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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作家孙惠芬以“歇马山庄”系列小说，力图建构一个辽南乡村的文学世界。其文字细致呈现了当代东北的乡村经验与日常生活图景，并引起广泛关注。中国幅员辽阔，每个地方的乡村生活图貌各不相同，而且作家群体的分布以及活跃程度亦互有差异、不尽平衡。整体来看，当下活跃的东北作家不太多，除了迟子建等个别超卓者之外，影响力大多较弱；而迟子建的作品所表现的多半是林区生活。因而，呈现当代东北乡村生活的文学作品也就相对较少，有影响者更少。孙惠芬的辽南文学世界，除了审美意义外，我以为更在于它是当代乡村叙事在地域上的有力补充。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亦即“进城”，毋庸置疑是对当下乡村影响最为深刻的事件，且是绝大多数农民必须面对的生存现实，已然改变并进一步改变着乡村图景。进城，让“农民”变成了“农民工”抑或“民工”。农民进城后的生活以及由农民进城所导致的乡村空心化，在当下为数众多的乡村叙事作品里都有所表现。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一个家庭的主要劳动力进城后，那些乡村留守者之间又会发生什么？再者，当进城者亦即“民工”返回乡村，他们能否顺利回到此前的生活与人际模式中？在价值观念、伦理关系上，又会与留守者产生怎样的碰撞？我认为，在这些层面孙惠芬都有着极其敏锐而深入的乡村发现，甚至开辟了一个描写乡村较有新意的维度。这或许与其经历有关。孙惠芬亦曾做过地道的农民，是写作改变了她的命运，从乡村进入城市。作为“60后”“农裔城籍”作家，孙惠芬跟“50后”“农裔城籍”作家一样，对城与乡的态度亦存在明显的情理悖谬。她坦言：“在乡下的时候盼望进城，当进城以后又觉得理想愿望在乡下，觉得能温暖内心的地方还是乡村，是我多年生活的乡村。” [50] 长篇小说《歇马山庄》（1998）是孙惠芬迄今为止的代表作，她认为该作便是怀乡的产物。该作似是一道分水岭，进入新世纪孙惠芬自感文字变得理性了一些，对乡村的观照更加深入。中篇小说《民工》（《当代》2002年第1期）、《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人民文学》2002年第1期）便是她所谓“往理性深处走的一部分” [51] 。孙惠芬所谓“往理性深处走”似乎是指观照乡村生活的自觉性还有深入度都有了增强和提高。进入新世纪，其乡村叙事很大程度上滤除了早期作品那种感性的赞美与怀念，而是逐渐深入乡村生活的肌理，感受东北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所遭遇的价值取向改变与伦理观念的冲突。继《民工》《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之后，孙惠芬又推出《民工》的续篇《歇马山庄的两个男人》（《北京文学》2003年第1期）。《民工》及其续篇连缀在一起，完整地写出了一个男人为生计进城，因丧偶而返乡的经历。主人公鞠广大显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他在城里和乡下所遭遇的种种，理应引起人们对今日乡村现状的省思。在这一文学形象身上亦可看出作家孙惠芬对乡村的理性审视，而不再是那种近乎滥情的诗化赞美。要做到这样，作家自然不能拘泥于乡村日常生活表象，对乡村只有一种近乎赏光的了解，而要深入农民的内心世界，对其困境与哀痛体察入微，感受其精神负累，揭示其不幸根源。这些方面，孙惠芬可以说都有不俗表现。在我的判断里，《民工》为当代乡村叙事开辟了一个新的层面，提供了新鲜经验，也是孙惠芬迄今为止最为成熟、深刻的作品之一。
爷爷和父亲在十里八乡树立起来的好吃懒做的形象，几乎成了农民鞠广大与生俱来的羞耻，让他在乡亲面前抬不起头。爷爷靠打竹板混饭吃，是远近闻名的“懒鬼”；父亲干活儿不肯下力气更是名扬乡里，一年到头挣的工分连口粮都拿不回家。为了祛除这份耻感，年轻的鞠广大奋发图强，力图有所改变。他跟一个从吉林逃荒来的漂亮女子组成了家庭，日子过得越来越安稳火红。一次放牛薅草时的失误让牛祸害了村长刘大头家的庄稼，招致村长老婆的一顿辱骂。尖酸刻薄的女人将他努力掩盖并尽力淡化的家族羞耻，毫不留情地揭了开来，并着力放大，临了还极其轻蔑地料定他鞠广大生不出一个“在外”的儿子。鞠广大心想自己虽不像爷爷、父亲，但此生大抵只能如此，下一代则完全可以另说。因偶然的过失，村长老婆给他带来的却是新的羞辱。只不过，这份羞辱也给他带来了动力，他为对方的这句话倾力奋斗了二十多年。儿子出生后，鞠广大夫妇勤扒苦做，攒钱供他读书希望能考上大学，从而做一个“在外”的人。“在外”是辽南农村对那些脱离了乡村在城里生活的人的称呼。简单两个字明显带有对另一种生活方式的艳羡。而当鞠广大们意识到自己无论如何都没有改变自身身份的可能时，他们将目光自然转向下一代。培养出一个“在外”的人，亦即摆脱从土里刨食的命运，是那些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最为宏大的理想，也是对子女表达爱意的方式。然而，除了这些之外，对于鞠广大而言，儿子“在外”还是他扬眉吐气回敬羞辱的方式。只是没想到事与愿违，儿子高考落榜，他的所有希望都落空了。跟以前不同的是，现如今纯粹的土地收入无法满足一家人的开支，要想改变经济状况，唯有进城当“民工”。儿子于是也不得不成为跟自己一样的“民工”。
