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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地区的书法史是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学者们才刚刚开始发掘通布图当地极为丰富的图书馆资源，其中一些人在最近几个世纪里到访过那里。这些图书馆中贮藏着大量之前不为人知的手稿。很多研究发现都是近期完成的，以至于我们只能在互联网上获得只言片语。 [1]
正如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图书馆2015年展出的玛玛·海达拉纪念图书馆手稿显示出的，这些文件涵盖了广泛的科目。 [2] 有些文件包含着科学文本，如1733年的一份天文学文本。这种文本中包含着可以帮助人们理解所载内容的图表。还有一份1809年的桑海帝国编年史，则属于历史类文献。大多数文本是以散文形式写就的，也有少量诗歌，例如一份关于经商之道的文献就是用韵文写成的，以方便记忆。还有一些手稿是关于宗教事务的，包括一份1858年的苏菲派专著。
然而这一地区手稿中不管从材料的质量还是抄录的细心程度而言，最为精美的是《古兰经》的手抄本。目前已知至少有20多本，其中少数几本还配有彩色插图。（见图5.1） [3]
图5.1 西非的《古兰经》手稿的第一页。
和其他文献一样，这些《古兰经》显示出各种书写风格，但总体而言制作都很精美，并运用色彩优化文本和插画。每一份手稿都是用克制、娴熟和始终如一的手写体抄录，这种手写体接近“理想的”手写体。而且这种手写体是不同能力和水平的人都可以写出来的。 [4]
在这一地区生产的手稿中，从质量、材料和细心制作的程度而言，最好的都是《古兰经》手稿。
考察这些出版的手稿，尤其是《古兰经》手稿，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概述在西非地区使用的“理想的”阿拉伯手写体的突出特点。这种在马格里布或者伊斯兰世界西部地区使用的手写体也常被称为“苏丹体”，这一说法是由奥克塔夫·侯达斯（Octave Houdas）1886年在一篇开创性文章中首先提出来的。这篇文章是关于马格里布手写体，也即是在马格里布或者伊斯兰世界西部区域使用的手写体。 [5] 他区分了马格里布书写体带有共同特征的四种子类型，有些是跟字母系统相关，马格里布地区说阿拉伯语的人（更准确的说，是作家）使用了不同的（更为古老的）数字字母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字母“sin”和“sad”的位置与其在（更新的）东方系统中的位置正好相反。另外还有一些正字法上的区别。例如，在马格里布，“fa”和“qaf”打圆点的方式与东方系统有所不同。马格里布地区会在“fa”下面点一个圆点，在“qaf”上面点一个原点，而出现在末尾的“fa”“qaf”“nun”“ya”和“ta marbuta”这几个字母通常不加圆点或者不带尖角装饰。
除此之外，书法家手写体的笔锋也存在差别。马格里布手写体的笔画更为柔和，边缘更为弯曲，而不是像“六笔”圆体书法中的那种紧绷的锐锋笔画。“六笔”圆体书法自中世纪以后就在阿拉伯世界的东边地区流行开来，这种“走笔”的差异很可能是笔本身的差别造成的。尽管伊斯兰世界的书法家传统上都使用苇管笔，马格里布的书法家却将苇管切成扁平的苇条，苇条的一端修剪成钝角或者圆弧形从而形成圆滑的轮廓。他们通过笔管中墨水的量和走笔的速度来实现控制笔迹浓淡的目的。 [6] 相比之下，阿拉伯世界东边地区的书法家在伊本·穆克拉（Ibn Muqlah，886—940）时代和带有斜切面的圆体字传入之后，就一直在使用整根苇管切割和修剪而成的苇管笔了。 [7]
材料和技法上的差别似乎导致了外观上的差别。马格里布字体在一个平稳的基准线上，在横向的笔画上补充了变音符。相反，在阿拉伯世界东边的地区，一个单词通常会处于同一个斜面上，包括表示短元音的微小笔画。马格里布的书法家通常一次只写一个或两个字母，因此在单词中间经常会有微小的缝隙或者笔画重叠的情况。相反，东边地区使用的“六笔”体，尤其是三一体（thuluth，或译三分体、苏鲁斯体），其标志性特征就是从alif到lam这几个字母的变体带有平滑的笔画和连接。
除此之外，马格里布手写体中单个字母也有很多变体，有时一个字母在同一页手稿上会出现四、五种不同的形状。这些变体也与圆体书法的常见变体不同。在马格里布手写体中，alif、lam和talza这三个字母的纵向笔画通常会进行弧化处理，而不是笔直的，并且这些字母上会加上大圆点或者朝向左边的衬线字体。单词结尾处相连的字母“alif”会降到比基准线稍低的位置。字母“sad”和“talza”的主体部分会处理成圆弧状而非圆体字体中常见的尖角状，同时字母主体也更为流畅，而没有东边地区手写体收笔时常见的尖锐笔锋。此外，马格里布的书法家在字母书写结束之时通常会进行夸张的处理，尤其是字母“sin”“sad”“lam”和“nun”。
