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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是国际共运史上著名而又复杂的人物。他是法国工人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之一，堪称在法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对法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有重要贡献。但他晚年革命活动骤减，并逐渐和革命好友盖得分道扬镳，逝世后被打扮成“半无政府主义者”、“中派主义者”。
梳理拉法格的一生，忠诚但非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他最显著的标签。他努力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文化丰厚、矛盾交织的法兰西共和国，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原则，在法国革命的实践活动中形成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走向”做出了独创性思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库，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不可小觑的理论遗产。
开拓者的道路总是艰辛的，拉法格一生的革命事业一直饱受非议：他在早期冲出激进民主主义阵营，转变到科学共产主义立场上，拉法格成为法国第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1871年声援巴黎公社，第一个反击蒲鲁东主义；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他是批判可能派改良主义的先锋；19世纪末，他是法国向伯恩施坦修正主义逆流开火的第一人，坚决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接连批判了米勒兰主义、工联主义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工人党面临思想分离、组织涣散危机之际，他助推了法国社会党的统一，成为了党的领袖。当巴黎公社失败后，拉法格依然给予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热情的支持，助推了法国工人运动的重新活跃；圣珀拉惹监狱服刑期间，依然抓紧学习和工作，撰写工人党纲领；挫败可能派篡夺第二国际领导权的野心，拉法格在流亡西班牙期间继续努力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事业遭受摧残，党派林立，党内动摇、消沉成风的关键时期，他努力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的统一；晚年批判机会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五颜六色的错误思潮，保护了党。直到去世，拉法格都一直恪守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可以说，拉法格在法国社会主义革命每一个重要关口所做的理论思考和革命实践都遭到了各种错误思潮和敌对派别的污蔑与反抗。其中既有拿破仑封建帝制势力以及资产阶级政府的围剿，也有同时期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修正主义派别的攻击。前者反映的是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后者则反映了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分歧，它促使我们去思考拉法格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活动与马克思主义学说之间的内在逻辑。
拉法格夫妇的去世并没有终结一些问题的论争。拉法格在法国构筑了国际共运史中的独特阶段，虽然取得了不小的历史成就，但也包含明显弊端，如他的一些观点带有机械唯物论的色彩、把布朗热运动看作人民的运动、学术用语不够准确等。这就为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提供了攻击的口实，在后世人中也存在着各种分歧。随着后来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深入，人们开始意识到拉法格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和践行中，理论贡献要大于内在缺陷。随着2013年法国档案馆公布了一些关于拉法格新的原始资料，这促使我们去细数他的思想之旅和政治生涯，耙梳他走过的道路和关心的问题，真实、客观地评价拉法格的马克思主义观。
拉法格在革命理论和实践统一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观引发的争论，彰显了他在法国革命历史中的地位。回顾他的一生，其实都是在用马克思主义寻求法国社会发展规划的钥匙。拉法格更多的是传承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结合法国实际进行思考，探索和解决法国的现实出路问题。梳理拉法格马克思主义观的心路历程，探寻他思想观念和政治立场转变背后隐藏的真相，归纳他思想主张中的合理成分，评析他晚年主张的实质及其被“污名化”的原因，对他的马克思主义观做到客观、公正评价，是一个有趣的理论课题。无论对于正确探讨时代变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张力、准确研判时代形势，还是科学把握“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等重要问题都具有理论价值和参考意义。
本书之所以选择《保尔·拉法格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为题，其研究背景及缘由主要基于以下两点。
有学者曾指出，“第二国际可能是当今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尚存的、为数不多的‘富矿’之一”
，有待深入挖掘。近些年，虽然学术界对拉法格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一些专家学者和博士学位论文也相继展开了对第二国际的专题史研究
和对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Georgi Valentinovich Plekhanov）、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等同时代思想家的人物研究。
但在中国知网以“拉法格”为主题搜索，尚未有博士学位论文对拉法格马克思主义观的整体面貌进行系统研究。囿于历史进程的复杂多变和语言障碍，第二国际人物的相关文献资料难以获得，研究进展缓慢，诸多问题难以言说，对思想家们的评价不能形成一致性定论。因而，现实中很多对于第二国际人物研究不温不火，都“绕着走”，就好比“吃冷饭”，显得冷门一些。在一些学者眼中，拉法格甚至被打扮成籍籍无名的“小人物”。1911年拉法格逝世后，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十多名代表在葬礼上发表演讲，包括法国的迪布勒伊（Dubreuil）、布拉克（Braque）、爱德华·瓦扬（Edward Vaillant）、茹尔·盖得（Jules Guesde）和让·饶勒斯（Jean Jaures），德国的考茨基（Karl Kautsky），比利时的安塞尔（Ansel），英国的凯尔·哈第（Keir Hardie），俄国的列宁（Lenin）、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Alexandra Mikhailovna Kollontai）和鲁巴诺维奇（Rubanovich），缅怀其在传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崇高地位和做出的突出贡献。但在我国学术界拉法格得到的关注还不及考茨基、伯恩施坦、普列汉诺夫、卢森堡等第二国际的其他理论家，这与他的贡献相比是一种不相称的反差。
虽然，拉法格的思想很早就被引介到了国内，但是到目前为止，拉法格在我们的观念中仍然是一幅模糊的，甚至是残缺的图像。
