资产阶级上层建筑掌握政权并没有改变纯粹压迫性质，只是把政权从地主手里夺来转交给了工人阶级更为直接的敌人。此外，现代工业使资本和工人阶级更为对立，国家政权也越来越具有进行社会奴役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这些可以从“二月革命”以及“六月屠杀”得到清楚的认识。马克思揭露第二帝国充当统治者的本质，它声称拯救了工人阶级，但事实上，工人在帝国中随着工商业的扩展显得更贫困。马克思指出这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实际上正是这个社会的莫大耻辱，是一切龌龊事物的温床。可以说，由新兴资产阶级建立起来的帝国制度已经变成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马克思对作为帝国直接对立物的公社进行了具体介绍。公社是由各区代表组成的，代表基本由工人担当，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对选民负责，可以随时撤换。公社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它废除常备军和警察，摧毁帝国精神压迫的工具，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一切学校对人民免费开放，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马克思指出，巴黎公社是法国一切大工业中心的榜样。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和各个次要的中心确立起来，旧的中央集权政府就得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机关。此外，民族统一应该借助公社制度组织起来，而不是分裂民族统一。普选制应该在公社里体现为人民服务的性质。马克思分析评论了公社这个新的历史创举遭到误解的种种情形，阐明了公社的真正性质。公社被误认为是对旧的、过时的社会生活形式的抄袭，被误认为是中世纪公社的复活，被误认为是孟德斯鸠和吉伦特派的那种小邦联盟，公社与国家政权间的对抗状态被误认为是反对过分集权的古老斗争的扩大形式。马克思指出，公社制度把国家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此外，公社取消常备军和官史，实现了真正的廉价政府职责。马克思指出，人们对公社的种种理解以及公社代表各种不同的利益证明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它的真正秘密在于它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解放劳动的政府。但公社的宣言却被那些替资产阶级和雇佣奴隶劳动进行辩护的现代社会辩护人歪曲和反对，他们声称公社是在消灭构成全部文明基础的所有权。对此，马克思指出，公社正是要消灭生产资料资产阶级所有权制度，消灭剥夺者。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阶级意识已经觉醒，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知道要实现自身解放必须要经过长期的斗争。巴黎公社领导的革命是公认的工人阶级发挥了社会首倡作用的唯一阶级的第一次革命。中等阶级靠拢工人，意识到帝国对他们的压迫，他们站到了公社的旗帜下面，并且反驳梯也尔的污蔑，保卫公社，但马克思认为，中等阶级是否经得住考验还需要时间。对于农民来说，公社则是他们的唯一希望。马克思指出，公社能够直接带给法国农民益处，免除血税，提供一个廉价政府。总的来说，马克思指出公社是法国社会的一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也是真正的国民政府，并具有国际性。马克思从经济、政治等层面继续分析公社和帝国的不同，同时还揭露帝国对公社的种种破坏和诋毁，表明公社给巴黎带来了变化，给人民带来光明和希望。例如在经济方面，公社实行的是人民管理制，禁止面包工做夜工，禁止克扣工人工资；采用审慎温和的财政措施，没收各大金融公司的财产。马克思指出，公社奇迹般地改变了巴黎的面貌，巴黎不再是大地主、前奴隶主、贵族的场所，公社是真理，梯也尔的议会制共和国全是谎言。
在第四部分中，马克思揭露了梯也尔试图通过军事等手段进攻巴黎与公社作战的阴谋。对此，马克思指出，公社已向梯也尔表明，要击破巴黎的抵抗，无论他的战略才干或者是他所支配的军队，都不足以胜任。因为，梯也尔用共和国的名义镇压里昂和马赛的革命，并试图让巴黎代表承认他的政府才是最好的共和国，但选举对梯也尔政府并不利，马克思指出，不仅当选者极少，而且国民议会也没有得到物质援助。马克思揭露了梯也尔政府真正的凶残面目，它不仅赤裸裸地进行报复，而且在战事结束后还大肆杀戮。梯也尔政府的凶残行为就如公元前一世纪在古罗马的社会政治斗争尖锐化时期在罗马奴隶主共和国发生危机的不同阶段上出现的血腥迫害和恐怖局面一样，不同的是，梯也尔政府迫害的是整个阶级。马克思讽刺地指出，罗马人和梯也尔的不同在于他们没有现代火炮武器整批整批地击毙俘虏，他们没有“手持法律”，没有口喊“文明”。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政府对无产阶级的巴黎屠杀，无非是要证明公社是反文明的，公社不是人民自己的政府，是邪恶的魔鬼，最终目的是要消灭国际工人协会。但正如马克思指出，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作为新社会的先驱永远受敬仰，为此牺牲的先烈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而那些杀人的刽子手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永远不得解脱。
6月8日 《给“派尔-麦尔新闻”编辑的信》【略】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评论：少见马克思思想内容，故略。
6月12日 《总委员会关于茹尔·法夫尔的通告的声明》: 1871年6月6日，茹尔·法夫尔向欧洲各国发出了一个通告，号召它们对国际工人协会进行斗争，直到把国际消灭。为了评价这个文件，只要举出几件事实就够了。
为了解释我们的原则，他就引证“它 〈国际〉 在1869年3月25日发的传单”。但是他实际上引证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并非国际的团体的传单。当他还是一个颇为年轻的律师的时候，为了替被卡贝控以诽谤罪的巴黎“国民报”辩护，他就施展过这种伎俩。当时他硬说他宣读的是卡贝著的小册子中的一些摘录，实际上他宣读的是他自己加进去的一些话。这一欺骗行为在法庭审判时被揭发出来了，要不是卡贝的宽容，茹尔·法夫尔就要受到开除出巴黎律师公会的惩罚。茹尔·法夫尔用来作为国际文件引证的一切文件，没有一件是国际的文件。
茹尔·法夫尔在他这个仿佛有一部分也是反对帝国的通告中，从头到尾都只是重复波拿巴检察官所捏造的警察言论来反对国际，这些言论甚至在帝国自己的法庭上就已被驳倒了。
大家知道，国防总委员会在关于前次战争的两篇宣言中（去年7月和9月发表的），揭露了普鲁士对法国的侵略计划。后来，茹尔·法夫尔的私人秘书雷特兰热尔先生曾向总委员会的若干委员请求——自然是徒劳无益——由总委员会发动游行示威来反对俾斯麦，以支持国防政府；同时特别请求他们不要提到共和国。由于预期茹尔·法夫尔将到伦敦来，游行示威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好了（无疑是本着最善良的愿望），然而这是违背总委员会的意愿的，因为总委员会在9月9日的宣言中曾明确地警告过巴黎工人要防范茹尔·法夫尔和他的同僚。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评论：与恩格斯合写。载于1871年6月13日《泰晤士报》第27088号、1871年6月17日《东邮报》第142期、1871年6月18日《国际报》第127号、1871年6月21日《人民国家报》第50号以及国际的其他机关报。原文是英文。1871年6月6日，茹尔·法夫尔向欧洲各国政府发出了反对国际的通告，通告呼吁它们一致组织起来迫害国际工人协会。1871年6月11日在总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了关于这个通告的问题，委员会批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起草的声明。在这篇声明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茹尔·法夫尔不仅把国际工人协会成立的时间弄错，而且在解释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时也弄错了。茹尔·法夫尔的通告本质上是重复波拿巴检察官所捏造的警察言论来反对国际。
6月20日左右 《总委员会给“泰晤士报”编辑部的声明》：贵报将“巴黎报”以及诸如此类报纸所公布的纯系凡尔赛警察捏造的假巴黎宣言同我们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混为一谈。
总委员会在它的宣言中根本没有引证“政治短评”中的任何东西，只是提到了一位作者（他是一位著名的和受人敬重的法国学者）关于参加这次巴黎革命的国际会员的个人品质所作的证明。这同“前皇帝”，同被他拯救的社会有什么关系呢？协会的“纲领”根本不是像贵报所说的那样，即在“七年前”由托伦和奥哲尔两位先生“准备的”。它是由1864年9月28日在朗—爱克街圣马丁堂的公开大会上选出的临时委员会通过的。托伦先生从来不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在草拟这个纲领时他根本不在伦敦。
贵报断言，“米里哀尔”是“最残酷的公社委员之一”。但是米里哀尔从来不是公社委员。
