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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做出“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决定。 [1]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文化强国”战略。 [2] 之后，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提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3] 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提出：“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4] 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提出要实现我国文化昌盛。 [5] 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城镇建设要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并延续城市历史文脉。 [6] 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7] 。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要保护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好文化遗产；“要加强对城市的空间立体性、平面协调性、风貌整体性、文脉延续性等方面的规划和管控，留住城市特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色、建筑风格等 ‘基因’” [8] ,“要控制城市开发强度，划定历史文化保护线” [9] [10] 等。中共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构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强文化遗产保护。 [11] [12] 2016年，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13]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 [14]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5] 。可见，国家把文化发展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要求我们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
北京市重视优秀历史文化的传承弘扬。2014年2月，习近平在北京考察工作时提出，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张金名片，传承保护好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首都的职责。2017年2月，习近平再次在北京考察工作时指出：北京历史文化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要更加精心保护好，凸显北京历史文化的整体价值，强化“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风貌”的城市特色 [16]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提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更加精心保护好北京历史文化遗产这张中华文明的金名片” [17] 。《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制定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着力建设全国文化中心” [18] ，其中要“传承弘扬优秀历史文化”，“推进文物院落的腾退搬迁，加大文物保护单位、胡同四合院保护修缮力度，保护好古都风貌这张中华文明的 ‘金名片’” [19] 。北京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提出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0] 。其实，早在北京市“十二五”规划中，北京市就提出了“人文北京、绿色北京、科技北京”的建设目标和战略规划 [21] ，提出要“加强首都文化软实力建设” [22] 。可见，重视优秀历史文化的传承弘扬也一直是北京市政府工作的重点。
北京历史文化街区优秀传统文化是北京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作为一座具有3000多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是非常厚重的。在北京老城，尤其是北京历史文化街区内散布着众多的历史建筑（或建筑群）。这些建筑物（或建筑群）在街巷胡同中的空间布局都隐含着一定的空间秩序，许多历史建筑的设计、建造也都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文化，从而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等。而这些建筑及其遗留的传统文化是通过一些符号表征出来的。所以这些符号的表征文化是北京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历史文化街区中还居住着很多居民，这些居民通过日常生活的身体实践所创造的非表征文化也是北京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内容。然而，随着全球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面临着一些问题，如一些历史建筑遭到了破坏，旧的历史建筑不能再满足居民对新的生活居住条件的需求，一些历史建筑的变化不再能够承载居民的记忆，居民自己创造的文化没有被保护下来等。所以，在此实践背景下，需要研究北京历史文化街区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问题。
保护优秀文化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识，而优秀文化不仅包含优秀传统文化，也包含创新文化。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中长期规划（2019年—2035年）》指出，要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23] 。
历史文化街区既包含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包含许多创新文化。既包含表征文化，也包含非表征文化。然而，目前对历史文化街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表征文化，对其的保护依据也主要来源于从历史文献和历史建筑形态中挖掘的表征文化。而按照文化地理学近年来兴起的“非表征理论”，仅以这些文本性的历史资源不足以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文化，因为它们不仅来源于建筑，也来源于居住在历史文化街区中的居民。非表征文化还能体现历史文化街区的创新文化和地方特色。因此，从文化地理学空间表征与非表征综合的视角对历史文化街区的文化保护进行研究非常必要。
北京是见证历史沧桑变迁的古都，也是不断展现国家发展新面貌的现代化城市。《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提出，北京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是北京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根基。要大力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提升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要传承城市历史文脉，深入挖掘保护内涵，构建全覆盖、更完善的保护体系。因此，选择北京历史文化街区为案例进行研究具有代表性，也具有紧迫性。对北京历史文化街区表征与非表征文化保护的综合研究能为推动北京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做出贡献。
国家重视棚户区（含北京传统胡同四合院居住区）的住房改造问题。2014年2月25日，习近平到北京东城区南锣鼓巷历史文化街区雨儿胡同的四合院进行视察，了解居民居住情况，并了解居民住房改造的意愿（原地改建还是拆迁） [24] 。2015年10月10日，李克强对棚户区改造工作做出了重要批示 [25] 。国家领导人的重视说明棚户区、历史传统居住区的居民居住问题已经成为国家急需解决的问题。