背负新一重羞耻，鞠广大父子各自离家进城当民工，却又鬼使神差地来到了同一工地。为了不让旁人知道他们的真实关系，两人装作互不认识。他们觉得保守这秘密，就能够规避羞耻葆有可怜的尊严。为此，这对表面上形同陌路的父子，半年来想尽了各种办法：“不住在一个工棚，不在一起吃饭，即使在工地上相遇，也不认识似的，绝不说话。” [52] 然而鞠广大老婆的死讯传到工地，最终让这对父子的秘密公之于众。在承受至亲突然亡故的巨大哀痛的同时，鞠广大和儿子还要各自承受内心难以排解的羞耻的噬咬。那悖逆人之常情、刻意隐瞒的父子关系，在如此情境下浮出水面，呈现于公众面前。这一情节实在有些残酷。而与此同时人们不言而喻地知道了两人如此做的目的。
与表现乡下人在城里生活的“乡下人进城叙事”不同，小说《民工》的着力点在于农民做了“民工”之后返回乡下的遭遇——表现“在外”亦即进城的经历对一个农民及其家庭带来的变化。在小说里，民工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只是通过一个典型场景便有了深刻呈现：午饭时刻，饥肠辘辘的民工们，各自从脚手架上下来排队领饭菜；每天烈日下超负荷、高强度地劳作，全靠那点清汤寡水的饭菜支撑。因为饥饿，排队打饭之时便是他们最为重要的时刻，争抢时有发生。对于鞠广大的儿子鞠福生来说，获悉母亲死讯的那一刻，充斥其内心的不是悲伤，也不是与父亲同在一个工地的秘密被人发现的羞耻——而是饥饿。他眼前始终晃动着抢饭工友的身影。与儿子不同，听到老婆的死讯，鞠广大的第一反应是意识到自己中途离开工地，就意味着过去六个月的辛苦打了水漂。其他工友曾经的遭遇告诉他，一旦离开工地就别想再回来——包工头就是用这种方式克扣他们的工钱。背着铺盖卷离开工棚的时候，伙伴们怂恿他去找工头儿试着讨要工钱。鞠广大不为所动，心里全然惦记着下午那趟返乡的火车。他本能地意识到自己的弱势，还有工头的绝对强势。讨回拖欠了半年的工钱，这最合理不过的诉求，他知道一旦付诸行动，将让他不仅得不到想要的结果，还要自寻羞辱。而此刻，在丧妻的伤痛和跟儿子同在工地被发现的羞耻之外，他实在无力再承受其他。
只是，对一个民工来说血汗钱太重要了。站在街边等公共汽车摸口袋的时候，鞠广大才意识到这一点。他和儿子半年的工钱，对自己这个突遭变故的家庭来说意义重大。没有钱，就是赶回去也是六神无主。顷刻，付出劳动得到报酬的人间正理，让他立刻有了向工头讨要他和儿子工钱的勇气。返回工地，鞠广大来到工长办公室门口，就听见儿子正为工钱在跟对方大声理论。工长丝毫不把鞠福生放在眼里，以胜券在握的心态冷漠地敷衍——他有太多成功应对此类情形的经验。眼前一幕令鞠广大内心涌起无声的呐喊，想冲上前责问工长凭什么克扣他们那应得的可怜的工钱。但这冲动到底被压抑下去。他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弱”——一个民工的“弱”。而有儿子的现场，则更加强化了这一感受。不仅如此，在工长轻慢的眼神里，除了“弱”和无助之外，他还“再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可怜，看到了他和他儿子、他儿子和他，多么像的一对！” [53] 然而更让鞠广大无法接受的还不是自己的弱势与无助，而是自己身上的这一切如今又迁延到了儿子身上。弱势甚至羞耻已然成了一种身份的徽记无可改易。这让他无比绝望。从公共汽车站返回工地路上那股升腾而起的正义之气顷刻烟消云散。钱在人家的口袋里，对方没有良心道义可言，眼下如此理论下去，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同样是莫大的羞耻，是“弱”的展览。亲人尸骨未寒，他们也没有时间耗下去——规避所有这一切的方式便是尽快离开。但其内心的憋屈实在需要发泄，转身拉开屋门的时候，于是便有了冲儿子的辛酸一吼：“鞠福生你给我滚！” [54] 唯有离开，才能让自己和儿子保持那点可怜的尊严。鞠广大让我们看到，作为城市的“他者”，忍耐和隐藏是一个“成熟”的民工不得不娴熟掌握的生存法则。唯有如此，才能维持他们最起码的尊严。这一场景极其简练地传达出民工与城市的关系，极具震撼力，彰显孙惠芬那非同寻常的视角。她将民工的那份隐忍书写得如此动人，呈现了乡下人进城之后的别样生存图景。
不言而喻，鞠广大在城里变得“成熟”，自然也经历了漫长的历练过程。这也是民工群体共有的城市经验。父子俩赶公共汽车的路上，鞠广大回想起当年挤公共汽车冒犯了城里人被打翻在地，行李被丢到车外，自己只好从车里爬出来的情景。那是他在城里最难忘的经历，一年的血汗钱都在行李卷里，挨打、受辱都只能忍下。当时血气方刚，恶气难以咽下，爬行时膝盖不停抖动。此后见到挤公共汽车的场景便心生恐惧。今天父子俩一起挤公共汽车，儿子背上的行李，同样不小心蹭到了一个城里人，随即便招来“臭民工，干什么你，你什么玩意儿” [55] 之类的责骂。不同于自己当年的是，挨骂后的儿子顿时傻在那里不敢吱声，也不敢挪动身子，树桩一般；而鞠广大还是能听见自己的两只膝盖在打战，不觉牙关紧咬。不过，他还是使劲踩住行李卷，努力平息自己的情绪——“不管怎样，忍还是一剂稳定时局的良药” [56] 。