阿西从来不是国际的会员，至于“协会主席”一职，早在1867年就被撤销了。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评论：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0年第1版第13卷第2部。原文是英文。马克思在这篇声明中指出，《泰晤士报》把资产阶级机关报报道的法国警察捏造的假巴黎宣言与国际工人协会公布的“法兰西内战”宣言混为一谈。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从来没有引证过“政治短评”里的任何东西。《泰晤士报》报道说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是由托伦和奥哲尔在七年前准备的也纯粹是捏造。米里哀尔一直都不是公社委员，阿西也一直都不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
6月20日左右 《总委员会给“旗帜报”编辑部的信》：您在关于国际的社论（6月19日）中写道：
“在不久前为保卫公社而发表的两个宣言（伦敦的和巴黎的）中，巴黎组织的宣言具有更真实更坦率的优点。”
对您不幸的是，“巴黎”宣言不是我们在巴黎的组织发表的，而是“凡尔赛的警察”发表的。
您断言：
“伦敦的国际分子同他们的巴黎弟兄同样热烈地主张 ‘旧社会应当被摧毁，也将被摧毁’。他们把焚毁公共建筑物和枪毙人质说成是 ‘消灭社会的巨大努力’，这次的努力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将再接再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协会总委员会请您确切地指出，我们宣言的哪一页、哪一行有您强加给我们的那些话！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评论：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0年第1版第13卷第2部。原文是英文。马克思在这封信中指出，《旗帜报》发表的评论提到的“巴黎”宣言事实上并不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巴黎的组织发表的，而是“凡尔赛的警察”发表的。此外，马克思声讨《旗帜报》把国际工人协会没有发表过的话强加给国际工人协会。
6月26日 《致“每日新闻”编辑》：由30人以上组成的总委员会，当然不可能自己直接草拟它的文件。它不得不将这一工作委托给委员会的这个或那个委员，而自己保留有否决文件或修改文件的权利。我写的“法兰西内战”这一宣言曾由国际总委员会一致通过，因而它是表达总委员会观点的正式文件。至于对茹尔·法夫尔之流的个人指责，则是另一回事。在这个问题上，总委员会的绝大多数只得信赖我的正直。所以我支持一位总委员会委员的建议，要约翰·黑尔斯先生在他给侯里欧克先生的回信中说明我是宣言的作者。对这些指责，只由我一个个人承担责任，我在此建议茹尔·法夫尔之流向法院控诉我诬蔑他们。
法国的petite presse〔下流报纸〕为警察服务，捏造最卑鄙的谣言诽谤公社社员——被枪杀的、被俘的或是隐藏起来的公社社员，英国报纸虽然表面上轻视petite presse，但是迄今还在重复这种诽谤，请问鲁埃林·戴维斯先生，这两种报纸哪一种更坏？例如，正是在英国，而不是在法国，可以压制像戴维·乌尔卡尔特先生这样的人在整整四分之一世纪内对已故的帕麦斯顿勋爵所提出的如此严厉的指责，要知道，在这件事上，有失体面的不是法国人。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评论：载于1871年7月1日《东邮报》第144期和1871年6月27日《每日新闻》（被任意删节）。原文是英文。马克思这封《致“每日新闻”编辑》的信是针对《每日新闻》刊登了工联主义者本·鲁克拉夫特和乔·侯里欧克诽谤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进行回应而写的。他们公开表示反对马克思的观点，并以此宣布退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马克思在这篇致《每日新闻》编辑的信中指出，《法兰西内战》宣言是他写的，并且得到了总委员会的一致通过，它是代表总委员会观点的正式文件。
6月30日 《致“新自由报”编辑弗里德兰德》：维也纳“新闻报”刊载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晚会”的小品文，署名是缩写字母W。在这篇小品文里我很荣幸地被作者提到。据W说，他曾在赫尔岑家的晚会上遇见我。他甚至记得我在那里的讲话。
我是坚决反对赫尔岑的人，一直避免和他见面，因此有生以来从没有见过这个人。
我怀疑，具有如此丰富的想像力的W是否到过伦敦。“大理石的楼梯”，此地是只有宫廷里才有的，W却甚至在赫尔岑的“小宅第”里看到了。
我在此建议这位不甘心让“巴黎报”及诸如此类的警察报纸专美于前的W说出自己的姓名来。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评论：载于1871年7月4日《新自由报》第2462号。原文是德文。《新闻报》（《新闻报》是奥地利资产阶级自由派日报，从1848年至1896年在维也纳出版；在1861—1862年，当该报基于反波拿巴立场时，发表过马克思的文章和通讯）刊载的一篇题为《社会主义晚会》的小品文，作者称在赫尔岑家的晚会上遇见过马克思，马克思指出这是虚假的，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赫尔岑，并且马克思是坚决反对赫尔岑的。
6月30日 《致“派尔-麦尔新闻”编辑格林伍德》【略】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评论：少见马克思思想内容，故略。
7月11日 《致“晨报”编辑》【略】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评论：少见马克思思想内容，故略。
7月11日 《美国驻巴黎大使华施贝恩先生》：协会总委员会认为有责任把有关美国大使华施贝恩先生在法国国内战争时期的行为的材料印发给你们。
下列声明是罗伯特·里德先生发表的，他是苏格兰人，在巴黎住了十七年，在国内战争时期曾任伦敦“每日电讯”和“纽约先驱报”的记者。应该顺便指出，“每日电讯”为了凡尔赛政府的利益，竟把里德先生寄给该报的那些简短的电讯报道也歪曲了。
目前正在英国的里德先生准备以affidavit的形式来证实他的声明。
“警报声混杂着大炮的轰隆声，整夜不息。无法安睡。我在想，欧美的代表们在哪里呢？他们岂能眼看着无辜鲜血汇流成河而不设法调解一下吗？想到这里，我再也不能平静下来，我知道华施贝恩先生住在城里，于是决定马上去见他。当我动身去华施贝恩先生官邸，穿过爱丽舍园街的时候，途中碰到许多救护马车，满载着伤兵和垂死的人。炮弹在凯旋门周围爆炸，梯也尔的一长串牺牲者名单上又加上了许多无辜者。
到了歇奥街95号，我就问看门人，去见美国大使怎么走法，于是我被领到二楼。在巴黎，楼梯或你的住宅所在的那层楼几乎可以一丝不差地说明你的财产状况和社会地位；这是一种社会气压表。在窗户面向大街的第一层楼的住宅里，可以找到侯爵，而在窗户面向院子的第五层楼上，可以看到贫寒的工匠；把他们隔开的楼梯说明了他们之间存在的社会鸿沟。我在上楼的时候，没有看见穿红色便服和长筒线袜的健壮的仆人。
走进秘书的房间时，我问华施贝恩先生在不在。秘书通报了我的来访，于是我被领去见他。他懒洋洋地坐在安乐椅上读着报。我以为他会站起来，但他继续坐在那里，没有放下报纸。在一个人们通常是彬彬有礼的国家里，这种行为是极不礼貌的。
我对华施贝恩先生说，要是我们不设法进行调解，那从我们方面说来，是不人道的。无论如何，我们有义务试一试；而且这样做的时机似乎特别有利，因为当时普鲁士人坚决要求凡尔赛对问题作最终解决。美英共同施加影响将大大有利于和平。
华施贝恩先生回答说：‘巴黎人都是些暴徒，让他们放下武器吧！’我反驳说，国民自卫军有拿起武器的合法权利，但是问题不在这里。当人道精神被侮辱的时候，文明世界有权利干预，所以我请求您在这件事上同莱昂斯勋爵合作。华施贝恩先生说：‘这些凡尔赛人什么也不愿意听。’我说：‘如果他们拒绝，那他们将负道义上的责任。’华施贝恩先生说：‘我并不这样认为。在这方面我什么也不能做。你最好还是亲自去见莱昂斯勋爵吧。’
我们的会见就这样结束了。我大失所望地离开了华施贝恩先生。我发现他是一位无礼而傲慢的人，完全没有民主共和国的代表所应有的兄弟感情。当考莱勋爵任我国驻法国代表时，我曾有幸同他交谈过两次。他那坦白而亲切的态度，同这位美国大使冷冰冰的、傲慢的、摹仿贵族式的语调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我同时也劝莱昂斯勋爵，为了人道，英国有责任尽力促进和解，因为我相信，只要不列颠政府不愿受到一切人道者的咒骂，它就不能对像克拉马尔车站和木兰—萨克的大屠杀那样的兽行漠然视之，更不用说讷伊的惨状了。莱昂斯勋爵通过他的秘书爱德华·马利特先生口头回答我说，他已把我的信送交政府了，并且今后也愿意转交我对这个问题的任何其他有关报道。当时情况对于进行调解特别有利，只要我国政府那时施加自己的影响，就不至于发生巴黎的大屠杀。如果不列颠政府不履行自己的义务，无论如何这不是莱昂斯勋爵的过错。
我们还是回过来谈华施贝恩先生吧。5月24日，星期三早晨，我路过卡普勤林荫道；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我回过头去，看见是霍萨特博士，他站在华施贝恩先生旁边，华施贝恩先生当时坐在敞篷马车上，周围围了一大群美国人。寒暄之后，我就同霍萨特博士谈起来了。话题很快就转到周围发生的可怕事件；华施贝恩先生带着相信自己正确的神情，对我说道：‘凡是公社社员和一切同情公社的人，都要枪毙。’唉，我知道，他们杀害老人和小孩，只因为这些人的全部罪状就在于同情公社，但我没有料想到会从华施贝恩先生嘴里半正式地听到这一点；然而，当他重复这一句残忍的话时，他还有时间去救大主教哩。”
二
“5月24日，华施贝恩先生的秘书出席了在第十一区区政府召开的公社会议，他带来了普鲁士人关于在下列条件下调解凡尔赛人同公社社员之间的纷争的建议：
停止军事行动；
公社和国民议会双方都进行改选；
凡尔赛军队撤离巴黎，驻扎在防御工事及其周围；
国民自卫军继续守卫巴黎；
凡过去或现在在公社军队中服役的人，不应受到任何惩处。
