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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居民消费还处于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状态，对大众文化消费问题的研究还处于边缘地位，没有上升到理论热点程度。自改革开放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社会进入全面转型时期，经济得以高速稳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人们对精神文化的消费需求也在不断增加，这促进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大众文化现象的出现，并且一经产生其发展就势不可挡，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得以迅猛崛起。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学者相继给予大众文化消费问题高度重视，并且对其的研究不再仅限于经济学的范围，还将其纳入社会学和文化学的研究视野，学者们分别从不同视角和学科对大众文化加以关照，并形成了不同的学术路径和研究旨趣。
大众文化消费的主要群体是当代大学生。大众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理念和行为模式，并且当代大学生在很大程度上也能够引领大众文化发展。但是现有研究多是将大众文化与大学生消费行为视为各自独立的研究体系，或是在文艺学和文化学领域将大众文化作为当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文化形式，对其文本、内涵、本质、困境、发展趋势等进行研究；或是单纯研究当代大学生消费行为的特点、结构、问题及引导对策。将二者结合加以关照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还没有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本书分别以“大众文化”和“大学生消费行为”为关键词，对国内研究现状进行简单的分类梳理。
我国大众文化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和四种范式。
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这一时期是我国大众文化研究的兴起和开创阶段，其研究以文化批判范式为主，审视大众文化的审美价值与道德意义。
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尤其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引进、翻译与介绍，主要采用“话语平移”的方法来直接分析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现象与问题，站在文化精英主义、审美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的立场上，对大众文化抱以悲观主义的否定态度，甚至将大众文化视为一种“精神鸦片”，这种范式在今天仍然是我们对大众文化进行研究不可或缺的理论资源之一，并形成中国大众文化研究中特殊的“法兰克福现象”。这一时期的研究立足于“人文精神”，对我国新兴大众文化现象进行尖锐的审美批判与道德批判，指出大众文化提供给人们的只是一种虚假的满足，其同一性和复制性导致人的个性、主体性和创造性的消失，消解了人们的主体意识、批判精神和反思能力，并且认为中国大众文化发展必须由人文知识分子进行批评与引导。其中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章是尹鸿先生的《大众文化时代的批判意识》《为人文精神守望：当代大众文化批评导论》、陶东风的《欲望与沉沦：当代大众文化批判》、张汝伦的《论大众文化》等。然而中国是一个正在走向工业化的后发的、外生型的发展中国家，其理论的时代背景、发展状况与西方社会存在明显的差距，因此，西方大众文化理论所产生的大众社会在现实的中国并不具备生成条件，因而在分析引用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水土不服”问题，照搬生套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导致对中国大众文化的误读以及研究的时空错位，并且漠视中国大众文化的特殊政治功能和政治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当时我国大众文化研究中历史眼光的缺失，以及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缺乏。
第二阶段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一时期开始出现对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分歧与分野：一部分学者继续批判大众文化的负面效应，而另一部分学者则立足于中国社会、历史转型的现实国情与整体框架，审视与分析当代中国大众文化问题，并开始为大众文化辩护，认为大众文化既有消极作用，同时又具有积极价值。这种范式主要站在历史主义的角度，从世俗化、现代化的视角对中国大众文化的进步政治意义给予肯定，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王蒙、陶东风、金元浦等，其研究以历史主义范式为主。
