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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空间理论是由列斐伏尔提出的。列斐伏尔1928年加入法国共产党，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毕业于巴黎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1930年开始任教，1973年退休，一生写了60多部著作和300多篇文章。20世纪30年代，列斐伏尔把日常生活作为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提出了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他认为日常生活是比生产活动更加丰富的社会层面。 [98] 列斐伏尔也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传播马克思主义多元论的最积极宣传者之一。在美学上，他认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说明艺术的本质。他的主要的著作有《辩证唯物主义》 （1938）、《日常生活批判》（1946）、《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1971） [99] [100] 。列斐伏尔在晚年的研究方向从日常生活转向了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和空间。1974年，他出版了巨著《空间的生产》，该书是一部在城市、城市化、空间等领域影响深远的著作。该著作深刻地影响了人文地理学中的城市理论。列斐伏尔逝世后，一个著名的杂志曾这样评价他：“最多产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作品不仅影响着哲学的发展，而且影响着社会科学、地理学、政治科学和文学批评的发展。” [101]
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基于资本主义空间中出现的矛盾而提出。资本主义空间的矛盾表现为同质化—碎片化—等级化 [102] 。首先，同质化空间表现在空间否定了差异。资本主义的空间运作否定了差异：否定了源于自然、历史，以及源于身体、年龄、性别和族群的差异，是一个同质化的空间。资本主义制度下，空间是一个抽象空间，只被用来生产剩余价值，反映了政治和经济的权力。它有赖于银行、商业、公路、机场等构成的巨大网络。地面空间、地下空间、大气层空间、星球空间、星际空间等都成为生产力与产物，都被利用来生产剩余价值 [103] 。而列斐伏尔提出的异质的空间概念为：“在有限的可能性社会空间里，‘不同的东西’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确定革命途径的基础。这种不同的东西不一定源于一个有意识的计划，更可能只是源于人们的行动、感觉和感受。人们把 ‘不同的东西’表达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追寻的意义，这种实践不断地创造出各种异质空间。” [104] 第二，空间的矛盾造成空间碎片化（pulverization）。资本主义的商品化发展，消费社会的形成，导致各种空间被一点点孤立，使空间成为可以相互交换的断片（fragments），这就使得资本主义的空间交换优于使用。也即，空间的商品化导致空间成为碎片。另外，人们缺少宏大叙事的日常生活，人们之间的联系没有连贯性，也容易造成空间的碎片化。如一个商场，空间被不断地分割，不断地碎片化。第三，空间运作的逻辑不符合资本的逻辑，资本主义的空间运作使资本主义面临空间的爆炸（explosion）。资本主义控制空间生产的规模以及力量的能力有限：“资本主义的积累和增长的空间规划，即 ‘通过占有空间、生产空间’来 ‘减少’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的各种内部矛盾的资本的能力，并没有达到驾轻就熟的地步” [105] [106] ，以至于“资本主义和国家都无法掌握这个它们生产出来的混乱、充满矛盾的空间” [107] ：资本主义空间内部有冲突。第一个冲突是数量和质量。空间统计、规划、预测，它失去了定性分析，被同质化。空间也被市场化，通过各种流与资本积累相联系。所以，在资本主义空间，人们需要一个定性的空间，出现了两类区域：通过空间生产利用的区域和通过空间消费利用的区域。于是房地产业、建筑业，以及旅游和休闲变成投资和获利的手段。这些导致了空间的爆炸。
面对这些矛盾，列斐伏尔在其晚期的研究中把视角转向了空间和都市化，开启了对空间的研究。并且，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能够解决其内部矛盾并且存活下来的方式就是：通过占有空间和生产空间，这也是列斐伏尔最著名的论述。资本主义城市的街头和历史文化保护区疾病缠身，面临着无家可归者、城市中心区改造和搬迁、因贫穷和社会分化导致的犯罪等。在城市生活的人们诉求把城市建设得更符合他们的心愿，有更安全的公共空间等 [108] 。公民有控制空间社会生产的权力，即“城市权利” [109] 。索贾认为，列斐伏尔反抗资本主义的地理特征：均质化、分裂、等级制，这也是列斐伏尔创造的一个三元组合。 [110]
