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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与同时期西方国家相比，法国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加速经济发展，塑造了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基本特性。这源于法国现代化的开端晚于西欧的美英等国，经济分散性和等级制度森严始终制约着法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从法兰西第二帝国到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20世纪初，构筑了拉法格两种生活年代的背景底色。拉法格正是在这样一个阶级对立、文化丰厚和矛盾交织的封建专制和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国家中开启了他的思想之旅和革命之路。法兰西独特的国情孕育了他马克思主义观从启蒙、成长到成熟的全过程。鉴于此，详细考察拉法格所处的国内背景是必不可少的。
诚如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Charles-Henri Clérel de Tocqueville）所说：“每个民族都留有他们起源的痕迹。他们兴起时期所处的有助于他们发展的环境，影响着他们以后的一切。”
法国封建贵族作为政府的统治阶层，垄断和把持着国家一切政治资源，它以中央集权制对社会的统治程度，是西欧专制集权国家中较为典型的一个国家。后来，资产阶级政党执政后，各个党派纷争不断，粉墨登场，造就了法国政局的独特特征。
第一，政治制度上，各种党派阶层轮流执政，令人眼花缭乱，无休止的政治纷争侵入到共和国肌体的每一个细胞中。路易·波拿巴（Charles-Louis-Napoléon Bonaparte）第二帝国时期，政府对内实行专制统治，将军事官僚机器发展到空前的规模。法兰西第二帝国实质上是法国大资产阶级的公开专政。巴黎公社失败后，法国无产阶级遭受血腥镇压，近3万名公社社员被杀，无数人被监禁、流放、服苦役，当时的路易-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也尔反动政府向其他国家发出照会，引渡和追捕流亡国外的公社社员，各大城市呈现出一片恐怖氛围。同时，法国企图恢复帝制的势力还很猖獗，保皇党分子在国民议会中分成三派：波拿巴派、奥尔良派和正统派。他们各怀鬼胎，力图推翻共和，恢复帝制。
1871年，“老保皇派”的梯也尔担任总统，给共和政体以保守主义性质，力图保持一个“没有共和派的共和国”。1873年，保皇党人抬出顽固的帕特里斯·麦克马洪（Patrice Mac-Mahon）继任总统，着手恢复帝制，企图建立独裁。1879年，麦克马洪下台，两院共同推举共和党派弗朗索瓦·保罗·儒勒·格雷维（Francois Paul Jules Greco）任总统。而共和制的确立，也为工人阶级斗争提供了帮助。正如恩格斯所言：“不管目前法国的共和政府怎样被人瞧不起，然而，共和国的最终建立毕竟使法国工人有了一个基础，可以组织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并且在将来不是为他人的利益而是为它本身的利益进行战斗。”
法国议会中更是党派林立，纪律松弛，内阁更迭频繁引起政府危机，1873—1890年就更换了34次内阁，这种“多党政治”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资产阶级共和党在和保皇党斗争时对群众许下的诺言也都束之高阁。共和党执政后，分裂为两派：以莱昂·甘必大（Léon Gambetta）和茹尔·弗朗索瓦·卡米耶·费里（Jules François Camille Ferry）等为领袖的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温和派
；以若尔日·克雷蒙梭（Jorge enceau）为领袖、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激进派
，骗取工农支持，削弱工人革命斗志。两派之间经常相互指责和拆台斗殴。共和党执政时期，统治阶层贪污腐化，政局动荡，阶级斗争尖锐，布朗热事件
、“巴拿马丑剧”
、德雷福斯案件
三个案例更加印证了这一点，一件接一件的政治风波和金钱丑闻把温和共和派的政治统治推向绝境。
第二，经济形态上，19世纪的最后30年，法国经济发展速度缓慢。虽然1870—1900年，工业总产值增长94%，铁和煤的产量翻倍，钢产量增长了15倍，但是法国工业发展速度还远落后于英、美、德等国。特别是在1883—1896年，发展速度处于整个19世纪的平均水平线之下，被称作“19世纪最严重的危机”。19世纪中叶到80年代，法国工业总产值在世界工业总产量中的占比由第2位退居第4位。即使19世纪末20世纪初掀起了以电力为中心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但依旧难与他国比肩。波拿巴政府的经济政策使法国的大资本家和金融巨头们赚得盆丰钵满，大发横财，国家的经济命脉被掌握在一小撮交易所的投机家和银行家手里。在帝国的残酷统治下，“工商业扩展到极大的规模；金融诈骗风行全世界；民众的贫困同无耻的骄奢淫逸形成鲜明对比”