这一时期的研究认为，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现代人们日常生活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需求、释放转移人们的内心焦虑、压力及不满，能够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生活方式，塑造现代大众人格，能够促进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改变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格局，推动传统社会的世俗化转型，并且作为一种产业文化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和持续的经济增长点，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与人文支撑。随着市场化和媒介化的发展，以精英旨趣为主导的高雅文化日益丧失文化主导地位，随之出现新的文化裂变：大众文化逐渐从中国当代文化坐标的边缘走向中心，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一个重要形态，形成大众文化、主导文化与精英文化三位一体、共生共存的新的文化格局。这一时期部分学者认识到不能再套用精英主义的理论框架来研究大众文化，因而对大众文化研究的视野开始逐渐开阔，其研究深度和广度也开始逐渐扩展，相继出现了对中国大众文化概念本质、形成原因、理论特点、价值取向、意义功能的探讨，以及对大众文化与传统文化、通俗文化、民间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其研究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形成大众文化研究的热潮。但是其研究过于将大众文化理想化，而相对忽略了大众文化存在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和去主流意识形态的倾向。
第三阶段是1997年到20世纪末，1997年《读书》发表以“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为主题的系列笔谈，标志着大众文化研究“新左派”范式的出现，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甘阳、汪晖、孔庆东等。
这一时期的学者们以西方“新左派”的理论为思想资源，从阶级与政治经济学的立场出发，认为大众文化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质，因而成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建构的主要载体与重要动力。他们认为大众文化是中产阶级的文化、而非大众的文化，体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代表了资本主义文化，具有阶级属性，因而对大众文化抱以强烈的批判态度。他们的研究摆脱了过去抽象的审美与道德批判，主要以阶级分化、贫富悬殊等为立足点，认为大众文化裹挟着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并以“隐形书写”的方式进行着社会实践，与主流文化相互渗透共存，意在研究通过大众文化所折射出来的“意识形态政治”：即消费主义将政治的大众改造为消费的大众、将政治的身体改造为消费的身体、将政治叙事改造为品位时尚叙事，从而引导大众走向非政治化的立场，使大众沉浸在娱乐化、享乐化的大众文化消费中。但是其理论研究没有关注到大众文化公共性的发挥，而是对大众文化抱以完全否定的态度，并且将大众视为铁板一块，忽视了大众在大众文化生产过程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第四阶段是21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对文化产业的高度重视以及相关文化产业政策的陆续出台，学界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呈现井喷之状，这一时期的大众文化研究吸收了以上三种研究范式的经验与不足，对大众文化持以辩证性和语境化的理解与分析，他们不是站在二元对立的立场，而是将大众文化看作一个矛盾的混合体，因而形成大众文化研究的公共批评范式。
这一时期对大众文化的研究更具多样性，具体表现为对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继续大规模地翻译介绍，比如阿多诺、葛兰西、霍尔、鲍德里亚、费斯克、汤普森、斯道雷等西方著名大众文化理论家的经典著作，以及文化工业、文化霸权、消费社会等名词频繁出现在各种期刊著作中，从而开阔了人们的理论视野，丰富了研究的理论资源。并且这一时期学者们在对这些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积极借鉴的同时开始进行深刻反思，并结合中国语境下的大众文化现象对其产生背景、内容本质和适用性等问题进行分析。这一时期的研究重心集中于以下几个问题：大众文化的中国语境化问题，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主流文化三者之间关系的问题，大众文化的审美问题，大众文化与消费社会的问题，消费文化问题等。近年来，对大众文化个案的研究也占据相当的比重，比如青少年的大众文化现象、中产阶级的大众文化现象、女性大众文化现象等，同时还涉及许多关于大众文化具体表现形式的研究以及对大众文化微观领域的考察，如粉丝文化、视觉文化、网红文化、各类青年亚文化现象等，这都极大扩展了我国大众文化研究的视域及范围。
我国学者对大学生消费行为的现有研究主要从消费现状、表现特点、影响因素和引导措施四个方面展开。
