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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书在申报并获得立项时美国尚未退出TPP，因此立项时的研究目标主要是剖析TPP国有企业规则的内容，探究TPP国有企业规则会给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乃至中国国内政策带来哪些不利影响和冲击，分析这些影响的方式和途径。但是国际经济形势风云突变，TPP协议因美国退出影响力大减，本书并不因为TPP影响力变弱而丧失研究价值，因为TPP内容不仅为CPTPP所完全承袭，TPP国有企业规则所体现的核心理念——美国等限制以国有企业为基础的“政府主导经济模式”的战略意图并未因此沉寂和消减，反而后续不断发展演进。因此本书所确立的研究目标：首先，剖析TPP国有企业规则的内容及产生原理，揭示国有企业规则的本质是美国意图推动新一代经贸投资规则限制中国国有企业国际竞争力，梳理并揭示在美国退出TPP后国际经贸投资规则剧变并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国有企业后续发展演进的形式与内容。其次，探究国有企业规则及其演进会给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乃至中国国内国有企业改革带来哪些不利影响和冲击，分析这些影响的方式和途径。最后，提出在界定中国对外投资利益基础上通过博弈化解国有企业规则的不利影响，以及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博弈的应对方案。
对TPP国有企业规则产生的理论和国际经贸投资规则重构的原理进行阐释，并对以TPP国有企业规则为基础限制中国模式的规则演进内容和形式进行研究，即美墨加协定（USMCA）国有企业条款、美欧推动反补贴改革方案和加强外资审查等不仅强化TPP国有企业规则对中国国有企业限制，还意图限制中国政府支持的产业升级能力，此外美国意图通过非市场经济问题、美墨加协定的“毒丸”条款将中国排斥在美欧等推动的新一代国际经贸规则体系之外；分析这些规则及其演进对中国国有企业经营模式和产业政策带来的影响和冲击；针对中国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中采取政府主导模式，美国等西方国家有可能采取的阻碍性规则进行前瞻性讨论；最后提出中国在国内层面和国际层面的应对措施。全部内容共计分为五章。
第一章“国有企业规则的产生与演进：理论解读与分析框架”。本章首先从经济学理论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阐释TPP国有企业规则产生的原因；然后针对国际经贸投资规则重构过程中的重大事件——美国推动对中国政府主导经济模式的“规锁”进行政治经济分析，指出在国际经贸规则重塑的博弈中围绕国有企业规则及中国模式将发生激烈的规则博弈；最后提出中国应对“规锁”中国模式的国际经贸规则的分析框架，即应准确界定中国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利益，基于多元、包容、公平、务实、开放的原则参与多层面规则博弈。
第二章“TPP 国有企业规则核心条款及后续发展”。本章通过比较欧盟、OECD文件、美国—新加坡FTA以及TPP第17章对国有企业的界定，分析国有企业界定中几个重要因素对适用范围的重要意义，并解析TPP国有企业规则的适用范围、豁免例外和排除条款；通过对TPP国有企业规则的核心条款——非歧视待遇和商业考虑、非商业援助（反补贴）、透明度、不利影响和损害解读，阐释TPP国有企业规则核心条款如何实现对WTO补贴规则的制度性变革，以及这些条款对国有企业商业活动所带来的影响。本章对美墨加协定和欧盟—越南协定国有企业条款的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特别分析了美墨加协定第22章国有企业章节在国有企业定义、非商业援助上的新发展，力求在最新资料上把握TPP国有企业规则的变化方向。本章最后一部分是对国内研究竞争中立和国有企业条款的深化和突破，该部分详细分析竞争中立原则的起源及其内涵，通过比较TPP第17章核心条款与OECD文件关于竞争中立原则的表述、各国立法实施竞争中立原则的实践，认为多国实践以及TPP等协议的国有企业条款表明，大部分国家和FTA都只是部分引入竞争中立原则。
第三章“后TPP时期国有企业规则的演进”。本章分析了美国等通过国有企业规则无法限制中国政府主导经济模式带来的不公平竞争，决定将目标由针对中国国有企业泛化至中国的政府主导经济模式。第一节分析欧盟、美国认定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判断标准，国有企业因素的作用及影响，指出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认定的影响将溢出反倾销法领域，带来对中国政府主导经济模式的全面否认，美墨加协定第32章第10条“非市场经济国家”歧视性条款更加重了中国政府主导经济模式面临的国际经济规则压力。第二节分析美国在贸易战中意图“规锁”中国的规则，将美墨加协定国有企业规则与美国对中国产业补贴的立场综合，对WTO补贴规则的改革方案和可能发展提出了前瞻性预测。第三节分析最新美欧外资审查立法，体现为西方国家为保持对先进技术的占领和优势地位，纷纷修改外资法限制对高新科技产业的外资并购。第四节研究中国“一带一路”大型基础设施投资因具有政府主导特点所带来的问题，主要是中国对国际主权贷款责任规则的软约束及美国可能推动的相关法案应采取的应对方案。本章针对近两年来以限制中国国有企业为基础的规则，逐步升级对中国政府主导经济模式的限制性规则和做法展开研究，研究内容具有前瞻性。
第四章“中国国有企业及对外投资政策面临的挑战”。本章首先详细分析了中国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目标与竞争中立原则要求存在的差异，以及以TPP第17章国有企业规则为基础的某些竞争中立规则对中国国有企业在经营采购、补贴、信息披露带来的改革压力。其次聚焦受到美国极限施压的中国产业补贴政策，总结梳理了中国产业政策的框架、特点以及在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下的合理性、负面效应，深入研究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提出的“结构性改革”要求、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等方面对中国产业补贴政策施加的规则限制。最后分析中国“一带一路”投资面临的风险问题以及围绕“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规则博弈。
第五章“国际经贸投资规则重塑背景下的中国立场与对策”。第一节首先分析了中国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与融合竞争中立原则之间的关系，即国有企业改革首先要体现发展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竞争中立原则的某些内容有助于推动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中国可以引进并吸收加以实施；然后提出中国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市场准入、采购等如何引入竞争中立推动进一步改革。第二节对中国对外投资利益评估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分析，提出将维护中国世界产业链地位及升级能力作为对外投资的核心战略利益，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中国安全战略上的重要性将相关援助项目分类定性，按照“共同有区别”原则遵守政府主权贷款的国际规则，但避免大包大揽、不顾国力过多承担对外援助的责任，并对中国如何参与多层次规则博弈提出建议。第三节对中国缔结国有企业相关规则时的立场与方案，即在投资条约中强调国有企业的中性定位和投资保护；力争WTO框架下产业补贴政策的空间，在FTA中推动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确认；强化“一带一路”建设债务处理的国际合作，构建区域性金融预警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