马格里布书写体的四个子类型都包含以上特征。但侯达斯认为其中的子类型“苏丹体”的显著特点便是其“厚重度”。苏丹体的字母更粗更黑，而且在粗细之间变化多端，横向和斜向笔画附近的竖笔画会处理得更为纤细，这是通过笔的纵向边缘书写出来的。侯达斯认为苏丹体的厚重笔法与其他三个子类型不同。他将其他三种子类型分别称之为“凯鲁万体”“安达卢斯体”和“菲斯体”。凯鲁万体（源自今天突尼斯的凯鲁万市）是一种流畅平稳的书写体，与伊斯兰东边地区的圆体字类似；安达卢斯体（源自安达卢西亚）是一种小号紧凑的而不平稳的书写体；菲斯体（源自摩洛哥北部的菲斯城）是一种较大字号的圆体和优雅的书写体。侯达斯对于这些子类型的书写体的命名在很多方面是不成功的。因为这些书写体虽然有所差异，但是并非各自命名地的独有书写体。有时候在一份手稿中两种风格的书写体会同时出现。例如，1172—1173年抄录的讨论与传统相关话题的《消息的流星》一书中就出现了两种风格的手写体。 [8] 这种混合风格的出现在任何一个生产中心都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因为这一地区的人员和手稿流动很寻常。 [9] 学者诸如伊本·路世德（Ibn Rushd）和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搬到了安达卢西亚和北非地区，很多时候都并非出于自愿。他们常常将手稿带在自己的身边。这样一来，在瓦伦西亚抄录的《消息的流星》一书16年之后就出现在了科尔多瓦大清真寺（Great Mosque of Cordova）的读者面前，现在则被保存在摩洛哥拉巴特。
侯达斯将马格里布书写体第四种子类型命名为“苏丹体”也令人感到困惑。看上去这个“苏丹”是基于“黑人的土地”的说法，而这个说法传统上指的是从大西洋，跨越中非到红海的广阔的撒哈拉—萨赫勒地带。这一地带今天通常被分成东西两个部分。 [10] 本章主要关注在这一广阔地带西部地区使用的阿拉伯书写体。我的其中一个目标是提出一些方法将在这一地区制作的《古兰经》和其他手稿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东部地区制作的手稿区分开来。这种区域的传统不仅仅基于书写体，也基于文本格式、装饰以及在《古兰经》这个例子里，特定的阅读方式。我将从几篇注有日期和本土化了的手稿延伸到更大规模的类似但未注明日期的手稿。我这样做的目的是描绘“理想的”书写体和典型的西非古抄本的特征，以及为研究这种书写体的传播时间和地点建立一个编年学和地理学的框架。最后，我将就书写在西非文化中的重要意义做出一般性的考量。在此过程中，我也会指出验证这些初步假设所需收集的各种信息。
我们首先考察一下西非地区制作的最为精良的手稿——《古兰经》抄本。例如图5.2是伊斯兰历1250年3月8日（1834年7月15日）一位名叫萨伊哈拉赫（Sayrallah）的抄写员为博尔诺的玛拉姆·卡迪·伊本·侯赛因（Malam al-Qadi ibn al-Husayn of Borno）抄录的。 [11] 上述的很多特点及变体都能在少数类似的手稿中找到。其中的大多数都没有注明日期，包括收录在努尔收藏（Nour Collection）（第6卷）和哈桑·沙克尔收藏（Ghassan Shaker Collection）（第73卷）的两部。这些活页的手稿都装在了装饰过的皮夹里，这层皮夹并不是粘附在书页上，而是包裹着书页，皮夹的包盖折叠在外面。（见图5.3）皮夹盖常常是尖角的或尖顶的，可以通过贝壳和包裹着束带的皮带进行固定。这个皮夹装在一个皮革小背包中，这种小背包据说可以保护手稿不受不洁之物的污染，也能保护它不受邪恶之眼的凝视，同时能够提高手稿的便携性。 [12] 这种小背包是用羊皮制成的，带有肩带，并且用编织在一起的皮革条固定着背包盖。 [13]
图5.2 散页装《古兰经》，由塞拉莱为博尔诺的马拉姆·卡迪·侯赛因抄写，完成于伊斯兰历1250年赖比尔·敖外鲁月8日（1834年7月15日）。
图5.3 利兹大学保存的古兰经，使用典型的书本装订，以及小背包。在西非，许多散页装订的手稿装在有型的皮夹子里，不是附着在书上，而是包裹着它，夹子的扉页翻在外面。扉页常为尖形或卵圆形，可由牛皮里壳和皮制带子包住，装订固定。皮夹则装在皮制小背里，据说是为了保存手稿不受污秽，不为邪恶的眼睛看到，同时也用来增强便携性。小背包用山羊皮制成，通常有一条肩带和一个盖子，用编结的皮筋固定。
西非地区典型的《古兰经》手稿（见图5.1和5.2）是抄录在400—500张人工剪裁的纸张上，这些纸张的规格大致为23厘米×17厘米。虽然纸张上的书写区域有所差异，但平均的书写区域大概是15厘米×10厘米。每一页纸通常包含15行文字，尽管这一数字即使在同一部手稿中也可能在14和20之间变化。至少有两份文本被认定是沃什人（Warsh）从纳菲（Nafi）传入的。 [14] 这些文本是使用褐黑色墨水写就的，其中元音“sukun”和“shadda”用红色表示。而“hamzat al-qat”则是用黄点表示。绿色只是在书写“hamzat al-wasl”时才会使用，正如纳蒂亚·阿伯特（Nadia Abbott）在《古兰经》的开篇几页上看到的那样。 [15] 章节的标题通常是使用红颜色墨水，而符号则使用褐黑色墨水（见图5.1）。
