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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布图的建城史普遍被认为可以追溯到第二个千禧年的早期，现在看来这样的结论过于保守了。对中尼日尔河流域的其他“姐妹城市”的考古研究表明，早在公元前的那个千年这一地区就已经存在一个土著的城市文明。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觉得应该将尼日尔河湾从这一爆炸性的普遍进程中排除。在今天通布图地区开展的发掘活动少之又少而且成果不大。在腹地所进行的调查向我们展示了与今日差别极大的生态环境以及意想不到的定居史。通布图这座跨撒哈拉贸易路线的终点城市似乎是一个更早的、非同一般的“远古世界”残余和变形的遗存。
“一个非常不同的远古世界”……剑桥大学的一年级学生阿尔佛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一定会惊诧于自己的这个预言。他在参加1829年校长杯英语诗歌大赛时曾写下一首著名的诗歌： [1]
我提高嗓门，大声呼喊：“狂野的非洲，
你那边的太阳是否照耀，山岭是否围城而绕？
就像照亮远古世界夜晚的星辰？
或者，你那关于通布图的传说，
就像所有古代的传说那般脆弱？”
丁尼生是乐观主义和扩张主义的英格兰偶像和诗意的表达者。我们可以想象年长之后的丁尼生在知晓通布图地区考古发掘成果时的反应（尽管他肯定会对加诸于自己身上的这种独特的国家角色颇为恼怒）。那些闪耀在远古时代尼日尔河湾边上的城市，我们今天已经对其数量、规模、重要性和成熟度有所了解，只是丁尼生先生会否接受这些认知？他的观念能够经受如此剧烈的转变吗？他的浪漫田园诗中的“银色街道”，以及脆弱的梦中之城里“颤动的圆顶屋”和“缀满珍贵橄榄石的方尖碑”已经被坐落在中尼日尔河流域的城市文明所取代。这里的城市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或者尼罗河流域一样，密集而广阔，很显然这并非是这些所谓城市文明摇篮之地的产物。
大约8500年前，阿扎瓦德地区还是一片9万平方公里的多沼泽多湖泊盆地区域，通布图当时可能一直处在水中。就是在今天，雨季的尼日尔河有些地方也会超过1公里宽。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依赖于6个案例来理解作为国家形成和城市发展的社会文化复合体所表现出来的特征。这6个案例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约公元前3500—前3000年），印度河流域和中国北部（公元前2500左右），中美洲和安第斯（公元元年前后）。最近几十年的研究表明，这个名单中应当加上撒哈拉以南的西非地区，尤其是中尼日尔河流域地区。这一区域不但经历了具有复杂文化特点的本土发展，而且它的发展方式对城市文明发展的一般性观点提出了挑战。 [2] 西非的萨赫勒地区为应对气候变化和贫瘠土地废弃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机遇。 [3] 这是尤其值得注意的，但并非唯一的贡献。正如前面提及的6个案例需要考虑加上中尼日尔流域文明一样，这6个文化传统都经历了衰落和/或区域废弃（并非同一回事）阶段。而对西非的区域废弃研究将有助于理解这6个文明传统的问题。
尼日尔河的鸟瞰图。在有文字记载之前，尼日尔河湾就开始为附近的城市中心和长途贸易活动提供水源。
我们为什么强调区域弃置（regional abandonment）这一问题？本章的一个基本前提假设就是过去几个世纪通布图是引人注目的区域弃置过程的遗留物。隐藏在如今沙丘遍布的腹地之下的是一个非同寻常、充满活力的河流与湖泊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曾属于一个并不久远的古老世界。尼日尔河湾处的这个古代世界可能像尼日尔河冲积平原的湖区（Lakes Region）一样城市密布，也肯定像那里一样人口密布。事实上，它的城市化程度也与中尼日尔河的其它盆地类似。