张永胜认为，当前大学生精神文化消费中存在娱乐性消费多于发展性消费、非理性消费、盲目消费以及超低层次消费现象等明显的问题。 [3] 王亚南认为当前大学生消费是介于“消费”和“消费主义”之间的一种状态，这一现状导致大学生的消费与实际需求不符，自我建构遭遇“生态断裂”，符号消费取代价值消费，引发大学生的价值冲突，同时碎片化导致大学生认同也出现“底线危机”。 [4] 陈金松认为当代大学生消费缺乏理性、盲目从众，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均不够成熟；大学生的消费过高，过度追求时尚和相互攀比，存在一定的浪费现象；消费结构不合理，过度强调个人享受，消费随心所欲，“财商”相对匮乏，缺乏一定的计划性。 [5]
学术界对大学生消费行为特点已经达成共识，普遍认为，大学生消费既是一种经济行为又是一种文化行为，大学生消费具有明显的个性化、时尚化、符号化的心理特征和文化特征。
付晓丽认为大学生消费具有感性化、符号化、超前化和网络化的特点，因此容易产生依赖型和情感型消费，容易导致盲目攀比消费的现象。 [6] 宋晓荣、甘露认为大学生消费行为具有情感化、符号化和形象化的特点，因而容易导致大学生产生追求新潮、时尚、情趣，互相攀比、标新立异、表现自我、彰显个性等消费行为。 [7] 郭建锋、卢新明认为当前大学生消费行为中理性消费仍是主流，非理性消费所占比例不大，同时消费结构多元化、攀比心理相对比较普遍，通过追求时尚消费来体现品位追求的人大有人在。 [8] 张玉华认为“90后”大学生希望通过消费来展现自我能力和价值，体现文化品位以及实现对时尚、潮流及风格等意义的自我满足。他们通过消费塑造自我，继而建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获得自我认同和群体认同。 [9] 林梅、琚迎通过对上海若干高校共1000名大学生调查数据的ELES模型建构发现，大学生消费趋势具有协同化、结构多元化和层次二元化的特征。 [10]
对大学生消费行为的影响要素，现有研究基本集中于家庭、学校、大众媒介和同辈群体四个方面。
家庭对大学生消费行为的影响。朱迪通过数据分析认为，消费文化对大学生消费价值取向以及经济地位的获取具有重要影响，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与大学生消费行为的产生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11] 家庭背景对大学生物质欲望的影响的差异并不显著，家庭背景越好的大学生对物质依赖的程度越大。 [12] 赵菡、程毅对上海四所院校进行的调查研究认为，家庭经济资本影响大学生总体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但是对消费分层没有显著影响； [13] 同时，不同年级的大学生消费受家庭经济水平和家庭文化的影响呈递减趋势，年级越高，家庭经济和文化对其消费行为的作用越小，这其中起关键作用的一个因素是大学生通过身份紧张感与身份符合感而建构的消费认同，大学生的消费与认同存在一个由分化到一致的过程。 [14]
网络和媒介对大学生消费行为的影响。肖小平对广东地区大学生进行“移动互联网平台和手机APP客户端对大学生消费意愿的影响”的调查研究表明，由于移动消费平台的便捷性和高性价比，大学生在移动消费平台的消费意愿强烈，大学生使用率最高的消费移动平台分别是B2B、C2C和O2O，使用率分别为82.7%、77.3%和72%。 [15] 宋雁慧认为，大学生网贷消费是出于满足即时需求、对重要他人评价的感知以及行为功效感的心态所产生的一种“活在当下”“小确幸”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16] 魏星认为，校园新媒体去中心化、去权威化、去私人化和去客观化的特点，能够导致信息发布主体的泛化、受众价值取向的混淆、消费示范效应的强化和消费虚幻空间的深陷，新媒体的这些特点都对大学生的消费价值观产生了深刻影响。 [17] 逄索、赵菡认为大众媒介为人们制造了一个超真实的拟象世界，人们的消费行为受大众媒介的影响，大学生消费行为误区的产生与大众媒介的误导、虚拟广告的轰炸和神话式生活的引领密切相关，并且导致大学生崇尚金钱、社会感缺失、攀比消费、虚荣心盛行以及个人主义膨胀、集体主义缺位等现象的出现。 [18]
同辈群体对大学生消费行为的影响。程诚通过调查研究认为，大学生消费水平的同群效应非常显著，并且同群效应的强弱与同辈关系网络的紧密程度呈正相关。 [19] 刘喜怀认为，大学生群居的特点决定他们的消费行为容易受到舍友、同学和朋友的影响。大学生为了能够融入某一群体，更倾向于与群体内成员形成一致的消费行为，这种情况尤其体现在对某一品牌或者某一商品的推崇上。 [20]
张学敏、陈星认为当前的教育与消费是一种相互疏离的状态，必须通过教育来拉动消费，通过教育提升人们消费的层次和消费品位，依靠教育对消费观念和方式进行矫正。 [21] 付晓丽认为要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价值观，必须利用参照群体的示范作用，引导大学生进行自我正确定位；发挥大众传媒的舆论引导功能，加强大学生消费文化建设；倡导社会、学校和家庭三方协同共建，优化大学生消费环境。 [22] 陈金松认为要对青年学生的合理消费行为进行引导，培养大学生的自立意识，使其养成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和合理的消费观念；倡导绿色消费，营造良好的消费舆论环境和氛围。 [23] 孟静雅认为要对大学生消费行为进行德育重建，即强化大学生成长成才的理想信念，使他们坚定信念信心，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倡导节俭，构建节约型校园文化；加强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使大学生真正理解幸福的含义，提高大学生的思想觉悟和认知程度，树立良好的消费倾向。 [24]