面对城市在“外来者”面前所露出的狰狞面目，鞠广大、鞠福生父子的心态已然不同。跟父亲相比，儿子短暂的城市经历就让他将忍耐变成一种习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没有了父亲进城之初面对不平和屈辱时的野性与血性，更不用说表达愤怒的勇气。鞠福生似乎没看见车上的空位子，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一副既可怜又尴尬的模样。车窗外匆匆倒向身后的草木，还有高高低低的楼房都在提醒他不属于这里。在这个为之流血流汗的城市，他找不到一丁点归属感。他回想起曾经下工后在街上闲逛，因对自动柜员机产生好奇而招致警察的盘查，刚好没带暂住证而被莫名其妙地带到一个工地干了三天修下水道的苦工。刚刚受到的责骂，还有曾经的屈辱，让鞠福生眼里显出淡淡的泪光。被逼无奈的进入，意想不到的离开，这对民工父子就这样带着屈辱、伤痛还有饥饿，开始了他们的返乡之旅。伴随这一过程的是他们身份的自然切换——从农民到民工，再从民工到农民。而对身份切换过程中的所有不堪唯有“隐忍”。在他们的逻辑里，将伤痛、屈辱隐藏在心底，不为旁人所知也就达成了对羞耻的规避。如果不这样，就会像鞠广大多年前挤公汽那样被毒打，行李被丢到窗外；而鞠福生面对城里人的责骂默不作声，便截住了被进一步羞辱的可能。沉默是弱势者所能寻到的保全。可见，忍耐是一个农民到“民工”必经的历练。孙惠芬不动声色地道出了民工在城市这个异己空间极其辛酸的生存法则。
坐上火车，那个发生变故的家在一点点接近，在城市里所经历的屈辱暂时随风而逝。离家越近，失去亲人的哀痛便越强烈，甚至完全占据了父子俩的心灵。在巨大的哀痛中，鞠福生想象着如果母亲还在人世，当得知自己受辱定会给予温情的抚慰；鞠广大也开始回想妻子的温存。渲染到极致的亲情，比照眼下痛失亲人的现实，孙惠芬将两个悲伤的男人置于特定情境里，并激发出彼此之间的理解与疼惜。这对悲情父子困厄中的相濡以沫，更显出亲情的诗意。想到儿子定然饿了，鞠广大花五块钱替他买了一份盒饭；儿子想到的却是父亲的饥饿。执意推让彻底激怒了鞠广大，一气之下将盒饭撇到车外，招来旁人的不解——那毕竟是花五块钱买的。只有鞠广大自己知道，他恼怒的对象并非儿子而是自己。他知道，儿子即便再不懂事，也不可能眼见父亲挨饿，自个儿独自吃盒饭，那么又为何只买一份盒饭呢？事实上，他恼怒于自己那习惯性的思维还有不可理喻的隐秘内心。明知道自己和儿子都饥饿还只买一份盒饭，在鞠广大，最为深层的动机不过还是为了节省那五块钱。在其意识深处，一如羞耻可以忍受，饥饿更可以忍受。忍忍，五块钱就省下了。事实上，经济上的过于窘迫同样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羞耻。它在鞠广大心里转化成不可名状的懊恼与愤怒，甚至是一种委屈。他恨自己无能，他需要一个发泄，因而才有了撇盒饭之举。此后，父子俩在旁人的不解中安定下来。鞠广大的心情反倒舒畅了，似乎那充斥内心的羞耻，也随着车窗外飘散的饭粒四散。
那么，回到乡村的这对民工父子又会遭遇什么？
对城市与乡村的情感取向判然有别，并且感情的天平始终倾向于乡村一端，这不可消抹的二元对立无疑是绝大多数“农裔城籍”作家的心理情结。他们再把这种情感取向投射到笔底人物身上。“被抛”于都市的鞠广大父子一旦回到乡村，那种“被抛感”便顷刻消散，油然而生的是那久违的“在家感”：
田野的感觉简直好极了，庄稼生长的气息灌在风里，香香的，浓浓的，软软的，每走一步，都有被搂抱的感觉。鞠广大和鞠福生走在沟谷边的小道上，十分的陶醉，庄稼的叶子不时地抚擦着他们的胳膊，蚊虫们不时地碰撞着他们的脸庞……走在一处被苞米叶重围的窄窄的小道上，父与子几乎忘记了发生在他们生活中的不幸，迷失了他们回家来的初衷，他们想，他们走在这里为哪样，他们难道是在外的人衣锦还乡？ [57]
孙惠芬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并没有基于感情的驱使，停留在对乡村一厢情愿的简单美化中，相反恰是采取一种批判性的审视，以揭示另一种乡村现实。农民工重新返回的乡村，已然跟他离开之前有了差异，是否能顺利回到貌似熟悉的熟人社会，实则是不可知之数。在众多乡村叙事里，这是一种较为独特的乡村发现。上文“在家感”的诗意呈现，只是城乡二重生活场景之间的过渡，巧妙地担当着一种叙事功能。一旦回到乡村现场，与对乡村美好心理感受相对的，却是随着急剧的城市化进程而来的乡村“空心化”——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转向城市，乡村成了老人、孩子、妇女的“留守”之地。
大量乡村留守妇女的存在，又不可避免地引发诸多伦理问题。鞠广大老婆金香之死，实则是对乡村“空心化”的控诉，言说着留守妇女精神和肉身的苦难。而这是对所谓乡村诗意的无情消解。鞠广大父子进入家门的那一刻，村里其他留守妇女自然涌起物伤其类的哀痛，由哀哭逝者不觉演变成对各自悲苦命运——“大半年忙在家里，累在地里，孤苦伶仃地熬在夜里” [58] ——的自伤自悼。金香的一生便是这一群体的典型写照：有口好吃的，想着留给男人，患了重病舍不得花钱，直到把自己“熬枯了，熬成一棵死树” [59] 。由此可见，鞠广大一家三口分居城市和乡村，城和乡成了他们生活的一体两面。孙惠芬以此传达出乡村深重苦难的别种内涵。这是作家的敏锐发现，也是新的社会现实给乡村叙事所提供的全新表现层面。而与留守妇女们精神和肉身的苦熬相对，男人们在城里的超常隐忍、恶劣吃住以及超负荷体力劳动，又何尝不是一种苦熬？