这些盆地从南至北分别是以杰内（Jenne）为中心的上三角洲，玛锡拿人（Masina）引以为傲的古迪亚（Dia），代博湖（Lake Debo）北边的瓦加杜沙丘（Erg of Ouagadou），与毛里塔尼亚接壤的梅玛沙漠（Méma），湖区（Lake Region）和尼日尔河湾地区以及通布图北边的阿扎瓦德（Azawad）沙丘地带。 [4] 我在这里简单介绍了今天的通布图地区风力塑造的地形，并且认为也许在近至11—13世纪的时候，这一地区曾经的生物物理环境与现在差异很大。事实上，这一地区沙漠遍布的环境可能只是17世纪以后才出现的情况。随着高维度地区“小冰川时代”的终结，这一地区的多雨时期也结束了。早期湖泊与河流环境一直向北延伸到今天的撒哈拉地区。与此相类似，对中尼日尔河盆地定居模式的考古研究几乎完全支持这一地区存在更为密集的城镇、村庄和临时定居点的观点。然后我总结了在通布图腹地区域开展的考古调查活动，以及在通布图开展的短暂发掘的成果。在文章结尾处，我提出了一些问题，例如，关于这个远古世界的记忆是否隐隐约约影响了通布图手稿中所描绘的世界图景（以及关于人类事务和人地关系的因果律）？
通布图是位于尼日尔河干涸又湿润的几个三角洲边缘的一座小镇。它同时处于撒哈拉的阿扎瓦德沙丘和萨赫勒地带每年洪水泛滥的湖区和尼日尔河湾之间的区域。对于一位自然科学家而言，阿扎瓦德沙化平原（与其相连的陶代尼古湖退却到更为北边的地区）表明了这一地区风力作用战胜了雨水和洪水（对地形的塑造）。尽管看上去很是荒芜，阿扎瓦德平原却是由河流、沼泽、湖泊和风成沉积物交织而形成的。其他6个中尼日尔河盆地也是如此。层级改造是对这种由雨水、河流和干燥轮流作用导致的累积效应的最好阐释。这种交互作用造就了中尼日尔河流域地区复杂的微观环境。然而，中尼日尔河流域洪水覆盖的地区面积曾经一度达到了170000平方公里，随着梅玛盆地和阿扎瓦德盆地的干旱，如今中尼日尔河“活”的流域（年度会被洪水淹没的地方）只剩下大概55000平方公里了。
在陶代尼古湖地区，沙丘沿着被侵蚀的湖泊沉积物的高柱顺风而下。在南边，大致在阿扎瓦德地区，古代的浅湖（沙漠盆地），常年的溪流和曾经一度很慷慨的雨水留下了一层淡水贝壳，混杂着大量鲈鱼、鲶鱼和鳄鱼的骨骼。但是在过去的五千年时间里，风一直在这一地区扮演着主导角色。中尼日尔河的每个盆地都是一个微观环境的密集聚合，都可能随着不稳定的气候急剧改变。应对这种不稳定的环境，中尼日尔河地区的人们发展出了一套同时具有专业性和系统性的职业， [5] 建立了一种互惠关系。这种互惠关系能让人们在应对剧烈而突然的气候波动时拥有不错的快速恢复能力。受益于在陶代尼和阿扎瓦德开展的一些创新性的多学科研究项目，我们获得了关于这一地区气候、环境和适应模式的详细描述。 [6] 我们也得以更加精炼地评估当地和区域的环境对距今8500年至3000年的全新纪（Holocene）湿润期（多雨期）当地人口的影响。这一时期湿润期与急剧的干燥期交替出现。 [7] 最近一个完整的多雨期大约在距今4000至3000年前结束，我们所熟悉的撒哈拉沙漠自那之后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尽管期间有些阶段（几十年乃至几百年，例如公元700—1100年）年均降水量是1930—1960年水平的120%甚至更多（1930—1960年的年平均气温、降水量和其他气候变量是科学家评估气候异常的基准值）。
阿扎瓦德的环境史是同时包含明显的当地生态与微观物种转变的一个过程。一直到8500年前，阿扎瓦德还是一个面积达到九万平方公里的（多）沼泽与湖泊的盆地。在今天的通布图附近很可能存在着常年洪水泛滥的现象。在阿扎瓦德最中心的地方存在着一些大型的常年湖（其中有些面积超过了500平方公里）。这些湖泊有的是由雨水汇集而成，有的则吸纳沿着起伏地势汇集而来的地下水。尼日尔河漫出的河水哺育了阿扎瓦德地区大多数季节性的湖泊和小溪，尤其是巨大的沙丘间网格状走廊水系。这些走廊水系分布在主导这个盆地的更新世后期的巨大沙丘之间。情况最佳的时候，这些湖泊成为数量庞大的鲈鱼、罗非鱼和鲶鱼的栖居之地，也同时是水龟、鳄鱼、河马和长达四米的一种水蚺蛇的栖居之所。