事实上，保尔·拉法格（1842—1911）是法国工人党的创始人、第一国际的积极活动家，对第二国际的创建也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他的一生艰难曲折，多次被判入狱，长期流亡国外，还要承受丧子之痛。但他始终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一直忠于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拉法格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被列宁称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有天才、最渊博的传播者之一”
。他学识渊博，兴趣广泛，始终如一地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分析问题，不仅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方面有很高的造诣，而且对文学、语言学、民族学、人口学、宗教等问题也有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拉法格正是在长期参加革命斗争和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实践中，结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两位导师的教诲与影响下，刻苦学习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思想上发生了根本转变，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个忠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一门研究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内在规律的科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具有基础研究的性质和独特的学科地位。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自然离不开对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
当前，应该如何理解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等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可以多多少少地从拉法格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汲取智慧和营养。对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贡献做出新的时代评述，生发新的思考和启迪，是一个重要的现实课题。马克思曾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形形色色的价值观念和思潮异常活跃。2015年初，《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发文评析了2014年意识形态领域的十个热点问题。
《人民论坛》杂志也刊文列举了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历史虚无主义、新左派、新儒家、生态主义、极端主义等当年的十大中外社会思潮。
这些思潮依然或明或暗、或强或弱地呈现于世，其实质是质疑、修正和解构处于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表明了当下意识形态、社会政治生态环境恶化，形势极其严峻。当代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利益格局的调整不会终止，社会思潮的多变、多样、多元将会长期存在，各种思潮的交流、交融、交锋会长期进行。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观的个案和专题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这对我们科学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有重要指导作用。历史经验表明，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引领非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必然选择。我们当下面临的现实境遇与拉法格的生活时代有一定相似之处，这种背景方面的类似性可以帮助我们从拉法格马克思主义观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中获取一些宝贵的启迪。
梳理拉法格关于法国和西欧一些其他国家的相关论述，挖掘他对法国工人运动史的指导，探寻他政治立场转变的深层次原因，对拉法格的马克思主义观做客观、公正的评价，是一个充满趣味的理论课题，对于正确探讨当今时代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张力、准确判断时代形势有指导意义，对准确把握“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等重要问题都具有理论价值。本书的研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增强对马克思主义观的正确理解与继承反思。马克思主义观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世界观和指导思想。拉法格对此做了卓有成效的继承与发展：早期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下，他通过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逐渐与蒲鲁东主义决裂，由民主主义转变到科学的共产主义立场，论证了资本主义在法国社会革命的现实必然性，有力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观的原则、观点等。但到了中后期，他还没有完全摆脱无政府主义的残余影响，对唯物史观的用语不够确切，在布朗热运动中其革命策略的左右摇摆，对小农的自私心理做出原则的让步等，导致其自身的马克思主义观还不够彻底。分析拉法格各个时期的主张，探讨其原因，对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有莫大帮助。
第二，促进对第二国际同时期各理论家思想主张的正确认识。第二国际的成立
，一方面加速马克思主义在各国工人阶层中间的传播，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由理论形态向实践形态转变的重要平台；另一方面，第二国际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由“一元”到“多线”的历史源头。这一时期，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造成挑战。一些学者以不同的视角和立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新的修正”，各种攻击和歪曲层出不穷。在社会主义运动内部，拉法格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与可能派、机会主义、米勒兰主义、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等各种流派和反动思潮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确保了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传播与发展。因此对他各项主张的归纳和整理，不仅有利于梳理他自身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心路历程，也能加深我们对拉法格与同时期各个流派思想家的横向对比。
