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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张是由中国人在基督诞生前的几个世纪内发明的。中国使用纸张作为书写材料始于公元后第一个千年的初期。在这之后的一千年时间内，伊斯兰文明将西亚和北非统一在单一的文化氛围下，受益于伊斯兰文明这一中介，纸张和造纸术从中亚的沙漠地区传入了大西洋沿岸的摩洛哥和西班牙。意大利的纸张和造纸术也是从阿拉伯世界传入，纸张和造纸术从西班牙和意大利传到了西欧的其他地方，并且在15世纪中叶随着古腾堡发明活字印刷进一步发展。这种柔韧、牢固并且相对便宜的书写材料使得大规模的印刷书籍比费力地抄录在羊皮纸上的手稿更为常见，也更易获得。 [2]
在公元后第二个千年的初期，纸张已经为人所熟知。从埃及到摩洛哥的整个北非伊兰斯地区都在使用纸张。这样也使得纸张向北扩散到了基督教影响下的欧洲。然而，纸张跨越撒哈拉沙漠向南扩散到所谓“黑人的土地”的过程与其向北扩散的过程差异颇大。公元1000年以后，基督徒控制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地区，这一地区的造纸师改进并超越了他们南方伊兰斯地区同行的技艺，并将自己的纸张和造纸技艺输出到了西欧和南欧的其他地方。与此相反，虽然纸张和纸质手稿肯定穿越了撒哈拉沙漠被输入到西非的伊兰斯中心，造纸术却直到殖民时代才被引进到这一地区。这种长期的延滞意味着在“黑人的土地”地区，纸张几个世纪以来都是一种昂贵的进口奢侈品，而不是像在其他伊斯兰地区那样成为学术和文化变革的引擎。
在中国，纸张似乎首先被当作是一种用于包装的纺织材料，直到公元第一个千年的初期，它才被用来取代中国人先前用于书写和绘画的竹简和丝帛。纸张和造纸术被来自其起源地——中国东南地区——的佛教徒、传教士和商人带到了整个东亚地区。他们发现纸张在收集和传播佛教经文方面作用很大。佛教徒将纸张和造纸术向东传播到了韩国和日本，向南传播到了越南，向西传播到了中亚，因为去往佛教发源地印度的路线被喜马拉雅山脉所阻断。很奇怪的是，尽管很多佛教徒到达了印度，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在这一时期已经将造纸术带到了印度。也许是因为印度人已经使用棕榈树叶制作令人满意的书写材料了。他们把修整过的棕榈树叶用细绳串联起来制作书籍。
纸是将植物纤维浸泡捶洗成浆水，然后使用纸模捞取，最后风干而形成的。几乎所有的植物中都存在不同数量和不同质量的纤维。同时，各种使用植物制作的材料，包括纺织品、旧抹布、绳索或者网里面都含有纤维。尽管汉字“纸”表明中国人最初使用植物和废弃的纺织纤维制作纸张，但他们很快就开始使用柔韧的（植物）纤维，尤其是一些植物和灌木的内层树皮制作纸张。这些植物包括竹子、构树、藤条和苎麻等。这些植物大量生长于温暖而湿润的中国东南地区。他们将这些纤维收集起来，浸泡然后捣成悬浮的浆液，然后使用模具捞取、晾干。当造纸术传到气候有差异的其他地区，适当的技术调整不可避免。例如，在中亚极端干旱的气候中，竹子和藤条都无法生长，当地的造纸师将破布和旧绳子加到从亚麻和其他麻类植物中获得的韧皮纤维中。我们对于早期纸张的知识很多都源于中亚沙漠地区的考古发现，这里的极端干旱气候保存了其他条件下无法保存下来的碎片。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密封在中国甘肃省敦煌的一个洞穴中的纸质经卷。这些超过30000册的经卷是公元12世纪早期密封于此的，其所用纸张中的一部分肯定是从其他地区输入的，另一些则是当地生产的。
随着公元7世纪早期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的出现，以及632年先知默罕默德逝世后伊斯兰教在西亚地区的传播，伊斯兰军队开始涉足中亚的西部地区，并且于公元8世纪开始在那里常态化存在。751年，他们在怛罗斯之役打败了中国人，理论上打开了伊斯兰向中亚东部地区渗透的大门，然而他们决定停止向东扩展。相反，来自呼罗珊（伊朗西北部）和中亚的人才和思想在伊斯兰文明促进伊拉克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穆斯林官僚集团以前使用的古代地中海地区流行的两种方便的书写材料——莎草纸和羊皮纸。这时候，他们从中亚地区获悉了纸张和造纸术。莎草纸虽然便宜，但是只有生长莎草的埃及地区才能生产这种纸张，而使用动物皮革制作的羊皮纸虽然几乎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生产，但是制作羊皮纸需要屠宰动物，因此很昂贵。纸张融合了这两者的优势：相对而言便宜，而且几乎在所有地方都能生产。在很短时间内，造纸术就被从中亚引入到伊朗和伊拉克。到公元800年的时候，新阿拔斯王朝（Abbasid）的首都巴格达和旧倭马亚王朝（Umayyad）的首都大马士革已经能生产棉浆纸。一个世纪以后，今天的埃及开罗地区开始生产纸张，导致有着4000年历史的莎草纸制造业逐渐衰落。到公元1000年造纸术已经从北非传入西班牙。
