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

5月5—12日 《国际在普鲁士保护关税税率问题上的立场》：由国际工人协会倡议和支持而在德国成立的工会，给莱茵省制铁业领导人提供了反对普鲁士政府企图降低生铁进口税的论据。爱北斐特和巴门的商会认为，降低生铁进口税肯定会使普鲁士矿业资本家完全破产。英国资本家主张，为了经得住国外的竞争，不得不降低自己工人的工资。德国矿业资本家要求维持保护关税措施以免遭英国人的竞争所带来的破产；然而普鲁士工人的工资比英国工人的工资少一半还多，而劳动时间却更长。

商会在4月14日给政府的报告中说：

“德国制铁业一旦破产，那将无法挽救。大资本将完蛋，成千上万工人将无以糊口。可能出现更严重的情况：工人问题越来越大，国际工人协会的态度越来越积极，越来越危险。”

这一自白证明，协会的工作不是徒劳的。资本家要求官方调查普鲁士制铁业的现状。工人们坚决主张，调查也要包括对这一生产部门的工人状况的研究。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评论：这是马克思1868年5月5—12日根据约·巴·施韦泽的通讯撰写，载于1868年5月16日《蜂房报》第344号的短评。原文是英文。马克思在评论中提到，爱北斐特和巴门的商会认为，降低生铁进口税肯定会使普鲁士矿业资本家完全破产。那时，大资本将完蛋，成千上万工人将无以糊口。马克思肯定了国际工人协会支持德国工会反对普鲁士政府降低生铁进品税的行动的积极意义。

6月2日 《关于改变国际1868年度代表大会的集会地点的决议》:（1）比利时议会刚刚把一项法律的有效期延长三年，根据该项法律，任何一个外国人都可以被比利时行政当局驱逐出境；

（2）国际工人协会的尊严不容许在使它处于当地警察支配之下的地方召开代表大会；

（3）国际工人协会章程第三条授权总委员会在必要时可以改变代表大会的集会地点；

总委员会决定于1868年9月5日在伦敦召开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评论：载于1868年6月6日《蜂房报》第347号。原文是英文。在国际1867年洛桑代表大会上曾确定1868年度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地点为布鲁塞尔；1868年2月24日总委员会敦促各支部就代表大会的议程进行准备。但比利时议会通过了延长1835年的外侨法，外侨法表明任何外国人都可能被驱逐出境。国际工人协会不能在布鲁塞尔召开。因此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决定改变召开地点，改为在伦敦召开。

7月7日 《总委员会就费·皮阿的演说所作的决议》：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布对费里克斯·皮阿在克利夫兰大厅的公众集会上所发表的演说不负任何责任；费·皮阿与本协会没有任何关系。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评论：载于1868年7月12日《自由报》第55号和1868年7月26日《人民论坛报》第7号。原文是英文。这篇“决议”针对的历史背景是：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费·皮阿于1868年6月29日在伦敦克利夫兰大厅举行的1848年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说，号召采取恐怖行动反对拿破仑第三，比利时的《蟋蟀报》报道了费·皮阿的演说，并把他当作国际工人协会的领导人之一。《蟋蟀报》关于费·皮阿的说法被其他报纸转载报道。国际工人协会考虑这会影响协会在工人心目中的威信，并且会给波拿巴政府提供一个迫害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国际工人协会成员的借口，因此决定作出就费·皮阿演说的决议。决议主要是声明费·皮阿和国际工人协会没有关系，国际工人协会也没有义务对费·皮阿的演说负任何责任。

7月11日左右 《我对弗·巴师夏的剽窃》：巴师夏的一位信徒有一个发现，说什么我用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商品的价值量，这是从弗·巴师夏那儿偷来的，而且我还作了歪曲。

在我的著作“资本论”（1867年版）中关于价值的定义，早在二十年前我写的反对蒲鲁东的著作“哲学的贫困”（1847年巴黎版）中就已经有了。而巴师夏的关于价值的宏论，是在几年之后才出世的。因此，我不可能抄袭巴师夏，而巴师夏看来倒是可能抄袭我的。然而，巴师夏实际上并没有对价值进行任何分析。他只是反复咀嚼空洞的概念，借以惬意地证明“世界充满了伟大的、美妙的、有益的服务”。