第三，推动准确评价拉法格毕生革命事业的功绩与缺陷。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领导法国工人运动的重要人物，尽管他的理论贡献被人奉为圭臬，但他的形象在国外往往被丑化歪曲。不少学者都认为他前期贡献卓越，在一些问题上摇摆不定，甚至晚年犯了中派主义错误。几十年来，由于人们立场、角度、方法的不同，加上政治形势多变，尤其是国外学者对他的评价不免褒贬掺杂，左右偏颇。如何真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客观历史事实出发，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准确、客观地评价他一生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是非功过，具体、细致、恰当地分析他一生思想发展变化的全过程，这是值得我们所有马克思主义工作者认真探索的一个课题。
第四，提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觉性。“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贯穿整个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全部进程的重大实践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时代向垄断时代过渡，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带来的新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遭到削弱，出现了各种质疑声：马克思主义是否过时？在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基础上，如何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核心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运用。这不仅有利于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更能准确把握和揭示马克思主义生长规律，有利于增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觉性。
总体而言，我国学者对拉法格的研究可分为四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到新中国成立对拉法格文本的零星译介时期、新中国成立后至70年代末对拉法格著作的系统收集编译期、改革开放后到90年代末的重新认识和多维扫描期、21世纪以来的真正学术研究期。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瓜分中国，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重。为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中心问题，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探索救国救民之道。随着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对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翻译逐渐传入中国，中国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纷纷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在国内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将马恩列等经典作家的论著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翻译和介绍到国内来，开始将目光关注到拉法格的论著。
早在1921年12月27日和29日，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恽代英就以《拉法格论古代共产制》为篇名，摘译了拉法格1891年所著的《由野蛮至文明时期财产的演变》，后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登载。
受在法国亲身感受到的以拉法格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1923—1924年蔡和森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讲授社会进化史课程讲稿的基础上，敏锐地关注到拉法格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思想联系及由此对唯物史观的贡献，写成《社会进化史》一书，吸取和介绍了拉法格《财产及其起源》的主要哲学思想，
使中国人对唯物史观的内涵有了更丰富的理解，成为中国人认识和了解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端，对国人开始看到法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杰出贡献做了开启之功。
1925年，商务印书馆发行了李希贤编译的《财产进化论》。
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昆仑书店出版了由我国社会学家熊得山和著名法学专家张定夫所译，拉法格所著的《宗教之起源》，后改译名为《宗教及正义·善的观念之起源》。
1930年，春秋书店出版了由俄国塞姆柯甫士基所著、刘沁仪翻译的《社会科学教科书》第2编《史的唯物论》，其中收录和整理了拉法格、考茨基等人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著分类摘编，包括拉法格的《威哥的历史法则》《自然环境及人为环境》和《人为环境之作用》。
同年，上海辛垦书店出版了刘初鸣翻译的《经济决定论》。
次年，张达翻译了拉法格所著的《哲学问题之唯物的研究》一书。
1932年，上海辛垦书店出版了由四川民主革命运动的开拓者杨伯恺翻译的拉法格的《财产之起源与进化》。
我国传播苏俄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瞿秋白，他第一次把拉法格的文艺批评介绍到中国来，其中一篇是拉法格撰写的文艺评论文章《左拉的〈金钱〉》，另两篇是1932年瞿秋白根据苏联共产主义学院公布的材料转译的《拉法格和他的文艺批评》和《关于左拉》。
他在文中介绍了拉法格的生平和事业，并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评述了他的文艺理论，应当时中国左翼文学的需求，从拉法格的社会研究和社会批评文章中吸取了拉法格文艺批评的“武器论”因素，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思路。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几部辞典，收录了拉法格人物简介的词条。
1934年，刘初鸣翻译的《思想起源论》由上海辛垦书店出版。
1935年3月6日，胡绳的《报复》一文刊载于当年4月20日上海《芒种》第四期，在该文中，作者读了拉法格《思想起源论》里的论“正义思想的起源”，转载了拉法格书中一个有趣的故事。
1935年6月，由鲁迅编印出版、瞿秋白翻译的《海上述林》收入了拉法格、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文艺理论遗产作品。
1940年，《辩证唯物论体系》一书节选了马克思、恩格斯、拉法格等人的哲学著作。
1949年的《新哲学社会学解释辞典》中对拉法格的简介说：他“在第一和第二国际中同蒲鲁东主义、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Mikhail Alexandrovich Bakunin）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做出了贡献，但是在民族、土地问题上也有错误的观点”
。1949年3月初，由东北书店出版发行了拉法格等所著的《回忆马克思》
，其中收录了我国文学翻译家董秋斯翻译的拉法格的《忆马克思》、李卜克内西的《星期日在荒原上的遨游》和《马克思与小孩子》等篇目。这一阶段，我国学者主要是翻译介绍拉法格的著作。
1950年，张仕章在《宗教批判集》中收录了拉法格关于宗教的论述文章。
文艺理论译丛编辑委员会编辑的《文艺理论译丛》第1期辑录了《雨果的传说》。
中央编译局
译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收入拉法格的《忆马克思》和《忆恩格斯》。
