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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政治冷淡主义》:“工人阶级不应该组织成为政党；他们不应该以任何借口过问政治，因为同国家进行斗争就是承认国家，而这是同永恒原则相抵触的！工人不应该举行罢工，因为浪费自己的力量去争取提高工资或者阻止工资下降，就是承认雇佣劳动制度，而这是同解放工人阶级的永恒原则相抵触的！
“如果工人在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斗争中只能争得个别让步，那就是在实行妥协；而这是同永恒原则相抵触的。因此，应该拒绝像英美工人那样由于坏习惯而经常参加的一切和平的运动。
“工人更不应该争取让靠勒索工人来编制预算的国家负责对工人子弟进行初等教育，像在美利坚共和国那样，因为初等教育不是完全的教育。
“如果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采取革命的形式，如果工人建立起自己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那他们就犯了侮辱原则的莫大罪行，因为工人为了满足自己低微的起码的日常需要，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竟不放下武器，不废除国家，而赋予国家以一种革命的暂时的形式。工人不应该建立工会，因为这样会使资产阶级社会中存在的社会分工永世长存，而正是这种使工人分裂的分工构成了他们受奴役的真正基础。
“总之，工人应该袖手旁观，不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参加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上面。
“在等待这个美好的社会清算时，工人阶级应该像一群饱食的绵羊那样，温顺有礼，不去打扰政府，要害怕警察当局，尊重法律，毫无怨言地充当炮灰。
“在日常的实际生活中，工人应该成为国家的最忠顺的奴仆，但是在内心中他们应该坚决反对国家的存在，并通过购买和阅读有关消灭国家的文献来证明自己在理论上对国家的极端蔑视；除了高谈阔论将没有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未来社会以外，他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对这种可恶的制度进行别的反抗！”
毫无疑问，如果这些政治冷淡主义的圣徒们说得这样露骨，那政治冷淡主义末工人阶级就要叫他们滚蛋；工人阶级会把这一点看做是资产阶级空谈家和腐化堕落的贵族对他们的侮辱。这些人是如此愚蠢，或者说，如此幼稚，竟然禁止工人阶级使用一切现实的斗争手段，因为这种斗争手段必须从现代社会中索取，因为这个斗争的不可避免的条件可惜并不符合被这些社会科学博士们用自由、自治、无政府状态等名称神化了的唯心主义幻想。然而工人阶级的运动现在已经十分强大，以致这些慈善的宗派主义者在经济斗争方面不敢再重复他们在政治斗争方面所不断宣扬的那些伟大真理了。他们太胆怯了，不敢把这些真理应用到罢工、同盟、工会、关于女工和童工的法律、关于限制工作日的法律等等方面去。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他们援引老传统、正直、诚挚和永恒原则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替自己开脱。
第一批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欧文、圣西门等人）由于当时的社会关系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工人阶级组织成为一个战斗的阶级，所以他们只好限于幻想未来的模范社会和谴责工人阶级的一切旨在稍稍改善他们的状况的企图。既然我们不应该否弃这些社会主义的鼻祖，正如现代化学家不能否弃他们的祖先炼金术士一样，那我们就应该努力无论如何不再重犯他们的错误，因为我们犯这些错误是不可饶恕的。
现在来谈谈这些社会科学博士的先知蒲鲁东。虽然这位老师有勇气坚决反对同他的救世理论——互助论相矛盾的任何经济运动，但他本人还是以自己的著作和亲身参加鼓励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而他的学生却不敢公开反对这一运动。还在1847年，当这位老师的主要著作“经济矛盾的体系”出版时，我就驳斥了他反对工人运动的一切诡辩。
这位老师的攻击非常适合资产阶级的口味，因此在1866年伦敦裁缝大罢工时，“泰晤士报”赞赏地译载了蒲鲁东的这一著作，用他说过的话来斥责罢工者。
老师宣扬经济冷淡主义，目的是要捍卫自由，或者资产阶级的竞争——我们的唯一保障。学生们宣扬政治冷淡主义，目的是要捍卫资产阶级的自由——他们的唯一保障。如果说也曾宣扬政治冷淡主义的第一批基督徒曾经需要皇帝的帮助，来使他们从被迫害者变成迫害者，那末政治冷淡主义的当代信徒则根本不相信，他们的永恒原则使他们必须放弃世间的欢乐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暂时特权。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评论：1873年12月载于《1874年共和国年鉴》文集。原文是意大利文。此文是《人民报》编辑恩·比尼亚米请求马克思为“共和国年鉴”文集所撰写的。在文中马克思提出政治冷淡主义这一概念，亦称“弃权论的无政府主义”，马克思意指19世纪7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种放弃政治活动的思潮。这个思潮的代表人物是巴枯宁。
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各国资产阶级反动政府加紧对国际的分裂，加紧对工人运动的镇压和迫害，使工人运动遭受很大破坏，致使工人运动转入了低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蒲鲁东的学生巴枯宁及其门徒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力图分裂国际，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斗争，大力宣扬关于废除国家以及主张工人阶级放弃政治斗争，鼓吹“放弃无产阶级政治”的无政府主义反动思潮。
巴枯宁的政治冷淡主义从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出发，反对一切国家政权和一切形式的国家，反对工人阶级组织建立起独立政党，反对工人阶级使用一切现实的手段参加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其中包括反对参加议会斗争。他认为参加政治活动就是“承认了国家的合法化”，就是“延长了国家寿命”。他反对工人阶级采取革命的形式进行斗争，反对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坚持“一切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都是反动的”政治信条。马克思揭露了巴枯宁以及他所提倡的“政治冷淡主义”的面目，就是让工人阶级“放弃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而成为国家的最忠顺的奴仆，捍卫他们的唯一保障即资产阶级的自由和专政。
马克思列举了巴枯宁为自己的政治冷淡主义寻求老传统、正直、诚挚和永恒原则作为开脱是怎样的不堪一击。马克思大篇幅地批判“社会科学博士的先知”蒲鲁东的经济冷淡主义，实际意在对蒲鲁东的学生巴枯宁以及他所提倡的“政治冷淡主义”进行无情批判。
马克思揭露了政治冷淡主义鼓吹所谓的“各阶级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实则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鼓吹“废除继承权”，实则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消灭私有制的理论；鼓吹“工人阶级不应当从事政治活动”，实则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1月2日 《致“泰晤士报”编辑》：今天“泰晤士报”上的一篇题为“卡尔·马克思和国际”的短评引起了我的注意。这篇短评硬说，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在建议各联合会和支部自己提出全权代表候选人以报请总委员会批准的时候，曾宣布：
“把精确的副本同时寄给伦敦的卡尔·马克思是极其必要的。这意思就是说，只有在伦敦的卡尔·马克思认为可以接受的并经他赞同的人才能获得全权。不言而喻，既然这些代理人将同他保持经常的联系，所以实际上运动的领导者将只是他一个人”。
这里提到的这个通告和其他文件一起发表在12月25日莱比锡“人民国家报”上。该通告建议德国的协会会员把他们的建议的副本寄给前德国通讯书记（即我本人）以鉴别文件的真伪。纽约总委员会认为，要我在这个问题上起这样的作用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他们甚至没有预先通知我。至于在那些国际的自由组织遭到立法方面阻碍的国家里的“代理人”，我同证明他们的身分的事情没有任何关系。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评论：载于1873年1月3日《泰晤士报》第27577号。原文是英文。马克思写此文的目的，是对《泰晤士报》发表有关歪曲他的短评作出的回应。他通过1872年12月25日刊载在莱比锡《人民国家报》上的通告和其他文件中的建议，来解释为什么总委员会建议将全权代表候选人的名单邮寄给自己的必要原因。
1月中 《对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所谓多数派的新通告的答复》：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所谓多数派的新通告似乎是用来答复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和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的两个呼吁书的。其实，它并没有驳倒这两个呼吁书中所提出的任何一点。它只是企图用人身攻击、诽谤和撒谎来蒙蔽读到通告的人，以为不久前成立的那些支部一定不大了解国际的历史。