金香之死让重回农民身份的鞠广大成了全村的焦点。给妻子操办什么样的丧礼关乎他作为一家之主的面子。因进过城，他的另一重身份是“民工”，拿乡村的说法就是“在外”过。既然“在外”过，操办丧事的方式自然就跟没有进过城的农民不同，理应按照“在外”人的排场。鞠广大决定拿出全部家底大操大办。此举没有让乡亲失望，当他将自己的想法告知主持者三黄叔时，得到了对方的认同：“就知道你广大不是小气人，怎么说还是在外嘛。” [60] 乡村有着自身固有的法则与逻辑，在某种意义上，鞠广大们只要进过城就再也无法回到之前的乡村而被目为“在外”。而只有他们自己心底最清楚，那是怎样的“在外”。在那些没有离开过乡村的人看来，不管你在城里干的是什么，城市必然优于乡下。这一深固的认知没有道理可讲，迫使在城乡间讨生活的人被动就范。读者自然不会忘记，为了节省五块钱鞠广大忍饿只给儿子买了一份盒饭，结果导致父子俩谁也没吃上。金香生前舍不得为自己花一分钱，生病舍不得看医生生生死扛。但为了丧礼的体面，鞠广大却倾其所有以满足乡亲们对他们父子是“在外”人的预期。
对自己如此苛刻的农民，为了面子却又如此慷慨。鞠广大这一决定的做出或许是特定情景的激发，亦可能缘于告慰死者的冲动，甚或有难以言说的隐秘动机。稍加分析，不难看出此举也包含有他对在城市所受羞辱的发泄。唯有如此，才能让他那始终憋屈的心灵得到舒张的机会。因而大操大办丧礼之于鞠广大，与其说是出于在众乡亲面前赢得为老婆舍得花钱的口碑的目的，不如说是出于他自身的需要：以一种十分“农民”的方式找回在城里被侮辱、被践踏的尊严。当然，金香生前，鞠广大也说不上对她有多差，只是此时针对死者的排场，无疑是为了生者自己。而在辽南乡村，某家动员全村参与，大手大脚地花钱，确乎带有嘉年华的意味。领受主家旨意，三黄叔不再考虑如何节省，满怀欣喜地发出动员令，全村老少热火朝天地忙碌起来。痛痛快快地花钱，很快就给了鞠广大前半生绝对不曾有过的感受。看着在自己屋里、院里忙进忙出的众乡亲，他完全超离了丧妻的哀痛，而有了别种不真实感：
有一阵，鞠广大有些迷离了，他走进了一个幻觉的世界，眼前的世界在一片繁忙中变成了一个建筑工地，在这个工地上，他鞠广大再也不是民工，而是管着民工的工长，是欧亮，是管着欧亮的工头，是管着工头的甲方老板。鞠广大由民工晋升为老板，只是一瞬间的事。因为在那个瞬间，他清楚地看到了他的一层层下属机构，他将一个工程承包给了三黄叔，三黄叔又将工程分细承包给工长，民工们便各负其责各把一方。 [61]
这是一个时时刻刻捉襟见肘的农民，因痛快花钱而生成的虚幻，以此达成对自卑的短暂超越。“民工”经历对他无疑是一种深深的伤害，以致形成了自卑情结。而乡村这场豪华、排场的丧礼，则起到了对内心隐痛与屈辱进行代偿性治疗的作用，甚至在迷幻中达到治愈。在城里他始终遭受雇主的欺压，回到乡下在为妻子治丧过程中，他终于也做了一回老板，享受着对人发号施令，而众人遇事向他请示的巨大快感。片刻的膨胀甚至让他对村长刘大头所掌握的权力也一度失去了敬畏，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轻蔑。只是，这一切如同幻梦旋生旋灭。但对基层权力的轻慢，随即便给鞠广大带来了麻烦：妻子的尸体必须火化。火化与否原本只是在可与不可之间。如果刘大头没有感受到来自死者丈夫的轻慢，金香也完全有可能土葬。稍稍忘形便栽了跟头，一如在城市里。从虚幻中醒来，鞠广大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弱”。尸体火化，就不能进行完整的土葬，排场的葬礼便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意义。而对于鞠广大来说，更大的打击在于妻子金香做留守妇女时所发生的事情慢慢浮出水面。他被告知妻子的身子早已“不干净”，为这样的女人大操大办其实毫无必要。当鞠广大为不能完整土葬妻子而颇感遗憾之时，别人告知这一秘密本意是为了减轻他的沮丧，因为在乡村身子“不干净”的女人本就应该火化。
鞠广大至此才意识到，自返回村里自己就一直活在一种错觉中。那些女人们一声高过一声的哭诉，实则并非针对死者而是哭他的可怜；村长夫妇早知道火化无法通融，为了讽刺他的自作多情，故意留下一线争取土葬的希望；进进出出的乡亲们，不过是想看看他戴了“绿帽子”之后的模样。一切都似乎是一个为他准备好的圈套抑或陷阱，而他“自投罗网地顺应民意，毁掉家底大操大办把他们请来，他还以为他在接受大家的慰问，享受了大老板的快乐” [62] 。
完全有别于刚回到村里时的感受，对鞠广大来说，乡村彻底显露出它的另一面。如果说城市处处以显在的敌意，让鞠广大父子时刻感受到被抛感、异己感的话，那么，乡村则似乎在温情的面纱下掩盖着一个若隐若现的陷阱，让他受了伤害而浑然不自知。更为残酷的真相是，鞠广大做梦也没想到，那个给自己戴绿帽子的人，竟是好友郭长义。两人以往常常酒后在一起掏心窝子地长聊。获悉具体内幕，与鞠广大不同，儿子鞠福生倒显出几分血性，找上门去将郭长义痛揍了一顿。貌似解了恨，然而听了对方的诉说，年轻人片刻之前找郭家算账的冲动立时消解殆尽，意识到母亲跟郭长义之间的情形没有那么简单，并对母亲精神和肉身的苦熬有了理解，进而对眼前这个被自己揍的男人心情复杂起来。他正准备离开，鞠广大赶了过来。三人照面，所有真相无须多言便得以彻底敞开。眼前的事实让鞠广大没想到由城返乡，自己和儿子所要面对的是更其不堪的屈辱。大手大脚花钱所换得的对别人的支配感还有荣耀感迅即褪去，备受伤害的怨愤与疼痛却在体内再次鲜活起来。只是屈辱已然生成，跟别人有染的妻子已经死去，责任也不全在昔日的朋友身上。鞠广大意识到自己还是处于绝对的弱势——无论在城里人面前，还是在乡村同伴面前。面对如此情形，隐忍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更何况妻子的丧礼还没有结束。他不仅要把郭长义带给自己的屈辱忍下去，而且要规避羞耻。在众人面前他还得要郭长义配合，假装不存芥蒂，坦然而亲切，以堵住众乡亲的嘴，由自欺进而欺人。