公社在非常会议上接受了这些建议，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即必须给法国两个月的期限，以便准备制宪议会的普选。
同美国大使馆的秘书还举行了第二次会面。公社在5月25日早晨的会议上，决定派五名公民——其中包括韦莫雷尔、德勒克吕兹和阿尔诺德——作为全权代表，前往文森，根据华施贝恩先生的秘书的通知，普鲁士代表就在那里。但是，到了文森城门口，国民自卫军的哨兵不准这个代表团过去。由于同美国大使馆的那位秘书又举行了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会面，公民阿尔诺德才从他那里得到了通行证，于5月26日前往圣丹尼，但是他在那里……也没有受到普鲁士人的接待。
美国的这种干预的结果（这种干预使人相信普鲁士人会恢复中立态度，相信他们有意充当交战双方的调解人），是防线在最紧要的关头瘫痪了两天。虽然为了使这次谈判能严守秘密，曾经采取了预防措施，但是国民自卫军的士兵们很快就知道了这次谈判，他们完全相信普鲁士的中立态度，跑到了普鲁士阵线方面去，当了俘虏。大家都知道，普鲁士人如何卑鄙地利用了这种轻信行为；有一部分逃跑的被他们的哨兵枪杀了，而被俘的则引渡给凡尔赛政府。
在整个国内战争期间，华施贝恩先生一直不断地通过他的秘书要公社相信，他是热烈同情公社的，似乎只是由于他的外交官身分才使他不便公开表示这种同情，并且要公社相信，他是坚决谴责凡尔赛政府的。”
第二个声明是巴黎公社的一位委员写的，他也像里德先生一样，准备在必要时以affidavit的形式来证实这个声明。
为了全面地评价华施贝恩先生的行为，必须把里德先生和巴黎公社委员的这两份指出同一计谋的两个方面的声明联系起来看。一方面华施贝恩先生对里德先生说，公社社员都是名副其实的“暴徒”；另一方面他又要公社相信他同情公社的事业，相信他看不起凡尔赛政府。就在5月24日这同一天，他一方面当着霍萨特博士和许多美国人的面，对里德先生说，不仅公社社员，甚至连一般同情公社社员的人都将无条件地被处死；另一方面他又通过他的秘书通知公社，不仅公社委员，而且连公社军队的全体战士都能保全生命。
亲爱的公民们，我们请你们把这些事实告诉美国的工人阶级，要他们来决定，华施贝恩先生是否是美利坚共和国的合适代表。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评论：1871年7月13日左右印成传单，并载于1871年7—9月国际的许多机关报。原文是英文。这篇《美国驻巴黎大使华施贝恩先生》是马克思起草的总委员会致纽约国际工人协会美国各支部中央委员会的宣言。这篇宣言的目的在于揭露美国大使华施贝恩在法国内战期间的行为。马克思引用了罗伯特·里德的声明和巴黎公社奥·赛拉叶的声明。两篇声明呈现了华施贝恩关于公社的两种绝然相反的态度，在法国政府面前，华施贝恩表明要处死全部公社社员；而在公社面前则表示自己同情公社，反对法国政府对公社的行为。马克思指出，罗伯特·里德和奥·赛拉叶的关于华施贝恩行为的声明是全面评价华施贝恩行为不可缺少的事实材料，而且这两个声明都是真实的，是准备在必要时可以以宣誓的形式来证实的。国际总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于7月7日讨论了关于华施贝恩对公社的破坏活动问题，并通过了马克思宣读的宣言。这篇宣言在登载时，由左尔格和纽约委员会的其他委员写了阐明公社真正意义的前言。前言指出华施贝恩是靠社会养活的寄生大家族的代表；纽约委员会号召工人们不要相信卖身投靠的资产阶级报纸发表的、出自工人阶级敌人之手的报道。梯也尔政府为了阻挠对华施贝恩的揭露，通过自己的爪牙采取措施，禁止报刊登载总委员会的宣言。
7月13日 《致“旗帜报”编辑》【略】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评论：少见马克思思想内容，故略。
8月7日 《给“泰晤士报”编辑部的附函》【略】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评论：少见马克思思想内容，故略。
8月17日 《致“国际报”编辑》【略】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评论：少见马克思思想内容，故略。
8月19日 《致“舆论”周报编辑》：我不仅要求您在贵报立刻发表随信附上的答复，而且坚决要求您在贵报刊登过诽谤言论的同一地方刊登详尽而彻底的辟谣声明。
如果我不得不对贵报诉诸法律，我将感到非常遗憾。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评论：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1年第1版第24卷。原文是英文。马克思在这封私人信件中语气强硬地表示，希望《舆论》周报尽快刊登对马克思和国际工人协会诽谤的辟谣声明，否则将采取法律手段。《舆论》周报在同年8月26日发表了这封私人信件附的公开信，并刊载了一条道歉声明。
8月19日 《致“舆论”周报编辑》：今日出版的贵报上，您从俾斯麦的臭名昭著的“国民报”评载了对国际工人协会的极端恶毒的诽谤言论。其中有这样的话：
“卡尔·马克思说：‘资本用工人的精力和生命做生意’，可是这位新救主本人，并不比这好多少。他拿了工人靠自己的劳动从资本家那里挣来的钱，而他慷慨地付给工人作为交换品的则是可能将在一千年以后才存在的国家这样一张支票。向我们证明社会主义鼓动家们卑鄙地出卖灵魂的是些多么富有教益的事实，他们多么无耻地滥用交托给他们的钱财，他们是怎样指着鼻子互相责骂啊！所有这些，我们从他们党的代表大会和机关刊物上知道得很多了。这是个可怕的充满污秽的火山，里面喷射出来的不可能是比巴黎公社更好的东西。”
为了答复“国民报”的那些出卖灵魂的下流文人，我想只说一点就够了：我从来没有向英国的或任何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要过或领取过一文钱。
除总书记领取每周10先令的工资外，国际总委员会的所有委员都是无报酬地工作的。总委员会每年向全协会代表大会提出的财务报告，向来都得到一致批准，从来没有引起过任何争议。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评论：载于1871年8月26日《舆论》周报第518期。原文是英文。1871年8月19日，《舆论》周报从《国民报》评载了一篇毁谤国际工人协会的文章，文章宣称马克思和国际工人协会拿工人的钱。同日，马克思给《舆论》周报的编辑写信，澄清自己从未要过或领过英国或其他任何国家的工人阶级的钱，同时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所有委员也都是无报酬地工作的。而总委员会每年向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提出的财务报告，也都没有任何争议的地方。
8月24日 《致“高卢人报”编辑》【略】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评论：少见马克思思想内容，故略。
8月25日 《给“太阳报”编辑德纳的信》：我已经给“纽约先驱报”寄去一份声明，表示我对该报记者硬加在我身上的那些胡言乱语和十足的谎言完全不负任何责任。我不知道“纽约先驱报”是否刊登了这篇声明。
流亡到伦敦来的公社社员的人数日益增多，而我们援助他们的资金日渐减少，因此，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处境十分凄惨。我们准备号召美国人给以援助。
为了使您对法兰西在République Thiers〔梯也尔共和国〕统治下的情况有所了解，我应当把我自己的几个女儿的遭遇告诉您。
我的二女儿劳拉嫁给了医师拉法格先生。在公社时期，拉法格担任国际波尔多支部的书记，因此曾作为该支部的代表被派往巴黎。为了熟悉当地的情况，他在巴黎逗留了六天。在整个这段时期，波尔多的警察并没有打扰他。大约在5月中，我的两个尚未出嫁的女儿到波尔多去，从那里与拉法格一家人前往离西班牙边境不远的、比利牛斯山区的巴涅尔-德-吕雄。吕雄是病人和beau monde〔上流社会〕的疗养地，因此它不太可能成为进行政治阴谋的地方。何况我的女儿拉法格夫人又遭到了不幸——她失去了自己的孩子；这时，就在埋葬了孩子以后不久，是谁在8月的第二个星期出现在他们的家里呢？是大名鼎鼎的凯腊特里，人人都知道他在墨西哥战争时期所干的卑鄙事情，都知道他在普法战争时期充当的暧昧角色，此人起初是巴黎警察局长，后来是soi-disant〔所谓的〕布列塔尼的总司令，现在又当上了上加龙省的省长；与他同时出现的还有土鲁斯的总检察官德尔佩克先生。陪同这一对可尊敬的先生前去的是一些宪兵。
有人在头一天晚上预先通知了拉法格，他立刻就越过了西班牙国境；他在波尔多的时候就已经为自己准备了一张西班牙的护照。
虽然他的父母都是法国人，但是他是在古巴诞生的，因此可算作西班牙人。我的女儿们的住宅遭到了搜查，她们本人曾被République Thiers〔梯也尔共和国〕的这两位握有大权的代表严厉地反复盘诘。她们的罪名是带去了革命的通讯。这种通讯只不过是她们写给母亲的几封信，其内容对于法国政府说来当然是不愉快的；此外就是几份伦敦报纸！宪兵对她们的房子守卫了几乎一个星期。我的女儿们必须答应在做好动身的一切必要准备后立即离开法国，因为她们住在法国就是一种危险；然而与此同时，她们发现自己处于受警察haute surveillance〔崇高监视〕的地位。凯腊特里和德尔佩克满以为我的女儿们没有护照，但是幸而她们都带有完好的英国护照。否则也会无耻地对待她们，就像对待德勒克吕兹的妹妹以及法国的其他一些妇女一样，这些人同她们是一样无辜的。现在她们尚未回来，可能在等待拉法格的消息。
与此同时，巴黎的报纸却开始散布令人难以置信的谎言。梯也尔的巴黎机关报“法兰西报”对吕雄事件虚伪地大事渲染，说拉法格先生可以不遭受任何危险，平安无事地返回法国，而这时法国政府却在请求西班牙政府把拉法格当做巴黎公社的委员（!）逮捕起来，其实他从未参加过公社，而且作为波尔多的居民也不可能参加公社。果然拉法格被捕了，最初由宪兵押送到巴尔瓦斯特罗，在那里的市监狱里度过了一夜，然后又被押送到韦斯卡，韦斯卡的省督根据西班牙内务大臣的电报命令，应当把他送到马德里去。据8月23日的“每日新闻”报道，他最后被释放了。
