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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伴随社会转型期的到来，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国人原有的价值取向、伦理道德观念都受到了极大冲击。即便穷乡僻壤，亦面临“他者”无孔不入的进入，不断促成乡村社会物质与精神层面的诸多变貌。80年代初改革开放伊始，面对处于变动与重组中的乡村，贾平凹难掩困惑，不禁追问：“历史的进步是否会带来人们道德水准的下降而虚浮之风的繁衍呢？诚挚的人情是否适应于闭塞的自然经济环境呢？社会朝现代化的推移是否会导致古老而美好的伦理观念的解体或趋尚实利之风的萌发呢？” [1] 而生出如此困惑的自然并非贾平凹一人。这一现代性的困惑，同样在其他作家的文字里弥散开来。铁凝的《哦，香雪》也让人生出同样的困惑。有论者认为，如此清丽的文字却寄予了作家对时代的严峻思考：乡村那淳朴、淡远之美固然迷人，但它恰恰与贫穷、闭塞联系在一起，而在时代列车的呼啸前进中这一切又能保持多久？随着时代的发展，小小的台儿沟又将经历怎样的变化？ [2] 进入21世纪，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转型明显加剧，作家和批评家们当初为之“困惑”的现代性迷思确乎有了答案。周大新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2012）在某种意义上便是对这一迷思全面而深切的回应，给读者描绘了一个基于“他者”进入而处于变动中的偏僻乡村，并对今日乡村世界的图景进行了多维度呈现，对“他者”进入之后的乡村困境有所思考。该作和同名电视剧都引起了较大社会反响。《湖光山色》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后，还引发诸多争议。有论者认为，从小说所反映的乡村现实来看，有一个明显的错位，即小说的“故事框架是放在新世纪前后的乡村，但对乡村结构的内在构成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和心理特点的设定，却往往是80年代乡村状况的复制” [3] 。此说可谓点中了要害。亦即，作家原有的乡村经验与小说创作之时的乡村现实明显不符。亦有论者认为，该作的叙事比较粗疏、文学性不足，与“茅盾文学奖”的荣誉似不相称。即便如此，我依然认为《湖光山色》以丹江口水库边上的一个小村庄前后数年的变化，颇具典型性地写出了世纪之交，处于急剧转型中的中国乡村的典型图景，并传达出作者关于乡村之变的深长思考。
《湖光山色》以豫西南丹江口水库边上一个名叫“楚王庄”的小山村为观照对象，将其置于社会急剧转型的大背景之下，通过一个小山村的变故与恒常，揭示中国广大乡村即将面临的命运以及共同的困境。与《小月前本》《哦，香雪》等表现乡村改革的小说相比，《湖光山色》所反映的时代背景显然跟它们分属两个历史时期。前者的故事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初，后者则是21世纪之初；前者所呈现的是“他者”初始进入之态，以及随之而来的变动，后者则是“他者”对乡村从自然景观到价值取向的深刻改易。同样是处于变动中的乡村，但两者所呈现的面貌、遭遇的问题，以及所引发的思考却大不相同。姑且悬置小说艺术水准的价值评判，仅就乡村叙事而言，我认为《湖光山色》为人们认知21世纪之初的中国乡村提供了一个典型范本，无疑具有独特的价值。
