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

1874年—1875年初 《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

“是的，社会革命在任何地方可能都没有像在意大利这样临近。”（第8页）

“在意大利，赤贫的无产阶级占着优势。马克思先生和恩格斯先生以及在他们之后的德国整个社会民主党人学派，对这个赤贫无产阶级都抱着极端蔑视的态度，这是完全徒然的，因为在它身上，而且仅仅在它身上，而决不是在上述那种工人群众的资产阶层身上，包含着未来社会革命的全部智慧和全部力量。”（第8页）

但是，在德国人那里却相反：在他们那里，政府

一方面可以依靠精良的和具有其他素质的军队，另一方面可以依靠“忠君的爱国主义、民族的无限的虚荣心以及古老的、历史的、同样是无限的、对政权俯首听命和敬之若神的心理，这都是德国贵族、德国小市民 〈bourgeoisie〉、德国官僚，德国教会、德国学者的整个行会的特点，而在他们的共同影响下——真可叹啊！——往往连德国人民本身也具有这一切特点”（第11页）。

“原来普鲁士鲸吞了德国。这就是说，只要德国仍然是一个国家”，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所谓自由主义、立宪主义、民主主义“甚至社会民主主义的形式，普鲁士都必然是欧洲各种各样的专制制度的头等的和主要的代表与经常的根源。”（第11页）

为了真理，“而不是希望为彼得堡内阁的政策做辩护”（第13页），巴枯宁给德国人做了如下的答复。这位伟人甚至没有提到叶卡特林娜在位时期结盟的事和从革命时期起包括路易-菲力浦时期在内的这段时间里俄国对法国的影响，更不用说从彼得一世时期以来在俄罗斯人的帮助下建立普鲁士的事了。他也没有提到从十八世纪以来俄国同英国一起为了奴役欧洲而策划的阴谋。他从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开始，对他们的活动做了如下的描述：

“亚历山大来回奔波，忙碌异常，吵嚷不休；尼古拉疾首蹙额、盛气凌人。但是一切也不过如此而已。他们一事无成……因为他们无能为力，由于他们的朋友，即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德国人不允许他们有所作为；他们只能起稻草人 〈bange machen〉 的光荣作用，真正有所行动的只是奥地利、普鲁士和”《在它们领导下并得到它们允许去侵犯西班牙的法国波旁王朝》（第13、14页）。

俄国无论在智力、实力或财力方面在欧洲都不占有能用呼声来“解决问题”的优势地位（第14页）。

新的德意志帝国是好战的：它一定要征服别国或者被征服（第17—18页）：

它“本身具有一种不可抑制的要成为全球国家的意图”（第18页）。

国家（Empire, Royaume〔帝国、王国〕）；统治者（souverain, monarque, empereur, roi〔元首、君主、皇帝、国王〕）；进行统治（régner, dominer〔主宰、统治〕）；统治者（souverain, empereur, monarque, roi）。（相反地，在德语Reich〔国家〕最初无非是以所属的民族、居民的名称命名的，有一定界限的一个地区（大的或小的）。

法兰西的“国祚”已尽了；凡是多少了解法国人的性格的人，都会像我们（巴枯宁）一样清楚，既然法国过去长期能够成为“首屈一指的大国”，那末现在它绝不会甘居次等的、甚至同其他国家相等的地位。法国将准备新的战争，报仇雪耻，恢复丧失了的первенство（首位）（第19页）。但是它能否如愿以偿呢？绝对不能。最近的事件证明，爱国主义这种最崇高的国家美德在法国已经不复存在了（第19页）。反对凡尔赛国民议会和反对祖国的救星梯也尔的巴黎公社起义……充分表现了目前推动法国无产阶级前进的唯一的热情。对于法国无产阶级等等说来，只有社会革命战争还存在（第27页）。在社会革命热情的促使下，《他们宣布彻底破坏法兰西国家，废除与法兰西各公社的自治不相容的法国的国家统一。德国人仅仅缩小了他们政治祖国的疆界和力量（сила），而他们却想使它彻底убить（丧命），而且似乎是为了显示这个叛逆性的目的，他们把作为法国荣誉的雄伟纪念碑旺多姆圆柱毁为废墟》（第27页）。

由于有产阶级无法使人民的热情和人民的要求得到满足，人民便只有一种手段，即国家暴力（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насиление），一句话，就是“国家”，因为“国家”也就是“暴力”（violence, véhémence, force〔暴力，暴虐行为，强力〕），就是“凭借在可能的情况下是伪装起来的而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是肆无忌惮的暴力的统治”等等（第35页）。