大家都知道，德国的巴师夏分子全都是民族自由主义者，因此，现在我也来给他们提供一种“伟大的、美妙的服务”，指出巴师夏的种种绝妙发现的独特的普鲁士的来源。施马尔茨老头曾做过普鲁士的政府顾问，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甚至还做过普鲁士的政府枢密顾问。除此以外，他还具有善于嗅出蛊惑者的特别灵敏的嗅觉。总之，就是这个老施马尔茨于1818年在柏林发表了“政治经济学研究指南”。他的指南的法译本于1826年在巴黎出现，书名叫“政治经济学”。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评论：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年俄文第1版第13卷第1册。原文是德文。这是马克思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他的污蔑而写的，他们说马克思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量是从法国庸俗经济学家巴师夏那里抄袭来的。在这篇短文中，马克思指出，在《资本论》中关于“价值”的定义，在他的《哲学的贫困》中就有了，而那时巴师夏还没有关于“价值”的相关说明，直到他于1850年出版《经济的谐和》时才有一些关于“价值”的宏观概论。因此，要说剽窃的话也是巴师夏剽窃马克思，而非马克思剽窃巴师夏。

7月14日 《总委员会就不列颠政府对沙皇俄国的态度所作的声明》：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谴责不列颠政府对俄国的又一次奴颜婢膝的表现，——在俄国政府颁布命令废除波兰这一名称一个月之后，不列颠政府就取消了预算案中“流亡者”一词前面的“波兰的”这一形容词。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评论：载于1868年7月18日《蜂房报》第352号。原文是英文。在1867—1868年，沙皇俄国在波兰强行推行俄国化，废除波兰的各种设施。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对沙皇政府奴颜婢膝，也采取了去波兰化。马克思对英国政府的这种奴颜婢膝行为进行谴责，写下这个声明，并得到了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批准。

8月11日 《总委员会提交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机器的后果的决议草案》：一方面，机器成了资本家阶级用来实行专制和进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机器生产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评论：载于小册子《国际工人协会。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和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决议》1868年伦敦版。原文是英文。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在1868年7月28日和8月4日的两次会议上就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机器的后果的问题进行了讨论。马克思发起讨论，并就自己在《资本论》中关于此问题的研究进行了阐述。在这个决议草案中，马克思指出，一方面，机器成为资本家勒索工人和对工人进行专制的最有力工具；另一方面，机器又为创造可以代替雇佣劳动制度的真正社会生产制度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8月18日 《致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和理事会》【略】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评论：少见马克思思想内容，故略。

8月25日 《总委员会提交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关于缩短工作日的决议草案》：鉴于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一项决议中早已指明，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是今后任何一种社会改革所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因此总委员会认为，现在已经是根据该项决议做出实际结论的时候，国际工人协会所有分部务必根据有协会组织存在的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着手讨论这个问题。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评论：载于1868年8月29日《蜂房报》第359号。原文是英文。“决议”是为筹备布鲁塞尔代表大会而在1868年8月25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批准的，决议主要内容是呼吁国际工人协会各分部着手讨论关于缩短工作日这个问题。因为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是任何社会改革都不可缺少的一个先决条件，这是被1866年的日内瓦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一项决议中早已指明了的。

9月1日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第四年度报告》: 1867—1868年构成国际工人协会历史上的一个时代。在平稳发展的时期之后，它的影响大大增强，以致引起了统治阶级的恶毒诽谤和各国政府的迫害。协会进入了斗争阶段。

不用说，法国政府在各国政府反对工人阶级的反动活动中是一马当先。我们在去年就不得不揭露它的某些敌对手法——秘密扣留信件、没收我们的章程、在法国边境抢走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文件。

可是今年，帝国完全抛弃了假面具。它公然企图借助它的警察和法庭来消灭国际工人协会。十二月二日王朝的诞生应当归功于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的最伟大的表现就是1848年的六月起义，因此这个王朝就不得不轮流地扮演资产阶级的救星和无产阶级的慈父般的保护人。当国际工人协会日益增长的威力在亚眠、鲁贝、巴黎、日内瓦等地的罢工中刚刚清楚地显示出来，自封的工人保护人就只好要么把我们的协会抓在自己手里，要么就把它消灭。最初提出的要求还不那么高。巴黎代表向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年）宣读的并于次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的宣言在法国边境被没收了。

