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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吸收借鉴学术界对西方激进女权主义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本书拟对以下问题进行研究。
第一部分主要阐释西方激进女权主义的基本内涵、产生发展过程、思想特点以及西方激进女权主义三个主要代表人物——米利特、格里尔和费尔斯通的女权主义思想。
首先，清楚阐释西方激进女权主义的基本内涵、产生发展过程及其思想特点。西方激进女权主义产生于西方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第二次女权运动中发展出来的女权主义流派，既是一种思潮，也是一种运动。作为一种思想流派，它从根本上围绕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如何解放女性等问题进行理论建构，其思想目标和思想内容以及运动方式手段都较为激进。作为一种运动，它与当时的学生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反战运动、新左派运动等各种运动交织在一起，涉及婚姻、家庭、生育、就业等种种与女性有关的现实问题。八九十年代，西方激进女权主义逐渐式微，并被作为理论基础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逐渐发展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等思想流派。
其次，阐释西方激进女权主义重要代表人物米利特、格里尔和费尔斯通的女权主义思想。分别根据米利特、格里尔和费尔斯通的代表作《性的政治》《女太监》和《性的辩证法》阐释米利特、格里尔和费尔斯通的女权主义思想。包括米利特、格里尔和费尔斯通对女性受压迫及其根源问题、妇女解放等问题的基本观点；包括对米利特、格里尔和费尔斯通女权主义观点的审视和批判，肯定她们思想中具有积极意义的地方，也指出她们各自思想的不当之处。
第二部分内容旨在通过对西方激进女权主义与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弗洛伊德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发展理论的比较分析，进一步明确西方激进女权主义的思想特点、思想缺憾以及价值意义。即通过对西方激进女权主义与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基础之比较、性别压迫思想之比较、妇女解放思想之比较，通过西方激进女权主义对弗洛伊德主义的态度问题分析，让我们以女性主义的视角去审视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观点，弗洛伊德主义的观点。进一步明确西方激进女权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以及弗洛伊德主义为什么总是受到西方女权主义的大力批判。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西方激进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发展理论的比较分析，指出西方激进女权主义的合理与不合理之处，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发展理论的科学性和指导性，更加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更坚定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发展理论在当代社会中的指导性地位和意义。
第三部分旨在对西方激进女权主义涉及的一些性别理论问题做进一步探讨。这些性别理论问题都是西方激进女权主义者在其著作中提到的问题，有的是简单提及，有的是稍有论述，有的也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同时，这些问题又是在当代社会也需要去深入探讨的问题，即具有当代价值意义的性别理论问题。而笔者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对西方激进女权主义关于这些问题的观点进行评判，在此基础上论述个人的观点。
首先是技术与女性的关系问题。这主要是费尔斯通思想中涉及的问题。她提到生物技术与女性生育解放的问题，提到网络技术与女性解放的问题。她对这些问题都没有进行深入阐释，然而这些问题无不与当下时代问题紧密相关。随着中国生育政策的调整，专家学者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对女性生育意愿、影响女性生育的诸多因素以及各项人口政策社会协同配套措施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这些问题与技术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今天网络技术已经完全渗透进女性的生存生活中，这给我们进一步探讨网络技术与女性以及一般技术与女性之间关系等问题提供了良好契机。
其次是女性性别特征与女性社会地位的关系问题以及性别平等问题。在这部分内容中，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关系的根本立场和观点，通过理论与实践问题相结合的方式，探究两性之间的关系问题。现实问题涉及“职业女性”“全职太太”等当下命题，理论上又深入性别平等、性别差异等性别正义问题，并进一步结合西方性别正义理论代表人物艾丽斯·杨和南茜·弗雷泽的性别正义理论，对性别正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最后阐释西方激进女权主义性别理论建构的缺撼，以及当代中国性别理论建构的根本遵循。这是在综合研究西方激进女权主义的性别理论之后我们要思考的问题。西方激进女权主义的观点何以走向极端，关键在于性别理论建构的方法存在一定缺憾。而我们要在扬弃西方激进女权主义的方式方法的基础上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性别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