英国：影响大大缩小了。下面的话是有代表性的：

“在三十年以前，它不会这样心平气和地容忍德国人占领莱茵河各省、俄国在黑海恢复优势、俄国人出征希瓦。”（第39页）作出这种让步等等的原因是：工人世界同剥削的、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世界的斗争（第39页）。在那里社会革命正日益临近等等（同上）。

西班牙和意大利，没有什么可说的，它们永远不会成为有威胁性的、强大的国家，这不是因为它们没有物资，而是因为“人民精神”把它们引向完全不同的目的（第39页）。

顺便指出：西班牙在反对拿破仑的人民战争时期重新觉醒了，这场战争本身是愚昧无知的群众进行的。在1812年和1813年，在德国根本没有这类事情发生：只是当拿破仑在俄国遭到失败以后，才有人发动起义。只有提罗耳是例外（第40、41页）。

相反地，

同其他国家一样，在意大利资产阶级的“上层”中，“随着国家统一的形成，剥削人民劳动的享有特权的阶级的社会统一也形成了，并且现在正在日益发展。这个阶级现在在意大利通称为集团：整个”官方世界，即官僚和军事的、警察和法庭的世界，大地主、工业家、商人和银行家，整个官方的和半官方的律师界和文化界、整个议会（第46页）。

后者同贫困和绝望一起就是社会革命的良方（第47、48页）。

正是国际（即同盟！）特别在最近两年（1872年和1873年）中，以这一理想的产婆的身分在意大利进行了非常有成效的活动。

“它向意大利人民指出了他们应当实现的目的，同时为它揭示了组织人民力量的途径和手段。”（第48页）

《绝妙的是，“马克思的国家共产主义的纲领”在意大利也和在西班牙一样，一点也不走运（不顺利），相反地，在那里人们广泛而热情地接受了尽人皆知的（пресловутый）同盟或“社会革命者联盟”的，对一切“统治、政府监护、上司和权威”无情宣战的纲领。》（第49页）

因此，既然意大利和西班牙承认同盟的纲领，那末，它们就离社会革命不远了，也用不着担心来自它们方面的侵略政策了（第49页）。

《各个小国——瑞士、比利时、荷兰、丹麦、瑞典》 “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可见，正是由于他们接受了同盟的纲领！）。

奥地利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病夫。它分为两个国家：马扎尔一斯拉夫国家和德意志一斯拉夫国家（第50页）。德国人想统治后一个国家。

这里加了一个注，在注中巴枯宁先生威胁说，要更加仔细地研究这个问题；在这里他只是号召俄国的革命青年反对这一点：他承认，有俄国密探在奥地利的斯拉夫人中间从事这方面的活动，他们要斯拉夫人相信，沙皇打算把他们的国家从德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而且《这是在彼得堡内阁“公然”把莫拉维亚和整个波希米亚出卖给俾斯麦，以酬劳他答应在东方援助俄国的许诺的时候》。

波兰君主共和国：

是斯拉夫人民（холоп—农奴、奴仆）完全被波兰贵族奴役以后在日耳曼主义和拉丁主义的双重影响下建立起来的。许多波兰的历史学家，例如“米茨凯维奇”认为，波兰贵族并不是斯拉夫族的后裔（第58页）。

俄罗斯帝国：

鞑靼人的鞭子、拜占庭的祝福（блогасловение）、德国式的官僚军事和警察的教育（第58页）。

《可见，毫无疑问，斯拉夫人从未自己主动地建立过“国家”……因为他们从来不是侵略的部族。只有侵略民族才建立“国家”，而建立国家必然是为了使自己获利而损害被征服的民族。》斯拉夫人是一个完全和平的、农业的部族，他们各自在自己的公社中过着单独的和独立的生活，这些公社按照宗法制的习惯，是由“长者”根据“选举的原则”和土地公社所有制进行管理（управлять，也有统治的意思）的，没有贵族，没有特殊的祭司等级，大家一律平等，《以宗法制的因而是不完善的形式实现着人类友爱的思想》。（第59页）。

《对于波兰说来不幸的是，它的各个领导政党（руководящие партии）——至今主要是贵族分子的政党——还没有放弃自己的“国家主义的”纲领，它们不是通过社会革命去谋求解放和“复兴”自己的“祖国”，却固执古老的成见，忽而通过什么拿破仑的保护，忽而又同耶稣会教徒和奥地利封建主结成同盟，来谋求这种解放和复兴。》（第61页）

英国对这个人物、这个咖啡馆里的政客说来是不存在的，——英国，这是欧洲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顶峰。