湖泊和沼泽的温度、盐度以及含氧水平被记录在藻类、软体动物、双壳纲或甲壳纲生物（介形虫）遗留物中。这些遗留物被一层石英砂所覆盖。 [8] 这些微小的有机文档表明较长周期的清新和富含氧气的水份供应会周期性地被强烈的蒸发所打断。其中漫滩沼泽和受年度洪泛影响的广阔地势低洼区域尤其会受到这种干旱情况的影响。每年泛滥的洪水只在例外的年份才会延伸到哈西·艾卜耶德地区（Hassi el-Abiod）。这些湿地和沙丘间水塘成为了大量鱼类的温床，这些鱼群在充足的沼泽植被环境中发展壮大。河马、鳄鱼和至少两种依水而活的羚羊（薮羚和非洲水羚）以及非洲水牛漫步在沼泽湿地之中。浅滩可能是野生可食用的草类最好的生长环境。这些草类有些是被驯化的高粱、小米、福尼奥米（fonio）和非洲水稻（Oryza glaberrima）的远亲。每年如期而至的洪水通过古河道网络影响了整个阿扎瓦德地区，这个古河道网络纵贯南北180千米，东西达到130千米。尼日尔河洪水通过庞大的名为瓦第·阿马尔（Wadi el-Ahmar）的古河道进入阿扎瓦德地区。这条河道的南端宽达1200米（位于尼日尔河湾处，通布图的东边） [9] 。大多数河道的作用是分流瓦第·阿马尔河道的尼日尔河洪水，这条水道折而向北的70—100千米长的部分能够被卫星影像和航空摄像头捕捉到。同样能被捕捉到的那庞大而又漫长的沙丘间洼地（洼地的边缘是更新世纵向沙垄，这些重新焕发生机的沙垄主宰着今天这一地区的地貌）。洪水和当地的降水一年又一年地为这些洼地补充水流。
这些古河道两岸丰富的考古发掘潜力基本上没有得到开发。具有启迪意义的例外是针对最接近瓦第·阿马尔河道中心区域（南边）的13千米水道进行的全面调查。该调查以河道出尼日尔河冲积平原之处为起点，这一起点位于通布图东边的三公里处。 [10] 调查为我们研究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阿扎瓦德荒地和尼日尔河湾——阿扎瓦德交汇处的城市文明发展提供了基础数据，这一点我们后面会加以讨论。遍地沙丘、由跨撒哈拉贸易支撑的通布图和它的荒野腹地给我们一种荒凉印象。狂舞的风沙不断改变地面的形状，湖泊、湿地、河道以及干草原地形则给我们留下了截然不同的变余构造地貌。对通布图地区古代世界的地貌、水文和环境的探讨，给我们留下的就是这样的印象。这就是这一地区的远古世界。正如远古世界丰富的植物、鱼类和哺乳动物资源支撑了晚石器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这一地区较高的人口数量，针对通布图——瓦第·阿马尔地区的调查同样表明，或许直到700—800年前，通布图的腹地依然是璀璨的。
在探讨通布图地区调查（以及在该城内部发掘）的结果之前，我们首先看看中尼日尔河流域其他地区的研究呈现的定居地模式。这些定居模式与当地丰富、多水的马赛克式块状分布生态环境紧密相关。中尼日尔河流域其他盆地拥有和阿扎瓦德、湖区以及尼日尔河湾（纵向沙丘、漫滩、盐湖和河堤等）相同的地貌特征，只是会在比例上有所区别，并且每个盆地都有其标志性的地质组合。在其他“死的”盆地，例如梅玛，更新世的沙丘作为当地最典型的地质结构，深藏在错综复杂的湖泊和湿地沉积物下面。 [11] 覆盖在这些水生动植物沉积层上面的则是城市的考古遗存（这些城市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晚期 [12] ）和村庄的遗存（这些村庄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 [13] 。这些城市是典型的台型土墩建筑，高度达到10米或者更高，建筑面积达到或者超过50公顷。这种土墩是数百年来泥砖建筑物以及不断增加的居民垃圾风化——或者说日常生活垃圾堆积而成。很显然，撒哈拉—萨赫勒环境影响下的梅玛如今已经无力支撑这些城市的繁荣，或是各自腹地内由相互联系的村庄组成的密集网络的发展。
杰内的大清真寺。杰内—杰努，或老杰内地区，可能是附近最古老的人类定居点。现在我们所见的杰内大清真寺是在西非最早的清真寺原址上建造的。
