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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国有企业规则建立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众多资本主义国家推崇的竞争中立原则理论基础之上，而竞争中立原则是奉行市场经济理念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对竞争政策的基本立场；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角度，TPP国有企业规则的产生不仅是成员国之间反复博弈之后的结果，也与美国的巨大影响密不可分，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霸权稳定论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深入理解TPP所确立的国际经贸投资新规则的形成与演进。
20世纪70年代初期，由于经济发展要素供给存在不平衡状态、经济过度开发引起石油等原材料短缺，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失业率高居不下和通货膨胀持续的滞涨现象，对此采取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因此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占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地位，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了市场经济改革、私有化浪潮。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自由竞争、反对公有制的主张影响下，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内竞争政策中确立了让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平等竞争的竞争中立原则，并被OECD奉为指导成员国国内竞争政策的基本纲领，成为TPP国有企业规则的理论基础。
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存在许多学派，虽然各流派之间的观点存在一些差异，但是在涉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时均主张政府应该放松对经济的管制，让市场要素自由流动、竞争；鼓励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对公有制持批评态度。
首先，新自由主义思想反对国家干预市场，主张市场主体在自由秩序中充分竞争。
哈耶克是新自由主义的著名代表，他以自由秩序及其原理构建了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他认为，由于人类的理性有限，不能设计能够考虑所有人偏好的市场规则，而必须遵循自发生成的市场秩序。自发形成的市场秩序也必须有充分自由的竞争，自发的秩序同样需要法律和制度提供保障，才能够确保竞争是公平的。
哈耶克从四个方面解释了政府依靠人类理性干预市场不可行的原理：首先，理性本身是有限度的。其次，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建立在有限理性之上的人的知识自然也是有限的。再次，自由竞争的市场使得信息和资源分散，政府无法有效获得和利用这些信息。最后，市场的高度变化性使得预先的设计无法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因此哈耶克指出市场竞争才能够实现最优的经济效率，在对待国家干预时，国家干预必须是适当的，但是国家干预必须保持在最低限度，过度就会破坏市场运行的效率，而市场本身具有自行调节功能，能够以无形之手实现繁荣。 [1]
总之，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家认为减少干预才是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的有效方式，在竞争政策领域方面，国家应维护各市场主体的公平参与机会，不应该对某一类企业厚此薄彼，否则就会扭曲资源配置，损害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政府补贴国有企业是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一种方式，政府在贷款、税收、债务担保、土地使用方面给予国有企业以特殊政策优惠，甚至直接投入资金进行补贴扶持；上述种种政府给予国有企业的显性、隐性支持都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营造了不公平的竞争环境，破坏了自由竞争的秩序，最终会极度扭曲市场、危害经济发展。
其次，新自由主义主张私有制，反对公有制。