北京市重视中心城区棚户区的改造问题。《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制定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全文中提到：“推进实施老城重组……按照就地改造、适当疏解、逐步改善、保护风貌的思路，推进老城区平房院落修缮改造和环境整治。基本完成中心城棚户区改造。” [26] 2020年，东城区、西城区的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项目的占地面积分别为69.4公顷、29.7公顷 [27] 。可见，北京市也非常重视棚户区的改造。
历史居住区在北京老城历史文化街区中占有较大的比例（除商业区、绿地外即为居住区），是北京老城重要的组成部分，承载着北京老城重要的居住功能。然而，目前普遍存在居住人口密度大、住房拥挤、市政设施配套不完备、使用年限久、人均面积小、治安和消防安全隐患大，以及环境脏、乱、差等问题，急需对其进行保护规划。据统计，北京老城第一批公布的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内的总人口密度为275人/公顷，而每一百平方米住宅用地上的居住人口在7人以上的院落所占比例最大，占院落总数的百分比为38.6% [28] 。而西四北一至八条街区总用地面积为32.19公顷，每一百平方米住宅用地上的居住人口在4—7人的院落所占比例最大，占总院落的45%。每一百平方米住宅用地上的居住人口在7—10人的院落占总院落的13%，每一百平方米住宅用地上的居住人口在10人以上的院落占总院落的6% [29] 。可见，北京老城历史街区居住人口密度偏高，人均居住面积偏小。面对这样的状况，需要研究北京历史文化街区居住文化的保护及居住环境的改造问题。如2016年，北京东四三条至八条地区试点部分居民“申请式搬迁”的改造方式，以改善搬迁者及留下的未搬迁者的寓居水平 [30] [31] 。
国家及北京市重视和谐宜居之都的建设。2014年2月，习近平在考察南锣鼓巷地区雨儿胡同、北京市规划展览馆等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提出了推进北京发展和管理工作的几点要求，其中之一，要明确北京城市战略定位，把北京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 [32] [33]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提出，要“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北京篇章”, 2035年发展目标之一：“初步建成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 [34] 北京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中指出，要把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新目标贯穿于北京市各项工作之中 [35] 。《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制定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全文中提到：“准确把握北京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紧紧抓住和利用好重大历史机遇，继续集中力量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朝着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目标奋勇前进。” [36]
北京历史文化街区承载着北京老城重要的居住功能，其院落的和谐居住文化、宜居的环境建设是北京建设和谐宜居之都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四合院在历史上具有宜居的自然环境和和谐的人文环境，其空间设计使得内部建立起一定的秩序，这种内部秩序具有安定感和亲密感，也使得居住在其中的人们具有良好的邻里关系 [37] 。而随着传统的四合院逐渐变成了大杂院，人们居住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居住其中的人员变得越来越杂，大杂院居民之间变得不和谐，大杂院的居住环境也已经不宜居。所以在此背景下，需要研究北京历史居住区的和谐宜居文化的建设问题。
本书是在国际、国内文化地理学领域开始关注“非表征理论”，但研究（尤其是国内文化地理学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以及学界对日常生活空间重视的宏观理论背景下进行的。
地理学对“非表征理论”开始关注，但目前的研究（尤其在国内地理学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地理学中的“非表征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20世纪六七十年代，哲学和艺术学领域对“表征”的巨大的批评（表征不再能够反映现实），导致了人文科学领域“表征危机”（representational crisis）的盛行。所谓“表征危机”就是指一种“反表征”或者“非表征”。这源于符号语言学领域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de Saussure）对“能指”和“所指”关系进行批判的“语言学转向”。索绪尔认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尤其是对于语言符号。如“牛”这个所指，其能指在法语中和德语中是不同的 [38] 。在语言中所指有可能是独立于能指的 [39] 。索绪尔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人们的支持和推广，导致了“表征危机”的出现及其进一步扩大。法国思想家德里达（J.Derrida）也解构了语言的表征系统，他认为，“文本之外，别无他物”，语言符号不存在客观和真实的意义，表征背后空无一物。该“表征危机”也动摇了西方长期以来基于文本的哲学、文学及文化的思辨系统 [40] [41] 。语言符号的“表征危机”扩展为一种后工业社会文化（或后现代文化）的“表征危机” [42] 。后现代文化认为，任何文本都没有“先验的、客观的”的意义，“表征”不再能够切合意义的核心，意义只是在阅读和解释的过程中建构的 [43] 。“表征危机”导致了“非表征理论”（non-representation theory）的兴起及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表征危机”这个普遍现象的冲击波涉及了地理学。地理学家已经越来越感兴趣于运动、身体和日常生活 [44] 。自此，地理学研究中兴起了“非表征”理论。
然而，地理学界明确提出“非表征”的概念是在1996年左右，而且，目前地理学界（尤其是国内地理学界）对“非表征理论”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国际地理学领域，对“非表征理论”研究较多的地理学者数量并不多，比较著名的学者有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地理学者思里夫特（N.Thrift）、德国不来梅大学副校长和地理学院应用地理学教授赫尔布雷希特（I.Helbrecht）、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地理学者迪尤斯伯里（J.D.Dewsbury）、英国威尔士大学地理和地球科学研究所学者克雷斯韦尔（T.Cresswell）、英国北安普顿大学学者霍尔顿（J.Horton）和克拉夫特（P.Kraftl）等。在国内文化地理学领域，只有很少量的学者提到了非表征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但尚未对其进行详细研究。
“非表征理论”在北京历史文化街区的应用能很好地补充居住文化保护的内容和途径。居住区居民的日常生活是文化的载体，“非表征理论”使人们把日常的实践看作一种文化，并且试图通过不同的方式加强这些日常实践的创造性 [45] 。非表征活动是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场景” [46] 。持续的创造是在日常生活非表征活动中发生的，人们需要对其进行关注，而不是仅仅关注有意识地编码的东西和符号。一些美的东西也正是非表征活动自然地、真实地创造的 [47] 。所以，对“非表征理论”的研究能为北京历史文化街区居住文化的保护提供理论依据。
20世纪50年代之前，德国哲学家康德（I.Kant）、美国地理学家哈特向（R.Hartshorne）的空间观都是把空间视为一个容器，认为空间是一种绝对的空间。 [48] 在传统认识论上，一提到“空间”，人们想到的多是数学、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及其定理，所以人们认为“空间”是一个抽象物，是没有内容的空壳子，是一个空洞无物的东西，人们把它看成一个干巴巴的概念。至于各个学科对空间的研究，更是最大限度地肢解了它，它被分割为地理学的空间、社会学的空间、历史学的空间，等等。 [49] 1974年，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列斐伏尔（H.Lefebvre） （1901—1991）在其关于空间的巨著《空间的生产》中对空间做了新的理解。该理解不仅波及地理学、城市规划学、建筑学等领域，而且涉及哲学和文学领域。 [50] 他认为，空间不再是一种背景、舞台或者容器，空间总是体现了某种意义。 [51] 空间具有源于自然、历史，以及源于身体、年龄、性别等的差异，空间也是人们充满情感的空间等，所以对空间的研究需要关注居民日常生活的空间。本书正是在此对空间的理解背景下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