或者不要任何斯拉夫“国家”，或者要一个庞大的、吞没一切的、泛斯拉夫主义的、“鞭子的、圣彼得堡的”国家（第64、65页）。

用类似合众国那样的泛斯拉夫联邦也不能与泛日耳曼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相对抗（第66页）。

《德国人在“国家”中得到他们的生命和自由：而对于斯拉夫人说来，“国家”就是坟墓。他们是在“国家”之外，即不仅通过反对德意志“国家”的斗争，而且通过反对一切“国家”的“全民暴动”，通过社会革命来谋求自己的解放的。》（第69页）《但是，“国家”是不会自行垮台的；只有全民性的和全部族性的，国际的社会革命才能够推翻它。》（第69页）

“无知大众”获得彻底解放的时刻，《他们不受任何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执政的、政府的）干预，依靠自由经济的、（народные）（属于人民的、公开的）（союзы）（联盟、同盟、协会、联合）,“不顾”一切旧的国界和一切民族差别，在全人类的既千差万别而又完全团结一致的生产劳动这一基础上“自下而上”地建立自由的社会组织》的时刻即将来临（第70页）。

《在德国，宗教改革很快就失去了不合乎德意志气质的“暴动”性质，而采取了“和平的国家的”改革的形式，它立即成了“最正确的”、有系统的、有学问的国家的专制的基础。在法国，长期的流血斗争对于促进自由思想在这个国家的发展起了不小的作用，经过这场斗争以后，它（进行改革的愿望）被节节胜利的天主教压制下去了。在荷兰、英国，以及后来在美利坚合众国，它创造了一种实质上是“反国家的”，然而是“资产阶级经济的”和自由主义的新文明。》（第72页）

这一段话很能说明巴枯宁的特点：在他看来，真正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反对政府的；其次，他认为德国同荷兰和英国在发展中的差别不是由于世界贸易的条件改变所致，而是等等。

宗教改革（他只是sub〔从〕宗教的specie〔观点〕来研究文艺复兴，这也不坏）

法国革命为新的全人类的利益、最彻底的人类自由的理想奠定了基础，然而仅仅是在政治方面；矛盾，政治自由的不可实现性；在“国家”中的自由——是谎言。产生了两个主要方向。无产阶级不断受到剥削和少数人发财致富。在这种剥削人民的基础上，一个政党想要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另一个更加彻底的政党想要建立君主制的、即露骨的“国家主义的”专制（第73页）。

反对这一切意图的是一个新的方向，它《直接通往》……巴枯宁（第74页）。

《对于斯拉夫人说来，这就意味着甘愿承受德国的压迫，而这是“违背”一切斯拉夫人的心愿的（第77页）。因此，我们不仅不打算劝说斯拉夫兄弟加入受马克思先生和恩格斯先生以及跟着他们跑的倍倍尔先生、李卜克内西先生和几个舞文弄墨的犹太人的独裁专权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队伍；相反地，我们应当竭尽全力来防止斯拉夫无产阶级自取灭亡地同这个党“结成同盟”，因为这个党根本不是“人民的”政党，按其方向、目的和手段来说，它是纯粹“资产阶级的”，并且完全是德意志的、即“残害斯拉夫人的”政党。》（第77页）

斯拉夫无产阶级不仅不应该与这个政党结成同盟，而且应该疏远它，从而更紧密地靠拢国际工人协会。决不应该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国际混为一谈（第77页）。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爱国主义纲领同国际的纲领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点，相反地，是完全对立的。在海牙代表大会上，马克思主义者企图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强加于整个国际。但是这种企图在意大利、西班牙、瑞士部分地区、法国、比利时、荷兰、英国、甚至部分地也包括美利坚合众国的部分地区引起了普遍的强烈抗议，结果，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除了德国人以外，谁也不要德国的纲领（第78页）。

他们应该承认巴枯宁所领导的那个国际的纲领（第89页）。（属于汝拉联合会的苏黎世斯拉夫人支部被推荐为专门的招募局（第89页注）。）

俄国：

《对人民有利的宪法只能有一个——就是破坏（俄罗斯）帝国。》（第96页）

《我们认为，只有很少的俄国人不知道，德国人，一切德国人、主要的是德国资产者，而——可悲啊！——在他们的影响下连德国人民本身都极端仇恨俄国。》（第97页）这种仇恨是德国最强烈的民族激情之一（第98页）。

