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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中部尼日尔河畔大漠落日的余晖下，通布图城的津加里贝尔清真寺（Djinguereber）历经岁月的风霜，依旧昂然矗立在撒哈拉沙漠的南缘。一群年轻的学生端坐在沙地之中，围着老师虚心问道。日落之后，他们或伴着昏暗的路灯阅读摊开的书稿，或聚集于老师家中，在木板上奋笔疾书今日的功课，或嘈杂地背诵着木板上的新知识。街道上，疾驰而过的摩托车发出隆隆的引擎声，偶尔夹杂着四轮汽车轧过沙地的闷沉声响；穿着巴塞罗那足球队球衣的孩子三五成群地踢着沙地足球；头顶上稀稀拉拉的几条穿墙过壁的黑色电线和逐渐亮起的点点灯光彰显着这座城市逐渐起步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个传统与现代元素奇妙交织的场景中，通布图古城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欲言又止。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2019年。这一年的4月，法国巴黎圣母院发生火灾，整座建筑损毁严重，巴黎圣母院的这一遭遇也迅速登上了世界各国媒体的头条。这一事件在中国亦引起了不小的关注，人们对这一著名文化遗产遭受的损失普遍表达了沉痛与惋惜。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2年，另一处世界文化遗产遭受类似损毁危险的时候，它并没有获得同样高的关注度。马里国内宗教极端组织破坏通布图城文化遗产的消息，仅仅在关注文化遗产保护的狭窄圈子引起了较大关注，同时在关注安全问题的研究者那里作为危害后果被屡屡提及。这一处世界文化遗产便是位于马里的通布图城遗址。
同样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两处文化遗产的命运在世界舆论场和中国舆论中遭遇了截然不同的关注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通布图这位沧桑“老者”的欲言又止既是一种被动的无奈，同时也是一种主动的无力。长期以来，非洲在西方主导的国际传播体系中被描绘成落后、贫穷、饥饿、疾病、暴力与冲突不断的大陆。非洲本土文化、思想、学术与制度的价值并未得到西方媒体公允的解读与传播。在对非洲文化有限的传播与报道之中，也充满了猎奇与戏谑的姿态——正如前段时间加纳黑人抬棺舞一夜之间火爆欧美传播平台时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作为西非重要的文化中心，通布图和非洲其他世界文化遗产一样，没有能在失衡的国际传播环境中得到应有的关注。正如沙米尔·耶派（Shamil Jeppie）悲观指出的：“如果您不辞辛劳来到通布图，那您要么是一位对非洲大陆人文地理多样性颇具热情的冒险家，要么是一位对非洲大陆游牧民族研究感兴趣的人类学家，要么就是对非洲—阿拉伯书写史感兴趣的历史研究者。”
通布图是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西非文化名城，一度是非洲重要的文化与学术中心。通布图的存在对非洲和整个世界有着怎样的意义？通布图对于我们理解非洲文明有何意义？本书的各位作者从不同角度娓娓而谈，字里行间流露着澎湃的激情。尽管今天的通布图城已经不复往日的繁华，甚至习惯了都市生活的人会觉得它破败不堪、暮气沉沉，但从这些作者如数家珍似的阐述之中，我们体味到了一种“敝帚自珍”的骄傲，体会到一种甘受寂寞、埋头故纸堆、在残章断简中发掘先辈智慧的乐道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的作者们不仅仅是在汗牛充栋的文献材料中发掘通布图的学术与文化历史，他们本身的努力就是通布图学术与文化精神的一部分，也是非洲文化与学术传统的一个缩影。向中国读者译介本书既是译者们自身的一次探友访贤的倾听之旅，也包含着译者们向中国读者引荐西非文化珍宝的心愿。
在英语世界中，通布图（Timbuktu）一词常常用来指代遥远、难以到达的地方，大约相当于中文的“天涯海角”，例如短语“from here to Timbuktu”便可以理解为汉语里的“遐迩”一词。马里这个西非内陆国家目前在中国新闻报道中为数不多的出场也总是伴随着恐怖袭击、叛乱这些负面信息，通布图这座逐渐掩埋在沙漠黄沙之下的垂暮老城更是鲜有提及。我们在批判西方传播学界的“傲慢与偏见”时，同样需要警惕国内传播领域内涉非传播中不自知的“傲慢与偏见”。这种现象在非官方传播中较为明显，在国内舆论场中的不时引起的争议常常会在国际舆论场中授人以柄，造成恶劣的影响。这也再次提醒了我们深化中非之间人文交流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这个角度来说，组织译介本书既是抱着为中非人文交流添砖加瓦的美好愿望，同时也是致敬在穷街陋巷环境中依旧坚持传承非洲文化与学术、安贫乐道的通布图学者和研究者！