大规模多学科的研究在梅玛地区刚刚开展起来。但是现在似乎可以确定地说，这些城市文明的终结过程相当迅速。当类似迅速的区域弃置过程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时，这通常意味着气候或者水文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或者是人口规模或人口的大规模聚居超出了可以忍受的范围，或者是人们开发自然的习惯是不可持续的以至于最终导致了奔溃——或者是以上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在梅玛地区，城市文明的终结发生在13世纪或者14世纪。但是这种大规模的城镇弃置的行为同时提醒着我们：在长达或超过一千年的时间中，可持续的、富有恢复力的城市曾是这片变化莫测的萨赫勒地带中尼日尔河盆地上寻常的景观。在13世纪到14世纪这段时间里，梅玛的洪泛平原生态并不比南边的阿扎瓦德和尼日尔河湾区更为湿润或资源丰富，反而在镶嵌地块数量方面与其相当[不再受制于此地众所周知起伏不定的降水量（年际的、十年际的和百年际的降水量变化）和西非季风系统北部多变的河流情况的影响]。我们得出的关于通布图腹地遥远世界的第一个结论是：此地存在一个更早的、为湿地所塑造的生态环境。在这种生态环境下，高密度的人口得以借助生态恢复力自身的适应机制生息繁衍达千年之久，甚至更长时间。 [14] 然而这一切终将不能一直持续下去。
较为温和的区域弃置情况同样终结了城市文明在中尼日尔河两个“生机盎然”盆地的发展，这也引起了考古学者的注意。这两个盆地分别是麦锡那（迪亚及其腹地）和上三角洲的杰内和杰内—杰努（Jenne-jeno）地区。我们在这些城区土堆遗迹中开展了近30年的发掘活动，并且在这些城市腹地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查。我们逐渐了解了中尼日尔河地区城市文明发展的编年史和模式。首先需要说明是这种城市文明发展看上去似乎是一个本土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末杰内—杰努地区的发掘开始时，我和其他人一样感到惊奇和高兴，因为考古中并未发现能证明该地区与外界接触、受到外部殖民或是来自撒哈拉外部的“刺激导向”影响的证据。到公元前三世纪时，城市已经出现在杰内地区， [15] 而迪亚地区出现城市的时间可能还要早几个世纪。 [16]
这批最早的城市出现在前面所提到的湿地影响下的环境中，这也是后石器时代以来中尼日尔河流域典型的环境。 [17] 中尼日尔河每个盆地都存在相当区域规模的城市文明，这些城市文明的一个标志性特征是多重的、无霸权的城市中心。换句话说，分布在从通布图到杰内地区的年代长达1600年的陶瓷作坊同质性程度表明，面积达到（或者超过）55000平方千米的中尼日尔河地区是一个内部地位同等的差异性结构。这个结构中的各个人口中心产生互动，但不存在一个具有压迫性质的区域性定居点等级制度，而其他土生土长的城市文明舞台都存在这种等级制度，而且在这种制度之下，专制政治占据着主导地位（比如后乌鲁克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或者商代末期的中华文明）。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关于通布图腹地远古世界的第二点结论：古代的中尼日尔河文明，从地域意义上来说，指的是由多重的、无霸权的城市中心组成的一片区域。
最后，让我们思考一下作为多样化人口的定居点城市的一般性定义。城市为腹地提供各种服务， [18] 因此在这些土城堆积物中一米一米地艰难发掘对于研究这些城市的腹地也肯定大有裨益。为了验证这些定居点是否具有城市的那些特征，我们只能一连几个月跋涉在各种地形的腹地中，定位各种规模、各种类型的遗迹，系统记录在这些定居点地表发现的可确定年代的陶器。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那些对于研究当地居民的职业和亲属关系有帮助的特色物件和人工制品。最后，我们还深入发掘了这些城市中具有明显层级特征的堆积物。这次调查首先从杰内—杰努开始，然后是迪亚，最后是梅玛地区的城市。调查的结果让我们颇为震惊：这一地区存在着城市文明群。杰内—杰努周围存在着超过70个分布紧凑的卫星城遗址。通过几轮的地表数据记录以及对其中十座遗址的发掘，我们现在可以确信，这个定居群（半径4000米）构成了杰内—杰努这座城市。