最初是德国文明对鞑靼人的野蛮行为的令人尊敬的仇恨（第98页）。在二十年代是政治自由主义对政治专制主义的抗议（同上）。他们认为俄国对神圣同盟应负全部责任（同上）。在三十年代初，是对波兰人的同情，对镇压波兰起义的俄国人的仇恨（同上）。他们又忘记了，普鲁士曾经帮助镇压波兰；普鲁士进行了帮助，因为如果波兰人胜利了，整个普属波兰就会起义，而这《会从根本上葬送普鲁士君主国的“已经产生的威力”》（同上）。

在三十年代后半期，出现了仇恨俄国的新的原因，它使这种仇恨具有政治的民族的性质——提出了斯拉夫问题：在奥地利和土耳其成立了希望和期待从俄国得到援助的斯拉夫政党。泛斯拉夫主义共和联邦——十二月党人（彼斯节里、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等人）力求实现这个目的。尼古拉接受了这个思想，不过他把这理解为在他的铁拳统治下的泛斯拉夫主义的、统一的、独裁的“国家”。（第99页）《我们 〈巴枯宁〉 肯定地知道，关于稍微早一点还是稍微晚一点瓜分奥地利帝国的问题，在彼得堡宫廷和德国宫廷之间早已在进行秘密谈判了》，自然他们都力图欺骗对方。普鲁士德意志帝国不能单独实现这些广泛的计划：《因此同俄国结盟现在是而在很久的将来也还是“迫切必要的”》。对于俄国说来也是如此。《无论如何都要向四面八方进行侵略，是俄罗斯帝国的正常生活条件。》但是究竟向哪个方向进攻呢？是西讨还是东征呢？西讨的道路就是泛斯拉夫主义道路并与法国结成同盟反对普鲁士和奥地利的联合军事力量，而英国和美国可能保持中立。另一条（东征的）道路是进攻印度、波斯、君士坦丁堡。走这条道路，遇到的敌人将是奥地利、英国，大概法国也会和它们一道；而盟友将是德国和美国（第102—104页）。

在这里，巴枯宁提出了一个从他自己的体系看来是毫无意义的论点：《只要俄罗斯帝国迅速崩溃，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以及其他各族人民都将恢复自由，对于他们来说，波兰“国家的”爱国者追求虚荣的图谋是并不“可怕的”〈comment donc〔当然啦〕!〉；这种图谋只有对于帝国说来才是可怕的。》（第11页）因此，沙皇是永远不会自愿同意让波兰的任何一小块土地获得自由的。《而如果不解放波兰人，他能号召斯拉夫人举行暴动吗？》（第104—111页）

相反地，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战争显然是纯粹进攻性的？

俄国农民甚至不知道他是斯拉夫人……对于各斯拉夫民族说来反对一切“国家”的战争，起初就是与各拉丁民族结成同盟，因为拉丁民族也和斯拉夫人一样受着德国人的侵略政策的威胁……而与德国人结盟，却只是在德国人也成为反“国家主义者”的时候……但是，在此以前斯拉夫人与各拉丁民族结成同盟以反对德国的侵略政策仍然是必要的……《德意志部族的使命是多么奇怪啊！他们用惹得（促使）大家都害怕他们、仇恨他们的办法把各国人民联合起来》……《在这种意义上说来，俄国人民也是道地的斯拉夫民族。》……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人进攻），德国人就不得不在本国领土上作战，“在这一次”就可能发生德国一切阶级和全体居民都参加的真正“普遍的”起义（第114—120页）。

波兰人的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莫过于俾斯麦。《看来，他已把从地球上消灭（стереть）波兰人当做自己的终身任务，但是，这一切并不妨碍他在德国利益需要的时候号召波兰人举行暴动反对俄国。波兰人仇恨他和普鲁士，更不用说整个德国了，波兰人“虽然内心深处对德国人所怀的历史仇恨并不比其他一切斯拉夫民族少些，但是他们不想承认这一点”……尽管如此，波兰人无疑会起来响应俾斯麦的号召的。》（第133页）

可见，正当俄罗斯人民作为一个整体而行动，并且为自己打通道路，以便防止别人把它和欧洲隔绝开来的时候，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却在进行政治战争。巴枯宁希望什么呢？德国人和波兰人正在破坏俄罗斯帝国，但是同时也引起俄国所向无敌的农民总起义。俾斯麦和波兰人无论如何决不会阻碍这些农民“按无政府主义的方式”来行动。相反：他们正在农民中间进行着比“举世闻名的”同盟更有效的宣传；只有在这种无政府状态扩展到相当广阔的范围以后，火苗才会蔓延到拉丁族和斯拉夫族的兄弟身上去。不管这将是俄国对德国战争的结果还是viceversa〔相反〕，问题的实质丝毫也不会改变。顺便说说，按照巴枯宁的说法，在塞尔维亚除了人民之外只有一个《官吏阶级》，那末塞尔维亚的社会革命除了消除单独在那里构成“国家”的官吏阶级以外，还能有什么任务呢？（第138—139页）

