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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 《布赫尔先生——致“每日新闻”编辑》：这位“布赫尔先生”莫非就是在长期亡命伦敦期间出色地充当了臭名昭彰的戴维·乌尔卡尔特先生的热烈拥护者，并在柏林“国民报”上每周都替后者的反俄理论鼓吹的那个洛塔尔·布赫尔？莫非就是在回到柏林以后成为斐迪南·拉萨尔的狂热信徒，以致被后者当做自己的遗嘱执行人，而将每年的收入遗留给他并将自己的著作版权遗赠给他的那个洛塔尔·布赫尔？在拉萨尔死后不久，洛塔尔·布赫尔就到普鲁士外交部供职，被任命为大使馆的参赞，并成为俾斯麦所信赖的代办。
他曾天真地给我写过一封信，约我（自然是征得他的主子的同意）为普鲁士的官方报纸“国家通报”撰写有关金融问题的文章。
稿酬条件让我自己决定，同时明确地向我保证，我完全有自由对现时金融市场上的业务和搞这些业务的人按照我自己的“学术”观点发表意见。这件怪事发生以后，当我在约翰·菲力浦·贝克尔在日内瓦出版的名为“先驱”的国际机关刊物上不时看到关于洛塔尔·布赫尔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缴纳会费的公告时，总觉得十分好笑。如果这里没有弄错人，如果俄国政府和德国政府鉴于赫德尔和诺比林的谋刺案而想对会议提出对付社会主义传播的国际措施这一消息还有几分是真实的——那末，布赫尔先生的确是一个恰当的人物，他可以十分有权威地向会议声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活动和学说同这些谋刺案根本没有关系，就像同“大选帝侯号”的沉没或同柏林会议的召开没有关系一样；在德国进行的搜捕所引起的恐慌，以及卖身投靠的报刊所掀起的一片尘埃，纯粹是为竞选鼓动服务的，以便使这届帝国国会最终通过俾斯麦公爵早已拟定的方案来解决一个离奇的问题，即如何把现代国家的全部财政资源分给德国政府，同时重新强使德国人民接受被1848年的风暴摧毁的旧的政治制度。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评论：载于1878年6月13日《每日新闻》第10030号和1878年6月21日《前进报》第72号。原文是英文。文章揭露了洛塔尔·布赫尔虚伪反动的真面目。马克思指出，布赫尔是戴维·乌尔卡尔特的热烈拥护者，是乌尔卡尔特反俄理论的鼓吹手，是斐迪南·拉萨尔的狂热信徒，是俾斯麦所信赖的代办，是“国际工人协会”的破坏者。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布赫尔的根本目的在于：“如何把现代国家的全部财政资源分给德国政府，同时重新强使德国人民接受被1848年的风暴摧毁的旧的政治制度。”
6月27日 《答布赫尔的“说明”》：洛塔尔·布赫尔先生在“北德总汇报”上发表了他在6月20日写的“说明”，其中首先指出一个令人不愉快的情况，即民族自由党和进步党的报纸都转载了我给“每日新闻”的信。布赫尔先生宣称，要纠正我所作的一大堆歪曲，必须写3000行文字。然而要一劳永逸地弄清布赫尔所作的“更正”和“补充”的真相，只要写30行文字就足够了。
1865年10月8日，布赫尔先生写了一封信企图诱使我给“国家通报”撰稿，这恰恰是普鲁士自由党和进步党资产阶级同冯·俾斯麦先生发生冲突的时期。信中有一段话说：
“至于内容，不言而喻，您将只依照您的学术信念；但是，考虑到读者的圈子是haute finance〔金融贵族〕，而不是考虑编辑部，我建议来稿能写得只有行家才能明了内在的含意。”
相反地，布赫尔先生在“更正”中却说，他
“问过马克思先生，他是否同意写一些所需要的文章，对情况作客观的叙述。关于马克思先生 ‘自己的学术观点’，我的信中根本没有谈起过。”
同一封信接着说：
“‘国家通报’需要关于金融市场（不言而喻，也有商品市场，因为两者是分不开的）动态的每月概述。他们问我能否推荐一个人，我回答说，没有人比您更适合做这件事了。后来他们就请我写信给您。”
可见，布赫尔先生自己已经说得很明白，他是受别的什么人的委托同我“通信”的。但他在“更正”中反倒说：
