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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法格理论活动所处的时间区间位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正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期。在历史转折期，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各种思潮和流派纷至沓来，充斥着对马克思主义的责难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资本主义社会原先固有的各种矛盾不仅没有得到解决，相反却日益加深。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又使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变化“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内部和外部的理论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现实性、历史命运的反思”
。同样，法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破坏了原有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基础，向法国的进步力量提出新的任务。
19世纪70—90年代，资本主义总体呈现出相对和平发展的繁荣景象。在列宁看来，与第一国际时期“疾风暴雨式革命”的时代特征相比，第二国际时期带有“和平”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的平稳发展期。拉法格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生产集中不仅程度高、规模大，而且已经发展为垄断。在垄断企业成为资本主义支配力量的同时，资本主义的某些基本特性开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这些新变化，不仅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刷新了人们对资本主义本质的认识。
其一，经济领域的飞速发展。19世纪的最后30年间，欧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带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随着新能源的不断涌现，蒸汽、电力成为工业中的重要驱动力，发电机、内燃机、发动机等科技发明的广泛应用，催生了钢铁、冶金、化学等许多新兴工业部门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世界钢铁总产量从1870年年产量52万吨上升至2830万吨。
据统计，英国在1880—1887年的几年中，每年有3万多件专利被授权；美国被授予的专利到1907年增加至36000多件；法国从1880年的6000件上涨到1907年的12600件；德国的专利数从1900年的9000件增加到1910年的12000件。
这些专利发明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革新了社会的生产方式。西方国家的工业在该时期得到了迅猛发展，世界工业总产量在这30年里增长了2倍多。同时，工业的发展也反哺了交通和通信业的发展。从1876年到1900年，世界铁路线总长度增加了约60万千米，增长了4倍之多；英、法、美、德等国之间连通了便利的铁路干线。
电话、电报、收音机的广泛应用也加速了信息的传播，到1900年，世界电报线路的总长度已达430万千米。由此可以看出，第二国际成立后的30年间，生产部门数量的增长和工业总产量的跨越，都反映出资本主义经济较强的增长势头。
其二，政治领域的暂时平稳，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推动了资本的积累和集中，引发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结构变化。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资本积聚的趋势进一步加剧，逐渐形成了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垄断组织，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表面上似乎得到了克服，给人一种矛盾已经“缓解”的假象，恩格斯关于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的危机的萌芽”的论断好像过时了。从长远看，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积聚和输出会激化国内固有的矛盾和国家之间的冲突；从短期看，托拉斯等垄断组织作为资本集中的经济形式，利用资本集中优势，形成垄断价格，便于各个垄断组织间结成垄断同盟，一致对外争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达成共同瓜分世界市场的协定，减少国内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日趋缓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显得“愈加民主化”，似乎只需要投票和示威游行就可以避免流血革命，实现社会变革。
其三，工人贵族的出现。19世纪最后20年，在英、法、美、德等国家中都相继出现了工人贵族。
各国垄断资产阶级调整统治策略，利用从殖民地剥夺来的高额利润收买和笼络工人阶级中的上层分子，实行“蜜糖面包政策”作为“鞭子监狱政策”的补充，把某些工人运动理论家培植成工人贵族，成为一种普遍的国际现象。这些工人贵族们的生活方式、工资待遇和世界观被完全资产阶级化，他们舒适安逸的生活同贫困潦倒的基层工人群众遭受的苦难分道扬镳了，工人贵族逐渐从无产阶级中分离出去。他们为本国的资本家利益服务，鼓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一味地宣传改良主义、阶级合作和资产阶级世界观，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剥削政策辩护。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他们被帝国主义的超额利润所收买，已变成了资本主义的看门狗和工人运动的败坏者”
，“这些人对作为阶级的无产阶级说来是异己分子，是资产阶级的奴仆、代理人和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
。垄断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给工人贵族施以恩惠的同时，还在政治上给他们提供了一些特权。资产阶级内阁、各种委员会、编辑部和工会理事会的安稳肥差，成为垄断资产阶级嘉奖和诱惑工人贵族的奖品。
