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当今社会，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生产、交往及实践方式，推动人类步入了新的实践伦理时代。在传统社会中，人类生存面临的主要风险来自于自然的不确定性。为此，人类发明了各种工具以帮助自己获得生存的稳定性与确定性。在这种背景下，技术、创制、生产等被视为满足人类生存需要的工具，它们作为手段善服从目的善的指导。然而，随着近代科学与技术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的魔幻力量已超出人类的想象，传统哲学语境中作为工具的技术、生产、制作性实践不再从属于人类，反而开始引导甚至主导和控制人类的生活，这致使现代人面临的问题更多来自于自身实践的不当。当实践工具论成为人们生活与行为的主要信条时，如何避免实践的无限度扩张给人类带来的生存危机，人们如何实践才能获得好的生活，再次成为当代人备为关注的问题。

为此，笔者在2014年出版的《功能实践与道德生活的可能性——杜威伦理思想研究》一书，就以“实践”概念为主线，梳理了“实践”由πρασσω到πραξι与πραγμα，进而到technish-praktisch 与moralisch-praktisch的发展演变。通过研究杜威对功能实践的哲学解说，以及他从人之特定功能的视角对实践的新阐释，确证了杜威功能实践学说的伦理意蕴，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功能实践与道德生活的可能性。该书提出，杜威的伦理学说是以功能实践为基础，将自然满足与道德之善相结合，这就结束了目的论与义务论伦理学将实践活动的目的善与手段善、动机与效果相对立的二元格局，转变了先前伦理理论研究范式。杜威的功能实践学说重视蕴含德性之美的实践成果，强调技术性实践必须以合乎道德的方式进行，这有助于消解高技术引发的实践伦理困境。

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本书尝试以当代实践伦理研究现状为背景，以世界性和中国性实践发展需求为导向，通过对杜威实践观的精准考察，指出诸多学者深受实用主义之名的影响，主要从实用或效用等工具性层面理解杜威的实用主义伦理学，忽视了其伦理学说是对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学、密尔的功利主义伦理学和康德的义务论伦理学的批判性整合，未注意到杜威从人特有的功能实践视角所理解的伦理学既指向制作性、生产性、技艺性实践，也指向精神性、观念性、伦理性实践，它既关注实践者的主体精神，也彰显实践环境的客观性状。

基于对杜威实践观的考源，本书提出，我们应重新对实用主义伦理学进行理论定位。“实用主义”的“实用”之名致使一部分人既从理论上误读了实用主义伦理学理论，也从实践上误解了实用主义伦理学方法。杜威伦理学可称为一种基于功能实践的规范伦理学，其既不限于伦理现象的描述，也不限于道德概念的证成，而是提供了一种不断演化的情境性、实验性、探究性且趋向于引向某种实践规范的方法。从伦理学理论上，其学说丰富了规范伦理学的发展，推进了道德哲学的科学化；从实践研究上，其学说深化了实践探索与研究的多元走向。

本书基于对杜威功能实践学说的发掘，还尝试提出研究杜威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首先，本书揭示了杜威伦理学说生成的现实背景与思想渊源。杜威充分意识到实践观念对个体乃至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于是他对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实践论、密尔的功利实践论和康德的义务实践论进行批判性继承与发展，形成了一种出于实践又走向实践的实用主义伦理学。在亚里士多德与康德那里，实践被视为与技术相区别的处理道德相关题材的活动。然而，在杜威生活的时代，工业经济的发展极大地刺激了个体对外物的欲望，人们更重视实践所能带来的工具性和实用性，于是，从技术生产、劳动交换等层面解说实践成为一种潮流，这使得对实践的理解与运用逐渐失去内在善的考虑。但杜威将科学与人文的联姻贯彻于实践的始终，他不仅探究实践的认识论、价值论等，还关注实践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使人们意识到自身实践与自然万物的交互共存性。基于对实践的新解，杜威将科学与人文、自然与价值、功能与意义相融合，这改变了传统伦理学尤其是目的论与义务论的二元对立。

其次，本书提出杜威改造传统道德观念，并使其适用于现代科学、工业和政治发展的需求，这有助于当代人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他者与自然的义务以及“三位一体”式的实践观的角度，结合伦理学、政治学、实践哲学、认知科学、心理学等领域的交叉透视，应对当下及未来可能面临的实践伦理难题。传统道德观念是当代人生活的“源头活水”，它汇聚着多代人的伦理精神信仰，具有直面传统和未来的力量。杜威在其代表作《经验与自然》开篇指出，他生活的时代，无论是集体文化还是个人观念都发生着断裂和冲突，虽然现代科学、工业和政治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材料，但这与西方世界所珍视的理智遗产和道德遗产发生分离，致使人们在思想观念上陷入了窘困和混乱。对此，杜威倡导的解决方案是在运用旧信仰和旧观念解释新事物时，要对其进行修改、变更或改造。杜威运用科学实证法、心理分析法与自然主义的经验归纳法，将传统道德哲学各主要因素相融合，形成了一种整合性的新型伦理学理论范式。

概言之，本书基于对杜威功能实践学说的发掘，提出杜威所倡导的出于实践并走向实践的伦理学理论，既有助于重新理解实用主义伦理学的生成渊源与现实指向，也有助于回应实践活动所带来的伦理困境。当然，杜威对实践的理解及其伦理学思想也存在其时代局限性，为此，实践探索与研究的未来走向，既要将文化传统和生活实践作为实践伦理建构的“源头活水”，还需从“家—国—天下”的伦理情怀中怀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从“我在—他在—我们在”的伦理共识中应对人类实践探索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无论是伦理情怀，还是伦理共识，都是以“人”为载体，出于实践并走向实践。实践开拓者需秉承实践立法者与实践道德人的“三位一体”式实践观，以最终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持存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