列斐伏尔关注空间，首先，他希望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建构一种关于空间的新本体论，把马克思主义空间化 [111] 。因为他认为，在他之前，哲学领域等学者虽然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努力，但仍然没有建立一个空间的科学，把精神空间、真实空间等结合在一起，更没有让空间获得一些理论地位。 [112] 他认为，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没有关注日常生活的空间。 [113] 在黑格尔、马克思的基础上，列斐伏尔提出了自己的空间理论。许多人认为，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的思想是明确的，也是比较成功的 [114] 。其次，他希望提出一种新的社会生活构想：“我们的任务就是构思和重建一种完全不同的城市，它不再重蹈全球化、城市化资本横行所造成的可怕的困境。但这需要我们创造出一场旨在改变城市日常生活的，充满活力的反资本主义运动。” [115] 这种构想类似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一样，他的目标是生产出的人类生存空间是类似艺术品的乐园 [116] 。即，“在一个全球范围内，生产出作为艺术品的人类空间，作为日常生活变革的社会基础”。 [117] 因为列斐伏尔认为，现存的空间是资本主义利用权力获取利润的工具，是具有工具性的 [118] 。这也是资本主义能够延存下来的原因。资本主义占有空间，以及对空间的生产：“通过占有空间，通过生产空间”使资本主义得以延续 [119] 。列斐伏尔的这一评论也得到了其后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哈维（D.Harvey）（英国地理学者）的支持 [120] 。
列斐伏尔最初曾是一位人本主义者，后来又受到法国结构主义的影响，具体到其晚期对城市和空间研究的视角，索贾认为，列斐伏尔的空间思想中存在着后现代的角度，索贾据此还提出了后现代的第三空间的理论 [121] 。美国文化研究学者詹姆逊（F.Jameson）也认为，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体现了一种后现代文化 [122] 。美国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城市和区域规划学者迪尔（M.J.Dear）也认为，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有着后现代思想的倾向 [123] 。而有学者却反对将列斐伏尔认为是后现代的空间地理学家 [124] 。国内有学者将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视为是后结构主义的视角 [125] 。有学者认为，法国哲学家福柯（M.Foucault）关于空间的观点说明《空间的生产》一书具有后结构主义特征。 [126] 列斐伏尔的“生产”概念是针对马克思的“生产”概念的弱势而改进的。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的“生产”概念只集中于商品的生产的直接过程和他们的交换，比较狭窄。而列斐伏尔认为，生产应该包含更广泛的含义，如文化、空间等，以及生产模式的再生产问题。所以列斐伏尔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扩展，形成了其社会生产理论。在该理论中，日常生活变成一个重要因素，空间—时间成为一个循环的模式。列斐伏尔超越了只重视劳动时间的批判，他认为工人们除了工作场所的生活外，还有其社会生活、家庭生活、政治生活等 [127] 。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具有社会属性，传统认识论把“空间”理解为社会活动的容器或者舞台的方式是错误的 [128] 。列斐伏尔认为，一方面，空间区别于哲学家和数学家定义的精神空间，另一方面，它不只是实践感官活动和“自然”感觉所定义的物质的空间，它是一种社会空间。社会空间的构成既不是一些事物的集合或一些感官的数据，也不是包含各种概念的空洞的包装，它是凌驾于现象、事物、物质材料之上的不能简化的“方式” （form）。社会空间包含再生产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空间对社会再生产延续扮演着决定性的作用。 [129] 空间是抽象的空间，但在抽象中也有真实，如商品和金钱。它也是具体的空间。它是工具性的，但是像知识一样，它扩展了其工具性。 [130] 列斐伏尔认为，不能把空间想象为一种被动的事物，也不能把它想象为“产品”一样的事物，它是一种被用来交换与消费，并处于转瞬即逝中的存在。空间具有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所以“空间”概念是和精神文化空间、社会空间集合在一起的。
空间具有历史特征。列斐伏尔对空间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提出了“空间生产的历史模式”的概念 [131] ，他把空间的发展历史分为六个阶段（空间的历史与生产过程的历史相联系），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为：绝对空间（Absolute space）—神圣的空间（sanctified space）—历史性空间（historical space）—抽象空间（abstract space）—矛盾空间（contradictions of space）—差异化空间（differential space）。其中，绝对空间：指自然景观状态下的空间，有自然的独特性，由山顶、洞穴、河流等自然景观所组成。至今它不是消失了，它是作为历史空间的基础。有学者认为绝对空间是指原始社会的空间 [132] 。神圣的空间：政治力量占据了自然空间后的空间，如古希腊的庙宇或者道教的圣地。希尔兹认为是指出现了城邦和君主后的空间 [133] 。历史性空间：指西方的历史古城（希腊、罗马帝国时期）主导时期的空间。抽象空间：消除了来源于自然和历史时间的差别，消除了来源于年龄、性别、种族等身体方面的差别 [134] 。资本主义的运作，被设计成是隐蔽的，其空间是有价值的和有权力的，常常通过暴力手段减少其阻碍和阻力。抽象空间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与生物的再生产相结合。在空间实践方面，社会再生产是有优势的。空间的表征，受制于知识和权力，只给“表征性空间”留下很少的余地，表征性空间对工作、想象、记忆是限制的。年轻的孩子生活在一个对年龄、性别等没有差异的空间，他们只能通过反抗才能获得自然、感觉、性别和乐趣的差异性。抽象空间是一个权力的空间，最终将由于其内部的冲突而解散。抽象空间被资本主义所掌握，并且通过它获得利润。