至于说“篡改”决议，那末报告中的决议哪怕有一个地方和记录不完全一致，就让他们大胆地指出来吧。
另一方面，这个通告的作者们对代表大会关于政治行动的决议所下的断语表明，他们自己在“篡改”方面多么内行。
关于分裂运动的“自发”性质，只要提一提下述事实就够了：去年9月在圣伊米耶召开的同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分庭抗礼的分裂分子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在各地组织这个运动的正式决议，“立即与各个”对分裂抱好感的“支部和联合会达成协议”，以便有可能“至迟在6个月内”召开分裂分子的“国际代表大会”。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评论：载于1873年1月25日《国际先驱报》第43号。原文是英文。同时刊载的有不列颠联合委员会的正式通知。此文是针对1873年1月初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所谓多数派分裂分子发表的第二个通告的答复。
在文中，马克思针锋相对地指出，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所谓多数派的新通告是用来答复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的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和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的两个呼吁书的。同时，马克思明确指出，这些多数派分裂分子的目的没有达到，揭露了他们企图用人身攻击、诽谤和撒谎来蒙蔽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成员的险恶用心。
马克思通过列举与分析所谓“正式报告”中的内容，例如列举代表名字、向总委员会缴纳会费、文字翻译上的错误等问题上的歪曲，同时引用大量事实及相关文件，指出分裂分子通告中存在的矛盾，驳斥了分裂分子的“自发”性质。
4—7月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
根据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决定
公布的报告和文件
一
引言
国际工人协会的目的是要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分散的力量团结在一起，从而成为使工人们联合起来的共同利益的生动的体现者，因此，它必然要对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敞开门户。国际的创建者和新旧大陆各个工人组织的代表，在历次国际代表大会上批准了协会的共同章程，他们没有注意到，国际纲领的广泛本身有可能让游民钻进来，并且在它内部建立不是要竭力反对资产阶级和各国现存政府，而是要竭力反对国际本身的秘密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就是这样的组织。
在海牙代表大会上，总委员会要求调查这个秘密组织。代表大会决定：
1.把米哈伊尔·巴枯宁开除出国际，因为他是同盟的创建者，并且品行不良；
2.开除同盟盟员詹姆斯·吉约姆；
3.公布有关同盟的文件。
由于同盟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委员们已经到各个国家去了，委员会没有可能把它做报告所依据的那些文件公布出来，所以委员会中唯一的一个住在伦敦的委员、公民维沙尔把文件交给了记录委员会，现在由记录委员会自己负责把它们转录在后面的报告中。
同盟事件牵涉的范围非常广，在代表大会期间工作的调查委员会只来得及审阅为做出实际结论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文件，而大部分俄文文件未能加以研究；所以该委员会向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只包括了问题的一部分，这个报告现在已不能认为是很完全的了。因此，为了使读者能够了解这些文件的精神和意义，我们不得不叙述一下同盟的历史。
我们所公布的文件有好几类。其中有些已经单独发表，主要是用法文发表的，但是要想正确地理解同盟的精神，就必须把它们同其他文件加以对比，因为这样一对比，它们就会更加清楚。公开同盟的纲领就属于这类文件。其他文件是国际的文件，都是第一次刊印；其中有一部分是秘密同盟西班牙支部的文件，这个支部的存在是1871年春天被同盟的一些盟员公开揭露出来的。凡是注意这个时期的西班牙运动的人，都只能把这些文件看做是关于现在或多或少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的更加确凿的资料。这些文件的意义并不在于它们是第一次公布，而在于它们是第一次被互相加以对比，因而能揭示出决定这些文件出现的整个秘密活动，特别是在于我们能把它们同以下两类文件加以对比。第一类是用俄文发表的文件，它们揭露出同盟的真实纲领和行动方法。
第二类文件只有一个，就是同盟的秘密规章；这是在这个报告中初次公布的唯一的一个篇幅较大的文件。可能会发生一个问题：把策划阴谋的一个秘密团体的文件公诸于世对革命者来说是不是允许的？首先我们要指出，这些秘密规章直接标明属于同盟事件调查委员会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要求公布的文件之列，没有一个代表投票反对这样做，甚至委员会中代表少数派的那位委员也是这样。可见，代表大会坚决指示公布这些文件，而代表大会的指示我们必须贯彻执行。事实上，有必要做如下的说明：
我们面对着的是一个戴着最极端的无政府主义的假面具的，目的是要打击那些不接受它的教条和领导的革命者而不是要打击各国现存政府的团体。这个由其一个资产阶级代表大会的少数派建立的团体，混入了工人阶级国际组织的队伍，企图先夺取这个组织的领导权，如果这个计划不能实现，就力图破坏这个组织。这个团体横蛮无礼地用它自己的宗派主义纲领和自己的狭隘思想来偷换我们协会的广泛的纲领和伟大的意向：它在国际各个公开存在的支部内部组织自己的秘密的小支部，这些秘密小支部服从统一的命令，因此往往能通过事先商妥的一致行动来操纵国际的支部；它在自己的报纸上公开攻击一切不愿意屈从它的意志的人；并且，用它自己的原话来说就是，在我们的队伍中挑起了一场公开的战争。这个团体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任何手段，不顾任何信义；造谣、诬蔑、恫吓、暗杀——所有这一切同样都是它惯用的伎俩。最后，这个团体在俄国完全窃取了国际的地位，并且在国际的名义的掩饰下犯刑事罪，进行诈骗、谋杀，政府的和资产阶级的报刊却把责任加在我们协会身上。而对于所有这些事实，国际都应该默不作声，因为对这一切应负罪责的团体是秘密的！国际手中握有自己的死敌——这个团体——的规章；在规章中它公开宣布自己是当代的耶稣会，并且声称在实践中使用耶稣会的一切办法是它的权利和义务；这些规章使这个团体对国际采取的一切敌对行动立即得到了说明；但是国际却不能够利用这些文件，因为这就意味着出卖秘密团体！
要对付这一切阴谋诡计，只有一个办法，然而是具有毁灭性力量的办法，这就是把它彻底公开。把这些阴谋诡计彻头彻尾地加以揭穿，就是使它们失去任何力量。用沉默的办法来遮盖这些阴谋，从我们这方面说来不仅是一种首先就会遭到同盟的首领们嘲笑的幼稚的做法，而且也是一种怯懦的表现。不仅如此，对于那些虽然是秘密同盟的盟员，但当这个团体刚一采取公开与国际为敌的立场就毫不犹豫地揭露了这个团体的存在及其行动方法的国际西班牙会员说来，这将是一种背叛行为。更何况这些秘密规章的内容在巴枯宁和涅恰也夫他们本人用俄文发表的文件中都已经有了，而且表达的形式还更为明确。这些规章只不过是证实那些俄文文件罢了。
让同盟的首领们去喊什么背叛吧。我们将使他们受到工人们的蔑视，同时也将使他们得到各国政府的垂青，因为他们由于破坏工人运动而对各国政府有不可估量的劳绩。苏黎世的“哨兵报”在答复巴枯宁时完全有根据说：
“即使您不是被收买的暗探，无论如何有一点也是很清楚的，就是无论哪一个被收买的暗探也不能比您造成更大的危害。”
二
秘密同盟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纯粹是从资产阶级中产生出来的。它不是出自国际；它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死产的团体——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后裔。当米哈伊尔·巴枯宁突然想要扮演无产阶级解放者角色的时候，国际已经根深蒂固。国际给他提供的，只是同一切国际会员一样的活动场所。为了在国际内崭露头角，他就必须首先进行顽强的、忘我的工作来为自己赢得声誉；但是，他认定，在和平同盟的资产者们方面他可以有更多的成功机会，可以有一条更便捷的途径。
于是，1867年9月他设法当选上了和平同盟的常设委员会委员，郑重其事地扮演起自己的角色来了。甚至可以说，他同凡尔赛的现任议员巴尔尼一起成了这个委员会的灵魂。为了要当和平同盟的理论家，巴枯宁曾经打算在该同盟的保护下出版一本名为“联邦主义、社会主义和反神学主义”的著作。但是，不久他就看清了，和平同盟仍然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团体，参加这个团体的自由派只是把它的代表大会看做是把消遣散心的旅行同玩弄虚夸辞藻的讲演结合起来的一种手段，相反地，国际却在一天天发展壮大。因此，他便开始幻想使和平同盟加入国际。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他设法通过艾尔皮金的介绍于1868年7月被接受为日内瓦中央支部的成员；另方面，他又在和平同盟的委员会中通过了一项决定，向国际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提出在两个团体之间缔结攻守同盟的建议。为了使和平同盟的代表大会能批准这个热情洋溢的倡议，巴枯宁起草了一个秘密通告，然后又说服委员会通过了这个通告并把它散发给和平同盟的“先生们”。他在这个通告中坦率地承认，和平同盟直到现在始终是一出可怜的闹剧，只有以“各国人民的联盟、工人的联盟”去对抗压迫者的联盟，才能使自己具有意义，
“……只有当我们希望成为千百万工人的诚挚的和真正的代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所成就”。
这个神圣同盟的天赋使命，就是赐给工人阶级一个自封的资产阶级议会，而工人阶级就会把有关自己的政治领导的事务委托给这个议会去管理。