可见，对于全俄罗斯帝国说来，到欧洲去的道路现在是堵塞着的；俾斯麦伯爵保存着欧洲大门的钥匙，无论把世界上的什么东西给他，他也不会把这个钥匙交给哥尔查科夫公爵。但是，如果西北方的道路走不通，还有南方的和东南方的道路，即布哈拉、波斯、阿富汗、东印度、最后是君士坦丁堡。俄国的政治家们早就已经在讨论是否把帝国的首都和重心从彼得堡迁往君士坦丁堡的问题了。诚然，这些贪得无厌的爱国者是希望二者得兼，既要波罗的海，又要君士坦丁堡。但是，他们开始放弃这种希望了：近年来的一些事件，即《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和汉诺威并入普鲁士王国，普鲁士王国直接由于这个原因而变成了北方海上强国》，特别使他们睁开了眼睛（第139页）。

对于巴枯宁说来，主要的是“均等化”，例如要把整个欧洲均等到斯洛伐克的卖捕鼠器的人的水平……《但目前航海仍然是“各族人民繁荣昌盛”（各族人民欣欣向荣）的主要手段。》这是巴枯宁先生谈到经济条件并且认为这些条件创造了各国人民之间不以“国家”为转移的条件和差别的唯一的一个地方。

在巴枯宁看来毫无疑问，普鲁士和俄国在巴黎和约以后，至少是在1863年波兰起义期间订立了攻守同盟。

因此，俾斯麦才无所顾忌地敢于冒法国干涉的危险，发动了对奥地利和德国大部分地区的战争，并且发动了更坚决的对法国的战争。在这个时候，特别是在最近这次战争期间，俄国在边境上进行一次规模极小的佯攻，也能制止普鲁士军队继续胜利进军。（第148—151页）

全俄罗斯帝国方面不同普鲁士德国结盟也是不行的。它必须向东南方找出路，代替波罗的海只有黑海；否则它就会和欧洲隔绝，为此就需要君士坦丁堡；否则随时都可以把它通往地中海的出海口切断，正如在克里木战争期间发生的情形那样。如果是中国，事情就容易得多了；俄国政府也正在进行这种策划。《它显然力图使蒙古和满洲从中国分离出来》;《有朝一日我们会听到俄国军队入侵中国西部边境 〈!〉 的消息……中国人在他们的人口过剩的国家内住得太拥挤了》。

对于它说来，除了同德国结盟而外，没有别的活路。它被迫放弃波罗的海以后，应当设法在黑海求得补偿，即使是为了它的政治生命也要这样做，而要做到达一点就只有依靠德国人的帮助。《德国人答应过给予这种帮助。我们相信，在俾斯麦和哥尔查科夫之间已签订了一项正式条约。》诚然，德国人根本不想履行这个条约。他们不能把多瑙河口和自己的多瑙河贸易交给俄国随便处置；在欧洲南部建立大泛斯拉夫帝国，会成为泛日耳曼帝国的一种自杀行为。但是，《引导和推动俄国军队开进中亚细亚和希瓦，借口说这是通向君士坦丁堡的捷径，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俾斯麦像以前欺骗拿破仑第三那样欺骗了哥尔查科夫和亚历山大二世。可是事情已经做了，要改也不可能了。《德国人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成为我们的老爷了，无怪乎在俄国的一切德国人都这样兴高采烈、热闹异常地庆祝德军在法国的胜利，无怪乎彼得堡的一切德国人都这样隆重地欢迎新的泛日耳曼主义的皇帝。》《现在，在整个欧洲大陆上，只剩下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这就是德国……主要原因是“社会性的本能”，它构成了德国人民的特征。一方面，盲目服从强者、无情压制弱者的本能。》（第151—163页）

当拿破仑从俄国溃逃以后，用巴枯宁的话说，《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流着“激动和感谢”的眼泪在柏林拥抱了自己的恩人——全俄罗斯皇帝。》（第171页）

《德国人是不需要自由的。对于他们说来，如果没有政府，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最高意志、最高思想和“可以任意支配他们的”铁腕，生活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这种铁腕越有力，他们就越感到自豪，他们的生活也就越是愉快。》（第192页）