有些字母的形式很有特色。这些字母处于蜷缩的状态，同一行的书写高度几乎是一致的。例如，“fa’/lqaf”几乎与“alif”和“lam”高度一致，都与单词“basmala”开头的“ba”一样高，而“basmala”一词是《古兰经》几乎所有章的开头第一个单词，只有一章例外。单词‘Ayn写得很大。“sad”比较平缓，像是没有棱角的菱形，有时候会写得比较大，如在努尔《古兰经》手稿中（第7卷），有时候这个单词也会大到超出基准线，如在利兹版《古兰经》中（见图5.1）。作为中间字母的“ha”一般会写成平躺在基准线上的样式，就好像放在包裹上的一张弓。省略的“alif”通常会写成纤细的红色斜线。
这些西非《古兰经》手稿的一个特点就是有简单几何图形图案装饰，这些图案是用抄录文本所用相同的矿物颜料绘成的——褐色、红色、黄色以及偶尔会用的绿色。对利兹版《古兰经》检测表明黄色颜料很可能是雌黄，一种在马格里布其他地区都在使用的含砷硫化物，而且伊本·巴蒂斯也曾经提到过。 [16] 对红色颜料的检验则告诉了我们更多的信息——不同的地区使用不同的物质制作红色颜料：使用朱砂制作红色颜料是东边的特色，而马格里布地区使用胭脂虫制作手稿装饰，此外也用它来给皮肤染色。 [17] 这些西非《古兰经》手稿中的个人诗篇通常被三个黄圈组成的金字塔形图案隔开，这三个黄圈的外围轮廓则是红色的。一组由五篇诗歌或者十篇诗歌组成的诗歌组则被各种类型的实心圆标明。类似的边缘装饰将整个文本分成60等份（见图5.2），每个部分又更进一步分为8个小部分，每个小部分分别用写在长方形框中的字母“ba”（四分之一），“nun”（二分之一）和“tha”（八分之一）注明位置。将文本分成七个部分叫做“哈泰姆·阿扎布”，这种分法通常会用一个带圈的单词“al-sab‘”（意为“七”）来标记章节。文本在应当拜伏于地的地方也使用了一个带圈的单词“saida”。例如，在阿伯特考察过的一份手稿中，马利基教派接受的11个拜伏处中的10个使用了这种标记方法。 [18]
有一些手稿带有旁注，使用的是和标题一样的红色笔迹。其中有一些旁注补充了本章诗节、单词和字母数量等信息。另一些旁注则提供了代替性的文本以及朗诵技巧指导，在一个口述传统深厚的地区，这种旁注很符合人们的需求。在阿伯特考察的那份手稿中，旁注中有时候一个单词或词组会被要求重复多达11次，旁边说明要求在诵读《古兰经》遇见该单词或词组时，应当重复诵读它们。 [19] 阿伯特认为这种诵读方式是北非苏菲派的特色。
大多数此类小格式活页的《古兰经》手稿可以溯源到18或者19世纪。至少有一部注明了日期：1834年为博尔诺城法官制作的那本（见图5.2）。 [20]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能通过手稿材料推断其年代：它们抄录在带有独特的“三新月”水印的纸上，这种纸张是17世纪以后安德里亚·加尔瓦尼公司生产的。 [21] 有一些手稿甚至是17世纪制作的。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中的一部混合版的古抄本包含了来自不同手稿的片段（见图5.4），其中最后一页注明了年代为伊斯兰历1100年斋月（公元1689年6月）。 [22] 这一地区制作的最早的《古兰经》手稿是A.D.H.比瓦尔（A.D.H.Bivar）在尼日利亚迈杜古里（Maiduguri）考察的一部（见图5.5）。 [23] 这部手稿的文本字里行间有用加涅姆布语（Kanembu）写成的注释。加涅姆布语是卡努里人方言的一种，今天乍得湖周边博尔诺地区的一些人仍然在说这种语言。手稿的边缘写满了几种评注，其中包括古图比（al Qurtubi）的长篇注释，他在注释末尾说明注释是在伊斯兰历1080年6月1日完成的（公元1669年10月27日星期天）。比瓦尔认为这部双语形式的《古兰经》手稿和他在北尼日利亚见到的其他三部类似的手稿都是在比尔尼加札尔加穆（Birni N’gazargamu）制作的。比尔尼加札尔加穆是博尔诺帝国的前首都，1808年被当地的富拉尼人（Fulanis）摧毁。
在格式上，双语版的手稿与近几个世纪制作的典型的西非版本有所不同。它的文本格式更大（32厘米×23厘米），版面是小版本手稿的两倍。每页有8行文本，行间距很大，文本的书写方式与马格里布体有很多相似之处。字母处于一个平稳的基准线之上，并且有经典马格里布体的尖点和形状，同时有着较短的俯冲式收尾。同时字母有水平风格的变音符，而且字母“fa’”和“qaf”有着与众不同的尖点。典型的字母形状，如“alif”会带有梅花状的脚，平直的“sad”和“kaf”带有斜杠，而“dal”则像是噘起的嘴唇。诗节被金字塔状的三个球形标记出来。和小版本一样，装饰采用了简单的几何图形，颜色也是各种矿物颜料。图形标注在对开页的第二页，用以填充页面底部的空白，这种空白在普通版本的页面上通常会被标示文本的八等份线填充。
手稿末页的说明指出，这种抄录的传统在西非至少从15世纪与16世纪之交就存在了。带有加涅姆布语注释的《古兰经》手稿末尾的说明给出了抄录本书的书法家的家族世系，这位书法家的家族早在15世纪的最后20多年已经居住在博尔诺城了。