因为新自由主义认为在自发秩序中个人拥有很大的自由选择生产和销售，从而使社会效率得到极大释放，而个人的自由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在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下，私有制经济能够自动实现经济的均衡。如果采取公有制，即使表面上任何个人都是公有制财产的所得者，但是个人的权利在现实中不能完全由一个个的个体实现，最终将被一些有权势的人侵占。哈耶克指出：“正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这个惟一的缘故，才没有人来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在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或是属于独裁者，谁具有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管制我们。” [2] 所以，哈耶克是反对采取公有制的，认为公有制会破坏个人财产权利，侵害公平竞争。当然，哈耶克的论断也过于极端，绝对的个人主义同样会带来垄断，侵害的将是绝大多数个体的利益。总之，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精髓就是不能让公有制损害竞争的公平性。
基于上述精神，OECD在其报告中，将竞争中立原则的目的和作用表述为：“竞争中立意味着企业实体不能因为其所有权而处于优势（或劣势），所有国有企业都有机会或动机进行反竞争的行为；竞争中立性要求政府的商业活动不应仅仅凭借政府部门的所有权而享有相对于私营部门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实施竞争中立政策的目的是消除公有制在重大商业活动中所造成的资源分配扭曲，并改进竞争效率。竞争中立要求政府不应利用其立法或财政权力使政府企业优于私营部门。如果政府确实以这种方式为企业提供优势，就会扭曲竞争过程，降低效率。” [3]
最后，新自由主义主张政府适度干预市场、强调通过法律规则建立公平秩序。
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提出，政府也不能对市场放任不管，有限的政府干预也能够增进市场经济的效益。 [4] “为了保障市场自发秩序稳定，必须尽力发现一项规则所具有的实际功用。” [5] 可见，哈耶克认为国家干预是有一定合理性的，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不是截然对立关系，政府所应该做的是通过制定合适的法律规则和经济政策，为维护市场的自由竞争以及公平的市场秩序提供良好的条件。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影响下，20世纪50年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哈佛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一些经济学家与法学家围绕美国的反托拉斯政策竞争理论进行论战，由此形成和丰富了现代竞争力理论。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论证政府干预市场带来竞争效率的降低，这些理论对西方竞争规则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些理论流派中，最终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芝加哥学派的竞争理论，其理论核心要点就是政府要减少对竞争过程的干预，市场本身具有调节功能，只有在垄断和市场集中程度过高损害市场效率的时候政府才应采取干预措施，这样才能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促使整个社会福利的提高。芝加哥学派作为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学派，对里根政府推行自由资本主义政策起了极大的影响，也使里根政府得以采取减少政府干预、更多通过市场干预调节的竞争政策。 [6]
虽然芝加哥学派的竞争理论过于追求效率，而没有考虑国有垄断以及私人资本盲目追求经济利益给整个社会公平、普通人福利带来的损害，完全以芝加哥学派竞争理论指引政府的竞争政策存在一定的风险和缺陷，因此哈佛学派主张的一定程度下政府介入干预维护市场的公平性延伸为竞争法上的公平竞争理论，这些理论成为竞争中立原则的理论基础。竞争中立原则在西方国家的实践过程中，深受公平竞争和自由价值的理念影响，自竞争中立原则诞生，就具有强烈的反对公有制和政府过度干预市场、扭曲市场给社会资源带来破坏的观念，在推崇竞争中立原则的立法者看来，只有建立所有制平等竞争的市场才是消费者的福祉，才能有效整合各种资源，竞争中立原则追求的目标、价值在这个方面与整个新自由主义思想是契合的，即使我们不能完全推断竞争中立一定是哈佛学派或芝加哥学派的某位学者所提出的，但是该原则在自由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得以适用并推广，无不表明，竞争中立原则是结合了哈佛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竞争学说而逐步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其最终目标是要达到这些学派所倡导的充分自由竞争、反对政府过多干预的境界。公平竞争就是要在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公平地竞争，而只有公平竞争，才能在市场主体之间塑造自由的秩序，让各种市场要素得以真正自由流动，高效率地组织起来。综上所述，竞争中立原则吸取了芝加哥学派追求市场自由充分竞争的内核，将公平竞争理论对主体的要求延伸至国有企业，其理论是自由主义思想在竞争领域不断演进的结果。
