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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将阐明杜威伦理学以一种调和性的方法促进了规范伦理学的发展。从伦理学方法看，杜威的伦理学摒弃先验（排除经验）抑或超验（在经验与非经验之外，这种不可言说却可信的东西是以神学方式所关注的信仰对象），调和理论与实践、自然满足与道义之善、目的善与手段善的分离与对立，并基于经验自然主义、诉诸实践来讨论善与正当的可行性。经实用主义改造后的伦理学方法，就是要摒弃先验的道德原则、纯粹的道德命令、抽象的道德理论，采用一种实践、实用的方法，将道德理论与实践、道德知识与行为联系起来，通过一种可验证的方式确证道德理论的有效性。
传统的规范伦理学试图为行为的善恶判断寻找普遍、必然的道德标准，而杜威却反对道德标准的抽象性、确定性、单一性。在对待伦理学相关的议题上，杜威从亚里士多德对“个体应该成为什么样的有德之人”“如何成为这种有德性的人”的关注，转向对“个体应该如何实践”“个体如何实践才能获得好效果”的关注。然而，在道德的生成上，杜威继承并整合了亚里士多德所阐释的道德元素。他们都注意到面对新情境所引发的道德难题，提出一种更具实践可行性的伦理学。因为他们要为个体的道德行动提供合理解释，也要为公共善的实现提供解决方案。但是，他们所依赖的参照点是不同的。
亚里士多德强调实践德性对理智德性的符合，杜威强调实践德性与理智德性都生成于实践并且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前者强调理性最高，后者主张实践优先。杜威还指出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时代缺陷是并未关注到如何与其他观念相异或相反的人保持一种公正的态度，秉承一种多元的、相对的善。尽管亚里士多德认识到实践的具体性、多样性，但是在他这里实践的善依然离不开对理性的依赖。这也是“胡果·格老秀斯以及其他一些法学家终结了亚里士多德主义伦理学的长期统治，转而提倡从人类权利的角度探讨政治道德的原因” [21] 。而杜威不局限于从权利的角度讨论公共伦理，他还从个人与社会、个体与共同体、手段善与目的善互依互存的角度来讨论个体善（individual good）与公共善（common good）的共同实现。当然，杜威也重视理论知识与道德行动的关系，如其所言，“正如知识是一个人的真实世界的自我的主宰，是在自我意识中对这种世界的再造一样，道德行动也是对包含在现存实践世界中的各种价值的赞同和生机勃勃的自我表现” [22] 。
概言之，在杜威语境中，理论尤其道德理论与实践是不可分离的。道德理论“是对某个既定行为已知的各种条件及其关系的分析性的认识，是一种观念中的行为。相对于行为的外在建构而言，它是行为在思想中的建构。因此，它是不断显现的行为，即行为本身。道德理论与实践的任何分离都与我们的观点格格不入，理论即理想化的行为，那么，行为举止也即付诸实施的洞察力” [23] 。实践的道德意识，使得道德理论在现实的实践行为中不断显现，实践或者说人的特定功能的实践，其最高境界是道德的实践。
杜威试图从道德之善与自然满足不可分离的视角，将康德的义务论伦理学与密尔的功利主义伦理学相调和，凸显了一种整合性的伦理理论所具有的包容性。在杜威看来，前两种理论“各自表达了部分真理，而第三种理论则结合了其他两种理论所蕴含的部分真理” [24] 。又如S.Morris Eames所言，前两种“相距甚远的理论在它们那里都具有某种真理性，但是它们彼此又都存在有异议的部分，然而杜威的‘功能性’（functional）重组则产生了他自己的理论” [25] 。
按照杜威的理解，“在道德之善（moral good）与自然满足（natural satisfaction）之间不可能做出任何确定的区分。人类的目的、正当的、并且是唯一正当的目的，存在于其力量在他们的特定对象中最充分与最自由的实现。善由友谊、家庭、政治关系、机械资源的经济效用、科学、艺术，以及它们各种复杂多样的形式和要素所组成。不存在单独且对立的道德的善；也不存在独立空洞且对立的‘善良意志’” [26] 。康德的义务论伦理学与密尔的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共同缺陷是都追求单一化的道德原则，即道德之善抑或自然满足，却忽略了人是一种具有双重存在特性的有机体，即人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物，在其自身内感性与理性并存，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物，在社会范畴内其既是个体性的存在者，又是社会性的存在者。由于人类的双重特性，前两种理论都诉诸单一原则，其难以对人类行为做出全面解说。杜威伦理学强调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共存、道德之善与自然满足共在，有助于对人的生活与实践进行相对全面的诠释。