图5.4（左）载有不同文本碎片的综合抄本，最后一个对开页标注的日期是伊斯兰历1100年斋月（1689年6月）。
图5.5（右）《古兰经》手稿，有卡涅姆布语的行间注释和古图比（al-Qurtubi）写下的旁注。一些手稿还包含与标题相同的红色字体的边注。一些手稿提供了有关诗句、单词和字母数量的灵活的指导性信息，其他注释则提供了替代性的读法和背诵技巧的指导。
逐个确定这些手稿的制作地点是件困难的事情，因为它们很少包含书末的说明，即使有也比较混乱。这些《古兰经》手稿中的一部分大概与博尔诺城或者乍得湖周边地区相关，那些带有加涅姆布语注释的双语版《古兰经》稿可能是在这些地区使用的。一本1834年的《古兰经》手稿（见图5.2）是为博尔诺城的法官制作的，但手稿末尾的说明指出抄写员是在突尼斯苏威伊卡门（Bab Suwayqah）附近，这个地方是突尼斯阿拉伯人居住区北墙的一座城门。手稿说明指出这位抄写员是在一个叫“w-z-q”的村子里面抄写的这部手稿，并且将这个居住地的名字“w-z-q之村”使用另一种写法重写了一遍。蒂姆·斯坦利认为这位抄写员可能搬到了突尼斯，或者是在从他西非的家乡到突尼斯的途中。 [24] 阿伯特考察的那份手稿中的两处签名表明这份手稿是在卡里延（Qariyan）或者卡里亚（Qariya）抄录的。阿伯特发现巴克瑞提到卡里亚是突尼斯附近一座多泉水的山城。手稿边缘的备注提到抄录此手稿的书法家名字是穆罕默德·伊本·穆罕默德·伊本·米卡伊勒·伊本·法蒂玛（Muhammad ibn Muhammad ibn Mika’il ibn Fatima）。其中一次其名字的第个二穆罕默德后面出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字母“ta-sin”，另外两次则包含了一个非阿拉伯语词组，描述他是一位绘图的工匠。阿伯特推断这份手稿是抄录自一份更为古老的手稿，而这份更古老手稿的作者就是上述的这位默罕默德，然后这位默罕默德的签名又被来自“黑人的土地”南边的某人抄袭了，通过这个人这份手稿最终传入拉各斯，并于1935年在那里被人买下。
在这些西非手稿中使用的独特手写体很明显源自马格里布，但是学者们对于究竟哪种马格里布子类型书写体是其直接渊源争论不休。比瓦尔认为西非手写体源自伊夫奇亚，也就是包括今天突尼斯和西阿尔及利亚在内的这片区域的阿拉伯语名称。 [25] 他引用了北非伟大的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大约在1375年的一份陈述作为例证。伊本·赫勒敦记述道：逃离安达卢西亚的穆斯林书法家带来了一种更为雅致和流畅的书写风格，取代了早先在北非尤其是凯鲁万和马赫迪亚城（Mahdiyya）使用的书写风格。 [26] 赫勒敦继续写道，古老的手稿只保存在杰里德（Jarid）的几个小镇上。“Jarid”这个词字面意思是“手掌”，也指代突尼斯西南地区延伸到撒哈拉沙漠中那块地区。比瓦尔认为旧的书写风格也在萨赫勒地区南边保存了下来，他们是在穆拉维王朝征服上尼日尔河流域的时候带到此地的。比瓦尔主张将这种厚重有棱角的“伊夫奇”手写体与那种更为纤细灵活的手写体区别开来，他和侯达斯都认为，后一种手写体为“安达卢斯”体。
尽管颇有独创性，但考虑到很多从历史到古文书学的因素，比瓦尔的说法最终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27] 穆拉维王朝虽然将马利基派伊斯兰教以及很多其他特色事物带到了萨赫勒地区，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控制伊夫奇亚这个被推测为“伊夫奇”手写体发源地的地区，尽管他们可能从伊夫奇亚地区输入过手稿。 [28] 除此之外，10世纪突尼斯地区发展出迥异的更接近东部地区的风格。 [29] 有一份1015年抄录的法律文件，抄录地点几乎可以肯定是凯鲁万。这份文件带有很多东部地区手写体的特征，例如字母“sad”带有凸起部分，而位于中间的字母“ha”则像是降到基准线以下的数字“8”的形状。 [30]
相反，西非地区《古兰经》手稿中所采用的手写体与在摩洛哥和安达卢西亚使用的西马格里布体存在着许多共同点。 [31] 和马格里布体一样，书写字母“sad”时不带齿状尾巴，而书写位于中间的字母“ha”时也遵循了马格里布体而非东部地区的风格。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将西非地区制作的《古兰经》中的典型几页（插图5.1与5.2）与摩洛哥地区制作的一部《古兰经》进行对比。摩洛哥的这部《古兰经》是于伊斯兰历975年（公元1568年）为谢里夫苏丹马乌雷·阿卜杜拉·伊本·穆罕默德（Mawlay ‘Abdallah ibn Muhammad）抄录的（见图5.6）。 [32] 两份手抄本中的字母都带有俯坠的结尾和平缓的变音符。字母“alif”带有梅花状的脚，字母“dal”像是噘起的嘴唇，字母“kaf”则带有像斜杠的部分。两个版本中位于单词中间的“ha”均作屈身伏于基准线之上状，同时在单词“basmala”中起始字母“ba”都写得非常大。哈夫西德（Hafsid）统治者阿布·法里斯（Abu’l-Faris）于伊斯兰历807年斋月（公元1405年）捐赠给突尼斯卡斯巴（Qasba）清真寺的《古兰经》手稿中却未见这些特征。 [33]
