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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民心相通相关研究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民心相通的研究主要是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进行探究。理论层面研究主要包含民心相通的概念内涵、逻辑体系、目标原则、影响作用、评价体系等;实践层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分区域、分国别、分领域探讨民心相通建设过程中的问题、影响因素以及解决对策。本书主要探究中国与湄公河国家的民心相通现状,因此本节关于民心相通研究的文献梳理主要侧重于民心相通的测量指标体系研究和推进民心相通的对策研究。

一 民心相通的测量指标体系研究

民心相通是具有宏观性的理论概念,为了更好地在实际研究中对民心相通进行测量,国内外的学者基于不同的理论和学科视角提出了相应的测量方法。

1.北京大学“一带一路”五通指数研究课题组提出的民心相通指标

民心相通既是官方的政策内容,同时也是一个抽象性和概括性的学术概念。2016年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首次提出民心相通测量指标,2017年北京大学“一带一路”五通指数研究课题组制定了测量民心相通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成为后来学者测量民心相通指标研究的参考重要。

北京大学“一带一路”五通指数研究课题组提出的测量民心相通指标体系,包含了旅游活动、科教交流、民间往来3个二级指标,以及旅游目的地热度、来华旅游人数、科研合作、百万人拥有孔子学院数量、中国网民对该国的关注度、该国网民对中国的关注度、友好城市数量、民众好感度8个三级指标(见表1-1)。 [16] 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所制定的民心相通测评指标,包括旅游与文化、人才交流、双边合作期待3个二级指标,以及友好城市、交流活跃程度、人员往来便利化、孔子学院或孔子课堂、人才联合培养、对方合作期待度、中方合作期待度在内的7个三级指标。 [17]

依据北京大学“一带一路”五通指数研究课题组提出的民心相通指标体系,其他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测量指标。李蕊含提出了与北京大学“一带一路”五通指数研究课题组相似的衡量民心相通的评价指标,同样包括3个二级指标和8个三级指标,3个二级指标是旅游交流、科教文卫、民间合作,8个三级指标分别为入境外国游客人数、游客签证便利化程度、百万人拥有孔子学院总数量、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与项目数量、签署卫生合作协议、友好城市数量、国际志愿者交流。 [18] 孙飞红所采用的测量民心相通的指标体系划分更细致,包含的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更多,二级指标包括教育、科技、旅游、城市交往、企业合作和媒体6个方面,三级指标则包含孔子学院与课堂数量、来华留学生数量、中国到该国的留学生人数、国外在中国专利申请情况、中国在国外专利申请情况、来华旅游人数、友好城市结对子数、华人商会与社团数量、中资企业数目、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一带一路”国家对中国投资、主流媒体对中国好感度12个方面。 [19]

表1-1 民心相通指标体系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一带一路”五通指数研究课题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五通指数报告》,经济日报出版社2017年版,第166页。

2.“五度”指标体系

除了可量化研究的民心相通指标体系划分,一些学者侧重从质性研究视角划分衡量民心相通的指标体系。赵可金提出的“五度”指标体系体现了质性研究视角下的民心相通指标体系。他运用社会网络模式构建民心相通的理论基础,认为民心相通是基于人民群众互动交往的软实力机制,按照“一带一路”区域双边多边合作机制的紧密程度,具体构建了包含联通度、熟识度、参与度、治理度和认同度的“五度”指标体系(见表1-2)。联通度主要是指基础设施的互通情况;熟识度主要是指人员交往的频率和熟悉程度;参与度包含参与范围、参与规模、参与程度、参与质量、参与效果等方面;治理度是指衡量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制度化水平与全球治理指数;认同度是指对于“一带一路”的共同认知与评价。其中熟悉度、参与度、认同度与民心相通的直接关联性更强,而联通度、治理度更偏向于从间接层面衡量民心相通程度。整体上赵可金所构建的衡量“一带一路”国际“朋友圈”建立情况的“五度”指标体系,更偏向于宏观性、整体性的划分。

表1-2 “五度”指标体系

资料来源:赵可金:《“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理论基础、实践框架和评估体系》,《当代世界》2019年第5期。

二 推进民心相通的对策研究

中国在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心相通建设中,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习俗、法律制度、语言沟通、利益等因素的差异,民心相通建设遇到较大的挑战。为解决民心相通建设出现的问题,学者们依据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方针,以及推进与不同国家的民心相通中的积极因素和促进不同领域的民心相通建设的有利因素,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对策。

1.从中国传统的人文观念挖掘推进民心相通的策略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构成,“一带一路”倡议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所包含的实现民心相通的历史文化观念、思想体系,强调人民之间的交往互动、人民的主体性,为民心相通构建了多元包容的交流理念。