通布图是西非马里共和国中部的一座城市，地理上处在撒哈拉沙漠的南部边缘，尼日尔河北岸。这座如今只有五万多人的小城，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作为北非阿拉伯人、柏柏尔人文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文明的交汇点，在其鼎盛时期，通布图商业往来频繁，民族成分复杂，曾是非洲重要的文化中心。
通布图这座城市英语名称为“Timbuktu”（廷巴克图），法语名称为“Tombouctou”（通布克图），图阿雷格语即塔马沙克语名称为“Tin Buqt”（廷布克特），通布图地区本土通用语科伊拉齐尼语（Koyra Chiini）名称为“Tumbutu”（通布图）。从地名研究角度来看，通布图这座城市名称的来源和本义目前众说纷纭。主要有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通布图名称源自桑海语。西班牙旅行家列奥·阿非利加努斯（Leo Africanus）认为通布图一词是桑海语中“Tin”和“Butu”两词的组合，意为Butu之墙，至于“Butu”是何意，他并未给予解释。德国探险家海因里希·巴尔特（Heinrich Barth）则认为桑海语中Tumbutu意为洞穴、凹陷处，通布图可能是因为建立在沙丘的凹陷处而得名；第二种观点认为通布图名称源自柏柏尔语。马里历史学家瑟科内·西索科（Sekene Cissoko）认为柏柏尔语支的图阿雷格人是这座城市的始命名者，Timbouctou一词是由表示阴性的“Tim”（……之地）和“bouctou”（沙丘）两个柏柏尔语词汇组合而成，意为“沙丘遍布之地”；第三种观点认为通布图地名源于一位女性奴隶。17世纪西非编年史学家阿卜杜·萨迪（Abd al-Sadi）在其《非洲历史》一书中提出图阿雷格人在通布图这个十字路口将财物和补给交给一位名为Timbuktu女性奴隶看管，久而久之这座城市便得名通布图；法国东方学家热内·巴塞（Rene Basset）提出了第四种观点，认为通布图地名源自毛里塔尼亚与塞内加尔北部的扎纳加语（Zenaga），“Tim”是扎纳加语小品词阴性所有格形式，“b-k-t”这种字母组合在扎纳加语意为“遥远的、隐匿的”意思，因此，通布图可能原意为“隐秘的凹陷之处”。对通布图城市名称的来源和意义的研究依赖于对城市始建者的历史研究，目前考古学研究并未提供足够的证据，因此对这座城市的地名学意义上的争论依然悬而未决。
可以确定的是，公元12世纪，通布图地区逐渐聚集了居民，成为一个聚居地。它处于通商路线上，地理位置便利，因此日渐繁华。黄金、象牙、食盐、椰枣、海产品等在这里交换，奴隶贸易也十分活跃。14世纪，通布图成为马里帝国的领土。接下来的200多年里，它先后被图阿雷格部落、桑海帝国和摩洛哥人统治，后来又经历了不同部落的统治。1893年，通布图为法国殖民者占据，直到1960年成为独立的马里共和国的一部分。由于历史的变迁以及贸易通路的变化，今天通布图成为一个衰败的小城，但在历史上地位举足轻重。
在通布图这片土地上，商业曾经非常发达，文明的交汇极其活跃。在其黄金时期，大量伊斯兰学者居住在此，学术机构非常繁荣，形成了著名的通布图大学。通布图大学由三个伊斯兰学校（madrasah）组成：桑科雷清真寺（Sankoré）、津加里贝尔清真寺（Djinguereber）和西迪·叶海亚清真寺（Sidi Yahya）。大学的研究和教学内容不仅涉及宗教，还包括医学、解剖学、植物学、动物学、制图学、天文学、数学、物理、化学、哲学、语言学、历史学、地理学、艺术等多种学科，可谓包罗万象，全面代表了当时学术研究所能达到的广度和高度。通布图大学的建立使此地成为阿拉伯世界许多学者的向往之处。四通八达的贸易网络将学者们的著作书稿又带往各地，学者本身也以此处为中心频繁流动，四处讲学。书籍传抄、周游讲学使得诞生于此地的知识得以遐迩传播，通布图因此成为非洲重要的学术和文化中心。
书籍贸易是通布图繁荣的商业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以通布图为中心的地区，学识与书籍是富裕、权力的象征，学者受到民众的尊重，知识分子被认为是福佑眷顾之人。于是，阅读与拥有书籍成为学者与商人的必然追求，由此推动了该地区人们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当时的通布图在各个方面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整个城市富庶、文明、充满浓郁的学术气息。通布图的这段辉煌时光留下了丰厚的历史和文化遗产。