图5.6 伊斯兰历975年（1568年）为摩洛哥的谢里凡苏丹马乌雷·阿卜杜拉·伊本·穆罕默德（Mawlay'Abdallah ibn Muhammad）抄写的《古兰经》手稿。
图5.7 布哈里的《圣训实录》手抄本，1419年。
西非《古兰经》手稿的布局设计延续了摩洛哥北部地区和安达卢西亚的风格。那部双语版《古兰经》（见图5.5）中的评注写在正文的四周，这种书信体传统也见之于存量极少的162封写给亚拉贡-加泰罗尼亚国王的书信中。这些书信出自西班牙和北非多位穆斯林统治者之手， [34] 其中一封日期为伊斯兰历745年8月10日（公元1344年9月17日）的书信是由格拉纳达纳斯瑞德（Nasrid）王朝统治者优素福一世（Yusuf I）写给亚拉贡统治者彼得四世（崇礼者）。这封信首先横向书写，然后环绕转圈书写直至写完整张信纸。这种书写方式和加涅姆布语双语版《古兰经》手稿的回环书写方式是一样的。来自西非的宗教著作，例如，让人们在周六诵读默罕默德名字以及启应祷文的祈祷用书就使用了小方块排版的格式。 [35] 这种格式在西马格里布地区很常见，包括1143年在科尔多瓦制作的一本很有名的《古兰经》。 [36] 而且这种格式直到19世纪还在继续使用，收藏在柏林博物馆和沙克尔收藏品中诸多的《祝福的证明》（ Dala ’ il al - khayrat ）一书的抄本就是明证。 [37]
西非《古兰经》手稿的装饰亦带有西马格里布地区装饰风格的特点。例如，由三个圆圈组成的金字塔形装饰就是这一地区悠久传统的一部分，这种风格也出现在制作于1143年的科尔多瓦《古兰经》中。西非《古兰经》和其他手稿中使用的图案花饰也与更北部地区的传统有关。较大的手稿页板上的装饰与摩洛哥柏柏尔人地毯上的纺织纹路很相像。例如，我们可以将利兹版《古兰经》手稿第六章最后一首诗节所在的那一页（见对开页81b图）与来自中阿特拉斯山（Atlas）的一条宰穆尔（Zemmoura）平织毯进行对比。 [38] 书籍的矩形页板上的那种对角线、曲折线和带状装饰是马里泥浆染布做成的衣服上的常见样式。这种衣服是用拔染方式染成的泥浆布条缝制在一起制成的。 [39]
西马格里布手写体很久以来在这一地区都是模范体。西非地区存留下来最早的阿拉伯书法作品是一组墓碑篆刻作品。 [40] 墓碑中至少有四块似乎是在安达卢西亚的阿尔梅里亚（Almería）雕刻完成后装船运到西非，并成为当地人临摹书法的模板。摩洛哥手稿也输入到了西非地区。例如，卡迪（Kati）藏品中最早的法典就是在摩洛哥制作的，这一点从法典中转录于1419年的《真迹》（Authentic）一书的风格可以看出（见图5.7）。 [41] 与此相类似，索科托城（Sokoto）的马拉姆·纳格瓦马特瑟（Malam Nagwamatse）藏品中包含《通过承认天选者权利而获得治愈》一书的抄本。这本作者为伊亚德·伊本·穆萨（Iyad ibn Musa）的书很可能是16世纪或者17世纪在菲斯城转录的。 [42]
这样我们就可以勾勒出西非阿拉伯书法发展史脉络的大致轮廓。十分明显，西非当地的统治者皈依伊斯兰教以后阿拉伯书法就在这一地区得到了阅读和欣赏。摩洛哥的环球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曾于1353年到达过这一地区。他提到瓦拉塔（Walata）的当地人定期学习宗教法律和背诵《古兰经》。 [43] 他还提到，在马里首都为他举行的宴会上，人们把装着《古兰经》的箱子搬了出来，诵读了全文。 [44] 随着这一地区清真寺的拔地而起，很多《古兰经》手稿被捐赠给清真寺以供公众阅读。
由于一些现实的原因，主要是纸张的匮乏，很有可能在早期的几个世纪中手稿多数是输入进来的，很可能是从摩洛哥。伊本·白图泰注意到马里的国王向菲斯城派遣了一些乌里玛（‘ulama），并且与马里尼德（Marinid）王朝的统治者阿布·哈桑互派使节。这些使节可能也带回了一些书籍，因为用书籍作为官方礼物很流行。例如，插画表明萨非（Safavid）王朝的使节经常赠送书籍给他们的对手奥斯曼人。 [45] 学者们也经常从北边将书带到西非地区。方多·卡迪图书馆（Fondo Ka’ti Library）的一份手稿记录表明此书是1467年在从托莱多（Toledo）去往西非的途中，在撒哈拉沙漠绿洲一个叫图瓦特（Tuwat）的地方购买的。 [46] 朝圣者很有可能也带回了一些《古兰经》赠与家人和朋友。 [47]
随着书面传统取代口头传统的日益流行以及可获取的资料日益增多，西非人开始制作他们自己的手稿。这种制作可能早在16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并且在17世纪逐渐增多。这主要是一方面书籍写作增加，主要是新的编年记录材料；另一方面来自波代诺内（Pordenone）和其他威尼托（Veneto）地区的欧洲水印纸也在增加。西非地区的阿拉伯手稿变得很常见，以至于我们有机会讨论这一地区手写体的鲜明特征。这种情形可以与伊斯兰世界的另一个边陲之地印度的情况进行对比。德里的苏丹们在13世纪初将伊斯兰定为国教，然而一种很有特色的书写体比哈尔语直到14世纪末才出现，在15和16世纪才流传开来。 [48]