庄礼伟认为要推进民心相通建设首先要区分“文化交流”与“人文交流”在概念上的差异,民心相通更侧重于人与人的交流交往,中国式的“人文交流”可以促进民心相通的有效发展。如要促进“人文交流”,一是要不回避不同价值观的交流,二是要依靠国人在日常广泛的跨国活动中所展现的良好形象和友好姿态,三是要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力量、推动跨国民间社会的形成,四是要从单向的“人文交流”转换为双向互动、双向交往、共同生活与工作的“一起工作”模式。 [20]

李诗和、徐玖平认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忠恕之道”是实现民心相通的核心规范。“忠恕之道”所包含的仁爱、推己及人、换位思考的思想,尊重、包容和平等对待他人主体性精神,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所信仰的三大宗教文化的精神内核具有一致性。所以“忠恕之道”可以更好地实现民心相通建设,为全世界不同族群的人们构建平等交流和对话的平台,实现不同文明的互通、互鉴和共同发展。 [21]

“以民为本”是中国传统的治世理念,在郭宪纲和姜志达的观点中就体现了这一治世理念。郭宪纲和姜志达认为要实现民心相通,第一要坚持“以民为本”的原则,这样能够推动当地民众获得发展机会、改善生活水平,增进当地人民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参与度和认同感;第二要鼓励观念和方法上的创新,重点是创新对外传播、对外援助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手段和方法;第三是建立、完善协调与运行机制,主要是要构建民心相通建设部际协调机制、国内国际合作机制以及项目评估机制。 [22]

杨辉则认为西方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行动”理论和中国传统的“天下观”理念中都包含着民心相通的思想理念。促进民心相通建设需要在国家间、地区间、不同主体间的交往互动中构建基于主体性、语言性、程序性、平等性的交往理性规则,在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的世界新理念和世界制度中实现不同族群民众的平等对话和共同发展。 [23]

2.在影响民心相通建设的因素上提出实现民心相通的对策

影响民心相通的因素是多样化、多方面和多层次的,涉及政治制度、国家形象、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对外交往、区域合作等方面因素。促进民心相通建设的发展,需要依据影响因素的不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

首先,“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影响因素具有双面性,推进民心相通的积极因素有中国讲求实际、践行承诺的良好信誉形象,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情结,中国与多数国家有良好的政治和人文交流基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等;消极因素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不够强,欧亚地区社会制度、社会发展、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性、复杂性大,“国强必霸”“零和博弈”的传统观念影响,多语种造成的语言交流方面困难,中国文化产品国际影响力缺乏。李自国在分析民心相通建设的影响因素上,提出促进民心相通建设的对策,一是国家、智库、企业和民众多元主体共同合作、一起行动;二是培育多元化的人才资本,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交流平台;三是发挥中国智慧,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形象;四是相互尊重、移情理解,消除关于中国对外交往的误解;五是构建以“丝路精神”为核心的共同发展理念;六是形成有效的制度化评估机制和标准。 [24]

其次,贸易畅通和民心相通两者是相互影响的。投资和贸易活动中,中国企业的形象展现会影响到海外国家的民众对“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国际形象的理解,而民心相通又会促进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和贸易的顺利进行。施国庆从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贸易活动与中国国际形象的关系出发,认为要推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建设,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和贸易行动时要承担社会责任,关切所在国家发展利益和民众的社会需求,多方主体协调;同时中国的社会学家要了解他国的社会制度、社会组织、社会关系、社会规范、社会文化、社会群体等,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与民心相通建设提供背景性知识。 [25]

最后,推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民心相通,实践路径主要有政府路径、文化路径、经济路径、旅游路径和制度路径。徐绍华、蔡春玲、李海樱认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实现民心相通的有利条件在于东南亚国家的人民对于“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认同和共识,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地缘优势、族群族际关系优势、人缘群体优势、历史文化优势与商贸往来优势;不利因素主要体现在战略互信、领土争端、政治局势不稳定、贸易保护、大国干预、宗教民族问题、旅游交往等方面。在具体的实践对策上,认为要构建民心相通的交流交往平台、实施民心相通的惠民利民工程、打造民心相通的特色品牌、充分运用促进民心相通的传播策略、发挥民心相通通力合作的优势。 [26]

总体而言,民心相通的指标体系研究与促进民心相通建设的对策研究是民心相通研究的重点方面。学者依据国家的政策文件以及民心相通的概念阐释,先后提出了衡量民心相通的指标体系。指标体系既有可量化的测量指标体系,也有偏向质性研究的指标体系,但以往学者更多从宏观、中观层次提出测量的指标体系,对从个体微观层次制定衡量民心相通的指标体系关注较少。因此,本书主要是从个体微观层次着手,以东道国中资企业员工为分析对象,探索中国与湄公河五国民心相通的指标体系,并对当前中国与湄公河五国民心相通现状进行具体描述与分析。 OrZhv39aT2mnTL5azhad5YKwb2bPPMQ1GauaN484ZYP5LkDFS9R3d0WD5FCJWLf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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