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

1月1日左右 《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总委员会无论在章程或条例中都找不到这样一条规定，即它必须同“平等报”通信或辩论，或者“回答”任何报纸提出的“问题”。总委员会认为，只有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才是瑞士罗曼语区各支部的代表者。如果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通过唯一合法的途径，即通过自己的书记向我们提出质问或指责，那末总委员会随时都准备回答它。但是，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既无权放弃自己的职责，把它转让给“平等报”和“进步报”的编辑部，也无权让这两家报纸篡夺它的职责。一般地说，如果把总委员会同各个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委员会的来往信件公布出来，那就会使协会的总的利益遭到巨大的损害。的确，如果国际的其他机关报仿效“进步报”和“平等报”，那末，总委员会就不得不二者择其一：或者保持缄默而使自己在舆论面前丧失威信，或者违背自己的职责而公开作答。

暂且假定“平等报”提出的这些问题是来自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因此我们将回答这些问题，但是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今后不再以这种方式向我们提这类的问题。

因此，总委员会所承担的责任是同那些没有实现的条件有连带关系的。甚至连章程上规定的统计调查工作也没有进行，虽然关于这件事在前后召开的许多次全协会代表大会上都做出了决议，而且总委员会每年都要求进行这项工作。但总委员会没有收到任何文献资料。至于经费，要不是英国各地交的会费和总委员会委员的个人捐献，总委员会早就不存在了。

这样一来，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的条例就成了一纸空文。

至于巴塞尔代表大会，它所讨论的不是关于现有条例的执行问题，而是关于及时出版通报的问题，并且对这个问题没有做出任何决议。（见在代表大会监督下于巴塞尔刊印的德文报告）

不过，总委员会认为，通报的原定任务现在完全由国际的各个机关刊物在完成，这些刊物用各种文字出版，并且通过相互交换而得到传播。如果要让代价很高的通报去做不花代价就已经做得到的事，那是荒唐的。从另一方面说，如果通报发表国际的机关刊物上没有发表的东西，那只能帮助我们的敌人窥视内幕。

尽管革命的发起可能来自法国，但只有英国可以成为重大经济革命的杠杆。它是这样一个国家，唯有那里已经没有农民并且土地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唯有这个国家中的资本主义形式——即劳动大规模地联合在资本主义企业主的统治下——几乎笼罩了整个的生产。唯有这个国家中的绝大多数居民是雇佣工人（wages labourers）。唯有这个国家中的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在工联中的组织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成熟和普遍性。由于英国在世界市场上占统治地位，因而唯有英国这个国家在经济方面的每个变革会立即在全世界得到反映。如果说英国是一个典型的大地主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国家，那末从另一方面说，在英国消灭大地主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也比任何地方都更加成熟。总委员会现在所以处在值得庆幸的地位，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伟大杠杆直接握在它手里。如果把这个杠杆完全交给英国人，那该是多么愚蠢，甚至可以说是多么严重的犯罪行为！

英国人拥有进行社会革命的一切必要的物质前提。他们所缺乏的是总结的精神和革命的热情。只有总委员会能够弥补这个缺陷，从而加速这个国家的以及任何地方的真正的革命运动。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的巨大成绩，得到了统治阶级最聪明的和最有影响的机关报刊，例如“派尔-麦尔新闻”、“星期六评论”、“旁观者”、“双周评论”的证实，更不用说下院和上院中那些不久前还对英国工人领袖有很大影响的所谓激进的议员了。他们公开地责难我们，说我们毒害了而且几乎灭绝了工人阶级中的英国精神，把它推向了革命的社会主义。

实现这个转变的唯一方法，就是像国际协会总委员会那样行动。作为总委员会，我们可以鼓励采取这样的措施，将来当这些措施实现的时候，它们就会像英国工人阶级的自发行动那样出现在公众面前。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评论：这篇通告信是针对巴枯宁和他的追随者发起反对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行动而写的。原文是法文。巴枯宁为了实现对国际工人协会领导的控制，曾经想把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转移到日内瓦。但巴枯宁的企图失败后，他就公开向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开火，以《平等报》《进步报》为阵地，多次发表社论指责总委员会，并鼓吹摒弃政治等。“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这篇通告正是对它们的回应。马克思在通告中首先指出总委员会没有义务必须与《平等报》通信或辩论。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只有通过书记向总委员会提出质疑或指责这个唯一合法途径，而不能把自己的权利转让给《平等报》和《进步报》。马克思还就通报问题和把总委员会同英国联合会委员会分开的问题、关于总委员会就爱尔兰大赦所作的决议问题、关于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泽的问题等进行回应。马克思指出，关于通报问题，总委员会的决议是由国际的各个机关刊物用自己的文字语言来完成出版。国际总委员会是在英国实现真正革命运动的精神保证，如果在总委员会外再成立一个联合会委员会，那么总委员会就会放弃这个伟大的杠杆。马克思指出，国际工人协会有关爱尔兰问题的态度是明确的，它的主要任务就是加速英国的社会革命。在李卜克内西与施韦泽的问题方面，马克思指出，巴枯宁追随者的《平等报》把李卜克内西与施韦泽这两派都归于国际是错误的，只有被它们划归到李卜克内西派的爱森纳赫派属于国际，施韦泽派不属于国际。

1月8日左右 《讣告》：罗伯特·肖是委员会最热忱的委员之一。他心地纯洁，性格刚毅，具有火热的感情和真正的革命精神，他憎恶狭隘、虚荣和贪图私利。他自己是一个贫苦的工人，但他总是尽一切可能来帮助比他更贫苦的工人。他在私人交往方面像孩子一般温顺，但在社会生活中却对任何妥协行为深恶痛绝。工联所以能够团结在我们的周围，主要是由于他的不间断的努力。但他也由于这方面的活动而给自己招来了许多死敌。英国工联是由各种地方性的组织形成的，这些组织在其成立之初都是以维护工资等等作为唯一的宗旨，因此它们全都或多或少地沾染了中世纪行会所特有的那种狭隘性。一部分为数不多的保守派力求不惜任何代价来保存工联成立之初的框子。肖在国际成立时就抱定宗旨要打碎这种自造的桎梏，把工联变成准备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他的努力差不多一直都是卓有成效的，然而，与此同时，他整个一生所经历的严酷无情的斗争损害了他病弱的身体。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评论：载于1870年1月16日《国际报》第53号。原文是法文。这篇讣告是马克思代表总委员会写给比利时各支部领导人德·巴普的。马克思在这篇讣告中称赞伦敦总委员会委员罗伯特·肖是委员会最热忱的委员之一，并阐述了肖为委员会作出的贡献，特别是在团结工联和维护工资等方面。马克思指出，罗伯特·肖一开始就为把工联变成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而作斗争，而正是在斗争中他损害了自己的身体。

2月21日 《英国政府和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欧洲报刊对于英国资产阶级寡头政府的丑行保持缄默，那是有各种原因的。首先，英国政府是富有的，而报刊，如你们所知道的，是不被收买的。此外，英国政府是大地主、大陆上的资本家甚至加里波第（见他的著作）所公认的模范政府；因此，不应当诋毁这个理想的政府。最后，法国的共和主义者们是如此狭隘和自私，他们把自己全部的愤怒都贮藏起来准备对付法兰西帝国。要是告诉他们的同胞说，在到处是兵营的国家里应判处六个月监禁的事，在资产阶级自由的国家里却要判处二十年苦役，那会成为一种玷污言论自由的犯罪行为。