观察这些手稿我们会发现西非地区生产纸张只是局部地区的情况，这些纸张非常昂贵，输入的纸张常常是从一大块纸上切下来的，有时候一部手稿中会出现不同类型的纸张。例如，利兹版的《古兰经》（见图5.1）就使用了三种不同的纸张。 [49] 阿伯特考察的那份则主要使用了带有阿拉伯语水印“ya nasib”和一位骑手形象的纸张。“ya nasib”对应的罗马字母拼写的名字是贝尼亚米诺·阿尔比布（Beniamino Arbib）。但是这份书稿也包含了两页沉重的带有“三新月”水印的纸张。从纸张的设计看得出来造价不菲。抄录员恨不得在所有的空白处都写上文字，例如加涅姆布语双语版《古兰经》手稿的抄录员就是这么做的。笔也很昂贵。布洛克特（Brockett）对利兹版手稿仔细检查后发现，笔尖写到后面越来越钝，可以看出来抄录员想尽量久地保护笔尖。文本和图案装饰所用的墨水和颜料也是本地出产的。手稿中也没有使用黄金这种马格里布其他地方手稿发烧友标志性的选材。没有使用黄金颇具讽刺意味，毕竟黄金是这一地区的主要输出品。
形式和装饰各具特色也表明西非的手稿制作更多的是一种家庭制作模式，而不是像正规的学院那样遵循一整套程式的制作模式。纸张页面上没有行线，同一本手稿中每页的行数也不固定。边缘的注释也随意添加在各个位置和方向。目前没有迹象表明抄录者和插图师之间有着分工，事实上，阿伯特考察的那部《古兰经》中的注解表明这两者是同一人。相对照而言，抄录和插图在伊朗和非洲东部地区12世纪以后就已经分工明确了，而马格里布地区也在稍后完成了分工，这一点通过签名和颜料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到。 [50] 这些西非手稿的装饰由简单的设计所组成，常常是从纺织物上吸取灵感，直接将其装饰图案使用在手稿上。对比而言，东部地区手稿那种精美的阿拉伯花饰图案需要底图和模板，而这些底图和模板是工作间实践的一部分。 [51] 在东部地区，书法的规范是由师傅传授给徒弟的，这种传授是通过有组织的学校训练、书面指南和各种字体的字帖集实现的。书写传统的法典化使得手迹鉴定变得十分困难，虽然不是绝对不可能。 [52] 相反，在西非地区即使是学习阿拉伯语也常常是通过口头和可视化的方式（而不是书面和动手实践的方式），更为常见的是通过写字板的方式教授。 [53] 因此，我们就不难发现西非手稿远没有一种“堪称典范”的手写体，更多的是各式各样的个人手写体。
尽管西非《古兰经》手稿的手写体风格各异，我们还是能将其与东部地区即今天苏丹共和国的手稿区分开来。抄录于今天苏丹共和国这一地区的手稿包括1881年（手稿编号619）抄录的现藏于利兹的一份以及沙克尔收藏的一份伊斯兰历1296年斋月（公元1879年8月）抄录的手稿（见图5.8）， [54] 其中最主要的区别是手稿的读法。利兹版手稿中包含巴斯兰·阿布·阿马尔（Basran Abu ‘Amr）的朗诵方法，这个版本只在“黑人的土地”东部地区广泛流传。 [55] 这可以与利比亚和西非地区手稿中常见的瓦肖的读法（Nafi‘ via Warsh）区别开了。 [56] 因此，鉴别单个手稿中包含的读法在出版一份《古兰经》手稿时非常必要，尤其是近几个世纪出版的手稿。
源自“黑人的土地”地区东部的这两部《古兰经》手稿中的手写体也不一样。这种手写体源自一种叫“纳斯赫体”的常用圆体字。它的一些字母的形状与东部地区相像，尤其是位于中间位置的字母“ha”写得像数字“8”而不是平弓形状。这种手写稿朝着左边倾斜，这种特征在伊斯兰历1162年10月（公元1749年9—10月）抄录的一份《古兰经》手稿中和桑给巴尔地区（Zanzibar）也曾经出现过。 [57] 和沙克尔收藏品中的那部手稿一样（见图5.8），桑给巴尔的这部手稿使用的纸张更大（33厘米×22厘米）。它具有颇具特色的印度比哈尔语手写体手稿的某些特征，例如在手迹字体很大时，页面上方和下方会有横线，以及在手稿的开头、中间和结尾存在插图页。
图5.8 哈吉·艾哈迈德·穆罕默德·伊本·艾哈迈德·穆萨（al-Hajj Ahmad Muhammad ibn Ahmad Musa）抄写的《古兰经》手稿，撒哈拉以南非洲东部，1879年。
总之，西非地区手稿所使用的手写体是北非使用的马格里布体里面很有特色的一个次级书写体形式。西非的抄录员使用了“理想的”《古兰经》手稿手写体的一种变体形式。与其相同的手写体也在其他一些历史和科学文本中出现过。这种手写体字迹很潦草，明显地朝向右边，但字体的形状和在每行基准线上的位置比较一致。尽管不如东部地区熟练手写体那样优美，并且字体边缘也很粗糙，但西非的阿拉伯手写体活力十足，生动呈现了伊斯兰教精力旺盛的传统。这种传统最近几个世纪在这一地区十分兴盛。西非地区的手写体值得更为详尽地研究，尤其考虑到这里存在着很多次级手写体书法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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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科尔清真寺，16世纪—18世纪通布图地区高等教育的中心。