这一结论是否得到了几个周期的腹地调查结果的支持？ [19] 尽管在杰内—杰努我们找到了各种集体活动区存在的证据，但是在其他29个遗址，我们只能找到一两个，最多三个集体活动区的证据。这些活动区可能是与生活相关的（渔业），或者是与手工业相关的（冶金、织造）或者是混杂的（仪式性的、象征性的或者与丧葬相关）。很明显各类专业者被聚集在一起，但是他们不愿意被纳入一个统一的城市之中。让我们分析一下这种聚集的逻辑：这种集聚而成的城市是解决困扰遥远时代中尼日尔河流域群落的生态问题（包括物质和社会）的颇为有力的方式（至少在超过1000年的时间内是这样的）。首先，这一地区的环境颇具生产力，但是雨水和洪水状况高度不稳定。其次，为了应对不可预测的气候，手工业者和生活资料生产者越来越专业化，但均被纳入到一个整体性的经济之中。再次，这是一个横向组织起来的高度复杂的社会。这是一个由多个次级部分组成的异质性的社会，这些次级部分处于相互重叠而又竞争的关系之中，并且都抵制着中央集权的同化作用。（在杰内—杰努和中尼日尔河其他地区开展的超过30年的发掘活动中，我们还没找到证据证明这些城市存在国王或者是明确的精英阶层）这个由多个聚集区松散组成的城市正是这种抵制的一种途径。这一观点让人想起了关于中尼日尔河流域的一些颇为深刻和“深时”的观点。这些观点认为这一地区的权力网上分布着一些大致相当、高度信奉神秘主义的权力中心。我在2005年发表的《古代中尼日尔地区：城市文明与自我组织的景观》一文中对此有过全面的阐释。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出关于通布图腹地遥远世界的第三个结论：令人敬佩的中尼日尔河城市文明模式产生了由专门化的地区和城市群组成的无中心的聚集体。这与其他冲击平原上产生的远古文明，如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有着很大差异。那些远古文明大多深沟高垒，以城堡为中心发展起城市群，而城市群的腹地普遍人口稀少。
1984年在通布图开展调查时，我们并不认为处于洪水冲击影响下的中尼日尔河城市文明也会存在以下这些情况：第一，存在着一个受湿地影响的生态，在这种生态中，生态恢复力的“深时”适应模式能够支撑高密度人口的持续发展。第二，从地域意义来说，古代中尼日尔河城市文明指的是由多重的、无霸权的城市中心组成的一片区域（超过今天的55000平方千米的区域）。第三，这一地区的城市是由专门化的地区组成的无中心的聚集体——城市集群。那么针对通布图腹地定居模式的考古研究如何印证这些期待，或者推翻这些期待？今天的通布图是面向沙漠的一座残骸，沉没在撒哈拉沙漠的萨赫勒海滨。如今这座城市的环境已经与“生机盎然的”中尼日尔河流域的湿地环境相去甚远。这座跨撒哈拉贸易的终点站城市，根据那些伟大的纪事（tarikhs）的记载，甚至需要依靠南边的姊妹城市如杰内为其提供后勤补给。
总之，在通布图开展的发掘活动的结果仍有待探讨。1998年，来自剑桥大学的学生蒂姆·英索尔（Tim Insoll）发掘了通布图城周边的三处聚居点（位于阿扎莱地区的西部，在桑科尔清真寺附近的马洛卡因城堡）。 [20] 前两个地区的发掘在进展到5米深度时就停止了，因为加速器质谱（高精度辐射测量）测定表明年代仍然是18世纪。在最后一处考古地点，自然土壤上面的考古堆积层中仍然发现了烟斗（换言之，年代测定的结果仍然是晚于16世纪晚期）。因索尔得出的结论只是：通布图仍然是“神秘的”，试图把通布图的历史所有部分拼在一起的努力只向前推进到了16世纪中叶（伊斯兰历的10世纪中叶）。 [21] 也许我们今天所知的通布图只是一个世俗的人造品，是跨撒哈拉商贸的创造物，出现在中尼日尔河遥远世界之后，然而考古调查却显示了不同的结果。
1984年，特雷巴·特哥拉（Téréba Togola）、苏桑·基兹·麦金托什（Susan Keech McIntosh）和我完成了对通布图腹地和尼日尔河下游90公里处的曼加贝拉（Mangabéra）腹地的初步调查。 [22] 由于对潜在的早期遗址的环境逻辑不甚了解，这一次的调查完全是依据地形而进行的。整个的研判过程，我们选择了走没有规则的横断路线，考察了各种类型的阿扎瓦德地区和尼日尔河河湾区的地形——沙丘、新近出现的尼日尔河洪泛平原和经受冲刷的河流堆积物以及内陆古河道。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考察瓦第·阿马尔河道的河堤。我们发现了很多新数据，可以说这项工作改变了我们对通布图内陆人文景观的理解。我们考察了这一地区一半左右的地方，然而我们的工作更多的是一种评论性质的，而从概率论意义上来说，我们的工作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系统性研究。