在吕雄发生的一切以及那些报纸的做法，只不过是梯也尔这帮先生们妄想对我即国际总委员会关于内战的宣言的作者进行报复的可怜企图而已。在他们的报复和我的女儿之间有一张英国护照，是啊，梯也尔先生在对待强大的外国时是多么胆小，而对他本国的手无寸铁的同胞却是那样不择手段。
至于克吕泽烈，我不以为他是一个叛徒，不过，当然，他承担了他没有足够毅力去完成的事情，因而给公社带来了很大的危害。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评论：载于1871年9月9日《太阳报》。原文是英文。1871年7月6日《太阳报》的编辑查理·德纳曾给马克思写过信，马克思在同年8月25日给德纳回复了《给“太阳报”编辑德纳的信》，这封信后被德纳于同年9月9日公开发表在《太阳报》上。信中马克思公布了二女儿劳拉和女婿保·拉法格在法国和西班牙遭遇到的迫害，并指出巴黎的报纸歪曲家人受迫害的情况，把马克思三个女儿编造成他的三个兄弟。马克思在信中澄清了这些不实的谣言，指出这些谣言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想对马克思本人和国际总委员会进行的报复。
8月29日 《公社和达尔布瓦大主教》：先生：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中有一处说：“杀死大主教达尔布瓦的真正凶手是梯也尔。”这句话招致了伦敦报界一片义愤的呼声。
从此处所附愿宣誓证实自己的声明的欧仁·丰德维先生写给阿西先生在凡尔赛军事法庭的律师比果先生的信中，您可以看出，大主教本人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实际上是同我一样的。当《宣言》发表时，我还没有获悉丰德维先生同达尔布瓦先生的谈话，但是大主教同梯也尔先生的通信已经表露了他对法国行政权首脑的善意的奇怪预感。现在还有一个情况已经是毫无疑问，即公社政府到处决人质时已不存在了，因此不应再认为它对这一事件负有责任。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评论：载于1871年9月2日《观察家》报。原文是英文和法文。这是马克思1871年8月29日针对其著作《法兰西内战》的一处诽谤，给《观察家》报编辑写的一封信。马克思给《观察家》报编辑写这封信，是因为《法兰西内战》发表以后，在英国资产阶级报刊掀起了一系列诽谤运动，也是他在报刊上出面捍卫巴黎公社的许多次行动中的一次。
8月30日 《致“真理报”编辑》：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总书记约翰·黑尔斯先生今天在“每日新闻”上得悉，勒诺先生将一篇号召法国农民放火烧毁世界上所有一切砦堡以及诸如此类东西的宣言妄加于国际。
我亟希望通过贵报告诉法国公众：在法国政府军进入巴黎以后，所有用国际名义在巴黎刊印发表的宣言，无一例外，全是捏造。
我不仅以个人名誉担保这一声明，而且愿意在英国法官面前立誓（《the affidavit》）做出相应的声明。
我有根据认为，这种卑鄙的捏造甚至不是直接出自警察机关，而是出自某位B先生之手。此人同那些被“旗帜报”（托利党报纸）最近称作“名誉可疑的报刊”的巴黎报刊之一有联系。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评论：载于1871年9月3日《夜晚报》第862号以及其他资产阶级报纸；并载于1871年9月10日《国际报》第139号和1871年9月13日《人民国家报》第74号。原文是法文。《每日新闻》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该文号召法国农民放火烧毁世界上一切砦堡，并将此类言论都妄加于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1871年8月30日致信《真理报》的编辑，指出上述言论与国际无关，强调在法国政府军进入巴黎之后，巴黎打着国际工人协会的名号发布的所有宣言均属捏造。马克思希望让法国公众了解事情真相。
9月4日 《致“旗帜晚报”编辑》: 9月2日贵报载有贵报驻柏林记者的“译自 ‘科伦日报’一篇关于国际的有趣文章”。这篇文章指责我靠工人阶级生活。在贵报记者那篇通讯所标明的日期8月30日以前，“科伦日报”上没有这样一篇文章，因此贵报记者根本不可能根据这份报纸来翻译这篇文章。实际上，这里所说的这篇文章在两个多星期以前就在柏林“国民报”上登出了，而与贵报记者的译文一字不差的英文译文于8月19日就登载在伦敦的“舆论”周报上。但随后出版的一期“舆论”已经刊登了我对这种诽谤的驳斥，现在我要求您务必在日内出版的贵报上刊登这项驳斥声明，现将该声明副本一份附上。普鲁士政府用尽一切手段竭力通过英国报刊散布这种卑劣的诽谤言论，是有其原因的。这篇文章不过是政府将对国际实行迫害的先兆而已。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评论：载于1871年9月6日《旗帜晚报》。原文是英文。1871年9月2日《旗帜晚报》刊登了一篇诽谤马克思依靠工人阶级生活的文章，马克思对这篇文章的出处和内容都进行了驳斥。马克思要求《旗帜晚报》的编辑务必在日内出版驳斥自己靠工人阶级生活的诽谤的声明，同时指出普鲁士政府是想通过散布这些诽谤而达到迫害国际工人协会的目的。
9月5日 《就伦敦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给总委员会的建议》【略】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评论：少见马克思思想内容，故略。
9月9日左右 《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的初步草案》【略】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评论：少见马克思思想内容，故略。
9月9日 《恩格斯记录本中的1871年9月9日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
小委员会会议
马克思提议：朗德克是否仍然属于国际的问题与总委员会毫不相干，让他去找伦敦的法国国际会员解决。国际会员在巴黎受审时朗德克丧失气节，保证今后不再同国际有任何联系。但是这样的问题不能由总委员会来决定。
莫特斯赫德附议。
一致通过。
代表会议。马克思：代表会议不是由各支部的代表而是由各国的代表组成，代表们是在特殊情况下来同总委员会商讨问题的，因此代表会议同代表大会有很大区别，职权也很不相同。此点一定不要忘记。第一个问题将是：（1）钱的问题，会费没有按规定缴纳。代表会议无权改变章程，但能够执行章程，因此第一个提案就是，支部在被接纳入会之前要交会费。
荣克附议。
一致通过。
马克思：（2）（国际遭到禁止的各国，应提出自己的计划，允许它们使用其他名称，但不许成立秘密团体。）
埃卡留斯附议。
一致通过。
马克思：（3）指定几名委员起草准备提交代表会议的总委员会两年工作报告。
照例通过。
荣克提议，埃卡留斯附议，指定马克思起草报告。
马克思：（4）执行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中央委员会改称为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等等、等等。
赛拉叶附议。
一致通过。
马克思：（5）会后起草致各国政府的答复。
恩格斯附议。
一致通过。
[马克思]:（6）设有经常性组织的国家要定期提出有关地方支部和联合会征收会费情况的报告。
这一条由马克思自己撤销了。
马克思：（7）凡总委员会派出的代表均有权出席联合会委员会和地方支部的会议并在会上发表意见。
赛拉叶附议。
一致通过。
马克思：（8）总委员会应颁布新版《章程》以及标准的法文和德文译本，并列印出；而所有其他各国的译本，在印行之前须经总委员会批准。
荣克附议。
一致通过。
莫特斯赫德：要求代表会议责成总委员会执行章程中关于对工人阶级进行普遍统计的第五条以及日内瓦代表大会关于同一问题的决议。为进行这一工作，可做如下决议：工会等组织，凡拒绝提供所要求之材料者，在罢工时总委员会将不给予援助。
麦克唐奈附议。
一致通过！
马克思：小委员会星期一晚八时在马克思住处开会。
通过。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评论：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70—1871》1965年莫斯科版。这是马克思1871年9月9日在第一国际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记录。恩格斯用英文记录。
9月11日 《恩格斯记录本中的1871年9月11日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
小委员会会议
马克思提议，龙格附议：为避免任何误解，要求总委员会在代表会议开幕时宣布，代表会议只不过是根据特殊情况的需要而举行的各国代表的会议，其任务是同总委员会一起商讨和决定一些组织措施。
黑尔斯提议，龙格附议：总委员会应建议成立英国联合会委员会。
旋又撤销，准备明天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
马克思提议，荣克附议，建议成立女工支部。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评论：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936年莫斯科版。这是马克思1871年9月11日在第一国际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记录。恩格斯用英文记录。
9月17日至23日
1871年9月17日至23日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
一
关于总委员会的成员
代表会议建议总委员会对委员人数的增添加以限制，并且在增添委员时不要过多地拣选一个民族的公民。
二
关于各国委员会等组织的名称
1.按照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的决定，设有国际经常性组织的各国的中央委员会，今后应定名为联合会委员会，冠以各该国的国名；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仍用总委员会名称。