通布图手稿指的是在通布图地区保存的书籍手稿，涉及古兰经、哲学、医药、文学、法学、天文学、几何学、植物学等领域。这些手稿主要由阿拉伯语写成，此外还包括富拉语、桑海语、索宁克语、班巴拉语等。通布图手稿的时间跨度很长，最早的可以追溯至13世纪早期，最晚的则创作于20世纪初期。这一时间段也就是马里帝国的伊斯兰化时期一直到法国殖民统治时期，见证了传统教育和学术模式逐渐被打破的过程。这些手稿主要创作于通布图地区，也有一些是通过发达的书籍贸易流通至此。这些手稿主要收藏在机构图书馆和私人藏书者手中。据估计，这批手稿多达70万册。
大多数通布图手稿都收藏在私人手中，并不在外流通。然而，也有许多私人藏书者出于分享知识、教育的目的开放其手中的手稿收藏供人借阅。通布图地区学术探讨和大学教育的气氛浓厚，这种知识分享的风气曾经影响巨大。通布图人们对书籍的珍视为这座城市带来了“学问之城”的美誉，这里的每个人都可能是一位博学的藏书家和学者。除手稿收藏外，通布图的书籍交易非常活跃，是书商们趋之若鹜的交易市场。
通布图手稿中有长篇论述，也有短篇文章以及法庭判决书、信件等，形式各异，文体丰富。由于这些手稿是手抄文本，一些著名学者的手迹得以流传下来。此外，一些专业的抄写员因其书法秀丽而备受赞誉，其抄写的版本被视为具有很高价值的珍品。因为时间跨度大、涉及多种文字，形态丰富的通布图手稿不仅是当地学术文化成果的详实纪录，也成为绵延几个世纪的社会百科全书式的文献材料。通布图手稿中不仅包括优秀的学术著作、文学作品，同时记载了13世纪—20世纪大量的社会状况、风土人情。
由于书写技术和材料的差异，通布图手稿和古代中国成册的手稿形态存在很大区别。通布图手稿通常是未经装订的纸页，散装在皮革制成的书皮之内，外面再用带子扎起。这样的样式使得通布图手稿不像中国古籍那样完整，手稿中存在不少书页顺序混乱、不同书籍手稿的书页掺杂、手稿内容毁损缺失等现象。但是与中国类似的是，手稿的拥有者非常珍视流传下来的宝贵手稿。许多收藏者不愿意出借自己的藏书，因为每一份手稿都是独一无二的，损毁遗失的后果不堪设想。
在通布图城经历战火的岁月里，人们把书籍藏在地窖里、埋在地下或是放进坟墓中。尽管相隔万里，中非先哲们却默契地采用了相似的汲冢鲁壁式书籍传承和保护方式，这不啻为中非日常生活智慧与理念共通点的生动注脚。虽然如此，在历次战乱中手稿仍然遭受了很多损失。令人格外感到痛心疾首的是，这个地区近年来还没有摆脱战火侵袭。最近的一次对手稿成规模的毁损发生在2013年1月。加上书籍本来就容易遭受虫蛀、水淹以及人事变迁带来的毁损，通布图手稿的数量一直在减少。但是本地的有识之士一直号召对手稿进行抢救和保护，政府和国际社会对此也越来越关注。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通布图手稿开始实施保护。2002年非洲联盟成立时，非盟首任轮值国主席、南非总统姆贝基在成立大会上宣布，非洲要重视通布图手稿的保护和研究工作。此后，针对通布图手稿陆续开展了一些保存项目，对书稿的整理、保护和数字化等工作也逐渐展开。保存下来的手稿作为珍贵的文化遗产，成为了解、学习和研究通布图地区古代和现代文化、历史、社会的重要资料。
《通布图的意义》是国外相关学者对通布图手稿相关问题研究成果的结集。全书分为：总体研究，通布图地区文化特色，通布图手稿中的文学和历史，通布图历史上的著名学者，手稿、图书馆相关的研究等。总体研究部分两篇文章分别介绍了通布图地区和通布图手稿的近年现状，以及通布图手稿对于认识和研究非洲学术和思想的重要意义。第一部分四篇关于通布图及周边地区的研究论文介绍了有关通布图地理历史的考古发现、该地区使用纸张的历史、书法的传统特点以及高等教育历史状况。这些研究不直接涉及通布图手稿本身，但为读者了解通布图手稿的历史、文化和地区教育环境提供了细致而专业的基础信息。第二部分的六篇文章讨论通布图手稿的历史文献价值，分析通布图对人们了解该地区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这一部分文章涉及的内容从作为一种历史文体的编年史到“阿贾米”文字在不同书面语言中的使用，从西非图书贸易到杰出的穆斯林女学者，以及通布图手稿中的法律文献。这些文章让我们得以从诸多角度管窥通布图手稿里隐藏的广阔世界。第三部分的文章介绍了几位重要学者，他们的教学和著述曾经深刻地影响了通布图手稿中的学术版图。第四部分六篇文章由学者和图书馆管理者等撰写，介绍了一些重要的图书馆、藏书项目和在线手稿数据库，这些文献整理、汇集信息对于通布图研究者来说至为宝贵。最后一部分两篇文章则将目光从通布图手稿引向更广阔的非洲世界，分析通布图手稿对整个非洲所具有的重要影响。