政治犯们被从一个监狱牵到另一个监狱，好像他们是一群野兽似的。他们被迫和一批最恶劣的流氓住在一起，洗涤这些坏蛋用过的器皿，穿着这些罪犯的衣裤，并用这些人用过的水洗濯。在芬尼亚社社员到波特兰以前，所有这些罪犯是被允许和探望他们的人谈话的。为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设置了一种探望牢房。这种牢房包括用粗铁栅隔开的三个房间，狱吏在中间的一间，犯人和他的朋友只能隔着两道铁栅彼此相望。

我现在一并寄上有关芬尼亚社社员迈克尔·泰伯特的情况的一段报道（这些我们将在下期刊载）。他因参加芬尼亚运动而被判苦役，在爱尔兰科克郡斯派克岛监狱中服刑。你们可以看到，验尸官（法院侦查员）本人也承认他是因遭受严刑拷打致死。这次调查是在上周进行的。

在两年中，已有二十多个工人芬尼亚社社员死亡或发狂，这就是这些在善良的大地主们支持下的善良的资产者的博爱仁慈的恩赐。

你们大约知道，对于那些为美丽的法兰西作装饰的可恶的宣布非常状态的法令，英国报纸曾经假仁假义地表示愤慨。但是，除了几次短时期的中断以外，宣布非常状态的法令却构成了爱尔兰的宪章。从1793年起，英国政府以各种各样的理由作为借口，经常每隔一个时期便在爱尔兰使Habeas Corpus Bill（保障人身自由的法律）暂时停止生效，而实际上是使一切法令暂时停止生效，只有暴力法令是例外。就这样，成千上万的人在爱尔兰被逮捕，可是并未对他们进行审讯，甚至没有提出控告，逮捕的唯一理由是有参加芬尼亚运动的嫌疑。英国政府并不满足于剥夺他们的自由，还极端野蛮地拷打他们。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评论：载于1870年2月27日和3月6日《国际报》第59号和第60号。原文是法文。马克思写这篇短文的目的是为了揭露英国政府对爱尔兰的殖民政策。马克思在文中通过英国报纸的报道揭露了芬尼亚社社员遭到的暴力迫害。马克思指出，格莱斯顿政府除了剥夺芬尼亚社社员的自由外，还对他们进行野蛮的拷打。

3月8日 《关于里昂支部中的冲突》：公民们！1869年巴塞尔代表大会曾作出决定，协会会员之间如发生分歧，总委员会应该充当仲裁人。根据以上决定，国际工人协会里昂支部请求总委员会裁决阿尔伯·里沙尔和旧里昂支部的成员舍特尔、科尔米埃、安·勃朗、沙诺、万德里之间的纠纷。

总委员会研究了该支部寄来的材料，认为所提指责是毫无根据的，并肯定了为解决这一问题而特别任命的两个委员会——一个是1867年洛桑代表大会任命的，另一个是1869年日内瓦代表大会任命的——的决定；总委员会仍然认为，阿尔伯·里沙尔任国际工人协会通讯书记是符合章程和条例的。

此外，鉴于旧支部的成员呼吁激进的市民对这个只有协会会员应知道的问题作出裁决，是违背协会的章程、精神和利益，并且是有利于敌人的，因此，总委员会强烈谴责旧支部成员的这种行为。

总委员会利用这次误会使它所处的地位，要求协会全体会员在公开发表任何文章或公开采取某种行动之前，必须向它报告。因为这种做法会挑起个人之间的仇恨（这在任何时候都是应该竭力避免的），会造成我们队伍的分裂，而且正当我们会员的全部行动、全部力量和全部精力应当集中起来争取国际工人协会原则的迅速胜利的时候，这样做只会有利于我们的敌人。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评论：此文是马克思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用英文撰写的常务委员会的报告，常务委员会在1870年2月19日和3月5日讨论了里昂支部冲突的问题。原文是英文。第一国际总委员会1870年3月8日会议批准。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8—1870》1964年莫斯科版。

3月24日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日内瓦的俄国支部委员会委员》：我十分高兴地接受你们要我担任你们在总委员会中的代表这个光荣的任务。

你们在纲领中写道：

“……压迫波兰的帝国桎梏是同样阻碍两国人民—— 俄国人民和波兰人民——的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的障碍。”

你们还可以补充一句，俄国以暴力侵占波兰，是对军事统治在德国的存在、因而也是在整个大陆的存在的极有害的支持，并且是这种统治存在的真正原因。因此，俄国社会主义者在致力于粉碎束缚着波兰的锁链的同时，也就担负起消除军事统治的崇高任务，而消除军事统治乃是欧洲无产阶级共同解放的一个十分必要的先决条件。

几个月以前，我接到从彼得堡寄来的一部弗列罗夫斯基的著作“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这对于欧洲来说是一个真正的发现。在大陆上甚至被一些所谓革命家散布的俄国乐观主义，在这部著作里被无情地揭露了。如果我说，从纯粹的理论观点来看，这部著作在某些地方还不是完全无可非议的，那也不会降低它的价值。这是一位严肃的观察家、勤劳无畏的劳动者、公正的批评家、大艺术家、而首先是一个愤恨形形色色的压迫、憎恶各种各样的民族颂歌、热情地分担生产者阶级的一切痛苦和希望的人的作品。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评论：载于1870年4月15日《人民事业》报（日内瓦）第1号。俄文按《人民事业》报刊印。一批非贵族出身的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于1870年春在瑞士成立了第一国际俄国支部。俄国支部委员会把它的纲领和章程提交给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并请求马克思作为俄国支部在国际总委会中的代表。马克思这篇短文正是对此进行回复。马克思在短文中表明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通过了俄国支部的纲领和章程，并同意它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同时也表示自己很高兴接受他们让他做他们支部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代表。此外，马克思还在短文中高度评价了弗列罗夫斯基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著作。马克思指出，弗列罗夫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为俄国争得了真正的荣誉，表明了俄国也开始参加国际的运动。

3月28日左右 《机密通知》：巴枯宁背着伦敦总委员会——它在看起来一切都准备好了的时候才得到通知——建立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个团体的纲领就是他曾经向和平同盟的伯尔尼代表大会提出的那个纲领。因此，这个团体一开始就自称是宣传巴枯宁特有的深奥哲理的“宣传团体”，而巴枯宁本人，社会理论领域中一个最无知的人，在这里突然以一个宗派的奠基者的姿态出现。但是，这个“同盟”的理论纲领只不过是一种无耻的把戏。问题的实质在于它的实际组织，也就是说，这个团体应当是一个在日内瓦设有中央委员会的，即受巴枯宁亲自领导的国际性的团体。但同时它又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它的分部应当有代表出席国际的“应届代表大会”（在巴塞尔），另一方面，此外还同时举行自己的代表大会，单独地开会，等等。

巴枯宁最初拥有的干部是当时日内瓦的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中的多数。理智往往被宣传癖遮盖住的约·菲·贝克尔，被提到首要的地位。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巴枯宁也有一些同盟者。

伦敦的总委员会对所有情况都了解。但是，它还是让巴枯宁安安静静地进行活动，直到他不得不通过约·菲·贝克尔把“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章程（和纲领）提交到总委员会来批准。为此做出了一个详细论述理由的决定，它是完全“根据法律”并且“客观地”做出的，不过在这些“论据”中充满了讽刺。这个决定归纳起来就是：