《教条主义的革命者》永远不是“国家”的敌人，而只是现今各国、政府的敌人，他们希望以独裁者的身分占据这些政府的地位（第215页）。

《这是千真万确的：现在，当反动派正在整个欧洲飞扬跋扈的时候，当各国政府等等正在俾斯麦公爵的率领下准备对社会革命进行殊死斗争的时候；现在，似乎是当一切真诚的革命者都应当联合起来给国际反动派的猖狂进攻以反击的时候，我们看见，相反地，教条主义的革命者却在马克思先生的率领下到处站在“国家制度”和“国家主义者”方面反对“人民革命”》（第216页）。

（费尔巴哈还是形而上学者：《应当让位给自己“合法的”继承人、唯物主义者或现实主义者学派的代表，然而，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如毕希纳先生、马克思先生等人》，还没有摆脱《形而上学的抽象思想的支配》（第207页）。）

《但是，起初秘密地，后来很快就公开地在德国宣传社会主义的主要人物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先生在德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中过去和现在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不设法描述出他的一些真实的特点，是无法撇开这个卓越的人物的。按血统说来，马克思先生是犹太人。可以说，他的身上集中了这个能干的种族的一切品质和一切缺点。有些人说，他神经质（нервный）到了怯懦的程度，功名心和虚荣心太重、喜欢争吵、没有耐性，像他祖先的上帝耶和华一样专制，并且像他一样热衷于报复，到了疯狂的程度。无论谁，只要不幸地激起他的嫉妒或者仇恨（反正一样），他什么谎言和诬蔑都能够制造出来对付这个人。他不惜采取最“卑鄙”的阴谋，只要他认为，而且多半是错误地认为，这种阴谋能够用来加强他的地位、他的影响或者扩大他的力量。就这方面说来，他完全是一个政治“人物”。这就是他的不好的品质。但是，他身上好的品质也很多。他很“聪明”，非常“博学”。除了这一切以外，马克思先生还增加了两个新的因素：一个是他从黑格尔学派那里得到的，并常常被他“弄到荒唐可笑甚至下流地步”的最抽象、“最奇异微妙”的辩证法；一个是共产主义派的观点。显然，马克思先生读遍了包括从圣西门到蒲鲁东在内的所有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大家知道，他痛恨蒲鲁东，他对蒲鲁东所做的无情批判无疑有许多正确的东西：蒲鲁东虽然尽力想站到现实的基础上来，但仍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和形而上学者。在1845年前后，马克思先生开始成为德国的共产主义者的首领，接着，便和他的忠实的（неизменный）朋友，同样“聪明”、虽然学问稍差、但实际得多而且在从事政治诬蔑、造谣和阴谋活动方面并不比他逊色的恩格斯先生一起，创建了德国共产主义者或“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的秘密团体。（第221—225页）

当然，德国无产阶级具有本能的社会主义的意向，但是决不是自觉地要求进行1848—1849年的社会变革，虽然“共产主义宣言”早在1848年3月就已经问世。“共产主义宣言”在德国人民身边瞬息即逝，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城市中革命的无产阶级还处在政治激进派政党，至少也是民主派的直接影响之下（第230页）。在德国共产党人或社会民主党人看来，农民，一切农民，都是反动派，而“国家”，一切“国家”，甚至俾斯麦的“国家”都是革命。请大家不要以为我们是诬蔑他们。为了证明他们的确是这样想的，我们可以指出他们的演说、小册子、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以及他们的通信，这一切在适当的时候将прдставлено（介绍）给俄国公众。而且，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有别的想法；无论如何他们是“国家主义者”，他们必然要咒骂一切人民革命，特别是农民的，按本性来说是农民的，直接要求消灭“国家”的革命。作为想吞并一切的泛日耳曼主义者，他们仅仅由于农民革命是纯粹的斯拉夫族的革命这一个原因，就必然要否定这个革命了。》（第230—232页）

巴枯宁谈到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如何害怕尼古拉（1848年3月对波兰代表团的答复和1850年11月，奥里缪茨）（第254—257页）。

在1849—1858年，德意志联邦甚至《不为其他各大国所注意》。《普鲁士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彻底地成了俄国的奴隶……对彼得堡宫廷利益的忠诚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连普鲁士陆军大臣和普鲁士驻英国宫廷的公使、国王的朋友，这两个人都由于对西方列强表示同情而被撤换。》尼古拉因为施瓦尔岑堡和奥地利的忘恩负义而大发雷霆。《奥地利由于自己在东方的利益，是俄国的天然敌人，它公开站在英国和法国那边反对俄国。普鲁士甘冒整个德国的大不韪“矢忠到底”。》（第259页）