希尔兹也认为抽象空间是指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的空间 [135] 。矛盾空间：列斐伏尔认为，抽象空间瓦解会产生新矛盾空间，以及老矛盾升级会导致新矛盾空间。在该空间中，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有两个倾向：旧关系的崩溃和新关系的生成。希尔兹认为，矛盾空间指当代全球资本对本地化产生影响的空间 [136] 。差异化空间，列斐伏尔希望最终建立一个差异化空间，突出差异性和特点、消除同质化的空间，成为一个多样性的空间，它可以修复抽象空间破坏的功能、元素和社会实践的完整性，空间趋向于识别社会再生产、社会关系、家庭关系等 [137] 。希尔兹认为，差异化空间是指未来重新评价多样性和生活经验的空间 [138] 。列斐伏尔认为，这几个不同历史阶段的空间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资本主义空间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自前资本主义时期城市的贸易功能到资本主义时期，遵循资本积累的逻辑，城市成为工业城市，再到20世纪后，都市化取代了工业化 [139] 。与其他历史阶段相比，资本主义生产了一个抽象的空间 [140] ，统治阶级通过对抽象空间的控制，把空间作为权力的工具而使用，目的是能够产生利润 [141] 。新空间凸显了差异性才能产生，前一个阶段的空间会被后一个阶段的空间所取代 [142] 。
总之，空间不是空洞的，空间具有社会和历史属性，空间总是蕴含着文化意义，也是社会关系的产物。
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的空间概念多达六十种，包括绝对的、抽象的、建筑的、构想的、矛盾的、文化的、差异的、家庭的、破碎的、几何的、全球性的、等级的、历史的、同质的、想象的、新的、物理的、政治的、自然的、中性的、传统的、社会的、透明的、乌托邦的、制度的、女性的等空间。 [143] 列斐伏尔用一种策略将这些众多的、杂乱的空间统一了起来，使他对空间的表述既有主题又有结构。这种策略就是空间三元辩证法 [144] 。
列斐伏尔在对空间的讨论中，提出的空间三元辩证法包括三个核心概念：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空间的实践（Spatial practice）和表征性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s）。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征、表征性空间在空间的形式上分别属于感知的（perceive）、构想的（conceived）、生活的（lived）层面 [145] 。索贾对此认识比较赞同 [146] 。但这三个空间的主体是不一样的。
（1）“空间的表征”的含义。首先，空间的表征是一个概念化的空间，是一个构想的空间，是科学家、规划师、城市规划家、官僚和社会工程师的空间。其次，空间的表征是一种话语权形成的空间（Discourses on space） [147] 。索贾也认为，空间的表征是一种话语建构式的空间，它从构想的地理获得观念，并将这些观念投射到经验世界中去 [148] 。空间的表征是任何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空间（或生产方式） [149] ，因为在抽象空间中，一种统治的、权威的空间编码被形成，一种模式被建造。这种模式不仅是经济权力的表达，也通过意义的废除、编码的处理、建筑形式的诱惑等表征 [150] 。所以空间的表征是一种权力工具，统治阶级通过“空间的表征”不断扩大空间的控制权，通过它同质化地控制每个人和每件事 [151] 。“空间的表征”也与生产关系相联系，与规则相联系，这些关系强加于知识、符号、编码等 [152] 。它以统一的组织原理，如线性关系组织建筑环境 [153] 。第三，空间的表征作为一个编码被用在实际中，如用于土地利用的分区 [154] 。“空间的表征”是抽象的，但是它们在社会和政治的实践中扮演着一部分角色。在客体和人们之间建立的关系是一个逻辑，迟早会被打破 [155] 。列斐伏尔认为描述“空间的表征”，就是描述空间的用途，空间被利用的方式和风格 [156] 。“空间的表征”在空间的生产中有一个持续的角色和一个特殊的影响 [157] 。英国社会科学学者艾伦（J.Allen）和英国地理学家普莱葛（M.Pryke）等认为，列斐伏尔的“空间的表征”体现在城市位置规划或者建筑环境的设计方面 [158] 。美国俄亥俄州大学地理系地理学者麦卡恩（E.J.McCann）认为，“空间的表征”的抽象空间的意义是由规划者、官员、管理专业人员等定义的，而该意义很可能是不恰当的，与空间中的活动、生产方式、美学不相配的 [159] 。尽管规划师等有一个科学的倾向，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观察空间，如建筑师是设计者，规划者是主要起草规划的人，他们从某种高度和远度来看他们的客体、建筑和人们等 [160]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地理学者劳拉贝丝（Laura Beth Bugg）认为，空间的表征，指城市规划者、建筑师、官员、其他地方管理专业人员，通过计划、设计构想的空间。这个空间是通过话语权形成的空间，并在建筑环境中表达出来 [161] 。
“空间的表征”形成同质化的空间。列斐伏尔的“空间的表征”是抽象空间，抽象空间仿照了马克思的抽象劳动的概念，抽象劳动作为抽象的存在，目的是为论述通常的劳动的交换价值。其中，抽象指的是社会的抽象。抽象空间通过不断地塑造自己的空间形象获得了统治地位。抽象空间为了传达一个单一的形象，努力抑制空间的多样性，所以形成了同质化的空间。也就是，“空间的表征”是统一的、一致的，没有区别的。“空间的表征”是一定社会关系的表达，是千篇一律的 [162] 。所以理解空间的表征，可以通过空间编码来理解。