这些文章在问题意识、研究深度广度和资料新颖性方面各有千秋，对汉语世界的研究者和一般读者来说，都有重要的参考和学习价值。文章触及的几个问题尤其值得注意：
一是手稿反映出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学术体系。这是非洲成文学术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学术体系包括《古兰经》相关的学问，圣训、伊斯兰法、认主学、语言学、语法、修辞学、逻辑学、哲学、旅行、医药学、生理学、工程学、占卜、诗歌、文件、贸易、神秘方术、学者生平等等。这一学问体系是非洲的，在知识的定义、知识的架构和表达形式方面带有鲜明的非洲特征，不能以其他文化的标准衡量之。显然，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文化对这一学术体统有着深刻而独特的影响，许多学术问题是由宗教生发出来的，或受到宗教观念不同方式的形塑。但是宗教与世俗的互动构成了丰富的生活世界，许多手稿以不同的方式反映了这一点：回到历史语境，当时的人们关心的问题是本土化的。比如在法庭判决书“法特瓦”中，从对犯罪的定义和惩罚中，可见当时当地的性别关系、婚姻观念、阶层关系等。
二是手稿体现了通布图地区的多元地域特色。历史上的通布图处于贸易中心和文化交流枢纽，是知识、观念和思想碰撞的大舞台。手稿虽然都用阿拉伯字母书写，但一部分是阿拉伯语内容，另一部分则是各种非洲语言――豪萨语、富拉语、桑海语、班巴拉语等的阿拉伯语表达。本论文集中有几篇文章提到这种用阿拉伯字转写的非洲语言，即“阿贾米”。显然，阿拉伯文文献和各种不同的阿贾米文献之间，会渗透不同的文化，各自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阿拉伯文文献代表的是更有知识的人们所关注的内容，而阿贾米的使用则使更广泛的阶层有机会用文字表达和交流。不同语言的阿贾米文学中同样区分不同的文体，用来关注不同的内容，表达不同的思想倾向。而由于阿贾米能够触及广泛的民众，它被用作教导和传授的工具，其作者群体和创作背景更加富有研究价值。
三是手稿不同文体的历史形态、目的和意义。通布图手稿是一个广泛而松散的文献集合，跨越7个多世纪的时间，包含多种语言的内容，并且由具有不同作用和形式的多种文体组成。本书中的一些文章讨论不同文体的具体历史沿革，以及不同的作用、目的和意义。比如保罗·F·德·莫拉斯·法瑞斯谈到17世纪关于萨赫勒区域各个地区历史的“编年史”（tarikh）写作，它们不但依据既有的口述史，也有很大的历史重建的成分，这种文体创新并非偶然无目的，而是基于一种现实的政治考量。又如贝弗利·B·马克谈到宗教诗歌和文章中不同的文体适于表达不同的内容，不同语言的使用也隐含着不同的读者对象。这些研究提示我们去准确辨析各类不同文体，并将其放置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对于研究和解读具体手稿的意义大有助益。
四是通布图教育的独特形态，以及对女性教育的重视。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卡鲁因大学位于摩洛哥非斯，它同时也是一座清真寺，至今已经有1100多年的历史。位于通布图的通布图大学，是由桑科尔清真寺、津加里贝尔清真寺和西迪·叶海亚清真寺共同组成。这里是通布图地区的学术中心，它们教授伊斯兰科学的重要科目――神学、古兰经、法学、形态学、逻辑学、句法学、修辞学、历史学、地理学等。这座大学明显受到通布图这座城市的影响，大学与当时其他重要的伊斯兰学术中心保持着联络和交流，在教学人员与使用书籍上互通有无。大学的学者出于交流知识的目的开放自己的私人图书馆，这在当时的通布图并非罕见。如法学家穆罕默德·巴加约霍·旺加里就曾以慷慨帮助学生和其他人著称。
通布图及周围地区的女性教育也值得关注。这里的穆斯林女性普遍以各种形式接受教育。比如，贝弗利·B·马克的文章谈到十九世纪摩洛哥和尼日利亚穆斯林女性教育更倾向不同于西式教育的传统形式。比如学习小组“扎维亚”，家庭学习，传统伊斯兰学校等，这些灵活的形式为女性掌握知识提供了更多途径。此种教育自然而然地造就了娜娜·阿斯玛这样熟悉古典作品并掌握多种文体的女性学者。
第五，家族和社区在知识传播中有着显著影响力。本书第三部分讨论的几位重要学者，都有明显的家族学术背景。比如多次提及的昆提家族产生了多位学者，他们的学问与神秘主义宗教活动、与宗教传承的传统方式、家族教育和气氛的影响都有直接关系。此外，上文所提到的娜娜·阿斯玛的家人中就有父亲谢胡、叔叔阿卜杜拉希、兄弟贝洛等，他们都著有不同作品，并且他们的作品从内容、知识背景、形式等各个方面都与娜娜·阿斯玛的作品形成了对话。地方宗教社区与更广大的伊斯兰世界也是她知识和灵感的来源。这只是一个例子；以娜娜·阿斯玛为代表的女性学者的教育与学术生涯无疑与家族和社区的学术环境紧密相关。