郭长义完全理解鞠广大的难处，同时带着赎罪的心理配合着他的“表演”。金香葬礼上没有出现人们所期待的“复仇”场面，整个丧礼最终体面而平静地完成。喧嚣止息，次日醒来，面对空落的院子，鞠广大才感到真正源自内心的哀恸，趴在炕上手抓炕席孩子般号啕大哭。无论进城还是返乡，无论做“民工”还是当“农民”，隐忍几乎是他面对这个世界的唯一方式。没有人了解那无尽隐忍背后的巨大委屈，对他而言，唯有隐忍才能躲避更大的羞耻，永远没有心灵舒畅的时候。然而，这也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他自以为隐忍让自己维护了尊严，规避了羞耻，事实上他那可怜的尊严早已荡然无存，他一步步活成了羞耻自身。城市所给予的固然是一种苦难，但自己在乡村所收获的种种虐心遭遇，更是难以言说的苦难。因而，农民进城不仅仅是由“农民”到“民工”的身份简单转换，更会引起一系列别样乡村问题。当土地出产所得不能让一家人过上稍稍体面的生活时，进城谋生便是一种必然选择；而一旦进城当民工，夫妻间正常的生理需求都难以满足。在城里，城市是别人的城市，民工有被抛感；回到乡村，他们又被当作“在外”的人，难以被真正接纳。可见一旦离开乡村，农民的身份便会变得如此尴尬、暧昧。除了民工外，城市化进程还制造出另一个群体：留守妇女。其生理和心理需求，以及所面临的基层权力的欺凌，则又导致诸多乡村伦理问题出现，还有社会风气的变化。
孙惠芬无疑碰触到了乡村问题最为复杂的内核。金香与郭长义之间的不伦恋情，当然也并不能说明他们就是道德败坏之人。在某种程度上，作家在较短篇幅里呈现了农民进城到底遭遇了什么，更呈现了留守妇女在乡村又到底遭遇了什么。当留守妇女的生存困境细细呈现在读者面前，我想，人们几乎无法对金香和郭长义之间的“不正当关系”简单粗暴地横加指责。孙惠芬重新审视了乡村，彰显可贵的写实精神。值得一提的是，在近年来出现的乡村社会学调查和关于乡村的非虚构叙事中，因乡村留守妇女的存在而导致的伦理道德危机，以及她们遭受基层权力者欺凌的情形，已然作为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引起广泛关注。足见孙惠芬的文字与乡村现实的贴合程度，还有发现问题的眼光之敏锐。更难能可贵的是，作家并没有就此打住，而是沿着这一思路继续深入下去。作为《民工》的续篇，《歇马山庄的两个男人》就更其聚焦于今日乡村的伦理道德困境。
鞠广大返乡本为料理妻子的丧事，到最后却演变成羞耻覆盖了伤痛。妻子与郭长义的不伦恋情于丧礼最后时刻在他面前一一敞开。村人都等着看一场“好戏”，而一如在城市里，面对如此情形隐忍仍是安定局势的最好方式。在郭长义的配合下，妻子的丧礼成了掩盖羞耻的“表演”。只是表演过后那被强力压抑下去的恨意在心底一点点复苏。沉睡至第二天晌午才起来的鞠广大，想到最要紧的事情就是如何羞辱郭长义，好让自己的内心得以平衡。在城里“万事忍为先”的鞠广大，一旦回到乡村面对跟自己一样的弱者则表现出令人惊叹的智慧。他思维缜密，调动数十年积累的乡村经验和人情世故实施不动声色的报复——故意请郭长义帮忙挨家挨户送丧礼剩下的“混汤菜”，意在让他这绯闻男主角在众乡亲面前得以展览，使人自然联想起他跟死者的不正当关系。有了丧礼上的合作，鞠广大明知道郭长义即便不愿意送“混汤菜”也无由拒绝。他要让全村人看看这个跟自己老婆偷情的男人，心理到底能强大到什么程度。此举可谓阴毒，在强势的城里人面前，鞠广大是绝对的弱者；但在跟自己一样的庄稼汉面前，他不问情由利用对方的道德污点，极尽能事地表现出强势的一面。孙惠芬几乎刨出了一个农民最为隐秘、不可理喻的根性。
鞠广大这样做的动机，郭长义自然心知肚明。只是对方的阴毒还是超出了他的想象——挨家挨户送“混汤菜”，这一招实在太绝了。绝在它的日常性，极其不像报复，而这不动声色的报复却是“那么透骨，那么彻底，犹如挠了你的脚心却不让你笑，挖了你的心肝又不让你叫，叫你活活难受” [63] 。意识到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郭长义还是默默做完了这一切。挨家挨户叩开乡亲的屋门，让自己成为羞耻自身的展览。在这一过程中，尤其在面对往日因自己和金香的关系而得罪过的那些人（如举胜子家的、刘大头、嫂子）时，羞辱便一步步达到极致。令郭长义痛感无助的是，没人愿意体察自己跟逝者恋情的真相。那层肉体关系背后的真实内情，旁人更不可能有基于人性层面的理解。一切只能服从于乡村伦理简单而粗暴的仲裁，一切在光天化日之下，没有任何掩盖的可能。对于这个极其自尊的庄稼汉来说，这自然太过残酷，送完鞠家的“混汤菜”，郭长义便大病一场高烧不退，先是全身热透，接着又是遍体冷透。
通过歇马山庄的这两个男人，在某种意义上，孙惠芬表现了辽南乡村一隅，大而言之今日中国乡村的一体两面：进城民工的城市遭遇与留守农民面对肆虐的基层权力的无助。特别是通过郭长义跟金香的故事，让读者看到了乡村的另类风景；而小说所呈现的鞠广大与郭长义之间的复杂纠葛，却又喻指今日乡村里外两个层面间的巨大隔膜。这一隔膜直接导致弱者之间彼此深深的伤害。由鞠广大的奔丧，也牵出郭长义的故事。
