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思想年编．著作卷：全二册．下卷最新章节_姜辉著

1877年

11月左右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在“资本论”德文本第二版的跋里，——而这篇跋是关于茹柯夫斯基先生的那篇文章的作者所知道的，因为他曾经引证过——我曾经以应有的高度的尊重谈到“一位伟大的俄国学者和批评家”。这个人在自己的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他表示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我的可敬的批评家既然可以根据我同那位“文学家”和泛斯拉夫主义者的论战推断我反对那位“文学家”的这些观点，那末，他至少也有同样多的理由根据我对这位“伟大的俄国学者和批评家”的尊重断定我同意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

最后，因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为了能够对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

二

我在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中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因此，这一章叙述了使生产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从而把他们变成雇佣工人（现代意义上的无产者）而把生产资料占有者变成资本家的历史运动。在这一段历史中，“成为形成中的资本家阶级进一步发展的杠杆的一切革命都是划时代的，使广大群众同他们传统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离并把他们突然投到劳动市场上去的那些革命更是如此。但是，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等等（“资本论”法文版第315页）。在那一章末尾，我把生产的历史趋势归结成这样：它“本身以主宰着自然界变化的必然性产生出它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的因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个体生产者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的所有制。在这个地方我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理由很简单，这个论断本身只不过是概括地总结了我过去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那几章里所作的详细阐明。

那末，我的批评家可以把这个历史概述中的哪些东西应用到俄国去呢？只有这些：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事情就是这样。但是这对我的批评家来说是太少了。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让我们举个例子来看看。

在“资本论”里的好几个地方，我都提到古代罗马平民所遭到的命运。这些人本来都是自己耕种自己小块土地的自由农民。在罗马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他们被剥夺了。使他们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离的运动，不仅蕴含着大地产形成的过程，而且还蕴含着大货币资本形成的过程。于是，有那么一天就一方面出现了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切都被剥夺的自由人，另一方面为了利用这种劳动，又出现了占有所创造出的全部财富的人。结果怎样呢？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他们比过去美国南部各州的《poor whites》〔“白种贫民”〕更受人轻视，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占有制的。因此，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评论：载于1886年日内瓦出版的《民意道报》杂志第5期。原文是法文。俄国进步杂志《祖国纪事》1877年第10期刊登了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该文对《资本论》作了错误理解。马克思读到这篇文章后，写信给该杂志社编辑部。不知什么原因，信并没有寄出。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马克思遗稿中发现了这封信。后来，恩格斯复制了这封信并和另外一封信一起寄给在日内瓦的“劳动解放社”成员维·伊·查苏利奇。这封信首次发表于1886年日内瓦《民意道报》杂志第5期。1888年10月，俄国合法刊物《司法通报》也发表了这封信。在信中，马克思指出了米海洛夫斯基对《资本论》的曲解。马克思认为，如果俄国继续走1861年的道路，即摧毁农村公社，将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那么，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提供给它的一个最好的机会，而“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极端灾难；把“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是错误的，考察问题，要考虑到各个民族所处的历史环境，因为相似的事情，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结果会截然不同。马克思的上述观点，对于研究社会发展理论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