2.所有地方分部、支部、小组及其委员会，今后一律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分部、支部、小组和委员会，冠以该地地名。
3.因此，所有分部、支部和小组，今后不得再用宗派名称，如实证论派，互助主义派，集体主义派，共产主义派等等，或者用“宣传支部”以及诸如此类的名称成立妄想执行与协会共同目标不符的特殊任务的分立主义组织。
4.但是，决定的第1、2两条，不适用于附属国际的各工会。
三
关于总委员会的代表
由总委员会任命执行特殊任务的一切代表，均有权出席联合会委员会、区域和地方的委员会以及支部的一切会议并发表意见，但没有表决权。
四
关于向总委员会缴纳数额为每个会员一便士的会费
1.总委员会应印发每张值一辨士的会费券，每年向各联合会委员会按要求数量供应这种会费券。
2.联合会委员会向各地方委员会，在没有地方委员会时，则向各支部按其会员人数寄发会费券。
3.这种会费券应粘贴在会员证或协会每个会员均须持有的章程的专页上。
4.每年3月1日，各国联合会委员会均应将与所用会费券价值相符的金额寄给总委员会，并交回剩余的会费券。
5.这些印明个人会费金额的会费券，须注明当年日期。
五
关于成立女工支部
代表会议建议在工人阶级当中成立妇女支部。但是，不言而喻，这项决议绝不应妨碍由男女工人混合组成的旧支部的存在和新支部的建立。
六
关于对工人阶级的普遍统计
1.代表会议提议总委员会将最初的章程中涉及对工人阶级进行普遍统计的第五条以及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就这一问题所做的决议付诸实施。
2.每个地方支部均应任命一个专门的统计委员会，以便随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答复本国联合会委员会或总委员会可能向它提出的问题。鉴于统计委员会书记的工作将给工人阶级带来共同利益，因此建议所有支部对统计委员会书记均支付薪金。
3.每年8月1日，联合会委员会应将在本国收集的材料寄往总委员会，总委员会则应根据这些材料写成总报告，提交每年9月间举行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
4.应将拒绝提供所需材料的国际的工会和支部通知总委员会，总委员会将对此采取相应措施。
七
关于工会的国际联系
提议总委员会照旧赞助各国工会要求同所有其他国家的相应工会建立联系的日益增强的愿望。总委员会作为沟通各国工会之间联系的国际机构，它的工作的成效，将主要取决于各团体对国际进行的劳动普遍统计所给予的协助。提议所有国家的工会理事会将自己的地址通知总委员会。
八
关于农民
1.代表会议提议总委员会和联合会委员会在下次代表大会前提出报告，说明通过什么方法使农民加入工业无产阶级的运动。
2.同时提议联合会委员会派宣传鼓动员前往农业地区，以便组织公开集会，宣传国际的原则和建立农村支部。
九
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
鉴于：
章程的导言中说：“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1864年）宣称：“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的。他们不仅不会赞助劳动解放的事业，而且恰恰相反，会继续在它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 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
洛桑代表大会（1867年）曾通过如下决议：“工人的社会解放同他们的政治解放是不可分割的”；
总委员会就公民投票（1870年）前夕臆造的国际法国支部会员密谋事件发表的声明中说：“按本会章程的精神，本会在英国、在欧洲大陆和在美国的所有支部的专门任务，毫无疑问是不仅要成为工人阶级斗争的组织中心，而且要支持上述各国的任何一种有助于达到我们的最终目标——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的政治运动”;
最初的章程的歪曲了的译文给曲解章程提供了凭据，这种曲解已给国际工人协会的发展和活动带来危害；
肆无忌惮的反动势力正在残酷地镇压工人的一切争取解放的尝试，并竭力用暴力来保存阶级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有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鉴于：
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
工人阶级由于经济斗争而已经达到的本身力量的团结，同样应当成为它在反对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资本家的政权的斗争中的杠杆，——
代表会议提请国际会员们注意，
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它的经济运动是和政治行动密切联系着的。
十
关于国际经常性组织受到政府阻挠的国家的总决议
在因政府阻挠而现时无法设立国际经常性组织的国家内，协会及其地方性团体可以进行改组，改用各种其他名称；但是，无论现在和今后，成立任何真正的秘密团体都是绝不许可的。
十一
关于法国的决议
1.代表会议坚信：一切迫害只能使国际的拥护者加倍振作，并且组织支部的工作即使不是用建立大中心的方法，至少在小工厂和通过自己的代表彼此建立联系的小工厂的联合会内，将继续进行。
2.根据这一点，代表会议提议所有支部坚持在法国继续宣传我们的原则，并把国际的一切出版物和章程尽量运入自己国内。
十二
关于英国的决议
代表会议提议总委员会号召伦敦的英国支部成立伦敦联合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得到外地支部和参加国际的团体公认后，即由总委员会承认为英国联合会委员会。
十三
代表会议的特别决议
1.代表会议同意把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增补为总委员会委员。
2.代表会议声明，德国工人在普法战争期间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3.代表会议对西班牙联合会的会员就国际组织的情况提出报告表示兄弟般的感谢。这个报告再次证明了他们对我们的共同事业的忠诚。
4.总委员会应立即发表声明，表明国际工人协会与所谓恰也夫阴谋完全无关，恰也夫是用欺骗方法僭取了国际的名义。
十四
关于给公民吴亭的委托
请公民吴亭根据俄文报纸的材料在“平等报”上发表关于涅恰也夫审判案的简短报道。该报道必须在发表前先呈交总委员会。
十五
关于应届代表大会的召开
代表会议授权总委员会确定——根据事态的发展——应届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的时间和地点。
十六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鉴于：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已经宣布解散（见1871年8月10日从日内瓦给总委员会的信，签署人为同盟书记、公民尼·茹柯夫斯基）；
代表会议在9月18日的会议（见本通告第二项）上决定，国际现有的一切组织，今后应按共同章程的精神和文字，一律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分部、支部、联合会等等，并冠以该地地名；
因此，现有的支部和团体，今后不得再用宗派名称，如实证论派、互助主义派、集体主义派、共产主义派等等，或者用宣传支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以及诸如此类的名称成立旨在执行与协会共同目标不符的特殊任务的分立主义组织；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今后应以此精神解释和运用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的第五条，即“总委员会有权接受或不接受新的支部和小组”，等等，——
代表会议宣布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问题已获解决。
十七
关于瑞士罗曼语区的分裂
1.宣布汝拉各支部的联合会委员会对代表会议的权限问题所提出的各种反对意见是站不住脚的。（这只是第1条的简要叙述，该条全文将在日内瓦的“平等报”上刊出。）
2.代表会议批准总委员会1870年6月29日的决议。
同时，鉴于目前国际受到的迫害，代表会议号召发扬团结一致的精神，这种精神应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能使工人阶级受到鼓舞；代表会议建议汝拉各支部的全体正直工人重新加入罗曼语区联合会的各个支部；
如果这种联合不能实现，代表会议决定请分裂出去的汝拉各支部定名为“汝拉联合会”；
