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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学家艾丽斯·M.杨指出：“社会运动是围绕着针对如下方面的社会差异所导致的压迫与不平等的结果的经历和分析而动员起来的，即，阶级、性别、种族、性偏好、民族起源或者宗教信仰。” [5] 西方激进女权主义运动就是因为当时社会的性别压迫与不平等而被动员和发展起来的。从时间上来看，激进女权主义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时期。第二次女权运动与当时的学生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反战运动、新左派运动等各种社会运动交织在一起，涉及婚姻、家庭、生育、就业等种种与女性有关的现实问题。它要求摆脱女性的被压迫和被统治的屈从地位，实现全面的性别平等，对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西方第二次女权运动以美国为中心和起源地，这与美国战后的实际社会发展状况紧密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考虑，很多女性走出家门从事社会工作。这弥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男性劳动力的缺失，促使女性就业率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尤其是未婚女性的就业率极高。数据显示，当时未婚以及寡居或离异女性的就业率基本维持在40%上下，而已婚妇女的就业率却大幅提升，从20世纪初的15%左右迅速上升到60年代的60%左右。这是因为在那一阶段，执政的保守主义对于女性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做了一次纠正性的政策和舆论的调整，鼓吹和鼓励女性角色的转变，再次由社会转向家庭，并利用媒体的力量大肆渲染女性回家的论调。这引发了人们对于女性问题的广泛关注。
然而，大量处于家庭中的女性们发现她们回到家庭之后，并没有感到想象中的幸福和满足，反而不断被忧愁和焦虑缠绕。也正是在这种大的背景下，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于1963年问世，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成为继波伏娃《第二性》之后的又一女权主义力作。贝蒂·弗里丹揭示了某种虚假现象背后的真相，即“无法言明的问题”。她说：“这个问题埋藏在美国妇女的脑海中已有多年了，一直没有说出来。它使人感到异样的激动，不满足，渴望着某种东西，这便是20世纪中叶美国妇女经历的问题。她铺床的时候，采购食品的时候，替沙发套配料的时候，与孩子们吃花生酱三明治的时候，驾车护送男女童子军外出的时候，晚上睡在丈夫身边的时候——她甚至害怕向自己提出这个无声的问题——‘难道就是这些吗？'” [6] 弗里丹说，在战后的15年中，这一实现女性完美的奥秘成为美国文化所珍视与身体力行的核心，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女性按照一种美妙生活的描述在家中扮演着母亲和妻子的角色。正如她所描述的：“她们唯一的理想是做贤妻良母；她们的最大抱负便是生5个孩子和有一幢漂亮的房屋；她们进行的唯一战斗便是获得一位丈夫，不让他离开自己。她们根本不考虑家庭以外的世界里那些不属于女性的问题；她们期待男人做出自己的决策。” [7]
弗里丹强烈批判这种绑架女性的奥秘论。她说：“奥秘论鼓励妇女回避他们的自我危机，在性满足的名义下，允许妇女完全逃避自我，于是女人们又一次缠起足来，在受到歌颂的旧的较弱女性形象中生活。这一形象尽管换上了金光闪闪的新装，仍然是过去千百年来使妇女坠入圈套以及使女权主义者奋起反抗的同一旧形象。” [8] 弗里丹在一片看似温柔的欺骗陷阱中看到了问题的实质所在，在大肆渲染的女性回家论背后隐藏着对女性的蒙蔽和误导。大量女性不是因为回到家中过着安逸的生活而变得快乐，而是被重新束缚在一种之前反复反抗的旧牢笼之中。这一牢笼所编制的女性气质和女性生存论调激起了女性的反思和自我意识的觉醒。