通告最后说：“为了成为一种有用的、现实的力量，本同盟应当成为伟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以及现在为欧美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所如此成功地发展和传播的那些原则的纯粹的政治体现者。”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断然拒绝了和平同盟的建议。巴枯宁大失所望，愤怒万分。一方面，国际避开了他的监护。另方面，和平同盟主席古斯达夫·福格特博士又狠狠地申斥了他一顿。
巴枯宁没有履行他的诺言，他改换了自己的装扮。他向和平同盟伯尔尼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个离奇的社会主义的纲领，要求实现各阶级和个人的平等，希望以此来胜过这个同盟中目前只要求两性平等的那些太太们。
巴枯宁所幻想的资产者和工人之间的联盟，不应该局限于公开的联盟。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秘密规章中已经指明，巴枯宁在这个同盟内部就已经奠定了必须领导这个同盟的秘密团体的基础。不仅各个领导机关的名称同和平同盟各机关的名称相符，而且在秘密规章中还宣称，“多数创建同盟的盟员”都是“过去伯尔尼代表大会的参加者”。为了使其他人承认自己是国际的领袖，他就必须以另一支军队的领袖的身分出现，这支军队对他本人的绝对忠诚应当由一个秘密的组织来保证。他打算使自己的团体公开加入国际，指望在一切支部中都扩展这个团体的分支，从而把国际的绝对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为此目的，他在日内瓦创建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公开的）。表面看去，这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公开团体，它虽然完全溶化在国际中，同时却应该有不从属于我们协会的特殊的国际组织、中央委员会、民族局和支部；在我们的年度代表大会召开的同时，同盟应该公开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但是，在这个公开同盟后面隐藏着另一个同盟，它又处于一个更加秘密的国际兄弟同盟——独裁者巴枯宁的禁卫军——的领导之下。
“国际兄弟同盟组织”的秘密章程指出，在这个同盟中有“三级：一、国际兄弟会；二、民族兄弟会；三、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半秘密、半公开的组织”。
一、国际兄弟会的人数以“一百名”为限，组成神圣的红衣主教会议，他们从属于中央委员会和各民族委员会，民族委员会则组成执行局和监察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本身要对“宪法会议”，或者说至少由三分之二的国际兄弟组成的全体大会负责。这些同盟兄弟
“除了世界革命以外没有别的祖国，除了反动以外没有别的异邦和别的敌人。他们反对任何妥协和让步的政策，并且认为，不把他们的原则的胜利当做立即和直接的目的的任何政治运动都是反动的”。
涅恰也夫案件告诉我们，这个神秘的可能范围是什么意思。
比埃特里和施梯伯之流只是用那些下贱的、堕落的人来当密探。而同盟为了使自己的伪兄弟能打入各个秘密团体，并叫他们刺探这些团体的秘密，竟不惜强迫那些按照同盟的计划应当领导“世界革命”的人物去当密探的角色。——而且这个革命丑角是用闹剧的形式在干卑鄙下流的勾当。
二、民族兄弟由国际兄弟根据同一个计划在每一个国家内组织成民族协会，但是，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哪怕是怀疑国际组织的存在。
三、到处招募成员的秘密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拥有常设中央委员会这样一个立法机关。它召开的全体成员的会议，称为同盟的秘密全体大会。
这个中央局异想天开地要成为亦驴亦马，成为既秘密又公开的东西；因为
“中央局作为组成秘密中央支部的两个部分之一，是一个秘密组织……作为公开同盟的执行权力机关，中央局是一个公开组织”。
由此可见，早在同盟还没有产生以前，巴枯宁就事先建立了对自己的“亲爱的同盟”的这一整套秘密的和公开的领导了。而那些后来参加随便什么选举的盟员，只是在他表演的这出闹剧中跑龙套罢了。而且，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他毫不客气地宣布这一点；日内瓦中央支部的任务是给中央局发布指示，但是它本身也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支部，因为它的决定，即使是经多数通过的决定，只是在中央局多数委员不愿意向全体大会申诉反对这些决定的情况下，中央局才必须执行，如果提出申诉，中央局必须在三个星期以内召开大会。
我们可以看到，为了确保自己的独立性，中央局为自己规定了应有尽有的宪法保证。
也许有人会天真地设想，这个自治的中央局至少也是由日内瓦中央支部自由选举产生的。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临时中央局是“作为创建同盟的全体盟员临时推选出来的机构而提交日内瓦发起小组批准的。这些创建同盟的盟员过去大多数是伯尔尼代表大会的参加者，他们已经把自己的权力交给了公民B 而各自回国去了〈只有巴枯宁例外〉”。
创建同盟的盟员只不过是脱离了和平同盟的几个资产者。
因此，攫取了整个同盟的制宪权力和立法权力的常设中央委员会是自己任命自己的。这个常设中央委员会的常任执行代表团——日内瓦中央支部，是自封的而不是由这个委员会任命的。这个日内瓦中央支部的中央执行局也不是由支部选举产生，而是由一致“把自己的权力交给了公民B”的一小撮人强加于该支部的。
可见，“公民B”就是同盟的根本台柱。
因为同盟是一个国际团体，所以在每一个国家中都将有民族委员会，它“由所有属于同一民族的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组成”。
要成立一个民族委员会，有三名委员就足够了。
这就是在同盟分子的语言中的所谓自下而上的组织建设。这些地方组织除了一个权利以外别无其他权利。
一旦这个独裁的、教阶制的秘密组织加入了国际以后，剩下的事就只是破坏国际了。为此，只要把国际的各个支部变成无政府主义的和自治的支部，并且把国际的各个中央机关变成简单的信箱，变成“通讯统计局”（后来他们真的打算这样做了），就足够了。
永恒的“公民B”的革命功勋簿并不怎么光荣，他还不能因此就指望在秘密同盟中特别是在公开同盟中，永远保持他所包揽的经常专政。所以，必须用民主的漂亮辞句加以掩饰。于是，秘密规章规定，临时中央局（应读做：永恒的公民）在同盟的第一次公开的全体大会举行以前将一直行使其职权，而第一次公开的全体大会将任命新的常设中央局的委员。
这些指示并不是波拿巴的大臣或地方长官在选举前夕发布的，而是超等的反权威主义者、毫无保留的无政府主义者、宣扬自下而上的组织的传道者、主张支部自治和各自治小组自由联合的巴亚尔——圣者米哈伊尔·巴枯宁为了保持住自己的永恒职位而发布的。
我们分析了旨在使“公民B”的专政得以永存的秘密组织；现在再看看他的纲领。
“国际兄弟联盟致力于普遍革命——在社会、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同时进行的革命，——以便首先在整个欧洲，然后在世界其他各地彻底铲除以财产、剥削、服从和权威原则为基础的现代秩序；我们提出的口号是：给劳动者以和平，给一切被压迫者以自由，处死压迫者、剥削者和各种保护者，我们致力于破坏一切国家和一切教会，以及它们的全部机构和法规，以便千百万不幸的人，受欺骗的、受奴役的、受摧残的、受剥削的人，最后摆脱他们的一切官方的和半官方的、集体的和个体的导师和恩人，而能大大地松一口气。”
瞧，这就是革命的革命性！为了达到这个惊人的目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不用普通革命者通常使用的手段去同现存的国家和政府作斗争，而是相反，用虚夸的、说教的言词去攻击
“国家制度和既是它的后果同时又是它的基础的私有制”。
因此，问题在于，要推翻的并不是波拿巴的、普鲁士的和俄罗斯的国家，而是抽象的国家、国家这个东西、哪里也不存在的国家。但是，如果说这些国际兄弟在他们同这个虚无缥缈的国家进行的激烈斗争中善于避开实实在在的国家用来对付普通革命者的警察皮鞭、监狱和子弹的话，那末另方面我们也看到，他们保留着只有经教皇的允许才能得到的，利用这些实实在在的资产阶级国家所提供的一切有利条件的权利。
因此，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应该是颁布关于废除国家的命令，正如巴枯宁于9月28日在里昂所做的那样，尽管这样废除国家必不可免地是一个权威主义的行动。
因此他就声称，一切想在革命后的第二天“建立革命国家”的革命者，比一切现存政府还要危险得多。
所有社会主义者都把无政府状态理解为：在无产阶级运动的目的——消灭阶级——达到以后，为了保持为数极少的剥削者对由生产者组成的社会绝大多数的压迫而存在的国家政权就会消失，而政府职能就会变成简单的管理职能。同盟则本末倒置，它宣布在无产阶级队伍中实行无政府状态，是摧毁集中在剥削老手中的强大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最可靠的手段。它以此为借口，竟要求国际在旧世界正力图置国际于死地的时候，用无政府状态来代替自己的组织。
可是，我们彻底研究一下，无政府主义的福音书将导致什么样的结论；我们假定，可以用法令来废除国家。根据第六条的规定，这一行动的结果就是：国家的破产，停止国家对追索私人债务的干预，停止缴纳任何捐税，解散军队、司法部门、官吏、警察和僧侣（!），废除官方司法制度，同时烧毁一切规定了财产权的文书契约以及一切司法的和民事的文书废物，没收一切生产资本和劳动工具，归各工人协作社所有，并把这些协作社联合起来，“组成公社”。这个公社将给因此被剥夺了财产的个人供应最必需的用品，让他们自由地用他们自己的劳动挣得更多的东西。
用这种方法组成为公社的起义首都，那时会向国内的其他公社宣布，它放弃管理这些公社的任何企图；它号召这些公社按革命的方式进行改组，然后再派出自己的负责任的、可以撤换的并且持有限权代表委托书的代表前往约定的会晤地点，以便成立起义的协作社、公社和省的联邦，并且把能够战胜反动派的革命力量组织起来。这个组织不局限于一个起义国家的各个公社；其他省或国家也可以参加这个组织。
因此，在这里一方面是废除国界，另一方面是宽大无边地容忍那些将会迅速恢复内战的反动省份，这两方面是并行不悖的。