总体上看，我国关于当代大学生大众文化消费的研究是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兴起的，各个学科以及各个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颇丰，为后期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但是仍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
现有研究多半是从实证角度入手，根据一手数据或者二手数据对显著现象进行简单的描述性分析，大多停留在经验层面。还需在理论层次上，尤其是从隐性的大众文化层面开展深入的理论研究。在大众文化背景下该如何正确引导大学生的消费行为，如何将大众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以大学生消费为中介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日常化、生活化和青年化的研究更是较少。并且现有调查研究后的结果总是给人“千篇一律”和“重复”“相似”的感觉，研究的特殊性和个性相对匮乏，理论性研究内容相对空洞，并且带有浓厚的说教意味。
现有研究多是采取概率抽样方法对大学生消费个体进行样本选取，虽然可以对大学生的基本消费情况大致掌握和了解，但是由于多是采取描述性分析和双变量分析，导致结果或停留于现象表面，或缺乏理论深度，而且由于缺乏对典型个案的分析，导致这些研究普遍存在变量上有错位或者不全面的问题。
对大学生消费的整体性状况的研究居多，研究的主题过于陈旧，多是对同一问题的反复性研究，缺乏研究新意。而且研究者多是把大学生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的影响要素归因于社会、学校、家庭和个人四个因素，但是较少对于其中任一具体要素进行针对性和具体性的研究，对大学生大众文化消费行为的分析和研究就更少。然而大学生是一个较为特殊的消费群体，其大众文化消费行为的产生既受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影响，也受社会风俗和家庭环境的制约，同时大学生的成长和发展也是一个不断进行自身社会化的进程，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动态过程，所以必须对大学生大众文化消费行为的产生根源进行探究与分析。
西方学者对大众文化消费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等各个领域均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相继步入消费社会。随着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相继诞生，消费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导致以生产为主导的社会转向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西方社会进入大众消费时代。但是这种转变不仅是社会结构和经济形式的变化，还是社会文化的全面转型，消费范围在不断扩大的同时，文化观念在商品价值中的地位也在日趋上升，人们对审美和意义的需求支配着大众的消费实践；同时符号体系和视觉形象开始逐渐左右人们的消费品位和消费时尚，并且常常以大众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它使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消费成为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连接点，也是资本与日常生活相结合的领域。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学者主要在现代性、日常生活和后现代性三个语境中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并且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于意识形态批判方面。
在大众文化理论研究中，法兰克福学派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是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源头。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从资本运行的逻辑出发，以大众文化（mass culture）为立足点，遵循“从生产到消费”的思路，认为大众消费的本质是生产领域的异化向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渗透的结果。他们采取“精英主义”（elitism）的批判立场，将大众文化、技术理性和意识形态的批判紧密结合，从宏观上深刻分析当下社会的文化与经济、政治体制之间的互动关系，揭露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以及消费社会对大众的欺骗与控制，着重反思并批判人的主体性在以大众文化为媒介的消费社会中的丧失，提出“虚假需求”与“异化消费”的重要批判命题。
大众文化概念最初是由霍克海默在1942年与洛文塔尔的通信中提出来的，他认为大众文化是借助大众媒介在大众中所流行的各种通俗文化的娱乐工业体系。之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中认为，真正的艺术应该体现人的本质、主体性和创造性，并且具有鲜明的个性和风格，然而在消费社会中，文化艺术却沦为凭借现代科学技术、采用标准化流程进行批量生产的“文化工业”，变为用来进行消费的大众化商品，因而文化工业赋予大众文化以商品属性，并且将大众文化纳入消费体系，使之成为获取商业利润的工具，导致大众文化的个性风格以及人的主体性、批判性的丧失。因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用“文化工业”概念替代“大众文化”概念，并将大众文化形象地比喻为“社会水泥”。