作家笔下的楚王庄地理位置优越、土地肥沃、旱涝保收，因大水库的阻隔，小山村与外界联系不便——出村得坐班船从西岸到东岸。但是，广阔水面的阻隔，却让山村景观、伦理道德、价值取向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大有孤悬世外之感，恰与库区的“湖光山色”融为一体，葆有没有掉入“现代性陷阱”之前的本色，并染有几分诗意。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山水阻隔的相对闭塞，似乎是乡村诗意保存的必要条件。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边城茶峒如此，贾平凹小说里的陕南商州“莽岭一条沟”亦然，铁凝笔下的河北小山村台儿沟更是如此。关于诗意，一如此前的诸多乡村叙事，《湖光山色》也有不动声色的淡淡渲染：“村子里一如往常那样，刚吃过早饭的人们正在作下地的准备，牛在摇着脖子上的铃铛，犁、锄在叮当作响，羊在叫，驴在吼，狗在撒着欢地吠。”乡村人物的活动更是这诗意景观不可或缺的部分。吃过早饭，作为一家之主的暖暖爹已经下地，“娘开始喂鸡，奶奶在缠着一个线团” [4] 。如此情景如同一组电影镜头，从最日常的生活画面里透出库区山村的优美、宁静与安逸，数十年如一日，令人忘了时光的流转。外界风雨似乎永难侵入，永难冲淡这里的诗意。只是，世道总是处于变动之中，谁也无法阻遏，“变”是一种恒常。我想，即便没有看到小说的后续故事情节，仅仅读到这里，人们可能一样会自然生出面对《哦，香雪》式的疑问：这份近乎前工业社会的诗意能保留多久？何况楚王庄毕竟不是全然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丹湖虽然水面辽阔，但人们早已跨越这一障碍走出村庄。而辽阔的水面也给楚王庄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东西——深深吸引城里人的秀美自然景观。事实上，外在于小山村的“他者”早已觊觎此地，并不断渗入。由他者进入而导致的楚王庄之“变”无疑是一种必然。关键是变局如何生成，又该“变”往何处？
《湖光山色》的开篇情节设置颇具深意。在北京上门做清洁工的主人公，接家里电话被告知母亲病重，急急忙忙赶回楚王庄老家。京城打工两载，单纯的山村姑娘暖暖除了攒下八千多块钱，更重要的是受大城市生活方式熏染，已经不再是那个进城之前的乡下姑娘了。打工经历某种程度上让暖暖已然成为楚王庄的异质性存在。回村当晚，在心急火燎地赶去医院的路上，她自然想到头天此刻还在灯火辉煌的北京城，眼下却走在这寂静无声、漆黑可怕的小路上，内心涌起一种“不真实的感觉”，独自感叹“这完全是两个世界呀！” [5] 京城和山村的落差太大，她显然一时难以完成心态切换。事实上，回到楚王庄的暖暖，其最大变化并不是在旷开田眼里她明显比同龄姑娘会穿衣服，会收拾头发，有城里人的味儿，而是其观念的悄然变化。一个走出乡村受到城市影响的年轻人再回到乡村，这一“离去与返回”的情节设置，实则预示随着他者的进入，山村的变局亦必然随之而来。
注意到小说主人公有了变化的不唯旷开田等乡亲，还有权欲、利欲熏心的村主任詹石蹬。暖暖一回到村里，他便感受到了她的变化，并觊觎其丰满健美的身体，更发现她身上有一种不同于村里姑娘的美。回村不久，暖暖就什么彩礼都不要，主动将自己嫁给了旷开田。此举源于她在价值观上对城市的强烈认同。她为自己和丈夫定下了明确的奋斗目标：“咱俩这辈子就说在这楚王庄过了，可咱们的孩子不能再像咱们，让他们就在这丹湖边上种庄稼”，“得让他们将来到城里上学，到城里过日子去”；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暖暖想到的自然是钱——“咱们得先挣钱，先富起来，我在北京时已经看明白了，你只要有了钱，你就能够在城市为孩子买到房子，你才能让孩子在城市里落下脚” [6] 。观念之变与志向的确立，让村妇暖暖实际上成了乡村的隐性他者。而促成这一切的，就是其北京打工的经历。小说开篇，暖暖搭乡亲的便船进入楚王庄，便是“他者进入”的写照，富有象征意味。不同于《哦，香雪》里那列象征着现代性只靠站一分钟的火车的僵硬与突兀，《湖光山色》里乡村异质性因素的进入，带有“润物无声”的贴合与自然。