可见，在这个由街垒—讲坛组成的无政府主义的组织中，首先有一个公社委员会，然后有各个执行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不管执行什么任务，肯定都要借助某种权力并且依靠社会强制力量；接着又有一个完整的联邦议会，其主要任务应当是组织这种社会强制力量。这个议会同公社委员会一样，应当把执行权力交给一个或几个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仅仅由于这一个事实便具有权威的性质，这种权威性质在斗争过程中要愈来愈加强。这样一来，“权威主义国家”的一切因素又会逐渐恢复；而我们就是把这个机器称为“自下而上地组织起来的革命公社”，那也没有多大意义。名称不能改变事实；自下而上的组织在任何资产阶级共和国中都存在，而限权代表委托书则早在中世纪就已经为人所知了。而且巴枯宁本人也承认这一点，他（在第八章中）把自己的组织称为“新的革命国家”。
总之，一切都在变化。无政府状态、“放纵人民生活”、“恶欲”等等已经不够了。为了保证革命的成功，必须有思想和行动的统一。国际的会员们正力图通过宣传、讨论和无产阶级的公开组织来建立这种统一，——而巴枯宁所要求的，只是一个由一百名革命思想的特权代表人物组成的秘密组织，一个自己任命自己的，在永恒的“公民B”的统率下组成的，待用的总参谋部。思想和行动的统一无非是教条主义和盲目服从。Perinde ac cadaver〔你要像死尸一样〕。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真正的耶稣会。
说一百名国际兄弟应当“作为革命思想和人民本能之间的中介”，就是说要在同盟分子的革命思想和无产阶级群众之间挖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就是承认这一百名近卫军士兵除了从特权阶级中招募以外是不可能的。
三
同盟在瑞士
同盟同福斯泰夫一样，它“认为，慎重是勇敢的最大要素”。因此，“身上的魔胆”丝毫也不妨碍国际兄弟在现存各国政权面前卑躬屈节，而同时又不断卖劲地反对抽象国家的制度；但是，这个“魔鬼”却使他们把打击专门对准国际。最初他们想控制国际，而当这一手没有得逞的时候，他们便图谋破坏国际。现在我们就把他们在各个国际中的活动拿出来让大家看看。
国际兄弟无非是一个待用的总参谋部；他们缺乏军队。他们认定，国际恰巧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建立的。为了能够统率这支军队，就必须使公开同盟打入国际。但是，他们担心向总委员会申请加入国际会使同盟丢脸，因为这样一来他们便承认了总委员会的权力，所以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曾数次徒劳无功地向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和巴黎联合会委员会提出申请。由于屡次遭到拒绝，同盟才不得不于1868年12月15日向总委员会申请入会。
12月22日，总委员会（在发表在它的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第7页上的那封信中）声明，这些奢求显然是同国际的章程相抵触的，并且坚决拒绝接受同盟入会。
1869年6月22日，同盟日内瓦支部通知总委员会说，解散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已成为既成事实，说是已经建议同盟的所有支部“成为国际的支部”。被纲领上的几个签名所蒙骗的总委员会，以为同盟已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所承认，所以在接到这样坚决的声明以后，总委员会便接受了同盟。这里要补充一句，他们从来没有履行过我们提出的任何一个条件。相反地，从此以后，隐蔽在公开同盟后面的秘密组织便开始拼命进行活动。
当时在日内瓦，在几乎得到日内瓦的全体国际会员支持的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和同盟之间进行了一场公开的战争。
当时这一派人还没有穿上反权威主义的外衣。他们以为能够掌握总委员会，所以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首先要求通过并且提出了有关组织问题的各项决议案，这些决议授予总委员会以“权威主义的权力”，而两年以后他们却如此疯狂地攻击起这些权力来了。
同盟的各家报纸从一出版起就不仅宣传同盟的特殊纲领（谁也不会因为这一点去责难他们），而且执拗地制造并且保持它的纲领同国际的纲领之间的预谋的混乱。
这个派系在绍德封的罗曼语区联合会代表大会（1870年4月4日）上进行了决战。事情是这样的：他们想强迫日内瓦各支部承认日内瓦公开同盟是联合会的一部分，并且把联合会委员会及其机关报迁往秘密同盟主宰一切的汝拉的随便哪一个地方去。
在代表大会开幕时，“同盟支部”的两个代表要求允许他们参加代表大会。日内瓦的代表们建议把这个问题搁到代表大会结束时再谈，并且立即研究更加重要的事情——讨论纲领。
但是，同盟不愿意错过这个机会。由于它的汝拉各小支部离得很近，这使它能够获得微弱的虚假的多数，因为日内瓦和国际各大中心的代表人数极少。由于绍德封的国际会员都支持日内瓦人，所以同盟分子被迫退出了属于绍德封各地方支部的代表大会会场。
顺便指出，绍德封代表大会的偶然的、虚假的多数妄图代表罗曼语区联合会，但是他们却明显地违反了该联合会的章程，而且应该指出，同盟的头目们都大力参加了这个章程的起草工作。在两次全体会员大会上，日内瓦的国际会员不顾巴枯宁及其朋友们的反对，几乎全体一致地表示拥护自己的代表们的做法，他们的代表们在全场鼓掌声中建议同盟不要乱钻，不要妄想参加罗曼语区联合会；在这种条件下本来是可以达到和解的。结果罗曼语区联合会不得不通过决定，把巴枯宁和其他主要的同谋者从它的队伍中开除出去。
这样一来，在瑞士罗曼语区就出现了两个联合会委员会——一个在日内瓦，一个在绍德封。绝大多数支部都仍然忠实于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顽强地企图篡夺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名称，从而使瑞士联合会卷入了一场纷争，这迫使总委员会同它断绝了任何正式关系。
同盟根本不愿意让代表会议调查它的阴谋，就在8月10日宣布，它从8月6日起已经解散。但是，它很快得到了几个法国流亡者的增援，于是又重新出现，以别的名称进行活动。
伦敦代表会议（1871年9月）批准了总委员会1870年6月28日关于汝拉分裂分子的决议。
由于“团结报”停刊了，同盟的新的信徒们便创办了有安得列·莱奥女士参加撰稿的“社会革命报”。
这家报纸从第一号起就急急忙忙同“费加罗报”、“高卢人报”、“巴黎报”以及其他肮脏报纸站到一条线上，转载它们诋毁总委员会的卑鄙言论。它认为甚至可以在国际内部也燃起民族仇恨的火焰的良机已经到了。用它的话来说，总委员会是一个德国的委员会，领导它的是一个具有俾斯麦气质的人。
伦敦代表会议用关于瑞士冲突、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关于公开宣布不承认涅恰也夫的言行等三项决议击中了同盟的心脏。
同盟正确地把这看做是宣战，并且立即展开了军事行动。支持假罗曼语区委员会的汝拉各支部于1871年11月12日在桑维耳耶召开了代表大会。这就是自认为负有动摇国际的组织基础的使命的那个联合会的状况！
不过，桑维耳耶代表大会一开始还是服从伦敦代表会议的，伦敦代表会议曾建议召开桑维耳耶代表大会的各组织定名为汝拉联合会；但是同时，这个代表大会又显示了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宣布解散整个罗曼语区联合会（罗曼语区联合会则把汝拉人的自治权还给了他们，把他们从所有的支部中赶了出去）。
国际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了权威主义，而汝拉联合会这个同盟的傀儡却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了支部自治。我们已经看到，同盟打算用什么方式来实现这种自治。
一句话，他们想用“集中制和专政”的办法来保证国际的统一。我们将会看到，在同盟有势力的一切地方，同盟所做的，正是它无中生有地指责总委员会的那些事情，——它企图把自己那种类似理论的东西作为“唯一在协会中具有公民权的正式理论”强加于人。我们完全明白，同盟想阻挠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共同领导，因为巴枯宁有先见之明，在成立自己的同盟来作为革命的总参谋部的时候，就已经关心到这一点了。
总委员会不仅无意把任何正统思想强加于国际，相反地，它建议伦敦代表会议取消某些支部的宗派主义名称，而且这个建议被一致通过了。
总委员会在自己的内部通告中谈到各个宗派时，就这样写道：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第一阶段，带有宗派运动的性质。这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发展到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的时期是有其理由的。宗派在开始出现时曾经是运动的杠杆，而当它们一旦被这个运动所超过，就会变成一种障碍，那时宗派就成为反动的了。总之，这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童年，正像占星术和炼金术是科学的童年一样。在国际的建立成为可能以前，无产阶级必须跨过这个阶段。
同那些耽于幻想和相互争斗的宗派组织相反，国际是在反对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反对他们的组织成为国家的阶级统治的共同斗争中联合起来的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真正的、战斗的组织。因此，在国际的章程中直截了当地提到追求共同目标、承认同一纲领的工人团体，这个纲领仅限于指出无产阶级运动的基本路线，而从理论上阐明这些路线，则要在实际斗争需要的推动下，在容纳一切色彩的社会主义信念的各个支部内，在它们的机关刊物和代表大会上，通过交换意见加以实现。”
同盟不想让国际成为战斗的组织；通告要求国际成为未来社会的精确的原型。
如果汝拉联合会能够实现自己的计划，把国际变成还不存在的社会的正确反映，为了使国际服从于同盟及其永恒的独裁者“公民B”的“权力和专政”这个秘密目的，而使国际失去一致行动的任何可能性的话，欧洲警察当局的愿望也就完全实现了，对欧洲警察当局来说，只要国际退出舞台，别的什么都是不需要的。
同盟的先生们为了向和平同盟和激进资产阶级中他们过去的同事们证明，他们发动的战役是针对国际的，而不是针对资产阶级的，他们把自己的通告散发给一切激进的报纸。
在同盟指望为自己搜罗到朋友和对总委员会不满的人的一切地方，到处大量散发这个通告。但是效果几乎等于零。