我们的法国会员们在普奥战争以后进行的反沙文主义鼓动，使它更为恼怒。不久，芬尼亚社社员的密谋在英国引起的慌乱达到了顶点，这时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向英国政府提出请愿书，揭露对三位曼彻斯特蒙难者即将执行的死刑是一种法律暗杀行为。同时，我们在伦敦举行了维护爱尔兰权利的群众大会。一向渴望巴结英国的法国政府认为从拉芒什海峡两岸夹攻国际工人协会的良机到了。于是警察在深夜闯进了我们巴黎委员会委员的住宅，搜查他们的私人信件，并在英国报刊上大肆叫嚣，说什么芬尼亚社密谋的中心终于被破获了，其主要机关之一似乎就是国际工人协会。受过帝国训练的法国法官当然不用长时间考虑就宣布解散协会，并对委员会委员处以罚金和监禁。不过法院在判决书的开头部分有两个地方是谈得天真坦率的——一方面承认国际工人协会的力量日益增长，另一方面则宣称十二月二日帝国的存在同真诚地把真理、正义和道德作为自己指导原则的工人团体的存在是不相容的。这些迫害很快就在省里发生了作用，自从巴黎判决之后省长们就开始经常为一些小事进行无端指摘。但是政府的这些无端指摘根本没有消灭国际工人协会，而只是给了它以新的生命力。协会终于迫使十二月二日政府公开同工人阶级决裂，这一情况无比地加强了协会在法国的影响。

在比利时，我们的协会取得了很大胜利。沙勒罗瓦矿区的矿主经常迫害矿工，引起他们暴动，接着又用武力去对付手无寸铁的群众。在这样造成的慌乱情况下，协会的比利时分部把矿工的事情承担起来了，通过报刊和在群众大会上揭示了他们经济上的贫困处境，帮助伤亡者家属，并为被捕者提供法律辩护。陪审法庭终于宣告所有被捕者无罪。在沙勒罗瓦事件后，国际在比利时的胜利就得到了保证。

在意大利，协会自门塔纳大屠杀以后被反动势力削弱了。其直接后果之一就是警察当局限制了结社和集会的权利。但是我们广泛的通信表明，意大利的工人阶级正在日益摆脱一切旧政党的影响而取得完全的独立。

在普鲁士，由于法律禁止普鲁士的工人团体同外国团体有任何接触，国际不能合法存在。而且，普鲁士政府还可怜地重复波拿巴的政策，例如对全德工人联合会进行无端的指摘。各个军国主义政府尽管经常都准备着彼此厮杀一场，但在对自己的共同敌人——工人阶级进行十字军征讨时，却总是一致的。

在奥地利，工人运动日益具有明确的性质。已经决定9月初在维也纳举行代表大会，目的是使帝国境内各民族的工人兄弟般地联合起来。同时还发表了给英国人和法国人的邀请书，在邀请书中宣布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你们的总委员会已经指定了一位代表前往维也纳；但是在封建反动势力打击下已经动摇的奥地利本届自由派内阁，看来是非常有远见，它居然禁止召开工人代表大会，从而使工人也成为他的敌人。

在英国，政治运动、旧政党的瓦解和即将到来的竞选的准备工作占用了我们许多优秀力量，因而阻碍了我们的宣传工作。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同各地的工联建立了经常不断的通讯联系。这些工联中有一部分已经宣布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在伦敦新加入国际的团体中，会员人数占第一位的是西蒂区皮匠和鞋匠工联。

北美工人阶级的潜在威力从下述情况中可以看出：法律已规定在联邦政府的公营工厂中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在联邦的八九个州内已颁布八小时工作日的共同法律。但是目前美国工人阶级，例如在纽约，正在同顽抗的资本作激烈的斗争，因为资本正利用它所有的一切强有力的手段来亟力阻挠八小时工作日法律的实行。这一事实表明，即使在最有利的政治条件下，工人阶级要取得任何重大的胜利，都有赖于培养和集中工人阶级力量的那个组织的成熟程度。