跟鞠家上两代的家风完全不同，郭长义的祖父、父亲，都因极其爱惜羽毛而成为歇马山庄的道德标杆。对于郭长义而言，拥有郭木匠那样的父亲是骄傲，同时也是巨大的负累。当年恋慕他的漂亮女子无数，但造化弄人最终却娶了一个母老虎般的悍妇为妻。两人实在无法沟通，每每遇到河东狮吼之时他只好忍让了事。郭长义亦曾到城里做过民工多年，老婆摔坏了腿后，他得留下来照顾再也无法出门，这才有了跟金香接触的机会。作为留守妇女，金香在“熬”；而作为一个只为了尽到做丈夫责任的男人，郭长义也在“熬”。对无爱婚姻的坚守源于他始终牢记着父亲临终对他说的话：“长义，爹一辈子没正眼看过你妈一眼，爹不也过来了，爹过来啦！” [64] 传遍十里八乡的好口碑，让郭木匠无法从道德的高台上下来，对不堪婚姻的隐忍便是唯一的选择——跟命运较量到底，闭眼那一刻便是他“得胜”之时。郭木匠无从体察自己这样做的意义何在。他自然不明白自己的一生如同煎熬，而对儿子的劝导却又要让儿子成了另一个自己，以延续郭家的“好家风”“好口碑”。
郭长义跟金香的首次近距离接触发生在鞠福生高考落榜之后，被鞠广大喊过去陪老友喝酒解闷。感受到金香的温柔与善解人意，他不免心旌摇荡，也更明白爹临死前那份告诫背后的真意：诱惑无处不在，“守”和“熬”着实不易。基层权力的欺凌，让郭长义与金香等歇马山庄的留守妇女们紧紧团结在一起，并成了她们的主心骨。他对金香的好感在互助合作中有了强化。村长刘大头靠女儿巴结上层，利用妻子的身体坐稳村长的位子，在众乡亲面前作威作福。一直觊觎金香身体的村长到底利用分派义务工的机会，逼迫对方就范，臣服于自己的淫威。获悉内情，郭长义心痛不已。爱恨交织让他在粗暴占有金香的那个夜晚，占据脑海的念头是，要让这个自己所爱的女人知道他的力量，断绝因义务工的好处而跟刘大头的来往。郭长义将自己的行为一定程度上视为对一个美好女人的救赎。正因如此，让他的对金香的占有充满激情。只是，激情过后理性恢复，他才发现自己是一个闯下大祸的孩子，虽然此前一直在告诫自己不要闯祸。他退到门边，狠狠扇自己耳光，金香反倒扑上来安慰他，表示理解他的好心。这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故事完全不为外人所知。出于对逝者的尊重，郭长义自己也不会说什么。慑于刘大头的淫威，众乡亲没人敢说出真相，深掩金香与村长的私情。逝者已逝，鞠广大更无从了解妻子跟郭长义之间的诸多婉曲，只认定郭长义就是那个让他戴绿帽子的人。他的恨有了发泄对象之后，报复的快意让他很快平静下来，并从丧礼的沮丧、懊恼中走出来。歇马山庄的两个男人，从此呈现出两种迥然不同的状态：鞠广大一天比一天精神抖擞，郭长义却日见委顿。
在基层哪怕微末的权力面前，普通农民一样处于绝对的弱势。郭长义为自己对金香那掺杂着爱欲与救赎的激情之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风言风语传遍歇马山庄，郭家前两代人建立起来的清白家风和良好口碑毁于一旦。来自鞠广大的阴鸷报复更让郭长义成了羞耻的展示，整个人委顿下来自是必然。与之不同，对鞠广大而言，报复的快意似乎让他获得了心理平衡，于虚幻中挽回了面子，赢得了尊严，旋即却又掉入权力编织的陷阱。在村长老婆的撺掇下，他娶了村长老婆的三妹而与村长成了连襟。一开始，鞠广大为自己能攀上有权有势的亲戚而欣喜，以为前景大好。然而婚后不久便发现自己被人算计，新娶的女人完全不是过日子的对象，只是一尊需要供着的菩萨。时日稍长，矛盾无法掩饰，冲突渐起，他便招致吕氏家族的围攻。在变相的胁迫之下，他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将被自己吓跑的女人再请回来。当接回女人的汽车，在众乡亲的注视之下与一片议论声中驶过，鞠广大意识到自己所有规避羞耻的努力全然白费——他到底还是成了羞耻自身。坐在汽车里的他同样是羞耻的展示。那一刻，想到金香，他痛切意识到“一个好女人，强过一百个好亲戚，没有一个好女人，什么什么都是狗屁” [65] 。
鞠广大跟刘大头成了连襟的事实，在歇马山庄自然有不同的解读。一般人看作这是刘大头帮助鞠广大报复了郭长义；郭长义则认为是鞠广大帮助刘大头报复了自己，意识到自己彻底输给了权力，也看到了权力在乡村无所不能。但鞠广大的再娶却也让郭长义无形中放下了道德上的负疚感。他无须负疚什么，打开心狱，金香被放了出来并成了他的精神支撑，成了超越眼下糟糕处境的念想。他想表达对金香的思念，但对上坟的日子却颇费思量。农历十月初一是逝者的忌日，他想到如果这天去会碰到鞠广大，于是就在公历的10月1日在金香坟头燃香焚纸，流涕发誓从今日始正式娶她做自己的女人。
小说至此，无论鞠广大那胀满的倾诉欲望，还是郭长义阴阳两隔的爱恋，都是如此令人动容。歇马山庄的两个男人就这样念想着同一个女人。然而，作家却无情颠覆了已然显露的温情结局。当鞠广大爬上坡顶，偶然发现郭长义在金香坟头跟一个女人撕扯在一起。很显然，如此场面的出现，是郭长义内心的隐秘到底被老婆发现。意味深长的是，在小说结尾郭长义的老婆对站在面前的郭长义、鞠广大痛斥道：“你们没有一个好东西——” [66] 这一“反乌托邦”的结尾让《歇马山庄的两个男人》彻底消解了现当代乡土小说惯常的浪漫与温情。或许，作者想说的是，在肆虐的基层权力以及毫无理性的乡村伦理面前，作为弱势群体羞耻如影随形。这无疑是今日乡村最值得关注的另一面。
[1] 贾平凹：《后记》，《腊月·正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423页。
