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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尔深刻认识到女性对自身认识上的各种偏见，从身体、灵魂等角度来揭示和纠正这种偏见，企图唤醒女性重新认识自身本真面目的自我认同和独立意识。
格里尔认为：“假如人们对女性不可改变的卑下或生来依附于人的程度没有清楚的了解，就不可能对妇女解放的任何实例进行辩护。这就是为什么本书以《肉体》一章为开篇的缘故。我们知道我们是什么，但并不知道我们可能成为什么，或本来可能成为什么。” [1] 由此，格里尔确定自己的分析目的，即清楚地了解女性本来的样子。
格里尔发现，人们对女性的认识，从最初的生命细胞形成阶段到成熟阶段的骨骼、身体曲线、毛发、性和子宫等生物特征或器官都存在严重的观念定式和偏见。女性的这些肉体特征相较于男性特征都被认定是劣等的。正如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露丝·伊里加雷（Luce Irigaray）指出的：“女性性征的理论化一直是基于男性参数进行的。” [2] 这种定式和偏见将女性误导入一种错误的思维之中，形成对自己肉身的嫌恶和深切的自卑。格里尔指出这种错误，并认为人们一直过分强调和夸大两性间的区别差异。她说：“我们的观念结构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是，男女两性截然相反，是本性上互相对立的两个部分。实际上，这个观点相当错误。” [3] “我们在寻找以证明男女不平等是合理的特征的过程中，不仅夸大了一般区别，而且凭空捏造了一些子虚乌有的特殊差异。” [4]
在这种强大的定式和偏见观念作用下，女性被强行纳入一种错误的生存模式之中，比如刮光身体的毛发，掩藏本能的欲望，被迫承认男性的主体主动性，而自己则沦为被动的客体。正如格里尔所说：“人们要求她们为满足他人的视觉享受而调节自己的肉体。女人过于动摇不定，因此总是采取措施向这种要求屈膝投降，也不管其是否合理。” [5] 而这种种“虐己”行为则“反映了女人对自己肉体现状的不满，以及她们坚持要求它成为另一种样子，一种不自然的、经过控制和加工的样子的愿望。女人采用的许多手段并非为了化妆或装饰，而是为了掩盖真相，其原因是恐惧和厌恶” [6] 。
实际上，格里尔揭示和批驳的是男女的差别性与等级性偏见，即男女有别和女性劣于男性的认识论偏见，这是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者的重要研究领域。格里尔企图从源头上让女性认识到自己本来并不是一般意义上被认为的那个样子，也不是一般意义上应该成为的那个样子。显然，格里尔做到了，但遗憾的是，她没有告诉我们这种定式和偏见最初是如何形成的，我们该从何处去改变和遏制这种观念。更可怕的是，这种强大的偏见不仅仅在蔑视和贬低着女性的肉体，还在侵蚀着女性的灵魂，不仅错误地告诉女人是什么，还在错误地教导着女性该往何处去。这种指引将女性完全导入与自身解放和发展相背离的道路中。
格里尔不仅对女性肉体偏见做了深刻揭示和批判，还以女性灵魂为切入点，从文化价值观念对女性灵魂的控制方面揭示了女性滞定型观念的形成。格里尔继承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在《论女子教育思想》和《女权辩护》中的女权主义思想，她认为：“在灵肉相会的那个神秘的地方，女性滞定型诞生并获得了生命。她的肉体多于灵魂，灵魂多于精神。一切美丽的东西都属于她，甚至美丽这个字眼本身。” [7] 女性被“美丽”这个外在概念所笼罩和操纵，灵魂和精神相较于外在肉体都变得微不足道，甚至变为虚无。
正如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指出的：“在她们年轻的时候，她们的才智也没有通过竞赛而得到发展，而且她们没有从事过严肃认真的科学研究，所以即使她们天资聪颖，这种聪颖也过早地应用在生活和举止容貌上了。” [8] 妇女过分注重外在的美丽，男性也要为之买单。因为这种外在的美丽需要一切来装饰。为此，男人也为了维持女人的装饰美而不辞劳苦。以至于“我们文明世界的男人把他们身上世俗的华丽服饰剥得精光，以便更加肆无忌惮地掠夺全宇宙的财富来装扮我们的淑女” [9] 。而女人的外表又反过来成为“维持她配偶的声望和她显示其声望的资格的必要条件” [10] 。随之，女人成为财富与等级的展览品，其身体也逐步沦为被消费的对象。
这样，女性失去自我精神和本我，失去原本应有的自我存在价值，被赋予了另一种毫无自我的崭新存在价值，那就是身体被欣赏、被消费，完全成为被动的客体，只会追随和盲从。格里尔说：“女性滞定型的形象统领着一支仆人大军。” [11] 可见，这种女性滞定型观念根深蒂固又极其普遍，而当一种观念占据了人的头脑，其行为必然处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之下。