这些只是本书提示的研究线索中的几个例子。从对通布图手稿的文本研究出发，结合历史和现实中的相关问题，我们可以管窥该地区乃至非洲文化的一些重要特质。而从其他问题为切入点研究这些手稿，我们能够获得更多丰富而被尘封的历史细节。
（一）通布图手稿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文化与思想素材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是携手打造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从哲学、思想、文化、政治、法律等层面发掘中国与非洲大陆理念与价值中的契合之处。通布图作为古代西非地区重要的文化、学术、教育和商贸中心，保存有大量的文学、宗教、哲学、法律等方面的文献手稿。对通布图地区所保存的文献材料进行译介和研究将有利于阐释和发掘中非文明价值之间的相同、相通、相异之处，增进中非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交流互鉴，增进中非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支持。
在本书的译介过程中，译者很幸运地对这种文明交流所带来的喜悦有了管窥蠡测的体验。通布图手稿中展现出来的非洲人对长者和贤者的态度让人想起中华文明中尊老敬贤的传统；手稿中展现出的古代非洲学者尊师重教、博闻广识、刻苦研习学问的态度让人想起中国古代程门立雪、负笈从师的故事；手稿中劝诫君主接受良策善言、公正履行职责的教诲让人想起中国文化中从谏如流、见贤思齐的传统……诸如此类中非智慧“所见略同”之处在此书中俯拾即是。
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在责任、合作、幸福、文化、安全与和谐这些核心观念和价值上发掘能够实现中非深度相互理解、美美与共的契合点。通布图手稿文献作为古代西非地区文化的传承载体，为我们研究中非之间的这种价值契合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素材。
（二）通布图的文字纪录是世界文明多样性与丰富性的有力物证与载体
在世界范围内，对中国的研究曾经笼罩在欧洲中心论的阴影之下。古老的中华文明具有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文化逻辑，中国人以自己的智慧与世界相处，留下了丰富的人类文化遗产。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有共通之处也有自身的独特之处，因此对中国的研究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方法、使用西方标准，而应该回复到历史语境，从中国立场和实际情况出发，客观、真实、全面地研究中国。近年来，这一客观研究视角获得了普遍认同。
非洲研究面临了类似问题。通布图手稿记载了非洲历史上重要的一部分文化轨迹，是世界文明多样性的代表。长久以来，欧洲中心主义者对于文化意义上的非洲是轻视的。以欧洲文明史为标尺来度量非洲，他们强调文字文本记录，视缺乏古代文字记录的非洲为文化的荒漠。这种看法在最近几十年越来越遭到反对。另外许多学者认为，非洲的文化传统，无论是文学、历史还是学术，都是口传的而非文字的，有意抹煞非洲的文字传统，认为非洲文化的精髓在于口传文化，文字则不属于非洲自身。确实，口述传统对于非洲来说极其重要，但通布图手稿的存在则指出这一说法的狭隘性。通布图手稿中大量的学术著作证实，在前殖民时代，非洲早就拥有自己的文字学术传统，且涵盖了科学、医药学、法学、文学、历史等各个领域。借助阿拉伯语的书写方式，非洲产生了不同的书写系统，用于记录自己的文化、历史和知识。这些记录并非西方文字化记录的非洲版本，而拥有自己独特的样态、功能和意义。因此，西方研究方法无法简单套用在通布图手稿的研究上，通布图手稿呼唤着适用于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在非洲研究领域，对口述传统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成果，但对文字传统的研究还不够丰富，这是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领域。非洲研究同样呼唤着客观立场和非洲视角。
（三）通布图文稿是促进中非文化共兴、增强中非文化自信的宝藏与桥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倡导文化与文明的多样性是消解单一文明与文化主导世界历史和国际体系的有效途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重要内容之一的中非文化共兴，对丰富人类发展道路探索、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具有重要意义。