[1] 参见，例如，卡迪图书馆的一篇文章，http：//www.saharanstudies.org/projects/kati/，或者奥斯陆大学关于通布图图书馆的文章，http：//www.sum.uio.no/timbuktu/index.html。
[2] 浏览“通布图图书馆古代手稿”这一展览，见http：//www.loc.gov/exhibits/mali/。
[3] 例如，伦敦努尔收藏中就包含两部来自西非的《古兰经》手稿。参见Bayani et al.（1999：numbers 6，7）。蒂姆·斯坦利的论文《西苏丹的〈古兰经〉手迹：马格里布和伊夫奇亚体》的注释1提供了一个关于其他手稿的清单。出版品质最好的一部手稿是插图5.1展示的收藏在利兹市副本，参见Brockett（1987）。纳蒂亚·阿伯特（Nadia Abbott）（1949）20世纪40年代考察过的一部手稿是最早出版的手稿之一。都柏林的切斯特·贝蒂图书馆收藏了五部《古兰经》手稿，它是伊斯兰世界之外最大的《古兰经》手稿贮藏地之一，参见Arberry（1967：numbers 131 and 239—242），但只有一份双页插图（手稿1594）和一张书籍封面（手稿1599）的图片出版过。巴黎国家图书馆收藏了10部手稿，但是没有出版过插图照片，参见Déroche（1985：手稿编号334-343）。其他手稿的彩色复制品包括加桑·沙克尔藏品中的手稿（Safwat，2000：numbers 73）和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的一部[编号C-1689；Petrosyan（1995：numbers 67）]。
[4] 就手迹（script）这个词，我遵从迈克尔·古利克在一篇关于手迹的文章导言中给出的定义，这篇文章收录在特内（Turner，1996：303）主编的《艺术辞典》第28册中。迈克尔将手迹定义为“书写系统或风格。手迹是可以辨认的，它们的特点可以被罗列出来，它们是字母表上的字母或者符号的一种具有连续性的图像表达。”一种手迹因此就是一种假定的模式；是哪一只手或是某个特定的人写的都可以被区分开来。古利克以斜体字为例，米开朗琪罗和伊丽莎白一世女王都写斜体字，但是他们的手迹非常不同。关于诺姆·乔姆斯基提出的语言学概念“能力”（competence）与“表现”（performance）在早期莎草纸上的阿拉伯书写中的运用，参见Khan（1993：19）。
[5] Houdas（1886）。对于他作品的评价，参见Déroche（1994）。
[6] 感谢穆罕默德·扎卡里亚向我们清晰描述了今天马格里布地区所使用的笔。在当代阿拉伯书法的这一点以及其他很多方面，他都是一位传统风格的大师。
[7] 关于这种笔的实例，参见Déroche（2000：114-115以及图34）；Guesdon & Vernay-Nouri（2001：number 6），这一实例图片也在布莱尔（Blair，2006）的作品中翻印过。
[8] 皇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Royale），拉巴特（Rabat）（1810）；这一文本在多兹1992年一本书中也提及过（Dodds，1992：编号77）。这一文本是以较大的松散的菲斯体转录的，而边缘的注释则使用的是较小的安达卢西亚。
[9] 关于这一点，参见Blair（2006：Chapter）。
[10] 这种例子可以参见Gibb et al.等（1960），在这本书中“黑人的土地”一文也分成了关于东部地区和关于西部地区两部分。
[11] 夸瑞奇目录（Quaritch Catalogue）（1995：number 21）。这份手稿之前是收藏在芝加哥纽贝里图书馆（手稿235），他们是从亨利·普罗巴斯科藏品中获得这份手稿的。亨利的藏书标签上的日期是1890年12月1日。
[12] 另见Déroche（2000：309 and figures 86，87）。
[13] James（1980：number 115）；Safwat（2000：number 73）。
[14] 这种情况也适用于收藏在利兹的手稿（见图5.1）；布洛科特（Brockett，1987：45）所提手稿；以及圣彼得堡的那份手稿（Petrosyam et al.，1995：number 67）。
[15] Abbott（1949：64）.
[16] Brockett（1987：note23）.
[17] Déroche（2000：155-156）.
[18] Abbott（1949：64）.
[19] Abbott（1949：64）。
[20] 夸瑞奇目录（Quaritch Catalogue）（1995：number 21）.