法兰克福学派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上指出，在消费社会中大众文化并不体现人们的真实需求和利益，而是以“大众”的名义将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以大众文化作品的形式表达出来，从而沦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操控的工具，是一种“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它以消遣、娱乐和舒适的生活为手段掩饰现存社会内在的冲突和矛盾，具有隐蔽性、欺骗性和虚假性等特点，因而，统治阶级通过操控人们对大众文化商品的消费行为实现意识形态控制功能。
既然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通过大众文化作品所承载和传播的，那么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如何转化为大众消费意识的？个人又是如何被整合进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和广告的呢？马尔库塞指出，科学技术是决定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主导因素，并且成为操纵个人欲望的工具。具体来说，科学技术的运用不是利用警察、军队等暴力机器和强制手段，而是利用消遣、娱乐、休闲等现代消费的手段和途径，使人们于无意识中心甘情愿地被纳入现代社会体系中，是一种意识形态控制的新形式。消费社会主要通过科学技术尤其是广告，制造各种需求实现需要与商品的一体化，然而这种需求并非来自人的真正意愿，而是由社会这一外部力量所控制和决定，是一种“虚假需求”。消费社会不断制造和强加给人们各种需求，并且不断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和消费行为，进而在满足人们需求的同时，完成其意识形态的教化和欺骗功能。它制造一种“消费面前人人平等”的假象，让人们误以为，只要通过消费占有某种商品，就可以实现“自由”“平等”和“幸福”。导致个人逐渐丧失对社会的超越精神和批判意识，沦为“单向度的人”，成为“商品的奴隶，消费的机器”，社会沦为“单向度的社会”。
弗洛姆认为，消费社会中的个人用来确认自己身份的途径并不是自身拥有的价值，而是社会声望的高低以及个人在市场上的成功与否。消费社会中的个人不但出售商品，甚至还把自己当作商品来出卖。个人消费行为的目的本应是维持自身基本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在消费社会中，消费行为本身却成为人的需要，这导致消费由手段变成目的，并且发生严重的异化——消费异化。异化消费的兴起建立在人们“占有”的生存方式上，人们消费并不是为了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通过“占有”来获得身份、地位和财富的象征，也就是说人们消费的真实感觉被排除在外，而是在消费一种假象和幻觉，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逃避心理机制作用的产物。
继法兰克福学派宏大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研究思路之后，列斐伏尔将研究从宏观转向大众日常生活的微观领域，在日常生活中揭示消费社会意识形态渗透与控制的方式和手段。列斐伏尔指出，整个社会已经被消费控制，大众将自己的情感投入到具有符号意义的物品上，导致自我认同变为符号认同，最终变为消费意识形态的认同。他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中，开启消费社会研究方法论的重大转向，正如我国学者所说：列斐伏尔“指认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统治和奴役机构从‘物质生产—经济域向消费—符码域’的转换……他的观点直接影响或促生了鲍德里亚的后马克思转向” [25] 。因此，列斐伏尔的理论在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社会研究中处于由宏观向微观、现代向后现代转化的位置上。
列斐伏尔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资本主义社会定义为“消费受控制的官僚社会”，由此奠定他以消费为核心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的基点。他将日常生活看作一个符号经济占主导形态的消费—文化领域，即被商品、市场、欲望、满足等具有社会区分意义的符号逻辑操纵与控制着的消费世界。消费已经取代生产，深深渗透并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与统治的中心，致使整个世界变为一个被操控的消费世界。并且官僚主义以日常生活为独立的运行平台建构着意识形态结构，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意识实施控制，而且这种控制是通过不断制造虚假需求和满足，进而用消费逻辑引导人们进入文化心理世界来实现的。也就是说，消费社会将以前政治经济的控制方式，转向对人的精神文化和心理欲望的控制，利用以广告为主要代表的大众文化制造消费意识和象征意象，通过将能指与新的所指相联系而成为意识形态的载体，发挥意识形态的作用，实现对人的日常生活层面的引导与规训，成为统治阶级和官僚体制控制人们日常生活的有效工具，是一种隐蔽化、微观化的意识形态控制方式，这使大众日常生活不再是一个独立的领域，而是被消费控制与操纵的过程，而广告之所以能够发挥巨大意识形态作用的根源在于对资本利润的追求以及强制性的官僚体制。