1959年，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手册》指出：“拉法格斗争不彻底，在若干问题上自己也滚到中派主义立场上去了。”
进入60年代，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修订的《辞海试行本》第2分册《哲学》在《外国哲学史》一章中对拉法格作了简介。
1962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报纸体裁教研室编撰的《通讯特写选》节录了《忆马克思》一文。
当年，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系所编的《列宁著作名词简释》专门论述了拉法格及拉法格和龙格。
1962年5月9日，中国翻译家罗大冈在《人民日报》刊发《拉法格的文学论著》。
1962年12月25日，我国著名文学作家柳鸣九在《光明日报》发表《拉法格，战斗的文学批评家》一文
，并在《文学评论》1962年第6期发表《拉法格的文学批评——读〈拉法格文学论文选〉》。
在文学评论研究热潮的带动下，催生了一批以罗大冈和王子野为代表的有价值和影响力的翻译成果。
1964年，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在编著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索引》设置了拉法格人物索引。
1965年，《哲学研究》编辑部编的《苏联哲学资料选辑》第10辑作了拉法格的个人简介。
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由于受“文革”特殊时代的影响，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马列毛著作的热潮，1971年也相继出现了几种含有拉法格经典篇章的学习小册子，但关于拉法格研究的文章处于“空场”状态。1978年12月，胡乔木在《关于文艺理论研究问题》中探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及拉法格、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论著是否包括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应该研究的全部内容。
1979年，在前面所列的1962年版本《文学论文选》的基础上，罗大冈根据法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弗雷维尔（Freville）编订的《拉法格文学批评集》译出拉法格《文论集》，增录了《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一文，书后附有罗大冈撰写的长篇“译后记”，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的研究。
这一时期，虽然拉法格的大多数代表性著作已被翻译成中文，但国内学者对拉法格思想的研究很少，比较沉寂冷清，人们往往是通过马克思恩格斯才知道拉法格的。
首先，在改革开放学术自由氛围的推动下，拉法格的研究可谓与改革开放“同频共振”。在一些大部头的关于社会主义思想史著作中也有专门的章节论述拉法格的思想转变历程，关于他的某一时期、某个侧面、某些问题的专著和论文更是不计其数。
1981年，《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3辑选载了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主要活动家《保·拉法格》的传略。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1982年中央编译局编辑了“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一套4册文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册《摩尔和将军》收入了拉法格的《忆马克思》和《忆恩格斯》两篇回忆文章。1979—1981年，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3卷本的《恩格斯与保尔·拉法格、劳拉·拉法格通信集》，为研究拉法格的思想和革命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之后，为适应广大研究者的需要，1985年，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了更为系统和完整的拉法格著作选集——《拉法格文选》，由人民出版社付梓，上卷包括1870—1894年的著作，下卷包括1895—1910年的著作。1982年，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写的第12辑《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选译了拉法格的一些相关文章，如《法国工人党纲领绪论部分解说》《革命的次日》等。
其次，20世纪80年代，随着拉法格作品翻译工作的成熟，一些学者从唯物史观、革命策略、财产权理论、帝国主义理论、宗教、文学等不同角度，开始以撰文或翻译拉法格的书信等方式对其相关思想进行零星的学术研究，由一元集聚向多领域辐射。
一是拉法格译著工作的展开。我国著名的世界史专家沈炼之教授结合法国史研究工作，根据巴黎社会出版社出版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与保尔和劳拉·拉法格通信》，即恩格斯与拉法格夫妇通信集的第一卷（1868—1889年）中拉法格致恩格斯的信译成中文，并选择一部分在《杭州大学学报》发表。
1987年，由李兴耕教授所著的《拉法格传》出版发行，对拉法格的一生历程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对此，楼均信教授评价说，这部专著为研究拉法格和国际共运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方光明在《教学与研究》杂志上相继翻译刊发了拉法格的十八封信中的六封书信。
二是关于拉法格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马润清在《拉法格对阐发和传播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中，重新耙梳了拉法格传播唯物史观的历史进程。
李长林的《保·拉法格对家庭史研究的贡献》论述了拉法格在家庭史方面的精湛研究。
金隆德曾提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们在从事阶级斗争中，努力宣传、运用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首推保尔·拉法格。
三是关于拉法格的帝国主义学说研究。楼均信教授撰写了《拉法格对帝国主义本质的精辟论述》
。1988年马健行教授的《拉法格对帝国主义理论的贡献》认为，拉法格秉承了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的遗愿，以美国为背景对资本主义经济新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是科学帝国主义理论创立的先行者。
四是关于拉法格的民族、伦理、语言、宗教等思想研究。1985年，杨堃的《论拉法格对民族学与经济民族学的贡献》一文
，从民族学的视角研究了拉法格的贡献。1987年，王义奎等的《试论拉法格的伦理思想》从伦理学视角提出：“在许多著作中，深入细致地探讨了伦理学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很有价值的伦理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0年，王子野、莫姆江发表《拉法格的美学思想》，指出拉法格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文学艺术的过程，加深并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
1981年，伍铁平写作《正确理解拉法格的〈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澄清了一些人对拉法格承认语言阶级性的误解。
随后，楼均信完成了《拉法格的无神论思想浅论》
，剖析了拉法格对宗教迷信的批判和对无神论思想的论证。同年，徐华龙撰写了《拉法格的神话观》