第一个提到“纸浆纸”的西班牙人是穆斯林诗人和百科全书编撰者伊本·阿卜杜拉本（Ibn ‘Abd al-Rabbih）（860—940）。在他的百科全书《独特的珍珠》中，他讨论了最适宜在羊皮纸、莎草纸和纸浆纸上书写的不同类型的苇管笔。考虑到著述这本书的年代较早，他很可能不是在西班牙，而是在去麦加朝圣的途中接触到纸浆纸的。 [3] 到10世纪中叶，生活在这一时期的辞典编纂家伊本·阿尔·安达卢斯（Ibn Hani al-Andalusi）很可能已经能接触到相当数量的纸浆纸了，因为他曾让学生用纸从他的私人图书馆抄录书籍。据说倭马亚哈里发和藏书家哈卡姆二世（al-Hakam II）（公元961—76年在位）曾经收藏的书籍数量达到了难以置信的400000册，但是目前已知传世的只有一册（公元970年抄录）。 [4] 造纸业在伊比利亚半岛很快成为主要产业，产品不仅输出到穆斯林世界，而且输出到新近征服的瓦伦西亚行省和亚拉贡行省。这一地区需要大量的法律文件，因此对书写材料有着异乎寻常的巨大需求。尽管伊比利亚的造纸师很快将他们的产品输出到法国、意大利以及欧洲的其他地区，资料显示，甚至一直到14世纪（摩洛哥）菲斯城仍然将一些精美的纸浆纸装船运到马略卡岛（Majorca）和亚拉贡。 [5] 13世纪的时候，意大利人开始在热那亚附近造纸，他们是从加泰罗尼亚人（Catalans）那里学到的技术。然而，意大利的主要造纸中心要么位于意大利中部的法布里亚诺，这里的造纸业可以追溯到13世纪中叶；要么位于意大利北部的特雷维索、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帕尔马、米兰和威尼斯，这些地方的造纸业可以追溯到14世纪中叶。
与阿拉伯和西班牙纸浆纸相比，意大利纸张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引入了水印技术。这是一种在造纸过程中印在纸张上的一个很小的设计——大多时候是人像。这种设计充当着商标的功能。带有水印的陈旧文件让学者们能够编目和纪年这些文件的演化顺序，同时水印也能够帮助确定未标明日期的文件年代。与此相反，伊斯兰地区生产的纸张从来都不带有水印，从而使得确定这些文件的年代比较困难。西班牙生产的早期纸张上有着标志性的“Z”形纹路，这种纹路的意义不甚明了，也许是模仿羊皮纸上的印记。
伊斯兰地区的中部和东部地区最早接受纸浆纸，纸浆纸的引进给行政和学术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了变革性影响。因为从官僚到各门学科——从宗教科学到天文学、纯文学、烹饪技艺和大众文学——的学者和作者都开始使用它。然而，在最初的几个世纪里，穆斯林似乎在将《古兰经》抄写在纸张上这件事上犹豫不决。他们更倾向于使用传统的羊皮纸，或者是对开页横向装订模式，然后组装在一起，或者串联成书。到10世纪中叶，来自伊朗的抄录员开始在纸浆纸上抄录《古兰经》，从而带来了两种变化：第一是垂直格式或者直式格式的《古兰经》手稿逐渐成为标准；第二是从古老的抄写员手迹中，书法家创造性地运用新的流畅手写体抄录《古兰经》。
这张图里显示的是羊皮纸，由动物皮制成。到处都可以制造这种纸，但它很贵，因为涉及到屠宰动物。通布图手稿中很少有写在羊皮纸上的。但是很多手稿被装在皮套中，或带有皮面。
虽然如此，当其他地方都开始使用纸浆纸时，伊斯兰世界西部地区的作者仍然继续使用羊皮纸。他们继续使用古老的书写体及其变体，而不是使用在其他地方已经成为时尚的新书写体，主要原因似乎是这一地区远离西亚地区的伊斯兰文化中心而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政治和文化形势也加剧了这种状况——新的倭马亚王朝哈里发对安达卢斯地区的统治一直持续到了11世纪。而在北非地区，什叶派法蒂玛王朝（Shi‘ite Fatimids）10世纪早期的到来意味着这一地区将更加孤立于其他地区的发展。到11世纪的时候，随着重新与东方建立起牢固的关系，落后的书写模式最终被抛弃了。此外，伊夫奇亚行省（相当于今天的突尼斯）和西里西亚行省是重要的牧羊业、皮革和羊皮纸制造业中心。同时兽皮出口也是当地的重要产业。现今保存的很多书写在羊皮纸上的《古兰经》都来源于公元9或10世纪的凯鲁万地区（Qayrawan），尽管这些手稿上均未注明年代。《保姆〈古兰经〉》是突尼斯最为著名的手稿之一，它是由文具商阿里·伊本·艾哈迈德·瓦拉克（‘Ali ibn Ahmad al-Warraq）于1020年为齐里王朝（Zirid）统治者穆兹·伊本·巴蒂斯（al-Mu‘izz ibn Badis）的保姆所抄写和装帧的。这一时期其他地区的书法家会在纸浆纸上抄录所有书籍，包括《古兰经》。现存最古老的抄录在纸浆纸上的马格里布地区的《古兰经》手稿可以追溯到1139—1140年， [6] 然而一直到14世纪甚至15世纪，书记员还在继续使用羊皮纸。即使在纸浆纸随处可见的时代，马格里布地区的抄写员也继续使用羊皮纸抄录其他手稿。