相关的数据也令人沮丧。我们最初的（历史驱动的）期望是现今的通布图是中尼日尔河洪泛平原城市文明的一座局外城市，而且是位于不毛之地的一座晚期（公元后第二个千年）局外城市。我们期望通布图是跨撒哈拉商贸的一座人工形成的城市，坦白地说，是一座寄生在其他更为古老和本土的南方城市躯体上的一座城市。相反，我们发现了一个更为稠密的遗址网络，这些一直都面向（狭窄的）洪泛平原和横穿沙丘的古河道。在通布图附近260平方公里的考察区里，我们发现了43处遗址。令人奇怪的是，地面上没有发现后石器时代的遗址，公元300—500年之前的铁器时代遗址也似乎瞬间即逝了。值得注意的是，到公元500年的时候，这里存在着一个由村庄和具有完全城市特点的圆形土墩组成的稠密网络，而且这个稠密网络的模式让人想起前面提到的典型的中尼日尔河城市群。到1500年的时候，这些遗址中的大部分都在一次区域性的弃置过程中被废弃了（适当的发掘才能够告诉我们是多少个世纪之前）。这种废弃的彻底性（和突然性）与梅玛地区的情况差不多。
阿拉伯世界提到了一些尼日尔河湾失落的聚居地——阿克汉（Awqham）、萨凡古（Safanku）、蒂雷卡（Tirekka）和布克拉特（Bughrat）。我们发现的这些沉默的城市是否也是这些失落的聚居地中的一个或几个？ [23] 这个城市聚居地网络明显更为潮湿，那它是否是一个更为久远、不依赖任何一个诸如通布图这样的历史定居地的人类景观？还是说名不副实的通布图只是一个退化物，仅仅代表着一个悲伤的谣言，一个更早、更为稠密的定居地模式的残存？除是古河道外，瓦第·阿马尔更是一个庞大如城镇的遗址（50公顷），周围明显存在着一圈卫星城镇。这些城镇大多数可能在公元900—1200年被遗弃了。瓦第·阿马尔会是一个更早的通布图吗？
如果从水文学、地形学和土地使用相结合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考察结果，这些大约公元前500年到公元1500年的遗址的数量和位置都清晰地表明尼日尔河的洪峰和/或当地降水都处于相当高的水平。以至于瓦第·阿马尔（和其他阿扎瓦德地区的古河道）就算不是常年，也至少是季节性地洪水汹涌。腹地区域存在着大量的铁器生产，这个令人震惊的证据表明尼日尔河洪水并非是这一地区活跃的水文状况的唯一影响因素。事实上，联通尼日尔河与通布图（以及巴金德池塘区）的卡巴拉多涝洼地（marigot of Kabara）可能很好地蓄积了每年的水分——这也进一步暗示了今天通布图所在的地区至少在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已经有人居住了。然而，当撒哈拉沙漠占据了上风，发生了区域弃置的情况之后，本区域内大量的人口要么彻底地衰减了，并被整合进通布图主区，要么迁入到其他“活跃的”中尼日尔河盆地的腹地。
在曼加贝拉我们有了惊人的发现。我们沿着河流往下游继续行进，在下游90千米处随机考察了两块较小的试样地带（总面积50平方千米）。在这里更新世沙丘将河流挤压得很狭窄。我们原本并未期待在这片荒芜之地有所发现，但是偶然发现了一些似乎成集聚状态的大型台型土墩。是否通布图下游的每一段河流和每一处沙丘附近都存在着大量定居的情况？我们走马观花式的考察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尼日尔河湾地带的城市文明史是否与南边更为广阔的洪泛平原盆地类似？我们蜻蜓点水般的考察也不能得出如此结论，但似乎总体上确实如此。我们只能说尼日尔河湾支持了城市中心和远距离的商贸活动的发展，而且这种支持远在传统的历史重建的年代之前。 [24]