[21] Walz（1988）.另见乔纳森·布洛姆本册文集中的文章。
[22] Déroche（1985：number 334）.这份手稿比典型的西非手稿（20厘米×15厘米）要小，而且抄录在“东方的”纸张上，它很可能是来自“黑人的土地”。
[23] Bivar（1960）。和东南亚的情况一样，将这一地区的收藏品进行编目无疑会使一些早期的手稿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1987年，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C.C.斯图尔特发起了一项名为阿拉伯手稿管理系统（Arabic Manuscript Management System），以期为西非萨赫勒地区的手稿提供在线目录。阿拉伯手稿管理系统数据库2.0版收入了布提利米特、毛里塔尼亚（Mauritania）、尼日尔（Niger）、巴黎、通布图和伊利诺伊埃文斯顿这六个收藏点的19000件手稿。该数据库的3.0版可以在网站http：//test.atlas.uiuc.edu/amms/ammsinfo.xhtml#acks上找到详细的介绍。这一新的版本使添加新的材料和通过网络接触这些收藏中材料更为简便。同时这一新的版本也为汇集高质量和大量的阿拉伯手迹提供了机会。至少在殖民时代之前，这些阿拉伯手稿在西非广大区域颇为常见。关于毛里塔尼亚的手稿收藏，参见威尔纳（Werner）（2003）。
[24] 夸瑞奇目录（Quaritch Catalogue）（1995：number 115）。另见Bayani et al.（1999：32）一书收录的斯坦利的论文。
[25] Bivar（1968）；Brockett（1987）接受了比瓦尔的观点。
[26] Ibn Khaldun（1967：2：286）。
[27] 参见斯坦利在其收录于巴雅尼等编著的书（Bayani et al.，1999：33—34）中所提出的批评意见。
[28] 关于穆拉维王朝和这一地区，参见吉本等编著的《伊斯兰百科》中的“Murabittun”和“Maritanniya”这两个词条（Gibb et al.，1960）。
[29] 关于马格里布手写体以及突尼斯地区和更西边地区使用的手写体之间的差异，参见Déroche（1999）。
[30] 这一点可以在Bayani et al.（1999：32）一书中见到。
[31] 比瓦尔将这一手写体确定为伊夫奇风格是基于伊本·赫勒敦使用过这一名称。然而这一做法不可避免遇到一些问题，一些学者依据伊本·纳蒂姆在《书目》一书中给出参考来识别早期阿拉伯手写体时也遇到相同的问题。没有明确日期的手稿和已经确定的例证，尽管并非完全不可能，但很难将书中所提及的名字与现存的实例一一对应起来。
[32] 伦敦，BL 1405；Lings & Safadi（1976：number 50）；Lings（1976：108-110）；Safadi（1978：figures 79，80）；Blair（2006：Figures 12，13）。
[33] 巴黎，国家图书馆，手稿编号389-392；Déroche（1985：numbers305-308）。
[34] Alarcóny Santón & García de Linares（1940）；Valls i Subirà（1978）.
[35] 巴黎，国家图书馆，手稿，阿拉伯文，编号6869；Guesdon & Vernay-Nouri（2001：number 39）。
[36] 伊斯坦布尔大学图书馆，手稿编号A6755；Dodds（1992：number 75）。
[37] Kröger（1991）；Safwat（2000：number 71）。这一文本是摩洛哥人苏菲·贾祖里所写的祝福默罕默德的祷告词的集子。这一文本在从马格里布到东南亚的地区很流行。见Blair（2006：Chapter 12）。
[38] 在菲斯克（Fiske，et al.，1980）的书中引用了很多这种平织毯的例子；Pickering et al.（1994）。
[39] 参见Turner（1996），条目“马里”下第三项“纺织业”。
[40] Sauvaget（1949）.
[41] FK36，Hofheinz（2003）。撒哈拉研究协会的项目网页上有这份手稿的图文说明，见http：//www.saharanstudies.org/projects/。
[42] Bivar（1968：plate Ⅲ）。
[43] Ibn Battuta（1993：4：951）.
[44] Ibn Battuta（1993：4：957）.
[45] 例如，在洛克曼（Loqman）的《塞利姆可汗之书》1581年的一份复本中包含了一幅两页的插图，表现了萨菲王朝的使者沙赫库里（Shahquli）1567年向塞利姆二世赠送礼物，尤其是书籍的场景；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皇宫图书馆（Topkapi Palace Library），手稿编号A3595，第53b-54a页；插图复制图收录在Blair & Bloom（1994：figure 308）。
[46] 方多·卡迪图书馆的馆藏可以访问网页http：//www.saharanstudies.org/projects/kati/。
[47] 例如，名为阿布德·卡德尔（‘Abd al-Kader）的人就从他朝圣归来的父亲那里获得了一部小型的标准奥斯曼版《古兰经》，他的父亲是在1827年朝圣的；巴黎，国家图书馆，手稿编号，7252；Guesdon & Vernay-Nouri（2001：number 1）；Déroche（2004：figure 3）。
[48] Blair（2006：Chapter 9）.
[49] Brockett（1987：48）.
[50] 例如，光谱分析表明一部13世纪或者14世纪马格里布地区抄录的《古兰经》抄本[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编号6935；Déroche（1985：number 302）]上有使用蓝色石青石做成的可辨识的标记，但是边缘装饰的蓝色则是使用更为昂贵的青金石制作而成。（Déroche 2000：152-153）
[51] 更多关于底图纸张的使用和不同的设计类型，参见Bloom（2001）。
[52] 例如，14世纪早期的几位木八刺沙就属于这种情况。从书法的风格上，我们无法得知到底有多少不同的个人使用过这一名字。
[53] 例如，波特与巴拉卡特（Porter and Barakat 2004：number 104）的书中所展示的书写板，或者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国立非洲艺术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African Art）收藏的几个藏品（2001-16-1 and 2001-16-1）。可以通过他们的网站http：//www.nmafa.si.edu/访问。
[54] 利兹版手稿是在马赫迪国（Mahdiyya）灭亡后不久在苏丹获得的（见Brockett，1987）。沙克尔手稿中包含了几处由带有赫勒万（Hilwani）血统的人留下的注释，赫勒万是今天埃及与苏丹边境上的一个小城镇（见Safwat，2000：number 72）。
[55] 相关的鉴别参见Cook（2000：74-75 and figure 12）。
[56] 相关的不同读物，参见达蒙·麦考利夫（Dammen McAuliffe）（2001），《古兰经》读物；Brockett（1988）。
[57] 努尔收藏 古兰经706号；Bayani et al.等（1999：number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