例如，一个叫穆罕默德·伊本·哈卡姆·伊本·赛义德（Muhammad ibn Hakam ibn Sa‘id）的人将阿布·哈蒂姆·斯基斯坦尼（Abu Hatim al-Sijistani）所著的《棕榈之书》用独特的北非（马格里布）书写法转录到了一本27块羊皮纸页组成的书稿上。他是在公元1004年3月26日完成这项工作的，而在同一时间的世界其他地方，书籍肯定会是抄录在纸浆纸上的。 [7] 除此之外，尽管埃及的写信人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已经过渡到使用纸浆纸，但在开罗贮存室文件（与中世纪犹太团体有关）中发现的来自突尼斯的私人信件和账目一直到11世纪中叶仍然是写在羊皮纸上。开罗贮存室的文件也表明：突尼斯人是从埃及这里获得的纸浆纸。 [8] 虽然如此，据说北非早在9世纪就已经接触到了纸浆纸——也许至少人们希望如此。 [9]
可以肯定，北非在11世纪已经存在造纸业。中世纪时期对阿拉伯造纸术的记载目前仅见于一本关于书籍制作的专著。这本专著是齐里王朝王子塔米姆·伊本·穆兹·伊本·巴蒂斯（Tamim ibn al-Mu‘izz ibn Badis）（1031—1108）所写，这位王子统治了今天的阿尔及利亚东部和突尼斯地区。 [10] 很奇怪的是，他没有提及制作羊皮纸的过程，尽管他给出了制作能在羊皮纸上书写的彩色墨水的配方。根据伊本·巴蒂斯所说，造纸的过程是：
将最好的白色亚麻重复浸泡在水和生石灰中，用手揉搓后放在太阳底下晾晒，直到纤维从茎秆上脱落。再将纤维放在清水中洗掉石灰，用杵臼捣碎直至细末状，将这些浆状的细末放到水中，然后用模具捞取成纸张。模具是利用稻草制成的筐状物和固定物，以及可拆卸的墙板。在这个模具下面有个空心的肋拱，亚麻纤维需要使劲手动捶打直到它们充分融合，再用手均匀地将这些纤维洒在模具里，以保证纸张厚薄均匀。水沥干以后，就可以在模具里获得比较好的结果，然后将其放在一块平坦的木板之上，接着将它挂在墙上，用手捋顺，干了之后它会自行分离和脱落。 [11]
总体而言，伊本·巴蒂斯的文本是很落后的，因为他没有提到造纸师常用破布纤维。而且在他的描述中，造纸时用的是一个漂浮的模具，而伊斯兰世界的大多数造纸师很早就用一个由浸泡和排水两部分组成的模具取代了以前的那种模具了。因此，相对于中世纪很多伊斯兰世界的操作手册，伊本·巴蒂斯的书长于理论而短于实践。
尽管缺乏注有日期的手稿，但14世纪作家伊本·阿比扎（Ibn Abi Zar’）的报告证实了北非人在伊本·巴蒂斯的有生之年已经开始生产纸浆纸这一判断。阿比扎写道，到12世纪末，菲斯城有472座造纸坊。 [12] 不管这一数据准确度如何，菲斯的造纸业也受益于穿越这座城市工业中心的湍急溪流。这条溪流至今仍然为染工和制革工人提供了大量的淡水，并且很可能为当时的捶打纸浆的作坊提供了动力。资料显示，到14世纪的时候，菲斯城依旧在向马略卡岛和亚拉贡运输精美的纸张。 [13]
然而，到14世纪中叶，北非的阿拉伯档案馆开始使用意大利的纸张。欧洲的基督教徒从穆斯林那里学会了造纸技艺，他们能够更好更廉价地造纸，因为他们能够控制丰富的流动水流来为他们的造纸坊提供动力。除了他们的技术优势以外，欧洲商人将他们的产品以低廉价格“倾销”到北非和西非市场，从而摧毁了当地的造纸业，最后垄断了市场。到14世纪中叶，一封由突尼斯苏丹写给亚拉贡-加泰罗尼亚国王彼得四世的信件写在了带有狮鹫水印的信纸上。这封日期为1350年12月8日的信很可能通过贸易从意大利送至突尼斯。 [14] 另一份日期为1360年2月23日的信件写在了既包含水印，又包含西班牙独有的锯齿条纹的纸张上。这种纸张很可能是意大利专门为北非和加泰罗尼亚设计的。 [15] 与此同时，埃及作家卡尚迪（al-Qalqashandi）（1418年逝世）声称输入埃及的欧洲纸张是质量“最差的”。 [16] 一直到17世纪，埃及人继续制造着拜莱蒂纸（waraq baladi）。但是开罗的马哈玛（Mahkama）法院到16世纪中叶已经在使用欧洲的纸张了，而这一地区发现的最早带水印的纸张是1524年热那亚地区制造的。 [17]
穆斯林一开始对于使用欧洲的产品颇感不安，尤其因为其中的一些纸张带有诸如十字或动物水印，这尤其会招致保守人士的反对。常见的水印包括一只手（或手套）和锚，这是热那亚地区典型的水印样式；一只牛头和壶，这是法国典型水印样式；三层铃上面插着一枚十字架；以及王冠、星状物和新月。16世纪早期出现了以三枚新月为图案的水印，并且在17世纪到19世纪这段时间广受欢迎。这种纸在意大利被称作“三月纸”，而在阿拉伯世界则被称为“希拉利纸”（waraq hilali，月亮）。 [18] 在阿尔及利亚西部的特莱姆森城（Tlemcen），知名法律专家阿布·阿卜杜拉·伊本·迈尔祖格（Abu ‘Abdallah ibn Marzuq）（1439年逝世）曾经在1409年8月21日作出过一个长篇法特瓦（fatwa，法律裁决）。这份标题为“关于允许在基督徒制造的纸张上书写的决定”的法特瓦表明到15世纪初期，意大利的纸张已经完全取代了当地的纸张制造。根据这份文件我们可以看到，特莱姆森、菲斯和安达卢西亚都曾经生产纸张，但最后全部停止了。虔诚的穆斯林因此被迫在带有水印的欧洲出产的纸张上写字，但是纸张设计带有十字或者生物形象，这让他们感觉受到了冒犯。伊本·迈尔祖格的法特瓦从宗教仪式的纯洁性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认为将阿拉伯文字写在这种纸上会消除其中的基督崇拜。伊本·迈尔祖格论述到，将安拉的名字（和信息）写在这样的纸上，将使得真理取代谎言。他将这一情形类比为过去几个世纪里穆斯林将基督教教堂转变为清真寺的情形。 [19] 总之，到15世纪的时候，北非的造纸业在与欧洲的竞争中彻底消亡了。