最后，我用一系列环环相扣的问题结束本文。这些问题是关于远古世界与由一群学者、商人和信仰者组成的通布图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衍生自考古学和历史地理学最近的发展，也被称为历史生态学。 [25] 环境对人类有着长期循环又反复的影响，而人类对土地也有着同样长期循环又反复的影响。历史生态学承认这个观点，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两点。一是，历史生态学意识到人类是依据他们对地形景观的看法而活动的，而这种看法是各种信仰和类科学的思考共同造就的，这些信仰和思考包含在群体对现实的社会建构之中。二是正如我们今天所见的地貌是过去人类多样的地表活动仅复作用的一样（也就是说，是人类过去决策的结果，这些决策各式各样并且具有累积效果。例如，在何处居住，何处种庄稼，哪些场所具有关键地位，等等），人们关于地貌景观的态度也是人们在与地形地貌相处的过程中形成的多样化经验。我在其他场合也提到过这个论断：中尼日尔河地形结构中发展出来的这种不规则的权力中心分布体现了非常古老的对地形的认知。在曼丁哥人文化中，专业知识拥有者存在着向知识朝圣的传统，这种传统也与人们对土地的这种独特态度直接相关。 [26] 现在，考古学家正在别人垃圾里苦苦搜寻，想要揭示这些人的想法，但是他们只得到了非常贫乏的线索。也许通布图手稿的保管者能够考虑一下我即将提出的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是我在思考中尼日尔河城市文明与后远古世界的通布图的联系时遇到的。
西非苏菲主义者在这里建立了非常有价值的朝圣场所。我们对于这一地区先前地貌和定居逻辑的知识是否有一天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西非苏菲主义独特的道德逻辑？考古学家、历史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等能不能一起研究当地遗迹中蕴含的信息？这些信息对于我们理解伊斯兰文明的同化作用以及通布图地区道德科学的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到伊斯兰文明渗透进通布图之时，是否关于远古世界的记忆已经被彻底抹去了，以至于在通布图手稿中所体现出的世界观中我们看不到这个远古世界的残存？
*或者说，我们对于这一地区先前地貌和定居逻辑的知识是否有一天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西非苏菲主义独特的道德逻辑？因为西非苏菲主义者在这里建立了非常有价值的朝圣场所。 [27]
*因此，考古学家、历史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以及漫游的碑铭研究者如保罗·莫赖斯·法里亚斯）能不能一起研究阿扎瓦德和尼日尔河湾地区地貌中蕴含的信息？这些信息对于我们理解伊斯兰文明的同化作用以及通布图地区道德科学的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都一样，追问这样的问题是诸如“地面景观”（一个地区内相互作用的所有物理、生物和文化现象）和“历史生态学”（考察作为个体和群体的人类如何依据他们的文化认知而行动，这种文化认知是关于生物世界和这个生物世界内因果关系的一些观念）这些概念的最终功用所在。这些概念旨在为深入研究诸如通布图这样关键地区的“深时”历史提供一个统筹兼顾的方法论和解释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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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在诸多身份与神圣品德的创造者中，其中就包括保罗·德·莫赖斯·法里亚斯（Paulo de Moraes Farias）（2003）分析的尼日尔河湾地区从通布图到加奥和本提亚的这些地方。另外还有埃德蒙·博鲁斯等人最近（Bernus，1999）研究的东尼日尔地区阿扎瓦赫古河道平原的近42万平方公里的地域。他们在这一地区主要考察了这些考古地貌在南柏柏尔人历史和身份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他们特别考察了特杜克这个由多个部分组成的苏菲派朝圣遗址。这个遗址本身很可能就是更大的神圣景观中的极具吸引力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