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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激进女权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激进”。一种思想或运动谓之激进，自有其激进的体现和原因。倘若某一个主体或某类群体能够用较为温和的手段或方式达到自己想要的目标，他们肯定不愿意采用激进或极端的手段或方式去达到。之所以采用激进或极端的手法，说明它的无可奈何或歇斯底里性。西方激进女权主义就是在无奈的社会情境中选择的一种方式。之所以被称为“激进”的，是由它的重要特征所决定的。
首先，西方激进女权主义激进地认为性别压迫是最严重和最根本的压迫。在其看来，性别压迫比其他各种社会压迫、种族压迫、阶级压迫更为根本和持久，是所有压迫和统治中最深、最根本的压迫。也正因如此，他们无视或忽视社会经济、政治等其他因素对于性别压迫的影响。
其次，对于导致性别压迫的原因，西方激进主义者往往以偏概全，将某一种因素代替全部因素，而且其内部也存在各种不统一的分析与论述。有人认为性别压迫的根源在于性别本身，即女性与男性不同的生物性特征，比如舒拉米斯·费尔斯通。有人认为西方文化体系是导致性别压迫和父权制的根本原因，如米利特和格里尔。而米利特、格里尔和费尔斯通也是20世纪中后叶西方激进女权主义思想的三个重要代表人物。她们的思想虽然都围绕着女性受压迫的根源以及怎样根除压迫根源，实现女性的彻底解放这些根本问题进行自己的阐释，但她们的具体思想各有各的极端之处。
再次，西方激进女权主义把父权制支配形态作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并给予强烈批判。正如贾格尔所指出的：“激进女权主义者也许在他们的命名上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但他们关于社会现实的基本结构的认识大致是一致的。这是一个真正的男性支配系统，这个系统的制度形式几乎是一个不可跨越的网格，这种网格是一个男性建筑物，一个能使用男性控制女性身体和引诱女性被迫成为母亲和性奴隶的建筑。” [18] 这一西方激进女权主义者的共性和显著特点不仅将他们统一在女权主义这一思想流派中，而且将激进女权主义与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等女权主义流派区别开来。在对这一根本问题进行探讨时，西方激进女权主义者往往有一些极端的看法和观点，比如将父权制的产生归因于某一种单一的特定因素。
最后，西方激进女权主义主张用各种极端的“革命”方式获得妇女解放。为改变和彻底根除父权制支配系统，实现女性的彻底解放，西方激进女权主义者都主张不同领域内的“革命”。正如裔昭印所指出的：“在个人生活领域内‘闹革命’，有的人提出对男子展开‘性战’，有的建议搞同性恋，有的提出以群居取代婚姻。个人领域开展的‘性革命’实际上等于在向社会上的性别歧视观念和做法宣战。” [19]
总之，西方激进女权主义试图通过各个领域的革命来彻底颠覆女性受压迫的历史，实现彻底的解放。他们深刻认识道：“由于妇女同男子的殖民关系，妇女必须为自己的独立而斗争。为我们自己的独立而进行斗争将导致这个国家的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展。在这个大规模的革命斗争中，只有独立的妇女才具有真正的战斗力。” [20] 甚至主张排除男性，把男性当作敌人，与男性做斗争，获得自身解放。但是，他们所主张的革命并不是真正的彻底的革命，不是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不是推翻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所有制的革命，不是社会性质的革命，而是在维持现有资本主义私有制前提下的内部革命。因此，这种革命不能产生他们想要的两性关系的彻底的颠覆性改变。
首先，西方激进女权主义成立自己的各种妇女组织，成员单一。比如美国的“纽约激进女性主义者”“红袜子”“波士顿面包与玫瑰”“华盛顿妇女解放”“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组织”等。其中，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组织是最有影响力的。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组织其成员主要是白人、中产阶级、知识女性中具有特殊经历的少数人。比如，其中的一部分是从温和派女权主义的全国妇女组织中分离出来的，一部分参加过反战运动、民权运动或新左派运动。其成员可以说是久经考验，能够更清楚和深刻地认识到女性在各种组织、社会领域中所受到统治和压迫的严重性与广泛性。该组织认为以弗里丹为首的全国妇女组织提出的要求过于保守，其任务是彻底地解放女性，根除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比如，开办学习班，动员组织妇女通过座谈会交流的形式控诉男性统治的亲身经历，促使广大妇女更深刻地认识到女性受压迫是一种普遍和严重的现象。
其次，西方激进女权主义的一些组织还进行大规模的静坐和游行示威活动向当局施加压力。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次活动是1968年9月抗议和冲击全美小姐选美活动。激进女权主义者们将内衣、束腰、发卷、假睫毛、假发等女性用品扔到垃圾箱中，并将一头绵羊封为“美国小姐”，以讽刺和抗议选举活动对女性的歧视。一些激进女权主义组织，如“愤怒的米娜”这个团体组织，常常采取激进和突然的马路行动，吸引广大妇女加入，通过向政府施加压力来争取自由平权。“愤怒的米娜”一开始也接纳男性参与其中，后来逐步认识到新左派中存在的性别歧视，不再寄希望于男性，逐步摆脱男性而展开独立运动。
其中一些组织并不统一，往往逐步分裂。如法国“五月风暴”后成立的“新妇女解放运动”，后来由于观点分歧出现不同的分支，如“革命的女权主义者”“政治精神分析派”“季米特洛夫小姐”“纵火者小组”等各种不同称谓的组织。其成员有着共同的认识前提和目标，那就是女性受压迫是个普遍客观的存在，必须予以改变和清除。各国的激进女权主义者们采取各种形式对现行的社会政治制度、文化意识形态、传统观念等展开了全面的反抗与革命，对当时社会产生强烈的冲击。