20世纪60年代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与发展，西方学术界认为，消费社会的出现是后现代社会到来的主要标志。后现代主义的碎片化、去中心化和不确定性，使学者们观察到了消费与符号、视觉影像、大众媒介之间的密切关系，他们认为世界就是由这些符号所构成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符号世界，对于这些符号的消费成为当代社会生活的核心，它们正在日益控制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这使符号消费具有了意识形态功能和社会区分意义，从而形成后现代视域下对大众文化消费研究的理路。
鲍德里亚主要从生产逻辑和符号逻辑两个方面对消费社会进行分析，他从索绪尔符号学的角度出发，构建了后现代视域中的消费社会理论形态，使对消费社会的研究由政治经济学批判转为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他认为在消费社会中，“要想成为消费的对象，物品必须变成符号” [26] ，即消费物最终必须只能是一种符号物，“消费者们消费的并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商品所包含的意义和所代表的符号” [27] 。消费社会中人们服从于物的统治，并通过消费符号与他人和社会发生联系，也就是说消费是主体构建自己身份和地位的主要手段，人们对某种物品进行消费时，就是向他人传递某种信息的过程。消费的过程就是对符号价值追逐的过程，消费社会的核心要素就是符号消费和符号价值，其运行逻辑是使用价值与符号价值以及交换价值与符号价值的相互转化。符号价值是指物品被作为符号进行消费时，依据它所代表的象征意义和社会地位等因素而产生的价值。符号消费的实质是社会差异和社会关系的主动建构，是消费社会新的驯化手段。鲍德里亚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被大众媒介主宰的社会，大众传媒尤其是广告成为消费制造假象、欺骗社会大众的主要途径和手段。大众文化成为充满各种象征意义的符号文化体系，它通过符号消费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到社会体制当中，成为人们的一种潜意识，使人们自觉地通过消费融入社会结构体系中来，从而左右并控制人们的思想行为。
詹姆逊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消费社会，它的主导文化形式是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并且大众传媒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在晚期资本主义之前的文化形式——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并不是完全消失，而只是后现代主义元素占据主导文化的地位，并且后现代主义文化作品是被审美消费所包围的商品，它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支配和引导人们在无意识中顺从现实生活，这就使后现代大众文化作品具有意识形态性。后现代主义是消费社会的主导文化逻辑，后现代主义文化作品是纯粹用来进行消费的商品，并且消费社会具有两个新的特征：视觉影像消费和空间消费。他认为消费的目的在于追求快感和满足，即人们消费的不仅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更是消费商品的形象价值。因此，他将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特征总结为“现实转化为影像、时间割裂为一连串永恒的当下” [28] 。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作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方面，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且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解构和消解人们的精神诉求，因此，对待消费主义文化不能仅从文化方面去理解，还要从经济角度去思考，要在全球化的视域下去理解。他指出经济利益和文化影响相结合的、美国式生活方式的输出就是消费主义，它促进了社会的经济发展，并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
布尔迪厄将消费文化看作对既定社会现实与社会秩序的消极和直接的反映，他将社会实践作为连接主观存在与社会结构、符号体系与社会空间的重要桥梁。 [29] 他通过符号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结构性关系来研究鉴赏趣味标志社会等级的观点，并提出“惯习”“场域”“文化资本”“趣味”等概念。他从分析日常生活的各种形式入手，将这些概念运用到日常生活消费的审美研究当中。他把资本分为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三种形式，认为它们分别存在于不同的场域，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拥有不同资本的人在不同的社会实践场域会形成不同的“惯习”，即人们在集体和个人社会实践基础上所获得的一种依照规律进行行动的“无意识”。每个人拥有文化资本的不同决定其审美趣味和文化消费的差异，这与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等级相对应，也就是消费是社会进行“区分”的主要标志和手段。因此，在消费领域中一直存在各个群体间为争夺“地位性商品”，即对文化商品和文化符号的占有而展开的竞争，从而不断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推动消费模式和消费趣味的革新。这使消费领域中的文化实践本质上就是一场争夺符号权力的斗争，同时符号消费不仅是确立社会群体之间差异的一种方式，还是进行权力斗争的重要手段。