，梳理了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以语言派和人类学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神话的不同解释，阐明了神话概念的缘起及演变。
进入20世纪90年代，学界又零星地出现了一些代表作品。金隆德教授在《拉法格对资产阶级道德观的剖析》中，强调“拉法格对资产阶级道德观的批判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王安林所写的《拉法格的宗教观》从宗教仪式的产生和发展、宗教和教会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等几个方面，探讨了拉法格的宗教思想。
学术界长期流行一种观点，认为恩格斯去世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人对马克思主义做出新贡献。针对这种片面学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史研究”课题组以大量资料证明，当时在德、法、俄等国涌现出一批以拉法格等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信徒。
1998年，李益荪认真考察了拉法格文艺理论的两大贡献：一是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和批评的一种新的文艺社会学方向；二是提出文艺批评的新思路。后者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论史上的绝响。
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者对拉法格等第二国际人物的研究热情消退，将更多的学术视线投向后现代主义等西方流派和思潮，追逐时髦学术。只有少数长者耕耘在这片土地上，很多年轻学者对拉法格等人知之甚少。原因有二：一是原先作为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的《共产主义运动史》被停开后，从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队伍锐减；二是90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目光短浅者看不到社会主义的曲折性，没有预料到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学生的事业终究会后继有人。这些因素都构成了研究第二国际的阻力。
2002年，莫其逊在《论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指明，拉法格对左拉作品的评论，使他成为“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第一个对自然主义进行系统评价的学者”
。周宏在其《试论拉法格的意识形态理论》中提出“拉法格的意识形态理论总体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但细节上又存在缺陷”
。同时，郭艳君撰文系统研究了拉法格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内在缺陷。
同年，张镭以拉法格的财产权思想为研究主题，整理和归纳了其作品中关于财产和资本形态、财产的起源理论、现代社会财产及所有权的研究。
2008年，庄绪策、聂运麟等在综合先前国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拉法格的思想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
进入21世纪初的10年，周莉莉发表《保尔·拉法格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与运用》一文。她认为拉法格“不但对唯物史观进行了通俗、细致的阐释和解读，坚决反击和驳斥了种种资产阶级思想和机会主义思潮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进攻和歪曲，还创造性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财产起源等许多问题进行了独特研究和解析，在宣传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郭小香撰写了《拉法格对史前社会研究的贡献》一文，该文指出拉法格从三个方面对古代神话作了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分析，丰富了唯物史观。
在纪念拉法格逝世100周年之际，周莉莉刊文探讨了拉法格的政党建设思想及其对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现实指导意义。
次年，伍先福、陈攀以解读《懒惰权》为切入点梳理了拉法格的休闲思想。
游志能从法学的视角探究拉法格“正义思想的起源”，认为其从流血复仇到伤害赔偿制度的发展过程体现了抽象思维能力的进步和人类理性的增长。
以基金项目为依托，2013年，周莉莉从拉法格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实现社会主义”系统全面的认识着手，研究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对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带来的启发。
同年，随着法国档案馆对拉法格最新研究资料的公布，郑佳译对拉法格的活动足迹进行了关注和整理。
2015年，王芹、颜岩发文认为，拉法格把马克思主义称作“经济唯物主义”，走向了经济决定论。
在社会发展动力问题上，刘菲菲指出，与饶勒斯的折中主义相比，拉法格更注重现实问题指向，对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问题的性质和解决方式层面。虽然捍卫了唯物史观，但同样出现误读，即将唯物史观理解成了经济决定论。
还有文章研究了关于拉法格与马克思恩格斯学术思想的关系，谢向波提出“作为第一国际及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拉法格深受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由维护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拥护国际共产主义的立场。尽管他的一些理论观点中有不足之处，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宣传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王群、詹真荣认为拉法格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捍卫和开拓是一个动态演进的历史过程，遵循着由表及里的发展逻辑，从“副本”到“原本”再到“本质”批判，系统阐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最终完成对各种论点的超越。
王广认为拉法格始终坚持运用唯物史观，深刻阐释了正义观念的起源、演变和本质等问题，对于当前深化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研究有重要启示意义。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一些学者以拉法格思想研究为主题的基金项目相继立项。如华中师范大学周莉莉主持的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诠释马克思·发展马克思：拉法格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拉法格与饶勒斯社会主义思想的比较研究及当代反思”等。进入21世纪后，一些专门研究拉法格思想的学位论文也相继出现。2011年，南京大学的豆勇超在硕士学位论文《拉法格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及其缺陷》中指出：“拉法格作为第二国际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传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主要是分析拉法格唯物史观的缺陷以及产生的原因，同时阐述拉法格唯物史观留给我们的教训和启示，从而把一个客观全面的拉法格呈现给读者。”
