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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利特认为要改变男女之间这种不公平的性别权力结构，就需要一场由“性的革命”引发的社会重大变革，推翻男权制这一最根本的统治形式。但米利特在解释“性的革命”的内涵时再一次承袭了她“父权制根本上是一种意识结构”的错误观点。
米利特所谓的性的革命“首先要求的是终止性的压抑和禁忌，尤其是对男权制的一夫一妻制构成最大威胁的那些压抑和禁忌：同性恋、违法私生、少年性行为和婚前婚外性行为；围绕性行为的普遍的、传统的消极的和被贬斥的气氛，连同双重的标准和卖淫制度，将自然而然地消除。性的革命的目标是一种宽容的、单一标准的性的自由，一种与传统性结合中愚蠢、剥削性质的经济基础中的腐败划清了界限的自由” [30] 。“但更主要的，一场性的革命将消灭男权制的习俗，清除男性优越的思想观念和传统以及旨在维护两性地位、角色和气质的社会适应机制。” [31] “人们必须弄清楚的是，性的革命主要的是思想意识的革命，其次才是人类制度的革命。由于男权制的根深蒂固，它在两性中造就的性格结构主要的是一个思想习惯生活方式的问题，其次才是政治制度的问题。” [32]
通过上述几段话，我们可以明确米利特关于性的革命的根本观点，即性的革命主要是思想意识文化层面的革命，其次才是制度层面的革命。这与她对男权制本质的看法是一致的，既然男权制更主要的是一种男权文化意识，那么推翻男权制的性革命就必然是清除男权制思想观念。这明显颠倒了意识与存在之间的关系，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 [33] 男权制的思想意识来源于男权制的现实生活，而不是男权制的生活来源于男权制思想本身。我们不应该从思想上找寻男权制的根源，而是应该从经济、政治、社会的实践中找寻这些思想产生的来源。
米利特对性的革命和女性解放的理解也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如果他们把‘人’从这些词句的统治下——而人从来没有受过这些词句的奴役——解放出来，那么‘人’的‘解放’也并没有前进一步；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34]
所以，将妇女从男权制思想中解放出来并不是真正的解放，如米利特所理解的那种推翻男权制思想来实现妇女解放的设想只能是空想，革命不纯粹是文化思想意识的变革，更根本的是现存的经济、政治制度的变革，思想变革会随着经济、政治、社会的变革而变革。女性的解放首要的是对生存于其中的经济、政治、社会变革，其次才是思想的变革。正如舍勒指出的：“女性权利在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任何最终有效的提高，必然导致从内在限制我们的当今文明耸立之上的价值和力量的一切冲击力。” [35]
显然，米利特并没有意识到这一根本问题，并走向了其反面。她说：“妇女的屈从当然远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甚至政治的事件，而是一个全社会的和心理的现象，一种生活方式。” [36] 她还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批判恩格斯并未意识到这场革命的实际影响和意义。“穆勒从未估计过这场革命会给家庭带来何种变化，恩格斯则很少了解它在心理上的巨大影响。” [37] 米利特虽然充分肯定了这场性的革命的意义，“尽管未能向男权制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的适应机制这些次结构的纵深发展，这阶段的革命仍攻击了男权制的政治、经济和法律这些上层建筑中最明显的弊端，并从而在立法和其他民权领域实现了令人瞩目的变革” [38] ，但米利特还是过分夸大了性的思想革命的意义，并颠倒了思想革命与经济、政治、社会制度革命之间的先后次序关系。
米利特也强调一场性的革命若要继续下去，就必须进行婚姻和家庭的变革。而要完成这一革命，就需要男权制的瓦解，其途径是消灭男权制的思想意识。在这里，米利特再次陷入一种逻辑矛盾的怪圈。实质上，男权制不仅是一种思想意识，更是一种制度设计。男权制的产生不是作为一种思想意识产生的，而是作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综合社会秩序的意识反应。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 [39] 就此而言，米利特只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借用了一个“历史”和“革命”的概念，把性的革命看作历史过程，却并没有很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革命”的真正内涵。
米利特站在西方女权主义阶级立场上，用对父权制的批判代替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用文化价值革命代替经济社会根本变革，并进一步质疑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所倡导的把女性解放融入阶级解放之中，通过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来实现妇女解放的观点。
米利特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妇女的地位和生存境况与资本主义国家中没有什么改观，所以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并不能实现妇女解放。她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妇女劳动力同样在下层岗位就业，尽管在医卫等职业中妇女就业人数较多。由于妇女的涌入，这些职业的声誉和收入也随之降低。并且，妇女被允许进入这些领域有一个基本出发点：妇女的这些活动对社会或国家（请记住，社会主义国家也是男权制）有利，而不是妇女本身从中获得的好处。” [40] 米利特觉得只要男权制存在，妇女解放就是不可能的，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不会消灭男权制，恩格斯的预言也不可能到来。她说：“恩格斯十分了解，这或许意味着一场激烈、意义深远的社会变革。出于对这一社会主义和性的革命的胜利的信心，他在对此做出预言时的乐观主义在今天看来却只能令人伤感了。几乎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在等待它。” [41] 可见，米利特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道路心存失望。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回应一下包括米利特在内的一些西方女权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道路的质疑。其实，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已经做出了明确和清楚的说明，他说：“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 [42] 然而大多数的西方女权主义者，甚至一些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影响的国内学者都据此认为只要妇女走出家庭就意味着解放。但他们发现妇女走出家庭换来的是肩负着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双重负担，这种境况不管是在何种社会制度之下都是存在的，没有本质区别。但是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说只要女性重新回到公共事业中就能实现妇女解放，它所强调的是妇女回到公共事业中去只是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和前提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换句话说，妇女要解放，必须要回到社会公共事业中去，在社会事业中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妇女回到公共事业中就一定实现了妇女解放。妇女解放从来不是靠单一的社会条件就可以实现的，而是社会各项制度综合配套作用的结果。搞清楚了这一点，就不难解释西方女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倡导的妇女解放理论以及对苏联和中国实践妇女解放道路的质疑。苏联在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之后，采取了一系列解放妇女措施，鼓励妇女走向社会，这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理论的基本观点。这些政策没有取得预期效果，是因为他们忽略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经济政治状况，违背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主义基本观点。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发展理论本身的错误，而是他们犯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米利特把苏联的这一尝试失败归结为是性的革命第二阶段即性的反革命阶段，她认为这是父权制对性的革命的一次成功的反革命。她把这种失败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本身的失败，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显然是不对的。
米利特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成功的范例，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在我国的成功实践。我国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指导下，将妇女解放与阶级解放相结合，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解放发展道路。可惜米利特在有生之年没能到访中国，看看中国妇女地位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看看我国妇女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看看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发展理论在中国的实践情况。
在米利特授权钟良明先生翻译《性的政治》一书的信中，我们能够看到米利特对我国文化和妇女生活状况了解之贫乏。在信中，她说：“我梦想到那片土地上去，用我的双眼和大脑看看它，并会见你和你认识的女性。这是一个遥远的、巨大的、处处是奇迹的中国梦，一个有关红楼和神奇强盗的梦，一个有关万里长城、中央监狱的黑暗和文化革命大混乱的梦，一个有关天安门和自由雕像的梦——不仅仅是一个法国式的梦想，而是对人性的一种希冀。在这些梦里，总少不了许多世纪的中国妇女——母亲、姐妹、女儿和儿媳——贵妃、女苦力、女生意人、女渔民、女庄稼人。她们占了世界妇女的一半。” [43] 这封信写于1996年，米利特把传统社会中的中国妇女地位和生存境况形象毫无改变地移植到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对于当时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妇女地位和生存境况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完全缺乏了解。