一国范围内的工人阶级的组织甚至也可能由于其他国家工人阶级的组织性不强而遭到挫败，因为所有的国家都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竞争，从而彼此互相影响。只有工人阶级的国际性的联盟才能保证工人阶级的最终胜利。正是由于这种需要，才产生了国际工人协会。国际工人协会并不是某一个宗派或某一种理论的人为的产物。它是无产阶级运动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无产阶级运动又是由现代社会自然的和不可抗拒的趋势所产生的。国际工人协会深知自己所负使命的伟大意义，它既不容许别人恫吓自己，也不容许离开正确的道路。今后，它的命运将同人类复兴所系的那个阶级的历史发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评论：载于1868年9月9日《泰晤士报》， 1868年9月《先驱》杂志第9期和《比利时人民报》附刊“国际工人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式报告”1868年布鲁塞尔版。原文是德文。这篇年度报告是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第三次全协会代表大会写的。这篇年度报告先是总结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壮大以及因此受到的迫害。马克思指出，协会已经进入了斗争阶段。接着，马克思具体阐述了国际工人协会在法国、英国、比利时、意大利、普鲁士、奥地利、瑞士等各国的情况。在报告最后，马克思指出，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是工人阶级取得最终胜利的保证，而这正是国际工人协会成立的初衷。

10月4日 《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和英国工人组织的关系》：英国的报刊、尤其是伦敦的报刊以异常严肃认真的态度谈论国际工人协会和它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单是“泰晤士报”就为此刊登了4篇社论），这种态度在德国资产阶级报刊中引起了真正的疯狂叫嚣。德国报刊教训英国报刊，说后者的错误在于相信国际工人协会在英国的作用！它们发现英国工联同国际工人协会完全无关！尽管英国工联曾经通过这个国际工人协会以大量金钱对于进行反对资本斗争的巴黎工人、日内瓦工人和比利时工人进行了援助。

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里还有5位委员代表其余的加入协会的工联（不算外地的工联，单在伦敦一个地方就大约有50个），这5位委员是罗·肖、巴克莱、柯恩、黑尔斯和莫里斯，此外，每个工联有权而且是照例在特殊情况下派代表参加总委员会。再次，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里代表英国人的还有：

各合作团体，它们派了3个代表参加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威廉·韦斯顿和威廉斯；

改革同盟，—— 德尔、考威尔·斯特普尼和鲁克拉夫特；3人都是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

全国改革联合会，它是已故的鼓动家布朗特尔·奥勃莱恩创建的，由自己的主席阿·阿·华尔顿和米尔纳代表；

最后，无神论的民间鼓动，由著名的演说家哈里埃特·罗女士和柯普兰先生代表。

由此可见，没有一个稍具规模的不列颠无产阶级的组织不是直接由它们自己的领袖作为代表参加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最后，乔治·波特尔主持的英国工联的正式机关报 ‘蜂房报’，同时也是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正式机关报，它每周都报道总委员会会议的情况。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评论：这篇短文是马克思为《民主周报》写的，载于1868年10月17日《民主周报》第42号。原文是德文。在这篇短评中，马克思针对德国的资产阶级报纸说英国工联与国际工人协会没有一点关系指出，伦敦的工联全国理事会成员有一半的人同时也是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员。此外，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里还有其他工联的委员代表。马克思指出，除了工联代表加入国际工人协会之外，协会总委员会里还有各合作团体的代表、改革同盟的代表、无神论的代表等。可以说，只要有点规模的英国无产阶级组织都有代表参加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11月 《写在发表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年）和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年）决议之前的一段话》：鉴于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某些决议可能被看作是国际工人协会原则性纲领的一部分，而关于那次大会的报道又只在有限的范围内传播，总委员会认为，把那些决议同这次大会通过的决议一起重新发表是适宜的。

第一次即日内瓦代表大会讨论的各项问题中，最重要的有下列问题。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评论：这是马克思1868年11月写在发表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年）和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年）决议之前的一段话。载于1868年11月21日《蜂房报》第371号。原文是英文。在发表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时马克思选出同时发表的日内瓦代表大会决议，主要涉及：国际在无产阶级经济斗争中的作用，八小时工作日，儿童和妇女的劳动保护，组织合作生产和工会的任务等。

11月9日 《1866年格莱斯顿先生给英格兰银行的信怎样使俄国得到了六百万英镑的公债》：英格兰银行将最低贴现率提高到10%（这就是说，对于普通工商业者来说，最低贴现率被提高到15%和20%），并且不违反1844年法令有关发行银行券的规定的字面意义。每天晚上，从同英格兰银行有联系的各个营业所和西蒂区的其他主顾那里把银行券收集到一起，然后在第二天早晨又把这些银行券放出去。然而，却违反了法令的精神，因为遵照政府的那封信就是让银行的准备金降到零，而按1844年法令的原意，这笔准备金是银行掌握的、用来保证其银行部负债的唯一资产。