2013年，首都师范大学的刘大皓在《论拉法格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的地位——以〈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与〈卡尔·马克思的历史方法〉为例》中，具体分析了拉法格两部代表作的解读模式。
通过梳理国内文献不难看出，我国学者对拉法格的评价以褒奖为主，较流行的观点是他的贡献和缺陷“并存论”，普遍认为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大于过失。虽然他长期参加革命活动，著述丰厚，但由于个人认识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不能对复杂的社会现象做出准确研判，如在早期著作中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右摇摆、实践中有时表现出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倾向等，但错误毕竟是次要的，他始终是法国杰出的革命实践家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是一个忠诚但非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梁树发教授曾指出，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不能简单地用职业来定义，它是代表一种资格和品质，这种资格和品质高于职业选择。马克思主义者除了从事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事业，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教育与传播等实际的活动外，还涉及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态度、科学的世界观、共产主义理想与信念、对无产阶级事业和人民忠诚、高尚道德情操和政治觉悟、对马克思主义事业有实际贡献等要求。根据马克思主义者的特殊品格，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身份。
综观国内对拉法格的研究呈现如下特征。
第一，研究成果分布不均，整体性有待提高。对拉法格马克思主义观的研究，研究成果分布不均，整体性略显不足。这主要体现在：首先，在内容上，对拉法格马克思主义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唯物主义历史观上，但这只是拉法格马克思主义观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并不能涵盖全部。其次，在关联上，早期激进的民主主义立场与之后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传承与转变，早期立场思想与晚年主张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这方面研究并不多见，因此，需要整体研究。最后，在特征上，对拉法格的研究侧重于各阶段的现实需要，带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整体性研究。
第二，比较研究范围广泛，衔接度有待完善。比较研究范围涉及面比较广泛，拉法格马克思主义观发展的历程以及与同时代主要理论家的论战，在比较的衔接程度上有待完善。这主要体现在：首先，拉法格马克思主义观与第二国际其他理论家的主张存在取代和超越、共存和利用关系，现有研究很多都是取之一，侧重点依然是坚持哪种世界观，难以把这两种立场放入拉法格马克思主义观中加以研究。其次，拉法格马克思主义观自身的比较研究，多数学者仅仅涉猎其中的某一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研究的断层，破坏了其衔接性与整体性。最后，拉法格与同时期第二国际理论家关于拉法格马克思主义观的比较分析，研究成果多侧重于和可能派的比较，而忽视了同时期其他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思想主张；侧重于从现实事件进行比较，而忽视了放进共产国际运动与法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进行多方面分析，使得现有研究成点而不成线。
第三，理论贡献的研究需加开拓，历史评价研究仍要重视。关于拉法格马克思主义观的历史地位研究成果稀少。不少是从批判的角度提出现实反思。事实上，拉法格马克思主义观，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分析一系列问题的系统工程，因此，研究路径需加开拓，应从历史角度分阶段加以考察，以辩证方法分角度加以评析。同时，回顾拉法格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运用，可以获得一些启迪，这对树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原则无疑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多重身份”的重要人物，拉法格享有广泛影响力，因此也是学术界进行工人运动史尤其是第二国际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中所不可绕过的重要人物，一些国外学者站在不同理论视角做了相关的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法国共产党
也开始关注拉法格的相关著作。1925年，法国共产国际代表A.库雷拉（Alfred Kurella）用化名A.贝纳编辑出版的《为了成为列宁主义》，收录了5篇拉法格的文选。1931年11月，法国《世界报》首次刊载了由亚·泽瓦埃斯（Alexandre Zevaes）发表的拉法格给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Auguste Blanqui）的信，标题是《布朗基和马克思——保尔·拉法格的一封未发表的信》。1933年，瓦尔莱（Valray）编写的《保尔·拉法格——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巴黎法文版和1959年E.鲍提若里（Emile Bottigelli）编的《恩格斯与保尔·拉法格、劳拉·拉法格通信集》巴黎法文版，对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后，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曾建议拉法格担任省长但遭到拒绝的话题进行了讨论。此后，有学者在《对青年拉法格的生活和作用的某些方面的澄清》一文中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1937年，斯托尔茨（Stolz）的《社会主义战士、理论家保尔·拉法格》巴黎版出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拉法格作品的译本在多个社会主义国家都能看到。1956年，法国巴黎社会出版社出版了《恩格斯—拉法格通信集》第1卷，公布了1955年法国发现的未经发表的恩格斯新信件的一部分，是了解法国工人运动的珍贵史料。
1959年巴黎版本的《通信集》收入了恩格斯和拉法格夫妇在1868—1895年能收集到的全部重要往来书信606封，为我们了解恩格斯和拉法格夫妇在此期间的生活和革命活动提供了重要资料。《懒惰权》也在法国多次再版。1965年C.魏亚尔（Vuillard）发表了一篇关于“J.盖德派”的论文，促使关于拉法格的研究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篇杰出的论文超越了之前的研究，甚至超过了E.鲍提若里1956—1959年编译的巴黎法文版的《恩格斯与P.拉法格、L.拉法格通信集》（3卷）。同一时期，M.佩罗（Michelle Perrot）出于对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历史的兴趣，整理了马克思女儿们的书信集，在1979年出版。