。马克思曾指出：帝国在经济上毁了中等阶级，“因为它大肆挥霍社会财富，怂恿大规模的金融诈骗，支持人为地加速资本的集中，从而使他们遭受剥夺。帝国在政治上压迫了他们，它的荒淫无度在道义上震惊了他们”
。
19世纪70—9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大量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法国城市居民从1850年的14.4%增加至1890年的37.4%。法国经济中占优势的是小型工业
和农业，大工业的发展速度和生产集中度远远落后于美国和德国，到19世纪最后几十年，法国银行资本比工业资本占优势的状况更加明显，银行资本集中迅速，程度较高
，大量信贷资本输往国外。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输出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法国在1880—1914年的对外投资年流通量增加了2倍
，成为仅次于英国的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家，大量资金外流，对国内企业投资反而缩小。据统计，1909—1913年，法国每年高利贷利息收入就达17亿—18亿法郎，这就催生了国内一个庞大的食利者阶层，列宁称之为“叮在数万万不文明的各族人民身上的寄生虫”
，促使法国逐步演变为“高利贷帝国主义”
，充分证明了法国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19世纪末，辛迪加成为法国垄断组织最普遍的形式。
20世纪初，垄断组织的统治地位确立，标志着法国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法国的垄断组织由重工业部门逐渐辐射至轻工业部门。
另外，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在法国大小地产并存的土地结构中，法国小农户大量存在，小土地耕作经营成为农地经营主流。自耕农在法国占据主要地位。1882—1892年，法国自耕农由215.1万户上涨至219.9万户，农场主从96.8万户增加到106.1万户，分成佃农由34.2万户提高到34.4万户。
1893年拥有耕地不足5公顷的有400万农户，占总数的71%。19世纪末，小农的抵押债务高达250亿法郎。小农户的大量存在也阻碍了新农艺的应用，主要还是以手播和手工制为主，在工业原料等方面限制了工业的发展。此外，普法战争战败，法国赔付德国50亿法郎的巨额赔款，割让了有丰富矿藏资源的阿尔萨斯和洛林，成为其经济发展缓慢的一个诱因。
第三，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传播上，各种思想纷繁夹杂。经济发展的特点造就了无产阶级的自身特征。19世纪八九十年代法国发生农业危机，大量农村人口被迫流入城市谋生，导致城市人口剧增，工人队伍迅速扩大。由于法国的无产阶级处于孤单状态，大量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被抛入工人阶级行列，他们深受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侵蚀，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带入工人运动和法国社会党中来，产生了猛烈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可能主义、米勒兰主义、阿勒曼主义等思潮由巴黎向全国蔓延开来，这为日后修正主义在党内的泛滥埋下了祸根。在这一时期，对拉法格等进步大学生影响比较深远的就是蒲鲁东主义
和布朗基主义
。此外，当时法国青年学生中间比较流行实证主义，实证主义的集大成者奥古斯特·孔德（Isidore Marie Auguste Francois Xavier Comte）标榜实证主义居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上，认为科学只是对主观经验的描写，只有主观经验才是“确实的”，而事实的本质是超乎感觉经验或现象之外的，是不可认识的。但实际上，实证主义本身就是唯心主义的变种。
巴黎公社夭折后，法国资产阶级政府疯狂镇压社会主义者和工人运动，禁止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的传播，但仍有一些第一国际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法文译本在法国出版和传播。
