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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并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以至于成为中华民族的主流哲学。”
时间推移至1930年代，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不仅革命战争形势愈加严峻，更重要的是，作为社会变革先导的各种思潮之间的交锋和激荡也愈加急遽而深刻。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民族矛盾日趋尖锐，“抗日”这一政治课题成为此后中国政治的主旋律。以1935年年底的“一二·九”运动为契机，迎来了大城市民众的抗日运动高潮，当时以上海为中心，集结了全国的抗日派知识分子，形成了寻求抗日的诸多政治势力的一个结节点。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正是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革命与反革命激烈交锋的主战场之一。陈唯实所看到的是：“偌大一个上海，被帝国主义割据为一块一块的租界，在租界上挂的是帝国主义的旗子，行使的是帝国主义的法律。帝国主义分子掠夺、虐待以致屠杀中国人民是合法的，连公园门口也挂着‘中国人和狗不准入内’的牌子。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我国东北三省之后，进一步垂涎全中国的领土。他们在上海任意逮捕屠杀中国人民，经常挑衅制造事端。”
残酷的社会现实成为陈唯实开始马克思主义学术历程的现实基础。
面对如此严重的民族危机，国民党当局对日本帝国主义不但不实行坚决抵抗政策，反而采取各种手段镇压各级人民群众的爱国行动，在政治领域与文化思想界实行疯狂镇压。政治军事方面，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宣布把“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国民党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国策；文化思想方面，对国统区的革命文化运动实行文化“围剿”，采取政治高压手段，封闭打击进步团体，迫害革命工作者与进步人士，颁布诸多法令，如《图书杂志审查办法》《宣传片审查标准》等，用以禁止和焚毁进步书刊。“仅北平一地，1934年就焚毁书籍达四千种以上。”
这样做的真正目的无非就是要诋毁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作思想理论上，特别是哲学上的辩护。
与国民党当局完全相反，当时中国知识群体掀起各种抗日思潮与运动，在促进中国政治走向抗日抗战态势方面发挥了巨大的先导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这一学术思潮与理论活动，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由当时集结在上海的一批哲学理论工作者所提出和倡导的。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五四运动时期开始在中国传播
，那么时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的传播与发展，而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这一学术思潮与理论活动，极大地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范围，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传播与应用实现了重大突破。从另一层面而言，当时国民党之所以采用种种手段对革命文化进行“围剿”，也是为了通过遏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猛烈势头，进而达到“围剿”革命根据地的目的。同时，为了配合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张东荪等人对唯物辩证法展开批判，在理论界发动了一场名为“唯物辩证法”的论战。艾思奇等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回应了张东荪、叶青等人对唯物辩证法的批判，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捍卫唯物辩证法的斗争。为了能够站在斗争的最前沿，陈唯实毅然决定由北平奔赴上海，积极投身于由艾思奇等人所发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同时以撰写《通俗辩证法讲话》的方式展开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
尽管这一时期国民党加紧对各种革命和进步文化进行围剿，革命进步书籍的生存异常艰难，但却是陈唯实大显身手和其学术思想发展的黄金时段。他不仅发表了数篇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稿，而且写就了《通俗辩证法讲话》《通俗唯物论讲话》《新哲学世界观》《战斗唯物论讲话》和《新哲学体系讲话》。其中《通俗唯物论讲话》《新哲学世界观》和《战斗唯物论讲话》是为了应对国民党当局的文化“围剿”，将同一本书更换为三种不同的书名），这几本为当时很畅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著作。