当然，这些自己愈渺小就叫嚷得愈厉喜的人，获得了不容置辩的成就。全部自由主义的和警察的报刊都公开站在他们那方面；他们对总委员会各个委员的诽谤，他们对国际的无力的攻击，得到了一切国家的冒牌改革家们的支持。
当然，公民B像通常一样并不吝惜自己的生命——他干脆没有到海牙去。
代表大会日益临近了，而同盟知道，在代表大会开始以前要公布关于涅恰也夫案件的报告，代表会议把起草这个报告的工作委托给了公民吴亭。对于同盟来说，使这个报告不能在代表大会以前公布，使代表们无法得到关于这个案件的全部情报，是非常重要的。
四
同盟在西班牙
1868年9月和平同盟在伯尔尼召开了代表大会以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创建人之一、意大利议会议员法奈利到马德里去了。巴枯宁让他带了几封介绍信给议会议员加里多，加里多使他同资产阶级的和工人的共和派人士建立了联系。在此以后不久，即同年11月，从日内瓦给莫拉哥、科尔多瓦—伊—洛佩斯（梦想当议员的共和党人、资产阶级报纸“战斗报”的编辑）以及鲁巴乌·多纳德乌（落选的巴塞罗那候选人、一个假社会主义政党的创建人）寄来了同盟盟员证。寄来盟员证这个消息对国际年轻的马德里支部起了破坏作用。支部主席哈尔沃退出了支部，因为他不愿意属于这样一个协会，这个协会容忍有一个由资产者组成的秘密团体在自己内部存在并服从它的领导。
早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国际的西班牙各组织就已经是由两名同盟盟员——法尔加·佩利塞尔和散蒂尼昂——代表的，其中散蒂尼昂在正式的代表名单中被列为“同盟代表”。当国际的西班牙各组织在巴塞罗纳召开了代表大会（1870年7月）以后，同盟便在帕耳马、瓦伦西亚、马拉加和加迪斯建立起来了。1871年初，同盟的巴塞罗纳代表莫拉哥和维尼亚斯建议联合会委员会的委员们（弗朗西斯科·莫拉、安赫尔·莫拉、安塞尔莫·罗伦佐、博耳雷尔等人）……在马德里成立同盟支部；但是这些委员反对这样做，他们声称，同盟如果作为一个秘密团体存在，那是危险的，而如果公开存在，那是无益的。在这一次，单是提起这个名称就已经在联合会委员会内部撒下了纷争的种子。
但是，当联合会委员会的委员们因政府的迫害不得不流亡葡萄牙的时候，莫拉哥使他们想念了这个秘密团体的益处，于是根据他们的倡议在马德里成立了同盟支部。由于同盟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策划阴谋，国际的葡萄牙会员退出了这个秘密团体，并且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要求为了共同事业的利益把这个团体从国际中开除出去。
在国际西班牙各支部的瓦伦西亚代表会议（1871年9月）上，像通常一样同时也是国际的代表的那些同盟代表，在伊比利安半岛上最后成立了自己的秘密团体组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同盟的纲领和国际的纲领是一样的，这个秘密组织到处都存在，加入这个组织似乎是一种义务，同盟努力使国际进一步发展而不是使国际从属于自己，所以他们大多数人决定，应当让联合会委员会全体委员参加同盟的亲信组织。
在同盟的一次会议上，莫拉哥指责梅萨出卖了巴枯宁的团体，因为梅萨让联合会委员会全体委员参加了这个亲信团体，从而使他们在同盟支部中取得了多数，并且实际上确立了国际对同盟的优势。正是为了避免这种优势，秘密指令规定，只应当有一名或两名同盟盟员钻进国际的各委员会，并且要根据同盟支部的指示，在同盟支部的支持下领导它们，凡是应该由国际接受的决定，事先都要在同盟支部中研究好。从这个时候起，莫拉哥就对联合会委员会宣了战，并且也像在葡萄牙一样，建立了一个新的同盟支部，那些他认为不可靠的人仍然不知道这个支部。同盟的亲信盟员们在西班牙各地支持他，并且开始指责联合会委员会忽视自己对同盟所应尽的责任。
西班牙的同盟接到了桑维耳耶通告以后，并没有站到汝拉那一边去。
联合会委员会表示赞同这封信，这说明当时瑞士中心在西班牙的影响是多么微弱。但是，在此以后不久便可以看到，这些刚愎自用的人就幡然悔悟了。
面对着这种地下工作，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知道，必须立即摆脱同盟。政府的迫害使它有理由这样做。它建议成立“国际的捍卫者”秘密小组，以防国际的解散，同盟的支部应当不知不觉地溶化在这些小组之中。大量盟员的参加必不可免地要改变这些支部的性质，只要迫害一停止，这些支部就会和这些小组一起消失。但是，同盟看出了这个计划的秘密目的后便搞垮了这个计划，然而，没有这种组织，政府一旦实行威胁，国际在西班牙的存在就会受到威胁。
行动上胆小怯懦，言语上勇敢无比——同盟在西班牙是如此，在一切地方也是如此。
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的决议使同盟不得不公开反对国际，而这个决议也使联合会委员会有理由确证它同绝大多数国际会员是完全团结一致的。此外，决议也向它提出了在西班牙建立一个广泛的工人政党的思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必须使工人阶级完全脱离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特别是共和党，因为它的大多数选民和拥护者都是在工人中网罗的。联合会委员会建议拒绝参加一切君主制和共和制的议员选举。
同盟仅仅因为两件事就不能饶恕联合会委员会：（1）联合会委员会在汝拉问题上弃权；（2）联合会委员会企图损害它的不可侵犯性。当委员会对共和党采取的立场破坏了同盟的全部计划以后，同盟便决定要惩办它。给共和党代表大会的信被同盟理解为是一种宣战的行动。
尽管有政府的迫害，联合会委员会在代表会议以后的6个月活动中，在瓦伦西亚把地方联合会的数目由13个增加到70个；在其他100个地方，它也筹备建立新的联合会，把8个行业的工人组成为全国规模的抵抗团体。此外，在它的支持下成立了规模巨大的卡塔卢尼亚工厂工人联合会。这些功绩为委员会的委员们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影响，使得巴枯宁感到有必要使他们回到真理的道路上来，于是他在1872年4月5日给委员会总书记莫拉去了一篇很长的父亲式的训示（见“文件”第三号）。
与萨拉哥沙代表大会的同时，像往常一样，同盟也举行了秘密集会。联合会委员会的委员们在会上提出了解散同盟的建议。为了不否决这个建议，他们狡猾地避开了它。两个月以后，在6月2日，仍然是这些公民以西班牙同盟领导人的身分并代表同盟的马德里支部给其他所有支部发出了一个通告。
同盟认为这篇文章直接攻击了它在共和党中的朋友，于是就指责“解放报”的编辑们背叛了无产阶级的事业，借口是他们要求没收这些盗窃国家资财的人的财产就是承认私有制。为了证明同盟的革命诈骗术后面所隐藏的、它想灌输给工人阶级的那种反动性，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证据了。同盟分子把那些由于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而被他们革除教籍的人当作私有制的维护者加以开除，为了证实同盟分子的诡诈性，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证据了。
由于同盟施展各种诡诈伎俩，这个委员会被迁往瓦伦西亚。从这个时候起，联合会委员会便连灵魂带肉体都被出卖给同盟了。在此以后，被开除的人成立了“新联合会”，并要求委员会承认它，但是委员会以支部自治为根据，坚决拒绝了它这个要求。于是，新马德里联合会便诉诸总委员会，总委员会根据组织条例第二节第七条和第四节第四条的规定接受了它。海牙全协会代表大会同意了这个决定并且一致承认新马德里联合会代表的代表资格证是有效的。
同盟明白这第一次反抗运动的全部意义；它知道，如果不在萌芽状态就把它掐死，那末在此以前一直如此温顺听话的西班牙国际就将从它手中溜走；于是它使出了自己的一切手段，包括正派的和不正派的。它起初是进行诬蔑。由于这些办法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他们便转而进行恫吓。同盟分子的无政府状态在宗教裁判官的实践中得到了实现。
同盟按照它自己的惯例，开始设法使国际的西班牙各组织出席海牙代表大会的整个代表团都由同盟盟员组成。为此目的，联合会委员会给各支部发出了一个内部通告，并且做了周密的安排，不让新马德里联合会知道这个内部通告。这个通告到底还是落到了新马德里联合会的手中，并且被转寄给了总委员会，总委员会知道联合会委员会受着同盟的操纵，断定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于是给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公民们！我们有证据证实，在国际内部，特别是在西班牙，存在着一个自称为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秘密团体。这个团体的中央设在瑞士，它认为自己的专门使命就是要使我们伟大的协会适应它的特殊倾向，并且把协会引向绝大多数国际会员根本不知道的目标。此外我们从塞维尔的 ‘理智’上知道，你们委员会中至少有三个委员是同盟的人……
当这个团体还是公开的时候，它的组织和性质就已经同我们章程的精神和文字相违背，所以，它违反自己承担的义务，而秘密存在于国际内部，就无异于直接背叛我们的协会。国际只承认有一种在权利和义务上都平等的会员；同盟却把他们分成两类，即亲信者和非亲信者，而且后者注定要由前者通过一个后者根本不知道的组织来领导。国际要求自己的会员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自己行为的准则；同盟却责成自己的拥护者必须向国际的非亲信的会员隐瞒这个秘密组织的存在，以及自己言行的动机和真正目的。”
此外，总委员会责成他们提出一些材料来调查同盟（这方面的材料总委员会打算提交海牙代表大会），并且说明为什么他们认为，在联合会委员会中至少有三个知名的同盟盟员这一事实，同他们履行对国际的义务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联合会委员会写了一封支吾搪塞的回信，不过，它在信中承认了同盟的存在。
新马德里联合会有充分的根据说，同盟是用国际会员的钱派自己的代表去海牙的。除了这一切以外，同盟分子的联合会委员会根本没有缴纳应该上缴给总委员会的会费。
五
同盟在意大利
在意大利，同盟的建立先于国际。教皇米哈伊尔住在这里，并且在激进的资产阶级青年中间建立了很多联系。国际在意大利的第一个支部——那不勒斯支部——从一成立起便处在这些资产阶级分子和同盟分子的领导之下。同盟的创建者之一、律师甘布齐让自己的“模范工人”卡普卢索当上了支部主席。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巴枯宁同他的忠实的卡普卢索一起代表了国际的那不勒斯会员，而法奈利——这个同盟的安东涅利、在国际之外组织起来的各工人协作社的代表——因病滞留在途中。