毫无疑问，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如今已经渗透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并且逐渐影响包括中国和非洲在内的世界各国普通民众的观念与价值。巴黎圣母院和通布图城的遭遇在中国获得的云泥之别的关注仅仅是冰山一角。近现代西方文明取得的经济优势地位可谓实现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效果。西方的价值理念、思想文化，制度体系乃至微末的饮食文化均被渴望繁荣美好生活的人们奉为圭臬。
正如四面楚歌的故事所展示的那样，“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文化自卑”以及随之出现的文明多样性的被压制是非西方文明国家实现独立自主发展的最大障碍。近现代西方通过经济繁荣反哺文化影响力，文化影响力护航制度推广，打压异质文化的本土自信，最终有效维持了非西方文明依附西方文明的国际体系。
非西方文明国家本土文化自信的重建面临着内外部挑战：内部民众的“强者崇拜”情结与外部西方国家的同化压力。非西方国家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的努力一开始便面临着极为苛刻的舆论环境。文化领域的“马太效应”表现得颇为明显：西方发达文明的文化获得了愈来愈多的关注和发展资源，非西方文明的文化愈来愈多被忽视和轻视。对非西方文化发展的资源投入本就极为稀少，受众的散失更是让这种处境恶性循环。
在西方文明国家受众持有较大文明优越感的全球文化环境中，非西方文明国家之间的“美人之美”的相互支持显得尤为重要。中华文明与非洲文明是非西方文明中的典型代表，文化“自卑情结”是中非文明面临的共同挑战。中非可以在增强各自文化自信的同时，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在彼此学习和欣赏中提升民众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中非完全能够保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在互鉴中增强文化自信，从而在与西方文明的交流中真正实现平等对话。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通布图的意义》一书的译介是中非两位文化层面的“贫贱之交”间的一封鱼信雁书。作为西非地区古代学术文化中心，通布图地区手稿文献对于中国学者和普通民众纵向深入理解非洲，尤其是西非地区宗教、哲学、文化、教育、文学等层面的理念与价值具有重要意义。尽管本书收录的更多是第二手研究文献，仍不失为增进中非相互了解、实现中非文化共兴的片瓦块砖。
（四）通布图手稿是中国增进对非洲了解、加强中非学术合作的课题与纽带
中非交往源远流长，中非友谊根深蒂固。今天，中非之间的友谊又因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而得到巩固和升华。中非友谊的加深与相互了解的加强总是相辅相成的，更深入地了解非洲和非洲人民是中国人民的心愿，也是我们学术界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担当。
非洲是一片广袤的大陆，各国在分享共同的历史经历与文化特征外，也具有鲜明的文化多元性。增进对非洲次区域文化和历史的认知，既需要从宏观上进行考察，也需要从微观上切入，而通布图手稿正是这样一个珍贵的窗口和富矿。它不是史书，而是第一手材料，出自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身份的人，有着不同的作用，因此记录了当地复杂文化的原始景观。进入通布图这个非洲重要的历史文化中心的历史现场，见证其文化发展中的片段，管窥当时的社会文化潮流，这是了解通布图及其周围地区的历史与文化逻辑的珍贵路径。从这条路径可以了解非洲文字化的学术传统本身，阅读其绵长的历史，触摸其丰富的细节，这同时也是深刻理解和真诚共鸣产生的一个过程。
通布图手稿是中国非洲研究值得重视的课题。对历史、文化层面研究的推进，对加强相互理解、增进友谊、深入交流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人民之间的友谊来自于相互理解和信任。这种理解不仅来自于友善交往、互帮互助，也来自于对彼此从古代走到今天的文化路径的兴趣。