陈唯实之所以在这一时期有如此丰硕的成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做出如此重大之贡献，不仅得益于他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而且还得助于当时异常活跃的思想文化氛围。当时人民获取文化知识的重要渠道之一就是图书馆。浓厚的思想文化氛围，促进了图书馆事业的蓬勃发展，而相应地，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图书馆事业，为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的提升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陈唯实丰厚的理论积淀便是来源于北平图书馆、暨南大学图书馆和申报流通图书馆这三大图书馆的丰富藏书。
北平图书馆的丰富藏书为陈唯实走上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大众化道路奠定了深厚理论基础。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北平图书馆在当时是国内规模最大、藏书最多的国家图书馆。1929年至1935年这六年间，每年该馆的入藏书刊就有“2.7万—4.8万册”
。陈唯实在他晚年日记中回忆说：“因为穷苦无钱买煤取暖，只好每天跑到北平图书馆去，既可读书又能取暖。我在图书馆里专门攻读哲学……为以后在上海写通俗哲学做准备工作，也为参加三十年代的哲学大众化、通俗化运动打下了基础。”
到上海之后，在老同学苏乾英（当时在暨南大学当助教）的帮助下，在当时暨南大学所在地真茹乡下找了一间不收房租的屋子住下。
因为住在暨南大学附近，所以他经常到暨南大学图书馆去借读。作为中华民国时期仅有的8所知名大学图书馆之一，暨南大学图书馆“至1929年，藏有中文书15万册，西文书8000余册，日文书500册”
。在当时，申报流通图书馆也是陈唯实的重要学习和活动场所。因为申报流通图书馆借书不收取任何费用，这对当时生活极为拮据的陈唯实来说，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申报流通图书馆不仅阅读方便，更重要的是它有着丰富的藏书。在它开办之时，就有藏书三万多册，而且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
总而言之，无论是北平图书馆、暨南大学图书馆还是申报流通图书馆，其丰富藏书为陈唯实从事理论宣传工作，写就哲学通俗读本，打下了良好而坚实的基础。
陈唯实认为自己之所以能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发展贡献一份薄力，除了自己对哲学的浓厚兴趣和对理想信仰的执着追求外，更是得益于哲学理论界前辈们的热心提点与帮助。陈唯实晚年回忆自己于北平自修哲学和在上海撰写通俗专著时，他专门提及了李达同志、黄松龄先生还有张粟原教授等几位前辈对他的帮助。
李达是负有盛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从五四时期就开始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宣传，在当时他已有许多经典译著和著作问世。在北京自修哲学的那段时间内，陈唯实就阅读了李达的许多著作，从后来陈唯实的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其思想和观点都深受李达的影响。虽然两人相识的具体时间不甚明确，但对于李达的热心鼓励与帮助，陈唯实一直谨记于心。他在晚年的日记中专门提到：“如果说我在北平自学哲学能够有点成就，除了个人的苦学之外，也还由于有老一辈哲学家李达等先生的帮助。”
在北京自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段时间里，陈唯实还特别提到了黄松龄先生对他的帮助，他在晚年日记中回忆道：“他（黄松龄）是北平三十年代一位进步的大学教授，我在北平时常去他家。他虽然是搞政治经济学的，但他渊博的学识对我有不少启发。”
陈唯实于1935年年底初到上海后，一方面，积极参加一些进步的社会活动，投身革命实践中；另一方面，他就近到暨南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专心从事哲学“通俗读本”的写作。在上海这段时期，陈唯实热心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普及和大众宣传的工作。他积极参加各种进步的社会活动，如参加“马列主义同盟”的学术研究活动和秘密的马列主义哲学研究小组。由于参与这些进步社会活动，结识了艾思奇、柯博年、张仲实、陈宝康、金子未和张执一等进步学者和地下党同志。他的《通俗辩证法讲话》一书也是在张执一的帮助下出版的。
另外，陈唯实在回忆自己在上海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研究与宣传时，专门提到了暨南大学张粟原教授。他说，张粟原教授“阅历很深，学识渊博，早在三十年代之前就翻译了几本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书。他为人正直，富于正义感，鄙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热情支持进步活动，尤其关怀和帮助青年进步。他（张粟原教授）对我的帮助，是我毕生难忘的。我在上海出版的几本书，都获得了他多方面的帮助和支持”
。因为当时的陈唯实刚刚走上哲学研究的道路，他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尚处于初始阶段，前辈的热心鼓励与支持，对他坚持自己的信念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张粟原教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陈唯实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作的志向。陈唯实在晚年的日记回忆中提及他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通俗辩证法讲话》出版后，除了许多公正的批评之外，还有个别纯属中伤的所谓批评。针对这种情况，张粟原教授在艾思奇主编的《读书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批驳的文章，措辞尖锐，立场鲜明地以实际行动对陈唯实的理论创造给予了正面的肯定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