（2）“表征性空间”的含义。表征性空间，是“居民”和“利用者”的空间。其中，“居民”这个词指的是贫困者、下层社会人民。可以用“underprivileged”取代。“利用者”这个词指的是边缘人员，收入较低的人，可以用“marginal”这个词代替 [163] 。索贾认为，这种反抗的空间是自从属的、外围的和边缘化了的处境中产生出来的，是在一切领域中都能找到的“第三世界” [164] 。希尔兹认为，“表征性空间”是应该具有空间的话语的主体的空间（Discourses of space） [165] 。中国有学者也认为，“表征性空间”包含着“边缘人员”的空间 [166] 。表征性空间表达复杂的象征，有时编码，有时没有，它联系到社会生活的秘密的或背后的一面，也联系到艺术 [167] 。“表征性空间”是一个生活的空间。当与建筑师、城市规划师、计划者的抽象空间相对比时，利用者的日常生活的空间是一个具体的空间，也就是说，它是主观的空间，而不是生硬的运算来的空间，能够表达居民和利用者的情感和文化。表征性空间，不需要遵守一致性和凝聚力的规则，而充满了想象和象征要素。它们有历史来源 [168] ，如有童年的源头、有经历的磨难、成就、缺失。生活的空间里有冲突和失败。在这个空间里，私人制度维护自己，总是反对公共制度 [169] 。列斐伏尔认为，“表征性空间”覆盖物质空间而存在 [170] 。南京大学刘怀玉教授认为，“表征性空间”有时是建筑背景、博物馆等一些物质性建筑物 [171] 。
“表征性空间”是“空间的真理”（truth of space），是有活力和动力的空间。表征性空间是活着的，它有情感的核心或中心，如自我、床、卧室、居住、房子；或广场、教堂、墓地等。它包含了生活的情形，从而就意味着时间。因此，它可能有各种方式：可以是定向的、情境的或关系的，因为它本质上是定性的、流体的、有动力的 [172] 。列斐伏尔的社会生活的空间和社会再生产，包含了社会空间生产的能动作用和结构的辩证关系 [173] 。美国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学者卡普（J.Carp）认为，“表征性空间”包含物质的空间，也包含精神的空间。它包含附有深层意义的空间，从经验的角度来讲，它指目前活着的、呈现出来的空间。“表征性空间”包含集体和个人的表征性空间，它们交织在一起形成社会空间。三元空间中，表征性空间是最难被发现的 [174] 。
（3）“空间的实践”的含义。列斐伏尔认为，与精神的空间和社会的空间相比，空间的实践具有物理的性质 [175] 。索贾也认为，空间的实践是物质的、感知的空间，它直接可感，并在一定范围内可进行测量和描绘 [176] ，以及“它是一种物质的和物质化了的 ‘物理’空间性，根据外部形态即可获得直接的把握”，它偏重于客观性和物质性 [177] 。中国学者包亚明认为，空间实践、“空间的表征”和“表征性空间”分别对应物质领域、精神领域和社会领域 [178] 。中国学者陆扬也认为，列斐伏尔提出的“空间的实践”就是物理的、物质的空间 [179] 。劳拉贝丝认为，空间的实践是以经验为主的可以观察得到的空间 [180] 。空间实践的主体可以是规划者、设计者等，也可以是居住者和利用者。
列斐伏尔对三元空间认识的案例。空间的表征、空间实践、表征性空间三者的特征及区别如表1-2所示，这三者是不同的，正如列斐伏尔认为，“心”的生活方面（表征性空间）不同于其感知方面（空间实践）和构想方面（空间的表征）。学者卡普对其进行了举例。“感知的心”是一个存在的器官、心跳的感觉、异常的节奏。“构想的心”是一个医学的符号，代表心脏在身体系统里的功能是一个“心”形。“生活的心”，包括这两方面，又超越这两方面，在经验方面，是表征语言“我心里爱你”“我有心病”等。列斐伏尔以最小的空间单元——身体（body）为例，说明三个空间分别是什么。
表1-2 三元空间特征对比
列斐伏尔对这三个概念的态度。列斐伏尔对城市规划所导致的“空间的表征”是一种批判的态度，而对“居民”和“利用者”充满情感的“表征性空间”是一种支持的态度。列斐伏尔基于马克思主义，对空间实践活动的重视促使他认为，城市空间的一个更自由的组织应该在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索贾也认为，虽然三元空间哪个也没有优先的地位，但是列斐伏尔对表征性空间具有一种偏爱，因为表征性空间具有空间想象，处于战略地位 [181] 。
三元空间相互关联。关于“空间的表征”“空间的实践”“表征性空间”三者之间的关系，列斐伏尔认为，它们之间是相互关联的，这是逻辑的需要 [182] [183] 。二元论会产生对立、对抗、对比等困境，三元空间使一切活动是生活的、思想的与社会的，即从心理、生理和社会的层面，从构想、感知和生活的层面去理解 [184] 。三元空间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结束了二元论的对立和对抗。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和稳定的，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是无意识的、未知的 [185] 。
三元空间之间是一种“回溯式的前进”关系。列斐伏尔认为，三元空间之间的关系取的是一种“回溯式的前进”方法（regressive-progressive），这种方法把目前的现实作为出发点（虽然各个国家的发展现实不平衡，因为生产力的飞跃、新的技术和科学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一些自然空间，以致威胁到了自然本身。破坏和重建力的效果体现在许多方面，并在全球市场的压力下，以惊人的方式组合。不平衡发展体现在，一些国家仍然在生产的早期阶段，一些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能促使其拥有技术和知识），这种方法在马克思的方法论文本里也提到过。这种方法乍一看好像是矛盾的，但细看是非常明智的。通过这种方法，我们能够理解目前状况的起源，以及其前提条件和过程，而胜于我们从研究过去开始，把我们的工作追回到过去，又折回现在 [186] 。列斐伏尔还认为，空间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被生产出来的，又随着历史的发展演变而被重新转化 [187] 。三元空间之间的关系也被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直线性历史发展过程的否定之否定辩证法的改变 [188] 。然而，这种方法主要的困难在于，在论述和研究的过程中，回溯和前进交织在一起。回溯的方式有一个持续的危险，它中断或者隐藏“前进”。其开始情形可能会出现在结尾，结果可能一开始就出现。这些可能会对分离矛盾增加复杂性。面对这个问题，空间的生产能揭示这个过程 [189] 。学者戈特迪纳认为，根据列斐伏尔，空间只能被辩证地理解，因为它具有交换价值，是人的劳动的外部化，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凝结点 [190] 。