因此，格莱斯顿先生的信是通过保持、甚至人为地加强了皮尔法令的最糟糕的结果而使皮尔法令暂停生效的。

银行保持10%的最低贴现率达三个多月之久。在欧洲，这样的贴现率被看做危险的征兆。

在英国贸易史上这完全是闻所未闻的事。当官定最低贴现率在伦敦是10%，而在巴黎是3⅟2%到3%的时候，黄金却由伦敦流向法国。这证明黄金外流不是通常的商业交易。它仅仅是克拉伦登勋爵的信的结果。

当10%的最低贴现率这样持续了三个多月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必然的反作用。最低贴现率由10%跳跃式地猛跌到2%，并且这个2%直到最近还仍然是银行的官定贴现率。然而所有的英国有价证券、铁路股票、银行股票、采矿工业股票和各种国内投资已经跌得一钱不值，人人都争着把它们脱手。甚至统一公债也失掉了信誉（在恐慌期间，有一回银行曾拒绝支付统一公债抵押贷款）。随后就响起了货币外流的钟声。外国政府的公债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在伦敦市场上销售一空。最先到来的是600万英镑的俄国公债。这笔俄国公债几个月前还十分可怜地僵在巴黎交易所，而今在伦敦交易所却大走红运。就在上星期，俄国又发行了400万英镑的新公债。俄国在1866年也曾经和现在（1866年11月9日）一样，在财政困难的重压下几乎一命呜呼，这种财政困难由于它所经历的土地改革而带有十分危险的性质。

但是，皮尔法令向俄国开放英国金融市场，还只是对它的最起码的效劳。这个法令使英国这个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完全仰仗于俄国佬的政府的恩惠，而俄国佬的政府却是所有的欧洲政府中支付能力最差的债务人。

我们假定，俄国政府在1866年5月初以德国的或希腊的某个私人商号的名义把100万到150万英镑存入英格兰银行的银行部。这样，纵令发行部拥有1300万英镑以上的黄金，如果俄国政府突如其来地提取这笔款子，也能迫使银行部立即停止支付。因此，从圣彼得堡拍来的一封电报就可能引起英格兰银行的破产。

假使皮尔法令不废除的话，俄国在1866年未能做到的事，也许它在1876年就能够做出来。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评论：载于1868年12月2日《外交评论》杂志。原文是英文。这篇文章是马克思应《外交评论》的出版者查·多·科勒特的请求写的。这篇文章主要是回答格莱斯顿给英格兰银行的信怎样使俄国得到了六百万英镑的公债。马克思分析了原因和结果。马克思指出，格莱斯顿的信使1844年银行法令暂停生效，银行保持10%的最低贴现是一个危险的征兆。这样会使外国政府的公债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在伦敦市场上销售一空。首先带来的就是俄国的六百万公债。马克思指出，这样继续下去的话，英国会完全仰仗于俄国政府的恩惠。

11月23日 《给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声明》：协会决定致函德国工人，这样做的动机，据说是“在9月26日的柏林代表大会以后，南德意志和北德意志的德国工人已普遍联合起来”。

鉴于这种情况，我不得不声明退出工人协会。

显然，发出这样的信件的目的，就是表明，或者说是等于表明，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公开站在施韦泽和他的组织一边，而反对遍及南德意志大部地区以及北德意志一些地区的纽伦堡代表大会的组织。在德国，大家都知道我是协会的会员——而我确实是它最早的会员之一——，因此，不管我怎样反对，采取这一步骤的责任还是会落在我的身上。

当然，你们一定也会同意：我决不能承担这种责任。

第一，当以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人为代表的纽伦堡组织和以施韦泽为代表的柏林组织之间发生争论的时候，他们双方都向我作过书面申诉。我当时回答道，作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德国书记，我应当采取中立态度。我对他们双方都劝告说，如果他们不能够也不愿意溶合为一个整体的话，那就寻求某种途径和方式，以便和睦地并肩为共同的目标工作。