同至圣的父亲的亲密关系冲昏了我们的好汉卡普卢索的头脑。
卡普卢索的权力显然是来自同盟中央委员会，因为国际从来没有给他这种权力。在好汉卡普卢索看来，国际不过是个人发财致富的源泉罢了，所以他任命自己的女婿即前耶稣会教徒和卸任神甫。
在此以后，他就投靠了因国际在那不勒斯的成就而惊恐不安的资本家。他遵照这些资本家的命令诱使那不勒斯的毛皮工人参加了毫无希望的罢工。但是，同盟躲过了警察当局的迫害以后，却利用这一点来抢占国际的地位。
1871年11月，在米兰成立了一个由各色各样的分子组成的支部。除了工人，即除了主要是由库诺吸收进来的机械工人以外，在这个支部中还有完全受同盟的影响的大学生、小报记者、小职员。由于这种从上面来的帮助，同盟获得了行动的自由，并且逐渐控制了国际的米兰支部。
1871年10月8日，在都灵成立了工人联合会；它向总委员会请求加入国际。该联合会书记卡洛·特尔察吉这样一字不盖地写道：《Attendiamo i vostri ordini》——我们等候你们的指示。为了证实国际在意大利从最初时期起就要经过同盟这个官僚的一级，他通知说，
“总委员会将从巴枯宁那里得到腊万纳工人协会宣布它是国际支部的信”。
12月4日，卡洛·特尔察吉通知总委员会，说工人联合会分裂了，因为该联合会的多数派是马志尼分子，而少数派则成立了名为“无产者解放社”的支部。他利用这个机会向总委员会为自己的“无产者报”要钱。以金钱支持报刊并不是总委员会的任务；但是在伦敦有一个募捐帮助国际的报刊的委员会。鉴于对国际采取这种敌对的态度，委员会没有把钱寄去。
在都灵，特尔察吉是以下述方式完成自己的同盟分子的使命的。当对他提出严厉的谴责的时候，“他威胁说，如果不连选他当书记，如果支部不服从他，不承认他的权威或者对他提出责难，他就要烧毁支部的账簿。他威胁说不论出现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他都要去当警察局的密探（questurino），以示报复”（前面引过的都灵联合会委员会的报告）。特尔察吉利用种种理由企图吓倒支部。
难道他“没有经常声明，要做国际的会员，就必须向总委员会缴纳会费”而不顾同盟的秘密指示吗？
特尔察吉相信他可以不受处分，所以大概他又施展了新的诡谲伎俩，而使自己在佛罗伦萨陷于十分难堪的境地，甚至工人联合会也被迫和他断绝关系。我们希望汝拉委员会将会更好地评价他的功绩。
同盟把特尔察吉当做自己的真正代表，把罗曼尼亚当做最合适的基地。同盟在那里建立了它的一批伪装成国际支部的支部；它们的第一个信条就是：不服从共同章程，不报告它们成立的消息，不向总委员会缴纳会费。这是真正自治的支部。他们起的名称是“工人联合会”，起着联合各种工人团体的中心的作用。
“工人联合会”真疏忽极了，它竟向非亲信者泄漏了暗中存在一个同盟的秘密中心的事实。汝拉委员会被迫公开否认自己的秘密活动。至于总委员会，博洛尼亚代表机关根本没有让它知道自己的一点情况。
同盟一得悉关于在海牙召开代表大会的消息后，就把它这个“工人联合会”推上前台，它为了自己自治的权威或权威的自治，攫取了意大利联合会称号，并且于8月5日在里米尼召开了代表会议。
想以“工人联合会”来取代总委员会的企图遭到了彻底的破产。甚至同盟的普通分部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也不敢把里米尼通过的决议拿出来让国际的西班牙会员进行表决。于是，为了纠正自己的失策，同盟也派代表参加了海牙代表大会，但同时仍然不放弃在圣伊米耶召开自己的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
圣父是对的。在意大利，同盟并不是“工人联合会”，而是一帮游民。唯有在意大利这个国家，国际的报刊，即自称的国际报刊才具有“费加罗报”所独有的那种性质。只要看一下这些伪支部的书记们的笔迹，就会深信，这些笔迹总是使这些办事员或者专耍笔杆的人露出马脚。同盟这样控制了各支部的正式职位以后，每当意大利的工人们希望彼此建立联系，或者与国际的其他委员会建立联系的时候，它就能够迫使他们请求这些把国际看做是“升官发财之途”和“出路”的身为同盟盟员的游民来帮助。
六
同盟在法国
同盟盟员在这里为数不多，但是十分热心卖力。在里昂领导同盟的是阿尔伯·里沙尔和加斯帕尔·勃朗，在马赛——是巴斯特利卡，三个人都是吉约姆主编的各家报纸的积极撰稿人。同盟正是依靠了他们，才能够在1870年9月破坏里昂运动；在他们看来，这次运动只有一种意义，就是使巴枯宁有可能颁布他那值得纪念的废除国家的法令。
巴斯特利卡被编入了补充团，并且随时都可能被调离马赛。这个事实成了他不允许国际支部重新组织起来的充分理由，因为他认为同盟领导人亲自在场对于支部的自治是极为必要的。同盟活动的最明显的成绩，就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似乎都是由它代表的那个国际在里昂和马赛的工人心目中丧失了威信。
我们不去研究，由于“自己思想的自然发展”而成了帝国拥护者的这两个同盟盟员，实际上是像他们过去的朋友吉约姆在海牙所说的那样只是一些普普通通的“恶棍”呢，还是他们从同盟的教皇那里接受了专门的任务去参加波拿巴密探的队伍。俄国同盟的文件是与秘密章程相符合的，它揭穿了这个神秘团体的秘密的秘密。文件直截了当地说，国际兄弟应该钻进一切地方，甚至可能受命到警察局去服务。而且，这两位兄弟对自己的农民的皇帝的崇拜并没有超过巴枯宁在1862年对他的农民的沙皇的崇拜。
在同盟盟员没有钻进去的那些法国城市中，国际自从公社复灭以来发展得很快。曾经报告说，国际在三十多个省里都有自己的组织。
当工人们刚刚开始自由地、自发地……但是与总委员会完全协同一致地组织起来的时候，正是这些人对工人们说，坐在总委员会中的那些德国人正在压迫他们，而且为了得救，除了参加他们的正统的、反权威主义的教会以外，没有其他方法。法国工人只感到受凡尔赛分子的压迫，所以就把这些信件转寄给了总委员会，问它这一切是什么意思。
同盟在法国的这一活动最好地证明：它一旦失去了控制国际的希望，便开始反对国际。任何不服从它的领导的支部，都被它看做敌人，甚至是比资产阶级更可恨的敌人。谁不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这就是同盟在其俄文宣言中公开宣布的原则。如果一般的运动不是毕恭毕敬地听从它的宗派主义压制，这个运动的成就对它说来就是不幸。所以正当法国工人阶级首先需要一个组织而不问其形式如何的时候，同盟却出来给梯也尔和地主议会帮忙，对国际宣战。
七
同盟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后
大家知道，在海牙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属于少数派的14名代表提出了一个抗议已经通过的各项决议的声明。这个少数派由下列代表组成：4个西班牙人、5个比利时人、2个汝拉人、2个荷兰人和1个美国人。
汝拉人和西班牙人在布鲁塞尔同比利时人就共同反对新的总委员会一事的基本原则达成协议以后，便到瑞士圣伊米耶参加由同盟依靠它在里米尼的娄罗们的帮助召开的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去了。
汝拉联合会的代表大会在这个代表大会以前就召开了，它否决了海牙的各项决议，其中包括关于开除巴枯宁和吉约姆的决议。因此，该联合会被总委员会暂时开除。
在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上，同盟的人马全部到齐。这个代表大会终于为巴枯宁提供了“做出不偏不倚的认真的判决的一切保证”；当然，会上充满了完全一致的气氛。这些人足足有一半不属于国际，但是他们授予自己最高法庭的称号，妄图对我们协会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行动做出最后判决。他们宣称，他们坚决反对海牙代表大会的一切决议，绝不承认海牙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新总委员会的权力。最后，他们代表自己的各个联合会（虽然他们没有任何权力能够这样）签订了攻守同盟条约——“友好、团结和互相保护公约”，以反对总委员会和一切承认海牙决议的人。在下面这个直接谴责巴黎公社的决议中，他们给自己的弃权论的无政府主义下了一个定义：
“代表大会声明：（1）无产阶级的首要义务是摧毁任何政权；（2）建立任何一种以实现摧毁政权为目的的政权，哪怕是临时的和革命的政权，都无非是一种新的欺骗，都像所有现存的政府一样，对无产阶级会是危险的。”
最后，他们决定号召其他自治论者的联合会参加这个新公约，并且在半年以后召开第二次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
于是，国际内部便宣告分裂。从此以后，汝拉委员会就公开地把分裂分子事务的领导工作抓到了自己手里。跟着它跑的那一部分国际，无非是重新恢复起来的、曾经是秘密同盟的掩蔽物和工具的前公开同盟罢了。
西班牙同盟的四位艾蒙之子回到西班牙以后，发表了一篇充满了对海牙代表大会的诽谤和对圣伊米耶代表大会的颂扬的宣言。联合会委员会支持了这个诋毁书。
最后，他们终于否决了海牙决议，加入了圣伊米耶公约，同国际决裂了。无政府主义竟到了这种地步：他们事先否决了下次全协会代表大会，并代之以新的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
“以防下一次全协会代表大会不能通过拒绝承认海牙代表大会的方法来恢复国际的尊严和独立”。
在海牙，同盟想利用西班牙的限权代表委托书把当时对它最有利的表决方式强加于代表大会；而在哥多瓦它在九个月以前就已规定，下一次全协会代表大会应该通过什么决定。必须承认，在实行各支部和联合会自治方面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海牙代表大会把同盟及其首领们赶出了国际，就使西班牙的反同盟运动增加了新的力量。
新马德里联合会向其他各地方联合会发出了一个通告，对这个行动做了回答。它在通告中声明，联合会委员会由于自己的行动已经把自己置于国际之外，因此它要求各地方联合会成立一个新的临时委员会来代替联合会委员会，并且责成新的临时委员会严格遵守章程，而不是唯同盟之命是从。这一建议被接受了；任命了新的联合会委员会，会址设在瓦伦西亚。
比利时人与西班牙人同时召开了自己的代表大会，也否决了海牙决议。总委员会以1873年1月26日的决议对他们以及西班牙的分裂分子做了回答。总委员会在决议中声明，“凡是拒绝承认代表大会决议或故意逃避履行共同章程和条例所规定的义务的团体和个人，就是把自己置于国际工人协会的队伍之外，并且不再是协会的会员”。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根据章程和组织条例，并且遵照它1873年1月26日的决议，宣布：
参加了上述布鲁塞尔、哥多瓦和伦敦的代表大会和会议或者承认它们的各项决议的一切全国性或地方性联合会、支部和个人，已经自己把自己置于国际工人协会的队伍之外，并且不再是协会的会员。