穆斯林穿越北非将纸和造纸术带到了西班牙。与此同时，他们也将伊斯兰教从马格里布带到了撒哈拉以南非洲。伊斯兰教的传播紧贴着从马格里布出发穿越撒哈拉沙漠的商旅路线。骆驼的驯化使得商人们能够沿着西线从西吉尔马萨（Sijilmasa）穿越沙漠到达奥达戈斯特（Awdaghust）和加纳（Ghana）；中线从的黎波里（Tripoli）、伊夫奇亚（Ifriqiya）和瓦尔格拉（Wargla）到塔德马卡（Tadmakka）和加奥；东线则是经过尼罗河河谷。随着北方力量的兴起和衰落，不同的路线先后崭露头角。这些北方力量包括伊比利亚半岛和摩洛哥的新倭马亚王朝，伊夫奇亚的法蒂玛王朝和哈夫斯王朝（Hafsids），西北非的穆拉比特王朝（Almoravids）和阿尔摩哈德王朝（Almohads）以及埃及的阿尤布王朝（Ayyubids）和马穆鲁克王朝（Mamluks）。
对于在8世纪下半叶谈及西苏丹地区的穆斯林（例如地理学家法扎里）来说，这一地区并不首先意味着一个很多新近皈依者的所在地，而是一个高价值货物——包括黄金、象牙、珍贵木材和奴隶——的来源地。除了少有的几次远征之外，北非的哈里发们从来没有试图占领过这一地区的任何一块土地。分离主义的哈里哲派（Kharijites）可能是这一地区早期穆斯林的最主要代表。穆拉比特王朝虽然认为自己起源于11世纪时期毛里塔尼亚南方地区，即使如此，他们也始终将自己的力量屯驻在了北边。尽管他们认为控制跨撒哈拉沙漠的黄金路线很重要，他们却也很快对这一地区的政治失去了兴趣。他们在西非的伊斯兰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也颇有争议。 [20]
这种缓慢的文化接触和互动部分地是因为缺少一个强有力的集权化力量，这种集权力量本可以凭借伊斯兰教信仰而获得正统地位。在西苏丹，伊斯兰教一开始只是一种单纯的社会地位的标志。伊斯兰教就像马、盐、纺织品和玻璃器皿这类的奢侈品一样是从北边进口而来。伊斯兰教逐渐在城市的非洲商人中站住了脚，同时也在当地部落首领的宫廷中扎下了根，这些部落首领可能也会鼓励他们的臣民皈依伊斯兰教。但是伊斯兰教在经历了很多世纪之后才从城市传播到乡村，从精英阶层传播到农民阶层，从沙漠边缘的城市居民传播到深入腹地的村庄。巴努希拉尔人（Banu Hilal）部落11世纪在毛里塔尼亚的定居让此地实现了较早和较大程度的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与毛里塔尼亚的情况不同，伊斯兰教最初在苏丹西部地区的渗透并未像其在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那样导致了阿拉伯语言的迅速传播。阿拉伯语只在一些有学识的人组成的圈子里传播较快。另外源自阿拉伯语的外来语也被用来表示每周七天或者用于商贸和个人名字。 [21] 统治者似乎成功地在皈依伊斯兰教的同时保持了他们传统的做法。
在伊斯兰教传入这一地区的最初几个世纪，对于书籍和纸张的需求很有限。和其他地方一样，这里大多数的穆斯林都或多或少对《古兰经》或者默罕默德的传统有所了解。他们更多地是通过口口相传而非通过书籍获取这些东西，这一点与非洲本土的口述传统十分契合。尽管穆斯林会为他们公共的礼拜建立起清真寺，但是清真寺并没有固定的样式和设计，因此他们也可以采纳当地的一些传统做法。这一时期相对简单的伊斯兰化使得当时西南亚和北非伊斯兰领土上的物质文化的很多方面没有被采纳，例如使用壁龛、阿拉伯花纹装饰以及涂釉陶瓷作为建筑装潢，或者是造纸业。
除了被评价为“像彗星一样出现在12世纪末”的易卜拉欣·本·雅各布·达哈卡瓦尼·卡内米（Ibrahim b.Ya‘qub al-Dhakwani al-Kanemi）（逝世于1211年到1213年间）以外，到大约1500年之前，没有其他中苏丹地区的作家留下过姓名。开罗伊本·拉什科学院（Madrasa Ibn Rashiq）是13世纪中叶为卡内米的学生而建立的。这表明这些学生在返回他们的故乡时将会具备一定的学识。一份由博尔诺城（Borno）的马依·奥斯曼·伊德里斯（Mai ‘Uthman b.Idris）写给马穆鲁克苏丹马里克·扎希尔·巴尔库克（al-Malik al-Zahir Barquq）的书信表明在1391—1392年，博尔诺城已经存在经验丰富的书记员了。 [22]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西部地区，大量的书籍和学者的到来可以追溯到马里统治者曼萨·穆萨（1312—37）1324年麦加朝圣之行以后。 [23] 据说在其朝圣之旅中，他遇见了安达卢西亚诗人阿布·伊沙克·易卜拉欣·萨伊里（Abu Ishaq Ibrahim al-Sahili）（卒于1346年），这位诗人随他一起回到了马里。这位诗人又称图瓦伊津（al-Tuwayjin），意为“小砂锅”。他是格拉纳达香料商人联合会主事人的儿子。 [24] 他是1350年后从北非或者撒哈拉沙漠绿洲来到通布图定居的几个学者中最为知名的一个。 [25] 但是除了他们的名字之外，我们找不到此地存在过深厚的写作文化的证据，因此跨撒哈拉沙漠商队带过来的纸张已经足够满足本地的需求。
有些学者认为萨伊里在马里的伊斯兰式建筑发展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但是，更为合乎逻辑的分析则表明他的作用很有限， [26] 格拉纳达的建筑技术在14世纪的时候达到了顶峰。要说一个有学识和富裕的诗人对当时复杂难懂的建筑实践的了解超越一个业余爱好者的水平，这实在让人很难信服。 [27] 同样地，苏丹的书面文化在14世纪和15世纪向外传播，几乎不太可能会有来自埃及或者马格里布的穆斯林能够教授当地居民如何造纸。因为埃及和马格里布地区的造纸业在欧洲同行的强势竞争下已经处于急剧衰落过程中了。因此，大多数的苏丹手稿都是写在欧洲——尤其是意大利制造的纸张上的。这些纸张都是从开罗或者的黎波里转运过来的。埃及较早与撒哈拉以南非洲西部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主要是因为它处在通往圣城的道路上。威尼斯商人圣瑟圭兹曾经写过一些报告，包括《马达加斯加岛和巴西亲历趣闻录》《埃及三记与波斯纪事》。他在1635年的一篇报告中提到来自西非的黄金被用来交换来自意大利的精美货物，例如珊瑚、纸张、铅、铜、锡和水银。 [28] 在这一时期，一位开罗的商人为一群往返到汉志（Hijaz）的西非朝圣者储备了纸张，这些纸张很可能来自威尼斯或者热那亚。 [29] 16世纪输出的纸张可能包括来自法国和意大利的带有手形、壶状或公牛头图案的水印。 [30]
这是一个带有三个新月形状的水印，被称为“tre lune”，16世纪早期意大利手工制作的纸张上带有这种水印，这种纸在17—19世纪非常受欢迎。其基本设计有一些变化版本。上图的第一列是基本设计。中间一列是一种变化版本，其中一个新月有些倾斜。最后一列显示脸部的变化。
的黎波里在17世纪时成为欧非之间货物交换的市场，这也表明连接撒哈拉以南非洲西部和地中海世界的主要贸易路线发生了转移。法国人没有能够在的黎波里建立商业据点，17世纪以后几乎所有关于纸张贸易的报告都涉及来自意大利的进口，尤其是带有三个新月图案的纸张。法国领事勒·莫雅在17世纪末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费赞（Fazzan）和博尔诺之间的玻璃珠、手链、布料、纸张和铜丝铜板贸易的货品大多数来自威尼斯。18世纪的账目表证实了威尼斯对纸张贸易的垄断，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销往了“黑人的土地”。在英国一份1767年关于的黎波里贸易的报告中列出了来自威尼斯的货物“带有三个新月图案的纸张”（800令），“著作用纸”（200令），“外刀纸”（300令）“另一类型同种纸”（150令）。威尼斯人在这一地区的地位根深蒂固，以至于英国人并不热心于为争夺他们的份额而在巴利阿里群岛（the Balearics）的马翁（Mahon）制造“三新月”纸。 [31] 在17世纪的摩洛哥，法国普罗旺斯地区出产的纸张销路很好，也有一些被装船运到南边地区。汉威克注意到了一份1715年的通布图手稿上的“葡萄干”水印，同时上面还有一个心形图案和缩写的首字母“FS”。 [32] 到18世纪和19世纪的时候，在所有欧洲输往中东和北非地区的货物中，纸张成为仅次于布料的第二大贸易货物。纸张贸易的利润与出口任何一种欧洲精美商品的贸易相当。 [33]
德国探险家亨利（海因里希）·巴尔斯（1821—65）在他的《北非与中非旅游与探索》一书中写道，沿海称之为“三新月”的普通纸张被大量地进口用以包装布料。但是这些纸张庞大又笨重，价格很低廉。 [34] 另一位德国探险家古斯塔夫·纳齐提加（Gustav Nachtigal）在《撒哈拉与苏丹》一书中写道：“在库卡（Kuka）地区的市场上，纸张并非是商贸中无关紧要的商品。这儿的纸张很粗糙，三个新月水印表明了它们产自意大利。” [35] 流传下来的苏丹手稿证实了他们的观察。这些手稿所用的纸张产自今天意大利东北部的波代诺内（Pordenone）和弗留利（Friuli），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加尔瓦尼（Galvani）公司和乔凡尼·贝尔蒂（Giovanni Berti）公司的产品。另外还有一位身份不明的造纸商，他生产的纸张都印有三个字母“SSB”。