法国历史学家J.雅克·吉罗尔（Jacques Girault）是一直致力于研究拉法格的学者，他曾在1970年发表巴黎法文版的重要文选《拉法格选集》，帮助一代又一代的活动家和研究者不断深入了解拉法格。1970年10月，法国《思想》杂志刊登了兰克于1891年在《巴黎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回顾了他在1870年同拉法格的交往。1975年，梅特隆（Metron）主编的《法国工人运动人名词典》法文版面世，专门设置了“拉法格”条，对拉法格揭露波拿巴的反动独裁统治，号召青年团结起来推翻第二帝国等斗争，进行了整理叙述。1981年11月，法国社会出版社出版了《法国工人党的诞生》一书，该书由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专家E.鲍提若里在生前编好初稿，收入了拉法格的18封书信，第一次为理论研究提供了原始的文献资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这位法国工人党内第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在法国鲁昂—诺曼底大学近代史讲师J-N.迪康热（Jean-Numa Ducange）和法国档案馆管理员P.布瓦屈（Pierre Boichu）的共同努力下，2013年法国档案馆公布了拉法格的最新研究成果：《法国共产党的一份特殊的社会主义历史档案——P.拉法格档案资料（1830—1965）》，这一历史档案的公布有助于人们了解拉法格曾经走过的道路以及他所关心的问题。还有巴黎法文版《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08年10月15—18日图卢兹）》和第六、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资料等。除此之外，法国国家档案馆在2011年即拉法格夫妇逝世100周年之际，举办了纪念活动。这意味着拉法格的生平、作品、品行及才华是卓尔不凡的。
关于拉法格著作在俄国的传播研究。十月革命之前，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的天才普及者，法国和国外的很多工人读者都是通过拉法格著作第一次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在俄国1905年那些“自由的日子里”他的多数著作被译成俄文出版，很快成为最受欢迎的马克思主义通俗作家。
不是因为“他仅仅只是以容易理解的方式重复马克思的某些思想，而是创造性地加以阐释，引用了新的材料，独立进行了思考，独立做出了结论”。
1911年，鲁桑诺夫（Rusanov）发表的《保尔·拉法格与劳拉·拉法格》是再现拉法格面貌的重要文献资料。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在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甚至在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涌现出大量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和理论读本，关于拉法格研究的各种选本和理论著作也异彩纷呈。苏联出现了好几个俄语版本的拉法格作品，他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简化版宣传小册子收到了不错的反响。1924年，斯捷克洛夫（Steklov）所撰写的《革命的共产主义战士拉法格1842—1911》出版。1921年，苏联成立马恩研究院，举全国之力致力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手稿和书信的收集，在与第二国际争夺收藏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最高理论权威中，掌握了研究马克思主义文献的解释权和话语权，成为中心舞台。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苏联是法国的老师，关于拉法格的研究资料比法国还要多。从1925年开始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学院的里亚扎洛夫相继编辑出版了俄文版《拉法格文集》3卷集，这是现存拉法格著作最系统最完整的文集。同年，苏联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
的创建人和第一任院长（1921—1931）达维德·波里索维奇·梁赞诺夫（David Borisovich Ryazanov,1870—1938）主持编写的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的《拉法格选集》出版。
受一部分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影响，拉法格在20世纪30年代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国际上掀起了一股“拉法格热”。苏联学者、著名的拉法格研究专家、文学评论家戈费恩·舍费尔（Goffin Schaefer）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对拉法格的美学遗产做了大量研究工作，编撰了一系列作品。
有学者还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提到拉法格的文选。1933年，国际社会出版社出版了拉法格的文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并在法国人民阵线成立之际，1936年拉法格的《文学批评》得到出版。
1954年，哈·尼·莫姆江（Х.Н.Момджян）主编的《拉法格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若干问题》论丛，专门探讨了其哲学、经济等几个方面的思想。1955年，苏联的罗森塔尔（М.Розенталь）和尤金（П.Юдина）所编的《简明哲学辞典》指出，拉法格是“法国社会主义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宣传者”
。次年，皮克（В.Пик）在《苏联大百科全书》以人物传记的形式选译了拉法格、弗兰茨·埃德曼·梅林（Franz Erdmann Mehring）、卢森堡等人的文章。
1956年，叶菲莫夫（А.В.Ефимов）等在《近代世界史》中提出，“盖得最亲密的战友是拉法格”
。1956年，热卢鲍夫斯卡（Zhelubovskaya）编写的《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倾覆和第三共和国的诞生》莫斯科俄文版出版发行，谈到了拉法格本人回忆的与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决裂历程。1957年，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专门编著了《回忆马克思恩格斯》选录了拉法格的两篇回忆文章。
1962年，格·索洛维耶夫（Ge Soloviev）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收进了拉法格的《回忆马克思》。
1963年，敦尼克（Dunnick）等主编的《哲学史》第3卷上册
专门梳理了拉法格和盖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法国传播和发展所做的贡献。南斯拉夫的普雷德腊格·弗兰尼茨基（Predrag Vranicki）在所著的《马克思主义史》中，称拉法格是“一个极其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1963年，《弗兰茨·梅林著作集》柏林德文版中，梅林曾经发表了一篇纪念拉法格的文章。1967年，特·尔·奥腾米耶娃（Teel Otenmieva）在发表的《保尔·拉法格19世纪80—90年代的政论和宣传活动》一文中，介绍了拉法格在80—90年代的学术写作活动。
1970年，俄文版的《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9月2—7日）会议记录和文件》还原了当时拉法格反对巴枯宁派吉约姆（Guillaume）的无政府主义观点。同年，莫斯科俄文版《马克思和十九世纪国际工人运动的若干问题》首次刊载了拉法格在1880年撰写的《法国工人党宣言》手稿的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拉法格的著作仍受到苏联学者的关注。1978年莫姆江的俄文版《保尔·拉法格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述了拉法格的哲学思想。1983年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与马克思的亲属通信》和1984年波尔迪列夫（Boldyrev）编写的人物传记《拉法格》相继问世。1982年苏联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编写的《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史》对《红色公告》上的签名是否为拉法格本人的问题进行了探寻。1978年，三联书店版的伊·阿·巴赫（Bach）主编的《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和奥尔嘉·梅耶（Olga Meyer）编的《马克思的女儿——未发表的信札》都提到了拉法格在巴黎公社时期写给马克思的信。1964年，苏联《近代史和现代史》杂志第5期，提到了拉法格1889年写信给盖得，力图说服他改变对德雷福斯案件的袖手旁观立场。苏联的《历史问题》杂志在1981年第6期刊登了拉法格在布鲁塞尔群众集会上的演说。