1.总委员会不接纳同盟作为一个分部加入国际。

2.同盟章程中涉及它同国际的关系的所有条文一律宣布废除和无效。

决定中论述理由的部分明确而坚决地指出，同盟无非是瓦解国际的工具。

巴塞尔代表大会的结果尽人皆知。巴枯宁的建议没有被采纳，总委员会仍然留在伦敦。

这次失败所引起的懊丧——巴枯宁在心灵深处大概以为他自己的各种阴谋诡计的成功是会导致胜利的——在“平等报”和“进步报”上那些充满恼怒的声明中流露出来了。同时，这些报纸愈来愈带上了官方预言家的性质。时而是国际的这个瑞士支部，时而是国际的那个瑞士支部，由于违背巴枯宁的绝对命令参加了政治运动等而被开除。最后，长久以来压抑着的对总委员会的愤恨公开地爆发了。“进步报”和“平等报”讥笑、攻击总委员会，说它没有执行自己的任务；说总委员会应当放弃对英国的直接监督，应当建立一个特别的英国中央委员会来专门管理英国的事务；说总委员会关于被捕的芬尼亚社社员所做的决定是越出了自己的职权，因为地方上的政治问题不是它的事情。

一般地说，如果把总委员会同各个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委员会的来往信件公布出来，那就会使协会的总的利益遭到巨大的损害。

的确，如果国际的其他机关报仿效“进步报”和“平等报”，那末，总委员会就不得不二者择其一：或者保持缄默而使自己在社会舆论面前丧失威信，或者违背自己的职责而公开作答。“平等报”同“进步报”一起动员“劳动报”要求总委员会进行解释。多么像个公共福利同盟！

总委员会认为，原定应当由它出版通报的任务，现在完全由国际的各个机关刊物在完成，这些刊物用各种文字出版，并且通过相互交换而得到传播。如果要让代价很高的通报去做不花代价就已经做得到的事，那是荒唐的。从另一方面说，如果通报发表国际的机关刊物上没有发表的东西，那只能帮助我们的敌人窥视内幕。

尽管革命的发起可能来自法国，但是只有英国可以成为重大经济革命的杠杆。它是这样一个国家，唯有那里已经没有农民并且土地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唯有这个国家中的资本主义形式——即劳动大规模地联合在资本主义企业主的统治下——几乎笼罩了整个的生产。唯有这个国家中的绝大多数居民是雇佣工人（wages labourers）。唯有这个国家中的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在工联中的组织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成熟和普遍性。由于英国在世界市场上占统治地位，因而唯有英国这个国家在经济方面的每个变革会立即在全世界得到反映。如果说英国是一个典型的大地主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国家，那末从另一方面说，在英国消灭大地主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也比任何地方都更加成熟。总委员会现在所以处在值得庆幸的地位，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伟大的杠杆直接握在它手里。如果把这个杠杆完全交给英国人，那该是多么愚蠢，甚至可以说是多么严重的犯罪行为！

英国人拥有进行社会革命的一切必要的物质前提。他们所缺乏的是总结的精神和革命的热情。只有总委员会能够弥补这个缺陷，从而加速这个国家的以及任何地方的真正的革命运动。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的巨大成绩，得到了统治阶级最聪明的和最有影响的机关报刊，例如“派尔麦尔新闻”、“星期六评论”、“旁观者”、“双周评论”的证实，再不用说下院和上院中那些不久前还对英国工人领袖有很大影响的所谓激进的议员了。他们公开地责难我们，说我们毒害了而且几乎灭绝了工人阶级中的英国精神，把它推向了革命的社会主义。

实现这个转变的唯一方法，就是像国际协会总委员会那样行动。作为总委员会，我们可以鼓励采取这样的措施（例如成立土地和劳动同盟），将来，当这些措施实现的时候，它们就会像英国工人阶级的自发行动那样出现在公众面前。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评论：第一次发表于1902年《新时代》杂志第15期（第2卷）。原文是德文和法文。《机密通知》这篇短文是马克思于1870年3月28日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委员会而写的。在这篇短文中，马克思主要是揭露巴枯宁的种种行为，如巴枯宁暗地里背着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总委员会偷偷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并且把《平等报》等变成自己的机关报；巴枯宁企图通过“继承权问题”实现把国际工人协会变成他自己的私人工具；巴枯宁企图通过把总委员会从伦敦转移开从而实现对总委员会的支配；等等。马克思指出，巴枯宁的手法在国际的范围内很快就要完蛋。

4月18日 《致国际五金工人协会委员会》：亲爱的朋友们：大约两周前机械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终于邀请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派出代表，参加讨论关于同德国五金工人和巴黎机械工人建立直接联系的问题。现在，在通过有关你们的决定以前，他们提出下列问题请予回答：

1.工作日有多长？

2.每周几个工作日？星期日上不上工？

3.工资多少？

4.有没有加班费？多少？

5.会员多少？

6.你们每周交多少会费？

7.互助保险会等等同工会团体有无联系？

8.协会包括哪些劳动部门的工人？

致兄弟般的敬意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评论：这是马克思1870年4月18日对汉诺威国际五金工人协会委员会1870年1月12日请求马克思协助同英国工联建立联系用德文撰写的答复信。载于1870年《哨兵报》第16号。原文是德文。以荣克为首的总委员会代表团受委托进行谈判，荣克于4月12日报告了4月7日同伦敦机械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晤的情况：该委员会表示愿意同德国和法国的机械工人建立联系，并提出英国工人感兴趣的问题的专题调查表。

5月3日 《总委员会关于“蜂房报”的决议草案》：鉴于：（1）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曾经将“蜂房报”作为总委员会的正式的机关报，作为英国报刊中代表工人阶级运动的机关报推荐给在欧洲大陆和在美国的国际各支部，建议它们订阅该报；

（2）“蜂房报”不仅常常从总委员会的正式报道中删去可能使它的保护人不喜欢的某些决议，而且还用隐瞒的办法系统地歪曲总委员会很多会议的内容；

（3）“蜂房报”，特别是在不久以前更换了所有者之后，还继续以工人阶级唯一的机关报自居，但事实上它已经成为一小撮资本家的机关报；这一小撮资本家妄图支配无产阶级运动，并利用它作为达到他们的阶级目的和党派目的的工具；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在1870年4月26日会议上一致决定与“蜂房报”断绝一切联系，并通过报刊将这一决议通知自己在英国、在欧洲大陆和在美国的各个支部。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评论：载于1870年5月11日《人民国家报》第38号。原文是英文。这篇决议草案是针对《蜂房报》的问题而写的。《蜂房报》曾是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机关报，总委员会也建议各支部去订阅它。但《蜂房报》经常没有如实报道总委员会的决议，而且还歪曲总委员会的会议内容。此外，《蜂房报》已经不是无产阶级的机关报，而是资本家的机关报，是资本家实现自己目的和实现对工人进行支配的工具。因此这篇决议表明要与《蜂房报》划清界限，并以此决议通告各国支部。

5月3日 《关于对法国各支部的成员的迫害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声明》：法国政府以最近臆造的阴谋为借口，不仅逮捕了本会巴黎支部和里昂支部的许多成员，而且还在它的报纸上进行诬蔑宣传，声称国际工人协会是这一臆造的阴谋的同谋者。

按本会章程的精神，本会在英国、在欧洲大陆和在美国的所有支部的专门任务，毫无疑问是不仅要成为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而且要支持各国的任何一种有助于达到我们的最终目标——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的政治运动。然而，与此同时，章程也责成本会所有支部公开进行活动。即使本会章程中没有这项特别规定，同工人阶级合为一体的协会，其性质本身也是与任何形式的秘密团体不相容的。