拉萨尔《主要成立了德国工人的政党，他按教阶制组织了这个党，使之服从严格的纪律和他的专制，一句话，他完成了马克思先生在后来的三年中在国际内想做的事情。马克思的企图遭到了失败，拉萨尔的企图却完全成功了》（第275页）。

《我们已经表示深深厌恶拉萨尔和马克思的理论，因为这种理论建议工人建立人民国家（народноегосударство），即使不是把这看做最终的理想，至少也是最近的主要目的。按他们的解释，“人民国家”不是别的，而是“上升为统治阶层的”无产阶级。请问，如果无产阶级将成为统治阶层，它将统治谁呢？就是说（значит），将来还有另一个无产阶级要服从这个新的统治，新的国家（государтво）。》

这就是说，只要其他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同它们进行斗争（因为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无产阶级的敌人还没有消失，旧的社会组织还没有消失），无产阶级就必须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末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

这就是说，凡是农民作为土地私有者大批存在的地方，凡是像在西欧大陆各国那样农民甚至多少还占居多数的地方，凡是农民没有消失，没有像在英国那样为雇农所代替的地方，就会发生下列情况：或者农民会阻碍和断送一切工人革命，就像法国到现在所发生的那样，或者无产阶级（因为私有者农民不属于无产阶级；甚至在从他们的状况来看他们已属于无产阶级的时候，他们也认为自己不属于无产阶级）将以政府的身分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这些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但是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施，例如宣布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权；只有租佃资本家排挤了农民，而真正的农民变成了同城市工人一样的无产者、雇佣工人，因而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和城市工人有了共同利益的时候，才能够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制；尤其不能像巴枯宁的革命进军那样用简单地把大地产转交给农民以扩大小块土地的办法来巩固小块土地所有制。

《或者，如果从民族观点来看这个问题，那末假定对于德国人来说，斯拉夫人将由于同样的原因对胜利的德国无产阶级处于奴隶般的从属地位，正如德国无产阶级对本国的资产阶级处于奴隶般的从属地位一样。》（第278页）

小学生式的胡说！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因此，只有在工业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人民群众中至少占有重要地位的地方，社会革命才有可能。无产阶级要想有任何胜利的可能性，就应当能够mutatis mutandis〔变通地〕直接为农民做很多的事情，至少要像法国资产阶级在自己革命时为当时法国农民所做的事情那样多。想得真妙，工人的统治竟包括对农业劳动的奴役！但是这里恰好暴露了巴枯宁先生内心深处的思想。他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社会革命，只知道关于社会革命的政治词句。在他看来，社会革命的经济条件是不存在的。由于在此以前存在过的一切发达的和不发达的经济形式都包括了对劳动者（不论雇佣工人、农民等等）的奴役，所以他认为，在这一切形式下，彻底的革命同样都是可能的。

《如果有国家（государтво），就必然有统治（господство），因而也就有“奴役”；没有公开的或隐蔽的奴役的统治，是不可想像的，这就是我们要与“国家”为敌的原因。》（第278页）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不再在个别的场合同经济特权阶级作斗争，它已经获得了足够的力量和组织性，能够在同这些阶级作斗争的时候采取一般的强制手段；但是，它只能采取这样一些经济手段，这些手段将消除它作为雇佣工人的特性，因而消除它作为阶级的特性；随着它获得彻底胜利，它的统治也就结束了，因为它的阶级性质已经消失了。

《这个二者择一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中解决得很简单。他们 〈即巴枯宁〉 所理解的人民的管理，就是人民通过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为数不多的代表来实行管理。》

Asine〔蠢驴〕！这是民主的胡说，政治的空谈！选举是一种政治形式，即使在最小的俄国公社和劳动组合中也是这样。选举的性质并不取决于这些名称，而是取决于经济基础，取决于选民之间的经济联系，当这些职能不再是政治职能的时候， （1）政府职能便不再存在了；（2）一般职能的分配便具有了事务性质并且不会产生任何统治；（3）选举将完全丧失它目前的政治性质。

Non, mon cher〔不，我的亲爱的〕！工人对反抗他们的旧世界各个阶层的阶级统治必须延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消灭的时候为止。

《他们说，他们唯一的心愿和目的是从经济上和政治上教育人民，提高人民 〈咖啡馆里的政客！〉，使人民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任何管理很快都将变得不需要，而国家本身在丧失了政治的即“统治的”性质以后，也将变成一个经济利益和公社的自由组织。这是一个明显的矛盾。如果他们的国家真正是人民的国家，那末为什么要把它废除呢？如果为了人民的真正解放而必须废除国家，那末他们又怎么敢把它称为人民的国家呢？》（第280页）