那么，北京到底给了暖暖什么？
一言以蔽之，即城市经验唤醒了一个乡村女孩的致富冲动与尚利意识。从此，她没法再重蹈前辈村妇的命运，仅仅做一个安贫保守的乡村妇女。城市经历让她意识到要改变自己，特别是要改变下一代的命运，“钱”才是最关键的因素。因而，可以说楚王庄从权力格局到意识形态之“变”，就从暖暖接到那个催其回家的电话开始。
暖暖不顾家人反对，果断将自己嫁给身强力壮的种田好手旷开田，一方面固然有爱的因素以及基于对方道德层面的考量——她对村主任为弟弟詹石梯求婚的拒绝，便出于对对方人品的鄙夷。另一方面，暖暖看中旷开田，更在于她认定对方是可以跟自己一道实现理想的人。而且，她觉得可以利用自己与旷开田在见识上的落差，让对方臣服于自己。因而小两口结合在一起之后，无论婚后的家庭生活，还是对未来远景的规划，都由暖暖说了算。为了实现她那“宏伟”的目标，一开始过于强烈的挣钱欲望，也让这对小夫妻差点掉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两人贪小利轻信便宜种子而上了骗子的当，低价买入然后以市场正常价格卖给同村人，因种子是假的导致乡亲们颗粒无收。垂涎于暖暖身体的詹石蹬动用权力和人脉关系，将旷开田推入绝境，逼暖暖“献身”于自己并如愿以偿。躲过牢狱之灾的旷开田和暖暖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开始新的生活，而那个让下一代做“城里人”的梦想，经此劫难自然变得极其渺茫。
当此之时，楚王庄另一显性他者及时出现。一个偶然机会，暖暖结识了前来考察楚长城的考古学家谭文博老先生，给他做向导并照料其考察期间的食宿。谭老先生每天付给她一百元钱作为报酬。貌似最简单不过的人际交往里，没想到商业行为就此发生。暖暖看到了自己的时间和劳动的价值，且隐隐感到更大的商机即将到来。谭文博回京后在报纸上撰文介绍楚长城，旋即引起史学界的注意，此后流水般吸引来一批批历史学家、考古专业的学生，更有在好奇心驱使下闻声前来的观光客。此前“藏在深山人未识”的小山村立时为世人所瞩目，慕名前来的人越来越多，势必给楚王庄带来意想不到的冲击与改变。而暖暖凭着她那对利润敏锐的嗅觉和过人的精明，还有敢于冒险的精神，利用家里现有条件，从接待一个人扩大至接待数十人的旅行团。一次次扩建房屋，最终将家庭开办成旅馆，自己摇身一变为家庭旅馆“楚地居”的女老板。来看楚长城的人一多，她还意识到小山村的湖光山色也是可以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于是将考察、观光与农家乐结合在一起，生意更是红红火火、蒸蒸日上。这一过程中，夫妻俩还清了债务，并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就这样，暖暖这个小山村自身孕育的他者，由农妇成长为一个经营湖光山色和历史遗迹的商人，再也无法回到此前那打鱼、种地的生活中去。其“他者”身份，亦由隐性一变而为显在。实际上，对于楚王庄来说，楚长城亦是一个隐性的他者式的存在。在城里人的关注之下，它同样由隐而显。楚长城的发现，一样有赖于他者的进入，有赖于文化知识的力量，还有资讯的传播。
基于他者的眼光，暖暖对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有了全新审视。“楚地居”家庭旅馆无疑是对当地文化旅游资源的一种开发模式。跟一般农民相比，暖暖的异质性最为明显不过。但她对湖光山色的开发还是极有限度，除了让自己一家富裕起来，并引来乡亲们的嫉妒之外，并未给周围环境、人际伦理、价值观念带来深刻变化。眼见大量涌入的游客，楚王庄的人们也只是本着看热闹的心态来面对这一乡村之变：“大人小孩都涌出来看热闹，男人们新奇地看着游客们手上拎着的照相机、摄录机和奇形怪状的水壶，女人们则羡慕地看着女游客们的穿戴。” [7] 但是，随着外来者越来越多，楚王庄的变化也在悄悄深入。