费瑟斯通在《老年与不平等：消费文化与中年的重新定义》中第一次将“消费”与“文化”联系在一起提出“消费文化”一词，用来指称消费社会中的文化。他认为“消费文化今后的趋势就是将文化推至社会生活的中心” [30] ，因此对消费文化的研究要从后现代的视角并结合日常生活实践开展，而不能仅仅从哲学理论层面进行分析。消费文化的核心是对新的生活方式的建构以及对新的品位与体验的追求，不同的生活方式代表不同的文化趣味和审美品位，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角逐推动消费文化的发展，同时消费文化也推动阶层逐渐分化，不同的消费文化决定人们在社会中的不同地位。同时，他将日常生活放在全球化和后现代的语境中进行分析，认为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正在日益消解，高雅艺术与大众艺术之间的明确分野正在逐步消失，总体性的风格与戏谑性的符码愈加混合，并提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概念：即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和现实影像化，三者之间相互影响彼此交融，构成后现代消费文化的形成机制，即消费的符号性导致符号和意义的无限扩张，使现实呈现出影像化、符号化的特点，它带来的是人们对快感和感官的追求。同时物又必须以符号化的方式展现自己，成为后现代消费文化得以实现的方式与手段。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伯明翰学派以符号学为工具，采用民族志的实证研究方法，重点对大众文化消费，尤其是青少年亚文化消费现象进行考察与解读。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的研究正处于后福特主义时期，他们采取一种自下而上的平民主义和经验主义路线，早期更加关注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阶级的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的研究，肯定平民思想和边缘意识，以及大众在文化商品生产与消费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他们非常注重消费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研究，并且把消费行为与社会阶级、阶层联系起来，将消费视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域，强调必须从日常消费活动中发掘消费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从而探索变革社会的机会与动力。比如消费主义文化对传统工人阶级文化的冲击、青年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象征性仪式抵抗等。尤为突出的是，伯明翰学派注意到大众文化商品对大众主体性、社会权力以及性别的建构意义与功能。
斯图亚特·霍尔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是关于文化霸权和媒体的理论。他借鉴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以及民族志、符号学、语言学等多种研究方法，主张从文化与权力的关系出发研究传播现象。他将大众文化视作主流意识形态实施霸权以及青年亚文化群体抵抗霸权而进行权力斗争的场所，从而形成伯明翰学派“抵抗—收编”的大众文化研究传统，开启了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研究由“行为”向“意识形态”的转向。他认为符号具有某种物质实在性，因而可以通过感官来体验，但是其主要的魅力并不在于符号本身，而在于其内在意义。霍尔认为事物本身并没有意义，而是存在一些表征系统，通过符号和概念才形成意义，并且意义的生产依赖于诠释，而诠释的产生一方面依赖于我们对符码的积极使用，即通过将事物进行编码从而进入符码；另一方面则依靠于大众对事物意义的解码。也就是意义不是在传递过程中产生的，而是由受众生产出来的，受众解码的过程就是对其隐含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抗争的过程。受众对意义的解码主要有三种解读方式：倾向式解读、协商式解读和反抗式解读。读者具体采取哪种解读方式，主要取决于读者的社会地位和文化观念。并且霍尔认为，大众媒介不仅是传递信息和提供消遣娱乐的工具，还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它在生产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还接受并编辑着其他群体的意识形态。