同时，总委员会再次声明，根本不存在任何国际意大利全国联合会，因为窃取这个名称的任何一个组织，从来没有履行过章程和组织条例所规定的加入国际的任何一个条件；但是在意大利各地存在着履行自己对总委员会的义务并同总委员会保持联系的支部。
委员会的报告竭力避而不谈有关这些支部的内部情况和人数的任何材料，这一事实使我们有权利认为，这些支部不会比桑维耳耶代表大会以前具有更强的生命力。但是，报告却把汝拉人的外部力量——同盟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后所罗致的同盟者们——排成了战斗队形。
其实，同盟自己在其秘密集会上看来并不同意它想向群众灌输的关于它的实际力量的幻想。
这样一来，我们所面临的便是彻底的分裂以及由此产生的全部后果。国际会员将参加由总委员会受上次代表大会的委托在它认为合适的一个瑞士城市召集的代表大会。而同盟分子和受他们愚弄的那一批人则将参加他们根据自己的自治自行召集的代表大会。祝他们一路平安。
八
同盟在俄国
关于同盟在俄国的活动，我们是从1871年7月在彼得堡高等法庭审理的、以涅恰也夫案件著称的那个政治审判案中得知的。在俄国，这是破天荒第一次在陪审法庭上公开审理政治案件。
他们的罪行在于他们参加了一个假冒国际工人协会名义的秘密团体，拉他们加入的是一个持有据说是盖有国际印章的委托书的国际革命委员会密使。
1861年，为了回答旨在不让贫苦青年享受高等教育的财政措施和力图使这些青年屈服于警察当局淫威之下的惩戒措施，大学生表示了坚决一致的抗议，先是集会抗议，以后就上了街，汇成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因为这种组织可以举行小型会议来解决事务性问题。这种事务性会议顺便也提供了讨论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机会。俄国的青年学生大部分是农民和其他贫苦人的子弟，他们对于社会主义思想怀着满腔热忱，甚至幻想马上就实现它。这个运动的思想鼓舞者是现在正在西伯利亚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于是，涅恰也夫便利用国际的威望和这些青年的热情，企图使大学生相信，现在从事这些琐碎小事已经不合时宜了，因为已经有了一个巨大的，参加了国际的秘密团体，它正燃起世界革命的火焰，并且准备立即在俄国采取行动。
1869年3月，一个俄国青年来到了日内瓦，他冒充彼得堡大学生的代表，企图取信于全体俄国流亡者。他对别人作自我介绍时，用了各种不同的化名。有些流亡者确切地知道，彼得堡并没有派任何代表来；另一些人同这位假代表谈话之后认为他是个暗探。最后他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真姓是涅恰也夫。但是，巴枯宁大叫大嚷地站到了涅恰也夫那一边。他到处扬言，说这个人是“在俄国存在的并且正在进行活动的一个很大的秘密组织派来的特别使者”。于是，有人便去哀求巴枯宁不要把他们朋友的名字告诉这个人，因为他可能会陷害他们。巴枯宁答应了；审判案的材料将会表明，他是怎样履行自己的诺言的。
涅恰也夫曾经得到了一个机会与一位流亡者谈话。在谈话中，他被迫承认他并不代表任何秘密组织，但是他声称他有一批同志和熟人，他打算把他们组织起来；他还说，必须把那些老流亡者抓在手里，以便利用他们的威信来影响青年并且利用他们的印刷所和金钱。
巴枯宁完全赞同沙皇，认为无论如何必须阻挠波兰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处理他们的内部事务。
巴枯宁接着说，俄国人民今天所处的状况，很像是彼得大帝的父亲沙皇阿列克塞在位期间使得人民不能不发动起义的那种状况。
作为福音书的“几句话”这个文件在涅恰也夫的阴谋中起了很大作用。在每一个新信徒献身以前，都对他神秘地宣读这个文件。
与“几句话”这个文件（1869年）同时，也出版了一些俄文的匿名出版物：（1）“革命问题的提法”;（2）“革命原理”;（3）“‘人民裁判’协会会刊”（《Narodnaia rasprava》）第1期，莫斯科1869年夏季出版。
巴枯宁根据无政府主义的同化规律，把自己和青年学生同化起来了。
可见，同盟的学说——自下而上的无政府状态和自上而下的纪律——在这里已和盘地托出了。首先是通过暴乱“放纵现在称为恶欲的那种东西”，但是“有必要在构成生活本身和革命的全部毅力的人民的无政府状态中使革命思想和行动的统一有某种机关作为自己的体现”。这种机关就是世界同盟的俄国支部——人民裁判协会。
但是巴枯宁觉得光有青年还不够。他号召一切强盗都站到他的同盟的俄国支部的旗帜下来。
第二个传单“革命原理”对秘密规章中发布的力争“彻底铲除……”的命令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必须破坏一切，以便达到“完全的无定形”，因为即使只保留“一种旧形式”，它也会成为其他一切旧社会形式所赖以复活的“萌芽”。传单指责不看重这种无定形的政治革命者是欺骗人民。
这样一来，便向俄国公众和俄国警察当局暴露了在西方严加掩盖的、存在国际兄弟的事实。
这些威胁是针对那些没有在巴枯宁的教皇宝座面前低头并被他骂为教条主义者的俄国流亡者的。
巴枯宁的面目在这里昭然若揭了。他命令流亡者冒着死亡的危险作为他的秘密团体的密探回到俄国去，——这方面他学习了俄国暗探的手法，俄国暗探曾给流亡者提供护照和金钱，要他们到俄国去完成密谋性目的，——但同时他却给自己发出了教皇许可证，允许他自己作为“欧洲革命的工作人员”太太平平地留在瑞士，在那里埋头写作各种宣言，来陷害那些被警察当局关在监狱中的不幸的大学生。
巴枯宁是永远不会放过自我吹嘘的机会的。
第二篇文章的标题是：“略述过去和现在的事业观”。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巴枯宁和涅恰也夫是怎样威胁在国外出版的国际俄国支部的机关刊物的；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会看到，他们怎样大肆攻击车尔尼雪夫斯基，攻击这个在俄国吸引青年学生（巴枯宁和涅恰耶夫冒充是他们的代表）参加社会主义运动方面贡献最大的人。
谁也不敢怀疑这些俄文的抨击性文章、秘密规章和巴枯宁从1869年以来用法文发表的全部著作都出于同一个来源。相反地，所有这三类著作是互相补充的。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同臭名远扬的破坏一切的组织中划分亲信程度的三个等级相适应。公民B的法文小册子是为同盟普通盟员写的，这里考虑到了他们的成见。对他们只谈纯粹的无政府状态、反权威主义、各自治小组的自由联合以及诸如此类于事无损的东西：这一切都不过是空话。对他们的说法是，使那些还不熟悉真正的无政府主义的人感到过于眩目的真理，将在俄国支部纲领中彻底加以阐明。这位先知只是同天生的无政府主义者，同上帝的选民，同自己神圣俄罗斯的青年才敢于坦率地讲话。在这里，无政府状态已经变成了普遍的破坏一切的行动，革命已经变成了一系列起初是单个人的然后是大规模的暗杀活动；唯一的行为规范就是被颂扬备至的耶稣会的道德；革命者的楷模就是强盗。正如一个俄罗斯人所说的，巴枯宁的语言甚至不是俄语，而是鞑靼语。这些没有头脑的侏儒谈吐可畏，摆出一付吓人的样子，想在他们自己眼中能显出革命巨人的姿态。这是青蛙和犍牛的寓言。
多么可怕的一群革命者！他们想要消灭一切，“一切的一切”，把一切都变成无定形的东西；他们拟定公敌名单，用匕首、毒药、绞索、枪弹对付他们要加害的对象；他们甚至打算把某些人的“舌头拔掉”，但是他们匍匐在沙皇的威严之下。同盟并不是同现存的国家，而是同革命者进行战争，因为革命者不想卑躬屈节地在它演出的悲喜剧中担任无足轻重的配角。给宫廷和平，对茅屋宣战！
从1869年4月起，巴枯宁和涅恰也夫便着手为俄国革命准备基础。
现在的涅恰也夫是世界革命委员会的全权代表。巴枯宁完成了使他改变面貌的奇迹。涅恰也夫符合他自己所宣传的那个组织的规章的一切要求；他“做了几件为委员会所知道和重视的事情，因而受到赏识”。
为了欺骗莫斯科的成员，涅恰也夫对他们说，在圣彼得堡已经有了一个庞大的组织，而事实上那里连一个小组、一个支部都没有。
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不能一一列举在审讯中揭露的这位巴枯宁的走狗所搞的一切骗局、蠢事、欺诈活动和暴力行为。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俄国同盟的悲喜剧是如何收场的。1859年赫尔岑根据俄国一位青年人的遗嘱得到了25000法郎，作为在俄国进行革命宣传的经费。赫尔岑一直拒绝把这笔钱交给任何人，但是他受了巴枯宁的骗，巴枯宁使他相信了涅恰也夫是一个规模宏大、力量雄厚的秘密组织的代表，于是便从他那里得到了这笔钱。因此，涅恰也夫认为自己有权要求得到自己那一份。结果，这两位暗杀伊万诺夫的活动也不能把他们分开的国际兄弟却因为金钱而争吵起来了。
“人民裁判”第2期的社论还包含一首用散文诗写成的追悼死而复生、生而复死的英雄——涅恰也夫的葬歌。这一次英雄是被押送他到西伯利亚去的宪兵们勒死的。“人民裁判”知道，“宪兵头子接到这种电报后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整整奸笑了一个晚上”。涅恰也夫就这样第二次死去。
社论中承认了暗杀伊万诺夫的事实。
18名青年的被捕对于巴枯宁说来就是“事业的成功”。
第二篇文章的标题是“谁不赞成我们，谁就是反对我们”，这是一篇对政治暗杀活动的辩护词。他们为一切不加入同盟的革命者安排了伊万诺夫（虽然没有直接指名）那样的命运。
第三篇文章叫做“未来社会制度的主要基础”。这篇文章说明，如果普通人由于犯罪、由于仅仅考虑一下未来的社会组织就受到惩罚，那是因为头目们早就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多么美妙的兵营式共产主义的典范呀！在这里一切齐全：公共食堂和公共寝室，评判员和为教育、生产、消费，总之为全部社会活动规定了各种办法的办事处。而作为最高领导者来统率一切的是无名的、谁也不知道的“我们的委员会”。毫无疑问，这是道地的反权威主义。
为了使这个荒诞的实际组织计划具有一种理论基础的外观，在这篇文章的标题下面安了一个小注：
“有志者可以在我们发表的著作 ‘共产党宣言’中看到对我们的基本原理的详尽的理论阐述。”
现在，当平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委员会”预定要扮演什么角色的时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位竞争者对于国家和对于把工人力量集中起来的任何做法是这样地仇恨。事实上，在工人阶级还没有自己的各种代表机构以前，在“我们的委员会”的伪装下活动的巴枯宁和涅恰也夫先生不可能成为公共财富的占有者，也不可能得到他们如此热心地授意别人应该具有的“多劳动少消费”的崇高而充满功名心的意愿的果实！
