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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思想家奥古斯丁深受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影响，在道德观念方面强调超越有形之物和感性欲求的限制，同时他又主张与古希腊的知识论道德观念划清界限，为基督教的道德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古希腊的知识论道德观念中，幸福依靠人的理性能力与现实的德性。奥古斯丁认为，幸福虽然是人类生活的最终目的，不过，这一最终目的不可能在现世生活中实现，因为对于偶然存在的东西例如财富、荣誉的占有并不能确保人的心灵安宁，现世生活中有限的善也不能使人真正满足。幸福只存在于永恒不变的上帝那里。信仰上帝依靠的是意志与爱，而不是理智与认识。“爱上帝”意味着人以神为中心否定自我，追求彼岸拯救，这完全不同于古希腊文化以人为中心肯定自我，追求现世幸福。如果一个灵魂爱自己超过了爱上帝，就会陷入无限的缺乏之中无法自拔，心灵的安宁与真正的幸福就无法实现。
奥古斯丁从基督教道德观念出发，谴责世俗文艺。他少年时代在母亲的影响下曾经非常热爱世俗文艺，深刻体验到了古希腊罗马文艺作品的感染力，但在皈依基督教后所写的《忏悔录》中，奥古斯丁反思自己的经历，悔恨自己曾经被古希腊罗马文艺作品中人物的悲欢离合所打动。他责备自己曾经为维吉尔史诗中狄多的殉情而伤心落泪，却没有为自己因此背离上帝而痛哭；悔恨自己曾沉迷于那些描写淫乱的朱庇特和朱诺的诗歌，让罪恶的情欲腐蚀了自己的心灵。因此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对世俗文艺进行了严厉批判。
首先，在奥古斯丁看来，世俗文艺亵渎上帝，败坏道德，使人堕落。基督教坚信只存在一个神，上帝是世间万物的创造者，除上帝之外的一切存在者都是被造的，因此，上帝是独一的和全能的。奥古斯丁认为，如果世界上存在“唯一不变的本体或本质”，那么他就是上帝。上帝“至高、至美、至能，无所不能；至仁、至义、至隐，无往而不在；至美、至坚、至定，但又无从执持，不变而变化一切，无新无故而更新一切” [21] 。世间万物派生于上帝，从属于上帝，因而与上帝相比是卑下的。奥古斯丁发展了柏拉图的观点，认为上帝不是恶的起因，因为恶并不是真实的存在，恶是善的缺失。与柏拉图不同的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信奉多神教，而奥古斯丁所信奉的基督教则是一神教，因此，他认为《荷马史诗》描写了众多的神乃是对唯一的真正的神——上帝的亵渎，而且把罪恶的起因归结于神，这就掩盖了人自身的罪恶，把人的原罪推到了神这里。所以奥古斯丁说：“荷马编造这些故事，把神写成无恶不作的人，使罪恶不成为罪恶，使人犯罪作恶，不以为仿效坏人，而自以为取法于天上神灵。” [22]
由此奥古斯丁深受柏拉图道德主义文学观念的影响，认为诗人摹仿坏人坏事，引人做了坏事，却自以为是在效仿神灵。泰伦提乌斯笔下的浪漫青年就是在朱庇特神的鼓励下，一边吟咏着“金雨、怀中、迷惑、天宫”的词句，一边干着放荡风流的勾当，因此奥古斯丁断言：“这些词句并非通过淫亵的描写而更易记忆，这些词句不过更使人荒淫无度。” [23] 奥古斯丁认为，世俗文艺通过虚构，把尘世间人的种种罪恶转移到神的身上，把神写得无恶不作，这只能鼓励世人去犯罪，而且世人犯了罪还以为自己是在效仿神。比如朱庇特为了诱奸达那厄而化为金雨落入她的怀里，到了泰伦提乌斯的喜剧作品《阉人》之中，就成为一位年轻人效仿的榜样：“用他的霹雳震撼着最雄伟的神庙的大神，他能这样做，我这个凡人就不能这样做吗？