既然法国政府所宣布的阴谋的其余细节也如它对国际工人协会的诋毁一样是凭空捏造的无稽之谈，那末最近这次阴谋也一定会同已经传为笑柄的前两次阴谋相媲美。为对付本会法国各支部而掀起的叫嚣和采取的暴力措施，只是追求一个目的——玩弄全民投票的骗局。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评论：马克思写的这篇声明在1870年5月3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通过，附有总委员会委员签名的英文呼吁书印成了传单，同时也发表在1870年5月4日的《每日电讯》和1870年5月7日的《东邮报》上。原文是英文。马克思写这篇声明是针对法国政府对法国各支部的成员的迫害而写的。马克思指出，法国政府对巴黎支部和里昂支部的成员进行逮捕并对国际工人协会进行污蔑其实是它的阴谋，是法国政府在玩弄全民投票的骗局。法国政府的全民投票骗局是拿破仑三世为了巩固地位推进全民投票，实质是为了指控国际不赞同法国政府的政策从而实现对国际工人协会会员的逮捕。

5月10日 《总委员会关于“在伦敦的法国人联合支部”的决议草案》【略】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评论：少见马克思思想内容，故略。

5月17日 《总委员会关于在美因兹召开代表大会的决议》【略】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评论：少见马克思思想内容，故略。

6月14日 《致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我接到施土姆普弗（美因兹）来信，信中谈到：

“李卜克内西委托我写信告诉你：由于国会选举恰好要在这个时候进行，代表大会于10月5日在这里召开会更好一些。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在上星期一也决定支持这个日期。大概已经委托盖布把这一点告诉你了。”

李卜克内西同国际的其他会员一样，至少是应该了解国际的章程的，章程中写得很清楚：

“第三条在必要时，总委员会可以改变集会地点，但无权推迟集会时间。”

我在总委员会里支持你们坚决要把代表大会移至德国举行的建议时，当然认为你们把各种情况都考虑到了。根据章程的规定，根本不能谈改变集会时间问题。

施土姆普弗的来信中还有一个地方也决不能使人安心。

这个地方写道：

“我刚从市长那里回来。他要求有一个富裕的市民作担保，一旦施韦泽分子制造殴打事件而可能使供我们代表大会开会用的选帝侯的大理石大厅遭到损失时，市府好得到赔偿云云。”

你们提出了美因兹、达姆斯塔德或曼海姆等城市，因而你们对总委员会也就承担了这样的责任：代表大会可以在上述任何一个城市中举行而不致发生使全世界嘲笑国际、特倒是德国工人阶级的丑事。我希望，在这方面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

在美因兹及美因兹郊区施韦泽分子和你们的人之间的人数对比如何？

如果丑事不能避免，那就应当事先设法使责任落在肇事人身上。应当在“人民国家报”、“未来报”以及其他我们可以利用的德国报纸上揭穿普鲁士警察当局的计划，揭露它在不能直接阻挠国际代表大会在美因兹召开的情况下企图利用它的工具——施韦泽组织——来破坏代表大会或阻碍大会安静地进行工作。一旦在德国做到了这一点，总委员会就将设法在伦敦、巴黎等地发表类似的消息。国际也可以同俾斯麦先生发生冲突，只不过不要像是在“原则斗争”的旗帜下进行的自发的“德意志民族工人大殴打”那样罢了。

希望施土姆普弗同你们一起共同设法使代表们能有价廉的住所。

Salut et fraternité〔敬礼和兄弟情谊〕

卡尔·马克思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评论：与恩格斯合写。载于1872年6月26日《人民国家报》第51号。原文是德文。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是1870年6月14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即将在1870年9月召开国际代表大会的问题而写的。在1870年5月17日总委员会决定在美因兹举行应届代表大会后，施土姆普弗应李卜克内西的委托，于6月11日写信给马克思，请求把代表大会的召开日期改到10月，因为9月德国要进行国会选举。6月12日，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和盖布分别向总委员会和马克思提出同样的请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信中都坚决反对延期召开代表大会，并说明了理由。

6月29日 《总委员会关于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略】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评论：少见马克思思想内容，故略。

7月5日 《日内瓦对建筑工人实行的同盟歇业》：日内瓦的建筑业主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得出结论说，“劳动的绝对自由”是劳动居民幸福的最好条件。为了使自己的工人能享受到这种福气，他们在6月11日决定采用英国发明的一种诡计，宣布对目前仍在他们那里工作的3000余名工人实行同盟歇业。

而对于不久前在瑞士成立的工会，日内瓦建筑业主则愤慨地称之为英国的进口货。两年前，他们责难他们的工人缺乏爱国主义，因为工人们企图把像限制工作日和固定小时工资这样的外来植物移植到瑞士的土壤中来。他们丝毫不怀疑，这件事是出自恶毒的煽动者之手，因为他们本地的工人当时还处于听天由命的状态，自然只幻想着以每昼夜12—14小时的工作更多地折磨自己，好得到主人认为应当付给的一点报酬。企业主们断言，受骗的工人是按伦敦和巴黎的指示行事的；这完全像瑞士的外交官员习惯于服从圣彼得堡、柏林和巴黎的命令一样。然而，无论是非难还是威胁，都不能使工人相信：限制每昼夜工作时间为10小时和规定固定的小时工资会有损自由公民的尊严。同样，挑唆他们采取某种暴力行动而使企业主能冠冕堂皇地对工会进行镇压的做法也没有得逞。

日内瓦其他工业部门的工人成立了一个管理被解雇工人事务的委员会。一些同建筑业主签订了修建新房舍合同的房东认为这些合同已被废除，便建议原先在他们那里工作的工人继续工作下去，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那样。这些建议立即被采纳了。然而有许多单身工人匆忙地离开了日内瓦。而且仍然有2000户左右被剥夺了通常维持生存的手段。因此，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号召文明世界一切正直的男女工人们从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援日内瓦建筑工人反对资本专横的正义斗争。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评论：这篇呼吁书是针对日内瓦对建筑工人实行同盟歇业问题而写的。原文是英文。马克思在这篇呼吁书中揭露了日内瓦建筑业主对工人实行同盟歇业背后的真相。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号召工人们从道义和物质上支援日内瓦建筑工人反对资本的正义斗争。

7月14日 《给各支部的机密通知》【略】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评论：少见马克思思想内容，故略。

7月14日 《在美因兹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的议程》【略】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评论：少见马克思思想内容，故略。

7月19—23日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在1864年11月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我们已经说过：“工人阶级的解放既然要求工人们兄弟般的合作，那末当存在着那种为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洒流人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的对外政策时，他们又怎么能完成这个伟大任务呢？”我们当时用这样的话描述了国际所要求的对外政策：“……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

路易·波拿巴利用法国的阶级斗争篡夺了政权，并且以不时进行的对外战争来延长了自己的统治，无怪他一开始就把国际看做危险的敌人。在全民投票的前夕，他在巴黎、里昂、卢昂、马赛、布勒斯特以及其他地方，即在法国全境向国际工人协会各领导委员会的委员举行进攻，借口说国际是一个秘密团体，正在阴谋杀害他；这种借口之荒唐无稽，不久就由他自己的法官们揭穿了。国际的法国各个支部的真正罪过究竟何在呢？就在于它们曾经公开而断然地告诉法国人民：参加全民投票，就等于投票赞成对内专制和对外战争。的确，由于它们的努力，在法国所有的大城市，所有的工业中心，工人阶级都一致起来反对了全民投票。不幸的是，农村地区的极端愚昧无知占了上风。欧洲各国的交易所、政府、统治阶级和报刊都欢庆全民投票的成功，认为这是法国皇帝对法国工人阶级的辉煌胜利；实际上，全民投票并不是要杀害某一个人，而是要杀害几国人民的信号。