英国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于1979年当选为英国首相之后，哈耶克及新自由主义的声望和影响随之急剧升高，与此同时，哈耶克和美国著名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米尔顿·弗里德曼也成为影响美国总统里根经济政策的重要人物。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一些接受了美国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拉美经济学家回国后身居要职，传统的两个拉美大国墨西哥和阿根廷进行了经济结构改革，民主德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乃至苏联的经济政策也在向新自由主义方向改变。为了让更多的国家接受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思想，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在华盛顿主持召开国际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议题是对拉美的市场经济结构改革的进展进行总结，并将经济自由化理论归纳为进行经济结构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这次会议达成了以贸易经济自由化、私有化为原则的“华盛顿共识”，成为美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向尚未进行改革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范本。华盛顿会议之后，“华盛顿共识”成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代名词，许多中小国家因为经济困境在接受世界银行、IMF贷款时不得不接受体现美国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华盛顿共识中的各项改革方案。新自由主义在世界的泛滥带来了对凯恩斯主义影响下兴起的国有企业态度的修正。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第二次经济危机，石油价格上涨推高了物价，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陷入滞胀，深入分析滞胀的原因，除了石油价格上涨这一表层原因之外，更主要的还是各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凯恩斯主义刺激需求的政策，扩大财政支出，通过政府采购、国有企业投资等拉动经济增长，但是不断刺激的政策终于到了临界点，国有企业本身效率不高，亏损严重，物价上涨更带来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低下，如果放弃刺激政策和改变对国有企业的扶持，经济紧缩又会带来失业，诱发更深的危机。对此凯恩斯主义者束手无策，拿不出相应的解决办法，以撒切尔夫人、里根总统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旗手先后成为政府首脑，大刀阔斧推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削减政府开支，对国有企业大规模实行私有化政策。澳大利亚虽然置身于欧美大陆之外，但是滞胀的危机同样降临在这个资本主义大国，由于各联邦州高度自治，经济分割形成了众多的公有制企业，享受了更多的政府政策的倾斜和扶持，例如，澳大利亚小麦局就是典型的政府垄断企业，通过把持对小麦出口的专营权攫取高额垄断利润，但是小麦局的垄断并未带来全民利益的分享，而是成为一些政客以及资本家攫取利益的工具，2006年小麦局被爆出利用联合国“石油换食品”计划，采取提高运费的形式向萨达姆政权支付回扣，此次事件最终导致小麦局被取消出口专营权。 [7] 小麦局事件也说明澳大利亚政府曾经采取了对经济过度干预的政策，舆论对政府干预意见很大，但是澳大利亚国有企业、垄断企业所带来的扭曲竞争，社会经济增长质量下降才是引发竞争中立改革最主要的原因。
在美国、英国纷纷推行私有化政策、提高市场竞争水平的国际大背景下，澳大利亚各州领导人在一起开会决心改变这种效率低下、竞争环境扭曲的局面，打破各州经济隔离，建立统一的、国家层面的竞争政策，对公有制阻碍竞争的行为进行限制。为此，澳大利亚在竞争政策中引入竞争中立原则家，在1995年《贸易行为法》的基础上颁布了全国性的一揽子政策，包括《竞争政策改革法案》《行为法协议》《竞争原则协议》和《实现全国竞争政策和处理与竞争支付及相关改革协议》等，以一整套规则体系规范了公有企业的竞争行为。 [8] 澳大利亚在竞争政策上的成果使得其他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纷纷采纳竞争中立原则，效仿澳大利亚建立健全自己的竞争法规则体系。根据OECD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已经有超过3/4的成员国接受了竞争中立原则，在其国内法上给予私营企业与政府企业以平等的市场地位，并建立了一系列的竞争中立的竞争法体系。
但是这个时期的竞争中立原则仅仅停留在各国的国内法律制度层面，随着近年来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实力不断加强，美国在与拥有较多国有企业的国家进行经贸往来时，迫切需要将竞争中立原则扩大到那些还没有确立竞争中立原则的国家。例如，在美国—智利FTA（2004年）中，国有企业仅仅成为该FTA第16章竞争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含有规范国有企业、垄断企业的条款仅有第16.3条指定垄断、第16.4条国有企业和第16.6条透明度要求三个条款，说明智利的经济体量和国有企业的分量不足以让美国在双边FTA中纳入专门的竞争中立条款，但是在2004年美国与新加坡签订的《美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 United States - Singapore Free Trade Agreement ）第12章“反竞争商业行为、指定垄断和政府企业”的规定中，第12.3条指定垄断和政府企业就明确出现了对商业考虑、非歧视待遇等含有竞争中立原则的更详细的规则要求。