行，我已经这样做了，而且非常快乐。” [24] 另外，把神写成无恶不作的形象，实际上是把神性赋予邪恶的人，这就使邪恶似乎具有了神圣性，从而亵渎了至高至善的神的尊严。奥古斯丁举例分析说：“如果诗人错误地表现朱庇特，把他说成是通奸犯，那么可以期待贞洁的诸神会对这样邪恶的虚构表示愤怒，并且进行报复，而不会鼓励这样做。在这些表演中，最可忍受的是喜剧和悲剧，也就是说，是那些诗人为戏剧表演而写下来的东西，在这些戏剧中，他们尽管经常处理不洁的主题，但还没有像其他一些戏剧那样使用肮脏的语言，在所谓光荣的和自由的教育中也包含可耻的东西，但长辈们却要求男孩子阅读和学习这些内容。” [25] “在此我们难道还不应当把棕榈枝奖给一位希腊人柏拉图吗？在建构他的理想国时，他明白应当从城邦中把诗人当作国家的敌人驱逐出去。他不能容忍把诸神拎出来加以羞辱，也不能容忍公民的心灵被诗人的虚构弄得扭曲和痴迷。” [26] 奥古斯丁在此极为赞赏柏拉图以道德裁断文学作品的批评观，认为如果文学作品表现众神寻欢作乐、任意妄为，不断激发人的情欲，那么，彰显德行、惩恶扬善无从谈起。
其次，奥古斯丁以基督教道德标准衡量世俗文艺，认为古希腊罗马的文学作品宣扬七情六欲，毒害着人的灵魂。奥古斯丁结合自己的经历论述人们观赏悲剧时的感受：“我被充满着我的悲惨生活的写照和燃炽我欲火的炉灶一般的戏剧所攫取了。人们愿意看自己不愿遭遇的悲惨故事而伤心，这究竟为了什么？一人愿意从看戏引起悲痛，而这悲痛就作为他的乐趣。这岂非一种可怜的变态？一个人越不能摆脱这些情感，越容易被它感动。一人自身受苦，人们说他不幸；如果同情别人的痛苦，便说这人有恻隐之心。但对于虚构的戏剧，恻隐之心究竟是什么？戏剧并不鼓励观众帮助别人，不过逗引观众的伤心，观众越感到伤心，编剧者越能受到赞赏。如果看了历史上的或竟是捕风捉影的悲剧而毫不动情，那就败兴出场，批评指摘，假如能感到回肠荡气，便看得津津有味，自觉高兴。” [27] 在奥古斯丁看来，悲剧一方面热衷于表现争斗、渎神、谎言、激情等，引发人的感官欲望；另一方面又使人产生虚假的恻隐之心，诱导灵魂走向堕落。人们观赏悲剧产生的是虚假的恻隐之心，因为人们只是庆幸自己没有遭遇悲剧人物的厄运，是从他人的苦难与悲痛中获得自己的乐趣，这与基督教拯救人的苦难的博爱情怀是完全不一致的。悲剧并不能推动人们帮助他人，只是逗弄人们悲伤；人们愈悲伤，悲剧作家愈得意自己的成功。人们并不期望悲剧人物的苦难没有发生，恰恰相反，人们唯恐悲剧人物的苦难不够悲惨。当然，不能认为人们从观赏悲剧中获得的快乐没有一点恻隐之心。然而在奥古斯丁看来，悲剧应该受到谴责，恰恰就在于悲剧作家滥用了人们的恻隐之心，他们为了博得人们的赞赏而利用人们的恻隐之心激发情欲，从而诱导人们走向罪恶的深渊。
奥古斯丁以自己的亲身体会阐明了沉湎于情欲的情感刺激与真正的同情心之间的不同：“我现在并非消除了同情心，但当时我看到剧中一对恋人无耻地作乐，虽则不过是排演虚构的故事，我却和他们同感愉快；看到他们恋爱失败，我亦觉得凄惶欲绝，这种或悲或喜的情味为我都是一种乐趣。而现在我哀怜那些沉湎于欢场欲海的人，过于哀怜因丧失罪恶的快乐或不幸的幸福而惘然自失的人。这才是比较真实的同情，而这种同情心不是以悲痛为乐趣。怜悯不幸的人，是爱的责任，但如果一人怀抱真挚的同情，那必然是宁愿没有怜悯别人不幸的机会。假如有不怀好意的慈悲心肠，——当然这是不可能有的——便能有这样一个人：具有真正的同情心，而希望别人遭遇不幸，借以显示对这人的同情。有些悲伤果然是可以赞许的，但不应说是可以喜爱的。” [28] 情感刺激表面上是一个人因为别人的悲痛而感到悲痛，但实际上却是从别人的悲痛中获得特殊的快感。欣赏戏剧的人或悲或喜，其实都是一种情感刺激带来的乐趣。