非洲是人类文明的起源，是世界文明重要的一部分。和中华文明一样，它古老，优雅，深沉，丰富而特别。不关注非洲，就无从谈论人类文明从哪里来，更无法想象人类文明到哪里去。但对于非洲的文化传统，研究还不够，还有非常多的文化宝藏等待研究者去挖掘。
在各国各民族彼此交流越来越重要的今天，了解非洲，增进合作，对各国来说都具有重大意义。世界人民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孤立是过去时，理解合作是未来时。不过，当代非洲的发展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尽管关注的立场有所不同。与非洲具有深厚传统友谊的中国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致力于推动构建更加紧密和更具活力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是从真诚的情感和愿望出发。这种深厚而诚挚的友谊关系，更需要双方在历史和文化方面彼此深入了解和理解对方。要实现更好的交流，共创未来，中非之间的深入了解成为必须和必然。作为非洲人民的历史文化宝藏，通布图手稿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切入点，也是了解非洲所不可绕开的课题。
在某些人的眼中，当今的全球化被简单化为西方化。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在其优势经济地位的保驾护航下，傲慢地宣称“历史终结了”。他们宣称，自由资本主义及其民主形式和文化价值成为人类社会形态和文化价值的最高和最优形态。任何不符合西方模式的制度体系、文化价值都会在其主导的国际舆论场中被定性为“落后的、不可接受的”。在这样简单化的全球化理论下，世界历史和社会形态正朝着一个单线性、同质化的模式发展，文明的多样性遭受严重威胁。实际上，文明的多样化发展恰恰是全球化的矫正器，它应当起到维护国家主权，避免本土文化被肆意侵蚀的作用。放弃对文明多样性的坚持就无法因地制宜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独立自主发展道路。邯郸学步、亦步亦趋地照搬西方文明的发展模式无法避免水土不服的问题，最终会在西方主导的敌意舆论环境中遭受肆意霸凌，本土文化与价值则成为了导致这种失败的替罪羊。这种打击本土文化自信、攻心夺志的做法加重了非西方文明国家本就艰难和不利的处境。
中华文明与非洲文明是非西方文明的代表。中国和非洲能否成为世界文明多样性的成功范例对整个非西方世界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都具有重要影响。在西方文明全面主导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现实下，包括中国和非洲在内的所有非西方文明需要建立统一战线，交流互鉴，相互理解支持，共同反对西方文明侵略性的文化策略。只有这样，全球化才不至于在西方化的歧途上积重难返。这是包括非洲文明和中华文明在内的非西方文明的共同历史使命。中非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倡导文明和谐共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必然要求。
作为中国学者，研究通布图手稿自然会遇到不少困难。通布图地区连年战乱，目前仍然不安全。自2011年以后，西非和萨赫勒地区不断受到各种恐怖组织的攻击，包括西非统一和圣战运动、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伊斯兰后卫组织、穆拉比通组织、博科圣地组织等，跨国有组织犯罪等也非常严重。并且由于通布图城早已繁华不再，现在是一个贫困而交通闭塞的地区。笔者2019年7月访问马里时，曾千方百计想亲自去探访通布图城，触摸通布图手稿，然而未能如愿。当然，绝大部分通布图手稿已散落民间，保存在很多私人手中，即使亲赴当地，也不容易获得，如远程研究，则更为困难。这样，在几个数字化工程中保存下来的手稿就成为弥足珍贵的原始研究资料。而这些数字化的手稿和没有数字化的手稿一样，也由多种语言写成，许多手稿距现在时间久远，语言也存在变迁问题，这对研究者的语言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并且由于原稿状态大多不好、抄写质量高低不一，很多情况下辨认字迹成为问题。此外，通布图手稿的文体不一，许多文献在不知道时代背景和上下文的前提下，不容易深刻理解其含义。对于研究者，尤其是国际研究者来说，这些是普遍存在的难点，也是一种挑战。如何利用可获得的通布图手稿相关资料进行研究值得思考。如能在这方面有所收获，对于提升非洲研究具有一定意义。