先富起来的暖暖一家的示范作用，加之随着整个社会大环境价值取向的变化，乡亲们对凭着自己的双手和头脑富起来的暖暖和旷开田生出敬意，两人在众乡亲间的号召力也随之增强，而惯于耍弄权力、鱼肉乡亲的詹石蹬却越发令人反感。因而，楚王庄在外在热闹的掩盖下，更大更内在的变化是村民价值观念的改易，还有自身权利意识的增强。詹石蹬利用村主任的权力对旷开田和暖暖极力打压，激发出暖暖想通过合法的选举，将他手里的权力夺过来的想法。在她的策划下，旷开田主动出击，而资本给了他极大的自信。丈夫当上了村长，暖暖如愿以偿。不同于詹石蹬的是，一旦掌握权力，旷开田便将之与资本相结合，形成新的力量。这让新村长能更深入地改变乡村，也意味着他有更大的力量破坏乡村。随着故事的深入，读者看到他者在另一层面的力量逐渐显现。
富裕起来的暖暖辅助丈夫当上村长，这是乡村资源的优势组合，表现为金钱与权力的合一。但这毕竟是小规模的资本与权力的结合，其破坏力以及对人性的腐蚀亦十分有限。不过，更有力量的“他者”早已对楚王庄虎视眈眈。资本的获利冲动一如嗜血动物对血腥的敏感。觊觎楚王庄很久的开发商薛传薪对山村的开发愿景让暖暖心动。随着资本的大规模强势进入，村长旷开田利用手里的权力，让楚王庄的商业开发变得异常顺利。一处高档度假村很快成为这片湖光山色间最为触目的异质性存在——它不再是暖暖那不改民居本色的“楚地居”。运营中，暖暖很快意识到在这个快速盈利的现代化度假村里所发生的一切，正一步步冲击着自己的道德底线。她无法适应这一切，最终被薛传薪辞退，仍然回家经营自己的楚地居。《湖光山色》提供了两种关于乡村文化资源的开发模式：楚地居式和赏心苑式。赏心苑的暴利模式早已让经营者无从顾及伦理道德与自然环境。由引入妓女（又一他者）到培养本村女孩做按摩女郎；嫖客亦由外来变为自产。萝萝怀了嫖客的孩子，走投无路跳湖自杀，幸亏被乡亲救起；麻老四染上了性病；度假村为扩大规模，强买青葱嫂家的土地，强拆了她家的房子……资本在城市里上演了无数遍的罪恶场景，搬至这个原本诗意洋溢的平静小山村。他者开始显现它那狰狞的面目，给乡村带来无尽灾难。只是，暖暖可以回到楚地居，但楚王庄再也无法回到拥有“湖光山色”的从前。
《湖光山色》让我们看到处于变动中的楚王庄亦有不变的东西，那便是生生不灭的权欲及其催生的人性之恶。因传统文化的濡染，加之在中国的权力结构里，公权力一向少有约束与监督，导致公权普遍沦为私权。权欲以及由之焕发出的罪恶，数千年来迁延不绝。中国公众那近乎一种文化根性和集体无意识的权力崇拜，很大程度上便根源于此。而且，普遍的规律是：越是闭塞的地方，公权力的傲慢、权力崇拜，以及由此导致的人性之恶越常见。因而闭塞而富有湖光山色之美的楚王庄，面对他者的进入，在变动重组中，人们意识深处自有其难以改变的东西。“变”，只是周大新观照小山村的一个方面；而“不变”却是他关于农民精神状态的另度思考。在其写作动机里，不仅要让读者看到“变”的一面，更要让人们看到乡村社会内里基于文化根性的恒常。小说着意指出，楚王庄所在之地正是历史上楚王赀的建都之所。而楚王赀的灭亡，便是由他那无限膨胀的权欲和荒淫无耻的生活所致。将现实的楚王庄与历史上的楚王赀勾连在一起，对于周大新而言显然喻指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对于权力的贪欲亦是亘古如斯。作为一把双刃剑，现代性固然或成陷阱，但传统观念的壁垒可能更难冲破；而由权欲导演的人性之恶的戏码，却是如此反复上演。从这一层面来说，作者似有意让读者直面被湖光山色所遮掩的罪恶。