图1-1 三元空间之间的相互作用
列斐伏尔认为三元空间之间相互作用，进行着“空间生产”（如图1-1所示）。空间的生产里，空间既是生产者，也是产物。空间在生产中作为结果、原因与理由。列斐伏尔认为，“我们不能把空间的生产看作类似于用手工与机器而进行的某些 ‘物体’或 ‘事物’的生产，而是作为第二自然的基本特征，作为社会多种活动作用于 ‘第一自然’如感性的资料、物质与能量之上的结果”，它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产物 [191] [192] 。列斐伏尔认为，构成生产力的是自然、劳动、劳动的组织或分工、劳动工具（包括技术、知识等） [193] 。（社会）空间是（社会）产物，其有几层含义。
第一，“（物质的）自然的空间正在消失”。自然的空间是社会进程的起源和原始模型，是独创性的基础。但是，受到人们的不断影响，自然空间将很快消失。自然现在仅仅被看作是多种社会系统的生产力的原材料。自然空间也在进行着抵抗，但是没有效果。
第二，“每个社会——因此每种生产方式——生产自己的空间”。古老的世界有它特定的成因和表现形式，有特定的空间。每个社会都提供了自己独特的空间，因为它是分析的“对象”。每一个社会，但更准确地说，每个生产方式，随着它的特定的生产关系，生产自己的空间。
第三，“要从关注空间中的事物转向关注实际的空间生产”。时间有自己的轨迹，但是空间一直是现在的空间。生产过程和产物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同时要理解空间生产的原因和结果、动机和意义。三元空间的互动也是一个空间生产的过程，正如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的表征、空间实践、表征性空间三者之间随着时间不断地相互作用的过程就是空间生产的过程 [194] 。所以理解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也可以从其三元空间的相互变化关系来理解。而且，研究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我们不仅要研究空间的历史，而且还要研究表征的历史，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研究表征性空间与实践的关系，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历史不仅要考虑空间的成因，特别是，要考虑空间的表征与表征性空间的互连、变形、位移、相互作用，以及它们与特定的社会空间实践环节或生产方式的联系 [195] 。空间的生产总是根据表征性空间来行动，而“使用者”被动地接受强加给他们的东西，如果建筑师（城市规划师）确实有一个空间的表征，那么要考虑他们从何处获得？当它“运营”时，是服务于谁的利益？是否“居民”拥有表征性空间？ [196]
第四，因为每种生产方式有它自己特殊的空间，所以，生产方式从一种转变到另一种必定导致新空间的生产 [197] 。生产力（自然、劳动力、劳动力的组织、技术和知识）和生产关系在空间的生产中扮演着一部分角色。由于社会生产关系的矛盾，会导致从一种生产方式到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转变。检查生产方式的转变，就会发现在这些转变中，一个新空间确实产生了 [198] 。列斐伏尔批判了苏联的城市规划者，在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未能生产一个社会空间，因为新的社会关系要求一个新的空间，一个新的空间要求一个新的社会关系 [199] 。
国外总体研究情况。列斐伏尔的关于三元空间的巨著于1991年被翻译为英语。截至2008年，有学者对研究列斐伏尔三元空间的英文文献进行过统计，结果发现文献较少，把列斐伏尔三元空间作为分析工具的仅有12篇核心文献 [200] 。之后，关于列斐伏尔三元空间的研究逐渐增多，国外关于该主题的研究集中在2006年后，相关文献超过100篇。
国内总体研究情况。国内学者对列斐伏尔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其早中期的“日常生活的批判理论”。如南京大学刘怀玉教授的《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对列斐伏尔所关注的“日常生活”进行了介绍，在此书中他也谈到了日常生活的空间化转向 [201] 。复旦大学中文系陆扬教授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批判》对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和“日常生活审美化”进行了研究 [202] 。南京大学张一兵、胡大平教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吴宁教授的《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研究》都对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理论有所研究 [203] [204] 。相对于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理论，地理学界对其的空间理论研究较为薄弱未成体系。目前涉及其空间理论研究的著作有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包亚明教授的《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现代性与都市文化理论》《上海酒吧——空间、消费与想象》等 [205] [206] [207] 。涉及该空间理论内容的还有台湾王志弘教授的《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中的部分内容，以及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侯斌英的《空间问题与文化批评》等 [208] [209] 10。
