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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城乡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以及悠久的农耕文明背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上，“乡下人进城”早已成为一个较为恒定的叙事母题。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城市化进程的加剧，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地进城谋生几乎成了前后两代乡下人生活的常态与优先选择。大规模的城乡人口转移，直接导致乡村的空心化甚至荒野化。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农村、农民、农业“三农问题”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作为占社会生活主流的事件，“乡下人进城”自然成了当代文学创作的热门题材，作品骤然增多。正如有论者所言：“当下小说叙述中‘乡下人进城’的书写关涉到中国现代化语境中最广大的个体生命的诸般复杂因素。它对农村与都市之间人的命运的表现，已成为当下小说叙述的亚主流表现方式。” [1] 除了铁凝的《谁能让我害羞》、孙惠芬的《民工》、艾伟的《小姐们》等零星篇章外，更有像贾平凹、李佩甫、尤凤伟等当代文坛重镇，以系列长篇加以追踪呈现，令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这一叙事母题更加醒豁，令世人瞩目。
在我看来，描写乡下人进城的作品，所观照的虽是乡下人的都市生活，却是当代乡村叙事的自然延续。原因在于这批作品的旨归并不在于都市，而是乡下人进城后的命运与遭际，及其折射出的社会问题，引发的思考，更多表现出他们难以融入城市的生存状态。那些进城者表面上已是“城里人”，然而其思维方式、心理状态，仍然带有深深的乡村烙印。也就是说，作家真正属意的并非当代都市生活，而是“被抛”于都市的那些乡下人。值得注意的是，进城第二代农民工的身份归属早已模糊，他们几乎普遍缺乏乡村经验，心态上已然有别于他们的父辈，称他们为“农民”自然不准确；而从身份、心态来看，又不真正属于城市，因而称其为“乡下人”似乎更准确。李佩甫《羊的门》《生命册》等长篇，常常以乡村、城市两条叙述线索并进的方式来结构小说。这种被作家惯常使用的“有意味的形式”，或许就根源于他那城市是乡村的自然延续这一认知。
近百年来，关于“乡下人进城”的文学书写历经数度变迁，彰显不同的时代风貌与美学趣味。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第一批“进城者”大多是富有理想的乡土知识分子。逃异乡、走异路，往往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大体相同的人生境遇。而他们逃离乡村后所进入的异质空间，唯有近代城市。对于乡村和都市，在情感与理性上的悖谬，让他们身在都市心系乡村。因而，“侨寓者”的乡土回望是20世纪20年代的乡土小说普遍采用的叙述姿态。当时的城乡差异，似乎还不足以让进城乡土知识分子，感受到来自城市的严重挤压。他们更多是在空间位移之后，对昔日生活的乡村拥有了一份理性观照，还有基于时序错置而生出的情感眷顾。现代乡土小说的风貌亦由此决定。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某种意义上作家老舍塑造出了第一个进城乡下人形象：祥子。在我看来，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是最早最完备的“乡下人进城”书写。整体来看，祥子的悲剧在于进城后无法适时调整自己，完成身份的转换。他无法祛除乡下人的外在徽记，更难祛除骨子里的农民特性，始终不能成为北京城的“市民”而只是一个“游民” [2] 。《骆驼祥子》完整呈现了祥子如何从“农民”变为“游民”，最终被城市“吃掉”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户籍制度的强化，在很长一段时期，城乡有着极其严格的分隔。农民被牢牢附着于土地之上，城乡之间的流动性极其微弱。当然，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是由政治运动而导致的人口从城市向农村的逆向流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乡下人进城的活动趋于活跃，也相应体现在文学创作上。然而，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系列小说主人公陈奂生，只是进城进行一次诸如“卖油绳”之类的自发“商业活动”，并非要在城里谋生存，实现人生价值。这一系列作品明显并不具备眼下的“乡下人进城”的书写指向。而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城市化进程的提速，加剧了乡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与陈奂生们不同的是，第一代和第二代进城乡下人早已不满足于跟城里人完成一次出售农副产品的简单交易，而是企图在城里落脚，实现自身价值。“打工”成了活在千百万人口头上的热词。“打工仔”们力图融入所在的城市，而不是做新时代的祥子。但预期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却无情地使众多打工者陷入困境。生存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找不到归属感等，是众多进城乡下人所面对的共同处境。近年来，众多社会学家也注意到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纷纷探究“三农问题”。而在《出梁庄记》等“非虚构”文学作品里，作家也以准社会学调查的方式呈现这一群体的面貌。很大程度上，《出梁庄记》等非虚构作品与《泥鳅》等小说，构成了一种极具说服力的互证关系。当然，也有一部分乡下人进入城市后，很快就融入了都市生活，顺利完成了由“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换，成为城市的一部分。
回顾“乡下人进城”的文学书写，祥子、高加林（路遥《人生》）、金狗（贾平凹《浮躁》）、国瑞（尤凤伟《泥鳅》）、槐花（阎连科《柳乡长》）、吴志鹏（李佩甫《生命册》）等，构成了一个丰富的人物谱系。他们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分明折射出近百年来的社会心理与时代面貌的变迁。而随着进城者乡村经验的进一步丧失，还有城乡一体化进程进一步推进带来的乡村更为严重的空心化，在不久的将来，这一叙事母题也可能会消亡。本章以贾平凹、李佩甫、尤凤伟等人的代表性作品作为观照对象，力图梳理这一文学书写自20世纪80年代到眼下的发展与变化，探究其不断呈现的新质，解读其所折射的社会诸层面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