其四，无产阶级政党中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增长。随着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加剧和垄断组织的形成，大批小生产者纷纷破产，作为“新兵”加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在壮大无产阶级力量的同时也把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身上的习气带到了无产阶级行列中来，并企图以此来改造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由于他们往往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接收者和传播者，在表现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时候，通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资产阶级的理论观点带到无产阶级中来。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这种现象在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许多社会党内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在宣扬自己的观点时，总是贩卖资产阶级理论家的思想。
其五，资产阶级统治策略上发生变化，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民主化和法制化成为了社会新现象。19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和法国主要采取反革命的暴力镇压手段，为确保资产阶级专政对劳动人民的统治，资产阶级玩弄两手策略，反革命暴力和政治欺骗手段交替使用。开始实行一些细小的政治改良或扩大民主权利，麻痹无产阶级革命的斗志，缓和阶级矛盾。19世纪最后30年，是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期，资本主义社会要发展下去，就要有稳定的资产阶级代议制，赋予群众一定的政治权利，所以各国资产阶级相继使用政治欺骗手段。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无产阶级把工作重心放在宣传、动员和组织群众的工作上，他们开始学习利用资产阶级议会讲坛进行合法斗争，维护自身权利。
工人群众也开始享有一定的民主参选权利，工人政党也逐步从非法政党上升到合法地位。工人阶级通过工会和工厂法与资本家进行斗争，通过了一些维护工人权益的法案，期望争取八小时工作日、提高工资待遇、改善劳动条件等经济要求。
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处在19世纪40—8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还处于自由竞争阶段，尚未过渡到垄断阶段，所以，尽管他们对垄断的本质、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做了细致的分析，但在论述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利益争夺时，主要是从殖民政策、殖民体系和争霸世界等术语的含义上探讨，并没有用帝国主义的概念。
19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一些新现象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初预想之间似乎出现了一定的“差距”。不仅反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指责马克思主义，甚至第二国际内部的一些理论家也开始对革命导师原有的革命学说和斗争策略产生质疑，对革命前景摇摆不定，感到迷茫。所以，根据现实实践新变化调整斗争策略，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正如意大利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Antonio· Labriola）所言：“前些年激烈的、活生生的、有些早熟的希望——那些对过于精细的细节和轮廓的期待——现在正遇到最复杂的经济关系和最难以理解的错综复杂的政治世界。”
修正主义以时代的新变化为借口，散布马克思主义一系列基本原理过时论，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幌子，干着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科学性及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指导意义的勾当。
首先，从经济角度来看，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工人阶级通过合法斗争使自己的生活境遇有了明显改善，而不是采取暴力革命的手段。这与马克思、恩格斯描述的工人阶级的贫穷困苦状态有很大不同。与马克思预计的社会被日益划分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两大阶级对立呈简单化趋势不同，工人贵族阶级立场并不统一，各种阶级成分掺杂其中，并且摇摆不定。同时，19世纪最后30年，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策使一些人被表面假象迷惑，对资产阶级政策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修正主义者则抓住这种合适的气候，大肆鼓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已经过时，力推阶级合作并付诸机会主义的实际行动，推行投降政策。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正是在此关头跳出来分裂工人运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一语中的：“资产阶级策略的曲折变化，使修正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猖獗起来，往往把工人运动内部的分歧引向公开的分裂。”
由于资本主义经济30年相对平稳的暂时繁荣，尤其是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的出现，产生了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似乎已经演变为“有组织”、“有计划”的经济制度的表象，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似乎已经“缓和”，甚至已经“消失”。虽然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但是危机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相反，垄断组织在生产销售领域显示出了极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帮助资本主义总结历史教训，调整内外政策，缓解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似乎过早地宣判了资本主义的死刑，资本主义制度在经济危机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挑战下，还有很强的适应力和活力，保持了较快的发展态势，与马克思分析的完全无政府状态不同。从而使马克思关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历史趋势的学说，如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理论，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就似乎变成一种“过时的假说”。