正如弗里丹所言：“今天许多美国妇女为之受苦的、无法名言的问题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她们要适应一种形象，不允许自己成为现在的自己。” [9] 弗里丹大力批判女性奥秘论，认为女性奥秘活埋了无数美国妇女，而要想冲出这种奥妙设计的所谓的舒适集中营，女性就需要做出努力，跃出家庭的围墙去塑造未来。而“只有对未来承担个人义务，美国妇女才能冲出家庭主妇的陷阱，并且作为独立的人，把自己特有的种种可能性变为现实，从而真正找到做妻子和母亲的满足” [10] 。弗里丹进一步指出，“能找到自我，认识到自己是人的唯一办法是通过自己创造性的劳动” [11] 。女性拯救自己脱离陷阱的钥匙是教育，“唯有教育拯救了而且会继续拯救美国妇女，摆脱女性奥秘论带给她们的更大的危险” [12] 。
弗里丹在为女性提供摆脱奥秘论束缚的同时，并没有把男性排除在外，更没有把男性当作女性的敌人，而是倡导男性与女性的合作和共同努力。她说：“如果男女都摆脱了生物的生活，充分表现出人类的自我，那么他们或许会在剩下的后半辈子里最充分地发挥出自己的才能。” [13] “如果妇女不需要通过丈夫和孩子生活，男人就不会害怕女人的爱与力量，也不需要以别人的软弱来证明自己有男子气概了。他们最终能看到各自的本色。这或许是人类进化的第二步。” [14] “如果男女能共同分享孩子和家庭，对创造人类未来的事业产生感情并负起责任而且都能充分认识自己，那么谁知道爱情会有多么广阔的前景。” [15]
通过这几段话的阐释，我们发现弗里丹显然将男性的生存发展与女性的生存发展联系起来，只有女性获得了充分的自由和解放，男性才能同时获得自己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只有女性摆脱了她的女性气质束缚，男性才能摆脱男性气概的束缚。男性与女性才能共同实现自我、共同进步，发挥出自身的才能，共同为人类的事业做出贡献，共创人类的幸福与自由。这一点弗里丹分析得很透彻、很准确。
弗里丹的思想就像一枚炸弹炸开了当时社会看似平静幸福的女性家庭生活，撕开了蒙蔽女性的罩子，鼓励女性为自身的解放和自由幸福去思考和行动，激发女性为了自身的权利去努力和斗争。弗里丹吹响了第二次女权运动的号角，也成为当时美国女权运动的领袖。在她的带领下，成立了主要由职业妇女和中产阶级中年妇女为主要成员的全国妇女组织。该组织的初期目标是把美国妇女引入主流社会，其斗争策略主要是利用现有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同性别歧视作斗争。全国妇女组织迅速发展成为影响较大的全国性组织。由于其采用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法律制度的修订来改善女性的生存状况，保障女性的各项权利，比如要求法律保障妇女平等的就业机会、产后恢复工作的权利、与男性平等的受教育权利等，采用的是较为保守和温和的手段与策略，所以它被称为温和的女权主义。
几乎与此同时，女权主义的自我意识加上当时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共同促成了另一个女权运动的流派，即激进女权主义的产生。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是一个自由主义蓬勃发展的时代，自由、开放、改革的浪潮此起彼伏。各种运动思潮激发了妇女寻求自由平等的思想和行为。正如裔昭印在《西方妇女史》中指出的：“50年代末开始的黑人民权斗争，帮助妇女认识到女性受社会歧视的深层根源；同时，民权运动的成果也使得妇女对自己的解放运动增强了信念。此外，新左派和反主流文化等大规模的群众性运动，不但为妇女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起了催化剂的作用。以反战和学生运动为主体的新左派运动对主流文化和传统观念的冲击和批评，开阔了妇女们的视野，鼓舞了斗志，促使她们认识到自己是美国‘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是美国社会中的‘第三世界’。而60、70年代风起云涌的社会改革思潮和激进的社会运动，则使得广大妇女进一步认识到社会的种种阴暗面和弊端，从而激发了她们参与和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 [16]
在这种大的背景下，西方激进女权主义逐步发展起来。可以说，西方激进女权主义是在女性自我意识逐步增强，社会各种争取平等、自由权利的运动中产生的。正如何念所言：“激进女权主义运动的出现是对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中男性对妇女问题的冷漠所做出的反应。” [17] 所以，西方激进女权主义不是突然产生的，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女性意识与社会运动实践相互促进中产生出来的，是当时社会各种运动综合影响以及对温和派女权主义改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