第二，我在给冯·施韦泽先生的回信中，详尽地向他说明了，为什么我无论是对召集柏林代表大会的方式，或对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章程，都不能表示赞同。

第三，纽伦堡代表大会直接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但是，汉堡代表大会（柏林代表大会是它的继续）借口普鲁士法律所造成的障碍，只是间接加入，即对我们的活动表示同情。而不久以前成立的属于纽伦堡组织的柏林民主工人联合会，却不顾这些障碍，公开和正式地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

我重说一遍，在这种情况下，协会的决定使我除了声明退出协会以外，再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了。请劳神将此信内容告知协会。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评论：第一次载于《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选集》1906年斯图加特版。原文是德文。马克思于1868年11月23日写给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这篇声明，是由于协会对1868年的拉萨尔派柏林代表大会以及对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纽伦堡代表大会上建立的工人组织所持的立场引起的。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2月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8—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在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退出了协会。从19世纪50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第一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成为第一国际在伦敦的德国人支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在这篇声明中，马克思表明了自己退出教育协会的原因。马克思指出，因为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公开站在施韦泽和他的组织一边，而反对遍及南德意志大部地区以及北德意志一些地区的纽伦堡代表大会的组织；因此，他不得不退出该教育协会。

12月15日 《对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纲领和章程的评语》：

报纸每周出版一次。

订费

一年………………………………………六法郎

六个月…………………………三法郎五十生丁

受临时中央局委托：

书记 扬·扎哥尔斯基

蒙布里昂街8号

注意：请各民族局在1月1日以前将抵偿股票的款项和订报费交到中央局。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评论：此文是马克思1868年12月15日对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纲领和章程撰写的评语。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8—1870》1964年莫斯科版。原文是法文。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1868年秋由米·巴枯宁建立的团体，1868年12月向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申请加入国际。1868年12月15日，总委员会在讨论了同盟的纲领后，根据马克思关于接纳另一个国际团体加入协会是同章程相抵触的意见，委托他起草答复。马克思对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纲领和章程的评语写在这个文件的法文文本的页边上。

12月22日 《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约一个月以前，一些公民在日内瓦成立了一个名为“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新的国际性团体的中央发起委员会，这个团体宣布“自己的特殊使命是根据伟大的平等原则研究政治问题和哲学问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只是在它12月15日的会议上才得知由该发起委员会印发的纲领和章程。根据这两个文件，上述的“国际同盟完全溶化在国际工人协会中”，但同时又完全成立于该协会之外。

根据发起委员会的章程，除了由日内瓦代表大会、洛桑代表大会和布鲁塞尔代表大会选出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之外，在日内瓦还将存在另外一个自己任命自己的中央委员会。除了国际协会的地方组织之外，还将存在国际同盟的地方组织，后者“将通过”活动于国际协会的各个全国局之外的“它们自己的民族局向同盟中央局提出请求加入国际工人协会”；这样，同盟中央委员会就授予自己接纳加入国际协会的权利。

既在国际工人协会之内，又在该协会之外进行活动的第二个国际性组织的存在，必将使协会陷于瓦解；

任何地方的任何别的一伙人都可以仿效日内瓦发起小组的做法，以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把负有别的“特殊使命”的其他国际性协会引到国际工人协会里来；

这样，国际工人协会很快就会变成任何一个种族和民族的阴谋家手中的玩物；

此外，根据国际工人协会章程，许可加入国际的只能是地方性的和全国性的支部；

国际协会的各个支部不得规定同国际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相抵触的章程和组织条例；

国际协会的章程和组织条例只能由全协会的代表大会进行修改，但须有出席代表的三分之二赞成修改；

国际协会总委员会在1868年12月22日的会议上一致决定：

（1）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章程中规定它同国际工人协会关系的所有条文一律宣布废除和无效；

（2）不接纳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作为一个分部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3）本决议在有国际工人协会组织存在的所有国家里公布。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评论：载于小册子《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1872年日内瓦版。原文是法文。这篇短文是马克思受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委托写的。这篇短文的主要内容是对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问题进行回应。马克思指出，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存在会使国际工人协会陷于瓦解，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章程中规定它与国际工人协会关系的文件全部都要废除，因此不接受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Ai85aYCI1clZdIpsMe7c1oyiwPPhENOyu6Dk1YvWkUqf1u34aYtzmPXZ7RRo1s3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