总之，一方面，以米利特为代表的诸多西方女性主义者把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完全归结于父权制或男权制，而无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显然是激进女权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片面和不可取的。同样如海迪·哈特曼所主张的将资本主义与家长制联合起来进行分析的二元制理论，也在于强调家长制更为根本的作用，所以也不能很好地指导女性解放运动，达到彻底解放妇女的目的。“只有那种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条件由以这种压迫为主要因素的制度决定的理论才能提供这种依据” [44] ，而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具备这样的条件，这一理论在中国的成功实践无疑为世界妇女解放发展提供了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包括米利特在内的西方女权主义思想为揭露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和女性解放发展做出的贡献，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也是一种有益的补充。父权制的确是女性受压迫的一个重要因素，父权制的文化价值观念也在很大程度上束缚着女性的自由解放。女性的全面自由解放和发展从来都不是单一因素或线性发展的结果，总体上要归因于社会制度层面和文化价值层面。仅有社会制度层面或者文化价值层面的变革或革命都是片面和行不通的，唯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的综合变革才是可能的。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西方女权主义思想提出的一些现实问题也是切实存在的，有些也具有普遍性。比如当代女性在职业规划和家庭之间的平衡问题、家务劳动的社会化问题、技术发展与女性解放问题等。这些现实问题也让我们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真理，而是在实践中变化发展的，也要与时俱进。
我们要在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前提下，秉持开放包容的心态，辩证地看待西方学术思想，在批判中有所借鉴，在借鉴中有所批判。同时更要在不断的实践中丰富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不断提高其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沿着马克思主义指明的平等、公正目标，向着全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道路前进。
[1]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英国启蒙时代著名的女性政论家、哲学家、作家与思想家，西方女权主义思想史上的先驱。
[2] 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19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女权主义作家。
[3] [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护》，王蓁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3页。
[4] [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钟良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90页。
[5] [英]约翰·穆勒：《妇女的屈从地位》，汪溪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04页。
[6] [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钟良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
[7] [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钟良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95页。
[8] 闵冬潮：《国际妇女运动：1789—1989》，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3页。
[9] [美]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巫漪云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0页。
[10] 裔昭印：《西方妇女史》，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474页。
[11] [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钟良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12] 《韦伯作品集》（Ⅲ），康乐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7页。
[13]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Ⅰ），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87页。
[14] 《韦伯作品集》（Ⅲ），康乐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7页。
[15]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Ⅱ），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545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页。
[17] [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钟良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
[18] [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钟良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68页。
[19] [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钟良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67页。
[20] [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钟良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63—164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6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
[24] [美]凯瑟琳·A.麦金农：《迈向女性主义的国家理论》，曲广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4页。
[25] [美]凯瑟琳·A.麦金农：《迈向女性主义的国家理论》，曲广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
[26] [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钟良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69页。
[27] [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钟良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69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3—284页。
[29] [美]莉丝·沃格尔：《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受压迫：趋向统一的理论》，虞晖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
[30] [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钟良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92页。
[31] [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钟良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92页。
[32] [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钟良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94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7页。
[35] [德]马克斯·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罗悌伦等译，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36] [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钟良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83页。
[37] [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钟良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95页。
[38] [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钟良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95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3—284页。
[40] [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钟良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
[41] [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钟良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
[43] [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钟良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71页。
[44] 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