此后美国加大了推广竞争中立原则的力度，OECD成为美欧推广竞争中立原则的重要平台，OECD发布的一系列文件、报告，例如《竞争中立原则的国家实践》（2012年）、《竞争中立原则——维持公营及私营机构之间公平竞争的环境》（2012年）、《经合组织关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指南》（2015年）、《竞争中立和国有企业：挑战和政策选择》（2011年）等，对推动其他国家接受竞争中立原则起了积极作用。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以及中国国有企业体量和竞争实力不断增长，美国政治精英认为中国国有企业的竞争实力来自政府的各种扶持政策，对世界经济威胁太大，也使得中国具有了挑战美国的实力，为此美国致力于打造一个限制国有企业接受政府支持的国际规则，终于促使了TPP协议文本的达成，第17章国有企业规则正式成为第一个对国有企业有约束性的国际规则。
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现实主义流派表罗伯特·吉尔平提出了霸权稳定论，对霸权国如何影响国际贸易规则作了详细的阐述，认为霸权国通过在国际条约或国际协定嵌入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条款实现对国际秩序的掌控，尤为重要的是霸权国要确立有利于自己的经济贸易规则体系。该理论认为，霸权国致力于在世界市场上获得经济优势，并通过国际经济规则和制度为霸权国获取经济力量提供保障。依据霸权稳定论的逻辑思路，国际体系的稳定是通过多边规则以及双边、区域性的条约规则体系来确立并保障的，霸权国只有掌握了规则的议题和内容的话语权，才能有效对国际社会施加影响，国际规则也给霸权国统治世界提供了一层合理、合法的法治外衣。
上述霸权稳定论的观点能够恰当地阐释美国推动、主导TPP国有企业规则的形成过程。概言之，就是美国要在全球范围的区域经济合作中占据主导地位，并通过在新一代区域贸易协定谈判中获得新一代国际经贸投资规则的制定权，将潜在的对霸权国地位构成威胁和挑战的力量通过新规则压制下去。
首先，美国想通过主导TPP谈判占据在亚太区域乃至拉美的贸易合作的主动权。从亚太领域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来看，美国感受到亚太区域内部不断加强的经济贸易，甚至安全合作日益排挤着美国的战略空间。继中国—东盟2002年11月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来，中国—东盟之间相继确定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协议》（2004年签订）和《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协议》，2007年1月和2009年8月双方又签署《服务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于2010年1月1日正式全面启动。日本、韩国也纷纷效仿中国，与东盟10国进行“10+3”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日韩三国+东盟10国的自由贸易区将发展成亚洲内部巨大的贸易合作联盟，这也意味美国主导的WTO和APEC论坛对亚洲国家的影响将受到这些国家内部结盟、贸易合作的强有力挑战。因此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09年11月的亚洲之行高调推出了TPP战略，战略目标首先是将TPP 协定视为美国经贸开拓海外市场的重要途径，对于美国而言，加入并重新构建TPP议题和内容，不仅使得美国和亚太地区的经济交往更加紧密，而且能够让美国在亚太地区具有更强的分量和更大的话语权。 [9] 因此美国将TPP作为配合 “重返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使美国得以名正言顺将亚太地区未来经济规则走向纳入自身设计的轨道，同时彰显美国力量在亚太地区不可忽视的存在，分化瓦解中日韩与东盟国家日渐形成的亚洲同盟，夺回美国因关注伊拉克、叙利亚等中东问题而在亚太消减的影响力。
在美国的区域战略发展目标之中，拉丁美洲一直被视为美国的“后院”，不容他国染指，而且美国的大资本家在拉美拥有巨大的投资，拉美受到美国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全方位影响。但是2001年“9·11”事件使得美国将全球战略重心转向反恐，美国无力再维护对拉美的政治经济影响，而拉美国家的民族主义和民粹政治在拉美经济忽上忽下的背景下推动了左翼政府上台执政，其中以委内瑞拉查韦斯政府为代表的反美政权大大加剧了拉美对美国的离心力；但是美国毕竟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给世界众多国家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同时也输出了大量的资本和技术，即使像委内瑞拉这样极端反美的国家，也与美国保持着重要的石油贸易关系，所以即使美国全球战略重心有所东移，美国也绝不会放弃对自己有巨大地缘政治利益的拉美，美国通过加强与拉美的经贸关系，为自己全球战略建立稳定的支点。所以美国政府采取新的对拉美经贸战略——以建立美国主导的美洲自贸区为目标，并通过TPP向外扩编来聚集能量，以稳定美国构建的21世纪全球经贸体系。对于拉丁美洲诸国家而言，加入TPP就可以与美国建立长期稳定的经济合作关系、为稳定经济增长提供可靠的预期。智利、秘鲁、墨西哥就先后成为参加TPP谈判的拉美国家。可见TPP在当时扮演着美国拉美战略重要抓手的角色。
