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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运用到公共外交领域是一个富有创意的尝试，更是一个勇敢的尝试。原因不仅在于自交往行为理论提出以来，它的有效性存在争议，更在于哈贝马斯的理论体系跨越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等诸多学科，单单搞明白哈贝马斯的理论体系本身就是一个艰巨挑战。值得庆贺的是，本书作者郭杰妮博士知难而进，成功把一个哲学上的普遍性理论运用到一个初兴的专业领域。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公共外交成为我国整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学界对公共外交的研究日益深入。近年来，我国学界从建构主义、软实力等诸多理论视角对公共外交进行了理论探索，而真正能够对公共外交实践起到指导作用的理论成果并不多见。建构主义理论提出了“交往—认知—建构”的理论路径，但其重点是建构而非公共外交的核心——交往，这就使建构主义在指导公共外交实践上总是隔着一层。软实力理论有助于解释公共外交与软实力之间的关系，但无法对公共外交实践给予理论上的指导。
在我看来，有效指导公共外交实践理论匮乏的根本原因在于，公共外交本质上属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中的特殊的目的性行为，不能通过工具理性的方法和手段如通过设定特定的交往次数或程序、步骤等来达到目的。正如哈贝马斯所说：“我不把为理解的行动一般结构的分析，理解为借助其他手段进行的认识论的继续”。 [1] 可见，如若希望找到真正对公共外交这一特殊的目的性行为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就必须深入到既不同于工具理性又不同于价值理性的交往理性层面进行深入的探索。
马克斯·韦伯最早区分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他看来，工具理性不关心目的，只关心达成目的的手段是不是最优的。价值理性则是用来确定目标，权衡什么样的目标才是我们想要的。不过，价值理性过于强大也会导致我们的偏执，进而把宣传和输出价值视为自己的使命。通过对资本主义发展和现代性的批判，特别是针对工具理性的过度扩张损害个人自由、道德冷漠和责任逃避，韦伯提出了著名的“理性铁笼”论断。然而，价值理性的过度扩张同样是值得现代社会警惕的，例如有的国家热衷于输出民主，或把一种价值置于所有其他价值之上的做法，实质上是“理性铁笼”的另一面。韦伯把打破铁笼的希望寄托于人民的意志，卢卡奇则寄望于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但在哈贝马斯看来，“理性铁笼”的问题还必须由理性来解决，这就是交往理性。
实际上，在回应“理性铁笼”这一现代性难题的众多哲学家之中，哈贝马斯是最杰出的代表，因为只有他真正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面对号称无解的现代社会多元价值冲突问题，哈贝马斯主张挖掘出日常交往实践本身蕴藏着的理性潜能 [2] ，建立起有效交往的规范基础。不过，哈贝马斯提出交往理性理论的时候，他所关注的主要是一个社会共同体内部存在的冲突和矛盾，而非跨社会、跨文化甚至跨国的冲突和矛盾，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交往理性理论能否适用于公共外交呢？
对此，本书作者在解决了公共外交定义局限性问题的同时，给出了交往理性理论中的交往与公共外交的交往都属于交往行为实践，二者具有共通性。随后，作者依据交往行为理论框架，把主体间性、公共舆论场和话语运用于公共外交之中，从而更新和提升了我们对公共外交的本质属性、交往媒介和交往载体的认识。这一认识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消除了传统公共外交低水平重复的弊病，进而可以在理论上指导公共外交实践朝着高质量方向发展。这一认识还把公共外交与其他外交形式区别开来，因为只有公共外交才致力于在平等的主体地位、公共的舆论场和有效的沟通话语的基础上寻求相互理解的共识。就此而言，公共外交实际上也承担着在这个已经祛魅的世界上，把那些已经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的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带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使命。这样的公共外交也许很少发生，但正因如此才愈显其珍贵。
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中的公共外交对于当今世界政治秩序的意义更是不容低估。俄乌战争表面上属于地缘政治竞争，但其背后离不开价值观冲突以及价值理性的动员和操纵。进而言之，我们关于地缘政治、国家利益的界定，其实又无不与我们头脑中存在的价值观念有关。从人类历史上看，族群、社会和国家间的利益冲突中始终伴随着各种价值观念的裂变与冲突，只不过，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价值观念的冲突变得越来越清晰可辨。俄乌战争双方的分界线，又何尝不是现代价值间冲突的分界线。
当前，我们要格外警惕“价值理性铁笼”释放新的战争模式，如文化战争、认知战争甚至超限的经济战争、金融战争，它们正在把人类带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哈贝马斯对价值至上和道德绑架带来的新“价值理性铁笼”似乎早有预见，在他看来，任何一种合理性（包括价值合理性）都存在被扭曲、被异化的可能，他说：“我要解决的是如何建立一种现代性理论，一种现代病理学……一种合理性在理性中变形的理论” [3] 。正如在本书中作者指出的，哈贝马斯继承了社会批判理论的实践性导向，即理论不仅应该具有“诊断”的功能，而且具有“治疗”的效果。那么，他的交往行为理论能否为当今世界东西方价值冲突寻求一条避免毁灭性冲突的历史出路呢？在本书中，作者对交往行为理论的探讨并没有止步于公共外交，而是结合哈贝马斯的后民族主义理论及其世界公民社会思想，探讨了新型大国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这一探讨虽然没有明确回答上述问题，但似乎表达了哈贝马斯与本书作者对交往理性通向何方的一个共同疑问，即布朗运动式的交往行为存在着无果而终的可能性，因此，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或哈贝马斯所说的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共同体确立为前进方向是十分必要的。
本书虽以研究公共外交理论为主，却借助交往行为理论批判地思考人类的未来，致力于从世界交往的层面上找到一条更适合人类解放的道路，其弘扬交往理性的主题可谓立意高远。作者在书中反对把公共外交工具化，认为公共外交是行为体间双向互构的过程。在完成交往行为视域中公共外交理论建构的论述后，作者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还及时更新和研究了中国的国家发展理论、“一带一路”以及全球治理等内容，使本书的研究体系更加完整。可以说，本书是近年来公共外交理论研究领域不可多得的力作，值得从事中外交流的实践者与学术研究者以及所有关心中国前途与人类命运的读者仔细品读，相信会从中受益良多。
张胜军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2022年3月12日
[1]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2]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90年版序言，第20页。
[3]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