国内多个学科关于列斐伏尔空间理论研究的典型文献如下。张敏等学者研究了消费空间的三元空间互动，并提出了一个日常生活视角的消费空间文化研究路径 [210] 。周尚意、吴莉萍等以北京前门—大栅栏商业区景观改造为例，研究了景观表征权力与地方文化演替的关系 [211] 。孙九霞等以海南省三亚市的一个穆斯林社区为例，分析了社区空间的生产。他们认为，资本、权力和文化三者是三元空间互动及生产的内在机制 [212] 。陈映婕等通过研究山西上安村的口述记忆，认为文化主体赋予外界的自然景观和物理空间以地方性的内部想象、发明与建构，将现实需求映射到外部环境，产生了村落特有的空间的表征 [213] 。文学领域的研究主要是解读文学作品中的空间的表征。建筑学方面，有学者界定了空间生产的内涵，并指出城市规划设计中要注意空间的表征和表征性空间保持一致 [214] 。从国内学者研究列斐伏尔空间理论的时间来看，国内学者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逐渐关注空间的表征和文化表征的。
对列斐伏尔空间理论研究的代表性学者有哈维、索贾和希尔兹等。哈维继承了列斐伏尔的思想，但又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扩展。哈维于1989年在牛津大学任教时出版了《后现代性的条件——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 ），在该书中，哈维对列斐伏尔的思想进行了一个较为系统的解释，并对后现代的思想和论点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批判。他认为后现代实际上来源于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 [215] 。哈维延伸了列斐伏尔的思想，他把“空间命令”（command over space）的概念同资本的能力结合起来，资本生产或流通的社会关系保证空间中存在命令。通过“通过时间战胜空间”打破了空间壁垒，克服了距离的限制。“减少周转时间”加快了资本的步伐。从而系统地理解了建筑环境中的资本流循环 [216] 。哈维在列斐伏尔的基础上，开启了城市空间的政治经济视角研究 [217] 。和希尔兹相比，哈维关注列斐伏尔的空间实践概念，不同形式的社会空间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空间的现代转换的一些想法 [218] 。
索贾认为三元辩证法是列斐伏尔在理解社会空间方面做出的最富有创造性的贡献，他的贡献没有任何一个学者可以比肩 [219] 。作为列斐伏尔的学生，索贾于1989年出版的《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关注了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在该书中，索贾用列斐伏尔的许多观点来支持自己的论断，他认为，在社会理论和政治实践中，空间具有中心性 [220] 。而且，索贾在此书出版之前的许多文献中，已经把列斐伏尔的许多空间思想介绍给了讲英语的地理学者，并把列斐伏尔思想中的社会和哲学内容分别放在历史和政治背景中 [221] 。索贾于1996年出版《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一书。在该书中，他用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辩证法”贯穿整个内容，将之应用于洛杉矶、奥兰治郡、阿姆斯特丹市中心。在该书中，索贾提出了“第三空间”概念。他认为，第三空间具有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的含义。它既不同于第一空间的物理空间，也不同于第二空间的精神空间，但又超越两者。他自己认为，列斐伏尔的表征性空间，把想象的和真实的、思维的和物质的空间平等地结合起来，表征性空间是“反抗统治秩序的空间”，“它强调了统治、服从和反抗的关系，它具有潜意识的神秘性和有限的可知性，它彻底开放并且充满了想象，因此非常接近于我所指的第三空间” [222] [223] [224] 。所以，正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索贾认可列斐伏尔的思想，他对列斐伏尔的思想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并且他认为，列斐伏尔对空间的研究绝不仅限于关注“城市”，虽然列斐伏尔认为他对空间和日常生活的研究根植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城市问题 [225] 。关于索贾对列斐伏尔空间思想的贡献，艾伦和普莱葛等认为，索贾对列斐伏尔的思想和论断扮演的更多的是一位宣传者、表演者，而不是理解者、追随者。所以索贾对列斐伏尔的思想理解的较少，更无发展 [226] 。中国学者陆扬也认为，“第三空间”更像是列斐伏尔的一个后续产品 [227] 。