“任何人，甚至连 ‘国家通报’的编辑，都丝毫不知道这次的通信。”
这就是布赫尔先生作更正的方法。下面再举一个典型例子看看他作补充的方法！
在我给“每日新闻”的信中只说到布赫尔先生“天真地”写信给我，但是只字未提我给他的回答。而布赫尔竭力要把这件“怪事”说得平淡无奇，就来给我作“补充”，他捏造说：
“马克思先生回答说，他不会给反动报纸写文章。”
我哪会这样庸俗地回答他的信呢？因为在以下一段总结性的话里，他这封信的“内在的含意”“不仅”说得明白，而且十分突出：
“进步 〈他指的是自由党或进步党资产阶级〉 在死亡以前，还会蜕换好多次壳；所以，谁还想在自己的一生中参加国家活动，就必须联合在政府的周围。”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评论：载于1878年6月29日《法兰克福报和商报》第180号；1878年7月2日《福斯报》第152号；1878年7月5日《前进报》第78号。原文是德文。1865年10月8日，洛塔尔·布赫尔写信约马克思为《国家通报》撰稿，马克思在写给《每日新闻》编辑的声明中谈到了对布赫尔的评价。此后，布赫尔在《北德总汇报》上发表6月20写的“说明”，为掩盖自己的不光彩行为，攻击马克思歪曲事实。在此情况下，马克思撰写了本文，揭示了真相，反驳了布赫尔的攻击。马克思指出，在普鲁士自由党和进步党资产阶级同冯·俾斯麦发生冲突的敏感时期，作为俾斯麦所信赖的代办，布赫尔受人之托写信诱使马克思为普鲁士官方报纸《国家通报》撰写金融问题的文章，布赫尔的“内在的含意”是一目了然的。
7月初 《乔治·豪威耳先生的国际工人协会史》：我认为，对于大量伪造国际的历史方面的一项最新贡献（见今年7月的“十九世纪”）应当做几点说明，因为人们可能会发生错觉，以为最近这位历史伪造者、曾经当过工人和协会总委员会委员的乔治·豪威耳先生，是从一般人不知道的资料中汲取了自己的智慧的。
豪威耳先生在“协会史”的开头避而不谈以下事实：1864年9月28日我出席了国际成立大会，在会上被选入临时总委员会，此后不久起草了协会的“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这两个文件最初于1864年在伦敦发表，以后于1866年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通过。
豪威耳先生知道这一切情况，然而他为了自己的特殊目的，宁愿让“一位名叫卡尔·马克思的德国博士”第一次出现在“1865年9月25日召开的”伦敦“代表大会”上。豪威耳硬说，在那次会上，当时这位“博士”“因提出宗教观念而播下了纷争和瓦解的种子”。
首先，国际在1865年9月没有召开过任何“代表大会”。大陆上协会各主要分部的几个代表聚集在伦敦，唯一的目的是同总委员会一起商讨应于1866年9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议程。这次代表会议的实际工作是在秘密会议上进行的，而不是在这位精确的历史学家乔治·豪威耳先生所仅仅提到的阿德菲坊的半公开的大会上进行的。
跟总委员会的其他代表一起，我曾坚持代表会议通过我们所提出的议程，当这个议程发表时，法国历史学家昂利·马丁在给“世纪报”的一封信里作了如下说明：
“决定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定于明年召开）各项议程的那种远大的见解和高度的道德观点、政治观点、经济观点，将赢得欧洲所有拥护进步、正义和自由的朋友们的一致赞同。”
顺便说一下，我荣幸地向总委员会陈述的一项议程是这样写的：
“必须在运用民族自决权原则的基础上，并通过在民主和社会主义基础上恢复波兰的办法，来消除俄国佬在欧洲的影响。”
昂利·马丁对这一条文是这样评述的：
“我们可以指出，‘在民主和社会主义基础上’一语，对波兰来说，意思是很简单明了的，因为那里的社会制度也像政治制度一样需要改革，在那里，这种基础已经为1863年的无名政府的法令所奠定，并为全国各阶级所接受。总之，这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与正义和自由相一致的社会进步，对俄国的公社专制制度的推进所作的回答。巴黎人的这个秘密今后将成为欧洲各国人民的秘密。”