代表会议预先声明，如果国际的任何机关报效法“进步报”和“团结报”，在它们的篇幅内当着资产阶级公众讨论那些只应在地方委员会和联合会委员会以及总委员会的会议上、或者在联合会代表大会或全协会代表大会讨论组织问题的秘密会议上予以讨论的问题，那末总委员会今后有责任一概予以公开揭露和拒绝承认。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评论：与恩格斯合写。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71年9—10月拟定、校订和准备付印。1871年11—12月分别用英文、德文和法文印成小册子，并在国际各机关报上发表。原文是英文。伦敦代表会议决议大部分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并由他们在代表会议上提出的。许多决议都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拟的决议的初步草案以及他们在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为基础；因此，代表会议其他代表所提出的许多决议案也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场。在这篇决议中，马克思、恩格斯分别就关于总委员会的成员、关于各国委员会等组织的名称、关于总委员会的代表、关于向总委员会缴纳数额为每个会员一便士的会费、关于成立女工支部、关于对工人阶级的普遍统计、关于工会的国际联系、关于农民、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关于国际经常性组织受到政府阻挠的国家的总决议、关于法国的决议、关于英国的决议、代表会议的特别决议、关于给公民吴亭的委托、关于应届代表大会的召开、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关于瑞士罗曼语区的分裂等十七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9月18日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活动。1871年9月18日在代表会议一个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记录》：从日内瓦成立了由巴枯宁和其他人创建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时起，争论就开始了。在第二个通知中，提出解散同盟、提供关于同盟成员及其支部数目的材料作为接受他们加入国际的条件。这些条件始终未得到履行；事实上同盟始终未解散，而是一直保留着特殊的组织。日内瓦支部的机关报“平等报”在1869年12月11日指责总委员会，说总委员会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未答复报上的文章。总委员会表示不同意这一指责，它认为，参与报上的论战不在它的职责范围之内，但是它准备答复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要求和申诉。这个通告曾下达各个支部；它们全都赞同总委员会的做法。瑞士委员会谴责了“平等报”，同该报编辑部决裂了。编辑部的成员有所更换，从那时候起，“进步报”，后来是“团结报”成了同盟的信徒们的机关报。以后，在洛克尔举行了代表大会，会上双方即罗曼语区联合会和汝拉联合会（同盟）公开分裂了。总委员会静待情况的发展；它只是不允许新的委员会作为罗曼语区委员会与已有的罗曼语区委员会同时出现。违背我们的章程、鼓吹放弃任何政治行动的吉约姆，在战争一爆发时就发表了一项呼吁书，盗用国际名义要求建立一支军队去援助法国，从而同我们的章程更加抵触了。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评论：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936年版。原文是法文。1871年9月18日，马克思在审查巴枯宁派在瑞士罗曼语区国际支部进行分裂活动的委员会会议中，作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同盟的活动的发言。在发言中指出，总委员会不同意日内瓦支部的机关报《平等报》对总委员会的指责，同时批评了罗曼语区国际支部进行的分裂活动，认为这与国际的章程是相抵触的。
9月23日 《致“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出版者》：兹寄上我的女儿燕妮关于她和她的两个妹妹在逗留巴涅尔—德—吕雄（比利牛斯山区）期间遭到法国政府迫害的一篇简要的报道，供贵刊登载，如果你们认为它能引起贵刊读者的兴趣。我以为这段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对梯也尔共和国具有特征意义。
关于我逝世的消息，是巴黎的一家波拿巴派报纸“自由未来报”编造的。
从星期日起在伦敦举行国际工人协会的秘密代表会议。它将在今天闭会。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评论：载于1871年10月21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23期（总第75期）。原文是英文。马克思在《致“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出版者》的信中指出，燕妮和两个妹妹在巴涅尔—德—吕雄期间遭到法国政府迫害，还澄清所谓自己“逝世”的虚假消息，是《自由未来报》编造的。
9月25日 《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1871年9月25日在伦敦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的报道》：关于国际，卡·马克思说道，它的努力至今所以获得巨大的成就，是由于国际会员们本身所不能支配的情况。国际的建立本身，也是这种情况造成的结果，而绝不是由于国际参加者的努力。建立国际不是某几个能干的政治活动家的事；世界上所有的政治活动家都不能创造出使国际获得成就所必需的那种局面和条件。国际没有提出任何特殊的信念的象征。它的任务就是把劳动的力量组织起来，在工人运动的各种不同表现形式之间建立联系并把它们联合起来。促使国际获得这样巨大发展的情况，是由于全世界劳动人民遭受到日益加剧的压迫。国际获得成就的秘密就在于此。最近几个星期的事件，不可辩驳地证明，工人阶级必须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国际所遭到的各国政府的迫害，同古罗马时代第一批基督徒所遭到的迫害很相似。古罗马时代的迫害没有挽救了帝国，而今天对国际的迫害也挽救不了现存制度。
国际的独特之点就在于它是工人们自己为自己建立起来的。在国际成立以前，工人阶级所有的各种组织，都是统治阶级当中的激进分子为它建立起来的社团，而国际则是工人们为自己建立起来的。英国的宪章运动是在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赞同和协助下发起的；固然，假如这一运动获得成功，那只会对工人阶级有利。英国是唯一的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工人阶级的发展程度和组织程度，足能使这个阶级利用普选权来真正地为本身谋利益。
二月革命是一部分资产阶级所支持的反对执政党的运动。二月革命给予工人阶级的仅仅是些诺言，它以统治阶级的另一批人代替了统治阶级的这一批人。六月起义是反对整个统治阶级的，其中也包括统治阶级中的最激进的部分。在1848年让一些新人物上台执政的工人们本能地感觉到，他们不过是用一批压迫者代替了另一批压迫者，感觉到自己被出卖了。
在过去发生的一切运动当中，最近的和最伟大的运动是巴黎公社。巴黎公社就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关于这一点不可能有任何异议。对巴黎公社有过很多不正确的理解。公社未能建立起阶级统治的新形式。通过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生产者的办法消灭现存的压迫条件，从而迫使每一个体力适合于工作的人为保证自己的生存而工作，这样，我们就会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的基础。但是，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国际的任务就是把工人阶级的力量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斗争。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评论：载于1871年10月15日《世界报》。原文是英文。1871年9月25日是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七周年的纪念日，马克思在纪念活动的特别集会上发表讲话。《世界报》对集会情况进行了报道，并转述了马克讲话的相关内容。在讲话中，马克思指出国际工人协会获得成就的秘密在于全世界劳动人民受到的压迫日益加剧，国际的特征就在于它是工人自己为自己建立起来的。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给出了高度评价，认为它是过去发展的一切运动中最近的和最伟大的运动。马克思还强调了无产阶级军队的重要性，认为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取自身解放的权利，而国际的任务就是将工人阶级组织和联合起来，用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去进行对抗和斗争。
9月26日 《伦敦代表会议关于瑞士罗曼语区的分裂的决议》：关于分裂：第一条反对意见：
“只有按通常程序召开的全协会代表大会，才有权对罗曼语区联合会内发生分裂这一如此严重的问题作出判断。”
在属于一个全国性组织的团体或支部之间、或各全国性组织之间发生纠纷时，总委员会有权解决这些纠纷，但是，它们保留有向应届代表大会进行申诉的权利，由应届代表大会做出最后决定（见巴塞尔代表大会决议第七条）；
按巴塞尔代表大会决议第六条，总委员会也有权将任何支部暂时开除出国际，听候应届代表大会裁决；
总委员会的这些权利曾得到分裂出去的汝拉各支部的联合会委员会的承认（当然只是在理论上），因为公民罗班不止一次地代表该委员会请求总委员会对这个问题做出最后决定（见总委员会记录）；
即使代表会议不享有全协会代表大会所具有的权利，但至少也具有比总委员会更大的权利；
实际上正是分裂出去的汝拉各支部的联合会委员会，而不是罗曼语区联合会的联合会委员会，通过公民罗班要求召开代表会议就这次分裂做出最后决定（见1871年7月25日总委员会记录）；
因此，代表会议不接受第一条反对意见。
第二条反对意见：