这也打破了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主义和布朗基主义在法国工人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状况，培养出一批具有马克思主义觉悟的工人运动理论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哲学特有的非理性主义、唯意志论、直觉主义等反动思潮，加剧了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在法国的传播，资产阶级学者和机会主义者们企图用各种唯心主义哲学和社会学理论对抗、修改或“精巧地”伪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教权势力中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构成了法国意识形态方面极右翼的反动势力，主要流派有：以伯格森哲学为代表的直觉主义、以创始人杜克海姆实证主义为首的社会学学派、新托马斯主义和宗教哲学等其他反动哲学流派。同时，19世纪中后期产生并活跃于法国的新批判主义哲学和精神论哲学两股思潮，从不同角度对19世纪上半叶在法国占统治地位的折中主义和当时新出现的实证主义展开批判。前者吸收康德哲学的批判精神，对哲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范畴进行审视和批判，后者主张恢复法国哲学的唯心主义色彩，重返形而上学的传统。
另外，19世纪七八十年代教权主义盛行，教会学校泛滥于法国城乡导致整个社会弥漫着浓厚的宗教气息。一方面，温和派曾把与旧思想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天主教会视为共和制的首要敌人，为削弱天主教会的影响力，温和派（1879—1899）在执行费里的世俗化教育改革过程中，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没有真正实现政教分离，教会依然保持强大势力。激进派（1899—1905）在掌权的最初几年沿着反教权主义的路线继续前行。另一方面，由于一系列新发明、新发现使单调的世界变得丰富多彩，社会矛盾的堆积，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在文学、绘画等领域愈演愈烈，革新之势如潮如涌。
第四，对外关系上，疯狂进行海外殖民扩张。为满足国内对资源市场的需求，转嫁国内矛盾，在路易·波拿巴统治期间就多次发动对外战争，贪婪掠夺殖民地。60年代，拿破仑三世远征墨西哥失败，发动克里木战争，为资产阶级开拓国外市场。普法战争后法国不甘心失败，一心推行“大陆方针”，准备收复失地，一雪前耻。法国企图从拉帮结派的外交蜘蛛网中走出泥潭，千方百计拉拢英、俄，以图建立同盟获取支持，摆脱孤立境地。1877年，德国制造战争恐怖氛围，以战争恫吓来孤立法国，促使欧洲出现了“武装的和平”。
自19世纪80年代起，掌权的资产阶级温和共和派主张进行疯狂的殖民扩张，而在温和派内部也有反对意见。激进派和民族主义者认为殖民扩张违背法国利益，扩张与复仇不能两全，对外殖民只能分散法国的人力、物力，给法国增加巨大负担，是一笔不划算的“经济账”，会贻误对德复仇大计。但费里政府的“殖民党”期间数次侵略中国，联合西方其他列强逼迫当时的清政府签订《中法新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通过血腥的殖民战争，法国在亚洲和非洲占领了大片土地，对西非民众进行残酷屠杀。
1881年，法国入侵突尼斯，建立了保护国制度，又征服了整个越南，在越南实行“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1888年建立印度支那联邦政府，将越南、柬埔寨、老挝三国组织在同一个行政机构中，受殖民者的掠夺与奴役。此外，还通过传教、探险
[1]
、武装暴力等手段进一步侵占非洲大片土地，如1891—1896年分别侵占几内亚、达荷美、中非、南非的马达加斯加
，并将塞内加尔、上几内亚、刚果、象牙海岸变成殖民地。1897年法国强迫清政府不能将海南岛割让给他国，1899年强租广州湾，1900年加入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到1900年法国控制了非洲大陆34%的面积。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1880—1899），它的殖民地面积从70万平方千米增加到370万平方千米，人口则从750万增加到5640万人。
法国革命的波荡起伏，除了阶级特质外，种类混杂的社会思潮也影响了工人群众的革命意志。法国蒲鲁东宣扬的无政府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混淆了工人的革命意识，腐蚀革命斗志。因此，法国政府严酷的政治、经济、宗教制度，大肆奴化的教权主义教育，以及无产阶级自身的艰苦性，决定了法兰西共和国开展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面临着难以想象的艰难。
19世纪末，法国借助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大幅度增长，主要工业部门逐渐推广工业设备和机器生产。可以说，正当世界资本主义由自由阶段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候，法国也紧随其后，并产生了第一批垄断组织。但是，国内外各种矛盾的交织出现也成为了法国发展的困顿所在。
首先，法国国内各种矛盾极其突出。