相反，真正的同情心却并不以悲痛为乐趣，因为真正的同情心是一种爱的责任，有真正同情心的人是不愿意别人受苦的。当我们看到一对恋人在舞台上无耻地作乐时，我们会为之欢快兴奋；而这对恋人陷入生离死别的痛苦时，我们更会为之唏嘘不已，这种或喜或悲的情感体验中的确包含着某种同情，但是，严格来说，这并不是真正的同情心。那些期待着在他人遭遇不幸、经历痛苦的过程中表现自己同情心的人是虚伪的。真正的同情心绝不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基础上。一个抱有真正同情心的人应该是宁愿一切苦难从未发生而且永不发生，从而没有任何基于他人遭受苦难而同情的机会。因而奥古斯丁认为，悲剧所激发的同情心至多不过是一种存心不良的慈悲心：希望别人遭受苦难，由此显示自己的同情心。在奥古斯丁看来，这种由悲剧激发的同情心是虚伪的，上帝的同情心才是真正的慈悲，具有无限纯洁、无穷完美的特征。所以，奥古斯丁在区分了情感刺激与同情心之后，他怀着无比崇敬、无限真挚的颂扬之情对上帝说：“我的主，你热爱灵魂，但不像我们，你是以无限纯洁、无穷完美的真慈怜悯着世人的灵魂，你不受任何悲痛的侵袭。但哪一个人能如此呢？” [29]
最后，奥古斯丁对文学艺术也提出过肯定的观点：“艺术家得心应手制成的尤物，无非来自那个超越我们灵魂、为我们的灵魂所日夜想望的至美。创造或追求外界的美，是从这至美取得审美的法则，但没有采纳了利用美的法则。这法则就在至美之中，但他们视而不见，否则他们不会舍近求远，一定能为你保留自己的力量，不会消耗力量于疲精劳神的乐趣。” [30] 这段文字表明文学艺术创造的核心在于上帝的至美。不过一般艺术家在追求外在世界的美时，却忽略了来自上帝的至美的法则，由此舍近求远，舍本逐末，获得的只是感官上的快感而不能达到精神上与神同在的最高的快乐。所以奥古斯丁说：“他们劳神外物，钻研自己的制作，心灵中却抛弃了自身的创造者，摧毁了创造者在自己身上的工程。” [31] 这说明奥古斯丁与其说是抨击谴责文学艺术自身，不如说是抨击谴责人对于文学艺术的滥用。按照奥古斯丁的观点，上帝赋予人自由意志来决断自己的行动，因此人的所有行动都是肇始于自己，人应当承担行动的后果。人滥用自由意志而背弃源于上帝的法则，体现了人的原罪，就需要负起行动的责任。所以基督教推崇谦卑、恭顺、虔信等美德，由此体现上帝的至高无上以及人对上帝的完全依从。
因此文学艺术自身没有罪过，诱导人们灵魂堕落的世俗文艺源于人滥用自由意志，而与世俗文艺对立的是规劝人们虔信上帝的好的文艺作品。在《上帝之城》中，奥古斯丁高度肯定了《旧约·诗篇》中的诗歌作品：“我心里涌出美辞。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上帝赐福给你，直到永远……” [32] 奥古斯丁认为这是以比喻手法预言基督，属于为基督教信仰服务的绝妙好诗。可见奥古斯丁认为好的文艺作品不是为了低级的感官欲求，而是为了信仰上帝，赞美上帝。
奥古斯丁继承了柏拉图道德主义文学观念。不过，尽管在反对世俗文艺方面，奥古斯丁与柏拉图如出一辙，但他们有着不同的出发点：柏拉图是从建立理想城邦的目的出发，指责荷马史诗、古希腊悲剧和喜剧不利于培养智慧、勇敢、节制等正义城邦的德性；奥古斯丁则是从基督教教义出发，认为古希腊罗马文学作品诱惑人的灵魂堕落，上帝才是永恒不变的至善至美的最高存在，世上的一切事物无不显示着上帝的光辉，因而文学的使命是歌颂上帝，为教会服务。这成为了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对待文学的普遍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