希尔兹在其专著《列斐伏尔、爱和斗争：空间辩证法》（ Lefebvre , love, and struggle : Spatial dialectics ）中肯定并高度赞扬了列斐伏尔的贡献，他尤其认为，列斐伏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通过自己的空间理论发展了一种政治构想 [228] 。希尔兹在其他的一些作品中，如《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的英文摘要》中努力宣传列斐伏尔，并呼应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竭力展示列斐伏尔空间概念的文化意义。虽然有学者对希尔兹关注列斐伏尔的空间的思想持有异议 [229] [230] ，但希尔兹对列斐伏尔的呼应和宣传毋庸置疑。希尔兹在《边缘的地方：现代性可选择的地理学》（ Places on the Margin: Alternative Geographies of Modernity ）中，区别了空间实践概念与其他二元空间的不同，并通过案例研究说明，一些边缘的地方和空间是通过连续的地方和空间神话被重塑的，进而说明了空间实践扮演着一个中心的角色。他分析了加拿大西埃德蒙顿商场中人们的表征性空间对空间的表征的破坏。他还分析了英国布莱顿的空间的表征。总的来说，希尔兹和列斐伏尔思想的联系在于它说明了空间实践如何赋予空间以意义。他竭力展示列斐伏尔空间概念的文化意义。然而，有学者认为，希尔兹除了引用一些地方作为空间神话的对立外，其在作品中没有真正关注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的思想。虽然他突出了空间实践，但这些空间实践不是列斐伏尔思想的特定内容。希尔兹的工作只不过是对列斐伏尔的片面的解释，他过度关注于社会意向，而较少关注列斐伏尔的抽象空间、矛盾等 [231] 。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查诺克（G.Charnock）和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奥贝尔塔大学里韦拉伏马兹（R.Ribera-Fumaz）采用列斐伏尔的“空间的表征”的观点批判分析了西班牙巴塞罗那波里诺地区（Poblenou district）转变为一个创新新区——22@ Barcelona 后的表征问题。他们的目标是分析新区22@Barcelon是否是抽象的、生产的空间的表征，是否是列斐伏尔认为的资本寻求存活的手段。他们认为，新区表征减少了差异，关闭了日常生活的循环。当然，他们仅仅集中于空间的表征是不充分的，但作者认为，列斐伏尔对空间和政治的观点是持久的、有效的、具有批判的潜能。用列斐伏尔的观点作为一个出发点分析如此一个前沿和大尺度的案例，说明了列斐伏尔批判的对象范围超出了20世纪60—70年代的官僚社会。 [232]
英国格拉斯哥斯特拉思克莱德大学的地理学者法伊夫（N.R.Fyfe）通过格拉斯哥二战后不同主体的城市规划和诗人的丰富诗歌为列斐伏尔的空间的表征、表征性空间、空间实践提供了不同的案例，也为现代城市景观意义的阅读和理解提供框架。法伊夫认为，格拉斯哥规划中，空间的表征就是格拉斯哥的两个不同的规划内容。其中一个规划是由格拉斯哥当地的公司聘请一位著名的规划师设计的。而另一个规划是由苏格兰集中办公室完成的克莱德谷区域规划（CVRP规划），这两个规划的空间的表征是不同的，引起了苏格兰集中办公室和格拉斯哥公司之间的激烈的争论。格拉斯哥公司认为，人口和工业从城市消失会削弱城市的税基、破坏格拉斯哥作为大英帝国第二位城市的位置。他们也担心失去人口将侵蚀工党的选民基础。最后，格拉斯哥公司保留了反对意见，并被赋予监督 CVRP 规划的进展情况。这表明，战后空间的官僚化。但是，在大规划的框架中，格拉斯哥公司加入了自己的规划，形成格拉斯哥的空间实践。这些空间实践对艺术家和作家也造成影响。他们的诗歌作品作为重要的反映日常生活的方式，表达了居民和利用者的表征性空间。有的作家通过身体经验表征的是悲观的空间，他们认为规划破坏了传统的生活方式，而许多作家表征性空间既不是庆祝，也不是谴责，而是现代化的复杂的感情引发的矛盾。空间的表征、表征性空间之间有对比，同样是空间的表征或者表征性空间，它们之间也有对比。所以作者认为，景观的设计是在特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下进行的。阅读景观要用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框架。 [233]
卡普对三元空间的概念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对三元空间的理解框架如表1-3所示。卡普把三元空间的框架应用于规划中的教学、环境纠纷等几个例子。通过案例，卡普最后得出结论：把三元空间概念运用于具体空间中，能够使人们更综合地意识到地方将要发生什么，怎么发生。运用三元空间法可以揭示人类与地方的关系的共性和差异性，这种方法可以对人类的经验和空间获得更综合的了解，使地方变得更好。 [234]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学者伊伯格（E.Eizenberg）运用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对纽约市的公园进行了空间解构，并研究了公园这种共有体（commons）的概念。他认为，共有体由列斐伏尔所提出的三个相互联系的空间进行再生产。共有体的存在和持续取决于三元空间的相互作用。 [236]
英国兰开斯特大学历史学学者伊汉姆（C.Ealham）基于列斐伏尔分析了巴塞罗那拉尔瓦区域历史地理的改变，分析了这个区域历史的表征对这个地区发展的影响。 [237] 美国康奈尔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方向学者斯利图（B.Sletto）研究了在特立尼达岛纳里瓦沼泽资源冲突中，环境保护组织和政府的作用，由之说明空间表征的重要性，以及空间的表征对空间实践的影响。 [238] 英国普利茅斯大学社会学者斯蒂芬（P.Stephen）和罗丝（C.Ross）运用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的框架，研究了城市公共空间被挪用而被非法注射药物使用者使用的情况，他认为“表征性空间”在空间实践和“空间的表征”的辩证关系中形成。 [239] 英国阿尔斯特大学文化学者内格尔（J.Nagle）研究了贝尔法斯特公共空间中资本投资和文化表征对抵抗暴力、抵抗空间隔离、加强文化认同的作用。 [240] 有学者用列斐伏尔的三元辩证法分析了监狱中犯人的健康管理中所涉及的权力、空间结构等问题。 [241] 有学者研究了城市转型中列斐伏尔的空间的表征。 [242] 有学者用三元辩证法研究了公共空间中的暴力行为。 [243]