“对一个联合会不给以进行辩解的机会而予以谴责，是与最起码的公道相抵触的……今天（1871年9月4日）我们间接地知道，9月17日将在伦敦召开非常代表会议……总委员会本来应该将此事通知所有地方组织；我们不清楚为什么总委员会却对我们保持缄默。”
汝拉各支部的委员会有权在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对总委员会的决定提出申诉，但它无权漠视总委员会的决定；
因而，在总委员会看来，汝拉支部委员会从法律上说是不存在的，公民荣克也就没有权利承认它，直接邀请它派代表参加代表会议；
汝拉支部委员会对于以总委员会名义提出的问题未给予公民荣克任何答复；自从公民罗班成为总委员会委员时起，上述委员会的声明书总是通过公民罗班转交总委员会，而从来不通过瑞士通讯书记；
公民罗班代表上述委员会起初请求总委员会，后来由于遭到总委员会的拒绝，又请求代表会议将分裂问题提出讨论；因此，总委员会和它的瑞士通讯书记完全有理由认为，公民罗班会通知他的通讯者们关于召开他们本人所力争召开的代表会议一事；
代表会议选出的调查瑞士纠纷的委员会听取了公民罗班的证词；双方提交总委员会的全部文件均已转交这个委员会；不能设想上述委员会只是在9月4日才知道要召开代表会议一事，因为它在8月就已向公民M建议，请他作为自己的代表参加代表会议；
因此，代表会议不接受第二条反对意见。
第三条反对意见：
“取消我们联合会的权利的决定，会对国际在我国的存在造成极有害的后果。”
任何人也没有提出要取消上述联合会的权利，
代表会议不接受这条反对意见。
鉴于目前国际受到的迫害，代表会议号召发扬团结一致的精神，这种精神应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能使工人阶级受到鼓舞；
代表会议建议汝拉各支部的全体正直工人重新加入罗曼语区联合会的各个支部。
如果这种联合不能实现，代表会议决定请分裂出去的汝拉各支部定名为“汝拉联合会”。
代表会议预先声明：如果自称为国际机关报的任何报刊效法“进步报”和“团结报”，在它们的篇幅内当着资产阶级公众讨论那些只应在地方委员会和联合会委员会以及总委员会的会议上、或者在联合会代表大会或全协会代表大会讨论组织问题的秘密会议上予以讨论的问题，那末总委员会今后有责任一概予以公开揭露和拒绝承认。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评论：载于1871年10月21日《平等报》第20号。原文是法文。1871年9月21日，马克思在伦敦代表会议上提出了《伦敦代表会议关于瑞士罗曼语区的分裂的决议》。决议表示，代表会议不接受三条反对意见，强调总委员会有权解决团体或支部之间的纠纷，并号召发扬团结一致的精神。决议保留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名称，承认该委员会作为瑞士罗曼语区国际各支部中的领导机关的地位。
10月14日 《总委员会关于涅恰也夫盗用国际名义的声明》：涅恰也夫从来不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或代表；
他声称他创建了布鲁塞尔的国际支部并受布鲁塞尔支部委托前往日内瓦，他的这种说法是谎言；
涅恰也夫是为了欺骗和牺牲俄国人而盗用国际工人协会的名义。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评论：载于1871年11月1日《人民国家报》第88号，1871年11月3日《玫瑰小报》第306号、1871年11月5日《平等报》第21号。原文是英文。1869年，涅恰也夫在与巴枯宁取得联系后，利用巴枯宁给他的“欧洲革命者联盟”代表的资格，冒充国际工人协会的代表，在俄国多城市宣传和鼓吹无政府主义思想，并开展成立“人民惩治会”的组织活动。马克思受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委托，根据伦敦代表会议的决定撰写了这篇声明。声明否认了涅恰也夫的国际工人协会会员或代表资格，强调他所从事的密谋组织的活动与国际工人协会无关。
10月17日 《总委员会关于1871年法国人支部章程的决议》：总委员会批准1871年法国人支部的章程，但须作如下的修改：
一、第二条应删除“说明其生活来源”一语，只说：“凡欲被接受为支部成员者，必须提供行为端正的保证”等等。
二、（1）鉴于共同章程第四条规定：《The Congress elects the member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with power to add to their number》（“代表大会选举总委员会委员，并授予总委员会增加新委员的权利”），因此，共同章程承认选举总委员会委员的方式只有两个：或者由代表大会选举，或者由总委员会加聘；因而1871年法国人支部章程第十一条中“将派一个或几个代表参加总委员会”一语，是和共同章程相抵触的，共同章程没有给予任何分部、支部、小组或联合会以派代表参加总委员会的权利；
组织条例第十二条规定：“每一个支部均有权根据当地条件和本国法律的特点制订自己的地方性章程和条例，但其内容不得与共同章程有任何抵触。”鉴于前述各点，
总委员会不能批准1871年法国人支部章程中的前述条款。
（2）确实曾建议伦敦的各个支部派代表参加总委员会，而总委员会为了不违反共同章程，一向采取如下做法：
首先，它规定每一个支部派代表参加总委员会的名额，并保留有根据这些代表能否胜任他们所应负担的全面领导职务来决定接受或不接受这些代表的权利。这些代表之成为总委员会委员，不是由于他们是自己支部派出的代表，而是由于根据共同章程，总委员会有权加聘新的委员。
如果把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选举程序同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选举混为一谈，那是非常错误的，后者甚至不是一个像布鲁塞尔联合会委员会和马德里联合会委员会那样的由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全国委员会。由于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只是由巴黎各支部的代表组成的，这些支部的代表就完全可以凭限权代表委托书参加这样一个委员会，在其中维护本支部的利益。相反地，总委员会的选举程序是由共同章程规定的，它的成员除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所规定的委托书外，不能接受任何其他限权代表委托书。
（3）总委员会准备按照共同章程规定的、伦敦其他支部均无异议的条件，接受1871年法国人支部的两名代表参加总委员会。
三、1871年法国人支部章程第十一条中有这样一款：
“支部的每个成员必须作为本支部的代表参加总委员会。”
这个条款如果照字面来解释，是能够被接受的，因为它只是说，1871年法国人支部的成员不能作为任何其他支部的代表参加总委员会。但是如果注意到在它前面的条款，那末上述条款的含义就只能是完全改变总委员会的选举程序，并且违背共同章程第三条的规定而把总委员会变成伦敦各支部代表的会议，在这个会议里整个国际工人协会的影响将为各地方组织的影响所代替。
1871年法国人支部章程第十一条的上述条款的这种含义完全得到了证实，因为这个条款规定必须在支部成员的身分和总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之间作出选择。
有鉴于此，总委员会不能批准上述条款，因为它与共同章程相抵触，它剥夺总委员会为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利益而自由补充自己成员的权利。
四、总委员会相信，1871年法国人支部会了解所建议的修改的必要性，并毫不犹豫地使自己的地方性章程符合于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的文字和精神，从而避免发生任何分歧。在目前条件下，任何分歧都只能阻碍国际工人协会的发展。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评论：此文是由马克思撰写的，在1871年10月17日会议上讨论通过，经总委员会一致批准。原文是法文。决议指出，法国人支部的章程在生活来源和支部代表身份等内容上存在问题，需作出适当修改。法国人支部章程应删除或修改与共同章程相抵触的内容，以此避免发生分歧，保证国际工人协会的有序发展。
10月24日 《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
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
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
为达到这个伟大目标所做的一切努力至今没有收到效果，是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不够团结，由于各国工人阶级彼此间缺乏亲密的联合；
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
目前欧洲各个最发达的工业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新高涨，在鼓起新的希望的同时，也郑重地警告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要求立刻把各个仍然分散的运动联合起来；
鉴于上述理由，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
协会宣布：
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此间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或民族；
协会认为：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评论：此文是马克思为第一国际起草的重要纲领性文件，最初文本是马克思1864年10月用英语写作完成的，后被马克思和拉法格翻译成法文。章程阐明了国际工人协会创立的缘由，明确指出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的伟大目标，劳动解放是所有国家的社会问题，国际工人协会正是以促进各国合作、联络各国工人团体为主要目的。章程还强调，真理、正义和道德是联合的基础，权利与义务相统一。