其他的造纸商包括威尼斯的伯纳迪诺·诺达里公司（Bernardino Nodari），依西多禄·莫瑞公司（Isidoro Mori），尼依格罗·柏林蒂斯公司（Niccolo Berlindis），尼依格罗·拉康内利公司（Niccolo Raccanelli）以及路易吉·特伦廷公司（Luigi Trentin）和奥地利的造纸商弗兰兹·瑟恩（Franz Thurn）。 [36] 而英国造纸商如华德路公司（Waterlow & Sons Limited）、约翰·登特公司（John Dent & Co）、TH桑德斯公司（TH Saunders）和CMS书店（拉各斯）的产品可能直到英国占领尼日利亚（1901年成为保护国，1914年成为殖民地）之后才出现在这一地区。 [37]
撒哈拉以南非洲东部的情况差不多。WG·布朗尼（Browne）在1796—1798年访问达尔富尔后指出，“书写用纸”是[贸易]很重要的一部分。 [38] 1801年，吉拉尔（Girard）注意到在输入埃及的20000令威尼斯纸中，一部分在当地消耗掉了，另有一部分输出到了阿拉伯半岛，还有一部分输出到了非洲内陆。 [39] 输出到撒哈拉以南非洲东部地区的纸张是由经营长途贸易的商人运至森纳尔（Sinnar）和达尔富尔地区。而撒哈拉以南非洲西部地区的纸张则是由经营长途贸易的商人和朝圣者沿着穿越利比亚绿洲的沙漠商旅路线输入。 [40] 瑞士旅行家和东方学者约翰·路易斯·伯克哈特（John Lewis Burckhardt）（1784—1817）对19世纪早期的情况作过详细的描述：“[来自热那亚（Genoa）和里沃纳（Leghorn）的]纸张非常沉重，西边的国家对这些货物的需求很大，达尔富尔的沙漠驼队负责将这些货物输入当地：埃及的货舱里面都可以找到这些货物。” [41] 19世纪的一些旅行家写的报告里面提到了交易“土耳其纸张”或“土耳其风格的纸张”，但似乎指的是在埃及经过柔顺处理，并加上了新月水印的意大利纸张。在1821年土耳其—埃及政权建立以后，一定会有大量的纸张从埃及运往喀土穆（Khartoum）以供官僚机构使用。纸张供应也可能从吉达运抵喀土穆。 [42]
贝尼亚米诺·阿尔比布的水印，其文字是阿拉伯语ya nasib（哦，命运！）。在几十部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西苏丹地区的手稿上有这种水印，中间的图像可能是奔驰的战马以及长袍飘飘、手拿手枪的骑士。生产这种纸的工厂还没有找到，但是著名的阿尔比布家族在北非和意大利的里窝那都有分支。
19世纪中叶，法国驻埃及的总督德拉波特估计东苏丹地区的纸张贸易量达到每年750—2400令（一令等于500张）“弗里乌纸”（即加尔瓦尼公司产品），不到埃及进口纸张的5%。到19世纪70年代，从意大利输往达尔富尔的纸张大幅度增长，纸不再是稀缺品。19世纪末，一种深棕色纸从欧洲输入当地。这种纸名为“阿布石巴克”，可能指的是它的纹理或质地。 [43]
我不打算在本章讨论在伊斯兰世界复兴造纸业的尝试。我只需举一个例子：从1805年到1849年统治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在1833年建立了一个造纸厂。1834年他命令士兵（1836年命令城镇的酋长）把他们的旧衣服送到这座工厂作为原材料。这种一直零星生产到1870年的纸张质量一般。 [44] 然而，到这一时期欧洲和美洲的造纸商都意识到他们可以使用木材制造纸张。这种几乎取之不尽的纤维原材料的供应和其他很多因素都意味着埃及无力与其竞争。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纸张历史与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地区差别很大。在其他地区，伊斯兰教的扩张和发展是与伊斯兰社会的制度和实践的扩张和发展齐头并进的，特别是书写、阅读以及造纸文化。纸张的迅速供应反过来促进了书写和阅读文化。虽然撒哈拉以南非洲也存在造纸所需的原材料，伊斯兰首次传入和伊斯兰化社会的发展之间存在着几个世纪的间隔，在这段时间内，伊斯兰教的实践基本局限于商人和一些统治者。在非洲的穆斯林人数发展到相当数量之后，书写所需的大量纸张足以支持本地的产业。而这时候，以前教授本地人造纸术的埃及和马格里布的宗教同仁们早已经忘记如何制造纸张，以至于欧洲人完全控制了造纸生产。
跟非洲情况最接近的是印度，伊斯兰教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出现在印度。时间已经进入公元后几个世纪，印度人应该已经从中国佛教传教士那里学会了造纸术，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曾经这样做过。尽管在8世纪一些穆斯林已经在信德地区定居了，这时候伊斯兰世界的东部已经接触到了纸张。北印度地区第一个长期的伊斯兰政权出现在12世纪晚期，印度的第一部手稿则可以追溯到14世纪，而这时候欧洲人正开始制造和输出他们的纸张。然而，印度比非洲距离欧洲更远。一直到16世纪，欧洲的纸张都很少有机会输出到这么远的地方。相反，在中亚和伊朗造纸师的指导下，印度人在15世纪早期开始制造纸张，并在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的时期内满足了大量的作家和艺术家的用纸需求。实际上，到18世纪的时候纸张已经从道拉塔巴德（Dawlatabad）输往伊朗，尽管到19世纪时，伊朗使用的纸张大多数从俄罗斯输入。