当7月15日终于正式向立法团宣布了关于战争的消息时，全体反对派都拒绝批准初步用费，甚至梯也尔也申斥说战争是一种“很讨厌的”事情；巴黎所有一切独立的报纸都谴责了这个战争，并且，说也奇怪，外省的报纸也与它们几乎采取一致行动。

在我们的巴黎支部发表这个宣言以后，接着法国各地也发出了许多类似的宣言。我们在这里只能引用一个由塞纳河岸讷伊支部发出的宣言，它公布在7月22日的“马赛曲报”上，其中说：

“这次战争是正义的吗？不！这次战争是民族的吗？不！这完全是王朝的战争。为了人道，为了民主，为了法国的真正利益，我们完全并坚决赞同国际对战争的抗议。”

这些抗议表达出了法国工人的真实情感，这点不久就为一个有趣的事件所证明了。当时，在路易·波拿巴任总统时初次纠集起来的十二月十日匪帮被换上了工人服装，放到巴黎街道上去表演战争狂热，市郊的真正工人们立刻就出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拥护和平的示威，使得警察局长比埃特里不得不立即下令今后完全禁止在街上举行任何示威游行，借口是说忠诚的巴黎人民已经充分表达了自己蕴藏已久的爱国情感，已经发泄了自己无穷尽的战争热情。

不管路易·波拿巴同普鲁士的战争的结局如何，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第二帝国的结局也会像它的开端一样，不过是一场可怜的模仿剧。但是不应该忘记，正是欧洲各国政府和统治阶级让路易·波拿巴在十八年内表演了复辟帝国的残酷笑剧。

在德国方面，这次战争是防御性的战争。但是，究竟是谁把德国弄到必须处于防御的地位呢？是谁使路易·波拿巴有可能对德国进行战争呢？正是普鲁士！正是俾斯麦曾和这个路易·波拿巴暗中勾结，以期摧毁普鲁士内部的民主反对派，并使霍亨索伦王朝兼并德国。如果萨多瓦之役不是打胜而是打败了，那末法国军队就会以普鲁士盟友资格蹂躏德国。普鲁士在得胜之后，难道有片刻想过要以一个自由的德国去和一个被奴役的法国相对抗吗？恰恰相反！它细心保存了自己旧制度固有的一切妙处，并且还加上了第二帝国的一切奸猾伎俩：它的实际的专制制度和虚伪的民主精神，它的政治欺骗把戏和财政欺诈手腕，它的漂亮的言词和最下流的诈骗行为。这样，以前只是在莱茵河的一岸盛行的波拿巴制度，现在在它的另一岸上也同样盛行起来了。在这种情形下，除了战争，还能期待什么呢？

如果德国工人阶级容许目前这场战争失去纯粹防御性质而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那末无论胜利或失败，都同样要产生灾难深重的后果。德国在它的所谓解放战争之后所遭到的那一切不幸，又将更残酷地压到它头上来。

然而，国际的原则在德国工人阶级中间得到了很广泛的传播，并扎下了很深的根，使我们不必担心会发生这种悲惨的结局。法国工人的呼声已经在德国得到了反响。7月16日在不伦瑞克举行的声势浩大的工人大会宣布完全赞同巴黎宣言，坚决排斥任何对法国持民族仇恨态度的思想，并且通过一个决议，其中说道：

“我们反对一切战争，特别是反对王朝战争……我们被迫参加这场作为不可免的坏事的防御战争，深感悲痛，但同时我们号召德国全体工人阶级设法防止这种深重社会灾难的重演，力求使各国人民都有权力来自己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从而使各国人民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在这场自杀性斗争的背景上，显现出俄国的阴森形象。不祥的征兆是，现今这场战争的信号，恰巧是在俄国政府已经完成了对它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铁道线建筑工程并且已向普鲁特河方面集中了军队的时刻发出的。虽然德国人完全可以指望在自己反对波拿巴侵犯的防御战争中得到同情，但是只要他们容许普鲁士政府请求哥萨克援助或只是接受这种援助，他们便立刻会失去这种同情。他们应该记得，德国在它进行了反对拿破仑第一的解放战争以后，曾经有数十年之久匍匐跪倒在沙皇脚下。

英国工人阶级向法国工人和德国工人伸出了友谊的手。他们深信，不管当前这场可恶的战争怎样结束，全世界工人的联合终究会根绝一切战争。官方的法国和官方的德国彼此进行同室操戈的斗争，而法国的工人和德国的工人却互通和平与友谊的音讯。单是这一件史无前例的伟大事实，就使人们可以展望更加光明的未来。这个事实表明，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暗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

这个新社会的先声就是国际工人协会。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评论：1870年7月用英文以传单形式刊印，1870年8—9月又用德文、法文和俄文印成传单，并在期刊上发表。原文是英文。这篇《宣言》是马克思受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委托在普法战争爆发那天写的。在这篇《宣言》中，马克思揭露路易·波拿巴发动对外战争的真正目的在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马克思指出，波拿巴从一开始就把国际当作自己的死对头，并宣称国际工人协会是一个秘密团体，正在阴谋杀害他。此外，马克思揭露了全民投票的骗局，即如果工人阶级去参加投票，那就意味着同意波拿巴的统治；如果不去投票就意味着工人阶级与法国政府为敌。为了法国的真正利益，国际工人协会对战争进行抗议。马克思指出，不管普法战争结局如何，法国波拿巴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他还指出，德国在普法战争中虽然是防御方，但引起战争的原因与普鲁士当局有直接关系，是普鲁士当局和法国当局的相互暗中勾结而造成的。普鲁士当局试图通过普法战争来摧毁普鲁士内部的民主反对派。得益于国际工人协会原则在德国工人阶级的广泛传播，工人阶级并没有被普鲁士当局欺骗，保持对战争的清醒认识，并举行声势浩大的工人大会宣布完全赞同巴黎宣言，坚决反对一切战争。工人阶级的觉醒使得他们意识到必须要联合起来根绝一切战争，共同与旧社会对抗，成立一个和平的新社会。

8月2日 《致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首先感谢你们寄来关于德国工人政党的详细报告！我立即将它转交给了总委员会。

你们请我做的关于德国土地所有制和土地关系问题的工作，由于目前实在没有时间，只得暂时搁置一下。

根据章程第三条的规定，总委员会不能延期召开代表大会。尽管如此，由于目前形成的非常情况，总委员会要是在这种步骤上得到各支部的必要支持，它是能够对此承担责任的。因此最好我们能正式从德国方面收到这种附有理由的建议。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评论：马克思给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这封信是针对延期召开代表大会征求各支部的意见而写的。原文是德文。马克思在信中首先回复了由于时间问题他搁置德国工人政党邀请他做关于德国土地所有制与土地关系问题的工作；其次向各支部委员会表明要延期召开代表大会，希望得到各支部委员会的支持。

8月22日和30日之间 《关于卡尔·布林德》：文章不应该题为“拿破仑亲王……”，而应该题为“我自己”。文内每提一次拿破仑亲王的名字，就至少把“我”这个代名词提二十次，以各种间接格和派生形式提到的还不算。文章中所有谈到拿破仑亲王的地方已经多次见诸报刊。文章中谈到“我”布林德本人的地方，不幸也在英国被多次披露、报道和发表，因而，十分遗憾，这一切已经为现在出版的以及过去出版的星期评论的老板和编辑们所了解。