不幸的是，“巴黎人”如此严守自己的“秘密”，以致出席代表会议的两位巴黎代表（一位是托伦，现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参议员，另一位是弗里布尔，现在不过是个叛徒）由于对这个秘密一无所知，恰恰抨击了议程中受到法国历史学家如此热烈评述的那一项。
总委员会的议程没有一个字谈到“宗教”，然而，由于巴黎代表的坚决要求，为了万一需要起见，这道禁菜被列入了将要召开的代表大会的菜单中，内容如下：
“各种宗教观念 〈而不像豪威耳所歪曲的那样，是“宗教观念”〉 及其对社会运动、政治运动和精神运动的影响。”
巴黎代表提出的这一讨论题目交给他们自己去处理了。事实上，在1866年的日内瓦代表大会上，他们自己放弃了它，以后再也没有人提起过。
乔治·豪威耳先生的三个神话——1865年的伦敦“代表大会”,“一位名叫卡尔·马克思的德国博士”在会上“提出宗教观念”，因此在国际内部产生的疯狂的斗争，——以一个奇谈来结束。他说：
“在就废除奴隶制问题而写给美国人民的一封公开信的草稿中，‘上帝创造的所有人种都是同一血统的’一语被删掉了”，等等。
总委员会的确发出过一封公开信，然而不是给美国人民的，而是给他们的总统阿伯拉罕·林肯的，他十分亲切地接受了这封信。我起草的这封信根本没有作任何改动。既然这封信中从来没有“上帝创造的所有人种都是同一血统的”一语，因此也就无从“删”起。
以下事件再好不过地说明了总委员会对“宗教观念”的态度。——米哈伊尔·巴枯宁所创建的同盟的一个瑞士支部（它自称为无神论社会主义者支部），曾向总委员会申请加入国际，然而它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总委员会曾经就 ‘基督教青年会’一事声明过，它不承认任何神学支部”（见“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总委员会通告”日内瓦版第13页）。
当时还没有因钻研“基督教读物”而改变信仰的乔治·豪威耳先生，他所以同国际断绝关系，并不是受“宗教观念”的驱使，而是出于纯粹世俗的理由。在创办总委员会的“专门机关报”——“共和国”时，他曾贪婪地追求编辑的“高位”。在这次“沽名钓誉的”尝试失败以后，他开始不满起来，劲头越来越小了，不久就完全听不到他的消息。因此，在国际的多事之际，他就置身于运动之外。
他一方面意识到自己对国际的历史问题一窍不通，另一方面又热中于在自己的文章中点缀一些惊人的揭露性的事件，于是他附和所谓克吕泽烈将军在芬尼亚社社员起义时出现在伦敦的说法，并宣称，这位将军在牛津街拉脱本广场的“布莱克霍斯”住所里会见了“几个人，幸而是英国人”，以便把自己的“总起义”“计划”告诉他们。我有理由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但是假定有这样的事情，这也不过证明：克吕泽烈没有笨到如此地步，以致把自己的身分或自己的“计划”报告给总委员会，而对豪威耳所熟悉的“几个英国人”却谨慎地保守秘密。豪威耳本人不就是一个以自己的“巧妙的”干涉居然拯救了不列颠帝国和欧洲免于普遍震荡的穿硬麻布衣服的好汉吗？
乔治·豪威耳还透露了一个阴暗的秘密。
1871年6月初，总委员会发表了“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这篇宣言遭到了伦敦报界的同声咒骂。有一家周刊攻击“卑鄙的作者”怯懦地将自己的名字隐藏在总委员会的帷幕后面。为了答复这一点，我在“每日新闻”上声明，我就是宣言的作者。在1878年7月，乔治·豪威耳先生竟以幕后人十分自负的姿态来透露这件已经过时的秘密：
“这篇宣言的作者是卡·马克思博士……在它 〈sic!〉 被通过时，总委员会的两位委员乔治·奥哲尔先生和鲁克拉夫特先生都反对把它发表。”
他忘了补充一句，到会的其余19位英国委员都欢迎“宣言”。
乔治·豪威耳先生体谅地认为：“贫穷不是罪恶，但它使人万分困窘。”我认为，这是至高无上的真理。他本应怀着更大的自豪感回忆自己过去同国际工人协会的亲密关系，因为国际工人协会所以博得世界声誉并在人类历史上占有一个地位，并不是由于钱袋的大小，而是由于思想的力量和奋不顾身的毅力。
