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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利特的女权主义思想是在西方经典女权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和妇女运动实践的推动下逐步形成的。
米利特深受西方经典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尤其是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1] 和约翰·穆勒 [2] 的女权主义思想。1792年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发表《女权辩护》，她揭示了偏见对于女性的深刻影响：“偏见的思潮在没有遇到阻碍时，必将到处流行，遗害非浅。女人从小就受到教导并且由于母亲做示范而领悟到只要懂得人类的弱点……她们就可以得到男人的保护。” [3] 米利特高度评价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她认为“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写出了人类历史上妇女要求获得全部权利和坚持被社会承认的第一份文件” [4] 。
1869年约翰·穆勒发表《妇女的屈从地位》，他指出：“如果有一种特权和强制屈从的制度，其奴役是用铰钉紧紧地钉在被制服者的脖子上的，妇女的事例就是。” [5] 穆勒强烈批判两性之间的不平等，从人类全面发展的角度看待两性之间的关系。米利特认为：“《妇女的屈从地位》对于妇女在历史上的实际地位做出了有根有据的雄辩的陈述，同时攻击了维多利亚时代妇女法定的被奴役地位、消解妇女意气的教育、以及‘妻子似的屈从’这一令人窒息的道德。” [6] 包括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和穆勒在内的女权主义者已经深刻认识到性别不平等问题，并试图揭示男女不平等的根源，探求妇女解放发展的路径方法。这些女权主义者鼓励妇女追求自身价值和权利，主张男女平等，促进妇女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和自我意识的觉醒。米利特高度评价这些女权主义者及其思想，并深受其启发，在性别不平等、性别压迫的根源、性别解放等问题的探究道路上继续前进。
如果说西方经典女权主义思想为米利特的女权主义思想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思想来源的话，那么西方女权主义的运动实践则是米利特女权主义思想产生最直接的助推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爆发了西方历史上为争取妇女权利而进行的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发生了一些转变，父权制社会被撕开了一个缺口。
米利特将这一时期（1830—1930年）定为“性的革命”的第一阶段，基本与第一次女权运动的时间相吻合。她认为：“第一阶段的革命不幸未能实现它的理论家和最富远见的倡导家们为它制定的目标，但它仍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为现在和将来奠定了基石。” [7]
1949年，法国女权主义思想家波伏娃发表了《第二性》强烈抨击了传统的婚姻家庭观，揭示了女性受压迫和奴役的父权制文化意识形态，成为第二次女权运动的思想启蒙之作。米利特认为波伏娃“为全世界妇女打开了一道门……她的一部作品改变了全世界亿万人的命运” [8] 。随着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的高涨，妇女受压迫和歧视的境况得到更深刻地揭示。
1963年，著名的妇女运动领袖弗里丹出版了纪实性著作《女性的奥秘》，进一步揭示了传统家庭婚姻观念以及道德观对于妇女的身心控制。她说：“女性奥秘论的力量如此强大，妇女在成长时，简直不知道在她们身上还存在这一奥秘禁止她们拥有的欲望与才能。” [9] 正如裔昭印所说：“弗里丹的主张影响了整整一代美国人和西方人，成为公认的美国新女权主义运动的纲领性宣言。” [10]
在这些思潮的影响下，加之妇女面临的现实生存困境和自我意识的增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掀起了以美国为主要阵地的第二次女权运动的浪潮，米利特的女权主义思想就在这一背景下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