因此，苏丹非洲地区纸张的历史与伊斯兰教在这一地区的历史不可分割。这一历史也与北边的穆斯林世界的造纸商的财富紧密相连。这一地区皈依伊斯兰教的特点以及相对较晚的皈依时间意味着：与伊斯兰世界其他地方不一样，这一地区的纸张相对而言不是很重要；本地制造的纸张没有在非洲伊斯兰社会中起到推动变革的作用，这一点与其他地区伊斯兰社会的情况不同。
参考文献
‘Abd al-Wahhab HH （1956） al-Bardi wa al-riqq wa al-kaghad fi Ifriqiyya al-tunisiyya. Majallat Ma’hid Makhtutat Arabiyya 2：34-45.
Aradeon SB （1989） al-Sahili：the historians’ myth of architectural technology transfer from North Africa. Journal Des Africainistes 59 （1/2）：99-131.
Ashtor E （1977） Levantine sugar industry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an example of technological decline. Israel Oriental Studies 7：226-280.Tel Aviv University.
Barth H （1857） Travels and discoveries in North and Central Africa. New York：Harper & Brothers.
Bloom JM （2001） Paper before print：the history and impact of paper in the Islamic world.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Burckhardt JL （1822） Travels in Nubia （2nd edition）.London：J Murray.
Burns R （1985） Society and documentation in Crusader Valencia.Diplomatarium of the Crusader Kingdom of Valencia：The Registered Charters of its Conqueror Jaume I，1257-1276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uratola G （1993） Eredità dell’Islam. Venice：Silvana Editoriale.
Gibb HAR et al.（Eds） （1960）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new edition）.Leiden：Brill.
Goitein SD （1967-94） A Mediterranean society. Berkeley/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unwick JO （1990） An Andalusian in Mali：A contribution to the biography of Abu Ishaq al-Sahili，c.1290-1346. Paideuma 36：59-66.
Hunwick JO （1995） Arabic literature of Africa：The writings of central Sudanic Africa （Vol.2）.Leiden：Brill.
Hunwick JO （2003） Arabic literature of Africa：The writings of western Sudanic Africa （Vol.4）.Leiden：Brill.
Ibn Battuta （1994） The travels of Ibn Battuta，AD 1325-1354 （Vol.4）.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HAR Gibb & CF Beckingham.London：The Haklyut Society.