然而，乔治·豪威耳先生却从岛国“庸人”的高尚观点出发，告诉“十九世纪”月刊的“有教养的读者”说：国际已经“失败”并从地球上消失了。事实上，在德国、瑞士、丹麦、葡萄牙、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美国或多或少是在全国范围内成立的社会民主工党都是国际性的团体，这些团体已经不是少数分散在各国以及由独立存在的总委员会联合起来的一些支部，而是在经常的、积极的、直接的交往中，由思想交流、相互帮助和共同意愿团结起来的工人群众自己组成的团体。
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法国工人阶级的整个组织无疑遭到了暂时的破坏，然而现在它又开始恢复了。从另一方面说，尽管存在着种种政治上和社会上的障碍，斯拉夫人，特别是波兰、波希米亚和俄国的斯拉夫人参加这一国际运动，目前居然达到如此巨大的规模，这是在1872年连最乐观的人也预料不到的。由此可见，国际并没有过时，而只是从诞生的初期转入了更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它的初步希望已经部分地实现了。在可以写出国际历史的最后一章以前，国际一定还会在它向前发展的过程中经历许多变化。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评论：载于1878年8月4日《世俗纪事和自由思想进步年鉴》杂志第5期（第10卷）。原文是英文。国际工人协会的叛徒乔治·豪威耳在《十九世纪》杂志发表《国际协会史》一文，对第一国际的历史进行了大量伪造。马克思用大量确凿的事实驳斥了豪威耳的言论，揭露了豪威耳伪造国际历史的真面目。马克思指出，在国际艰难之际，豪威耳出于自身的利益，同国际断绝关系；豪威耳对国际的历史问题一窍不通，但却热衷于揭秘来博取关注。此外，马克思还驳斥了豪威耳的所谓国际已经“失败”并从地球上消失了的论调。马克思指出，国际并没有过时，只是转入了更高时期。未来，国际一定还会在发展中经历许多变化。
9月下半月
《帝国国会关于反社会党人法的辩论》（文章草稿）
1878年9月16日和17日帝国国会会议
俾斯麦的副手——冯·施托尔贝格讲了四分七秒钟的话。
[欧伦堡明确说的只是：（1）进行过“一次”审讯；他不敢说是“法庭”审讯。他同样没有说这一次审讯是何时进行的（大概是在诺比林的脑袋中弹流出一部分脑浆之后吧？）。]但是，欧伦堡所谓诺比林在这“一次”审讯中讲的话（假定诺比林是有责任能力的）证明：第一，他没有说自己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也没有说自己是社会民主党党员；他只是说，他象寻常的市民那样去参加过几次党的集会，“他很喜欢会上讲的学说”。可见，这些学说并不是他的学说。他刚刚接触这些学说。第二，他根本没有把他的“暗杀”同集会和会上宣传的学说联系起来。
但是蹊跷的事情还不限于此。欧伦堡本人能够奉告的“一点情况”，他自己就是带着怀疑的口吻，或者说是以令人怀疑的方式讲的：“据我被告知，他在这次审讯中供称”……根据这句话可以判断，欧伦堡先生从未看过案卷。他知道的只是听人家说的，他只能奉告“他这样得知的”一点情况。但是他马上拆穿了自己的谎言。他刚刚说了他“关于这件事被告知”的一切，紧接着就说：
“因为注意到公布文件的问题属于普鲁士司法当局的权限，进一步的情况我就不便奉告了。”
换言之：如果他“奉告了”他知道的情况，那就会使政府出丑。
我们顺便指出：如果只进行过一次审讯，那我们也知道是“在什么时候”，就是在诺比林头上带着弹孔和刀伤被捕的那一天；就是发出臭名远扬的6月2日午夜二时电讯的那一天。但后来政府又企图将诺比林案件的责任加于教皇至上派。可见，审讯没有发现诺比林的暗杀同社会民主党有任何联系。
但欧伦堡还没有结束他的自白。他还得“提请大家注意，早在5月我就站在这个讲台上说过：谁也没有断定，这些行为是在社会民主党直接教唆下干的。我就是现在也不能做这样的论断或者在这方面增添任何新东西”。
好极了！欧伦堡直言不讳地承认，在从赫德尔行刺到帝国国会开会这段时间里警察和侦查机构布置的所有卑劣的迫害，没有为政府所喜爱的暗杀“理论”提供任何一点点犯罪构成！