第一，封建专制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不断升级。拿破仑三世掌权的第二帝国时期，依靠庞大的军事官僚机器实行独裁统治，议会议员充当皇帝的代理人，人民的民主和自由权利被剥夺殆尽。为了缓和无产阶级的不满，拿破仑三世玩弄政治手腕，通过小恩小惠麻痹工人，照顾大资产阶级的利益。1860年以后，随着资本积聚的加速，造成了许多小规模手工业企业破产，1867年经济危机的爆发更是加深了小资产阶级的不满。19世纪60年代末，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都起来反对第二帝国，政府统治陷入严重的危机中。1870年9月普法战争中色当战役的惨败，成为巴黎群众革命行动的导火索，群众纷纷冲入立法团大厅，明确提出“打倒帝国！”、“共和国万岁！”的口号，要求废除帝制，建立共和国。资产阶级共和派立即宣布废除帝制，成立临时政府，由于此时工人阶级缺乏革命政党领导，组织上很脆弱，工人领袖多被囚禁在第二帝国监狱中，所以工人未能阻止资产阶级夺取政权。
第二，法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离不开对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这也促使了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不断激化。伴随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家开始疯狂地压榨本国无产阶级，对劳动人民敲骨吸髓。工人们处境艰难，经济条件每况愈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工人每天工作时长达11—13小时；生活必需品价格不断攀升，实际工资水平日益下降。1873—1896年，法国的实际工资增长了25%，但是中间贯穿危机波动：1873年停滞，1876—1877年倒退，1883—1892年再次停滞，实际工资增长低于生产率提高。
伴随失业人数猛增，很多小企业主负债累累，工厂陷入破产倒闭；还有一部分中等资产阶级受到波拿巴经济政策损害，对当局政府统治不满的情绪日益增长，先是不断发生小规模的骚乱，后来发展成有组织的罢工。
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催生了无产阶级人数的急剧增长，推动了罢工运动的风起云涌。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法国工人运动重新高涨活跃起来。巴黎公社失败后，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消沉”期，工人阶级又重新登上了政治斗争的舞台。1873年法国爆发经济危机，为反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缩短劳动时间，提升工资待遇，诺尔省和加来海峡省的矿工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
据统计，1874年共发生21次罢工，参加者达2730人；1876年增加至50次罢工，参加者7173人。在法国，1865—1875年发生了196次罢工，1882—1887年增加到758次，1886年德卡兹维耳3000名矿工举行了长达6个月的大罢工，1890年爆发了313次罢工，参加者多达118941人
,1892年卡尔莫矿区爆发了持续3个月的政治罢工，1899年勒克勒佐工人、1900年马赛港口装卸工人、1901年蒙索莱明矿工、1902年许多地方矿工及1910年铁路工人相继罢工。
工人们在自发罢工运动兴起中逐渐认识到建立工人集中组织的必要性，开始建立起一批工会和工人组织。法国工会在1875年是135个，1890年达1000多个，1894年2000多个，1895年成立全国总工会。
一些零散的工团组成全国性联合会，还成立各种合作社和互助组织，领导工人开展经济、政治斗争，使工人阶级意识到暴力革命的极端重要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不断加深。另外，工人中关于国际团结的思想不断加强。19世纪60年代初，法国工人就与英国工人建立联系，参加了第一国际的创立。1870年法国的巴黎、里昂、卢昂和马赛就建立了四个国际支部联合，国际会员达20万人左右。
第三，地主贵族阶级与广大农民的矛盾也极其突出。绝大部分农民土地面积稀少，受到高利贷者和国家的剥削，承担沉重的苛捐杂税，只能维持半饱半饥的生活。农村有约300万农业工人和短工，由于失去了土地等生产资料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维持生计。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20年间，农户经营土地面积不断缩减，小麦、马铃薯、黄油等农产品价格下降，根据计算，1873—1894年农产品价格下降了37%，产量下降11%，收入下降20%，最终农产品指数从1865—1874年的101下降到1895—1904年的83。
农民收入锐减，土地所有者收入的名义价值不断缩水。
19世纪晚期，法国许多地区的农民在社会主义者和俄国革命的冲击和影响下，出现新的农民革命运动倾向。一些农业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举行罢工斗争，如1904年的埃罗省和奥德省的农业工人罢工、1906年朗德省树脂采集工人和巴黎郊区园艺工人罢工，1907年法国南方四省受虫病和酒税苛重，葡萄种植园农民和酿酒小农纷纷破产，爆发了酒农暴动，相继在尼姆、贝济埃、纳尔榜和蒙彼利埃等城市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虽然从1900年到一战前夕，法国农业逐渐从衰落中有所恢复，农业品价格和农民收入开始回升，但复苏的影响和增加幅度并不突出。