在“外来者”没有进入之前，如果说闭塞的楚王庄如同一个小小的王国，那么，独秉大权的村主任詹石蹬，便是“君临天下”的国王。詹家建有楚王庄最好、最气派的房子，坚固结实，地势高迥。晚饭后，作为一家之主和一村之主的詹石蹬坐在二楼晒台上，边吸烟边观望夜色中的村子，享受君临天下的快意。在其幻觉里，那些矮小的土砖房里住着的都是他的子民。他家的农活儿不用吩咐就有村民抢着分担。即便在一个小小的山村，不受监督的权力同样能让一个人不自觉地被权力异化，卑琐的欲望于是肆意膨胀。然而，詹石蹬为弟弟詹石梯向暖暖爹提亲被暖暖拒绝，让他第一次遭遇意想不到的挫败。不同于一般农民的是，即便气急败坏，但他还是强忍下这口恶气，摆出一副貌似开明的姿态，实则谋划着阴鸷的报复，一步步逼暖暖交出被他觊觎已久的身体。“假种子事件”中，詹石蹬不仅不化解矛盾，反而暗中一步步将旷开田推向绝地。在丈夫面临牢狱之灾的情势下，一个乡村女人唯一拥有的便是身体。暖暖最终交出身体，任由詹石蹬蹂躏最终救出丈夫。只是，詹石蹬自然不满足于仅仅一次的兽欲满足，多次骚扰遭拒之后，暖暖再次遇上扩建房屋急需得到詹石蹬即公权力的同意。村主任再次以此作为要挟，逼迫她就范。这次，在享受权力所带来的快感之余，詹石蹬不无得意地炫耀：“我早就给你说过，在楚王庄，凡我想睡的女人，还没有我睡不成的！这下你信了吧？！你一次次躲我，躲开了吗？” [8] 没有什么比这更露骨地彰显权力的霸道与傲慢，充分暴露楚王庄似是一个与现代社会完全隔离的空间。湖光山色因之蒙上了穷山恶水的阴影。
前文所论以暖暖为代表的“他者”的进入，活跃了楚王庄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人生活方式的同时，更是内在地给小山村带来了观念上的冲击，而这不仅仅只是关乎经济利益。富裕之后的村妇暖暖，其内心原始的民主意识亦被唤醒。她敢于跟詹石蹬叫板的一个重要原因，实则是经济实力上的优势。暖暖的生活态度，还有资本优势让她在乡亲中间有了号召力。她经过一番努力，让丈夫旷开田在村主任选举中胜出，逼着詹石蹬交出公权力。民主意识以及对公权力的认知，这些同样是暖暖作为乡村“他者”的标识。相比于一般农民，村妇暖暖更多看到了时代潮流之变。詹石蹬的落败却是一种必然，因他只是一味沉浸在权力所带来的迷幻里，浑然不知世情之变，金钱的号召力有时甚至优于权力。然而，暖暖同样无从预见权力会给自己的丈夫，给自己还有家庭带来什么。
在楚王庄，旷开田取代詹石蹬之后又会如何？
小说对此做了更为深刻的省思，让人看到如果没有村民素质的普遍提高，以及对权力边界的认知，权力的更迭不过是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两者之间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在楚王庄的“恒常与变故”里，读者所看到的最大变化还是发生在暖暖一家身上。婚后直至“创业”时期都老实巴交的旷开田，一旦坐上村主任之位，权力欲望即刻在他身上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在对权力的贪恋方面，他跟前任毫无二致。而甚于詹石蹬的是，当上村主任后旷开田当真将自己看成楚王庄的“王”。历史上的楚王赀，无疑是作者的一种隐喻与映射，至此却变成了现实。在情景剧里扮演楚王时，旷开田早已分不清自己是谁。而当一个人丧失价值立场，一旦有资本与权力的联姻，内心卑琐的欲望便会更其肆意膨胀。这一点在旷开田身上最为典型不过。他享受着权力带来的一切，在赏心苑里肆无忌惮地放纵肉欲，度假山庄成了他的后宫。面对此时的丈夫，暖暖再也无力改变什么唯有离开。离婚让暖暖意识到在权力与资本的联姻面前，自己早已是个弱者。她可以打败詹石蹬，却无法打败自己的丈夫。与詹石蹬不同，旷开田拥有的不仅仅是权力，还有资本为其撑腰。更可怕的是，权力与资本的勾结，不仅改变着楚王庄的自然景观，更改变着小山村的世道人心。卖淫、嫖娼、性病、淫乱这些原本寄生于大都市里的丑恶，现如今蔓延于湖光山色间。楚王庄眼见生生掉入现代性的陷阱。在这个小山村貌似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明显见到了那千年不变的东西——不受约束的权力。在其淫威之下，现代化的度假村变成了一个封闭而荒淫的古代城堡抑或地主庄园，里边上演着令人发指的彰显人性之恶的闹剧。