撇开想在李卜克内西的人民国家（那完全是用来反对“共产主义宣言”等等的一种胡说）这个问题上做文章的企图不谈，这里只有一个意思：由于无产阶级在为摧毁旧社会而斗争的时期还是在旧社会的基础上进行活动的，因此还使自己的运动采取多少同旧社会相适应的政治形式，——所以，在这一斗争时期，无产阶级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最终的组织，为了解放自己，它还要使用一些在它获得解放以后将会失去意义的手段；由此巴枯宁先生便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最好不采取任何措施，而只等待……普遍清算的日子——末日审判的到来。

《而反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的政治社会理论，则“坚决地”、直接地引导他们同一切政府、同一切形式的资产阶级政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认为除了社会革命以外，没有别的出路》，

除了空洞词句以外，没有任何社会革命的东西，——

在拉萨尔死后，《在马克思先生的朋友们和追随者的直接影响下》，成立了同工人教育协会和拉萨尔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并立的《第三个党——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这个党的是只能算полуработник（半个工人）的倍倍尔和一个十足的学者、马克思先生的代理人李卜克内西》（第289页）。

《毫无疑问，在德国建立这个新的政党，有一个秘密的希望，有一个隐蔽的企图，就是通过它把被第一次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年）所摈弃了的马克思的全部纲领搬到国际中去。》《马克思的纲领成了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夺取”《政权》是《最近的和直接的目的》，并补充了下面一句值得注意的话：《夺取政治权力（普选权、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等）是工人经济解放的必要的先决条件。》《这句话的意义就是：在进行社会革命以前，工人应当完成政治革命，或者，说得更合乎德国人的本性，就是通过和平宣传夺取，或者更简单地说取得政治权利。由于在社会运动以前，或者在社会运动之外——这完全是一回事，——任何政治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不能是任何别的东西，所以结果就是这个纲领建议德国工人首先接受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目的，并且为了激进资产阶级的利益去进行政治运动，而激进资产阶级以后为了表示感激，将不是解放人民，而是使人民屈服于新的权力之下，遭受新的剥削。》（第289—291页）

德国人第一次在国际性的代表大会上露了面，而且是以一个与其说是根据人民民族纲领，不如说是根据资产阶级政治纲领组成的党的身分露了面。他们在李卜克内西的监视之下全体一致投了同样的票。不言而喻，从他的纲领出发，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政治问题摆在其他一切问题之前。德国人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他们被彻底击溃了。社会革命者同盟，即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盟员在不小的程度上促进了他们的失败。因此，德国人对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切齿痛恨。在1869年年底和1870年的上半年，马克思主义者对同盟的人物进行恶毒的谩骂和更加恶毒的、常常是卑鄙的造谣中伤。》（第296页）

拿破仑第三的胜利都不会像德国人的胜利那样带来如此长期而有害的后果（第297页）。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评论：第一次发表于1926年《马克思主义年鉴》杂志第2期。原文是德文。此文是马克思对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主要内容的摘要，同时对其一些观点加以批判和评论。巴枯宁是俄国著名的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他于1873年出版了《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认为国家是万恶之源，主张废除一切形式的国家，宣扬一切阶级自由平等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在此文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先后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政治冷淡主义》《论权威》《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等著作中同巴枯宁主义展开了斗争。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从组织和思想上给以巴枯宁主义决定性打击。此文是马克思同巴枯宁主义进行继续斗争的论著。同时马克思在评论中发展了关于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和工农联盟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

马克思揭露了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的谬论，指出，阶级统治一旦消失，目前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就不复存在。马克思批驳了巴枯宁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攻击，着重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以及历史使命，指出，“无产阶级不再在个别的场合同经济特权阶级作斗争”,“能够在同这些阶级作斗争的时候采取一般的强制手段”。他指出，只要资本家阶级存在，无产阶级依然同他们进行斗争，就必须采取暴力措施即政府措施。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也就必须用暴力来进行。

马克思批判了巴枯宁的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社会革命”的唯意志论，指出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马克思指出，在农民作为土地私有者存在的地方，或者发生农民阻碍工人革命的情况，或者无产阶级将以政府的身份采取措施，改善农民各方面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中来。同时他指出，要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在过渡的过程中需要采取不得罪农民的循序渐进的方法。 AUGSG9li0Eq8aEQBfo4JLXx68ZZvalcTsfAGPCFOWkq+/uvZkr3fstJllTvTOL3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