涅恰也夫小心翼翼地保存着一本用密码写的名为“革命问答”的小册子；他断言，持有这本小册子是国际协会一切密使或代办所独有的特权。法庭上的全部供词和律师们提供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说明，这本革命问答是巴枯宁写的，而巴枯宁从来也不敢否认他是这本书的作者。而且这个著作的形式和内容都清楚地表明，它同我们前面已经谈到的秘密规章、“几句话”、传单和“人民裁判”，是出于同一个来源。它只不过是它们的补充罢了。这些想使一切都成为无定形状态以便在道德领域内也确立无政府状态的，破坏一切的无政府主义者，把资产阶级的不道德品行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读者根据几件样品就可以判断同盟的道德是什么东西了。这种道德的纯粹来自基督教的教条，最初是由十七世纪的埃斯科巴尔派精心拟制出来的。同盟只是把这种道德的性质夸大到荒谬的程度，并且用自己的超无政府主义的、破坏一切的“神圣革命事业”代替耶稣会教徒的神圣的天主教的、使徒的、罗马的教会罢了。革命问答是这种道德的正式规约，它在这一次对这种道德作了系统的、毫不隐讳的阐述。
批评这种杰作就是掩饰它的滑稽性质。这样也就是过分地看重这个异想天开地要把鲁道夫、基度山、卡尔·穆尔和罗伯尔·马凯尔的形象都集于一身的无定形的破坏一切的人。我们只想借助于一些对比来说明这本革命问答的精神实质甚至连它的措辞都是同秘密规章以及同盟的其他俄文著作相同的，如果不算其中许多艰涩夸大之处的话。
但是，巴枯宁认为，必须使别人对他参与了所谓涅恰也夫阴谋一事无法提出任何怀疑。他出版了标明“1870年1月于日内瓦”、署名“米哈伊尔·巴枯宁”的呼吁书“告俄国军官”。关于这个“定价一法郎”的呼吁书，在1870年的每一号“钟声”都登了广告，指明是巴枯宁的著作。
我们只想指出，巴枯宁在这里怎样运用革命问答的道德。他首先向俄国军官们宣扬这种道德。他就用这种道德来对待他的读者，最无耻地欺骗他们。巴枯宁知道，政府不仅逮捕了俄国的全部亲信者，而且逮捕了十倍以上的被涅恰也夫陷害的人，因为他们属于革命问答中规定的所谓的“第五类”人，他知道，在俄国连组织的影子也不存在了，那里不仅现在没有，而且从来就没有过任何委员会，如果不算当时和他一起呆在日内瓦的涅恰也夫的话；此外，他知道这本小册子在俄国不可能找到任何一个拥护者，它只能成为政府采取新的迫害措施的借口；可是他仍然声称，政府根本谁也没有抓到，委员会在俄国继续存在，并且在那里开展着不倦的、坚决的、深入一切地方的活动，广泛表现出真正令人惊异的预见性、警惕性、有理智的毅力和令人惊叹不已的灵活性（案件审理过程中的供词成了这一切的证明），他的秘密组织，即1825年以后在俄国存在的唯一严肃的组织，是不可损害的，这个组织在热烈欢迎它的纲领的人民的下层中扎下了根，它在军官们周围到处存在，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再过几个月，即在1870年春天，革命就要爆发。仅仅为了自己能够怡然自得地在自己的伪国际兄弟面前对镜观赏“自己戏剧式的面貌”，声称“把个人生命、个人思想和个人自由置之度外”，声称自己比“那些玩弄名誉、个人人格和权利并且具有喜欢讲空话、瞎吹牛的恶习的人”更高尚的米哈伊尔·巴枯宁，就是这样向俄国人撒谎的，就是这样吹牛的。
在1870年，这个人向俄国人宣扬盲目地、无条件地服从来自上面一个匿名的、不可知的委员会的命令，宣称耶稣会的纪律是胜利的sine qua non〔必要的条件〕，只有这种纪律才能战胜国家（不是俄罗斯国家而是一般国家）的可怕的集中制，宣布了比最原始的共产主义更加权威主义的共产主义，——在1871年也正是这个人却以反对德国共产主义者的权威主义和集中制为借口，以在建立自治支部和各自治小组的自由联合并且使国际变成所谓它应该成为的东西即未来社会的原型为借口，图谋在国际内部掀起分裂和破坏运动。如果未来社会真的按照同盟的俄国支部的榜样建立起来的话，那它一定会远远超过巴枯宁如此珍爱的耶稣教徒的圣父圣祖们的巴拉圭。
九
结语
国际一方面让各国工人阶级的运动和意愿享有充分的自由，同时它又能够把工人阶级团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第一次使统治阶级及其政府感觉到了无产阶级的国际威力。统治阶级及其政府承认了这个事实，于是便集中一切力量来攻击我们全协会的执行机关——总委员会。自从巴黎公社复灭以来，这种攻击日益变本加厉。同盟分子正好选择了这个时刻来对总委员会公开宣战！他们断言，国际手中的强有力的武器——总委员会的威望——无非是反对国际本身的武器而已。实际上，同盟的活动家们知道，他们若不利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巴枯宁的一百名国际兄弟就只有永远放弃秘密领导无产阶级运动的幻想。他们的粗暴的攻击得到了世界各国警察当局的报刊的赞扬。
关于自治和自由联合的响亮的词句，一句话，他们对总委员会宣战的号召，只是掩盖他们的真正目的的一种手法罢了。他们的真正目的是破坏国际，从而使国际屈从于同盟的秘密的、教阶制的和独裁的统治。
支部自治、各自治小组的自由联合、反权威主义、无政府状态——这就是非常适合那个“游民”团体的胃口的动听辞句。
总之，他们建议把在“按照西方典范炮制的各次革命”时期由工人自己清除了的流氓放出来，从而让反动分子无偿地支配这个由奸细密探组成的受过严格训练的匪帮。
在同盟的理论戏法和实际图谋中，究竟笑料多还是劣迹多，这很难说。不过同盟毕竟是在国际内部发起了一场无声的斗争，这场斗争在两年中使我们协会的活动遭到了困难，结果有一部分支部和联合会脱离出去了。因此，海牙代表大会通过的反对同盟的各项决定只是履行自己的义务罢了。代表大会不能让国际这个无产阶级的伟大创造陷入剥削阶级败类为它设置的罗网。至于那些想剥夺总委员会的职能的人，我们不能采取别的态度，只能把他们看做是叛徒或者傻瓜，因为失去这些职能国际就将变成一个无形的、涣散的，用同盟的语言来说就是“无定形的”东西。
十
补充【略】
十一
文件【略】
（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评论：此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保·拉法格的参与下，受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的委托，根据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决定公布的报告和文件于1873年4—7月共同撰写完成的。1873年8月以小册子在伦敦和汉堡出版。原文是法文。1874年又以《一个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谋》为题用德文在不伦瑞克出版。
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海牙代表大会秘密同盟活动调查委员会成员所收集到的大量文件和材料写成该著作。全书共分11个部分。在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目的，就是要团结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分散的力量。同时明确指出，在团结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反对国际本身的秘密组织混进协会来，这个组织就是巴枯宁分子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海牙大会上总委员会要求调查这个秘密组织，并作出开除社会主义民主同盟首领米·亚·巴枯宁和詹·吉约姆的决定。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由于时间问题，对同盟活动的揭露很不充分，影响了代表大会对同盟问题的处理，因此决定公布有关同盟的种类很多的一切文件。他们指出，国际面对的是一个戴着极端无政府主义假面具的、目的不是要打击现存政府，而是要打击革命者的反动组织。他们揭露了这个团体企图夺取国际领导权的险恶用心，揭露这个团体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不顾任何信义，采取造谣、诬蔑、恫吓、暗杀等的伎俩，揭露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肆意妄为地想用宗派主义纲领和自己的狭隘思想来偷换国际工人协会的广泛的共同纲领和伟大的意向的阴谋。
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这个秘密组织的性质，以及他们的秘密章程，指出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产生于资产阶级中，是从资产阶级共和派中产生的、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后裔。马克思和恩格斯系统地揭露了同盟秘密组织的成立过程和活动内容，详细介绍了这个同盟在瑞士、西班牙、意大利、法国、俄国的反革命活动，以及在海牙大会以后的详细情况，彻底打击了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企图在欧洲工人运动中称霸的野心。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原则和做法，明确指出同盟同国际的革命原则是截然对立的。在文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揭露了巴枯宁主义在俄国的代理人涅恰也夫使用欺骗和造谣手法从事反国际活动，同时指出了巴枯宁的冒险主义活动危害了俄国革命。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海牙代表大会通过的反对同盟的各项决定是在履行自己的义务，代表大会不能让无产阶级的这个伟大创造，即国际陷入剥削阶级败类为它设置的罗网中。
这部著作总结了国际工人协会在理论和组织上同巴枯宁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斗争的详细情况和经验，批判了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它用大量的事实揭露了他们在欧洲各国所从事的分裂活动，说明了他们是如何紧密配合反动政府，对国际进行进攻和破坏活动的，证明了他们是想帮助资产阶级把国际工人组织置于死地。它揭露了巴枯宁的同盟的活动和危害，揭穿了巴枯宁反动分子为了分裂并操纵整个国际、同时利用国际组织及其影响力来达到自己所从事的背叛行为、各种诈骗伎俩和施展的阴谋诡计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