如果说当年詹石蹬对暖暖和丈夫所做的种种，已然彰显人性之恶的话，那么，相比于旷开田当上主任之后，所设计的对詹石蹬的恶毒报复，那只能算是小恶而已。失去权力的詹石蹬生活潦倒，中风之后连看病的钱都没有。为了给父亲治病，詹石蹬的女儿在赏心苑卖淫挣钱。自古以来似乎都是如此，因权力而肆意妄为者，实际拥有的仅只是权力而别无所能，貌似强大实则内里虚弱不堪。旷开田对詹石蹬处心积虑的报复是将中风之后的詹石蹬送到赏心苑，隔着单向透光的玻璃，观看自己女儿与嫖客上床。此举可谓恶毒之至。旷开田身上的人性之恶被权力充分激发出来，他完全忘记了过去；比之詹石蹬他更是一个权欲熏心，且存心作恶之人。
欲望如同从所罗门瓶子里释放出来的魔鬼，只是暖暖不再是那个幸运的渔夫，可以把魔鬼再次骗回瓶子里。人性之恶于是弥漫开来。暖暖无法掌控全然被权力和金钱攫住的丈夫。她再次想利用合法的手段剥夺旷开田手里的权力，一如当年对付詹石蹬一样，但情势却不比从前。即便荒淫无比，旷开田的村主任位置却稳如磐石。暖暖想再次利用村主任选举的合法程序，将早已失去人心的旷开田选下去，但她面对的对手不再是詹石蹬。她同样做了大量工作却未能如愿，一番较量败下阵来。而旷开田给她的忠告是：“你知道你这回败在啥地方？败在你低估了权和钱扭结到一处所生出的力气。” [9] 这自然是作者周大新借人物之口想要表达的，亦是作家对转型期社会发出的警告，拳拳之心溢于言表。旷开田的嘴脸不过是当今社会众多官员的典型面目。从詹石蹬到旷开田，一个小山村的村主任，权力近乎微末，但其运作机制以及所激发的人性之恶，却与职位大小无涉。发人深思的是，如果没有合理的权力运作、监督机制，即便经济再发达，亦难改变楚王庄大而言之一个国家骨子里的落后。周大新或许想要表达的是：现代性的障碍不是别的，恰是落后的观念与不合理的制度设计。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要想从根本上消除乡村中国的悲剧，仍需对农民进行新的思想启蒙，根除乡村权力专制滋生的土壤。” [10]
不容忽视的是，《湖光山色》里的“变故与恒常”亦在另一层面上得以展开。被现代性裹挟的楚王庄，与人性之恶相对，还有人性之善。这让人感到些许温暖与亮色。在暖暖与丈夫尽力借钱还债的当口公公又病倒了，全家陷于更大的困窘，一时无法可想只好将用来耕地的母牛卖掉。在全村人吃饭的当儿暖暖吆喝卖牛。这一场景如同试金石，小山村的世道人心得以尽显。为了一己私利，麻老四完全不顾乡里乡亲，趁火打劫将价格压至最低。自私固然是亘古不变的人性，但麻老四此时竭力把价格压到完全不合情理的范围便有失厚道。在他与暖暖的缠磨中，村人九鼎对麻老四的做法看不过去，主动与之竞价，将牛价又抬了上去，眼见没有便宜可占，麻老四只好气急败坏地放弃。而这正是九鼎想要的。他知道一条正当年的耕牛对一个种田大户的意义。他无意买牛，只是不愿眼见本庄乡亲陷入更大的困境。九鼎最终把牛还了回去，并借给暖暖一千二百元钱，帮助她和丈夫渡过难关。村民九鼎身上的温煦、宽厚与善良，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身上的美德。周大新或许想告诉读者的是，即便世道之变的迹象毕现，但普通人身上还是存在永恒不变的心态与品质。而只要这份不变的东西存在，人们便有向善的可能，即便是曾经张狂一时的巨恶。
丧失权力之后，气急败坏的詹石蹬为了报复旷开田，写纸条将暖暖跟自己上床的事实告诉了对方，导致暖暖与丈夫的婚姻陷于巨大危机中。然而，当旷开田反过来恶毒报复詹石蹬时，面对后者女儿润润的哭诉，暖暖却以德报怨，主动拿出六千元钱帮其治病。暖暖身上的传统美德同样也发挥到了极致。正如润润所说：“我不知道我们两家过去发生过什么，可我能感觉到你们大人间平时互有恨意，我从来没想到帮助我的会是你……” [11] 不仅如此，小说里更能彰显人性光辉的是，当暖暖被旷开田彻底击倒时，詹石蹬却由弟弟背着前来看望。面对詹氏兄弟的到来，她一开始以为他们是趁机前来看自己的笑话，没想到詹石蹬颇费周折地前来，不过为了给她送来一包红枣。人性的晦暗与敞亮，世道人心的变与不变，在这对昔日冤家身上得到了最为深刻的体现。楚王庄，大而言之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无论怎么变，还是始终葆有自身不变的东西。这也决定旷开田那貌似不可一世之恶势必也不会张狂太久。