如果撇开报纸的弄虚作假，可以得出结论说，报上对布林德的旧事轶闻有了新的提法，说卡尔·布林德如何由于种种不利的情况而不幸未能改变历史的进程。尤其是经常不断有这种传闻，——这也是布林德的主要资本，——说他如何带着外交使命由即将垮台的1849年南德意志起义者临时政府派往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而实际上是被派往据说由于人民起义而即将建立的赖德律-洛兰革命政府。可是真倒霉！普鲁士人把派遣布林德的政府无礼地赶入了瑞士，而准备建立他实际上所出使的政府的6月13日示威游行也被无礼驱散。由于由寿终正寝的政府派往尚未诞生的政府这样一个十分可笑的使命，布林德侥幸地为现存的法国政府所解救，法国政府因为他在6月13日参加了充满激愤的巴黎国民自卫军的“和平”示威游行，将他逮捕，并最后予以驱逐出境。如果派遣他的政府继续存在，又如果他实际上所出使的政府确已成立，那末卡尔·布林德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啊！布林德由于担负了这个由巴登某某人派往巴黎某某人的使命，得以“巧妙地”完全摆脱了同已经临近的普鲁士军队相遇的危险。无论如何他还是做出了一些事情。

此外，在1870年，普法战争开始的时候，意大利本来可能与法国联合。可是卡尔·布林德在守卫着。“倘若维克多-艾曼努尔国王……”（第519页）但是这原来又是由一个不存在的政府派往另一个不存在的政府的使命。路易—拿破仑拒绝将罗马让与维克多-艾曼努尔，使他不得不诉诸武力来从法国手中夺回该城，从而使得意大利跟法国不可能缔结同盟。卡尔·布林德的效劳和建议，无论多么宝贵，又遭到了拒绝。于是这个永远是in partibus〔非现实的〕外交家的布林德没有改变历史的进程，只好满足于马志尼的“极为热烈的感激”。

使人不由得想起一个爱吹牛的人来，他与别人争吵的时候总是高声喊道：“朋友们，拉住我，不然我会干出可怕的事情来的。”每当卡尔·布林德准备走到历史事件前面去的时候，总有某种不利的情况妨碍他干出那种应该使他名垂千古的“可怕的事情”，这对整个世界说来是不幸，可是对卡尔·布林德先生说来或许是万幸吧。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评论：与恩格斯合写。这篇文章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想公开揭露日益陷入民族自由主义立场的小资产阶级庸俗民主主义者卡·布林德而在1870年8月底写的。原文是英文。布林德在马克思反对波拿巴暗探卡·福格特的论战中扮演了后者帮凶的可耻角色，并于19世纪60年代在德国和美国的报刊上自我吹嘘，散布诬蔑工人运动活动家的言论。在普法战争期间，他在英国和德国的报刊上宣传民族主义的、泛日耳曼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在1870年8月1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强调指出了布林德的言论的危害性，并建议恩格斯利用和《派尔-麦尔新闻》的关系，对这些言论进行批判。马克思也采取了措施，在《人民国家报》上向德国工人揭露布林德。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布林德所做的事情对于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不幸的。

8月22日和30日之间 《给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 ……掌权的武人奸党、大学教授、市民阶级和啤酒店的小政客都说，这是永远防止德国同法国作战的办法。恰好相反，这是把这场战争变成欧洲的经常性事务的最可靠的办法。这的确是在获得了新生的德国使军事专制制度作为霸占西方的波兰——亚尔萨斯和洛林——的必要条件永世长存下去的最好办法。这是使未来的和平仅仅变成在法国未强大到要求收复失地时的停战状态的万无一失的办法。这是使德国和法国在相互残杀之中同归于尽的万无一失的办法。

发明了这种永久和平保证的恶棍和傻瓜们，应该哪怕从普鲁士的历史中，从拿破仑为提尔西特和约付出惨重代价的例子中知道：用这种强力手段来压服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民族，其结果将和预期的目的刚刚相反。而法国，即使在失去亚尔萨斯和洛林之后，都不是提尔西特和约以后的普鲁士可与相比的！

如果说，只要 旧的国家 体系继续存在，法国的沙文主义就能在下列事实即首都巴黎，从而整个法国自1815年以来几次战败后已处于无法防守的地位这一事实中，找到一定的物质根据，那末，一旦把国境线东边移到佛日山脉，北面移到麦茨城，这种沙文主义将得到什么样的新鲜养料呵。

说洛林人和亚尔萨斯人期待着 德国 政府的仁政，就连最狂妄的条顿人也不敢这样断言。这次宣扬的是一个泛日耳曼主义和“安全”边界的原则，据说这个原则会在东方给德国和欧洲带来光辉的结果。谁没有完全被当前的叫嚣震聋耳朵或者不热中于震聋德国人民的耳朵，他就应该了解到，1870年的战争必然孕育着德国和俄国之间的一场战争，正如1866年的战争孕育着1870年的战争一样。我说这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除非有一种不大可能的情况发生，即在这以前俄国爆发一次革命。

如果这种不大可能的情况不出现的话，那末德国和俄国之间的战争现在就应该认为是一种fait accompli（既成事实）。

这场战争是有利还是有害，完全取决于德国胜利者当前的行动。

如果他们夺去了亚尔萨斯和洛林，那末法国就会联合俄国共同对德国作战。这种战争的致命后果是没有必要加以说明的。

如果他们同法国缔结光荣的和约，那末，这场战争就会把欧洲从俄国人的独裁下解放出来，就会使普鲁士溶于德国之中，就会使欧洲大陆的西部获得和平发展，最后，它还会促进俄国社会革命的爆发（这一革命的因素只有靠这样一种外来的推动才能得到发展），因而这对俄国人民也是非常有利的。

但是，我担心的是，如果德国工人阶级不en masse〔众口一辞地〕说出他们的主张，那些恶棍和傻瓜就会肆无忌惮地继续他们的疯狂的赌博……

目前的战争开辟了一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时代，因为在战争中德国证明了：它即使在没有奥地利的德意志区的情况下，也能够不依赖外国而独立行动。德国首先要在普鲁士的兵营里取得自己的统一，这完全是它应得的惩罚。但是，虽然是用这种方法，结果毕竟是获得了。一些琐琐碎碎的事情，如德国北部的民族自由党和德国南部的人民党之间的冲突，将不能再徒劳无益地挡住前进道路了。局势将会有很大的发展，而且将会简单化起来。如果德国工人阶级那时不能负起他们应负的历史使命，那是他们的过错。这场战争已经把欧洲大陆的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德国。所以德国工人阶级肩负着更大的责任……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评论：与恩格斯合写。1870年9月5日以传单形式刊印的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宣言中曾引用这封信，该宣言又载于1870年9月11日《人民国家报》第73号。原文是德文。给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是为了答复不伦瑞克委员会委员们对马克思的请求而写的，他们请求马克思说明德国无产阶级对普法战争应采取的立场。马克思也由于《人民国家报》编辑部（李卜克内西等）虽然总的说来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但是在战争之初对战争作了片面的估计，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国家统一的任务，认为有发表他的意见的必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通信中详细地研究了这个问题，指出普法战争已经把欧洲大陆的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德国，德国工人阶级肩负更大的责任。

