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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前后，中国乡村社会遭遇全新的境遇，主要表现为乡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剧，还有异质性因素持续不断地渗入。伴随“他者的进入”，乡村面貌与社会结构悄然发生着变动与重组。这一现象显然不只是在进入21世纪前后才出现，然而，相比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乡村在外来影响之下的变动与重组无疑在明显加剧。体现在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价值取向、伦理道德观念等方方面面。特别是城市商业模式的进入，以及农民尚利意识的充分唤醒，乡村原有一切遭受巨大冲击，乡村社会的意识形态明显有了巨大改易。这一切在进入21世纪前后的乡村叙事里都得到了充分体现，甚至成为最常见的叙事主题。面对乡村之“变”，在今昔对比中，许多作家在文字里不自觉地流露出诗意的叹惋甚至感伤与悲悼，谱就一曲曲乡村挽歌。然而，关于乡村的“常与变”，“变”自然是定数，那些存留于记忆中的美好与诗意，不过是一种虚幻的想象。毋庸置疑的是，中国乡村的城市化进程乃大势所趋，谁也无法阻挡，对乡村的“常与变”需要的是一份理性的审视与客观的呈现。然而，一个显在的事实是，在更多作家笔下，“乡村之变”体现为一个掉入了现代性陷阱的残酷故事的反复上演。
本章选取新世纪以来三个有代表性作家的乡村叙事文本作为观照对象，解析其文字背后的意识形态动机与乡村真实图貌，以及在叙事层面存在的问题。周大新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写出了“他者”进入之后，乡村的恒常与变故。朴素的叙述让读者看到，利益诉求以及城市商业模式的进入，所导致的乡村伦理道德的变化，更让人看到金钱一旦与权力勾结，肆意膨胀出的人性之恶。与此同时，周大新也叙述了一个闭塞小山村世道人心永远葆有的美好。比较之下，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更进一层，最大限度地写出了今日乡村所面临的即将消亡的空前困境。虽然观照的对象是特定的“这一个”，却无疑带有普遍性。作家带着无尽感伤与愤激，呈现了某种意义上的“最后的村庄”。不同于周大新的是，贾平凹对乡村现状的观照与批判更加尖锐，也更加深入乡村的肌理。同时，对于乡村叙事新的可能也进行了大胆尝试。不无巧合的是，这两部作品同时斩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亦表明乡村叙事仍是当前文学创作中最受关注的方面。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急速加剧，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纷纷进城谋生，“农民工”随之成了中国社会非常广大的群体。与之相应，“农民工问题”则纠结着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吸引着作家们的注意。孙惠芬的短篇小说《民工》对这一群体有深入的观察和了解，并对农民工问题有深入的探讨。进城与返乡是这一群体生活的两个基本层面。进城之后，他们在乡村留下的空缺，无疑会引发一系列问题，触及乡村伦理和个体心理的变化；而当他们返回乡村，所要面对的却不再是离开之前的乡村。“融不进城市亦无法回到乡村”于是成了农民工不得不面临的双重困境。
就新世纪乡村叙事而言，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从事乡村叙事的作家明显在急剧减少，即便有所坚持者亦大多步入花甲之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城市生活多年，跟今天的乡村现实愈益隔膜，乡村经验渐渐匮乏。更多时候，他们只是凭着记忆与想象进行创作，所传达的情理与事象，很大程度上早已不符合今日的乡村实际。这无疑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乡村叙事一个有待突破的瓶颈。因着这份隔膜与匮乏，今日中国乡村现实难以在文学作品里得到合理而充分的呈现。无论《湖光山色》还是《秦腔》，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亦凸显当下乡村叙事的一些共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