其次，美国要通过TPP、TTIP 等新一代贸易投资协定，打造符合美国利益的贸易投资新规则。2013年6月，美欧正式宣布启动“欧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TTIP）谈判，最终目标是建立美欧自由贸易区，包括欧盟有27个成员国，TTIP谈判将重点致力于解决市场准入和监管法规、非关税壁垒以及市场规则三个关键性问题。 [10] 由于欧美在技术标准上的话语优势，新的标准无疑将成为未来全球标准的基础，而且美欧市场化程度比较高，达成的贸易、投资、知识产权规则甚至将高于TPP的规则，进而影响未来全球经济规则的走向。此外，2013年1月15日，美、欧、日等21个成员启动谈判《多边服务业协议》（ Plurilateral Services Agreement ，PSA），力图在服务业打造另一个引领全球的高标准开放的国际规则，美国等经过20世纪末的全球化之后，大量制造业外包，而服务业一直占领全球高端服务产业链顶端，鉴于WTO的服务贸易协议规则未能对成员国的服务业市场提出较高的开放要求，需要一个系统、规范的国际规则来满足美国等西方大国占领全球高端服务业的需求，而且随着新形态服务业日新月异的兴起，必须制定新的游戏规则。因此，美国雄心勃勃，希望通过主导TPP、TTIP、PSA来获得全球经贸规则制定权。
最后，美国极力推动并主导TPP国有企业规则，反映了美国力图通过引入竞争中立原则为美国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地位，打压中国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的战略企图。
从国有企业在国际经济市场的发展和影响来看，众所周知，21世纪以来中国、俄罗斯、巴西等新兴经济体采取控制或扶持国有企业和一些核心支柱产业，促使它们在国际贸易投资市场的份额持续增长，这种国有经济模式不断增长引发美国商界、政界的关注和担忧。2011年10月中美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了一份针对中国国有企业的调查及分析报告， [11] 该报告认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市场经济中，国家所有权作用突出，中国的国有企业以及国有企业控制的企业的规模已经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大约40%，法律还确定给国有企业“维持领导地位”的授权。根据该报告，中国经济的核心是由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通过对重点行业进行国家所有和政府指令等方法控制的。总之在中国的经济框架中，特定行业，特别是那些被视为战略性和基础性的行业都是由国家控制或所有的，在中国，主要的金融机构和制造业、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的龙头企业，都是政府通过所有权或其他间接方式控制的。
在美国看来，自中国加入WTO、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以来，中国经济获得巨大成功，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实力日益强大构成了对美国经济实力的威胁，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一些国家所实施的政府主导经济模式，对美国建立的自由国际贸易体系构成了极大的伤害，中国等这种政府主导经济模式有选择地使用国有企业和市场供需中的关键要素等控制手段来影响供求的相互作用，从而扭曲了市场资源配置，这种体制对市场竞争造成了严重扭曲，政府支持创建某些企业或行业是对私营企业的不公平竞争。 [12]
从更深远的政治、体制等层面考虑，西方学者认为这属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约书亚·科兰兹克、布莱恩·布莱默认为这种模式将对英美等国的所谓“民主资本主义模式”构成威胁。在西方学者看来，中国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将在三个方面给西方民主自由资本主义构成威胁：第一，中国采取国家资本主义是为了获得国家力量强大，对外采取国家推动的占领国际市场政策，对内实行对外资限制、控制的政策，导致西方企业最终在中国难以获得足够的市场和利润；第二，中国的国有企业对外投资贸易听从政府的命令，服从国家的政治经济战略，西方企业以个体力量难以竞争受到政府大量资金支持的国有企业；第三，中国对外输出政治经济影响主要依靠国有企业来实现。因此西方学者及政治精英认为，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成为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大经济威胁。 [13] 因此美国强推TPP国有企业规则的意图极为明显，就是在国有企业规则里引入竞争中立框架对国有企业及垄断性企业的竞争行为进行规制，能够确保有利于美国进而获益。为此，奥巴马在重返亚太的战略思想下竭力推动主导TPP谈判进程和议题，奥巴马经常说，“我们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来书写全球经济规则”，“如果我们在TPP谈判中选择一些议题，例如投资、知识产权、国有企业、劳工权益、环境保护等，确立一些高标准的规则，TPP在泛太平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经济圈子，对中国来说，如果不接受并遵守这些规则，它就不得不接受被排除在外这个事实，否则中国就会利用自己的实力强迫其他国家” [14] 。