9月6—9日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我们对于第二帝国的生命力没有看错。同样，我们担心在德国方面“战争失去纯粹防御性质而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也没有错。防御的战争确实是以路易·波拿巴投降、色当失陷和巴黎宣告成立共和国而终结了。但是还在这些事件发生以前很久，当波拿巴军队的腐朽透顶的情况暴露无遗的时候，普鲁士掌权的武人奸党已经决定要进行掠夺了。诚然，当时在这方面有一个相当讨厌的障碍，即国王威廉自己在战争开始时发表的声明。威廉在北德意志联邦国会上发表的御前演说中，曾庄严地声明，他是同法国皇帝作战，不是同法国人民作战。

威廉为了肯定战争的防御性质，不仅声明说他负起指挥德国军队的责任只是“为了打退进攻”，并且还补充说，只是“战争事变的进程”才使他不免越过了法国的国界。自然，防御战争并不排斥“战争事变的进程”所要求采取的攻势行动。

因此，这个虔诚的国王曾向法国和全世界保证他所进行的是纯粹防御性质的战争。怎样才能使他摆脱这一庄严保证的约束呢？导演这出戏的人们便不得不把事情弄成这样，仿佛威廉是心不由主地顺从了德意志民族的不可抗拒的要求。他们立刻给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连同它那帮教授和资本家、市议员和新闻记者们一个暗示。这个在1846—1870年间争取公民自由的斗争中曾表现过空前犹豫、无能和怯懦的资产阶级，看到要在欧洲舞台上扮演凶猛吼叫的德国爱国主义狮子的角色，当然是欢欣若狂。它戴上公民独立的假面具，装出一付样子，仿佛它在逼使普鲁士政府执行这个政府自己的秘密计划。它深自忏悔不该那样长久地和近乎虔诚地相信路易·波拿巴毫无罪过，因此它大声疾呼要求把法兰西共和国撕成碎块。让我们略微听一听这些爱国勇士们所用的漂亮论据吧。

他们不敢武断说亚尔萨斯和洛林的居民渴望投入德国怀抱。恰恰相反。为了惩罚这些居民对法国的爱国情感，斯特拉斯堡被“德意志的”爆炸弹野蛮地滥轰了六天之久，焚毁了城市，杀害了大批赤手空拳的居民！当然嘛！这两省的领土先前有个时候曾经隶属于早已寿终正寝的德意志帝国。因此，这块领土连同它所有的居民，看来应该当做德国固有财产加以没收。如果依照古玩爱好家的想法恢复昔日欧洲的地图，那就千万不要忘记，先前勃兰登堡选帝侯曾以普鲁士领主身分做过波兰共和国的藩臣。

但是，更加机灵的爱国者们要求亚尔萨斯和洛林德语区的土地，说这是防止法国侵略的“物质保证”。因为这种卑鄙的口实曾把许多头脑迟钝的人弄得糊里糊涂，我们认为有责任比较详细地谈谈这一点。

毫无疑义，亚尔萨斯的一般地势（和莱茵河对岸比较起来），加上有斯特拉斯堡这样一个大筑垒城市几乎位于巴塞尔到盖尔曼尔斯海姆的半路上，使法国入侵南德意志十分容易，而从南德意志入侵法国就特别困难。同样毫无疑义，亚尔萨斯和洛林德语区并入德国，会大大加强南德意志的边防，因为那时南德意志将能够控制全部佛日山脉和作为北面关隘屏障的堡垒。如果麦茨也被并入，那末法国立刻就会失去攻击德国的两个主要作战基地，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它在南锡或凡尔登建立新的基地。德国拥有科布伦茨、美因兹、盖尔曼尔斯海姆、拉施塔特和乌尔姆等专门对付法国的作战基地，并且在这次战争中就有效地利用了这些基地。难道德国有丝毫根据嫉妒在这方面只有两个较重要要塞即麦茨和斯特拉斯堡的法国吗？此外，斯特拉斯堡只有在南德意志与北德意志分离的时候，才能使南德意志受到威胁。从1792年到1795年，南德意志一次也没有从这方面受到侵犯，因为普鲁士当时参加了反对法国革命的战争；但是，当普鲁士于1795年缔结了单独和约而把南方置之不顾的时候，南德意志就开始受到以斯特拉斯堡为作战基地的侵犯，并且一直继续到1809年。实际上，统一的德国，只要像在这一次战争中所做的那样，把它的全部军队集中在萨尔鲁伊和兰道之间，并且沿美因兹到麦茨的道路一线进攻或应战，那末它在任何时候都能使斯特拉斯堡以及驻在亚尔萨斯的任何法国军队无以为害。只要德国的大部军队驻扎在那里，那末从斯特拉斯堡向南德意志进犯的任何法国军队，都有被包围和交通线被切断的危险。如果最近这次战役有所证明的话，那就是证明了从德国向法国进攻较为容易。

但是，老实说，把军事上的考虑当成决定国界的原则，岂不完全是一种无稽之谈和时代错误吗？如果按照这条规则行事，那末奥地利还可以要求取得威尼斯，要求取得明乔河一线；而法国为了保护巴黎就可以要求取得莱茵河一线，因为巴黎从东北受到进攻的危险，无疑比柏林从西南受到进攻的危险大得多。如果国界应当根据军事利益决定，那末要求就会毫无止境，因为任何一条战线都必然有其缺点，可能用兼并邻近新地区的办法加以改进；并且这种国界永远也无法最终和公允地划定，因为每一次总是战胜者强迫战败者接受自己的条件，从而播下新战争的种子。

全部历史的教训就是这样。这对于整个民族来说和对于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为了剥夺他们的进攻能力，就必须剥夺他们的防御手段。不但要勒住他们的喉咙，而且要置他们于死地。如果说从前曾经有过一个战胜者力求以“物质保证”来摧毁对方民族的力量的话，那就是拿破仑第一：他缔结过提尔西特和约，并用这个和约来对付普鲁士以及德国的其他地区。然而，几年之后，他那赫赫威势就像一根腐朽的芦苇似的被德国人民摧毁了。但是，普鲁士现在在它最狂妄的幻想中能够或者敢于向法国索取的“物质保证”，难道能够和拿破仑第一当日向德国本身索取过的相比吗？这一次，结果也会是同样悲惨的。历史将来给予报应的时候，决不会是看你从法国割去了多少平方英里的土地，而是看你在十九世纪下半叶重新推行掠夺政策的这种罪恶有多大。

条顿族的爱国主义的喉舌们会说：但是你们不应该把德国人同法国人混为一谈呀。我们所要的不是荣誉，而是安全。德国人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在他们明智的监视下，甚至掠夺行为也从未来战争的原因变成了永久和平的保证。当然不是德国人在1792年为了用刺刀击溃十八世纪革命的崇高目的而侵入法国呀！也不是德国人在奴役意大利、镇压匈牙利以及瓜分波兰的时候染污了双手呀！在德国现行军事制度下，所有成年男子都被分成现役常备军和归休常备军两部分，并且这两部分都必须绝对服从自己的天赐长上，——这样的制度当然是维护和平的“物质保证”，并且是文明的最高目的！在德国，也如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有权势者的走卒总是用虚伪的自我吹嘘毒化社会舆论。

这帮德国爱国志士看到法国的麦茨和斯特拉斯堡这两个要塞就装出气愤的样子，但是对于俄国在华沙、莫德林、伊万城等处布设的庞大筑垒体系，他们却不认为有什么不好。他们在受波拿巴侵犯的惨象面前周身发抖，而他们对于受俄皇监护的奇耻大辱却置若罔闻。