第四，民族政策中对外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对内的排犹主义并存。法国国内一些极具煽动力的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不断鼓动普法战争失败后的对德复仇主义，为民族主义推波助澜，如以夏尔·莫拉斯（Charles Maurras）为首的新保王主义者、共和党人的贝居、老牌民主主义者作家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Barrès）等人，哲学家艾米尔·布特卢（Emile Butlu）还鼓动法国士兵反对德国的科技，这甚至为20世纪初期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埋下了祸根。民族主义者认为与其下跪屈服，不如拼个鱼死网破，他们利用报刊制造舆论；利用文学作品腐蚀青年灵魂；采用科研调查手段，夸大德国受到来自海洋、大陆、经济和殖民地各个方面威胁的紧迫性，引起青年对失地的向往，挑动他们的好战情绪。同时，19世纪晚期，由于欧洲许多国家出现的排犹浪潮，很多犹太人移居至“自由平等”的法兰西，这就触碰了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排外神经。
19世纪下半叶，法国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学放弃了过去两个世纪的思想进步传统，开始走下坡路，资产阶级社会学宣扬主观主义、心理主义，将社会关系生物学化，反动代表人物还制造出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还有甚者宣称犹太人正在法国金融领域迅速崛起，使法兰西遭受了可怕的侵蚀，他们成立“反犹同盟”，全力传播反犹及排外观念。
其次，宗主国的法国与殖民地落后国家的矛盾日益激化。法国夺占并守住殖民地的利益导致的殖民地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反抗斗争从未断绝，在西非、突尼斯、马达加斯加等地都爆发了大规模暴动和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间歇性战争。例如：1881年7月突尼斯南部人民举行的反法起义；80年代初，法国疯狂向西非内陆的塞内加尔河和尼日尔河上游挺进时，遭到了两个强大非洲国家图库勒尔帝国和乌阿苏鲁国的顽强抵抗；1873—1885年清军将领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血战法国殖民者，1884年老将冯子材收复琼山等失地；1883年5月，法马战争中，马达加斯加岛军民同仇敌忾，击退法军主力；1884年10月，法国海军主攻台湾时，遭遇台湾军民顽强抵抗；在越南既有王朝帝王咸宜帝领导的勤王运动，也有贫农梁文楠和雇农黄花探领导的安世农民起义；1895年末，马达加斯加人民发动反殖暴动，岛上抵抗运动一直持续到1904年；非洲的许多地区居民还以信仰伊斯兰教圣战的形式，狠狠打击法国殖民者“异教徒”；等等。
最后，法国与西方其他列强的矛盾错综复杂。面对国内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为了摆脱国内困境和转移工人阶级的视线，满足资产阶级的野心，拿破仑三世决定发动对普鲁士的战争，拉拢丹麦、奥地利、意大利与法国结成同盟，但均告失败。
一方面，意大利与法国在突尼斯疯狂争夺利益。意大利在突尼斯的侨民有1万多人，许多资本家在那里投资建筑铁路，并取得采矿权。所以，意大利被1878年6月柏林会议中法国同意奥匈占领波斯尼亚的结果激怒，但对法国又无可奈何。法意关系因明争暗斗而日益冷淡。1881年，法国温和派出兵占据了突尼斯，直接导致了意大利最后一届亲法政府倒台。法意这对“拉丁姐妹”最终分道扬镳，意大利一怒之下对德、奥投怀送抱，与两国签订反法三国同盟条约。
另一方面，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摩擦从未停止，如1882年10月，英国独自占领埃及，破坏了长期以来和法国关于埃及问题的君子协定，法国竟然被从两国原先制定的双重监督机构中排除，感觉蒙受奇耻大辱，对英国态度强硬起来，英法关系交恶，还为刚果问题争吵。这直接使英法“自由同盟”解体，为10年后的俄法同盟铺平了道路。
19世纪90年代，英法两国在非洲马不停蹄地开疆拓土、构筑殖民版图时利益相撞，两国关系再次恶化，1893年为争夺暹罗又差点兵戎相见。
为摆脱德奥的钳制，俄国与法国结盟。20世纪初，国力强盛但殖民地面积较少的德国对法国在摩洛哥“维持和平”的活动反应强烈，为争夺殖民地爆发了两次“摩洛哥危机”
。
总之，国内各个阶层群体之间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之间的各种冲突在法国特别尖锐地凸显出来。同时由于法兰西共和国政府的利益与西方帝国主义利益的交织与牵涉，它也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被卷入帝国主义体系并成为当时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火山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