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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公共外交理论化的式微
长期以来，公共外交的研究侧重点都局限于经验研究。这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公共外交的理论解释力日渐式微有很大的关系。换句话说，日趋成熟的国际关系理论对广泛的公共外交实践欠缺解释力。现实主义理论无法解释公共外交以语言符号为载体的信息交流何以在追求权力和安全的国家间大行其道。而自由主义理论的分析核心国际体系的制度化程度似乎与公共外交的成败也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吸引和说服的威力”一度令国际关系理论家们语塞。因此，迫切需要转换研究视角，为公共外交理论化寻找出路。
2.“交往”的跨学科视野
正是基于上述理论囹圄，应该如何应对公共外交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冲击呢？时至今日，国际关系理论批评家的注意力仍局限于对学科理论自身三次论战的批评，而并没有注意到公共外交是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发展，外交在国际关系领域的新的实践形式。国际关系理论三次论战发生的时代与公共外交大行其道所处的时代背景截然不同。仍旧寄希望于通过对三次论战的解构—建构找到公共外交的理论归宿未必可行，即使可以也必将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
不妨换个角度思考，从公共外交的实践特点入手，它重视话语作用、落脚于公众舆论、强调建构理解、以赢得民心为目标。这些特点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融合社会学、传播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实践，因此势必需要转换理论的单一学科视角，跳出纯国际关系理论的视野，赋予它交叉学科下更为丰富的解释力，再从理论的角度回归到指导公共外交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秉持着既批判又建构的旨趣，通过对生活世界和以语言为媒介的人际交往活动的语用学分析，发现了实现交往有效性的条件，也构建出了哈贝马斯分析社会的独特视角。更应该注意到的是，广义的国际关系，也可以理解成国家间的交往，外交更是国家间交往必不可少的重要载体和形式。这就无形中已经初步搭建起了交往行为理论与公共外交的潜在联系。
3.公共外交的理论研究亟须一般性原理
在全球化时代，公共外交的发展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广泛关注。但不同国家在公共外交的理念和实践上差异很大，存在着众多的公共外交实践“模式”。一般而言，每一个国家都可以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凝练出其独特的公共外交模式。比如“美国的战略模式、欧洲国家的文化外交模式、日本的经贸外交模式、以色列的族裔外交模式、伊朗和沙特等国家的宗教外交模式和中国的人民外交模式等等” [12] 。然而，单一国家成功的公共外交经验大多不具有可复制性。这也印证了国际社会中尚且没有国家可以复制美国的公共外交模式。因此，凝练出跨国性的、可复制的一般原则将对不同国家在施行公共外交时大有裨益。但令人失望的是，关于公共外交一般原则的探讨和理论视角仍然十分稀少。
在传统权力政治的世界，政治大多关注于谁能在军事或经济层面取得胜利；而在当今的信息时代，政治也与谁的“故事”更能赢得人心有关。
与其说公共外交是个新词，不如说它一直是外交政策的一个元素。因为类似公共外交的行为可以追溯很远。随着公众在国家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以及新的传播技术的普及，公共外交在对外事务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1.走出对公共外交认识的三个误区
通过对现有公共外交研究的回顾和分析，综合起来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误区。
第一，公共外交是重塑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我们对于公共外交重要性的关注是基于改革开放数十年的发展成就，特别是经济发展的积累效应，与我们期望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致力于实现国家现代化和人民富强”的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换句话说，我们已不自觉地陷入了这样一个思维误区：落后就要挨打，所以综合国力提高了，国家形象问题也就随之迎刃而解了。但强大起来的中国往往被视作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者，于是，“中国威胁论”蔚然成风。由此，公共外交被视作构建国家亲和力、重塑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然而，公共外交重视与外国民众互动的特点远非仅仅有助于改善和提高国家形象。这种认识不仅将公共外交工具化和狭义化，而且也不利于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上挖掘公共外交的潜能。
第二，公共外交不是对外宣传的委婉说法。认为“对外宣传的活动形式、目的与公共外交大同小异” [13] 的观点将对外宣传视作公共外交实践的表现形式。诚然，“宣传”一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还是一个中性词。也正是两次世界大战中对宣传手段的大规模运用，甚至是滥用，给这个词蒙上了灰色的面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德国纳粹为推行法西斯政策而实施的欧洲最大规模的“宣传”战略。冷战期间，东西方两大阵营也大肆利用国际广播开展舆论战、宣传战。从那时起，“宣传”的内容往往与客观事实相悖，也逐渐被赋予一种否定性的、反面的含义，且不免带有极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当今大多数西方人眼中，人们对宣传往往比较反感，宣传也很难获得公众的信任。根本上说，公共外交具备实现预期效果的前提就是所传播和传递的信息必须是以事实为基础的，而不能带有偏见、误导和虚假的成分。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公共外交不仅不同于对外宣传，而应该刻意与其进行区分。
第三，公共外交不是自说自话，而是双向互构的过程。成功的公共外交实践强调双向影响，而不是“一国对另一国”“主体对客体”的单向过程。它应该是国家（或其他行为主体）通过推动公众之间（或以外的其他多种行为体）的互动，影响舆论、增进好感，并根据这种互动中的舆论走向调整本国的政策等，他体现的应当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在理想情况下，公共外交将外国公众视为积极的参与者，而不只是等待被修剪意识形态的羊群。” [14]
2.改变公共外交“师从美国”的现状
从目前的公共外交研究看，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公共外交的研究占有绝对优势。其中涵盖美国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方式开展的公共外交。在中国公共外交的自身发展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借鉴美国经验是当前中国公共外交的一个“隐含”定位。
美国的公共外交立足于推广美式的文化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出发点是基于美国自诩的“霸权”特质，其核心是美国绝对的全球领导力。然而，美国的并非世界的，更非中国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公共外交都有其国家性和时代性，因而也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殊性。同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必然赋予公共外交不同的任务和目标。中国公共外交不能走美国的老路，而需要以中国的国家发展经验定义和诠释自己的公共外交内核。
3.以公共外交理论化成果探索中国公共外交之路
从实践上看，公共外交表现出一种“投入—回报的非正相关性、同一行动在不同国家地区的非对称性，它客观上要求实践的渐进性与经营的长期性、多中心的协同性、对话的平等性和影响的大众性” [15] 。由澳大利亚外长加雷恩·埃文斯提出的所谓“基利外交”，更是把公共外交的这一特性发挥到极致。在埃文斯眼中，“基利外交”就是“把资源集中在特定领域，这些领域最可能带来值得拥有的回报，而不是面面俱到” [16] 。特别是对于澳大利亚这样的中等国家而言，“公共外交代表着一种以超越自身硬实力资源限制的方式，来获得影响力和塑造国际议程的机遇”。
鉴于中国有限的公共外交资源，在尊重公共外交一般原则的基础上，审慎和精心地分配中国的公共外交资源，以更加积极和包容的姿态与世界互动，实现公共外交效果的最大化。应该围绕在公共外交话语中阐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进而在实践基础上，以理论原则为立足点，凝练出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战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实践成就形成了一套富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发展理论，其核心之一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它不仅蕴含着交往行为理论的关键“理解”，也体现出公共外交“心灵政治”的诉求，更寓意中国开展公共外交的落脚点在于“发展”。这本身就蕴含着如何“表达自己”的公共外交思想。更重要的是，这从一个侧面也是对“中国威胁论”“中国骄傲论”的有力回击，是对长期以来中国“被定义”的话语窠臼的一种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