由于杜威所强调的伦理学方法是从自我与对象交互共存的角度，解决个体性之自由与共同体之道义的实现，因此它改变了传统道德哲学将单一原则视为行为动机与标准的观念。传统道德观念要么关注终极至善、道德法则，要么关注自我欲求、自然同情，这种将道德之善与自然满足相分离的观点一直是杜威所批判的。杜威致力于将个体自然满足与共同体道义之善相统一，在他这里，二者既被纳入实践范畴，也被视为人的特定功能实践最佳实现的方式。
在道德哲学领域，杜威对目的善与手段善的重新阐释是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之影响的产物。在杜威看来，人类的实践活动发生于有机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虽然人类与其他生命物在结构和功能上是有差异的，但是对于“结构和功能之间的区别并不能把生物学和自然科学区分开来，也不需要在生物学中使用一种独特的解释逻辑” [27] 。也就是说，杜威并不是否认生物学与其他自然科学在功能方面的差别，而是强调人作为生物链条的一种特殊群体，不能背离自然运转规律。就像动物生下来就具备自然生长的能力一样，人类也生而具有其自身生长的能力和目的。既然我们无法人为的预先为人的一生预设好或规定好某个目的，那么就不存在终极的目的善。
尽管，自伦理学产生以来，目的论的观念在实践哲学中一直处于主流地位，但是，就像“目的论解释在生物学中的盛行并不能构成一种解释模式……而且在生物学中使用这种解释并不足以成为这门学科坚持这样一种完全不同的探究逻辑的理由” [28] 一样，伴随着实践领域的扩张与深化，目的论难以再成为实践哲学坚持以目的善为实践探究逻辑的理由或终极目的。或许有人会说，杜威对实践过程或实践程序的探究，不是为了导向某个目的吗？对此，我们可以说，杜威同样认为每个实践活动都具有其目的。但是，当下情境中的实践目的会成为未来情境中的实践手段，他没有终极目的或至善目的的概念。因为，在他看来，在多变的人类世界中任何目的都不具备目标导向的终极性，而且他认为，人类无法预测到万物发展的终极目的。因此，目的不是仅仅停留于预设期，而是依赖于人特有的功能实践的展开与实现。内格尔对迈尔的回应可以为此观点提供进一步的支撑，即“程序对过程的控制不足以证明过程是由目标导向的” [29] 。就像父母教育孩子不能说谎、不可欺骗、不可杀生，对这些人特有的功能实践的践行并不是以某个确定了的终极的、唯一的目的为目标或导向的。他可能仅仅是在当下情境中自我之实践能力与对象之实践环境相互协调发展的过程之一。
如果从意向性的角度看，实践的目的和目标的确立是首要的。即使有些目的源自内格尔（Nagel）所言的“信念—愿望模型（目的或目标可以通过内部评估的可替代方法来实现）” [30] 。但是，这种目的和目标不是出自先验理性假设，也不是外在于人的功能实践活动，而是个体基于自我与对象交互作用的实践验证或评估而建构的。为此，在“科学知识的发现和价值观念的效力之间需要调和或在一定程度上调整” [31] ，人特有的功能实践的重新阐释与研究势在必行。这再次意味着需要对实用主义伦理学做出新的解释。
在道德行为的评价中，杜威将目的善与手段善相调和。对于康德所主张的作为道德评价的实践理性是纯粹的且不掺杂任何情感成分的观点，杜威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他指出道德哲学家的主要任务不是要为抽象的绝对法则进行辩护，而是要“探究行为举止（conduct）中的道义要素，考察行为举止以发现其价值由何物所赋予” [32] ，进而为构建新的实践伦理提供参鉴。由于任何一个行为举止所展现的道德要素都是多元的，该行为举止得以生成的相关因素也是多样的。由此，对道德行为的评价只有将动机、过程与后果相整合，才能做出公正、客观、有效的判断和评价。在日常生活与实践中，人们会发现所有的信念，即使是理性上的信念都含有某种感受性的、情感性的元素。如果像义务论者那样完全摈弃情感等因素对道德行为的影响，这种剥离出质料，仅使之存有空壳的道德形式，尽管能够在理论推理上证明道德基础的普遍必然性是可能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与实践中仍然会因缺乏内容和质料而失去其指导意义。后来，康德学派的继承者如达沃尔就看到了康德理论的局限性，承认目的善与手段善共同构成了道德行为的主要元素。
[1] John Dewey，James H.Tufts， Ethics ，In the Later Works of John Dewey（1925—1953），Vol.7，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5，p.9.