国内有学者用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法分析了上海市一个近郊区嘉定区的农民集中居住区的情况，该农民集中居住区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农村集体用地被征用而对农民宅基地进行补偿所建设的一个居住区。该学者认为，农民集中居住区复合了这三种类型的空间，其中，空间实践（感知的空间）是指被统一规划出来的居住区的物质环境。空间的表征（构想的空间）是指作为景观和概念的农民居住区，居民对这种空间没有地方感；表征性空间（生活的空间）是指，农民栖息的空间，在该空间中农民加入了自己的生活惯习，如在绿化带中种植茄子、扁豆、大蒜等，还给植物除草、浇灌等。如在房屋阴凉处闲话“家长里短”，还如擅自改变统一规划的房屋外观和结构以适应自己的农居生活等，居民对生活的空间具有地方感和归属感，这三个空间的变动受到政策和资本的共同影响。 [244] 另有学者利用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概念研究了丽江古城的空间生产、空间再生产，提出了丽江古城空间的重构策略，认为丽江古城的空间重构应该将其旅游景观空间分为前台舞台化、过度和后台保护三个空间。但是该研究没有对三元空间的互动进行研究，只是把三元空间分置在三个不同的层面进行了分析。 [245]
关于三元空间之间的关系研究的代表性文献如下。劳拉贝丝采用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框架，尤其是采用其中的“空间的表征”和“表征性空间”的概念，研究了悉尼城市边缘两个乡村地区设立少数民族宗教设施的可行情况。其中一个乡村地区是位于悉尼CBD西南68千米处的卡姆登（Camden）地区，这里有高出生率的本地居民，低收入家庭所占比例较低，人口主要来自内部移民。2007年9月，悉尼一个学生社团向该地的委员会申请，要将一个伊斯兰教中小学搬迁至此。另一个乡村地区是位于悉尼CBD东北30千米处的西尔斯市（Hills Shire Council）乡村居民点，这里有工业和商业，最近20年也经历内部人口移民所造成的人口大量增长。但是这里讲英语的人少，人们来自中国、印度等。2009年3月，一个古吉拉特语印度教教派人员申请建立一个穆斯林寺庙。然而，在这两个地区，当地规划者规划文件和法令的“空间的表征”和两个社区居民的“表征性空间”叠加在一起，否定了两个宗教设施的建立。作者采用不合宜、缺席、社会无礼貌三种批判性话语进行了分析，这三种话语都是通过规划者规划法令颁布的，当地的政府规划者通过规划、分区、设计发展方案强制对空间进行规范理解，结果是造成同质化的空间被保持。然而，这些文化和宗教设施是服务于少数移民来的宗教人员的，而不只是服务于当地，因为悉尼少数民族人口是和盎格鲁-澳大利亚社区混合居住在一起的。该文章的主旨是，呼应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的理论，说明规划者的“空间的表征”和居民的“表征性空间”结合在一起，保持了同质化的空间 [246] 。
美国学者安德森（H.Anderson）解释了列斐伏尔三元空间之间的相关性，之后选择1997年起源于芝加哥民间的一个自行车团体CCM（Chicago's Critical Mass）每月组织骑车人集体骑车2个小时的事件为案例，采用空间三元辩证法的范式，对比了不同年份三元空间之间的联系，最终描述了城市空间通过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的过程。在人们的“表征性空间”中，芝加哥城市印刷了自行车路线图、发展了骑自行车基础设施，制定了骑车2000计划、2020计划等空间的表征。在该空间的表征模式指导下，芝加哥城市完成了城市的空间实践，人们继续进行着他们的表征性空间，之后城市又不断进行空间的表征和空间实践。最后CCM骑车团促使城市变成了一个有利于骑车的空间。该案例说明芝加哥骑车空间是由于表征性空间促使了空间表征的修改，修改后的空间表征又映射到空间实践中所形成的。安德森理解的三元空间的关系如图1 -2所示 [247] 。
麦卡恩通过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一位18岁黑人托尼·沙利文（Tony Sullivan）的死亡事件，引出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并应用于城市居住区的隔离情况的研究。该研究从列斐伏尔的空间实践的概念出发，认为列克星敦市公共居住空间的日常生活的实践形成了空间的表征，空间表征的形式是保持土地利用模式，将人们与国家权力的联系进行空间排序。空间表征又激起了黑人的反抗，激起了他们思考身份认同的问题。这种黑人与白人的斗争属于表征性空间。这三个空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循环不断地进行着空间的生产。 [248]
图1-2 安德森对三元空间关系的理解 [249]
加拿大有学者利用人文地理学中的社会空间概念，借鉴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理论，研究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拉斯阿尔卡伊马市两个咖啡馆的空间生产。他们认为，种族主义和语言政策促使三元空间之间不断地相互作用，且空间实践受到“空间的表征”和“表征性空间”的影响 [250] 。土耳其有学者用列斐伏尔的三元辩证法分析了土耳其阿菲永卡拉希萨尔的城市广场空间。他们认为，“空间的表征”是社会中最主要的空间类型 [251] 。中国有学者在收集1949年至2014年68个国家级政策文件的基础上，分析了政策在中国国家森林公园旅游空间生产中的作用 [252] 。艾伦和普莱葛等利用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理论对伦敦的一个服务空间进行了空间生产的分析，旨在说明了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的互动（尤其是空间的表征和表征性空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空间的生产如何形成了目前的伦敦城市。 [253]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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