Khemir S （1992） The arts of the book.In JD Dodds （Ed.） Al-Andalus：The art of Islamic Spain .New York：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Harry N Abrams.
Lagardière V （1995） Histoire et société en occident musulmane au moyen-age：Analyse du Mi’yar d’al-Wansharisi. Collection de la Casa de Velázquez.Madrid：Casa de Velázquez.
Le Léannec-Bavavéas M-T （1998） Les papiers non filigranés médiévaux de la Perse à l’Espagne：Bibliographie 1950-1995. Paris：CNRS editions.
Lévi-Provençal E （1934） Un manuscrit de la bibliothèque du calife al-Hakam II. Hespéris 18：198-200.
Levy M （1962） Medieval Arabic bookmaking and its relation to early chemistry and pharmacology.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40：3-79.
Morris J & Preston Blier S （2003） Butabu：Adobe architecture of West Africa. New York：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Nachtigal G （1879/1987） Sahara and Sudan.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German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AGB.
Fisher & HJ Fisher.London/Atlantic Highlands，NJ：C.Hurst/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Pedersen J （1984） The Arabic book.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obert Hillenbrand，translated by Geoffrey French.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eguezzi S （1651） Relations veritables et curieuses de l’isle de Madagascar et du Bresil...et trois relations d’Egypte et une du Royaume de Perse. Paris：Augustin Courbé.
Shafí M （1922） A description of the two sanctuaries of Islam by Ibn ‘Abd Rabbihi （940）.In TW Arnold & RA Nicholson （Eds） A volume of oriental studies presented to Edward G.Brown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alls i Subirà O （1970） Paper and watermarks in Catalonia. Monumenta Chartae Papyracea Historiam Illustrantia.Amsterdam：Paper Publications Society （Labarre Foundation）.
Walz T （1988） The paper trade of Egypt and the Sudan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In MW Daly （Ed.） Modernization in the Sudan .New York：Lilian Berber Press.
[1] 译者注：“苏丹非洲”（Sudanic Africa）一般指撒哈拉以南、尼日尔湾以北的非洲地带，大致相当于“黑人的土地”地区，历史上曾有加纳、马里、桑海等强大帝国。
[2] Bloom（2001）.
[3] 《独特的珍珠》‘Iqd al-farid（开罗，1904/1322），2：183，转引自彼得森（Pedersen，1984：62）。关于伊本·阿卜杜·拉本的此次朝圣，见Shafi（1922）。
[4] Lé-Provençal（1930）.
[5] Bernus（1985：174-176）.
[6] 1990年10月9日在伦敦佳士得拍卖行拍卖，拍卖价格目录号46。见Khemir（1992：117）。
[7] 这份手稿目前位于巴勒莫西西里地区图书馆，手稿编号Ⅲ.D.10，相关论述Curatola（1993：180-181）。
[8] Goitein（1967-94：1：112）.
[9] 阿卜杜·瓦哈比（‘Abd al-Wahhab）（1956）认为，凯鲁万地区早在884年就可以见到写在纸张上的手稿了，而造纸业在10世纪时候就已经出现在凯鲁万、突尼斯和马赫迪亚了。凯鲁万生产的注有日期的纸张最早出现在1154年。
[10] Levy（1962：39-40）.
[11] Levy（1962：43-44）.
[12] Le Léannec-Bavavéas（1998：111）.
[13] Burns（1985：174-176）.
[14] Valls i Subirà（1970：11）.
[15] Valls i Subirà（1970：12）.
[16] Ashtor（1977：270）.
[17] Walz（1988：30）.
[18] Walz（1988：31）.
[19] 法斯法官瓦沙瑞斯记录下了这一裁决，拉加蒂埃尔在其书中提到过这些（Lagardière 1995：42）。非常感谢康奈尔大学的大卫·S.帕沃斯提醒我注意这一文献。
[20] Gibb et al.（1960），见词条“Sudan，Bilad al-”，9：752。
[21] Gibb et al.（1960），见词条“Sudan，Bilad al-”，9：753。
[22] Hunwick（1995：16-17）.
[23] Gibb et al.（1960），见词条“Sudan，Bilad al-”，9：756a。
[24] Morris & Preston Blier（2003：190）.
[25] Hunwick（2003：8）.
[26] Gibb et al.（1960），见词条“Mansa Musa”，6：421-422；Ibn Battuta（1994：958）；Aradeon（1989）；Hunwick（1990）.
[27] Aradeon（1989）.
[28] Walz（1988：40）.
[29] Walz（1988：40）.
[30] Walz（1988：40）.
[31] Walz（1988：40）.
[32] Walz（1988：47，n46）.
[33] Walz（1988：29）.
[34] Walz（1988：47）.
[35] Walz（1988：47）.
[36] Walz（1988：41）.
[37] Walz（1988：41-42）.
[38] Walz（1988：40）.
[39] Walz（1988：39）.
[40] Walz（1988：39）.
[41] Walz（1988：46），引自Burckhardt（1822：302）.
[42] Walz（1988：39）.
[43] Walz（1988：40）.
[44] Walz（198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