其次，政治领域的新变化也映射了经济发展的“同步效应”，与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出现明显“错位”和“反差”。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没有引起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对工人阶级进行大规模的镇压和剥削，反而在政治上出现了民主化和法治化的苗头。
面对资本主义的长期和平发展，马克思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提出英、美等国的工人用和平手段夺取政权的可能性，他在《法国工人党领导纲领导言》中提出，一些西方国家没有军事官僚机器，工人群众利用普选权进行合法斗争，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可能和平取得政权。恩格斯晚年也提出了这种新的可能性。于是在马克思原有的暴力革命论断和新观点之间产生了一定的“错位”。
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的合法斗争淡化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模糊了运用无产阶级革命手段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认识，无产阶级似乎能和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的平稳发展中“和谐相处”。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组建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似乎也成了一种“过时的教条”。相反，推崇阶级合作，走和平的议会道路，渐进地向社会主义“进化”成为一种时尚，甚至被一些社会主义者信奉为唯一正确的“新策略”。
19世纪70年代末，一些国家的社会党和工人党中刮起了右倾机会主义风，逐步演变为一种满足于眼前暂时利益的情绪，过分看重局部经济利益、选票和席位，迷恋资产阶级民主而忘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目标。在30年的资本主义和平发展中，工人运动重点聚焦于合法议会斗争的环境，为机会主义提供了养料。后来，这种从事合法斗争的行动发展成合法主义和议会主义，导致党内一些信仰不坚定的人患上了“议会迷”病。80年代后，这种“议会迷”病进一步蔓延和扩散，甚至在一些国家形成政治流派，最后发展为修正主义集团。这就如盖得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在法国，“社会主义已经发展起来了，但我觉得它在广度上取得的成就却在深度上丧失了。我感到似乎它的脊梁骨已不像从前那样硬直了”
。盖得阐述的这个事实不仅适用于法国，也同样适用于欧美各国。
最后，科学和价值问题上出现了一些“困惑”。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就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实现无产阶级解放，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最终胜利的历史趋势提供了科学依据。这是马克思自始至终秉持的价值立场，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革命性因子。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发现，展开对资本主义的价值批判，思考无产阶级的利益，将社会主义置于科学之上，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所以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与价值相统一的理论。
但是，19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发展使得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肢解了。第二国际后期的一些理论家严重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价值性，出现一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证主义化的倾向。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历史观或经验的社会科学，并特别重视关注经验事实的因果关系，拒绝任何价值判断，主张不偏不倚的“科学性”或推崇脱离意识形态的“中立性”。
在他们眼中，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一种不带价值判断的实证科学，和意识形态是分离的，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不依附于任何政治态度或阶级立场，而这就忽略了内在的革命性和实践性，得出了马克思主义在逻辑上是一种客观、自由而没有价值判断科学的谬论。因此，他们无形中在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树立了一道对立的屏障：社会主义是一种政治意志和价值悬设的目标；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纯粹客观的学说。虽然马克思在科学地解释世界时坚持以客观的科学态度作为研究的基本原则，但同时也担负了无产阶级的使命感。
19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和平发展的30年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种思想流派和理论思潮涌现而来，对这一时期的新变化作了不同的解读。