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女性为自己和自己的世界描绘了生存的图景，并在这种图景下生活。这图景中没有真正的自我，只有滞定型观念描绘的形象，它引导女性制造美丽身体，追赶时髦，以供他人欣赏和消费。“时髦滞定型是永恒女性。她是所有男人，以及所有女人追求的性对象。……她的价值只能从这一点上得到证明，那就是看她能否激起他人的需要。她所必须贡献的就是她的存在。她不需要获得成就，因为她就是成就的酬报” [12] 。
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女人成为格里尔笔下的“女太监”。格里尔认为女性的正常“精力”被这些滞定型观念所阻碍，转变为一种摧毁性的力量，最终伤及自身。并进一步揭示了“妇女的精力是如何从出生至青春期一直受到蓄意扭曲的，以致等到她们成熟以后，只剩下飘忽不定的机智和创造力” [13] 。格里尔所揭示的这种对女性认识的偏见正是整个西方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女人不是天生就卑劣，而是被某种文化设定成为卑劣的。由此，格里尔的批判矛头也指向了西方文化价值本身。
带有强烈偏见的女性滞定型观念被不断强化，其中就有某些权威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的理论支持。格里尔认为这些支持女性偏见的权威理论简直就是对女性的心理欺骗，它们成为女性社会偏见传播的帮凶，成为女性滞定型人格形成的推手。由此，格里尔批判了包括弗洛伊德在内的影响深远的精神分析者对女性正常欲望的否定和对性别差异的夸张描述。
这种批判主要针对弗洛伊德关于“阉割情结”“阴茎嫉妒”等思想观点。弗洛伊德认为小男孩根据自身生理特征就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具有像他一样的生理构造，当他们发现女孩的生理特征与自己的不一样时，就会认为她们是被“阉割”了，从而对女孩产生某种轻视。而女孩发现自己与男孩的生理特征不一样时，会产生嫉妒和自卑心理，进而会渴望自己能成为男孩，并具有男子气质。 [14] 弗洛伊德的这一观点是对女性的主观臆断型的贬低和轻视。格里尔认为弗洛伊德关于女孩与男孩在童年时期的性别差异和性欲表达“肯定是胡说八道，关于异同的概念毫无意义，所谓人格以神秘的方式自我调节，达致压抑的说法也同样不富于教益” [15] 。
弗洛伊德还描述了青春期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急剧差异变化”。他认为从青春期开始，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别“就对塑造人们的生活方面比其他任何因素都起着更多的决定性影响。确实童年时期就已经容易辨认出男性和女性特质了。性欲发展的抑制因素（羞耻、厌恶、怜悯等）在小女孩身上出现得早一些，受到的反抗相对男孩要少一些；总的来说，女孩性压抑的趋势要更强烈；而且她们在性成分本能出现的地方，倾向于被动的形式。……如果要对‘男子气’和‘女子气’这两个概念给出更明确的含义，那将会是，力比多始终是男子气的必然条件，不管它是出现在男性还是女性身上，也不论它的对象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 [16] 。
格里尔认为弗洛伊德的结论过于武断，存在严重的性别偏见，这种偏见构成社会大的文化环境，形成对女性价值观念和行为的灌输与引导。“如果我们将我们最强大的价值观放在外部现实之中，我们就可以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作为自我抑制过程中的累赘摒弃，而依赖于我们自己的观察和我们自己对我们环境所做的实验结果。弗洛伊德的构想不仅武断，而且不能作为一种生活模式。” [17]
为此，格尔里认为：“如果我们想摆脱性幻想、对爱情的强烈需要以及各种着魔的恋爱形式的桎梏，我们就必须恢复我们力比多的正常功能。” [18] “心理学在将受虐狂的角色作为合适的角色推销给女人的同时，强化了自她出生以来便一直在继续的幼稚化过程。她的痛苦并非因为她不能长大成人，进入成熟的女性阶段，而是因为她与妨碍她以自己的力量工作和生活的东西在做抗争。” [19] 当一种文明成为权威者和普通人的代言，当错误变得普遍，当个案变成一般，那么，处身其中的大众将无可遁形。随之，所有人都将屈从于这种文明，受制于这种文明，并与真正的文明渐行渐远。在这里，格里尔实际上是从性别定式、性别偏见，以及性别定式和性别偏见在文化、语言、媒体等的表现方面分析了女性滞定型观念的形成。那么这些滞定型观念和偏见对于女性思维和行为又产生了那些影响呢？格里尔对此也做了具体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