首先，霸权稳定论有助解释TPP规则的形成，但是不能指导中国国有企业应对、化解TPP国有企业规则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霸权稳定论从沿着国家—国际规则的路线阐释霸权国如何推动国际规则，主导有利于自身的国际规则形成，TPP规则当初是智利、新西兰、新加坡和文莱四个小国家达成的小型经济贸易合作协定，但是2009年10月美国正式宣布加入后决定把TPP打造成新一代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在美国的鼓动和主导下，日本、越南等纷纷加入TPP谈判，最终TPP按照美国的意图纳入了国有企业规则、知识产权、劳工权益，达成的TPP规则清晰地体现出霸权国美国主导规则的模式、路径。
但是霸权稳定论显然只是能够阐释TPP规则的成因，对TPP国有企业规则内在的含义、影响并无很强的解释力，更为重要的是，该理论没有办法为我国国有企业走出去、应对TPP规则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
其次，霸权稳定论强调霸权必然衰落不符合国际政治发展的现实情况，对霸权国美国滥用霸权废弃TPP规则的情形无能为力。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格局表明，美国力量虽有所削弱，但仍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近年来美国由于经济复苏不如预期，失业率不断高升，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始终没有恢复过来。受2007年开始的席卷美国的房贷危机和经济衰退影响，2001—2013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中位数家庭收入下降了28%，而华尔街金融精英却从美国经济的缓慢复苏中受益匪浅。2015年，美国的最低收入人口比率增长到20%，高收入人口比率也从1971年的4%上升至9%。 [15] 日益扩大的贫富矛盾与美国多移民社会所带来的族群矛盾夹杂在一起，使美国的民粹主义得以滋生和蔓延。在这种背景下特朗普竞选团队将矛头直指市场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特朗普政府当政之后，美国政府认为自己对盟国和世界秩序付出太多，因此不再强调多边谈判，转而采取利用自身实力单边迫使谈判对象接受美国开放市场和保护美国利益的要求，所以美国采取的是通过双边FTA战略牢牢把控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导权。美国已经与澳大利亚、巴林、多米尼加、智利、哥伦比亚、以色列、约旦、新加坡、韩国等国家签署了跨区域的双边FTA，这些国家很多都是位于美国政治战略布局的重要地域。 [16] 在谈判、缔结FTA中，美国就注意FTA中要体现和反映美国利益与偏好的议题和规则，如在美国—新加坡FTA中，关于国有企业的内容就比美国—智利FTA中的内容大为增多。
在TPP的谈判过程中，美国发挥霸权国在经济、军事上实力超强独霸的优势，将自己中意的知识产权、劳工标准、国有企业纳入谈判议题，力推高标准规则的形成，这些高标准规则无疑将极大提高美国产品的竞争力，为美国产品打开其他成员国市场提供极大的便利。这些事实当然验证了霸权稳定论提出的霸权国主导国际经济规则以实现霸权的观点，但是霸权稳定论只论证了霸权国对国际规则的形成和稳定具有积极作用，但没有解释霸权国滥用霸权地位破坏规则以及如何应对这种破坏行为。自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开启了各种“退群”模式，美国不仅退出了TPP，还相继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全球移民协议》《伊朗核协议》，在经济规则领域，美国无视WTO多边贸易规则，多次单方面对欧盟加征关税，成为国际经济规则的破坏者。
特朗普竞选及上任后的言行，确实说明了霸权国衰退后，仅仅将国际经贸规则视为实现自身战略的工具，霸权国会随时根据自己利益需求随意改写、变更国际规则，美国的行为表明规则仅仅只是实现霸权利益的工具，有用则遵守，无用则废弃，但是如何应对霸权国滥用霸权随意废弃规则，霸权稳定论显然无能为力。
最后，霸权稳定论过度强调霸权国对国际规则形成的作用，对霸权国破坏国际秩序之后中国等大国如何发挥作用和影响没有解决方案。
霸权稳定论过于强调霸权国在国际规则形成、运作、维系、变更和消亡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解读英帝国的特惠制，关贸总协定所代表的国际自由贸易法律规则的产生、变更等方面具有极强的说服力，霸权稳定论认为国际机制的运作完全由霸权国的实力强弱决定。 [17] 但是霸权稳定论显然否定了霸权衰退之后国际经济秩序得以维系、国际经贸规则得以保持的可能性，因此对当前逆全球化思潮在美国、欧盟的兴起以及TPP最终被特朗普政府所抛弃后，其他TPP成员国继续为TPP规则发挥效力而努力的现状没有解释力。
虽然TPP作为新一代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是特朗普前任奥巴马总统代表美国所极力推动的，特拉普上任后因为TPP含有的零关税等条款会带来其他成员国产品大肆占据美国市场的恶果而不顾他国反对执意退出，但是TPP并非霸权国所独自制定掌控的，对特朗普上台后国际治理所面临的困境，国际社会并没有无所适从，一些国家正通过小范围的区域合作以走出经济低迷的泥潭，TPP智利峰会不仅向中国发出邀请，期望中国承担起拯救TPP的重任，而且TPP成员国在智利峰会上表达了要继续推动TPP生效的愿望。此外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进展超出预期，而且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上明确表明了中国捍卫经济全球化的态度，这说明，即使霸权国在特定时期衰退了，但是国际规则仍然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并非完全掌控在霸权国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