11月初 《关于流亡的公社社员状况的札记》：在公社被镇压时有四百六十名（外国人）被捕。他们在囚犯船上呆了五个月。由于缺乏犯罪构成，案件就了结了。
在纽黑文登陆，船上没有饮食。释放时衣不蔽体，身无分文。他们被告知，可以找各自的领事解决困难。
从纽黑文到伦敦的路程一部分是步行的。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评论：这是马克思1871年11月对流亡的巴黎公社社员的悲惨状况用法文撰写的札记。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文件和材料》1972年莫斯科版。
11月7日
总委员会关于1871年法国人支部的决议草案
总委员会决议
1871年11月7日会议通过
一、预先的说明。
总委员会认为，1871年法国人支部提出的关于共同章程中有关总委员会成员的条款应做根本改变的观点，同它所应当讨论的问题毫不相干。
至于这个支部对总委员会的辱骂，则将由各国的委员会和联合会委员会来做出正确的判断。
总委员会仅仅指出：
从巴塞尔代表大会（它是在1869年9月6日至11日举行的）以来，还不到三年，而上述该支部别有用心地硬说已过三年。
总委员会当然可以考虑某人过去是工人团体的主席，但是这决不能作为这个人“有权”被总委员会接纳并在总委员会代表“革命力量”的论据。如果是那样，总委员会就应当接纳曾经是巴黎首饰匠协会主席和伦敦的法国人支部书记的古斯达夫·杜朗先生为委员。何况，总委员会委员应当代表的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而不是这个或那个团体的意见和利益。
二、1871年法国人支部在10月31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对10月17日决议提出的异议。
总委员会在其10月17日决议的第一条里指明，往往“没有生活来源完全可以作为行为端正的保证”。总委员会认为，支部可以不必重复这一点，不必说“流亡者以自己的贫穷这个最可信的见证使自己免受任何怀疑”。
对于“罢工基金会”是罢工工人的“生活来源”的说法，首先可以这样反驳：这种“基金会”常常是虚构的。
其次，英国官方的调查表明，大多数英国工人——一般说来他们的境遇比他们在大陆上的弟兄们好一些——有时由于罢工和失业、有时由于工资的不足和拖欠或由于其他原因，而不得不经常去典当、借债，也就是说去找那些非采取不能容许的干预公民私人生活的办法就不能被证实的“生活来源”。
有鉴于此，
（一）总委员会保持它在1871年10月17日做出的决议完全有效。
（二）如果本决议在11月21日总委员会开会以前不为支部所接受，则各个通讯书记将把1871年法国人支部章程、该支部代表在10月17日会议上向总委员会递交的委托书、总委员会10月17日的决议、1871年法国人支部在10月31日会议上向总委员会所做的答复以及11月7日总委员会的最后决议分发给各国联合会委员会，在没有联合会委员会的国家则发给地方组织。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评论：原文是法文。由于法国人支部对1871年10月17日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会议决议提出了异议，并对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进行了辱骂。11月7日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针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由马克思写下决议案。决议强调，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员代表的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而非某些个别团体的利益，并坚持10月17日会议作出的决议是有效的。此决议案受到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批准。
11月17日 《声明》：本人，卡尔·马克思，现住密多塞克斯郡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1号，作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德国书记，郑重而诚恳地声明以下各点：
1.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1870年9月初还在不伦瑞克，该党从来没有申请过作为协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或支部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2.因此也从来没有接纳它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3.上述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许多党员根据本人申请被吸收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个人会员。
4.本声明是根据不伦瑞克商业家威廉·白拉克的请求发表的，他本人是国际工人协会会员。
我发表这项郑重的声明，真诚地认为它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已故国王威廉四世陛下在位第五年和第六年议会会议所制定并通过的关于取消本届会议一项法令的法令条例，被取消的这项法令的名称是：更有效地废除各国家主管部门采用的各种宣誓而代之以发表声明和更彻底地废除自愿的和非司法的宣誓和宣誓声明，以及采取其他措施废除不必要的宣誓。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评论：这是马克思1871年11月17日在伦敦西蒂区市长官邸用英文签字和登记的声明。原文是英文。声明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从来没有申请过作为协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或支部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因此协会也从来没有接纳它加入国际工人协会。不过该党的许多党员则根据本人申请，被吸收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个人会员。发表于《对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审判》1871年不伦瑞克版。
11月24日 《总委员会给“法兰克福报和商报”编辑部的声明》：在“法兰克福报”第326号第二版的一篇注明“伦敦11月18日”的通讯里有这样一段话：
“国际伦敦支部在上次会议上通过了下列决议：‘查理·迪耳克爵士在为人民的事业的斗争中建树的卓越功绩，理应受到人民的感激；因此建议授予他国际工人联合会名誉会员的称号。’在以前的一次会议上科苏特被选为会员。”
国际没有名誉会员这样的制度。上述决议或许是伦敦的一个小团体做出的，这个团体起初定名为“国际民主协会”，后来取名为“共和大同盟”。它和国际毫无关系。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评论：载于1871年11月28日《法兰克福报和商报》第333号。原文是德文。《法兰克福报》第326号第二版的一篇通讯中提到建议授予查理·迪耳克国际工人联合会名誉会员的称号。马克思指出国际工人协会没有名誉会员这样的制度，“国际民主协会”是在英国创立的一个小团体，后来改名为“共和大同盟”，它与国际工人协会并无关联。事实上，共和大同盟是由布莱德洛、奥哲尔、勒·吕贝、韦济尼埃等人于1871年创立的英国小资产阶级组织。布莱德洛等人妄图领导国际工人运动，并联合了一批敌视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分子反对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12月20日 《致“东邮报”编辑》：我对查理·布莱德洛先生的敌视！自从“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发表以后，布莱德洛先生的声音就同诬蔑国际和我个人的全世界大合唱融成一气了。我对他就像对其他诽谤者一样，只有鄙夷地报以沉默。这是这个极端自尊的人的可笑虚荣心所不能忍受的。我不理会他的诬蔑，就是我对他进行了“诬蔑”。我的沉默使他气得发狂；他在公共集会上宣布我是波拿巴分子，要知道，原因就是我在“内战”这篇宣言中揭示了产生第二帝国的历史条件。现在他又更进一步，把我变成俾斯麦的警探。可怜的家伙！他无论如何必须表明，他不久以前在巴黎从卑鄙的艾米尔·德·日拉丹及其党羽那里得到的教训，对他并不是毫无用处。现在，我在促使他的这封信得到最广泛的传播，来“把他交给”德国公众。如果他要那样盛情，给他的诬蔑披上更具体的形式，我还要“把他交给”英国法庭。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评论：载于1871年12月23日《东邮报》第169期。原文是英文。马克思之所以写这封信给《东邮报》编辑，是因为1871年12月布莱德洛在公开演说和写给《东邮报》的信中，对国际工人协会和马克思本人进行污蔑，马克思最初只是“鄙夷地报以沉默”，并不想回应布莱德洛的污蔑。但布莱德洛得寸进尺，更加疯狂地宣布马克思是波拿巴分子。随后，马克思决定站出来，将布莱德洛交给德国公众去评判，甚至交给英国法庭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