总之，西方激进女权主义不管是在思想还是在行为上都体现出激进性。不管是从对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斗争目标、斗争方式等理论性问题的探究上，还是在妇女解放运动中采取的活动形式和手段上来看，激进女权主义都显得比其他女权主义流派更为极端和“革命”一些。所以，不仅他们自己声称是激进女权主义，而且也被研究者称为激进女权主义者。正如何念所指出的激进女权主义之“激进”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表现在这一派的思想和行为都较为鲜明、大胆、偏激和革命；另一方面，‘激进’（radi cal）一词的英文含义还有‘根本’（root）之意。即从‘根本’上整治，斩草要除根，才能改变妇女千百年来受压迫的形式，缔造革命性的真正的转变。” [21] 这较为客观地指出了西方激进女权主义的激进特点。此外，西方激进女权主义看问题的方式倾向于单一化和纯粹化，总是把问题归结为单一的因素上，并从单一因素入手解决所有问题。这既是西方激进女权主义“激进”的一个体现，也是西方激进女权主义“激进”的根源。
[1] 《福柯文选》（Ⅱ），汪民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70页。
[2] [美]阿莉森·贾格尔：《女权主义政治与人的本质》，孟鑫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84页。
[3] 姚大志：《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评析》，《世界哲学》2017年第3期。
[4] [美]阿莉森·贾格尔：《女权主义政治与人的本质》，孟鑫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页。
[5] [美]艾丽斯·M.杨：《包容与民主》，彭斌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1页。
[6] [美]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巫漪云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7] [美]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巫漪云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
[8] [美]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巫漪云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页。
[9] [美]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巫漪云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0页。
[10] [美]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巫漪云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4页。
[11] [美]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巫漪云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1页。
[12] [美]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巫漪云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9页。
[13] [美]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巫漪云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23页。
[14] [美]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巫漪云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23页。
[15] [美]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巫漪云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23页。
[16] 裔昭印：《西方妇女史》，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471页。
[17] 何念：《20世纪60年代美国激进女权主义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83页。
[18] [美]阿莉森·贾格尔：《女权主义政治与人的本质》，孟鑫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98页。
[19] 裔昭印：《西方妇女史》，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476页。
[20] 何念：《20世纪60年代美国激进女权主义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81页。
[21] 何念：《20世纪60年代美国激进女权主义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9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