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伯恩施坦率先打着“修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旗号对马克思主义发难。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证明：马克思主义自从出现时起，资产阶级学者对它的攻击和指责就没停止过，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它在生命的征途中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战斗。资产阶级理论家多次宣布马克思主义“被驳倒”、“破产了”。但是马克思主义每次被他们宣布驳倒和消灭后反而愈加生机勃勃。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不得不把自己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招摇撞骗，他们只是在表面上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实际上是用诡辩阉割它的内容，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安静、神圣的“偶像”。他们盗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打扮自己，拿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做挡箭牌，用革命导师的名字做商标和广告。这些人在和平时期混入工人党内部，做着资产阶级的工作，用改良主义给资本主义制度涂脂抹粉。19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欧美的广泛传播迫使资产阶级掀起了一股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风潮。综合来看，当时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观点，如经济决定论、马克思主义危机论和新康德主义等接踵而至。
第一，经济决定论的出世。
一是以莱比锡大学保尔·巴尔特（Paul Barth）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把唯物史观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和技术经济史观。巴尔特在《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一书中，将承认历史必然性和机械决定论、社会宿命论混为一谈，认为唯物史观只是一种“半截子真理”，社会历史是经济自动运动的过程，人只是经济的奴仆，忽视了道德等观念因素的作用。
他们还污蔑马克思恩格斯将人看作受经济任意摆布的机器，把思想当作消极的外衣，无视意识形态对经济的反作用，宣称要克服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片面性。
二是以保尔·恩斯特（Paul Ernst）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青年派”则机械、庸俗地解读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一部没有任何人参与而完全自动形成的历史，经济因素是唯一的、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经济关系像玩弄棋子一样玩弄人类，抹杀人的自觉能动性。他们把历史唯物主义鼓吹为经济唯物主义和经济决定论，还拿它作为“套语”去分析文学作品和社会问题。
青年派还反对利用议会进行合法斗争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主张由激动的狂想家激起暴力革命行动。
三是“青年派”中以康普夫麦尔为代表的一些人，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解读中得出与恩斯特等人相反的结论，提出放弃暴力革命的斗争，这实质上是一种主张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这和伯恩施坦的主张不谋而合。但是颇具讽刺的是，伯恩施坦批判了他们的观点，认为“他们死守一些迄今在党内一部分已经获得几乎是教条式的力量、一部分至少已经广为流传的、陈旧的词句和口号，就这点而论，他们实际上是些老头子”
。
第二，马克思主义危机论的蔓延。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现象、新变化和新情况，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实实践之间的张力日益扩大，有人将问题归结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生了危机。
布拉格大学哲学教授托马斯·加利格·马萨利克（Thomas Gallig Masaryk）在1898年的《当前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科学危机和哲学危机》一书中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存在危机。在他看来，虽然马克思恩格斯热衷于批判，但是他们缺乏批判态度和创造力，由于他们在哲学中承袭了黑格尔（G.W.F.Hegel）的辩证法，他们的哲学含有折中主义的一切特征
，因为黑格尔关于进步和发展的概念已经完全不符合现时的观点。马萨利克的这种危机论受到了资产阶级学者的追捧，各种关于马克思主义危机的小册子、书籍和文章层出不穷，就如“强风中被吹掉的核桃一样接二连三地被抛了出来”，还有甚者提出“马克思的学说的一切论点早已被生活和科学统统抛进了废物堆”。
以马萨利克为代表的危机论“批评家”，最终目的是倡导社会改良，反对社会革命。这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危机论也得到了第二国际阵营中的考茨基等人的认同。
另外，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亨利希·库诺（Heinrich Cunow）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遭遇了危机。他说：“当前马克思主义正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特别是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有别而通常称为社会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的那一部分。”
这些危机不仅有来自外部的攻击，还有党内被撕裂为诸多相互敌对的党派。在库诺看来，马克思主义危机的原因有三：一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逝世导致了理论权威的真空；二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出了迄今尚未碰到的新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五花八门；三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来得及亲自阐释他们社会哲学思想的内在逻辑关系，他们的社会哲学观点散见于各种论著和报刊文章中。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他们都认为，社会现实的新变化使马克思主义陷入了危机。
第三，新康德主义的侵袭。19世纪70年代新康德主义开始发展为一种哲学思潮，这种理论的主要特征和对待唯物史观的态度都是妄图复活康德哲学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倡导一种伦理学的社会主义。新康德主义者们首先打出否定唯物主义，“回到康德去”的口号。