[2]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页。
[3] 姚晓雷：《试论新世纪文学对当下乡村社会的主体呈现困境——以〈湖光山色〉为中心的一种考察》，《学术月刊》2013年第11期。
[4] 周大新：《湖光山色》，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38页。
[5] 周大新：《湖光山色》，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6] 周大新：《湖光山色》，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49页。
[7] 周大新：《湖光山色》，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144页。
[8] 周大新：《湖光山色》，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115页。
[9] 周大新：《湖光山色》，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314页。
[10] 曹书文：《乡村变革与思想启蒙的双重变奏——评周大新的〈湖光山色〉》，《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11] 周大新：《湖光山色》，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339页。
[12] 周大新：《湖光山色》，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361页。
[13] 周大新：《对乡村世界一腔深情——由小说〈湖光山色〉谈起》，《光明日报》2011年4月11日。
[14] 孟繁华：《乡村中国的艰难蜕变——评周大新长篇小说〈湖光山色〉》，《名作欣赏》2009年第2期。
[15] 贺绍俊：《接续起乡村写作的乌托邦精神——评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南方文坛》2006年第 3期。
[16] 姚晓雷：《试论新世纪文学对当下乡村社会的主体呈现困境——以〈湖光山色〉为中心的一种考察》，《学术月刊》2013年第11期。
[17] 姚晓雷：《试论新世纪文学对当下乡村社会的主体呈现困境——以〈湖光山色〉为中心的一种考察》，《学术月刊》2013年第11期。
[18] 张丽军、马兵：《一部新意与遗憾并存的“未完成”小说——关于周大新〈湖光山色〉的对话》，《艺术广角》2009年第5期。
[19] 叶君：《乡土·农村·家园·荒野——论中国当代作家的乡村想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9页。
[20] 贾平凹：《后记》，《秦腔》，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563页。
[21] 贾平凹、郜元宝：《关于〈秦腔〉和乡土文学的对谈》，《文汇报》2005年4月1日。
[22] 贾平凹：《后记》，《秦腔》，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561页。
[23] 贾平凹：《后记》，《秦腔》，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563页。
[24] 贾平凹：《后记》，《秦腔》，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564页。
[25] 黄平：《无字的碑：乡土叙事的“形式”与“历史”——细读〈秦腔〉》，《南方文坛》2011年第 1期。
[26] 贾平凹、王彪：《一次寻根，一曲挽歌》，《南方都市报》2005年1月17日。
[27] 贾平凹、王彪：《一次寻根，一曲挽歌》，《南方都市报》2005年1月17日。
[28] 贾平凹、郜元宝：《关于〈秦腔〉和乡土文学的对谈》，《文汇报》2005年4月1日。
[29] 贾平凹：《后记》，《高老庄》，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15页。
[30] 贾平凹：《后记》，《秦腔》，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565页。
[31] 贾平凹、王彪：《一次寻根，一曲挽歌》，《南方都市报》2005年1月17日。
[32] 贾平凹、王彪：《一次寻根，一曲挽歌》，《南方都市报》2005年1月17日。
[33]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 31页。
[34] 贾平凹、郜元宝：《关于〈秦腔〉和乡土文学的对谈》，《文汇报》2005年4月1日。
[35] 陈晓明：《本土、文化与阉割美学——评从〈废都〉到〈秦腔〉的贾平凹》，《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