或许基于作者自身的价值立场与写作动机，《湖光山色》还是附上了一个光明的结尾：暖暖那决不放弃的检举终于有了回报，上级纪检部门派人卧底赏心苑，掌握了其违法经营的证据，最终赏心苑被查封，旷开田被抓走，楚地居得以重新开业。小说结尾，楚王庄的“楚国一条街”正式开张营业，预示着楚王庄即将出现的，是在作者看来更为合理的一种开发模式——在保护好自然环境，传播地方文化前提下的适度开发。从此，前来楚王庄的游客不再限于国内，而是有了众多外国人。只是面对众多外来者的到来，与以往不同的是，楚王庄人更加自信了，与之相对，那个亦真亦幻的楚王赀，暖暖唯愿他“请走远点，走得越远越好……” [12] 在暖暖亦在作者看来，对权力和金钱的贪欲，才是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小山村真正的“他者”。小说主人公暖暖似乎一不小心将它带了进来，而经历了一番磨难之后，她更希望它不要再出现。然而一个时代自有其变与不变，存在于每个人内心的那个“楚王赀”，我想，又何尝是你想让他走就能走得了的？周大新似乎将这一切处理得太过轻松，亦引出众多批评者对《湖光山色》的别样看法。
关于写作动机，作者周大新曾明确表示：“创作《湖光山色》这部小说的初衷之一，是想把当下乡村变革中的真实境况表现出来，引起读者们对乡村世界的关注。”而小说的读者还有同名电视剧的观众的反馈，让他自信“这个目的部分地达到了” [13] 。我想，周大新自谦“部分达到”的目的，自然应该包括表现当下乡村变革中的“真实境况”。从作家的创作动机、小说的文本面貌以及读者的阅读体验来看，《湖光山色》无疑深深带有现实主义的印记。然而，我想追问的是，周大新那表现乡村变革“真实境况”的意图，又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作家创作意图究竟与文本实际之间存在多大距离，我以为是读者面对这部作品时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实际上，《湖光山色》所存在的问题在大量表现乡村变革的作品中带有某种共性。作家的主观意图与小说文本实际之间所存在的悖谬感，应该是当年《湖光山色》获“茅盾文学奖”引发较大争议的主要原因之一。
“茅盾文学奖”是中国当代最高级别的文学奖之一，斩获者自然广受瞩目。然而，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现象是，评论界对作为获奖作品的《湖光山色》却异乎寻常地冷淡。包括对该作的批评文章在内，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篇。其中，对该作评价最高影响最大的一篇，当数孟繁华的《乡村中国的艰难蜕变——评周大新长篇小说〈湖光山色〉》。文章欲扬先抑，认为“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如何书写乡村中国，或者说如何结构出乡村中国的真实叙事，一直是困扰当代作家的共同问题”，笔锋一转，紧接着指出《湖光山色》“为乡村中国的书写提供了新的经验”。孟繁华盛赞周大新对中国乡村生活有独特理解：“既书写了乡村表层生活的巨大变迁和当代气息，同时也发现了乡村中国深层结构的坚固和蜕变的艰难”，但是至于如何做到这样，则没有有说服力的论证。在文章结尾，作者却又指出：“暖暖的理想是作家周大新的‘理想’，是周大新的期待和愿望。如果这个看法成立的话，《湖光山色》在本质上还是一部浪漫主义小说。” [14]