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Friedrich Albert Lange）认为，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在哲学史上实现了“哥白尼变革”，提出了不是概念适应事物，而是事物适应概念的学说。他强调，康德的变革不是为了将概念等主观因素作为绝对的原则和出发点，而是为了强调在认识的过程中主体对客体的制约作用，从而使人的认识不会超出经验的范围。相反，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在于主观必须和客观符合、意识必须依赖于物质，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不管怎样明确地指出意识完全依赖于物质的变化，外部运动对感觉的关系仍是无法理解的。对此，所作的说明越多，所暴露出来的矛盾也越多”
。另一个缺陷是过分强调物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偏向于利己主义，忽略了宗教、道德、艺术等因素的作用，这就决定了它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才有实用价值。新康德主义者由否定唯物主义进一步否定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
马堡学派的柯亨（Hermann Cohen）认为，唯物史观有片面性，它只关注了经济的决定作用；弗莱堡学派的文德尔班（Windelband）则反对历史唯物主义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学说，认为社会进化是经济、政治、道德等因素彼此独立地起作用；亨利希·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完全将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为经济决定论，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党派政治的衍生品，因为它把“一切现象同那被当作唯一的本质成分的经济史联系起来的做法，必定要被归入迄今为止所进行的最随心所欲的历史解释之列”
。对此，新康德主义者提出，为了克服历史唯物主义的缺陷，必须回到康德去，因为康德的整个理论体系由于强调主客观的双向互动作用而成为消除唯物主义的有效力量，也能为科学社会主义提供理论基础。
按照新康德主义的伦理社会主义者的看法，衡量一个社会好坏的标准是看自由、平等、公正等伦理原则是否得到贯彻。他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不可能完成建立一个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等伦理原则为目标的社会任务
，因为他们不是以伦理学为基础，不是通过目的论论证它，这种论证方式使他们的理论陷入了无法突围的困境，导致科学社会主义不能作为一种善的东西被接受，不具备普遍的有效性。由此，伦理社会主义者认为克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缺陷的解决办法唯有借助康德的伦理学。它不仅与社会主义的伦理要求相一致，还为解释和论证社会主义提供了伦理基础和主要论据。
另外，在看待康德伦理学和唯物史观的关系问题上，新康德主义内部形成了两种对立倾向：一种是以柯亨为代表的“冲突论”；另一种是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康德主义者福尔伦德尔（Forrendel）为代表的“融合论”。柯亨认为，社会主义在概念和历史上都是以伦理唯心主义为根源
，康德早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就已阐明社会主义的伦理原则，他才是德国社会主义的真正创始人，主张用康德伦理学代替唯物史观。福尔伦德尔等人则主张唯物史观和伦理之间并非水火不容、完全对立，而是可以相容。他们推崇康德的伦理学，但没有全盘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只是反对从唯物主义规律中引申出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观点，力图达到一种马克思与康德、唯物史观与伦理学相结合的“综合体”形式。他们的根据是：马克思恩格斯无法摆脱伦理学；康德伦理思想中的许多内容已经被吸收进了社会主义思想中，从思想方法上看，两者能够而且必须相结合。两种观点一致的地方在于，都强调康德的伦理学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综合来看，新康德主义者对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都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他们并未区分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只是把当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读当作了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但是新康德主义者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中间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就如苏联学者谢·伊·波波夫（С.И.Попов）所指出的，19世纪下半叶，新康德主义的瘟疫蔓延到各所大学和教研室，“回到康德去”的口号甚至还被第二国际其他党派中的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利用并加以传播。到20世纪初，新康德主义在世界各地肆虐风靡，给马克思主义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在这个时期遭遇了严峻的挑战。此种境遇下，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探索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的出路问题是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面临的实践课题。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德国的弗兰茨·梅林、卡尔·考茨基等人相继发表文章和著作。普列汉诺夫是最早向新康德主义者宣战的理论家，自1898年11月他就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文章批判新康德主义倾向；梅林针对伦理社会主义也发表了系列文章，指责柯亨和福尔伦德尔等人的“回到康德去”意味着“绞杀整个社会主义”；考茨基对新康德主义的态度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历经了最初的马克思主义与新康德主义合题的可能性到重新阐释唯物史观和伦理之间的关系，驳斥了新康德主义者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