[36] 胡苏珍：《〈秦腔〉：纯粹的乡村经验叙事》，《宁波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37] 贾平凹：《秦腔》，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283页。
[38] 贾平凹：《秦腔》，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496页。
[39] 贾平凹：《秦腔》，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382页。
[40] 贾平凹：《秦腔》，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92页。
[41] 吴义勤：《乡土经验与“中国之心”——〈秦腔〉论》，《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
[42] 肖鹰：《沉溺于消费时代的文化速写——“先锋批评”与“〈秦腔〉事件”》，《文艺研究》2005年第12期。
[43] 韩鲁华、许娟丽：《生活叙事与现实还原——关于贾平凹长篇新作〈秦腔〉的几点思考》，《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5期。
[44] 李建军：《是高峰，还是低谷——评长篇小说〈秦腔〉》，《文艺争鸣》2005年第4期。
[45] 李建军：《是高峰，还是低谷——评长篇小说〈秦腔〉》，《文艺争鸣》2005年第4期。
[46] 李建军：《是高峰，还是低谷——评长篇小说〈秦腔〉》，《文艺争鸣》2005年第4期。
[47] 胡苏珍：《〈秦腔〉：纯粹的乡村经验叙事》，《宁波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48] 李建军：《是高峰，还是低谷——评长篇小说〈秦腔〉》，《文艺争鸣》2005年第4期。
[49] 黄平：《无字的墓碑：乡土叙事的“形式”与“历史”——细读〈秦腔〉》，《南方文坛》2011年第1期。
[50] 孙惠芬：《自述》，《小说评论》2007年第2期。
[51] 孙惠芬：《自述》，《小说评论》2007年第2期。
[52] 孙惠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群众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页。
[53] 孙惠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群众出版社2003年版，第193页。
[54] 孙惠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群众出版社2003年版，第193页。
[55] 孙惠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群众出版社2003年版，第200页。
[56] 孙惠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群众出版社2003年版，第201页。
[57] 孙惠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群众出版社2003年版，第214页。
[58] 孙惠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群众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页。
[59] 孙惠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群众出版社2003年版，第218页。
[60] 孙惠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群众出版社2003年版，第221页。
[61] 孙惠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群众出版社2003年版，第234—235页。
[62] 孙惠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群众出版社2003年版，第241页。
[63] 孙惠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群众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页。
[64] 孙惠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群众出版社2003年版，第74页。
[65] 孙惠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群众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135页。
[66] 孙惠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群众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