《通布图的意义》一书中的研究成果非常值得参考。一些研究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对历史进行重建，另一些则借助实地考察所得和相关资料对通布图地区的历史、文化、社会概况进行了描述，对通布图手稿的物质形态、语言文字特征，以及其中反映出的历史事实、文化现象和社会趋势进行了考察。以通布图手稿为中心，向外辐射周边问题研究，不论是否有许多手稿在手，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本书中的多篇文章提示我们通布图手稿保藏所面临的巨大困难。通布图地区贫穷而安定，手稿的保存面临着经费、设施和相关人才的缺失，而且在当前的不安全态势下，也无法成为该地区重视解决的问题。即使是那些安全藏于私人手中的手稿，也由于专业设备的缺乏而正在老化。对于曾经是非洲重要文化中心的通布图来说，这种情况极其遗憾。当然，挑战也意味着机遇。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也启示了中国学者和机构参与通布图文化研究的一些可行路径。人文交流行动是中非合作八大行动之一，文博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是重要内容。中国在古文献修复、保护与收藏等文博领域内积累了丰富经验，从资金、设备、人才培训等方面为包括通布图文稿收藏机构在内的非洲文化机构提供帮助和支持，拓展合作交流，对中非人文交流的深入发展大有裨益。
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我们主要以原书英文版为基础，参照了一些阿拉伯语和法语资料。专业名词和人名在初次出现时，附上了原文作为参考。关于“通布图”这个地名的翻译，我们曾费了一番心思。国内英汉词典译为“通布图”，但近年来，国内出版一些关于通布图的书，大都翻译为“廷巴克图”，我们开始时也延用了这个最新译名，但是，到底哪个译名更准确呢？在访问马里期间，我们就此专门请教了当地学者，他们用当地语言发音让我们听，并强调指出，通布图是当地语，“廷巴克图”则是英语发音。
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中对于文化现象存在主位（emic）和客位（etic）两种不同的理解视角。主位研究要求研究者尽可能地熟悉被研究者的知识体系、分类系统，明了他们的概念、话语及意义，从当地人的视角去理解所研究文化。客位研究要求研究者以文化外来观察者的角度理解所研究文化。主位研究方法能够详尽的描述文化的各个环节，克服由于观察者的文化差异造成的理解偏差，在现代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中得到日益广泛的重视。例如，研究马里北部的图阿雷格人问题时，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一直流行“Tuareg”（图阿雷格人）这一外部的客位指称，但目前学术界已经有意识地采取主位视角，逐渐使用这一族群对自己的称呼“Tamasheq”（塔马沙克人）指称这一族群。与此相类似，Timbuktu一词是英语世界对通布图这座西非城市的称呼，对应的中文翻译为“廷巴克图”。通布图的法语写法为“Tombouctou”，中文应当译成“通布克图”。在通布图及其周边一些地区使用的本土语是桑海语族中的西桑海语即科伊拉齐尼语（Koyra Chiini）。在该语言中，通布图这座城市名为“Tumbutu”，中文音译为“通布图”。由此可以看出，在关于通布图的诸多中文译名之中，唯有“通布图”是以通布图人的主位视角、依据本土语言发音最为准确的中文译名，我们因此将该书名译为《通布图的意义》。
这本书的翻译是我们四位译者通力合作、共同努力的结果。翻译分工如下：李新烽翻译前言部分和第一至第六章，负责对全书的二次译校与统稿工作；杨琼翻译第七至第十四章，负责全书的初次译校工作；陈阿龙翻译第十五、十六章和第二十三、二十四章；陈密容翻译第十七至第二十二章。我们几位译者的专业和外语水平有限，虽专心致志翻译，又几经反复校对，翻译与理解不当之处仍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指正为荷。
杏坛寂寂遗音在，卷帙纷纷播四方。通布图是传道授业解惑之所，现在仍然有学者在坚持；通布图学者们的著作从西非马里向四面八方传播，今天来到遥远的中国。我们真诚地希望读者能够从《通布图的意义》认识一个真实的非洲！
译者
2021年孟春
于中国非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