欧伦堡及其同伙非常“注意”“普鲁士司法当局的”权限，因此竟然在赫德尔已被处死，诺比林业已身亡因而审讯也永远结束以后，把司法当局当做向帝国国会提供“案卷”的法律障碍——可是他们却公然在审理诺比林案件一开始，即在暗杀发生的当天，就用一条别有用心的关于所谓第一次审讯诺比林的“电讯”来激起德国庸人的狂热，并借助自己的报刊堆起一座谎言之山！对司法当局，甚至对那两个被政府控告但并非主要目标的人，是何等尊重！
第一，什么在历史运动中所谓极端派占上风，压倒合乎时代的派别：路德对托马斯·闵采尔、清教徒对平等派、雅各宾派对阿贝尔派，这种陈词滥调是错误的。历史证明恰恰相反。第二，“无政府主义”派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极端派”, ——欧伦堡本来应当证明这一点，而他却从这一点出发。一派从事的是工人阶级的实际历史运动；另一派是一批妄想创造历史的找不到出路的青年在追求一个幻影，结果不过是表明法国社会主义思想表现在上等阶级的潦倒没落的人们身上是多么滑稽可笑。因此，无政府主义实际上到处碰壁，只是在还没有真正的工人运动的地方混日子。这是事实。
欧伦堡先生仅仅证明，如果“警察”要来“讲哲理”，那是多么危险。
参看在这后面的一句话，第51页第I栏。欧伦堡在这里说得好象一切顺利。
现在他想要证明“社会民主党的学说和目的”在于危害社会！可是如何证明？用了三条引文。
但在这之前，他还用这样一句妙论作为引言。
“如果你们稍微细心地研究一下社会民主党的这些学说和目的，就会明白，并非象刚才说过的那样，和平发展是目的，其实和平发展只不过是引向最终目的的一个阶段，而要达到那个最终目的，除暴力途径外没有其他途径”
[大概就象“民族联盟”是通向以暴力实现德国的普鲁士化的一个“阶段”那样；所以欧伦堡先生就用“铁血”来考虑问题了]。
如果拿前半句话来看，那么他讲的只不过是同义反复或糊涂话：如果这种发展有一个“目的”，又有“最终目的”，那么这种最终“目的”就是它的“目的”，而不是发展的性质，即所谓“和平的”或“非和平的”。其实欧伦堡想要说的是：朝着目的的和平发展只是一个必然导致目的的暴力发展的阶段，而且按照欧伦堡的看法，这种以后把“和平”发展变为“暴力”发展的情况是所追求的目的本身性质决定的。这里所谈到的目的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和包含在其中的社会变革（转变）。只有当该社会中掌握政权的那些人不用暴力方法来阻碍历史发展的时候，历史发展才可能是“和平的”。例如，如果在英国或美国，工人阶级在议会或国会里取得多数，那么它就可以通过合法途径来消除阻碍其发展道路的法律和设施，而且这也只能在社会发展所要求的范围内进行。但是“和平的”运动一遇到同旧秩序利害相关的人的反抗，仍然会变成“暴力的”，而如果这些人被暴力所镇压（象在美国内战和法国革命中那样），那就因为他们是“合法”暴力的反抗者。
但是，欧伦堡所鼓吹的是掌权者对正在经历着“和平阶段”的发展的暴力反动，而且这种反动，其目的是要防止以后（起自新兴社会阶级）的“暴力”冲突；这是暴力反革命对事实上的“和平”发展的战争叫嚣。实际上政府是企图以暴力镇压它所不喜欢的、而从法律观点是无懈可击的发展。这就必然要产生暴力革命。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评论：这是马克思1878年9月下半月根据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威·白拉克那里收到的1878年9月16日和17日帝国国会会议的速记记录，用德文撰写的草稿。原文是德文。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32年版第Ⅰ（Ⅵ）卷。帝国国会会议记录载于《德意志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1878年第4届第1次例会，1878年柏林版第1卷第29—91页。马克思对其中摘录的材料只涉及9月16日的会议。马克思原打算把这些材料整理出来给英国报刊，特别是给《每日新闻》发表。但草稿没有写完，这一想法未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