[2] [美]萨特康普：《罗蒂和实用主义》，张国清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页。
[3] [法]爱弥尔·涂尔干：《道德教育》，陈光金、沈杰、朱谐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
[4] [美]罗伯特·B.塔利斯：《杜威》，彭国华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页。
[5]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页。
[6]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页。
[7] [英]德里克·帕菲特：《理与人》，王新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359页。
[8] [美]杜威：《经验与自然》，傅统先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
[9] [美]杜威：《经验与自然》，傅统先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页。
[10] [美]杜威：《经验与自然》，傅统先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11] [美]麦金太尔：《伦理学简史》，龚群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27页。
[12] Hilary Putnam， Ethics without Ontology ，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p.4.
[13]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页。
[14] John Dewey， An Empirical Survey of Empiricisms ，In the Later Works of John Dewey（1925—1953），Vol.11，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7，p.70.
[15] John Dewey， An Empirical Survey of Empiricisms ，In the Later Works of John Dewey（1925—1953），Vol.11，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7，p.70.
[16] John Dewey， An Empirical Survey of Empiricisms ，In the Later Works of John Dewey（1925—1953），Vol.11，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7，p.74.
[17] Hilary Putnam， Ethics without Ont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p.98.
[18] Hilary Putnam， Ethics without Ont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p.99.
[19] Schofer J.S.，“Virtues in Xunzi's Thought”， Virtue ， Nature ， and Moral Agency in Xunzi ，in Kline T.，Ivanhoe P.（eds），Cambridge：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Inc.2000，p.70.
[20] John Dewey，James H.Tufts， Ethics ，In the Later Works of John Dewey（1925—1953），Vol.7，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5，p.164.
[21] [美]迈克尔·斯洛特：《阴阳的哲学》，王江伟、牛纪凤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78页。
[22] John Dewey， Outlines of a Critical Theory of Ethics ，In the Early Works of John Dewey（1882—1898），Vol.3，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69，p.346.
[23] John Dewey， Moral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Early Works of John Dewey（1882—1898），Vol.3，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69，p.95.
[24] John Dewey， Outlines of a Critical Theory of Ethics ，In the Early Works of John Dewey（1882—1898），Vol.3，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69，p.49.
[25] John Dewey， Outlines of a Critical Theory of Ethics ，In the Early Works of John Dewey（1889—1892），Vol.3，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69，p.xxxii.
[26] John Dewey，James H，Tufts， Ethics ，In the Middle Works of John Dewey（1899—1924），Vol.5，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78，p.273.
[27] Patrick Suppes，Reflections on Ernest Nagel's 1977 Dewey Lectures“Teleology Revisited”，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109，No.8/9，Special Issue：Aspects of Explanation，Theory，and Uncertainty：Essays in Honor of Ernest Nagel 2012，pp.503-515.
[28] Patrick Suppes，Reflections on Ernest Nagel's 1977 Dewey Lectures“Teleology Revisited”，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109，No.8/9，Special Issue：Aspects of Explanation，Theory，and Uncertainty：Essays in Honor of Ernest Nagel 2012，pp.503-515.
[29] Patrick Suppes，Reflections on Ernest Nagel's 1977 Dewey Lectures“Teleology Revisited”，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109，No.8/9，Special Issue：Aspects of Explanation，Theory，and Uncertainty：Essays in Honor of Ernest Nagel 2012，pp.503-515.
[30] Patrick Suppes，Reflections on Ernest Nagel's 1977 Dewey Lectures“Teleology Revisited”，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109，No.8/9，Special Issue：Aspects of Explanation，Theory，and Uncertainty：Essays in Honor of Ernest Nagel 2012，pp.503-515.
[31] [美]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傅统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
[32] John Dewey， Outlines of a Critical Theory of Ethics ，In the Early Works of John Dewey（1882—1898），Vol.3，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69，p.2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