这原是旧的政治制度的规律。在这个旧制度范围内，一国之所得即是他国之所失。沙皇能对欧洲发生极大的影响，是由于他对德国有传统的控制力。当俄国内部的那些火山似的社会力量有可能震撼专制制度最深固的根基时，难道沙皇能容许丧失他的这种国外威势吗？俄国的报纸已经用波拿巴的报纸在1866年战争结束后所用的口气说起话来了。难道条顿族的爱国志士真的以为他们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就可以保证德国获得自由与和平吗？如果军事上的侥幸、胜利后的骄横以及王朝的阴谋把德国推到宰割法国的道路上去，那末德国就只有两条路可走。它必须不顾一切成为俄国掠夺政策的公开的工具，或者是经过短暂的喘息之后重新开始准备进行另一次“防御”战争，但不是进行那种新发明的“局部”战争，而是进行种族战争，即反对斯拉夫种族和罗曼语种族联合势力的战争。

德国工人阶级坚决支持了它所无力阻止的这场战争，把这看做是争取德国独立、争取法国和全欧洲从第二帝国这个可恶的梦魔的羁绊下解放出来的战争。正是德国的产业工人，和农村的劳动者一起，撇下了半饥半饱的家庭而组成了英勇的军队的骨干。他们在国外战场上历尽艰辛之后，还要在家里再熬受悲惨境遇的折磨。所以他们现在也要求得到“保证”, ——保证使他们付出的无数牺牲不致虚掷，使他们获得自由，使他们对波拿巴军队的胜利不会像1815年那样变成德国人民的失败。而他们所要求的第一个这样的保证，就是使法国获得光荣的和平并承认法兰西共和国。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9月5日发表了一个宣言，坚决要求这些保证。宣言说：

“我们抗议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我们了解我们是代表德国工人阶级说话的。为了法国和德国的共同利益，为了和平和自由的利益，为了西欧文明向东方野蛮进行斗争的利益，德国工人决不能容忍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我们将和我们全世界的工人同志们一起，忠实地拥护无产阶级共同的国际事业！”

不幸，我们不能指望他们马上获得成功。既然法国工人在和平时期尚且不能阻止侵略者，那末德国工人在军事狂热时期又怎么会有较多的希望制止住胜利者呢？德国工人的宣言要求把路易·波拿巴当做普通罪犯引渡给法兰西共和国。他们的统治者却已在竭力设法重新把他扶上土伊勒里宫的宝座，认为他是能葬送法国的最适当的人选。可是无论如何，历史会证明，德国工人决不是像德国资产阶级那样由脆弱的材料造成的。他们一定会尽到自己的责任。

我们同他们一起为法国建立共和国而欢呼，但是同时我们感到不安，我俩唯愿这种不安是无根据的。这个共和国并没有推翻王位，而只是占据了它所留下的空位子。它不是作为一种社会的成果，而是作为一种民族的防御措施宣告成立的。它掌握在一个临时政府手中；组成这个政府的，一部分人是声名狼藉的奥尔良党人，一部分人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党人，而后者中间某些人又在1848年六月起义时期沾染了洗不清的污点。这个政府的成员之间的职务分配情形是不妙的。奥尔良党人夺取了军队和警察这一些重要据点，而冒牌的共和党人则只是分到了一些空谈的部门。这个政府的最初几个步骤中已经明显地表明，这个政府不只是从帝国那里承袭了一大堆残砖断瓦，而且还承袭了它对工人阶级的恐惧。他们现在用共和国的名义狂言大语地允诺一些不可能兑现的事情，其目的不是要掀起一种拥护“可能的”政府的喧嚣吗？这个共和国依照它那帮资产阶级首脑中的某些人的意图，不是只应该充当奥尔良王朝复辟用的跳板和桥梁吗？

由此可见，法国工人阶级正处于极困难的境地。在目前的危机中，当敌人几乎已经在敲巴黎城门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法国工人应该执行自己的公民职责，但同时他们不应当为1792年的民族回忆所迷惑，就像法国农民曾经为第一帝国的民族回忆所欺骗那样。他们不是应该重复过去，而是应该建设将来。唯愿他们镇静而且坚决地利用共和国的自由所提供的机会，去加强他们自己阶级的组织。这将赋予他们以海格立斯般的新力量，去为法国的复兴和我们的共同事业即劳动解放的事业而斗争。共和国的命运要靠他们的力量和智慧来决定。

英国工人已经采取了一些步骤，以求用外部的有效压力来强迫他们的政府改变不愿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态度。此外，英国工人要求他们的政府用一切力量反对肢解法国，而这种肢解是一部分英国报刊公然无耻地要求的。正是这部分报刊曾在整整二十年内把路易·波拿巴崇奉为欧洲的救主，并且欢欣若狂地赞扬了美国奴隶主的叛乱。现在，它们也像当时一样，为奴隶主的利益卖力。

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一个国家的支部都应当号召工人阶级行动起来。如果工人们忘记自己的职责，如果他们仍然采取消极态度，那末现在这场可怕的战争就会成为将来发生新的更可怕的国际战争的预兆，并且会在每一国家内使刀剑、土地和资本的霸主们又一次获得对工人的胜利。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评论：因为考虑到普法战争已经进入了新的局势，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决定针对普法战争写第二篇宣言。马克思以起草委员会成员的身份写下了这篇《宣言》。原文是英文。

在这篇《宣言》中，马克思揭露德国在战争中从“防御”性质转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掠夺战争的本质。德意志国王威廉假惺惺地说德国在普法战争中的角色转换不是同法国人民作战，而是同法国皇帝作战。马克思指出，普鲁士幻想以历史再现的方式向法国索取“物质保证”的结果不会比当年拿破仑第一同样做的后果好，结果会同样悲惨。条顿族的爱国主义者反对这个观点，他们认为不能把德国人和法国人混为一谈，说普鲁士由防御转向进攻是为了安全，不是为了荣誉，德国人是爱好和平的民族。马克思指出，这是有权势者用虚伪的方式自我吹嘘毒化社会舆论的常用手法。他还指出，德国工人阶级支持这场战争，但他们希望得到法国获得光荣的和平并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保证。马克思指出，法国工人阶级执行自己的公民职责，加强自己的阶级组织，去为复兴法国和解放劳动而斗争。在这方面，英国工人阶级已经作出了示范，要求英国政府反对肢解法国。最后，马克思指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呼吁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一个国家的支部都应当号召工人阶级积极行动起来。因为如果工人阶级不积极行动起来，那么这场普法战争将是未来国际战争的预兆，这也意味着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再次胜利。

9月14日 《关于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委员的被捕》：设于不伦瑞克的国际工人协会德国支部中央委员会，于9月5日向德国工人阶级发出了宣言，号召他们不准许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并且争取和法兰西共和国缔结光荣的和约。根据司令官福格尔·冯·法尔肯施坦将军的命令，不仅没收了这篇宣言，而且逮捕了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甚至逮捕了印刷这一文件的不幸的印刷厂主人，并且像对待一般刑事罪犯那样，给他们戴上镣铐，解往东普鲁士的勒特岑。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评论：载于1870年9月15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44号。原文是英文。马克思在这篇短文中揭露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委员被捕的事件。事件的起因是国际德国支部向德国无产阶级发表关于战争的宣言，试图以此宣传反对德国军国主义的计划和掠夺计划，争取与法国缔结和约。但这一行动遭到了德国当局的专横迫害并造成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以及印刷宣言的印刷厂主人一起被逮捕。他们被当作刑事罪犯对待，戴上镣铐押送到勒特岑。马克思谴责德国当局的这次逮捕行为是专横的，并且毫无法律根据。 vjCKQf3MvMsw7AY69hjW3vuVNIlJT82hfRNmFm2Ua6XYep6jEEmja1ELVbxZLeL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