迪克·赫伯迪格将亚文化的风格做出最为理论化、系统化的阐释，他的主要思想集中体现在其经典著作《亚文化：风格的意义》中。他通过对各种具体的青年亚文化形式的分析，阐释各个亚文化群体建构风格的过程与意义。他借用列维斯特劳斯的“拼贴”概念，指出亚文化群体主要就是采用拼贴的手法，对一些具体物品进行挪用和改造，从而颠覆、解构并改写物品原有的意义和象征，建构与其他群体相区别并属于自己群体标识的“风格”表征，正如赫迪伯格所言：“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差异的传达（同样的是一种群体认同的传达）是所有亚文化风格背后的要点。” [31] 同时他又借用威利斯的“同构”概念并指出，亚文化用来建构风格的物品与其日常生活体验中所关注的焦点、集体的自我形象都有同构关系，通过这些物品可以保持并反映其群体的核心价值。这使受众对青年亚文化的消费成为一种对“风格”的消费，并且在消费的过程中传达“差异”并实现一种“另类”的认同。
约翰·费斯克对大众日常生活和消费现象非常感兴趣，他的思想集中体现在《理解大众文化》和《解读电视》中，他对待大众文化的观点正与法兰克福学派相反，认为消费者对大众文化商品的消费并不是一味顺从地、被动地接受，而是积极地利用它们进行再创造，甚至用来建构自我意义、社会关系及生活方式，即消费者是具有一定的创造性、主动性和选择性的。“大众文化是大众在文化工业的产品与日常生活的交界面上创造出来的。大众文化是大众创造的，而不是强加在大众身上的；它产生于内部或底层，而不是来自上方。” [32] 他认为大众文化的消费并不意味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能够发挥作用，其最终能否生效取决于大众消费者对文化工业产品的解读过程，消费者既可以以自己的方式解读大众文化的文本意义，创造符合自己利益的体验、快感和意义；也可以主动地逃离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控制，瓦解统治阶级的支配性意识形态，引领社会进步。也就是说受众对大众文化文本阅读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对话协商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大众运用自己的文化能力对大众文化商品进行解读从而产生一定的意义和快乐。
法兰克福学派在继承马克思商品拜物教和异化理论的基础上，针对资本主义商品形式在大众文化领域的渗透所带来的意识形态控制和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认为消费是统治阶级通过大众文化对被统治阶级进行思想意识严格控制的结果。整体来说，他们将大众文化消费视为商品、工具理性和异化逻辑在消费领域推演的结果，遵循“从生产到消费”的研究思路，从资本运行的逻辑出发剖析消费问题，并且在“异化”的思维模式和系统视角下对消费社会展开了激烈的批判，着重分析消费在维护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作用。但是他们对大众本身的批判意识和主体意识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并且他们的理论不是建构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经济关系的分析上，而是建立在人本主义的逻辑基础上，这使他们的批判过于抽象并且缺乏现实历史性。
列斐伏尔开启了对消费问题研究的日常转向，他认为异化消费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开始利用大量符号对日常生活和消费进行双重控制。这种控制的手段主要是通过一些诸如服装、住宅、汽车等社会识别系统，即“次体系”来实现，而对“次体系”的消费，能够体现出一定的社会地位和阶级地位，从而使商品拜物教转向符号拜物教。但是他否定生产的决定性作用，将消费置于独立和主导地位，以至于其理论只能是一种脱离经济基础的空中楼阁。鲍德里亚在列斐伏尔研究的基础上，从符号学维度出发，构建了后现代视域下的消费文化理论。他将物品看作符号物，即商品不仅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还具有一定的符号价值，人们在消费商品使用价值的同时，还对这个商品所代表的文化意义、文化内涵、社会地位、权力等符号价值进行消费，即符号在消费中是至高无上的，是体现差异和区分的主导逻辑。但是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批判过于依赖符号学方法，片面夸大符号消费的作用，并试图以符号批判代替对现实的批判，从而表现出较强的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倾向。
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主要遵循一条从下到上的思路，走的是一条平民主义的路线，他们的研究摆脱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主义研究模式，主要针对工人阶级展开。他们认为消费社会中的大众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有着强烈主体意识和批判精神的主体，尤其是青年工人阶级可以借助青年亚文化来表达对社会主流文化的抵抗和解构，从而突出自身的主体地位和个性风格。但是他们过度夸大民众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并且对于消费行为的解读过于单一和狭窄，致使其研究陷入文化民粹主义的泥潭。
整体来看，西方学者对消费社会中的大众文化消费行为主要是运用哲学和社会学方法进行理论分析，并且主要集中于意识形态领域，这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借鉴，但是他们回避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及历史趋势的分析，放弃无产阶级的主体地位，因而无法为我们的具体实践提供有力、有效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