孟繁华一方面对《湖光山色》有“结构出乡村中国真实叙事”的高度评价，另一方面又指出《湖光山色》具有浪漫主义的品格。如此评说，多少让人觉得有些前后矛盾。之所以如此，在我看来，这或许缘于论者给予《湖光山色》高度评价的着眼点，是小说表现乡村变革的真实性；而另外，小说对具体人事的处理、矛盾的解决又过于简单、理想化。事实上，面对《湖光山色》这样的作品，评论家要把赞美之词说得稍稍圆满并非易事。孟文的前后矛盾，实则是溢美与真实阅读感受之间的龃龉。有意思的是，评论家贺绍俊则直接认为《湖光山色》“接续起乡村写作的乌托邦精神”，“小说以暖暖的斗争取得胜利而告终。这个完满的结局自然是构建乌托邦的需要，它让我们看到乡村的希望”。 [15] 该文的行文逻辑，自然不是将《湖光山色》当成“乡村中国真实叙事”来看待，而直接认为这是作者所勾画出的一个乌托邦愿景而已。如此论断明显与周大新的写作动机相悖。
对于作家的创作而言，意图与现实之间的悖谬自然常有。然而，我认为《湖光山色》似乎另当别论。我自然不怀疑拥有丰富乡村叙事经验的周大新，创作《湖光山色》的诚意。只是，一如众多“农裔城籍”作家，他同样不得不面临的困境是，作家一旦进入城市，其乡村经验只是停留在过去，而对眼下乡村的变化和实际情形势必隔膜。前文论及，《湖光山色》最大的不真实，缘于不同时代乡村经验与乡村现实之间的错位。而一些带有文化症结性的矛盾和问题的解决又过于简单，让读者无形中对《湖光山色》所呈现的内容生出不信任感。值得注意的是，如此情形不独周大新为然，确是新世纪乡村叙事的最大困境之一。对此，有论者明确指出：“暖暖在借助给来楚王庄参观旅游的人提供食宿和导游而进行创业时，想方设法地独占村里旅游资源，行贿原村主任回避税收；在每天赚取的票子数以千计的情况下给过来帮忙的亲戚禾禾每天六元，后来又给雇用的打工者每月二百元，不无资本积累阶段对村人廉价劳动的攫取性质。我们可以体谅暖暖创业的艰辛，体谅她赚钱的愿望和方式，可这方面的个性内容显然不具备成为楚王庄民间集体利益以及传统美德代表的素质。而在后来的叙事中，作者却让她摇身一变，成了具有理想化、道德化品格的楚王庄乡土民间本体利益的守护神，其异质文化间角色转换的内在逻辑明显有些含糊不清。” [16]
还有，《湖光山色》里一些经济数据的设定与进入新世纪后的乡村现实也明显脱节。这显然缘于作者乡村经验的隔膜。作者一方面力图赋予暖暖经济行为以合法性、合理性，达到表现今日乡村之特性的目的；另一方面又试图让暖暖成为一个理想、道德的化身，只是这一转换缺乏必要的过渡。小说里所有的转变甚至逆转，都缺乏合理的情节设置与铺垫，让人觉得作者是在讲述一个过于理想化的故事，内在的经济立场不过还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更多人一起致富的老旧观念。然而，这早被乡村实践证明不过是“徒具良好愿望的乌托邦”。之所以会出现类似问题，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就在于“新世纪对当下乡村社会进行正面书写的作家，也大都是满足于沿袭已有的审美经验，缺乏立足于当下乡村生活的勇敢开拓和突破” [17] 。这应该是新世纪乡村叙事的瓶颈。对此如何加以突破从而真正构建“乡村中国的真实叙事”，自然是当代作家和批评家应当深长思之的问题。
我想说的是，面对一部作品，评论家简单的溢美无益于言说环境和创作风气的改善。《湖光山色》的另一重意义，或许在于这部作品即便得了“茅盾文学奖”，但人们对其缺陷仍能直言不讳，如“所以我读《湖光山色》是这样一种感受，到最后它完全是逸出现实的叙述逻辑之外，而且用一种充满了象征和夸张的手段来描写他心目中的城市进入乡村，或者是符号城市的这种现代性的东西进入乡村之后给乡村带来的那些必然的衰落，或者说是美好的东西如何衰亡等等。它就不是一个现实层面的书写，而是一种寓言化的东西” [18] 。可见，《湖光山色》所呈现的究竟是乡村现实还是乌托邦，读者自有公论，它确乎是“新意与遗憾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