此外，苏联还有几篇副博士论文从多个方面探讨了拉法格理论活动。
那些来自苏联的V.大林（Victor Daline）、西班牙历史学家P.里巴（Pedro Ribas）、英国的R.斯图尔特（Robert Stu-art）和L.德夫勒（Leslie Defler）等人的重要的有关拉法格和盖得主义的作品，很多还没有被译成法语出版。另外，社会主义历史学家J.马萨（Jacques Mace）和F.拉鲁朗洛瓦（Francoys Larue-Langlois）写的传记，以及通过达朗迪出版社发表的有关拉法格的出版物，都为拉法格研究做出了贡献。同时，一些国家图书馆或研究院等科研机构也存有拉法格的一些相关文献。如1921年成立的莫斯科马列主义研究院（IML）在拉法格资料的保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91年，该研究院开始收集属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拉法格的原始手稿和微缩胶卷。拉法格家族的档案就存放在俄罗斯社会主义政治历史国家档案馆中，从这些家族资料中可以提炼出一些独立的拉法格文献。而今，可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社会历史国际研究所查阅这些莫斯科的拉法格文献。
另外，1995年加拿大学者凯洛格（Paul Kellogg）的《保尔·拉法格和法国社会主义的建立1842—1882》 [1] 和2000年法国学者L.德夫勒（Leslie Derfler）的《保尔·拉法格和法国社会主义的发展1882—1911》 [2] 两篇文章，从马克思主义纵向发展的角度论述了拉法格的学术创新和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贡献。美国学者富兰克林·吉丁斯（Franklin H.Giddings）在《拉法格的社会和哲学研究》一文中，通过对《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和《卡尔·马克思的历史方法》两部著作的论述，描画出拉法格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架构，揭示他对唯物史观的具体应用方法。 [3]
总的来看，国外学者对拉法格思想的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对拉法格的研究呈现出国际性特征。研究人员来自多个国家，涉及英国、俄罗斯、德国、西班牙等国。研究人员国籍多说明其思想影响广泛，已超出了国境的局限。
第二，对拉法格思想的研究有历史性特征。从时间跨度看，自拉法格在19世纪中期登上理论舞台，对其思想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在不断扩展。
第三，对拉法格的研究有综合性特征。国外学者整理与汇编了一些与拉法格相关的专著、会议记录文件、国际共运史等资料，这些散落在其中的思想研究涉及了拉法格理论的诸多方面，包含经济、文学、美学、宗教、意识形态理论等，为我们认识拉法格思想提供了多重视角。
第四，对拉法格马克思主义观的评价褒贬不一。以资产阶级政客、历史学家、无政府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为一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一方，对拉法格的评价相互排斥，截然对立。一种观点是“否定论”。在拉法格去世后他仍然是一切“半马者”、“假马者”、“反马者”不可接受的人物，机会主义者抓住他犯过的一些错误，在以“马克思的方式”“爱护”拉法格的幌子下攻击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本质。比如，无政府主义者吉朗（Geelong）企图像一面哈哈镜一样丑化拉法格的政治面貌与精神面貌。若尔日·索列尔（Jorge Soller）花了不少力气破坏拉法格的威信，仰慕他的那些人都指责拉法格的马克思主义是“荒诞不经”，态度“轻率和自以为是”，是马克思的低级和庸俗的推崇者，“只是把马克思的名字介绍到了法国，这是他作为女婿起码应该办到的事情”。著名的糊涂虫索列尔对拉法格的历史唯物主义著作的学术价值提出质疑。修正主义鼻祖伯恩施坦则竭力把“政治暴力的拥护者”拉法格同“和平的学者”马克思对立起来。埃米尔·王德威尔得（Émile Vandervelde）和第二国际的其他修正主义者，把革命家拉法格歪曲为“假左派”和“喜好奇谈怪论的人”。
另一种代表性的观点是“肯定论”，在第二国际的其他党内，拉法格被认为是法国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考茨基看来，拉法格的逝世使科学社会主义失去了一位最杰出的学者和战士。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称赞他是“社会主义的权威人士”
。苏联也有学者提出“拉法格运用自己的全部知识，施展自己的一切才干，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灌输到无产者的头脑中去”，他“是一位火热的战士”。法国著名史学家、巴黎第八大学的克洛德·维拉尔（Claude Vilar）认为，与盖得、饶勒斯、索列尔和瓦扬等人相比，拉法格可能算是自始至终地努力运用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创造性地来解决政治、哲学、宗教、伦理等各种意识形态问题的唯一理论家。
但他又任意将拉法格与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卢森堡加以对比，断定“考茨基、卢森堡这二位理论家在创造性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方面要比拉法格强得多”，拉法格作为一个理论家“不如考茨基与普列汉诺夫”。这种据此抬高其他理论家而贬低拉法格著作理论价值的“截然对立论”让人怀疑。苏联历史学家A.曼夫列德（A.Манфред）在为克洛德·维拉尔《1893—1905年的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盖得派）》所写的序言中，认为维拉尔的论断难以令人同意，虽然拉法格在理论上存在一些错误，但考茨基与普列汉诺夫所犯的错误要比拉法格大得多。对此，苏联学者莫姆江持同意观点，完全赞同曼夫列德的结论，他说：“把中派主义者、后来成为叛徒的考茨基的理论观点同犯过错误的革命家拉法格的理论立场上的某些错误加以对比，未必有何根据。拉法格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
波兰学者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认为，拉法格的马克思主义是高度简化的。
法国学者斯蒂芬妮（Roza Stéphanie）认为拉法格是最先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法国的几个人之一。
拉法格的马克思主义观是纵向延伸的，因此，要想了解拉法格马克思主义观的生成条件、主要内容、演变阶段历程等，就要求我们必须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及拉法格本人的著作、书信等经典原著进行认真研读，主要文献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与马克思的亲属通信集（1835—1871）》、《恩格斯与保尔·拉法格、劳拉·拉法格通信集》、《拉法格文选》、第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会议报告、记录和决议以及历次党代会的大会决议与报刊社论，国内外学者关于拉法格思想的专著、教材、编译文献等，通过认真解读这些繁杂的材料，挖掘资料背后可能隐藏的事实真相，跳出固有的视角，概括、凝练出拉法格马克思主义观的演变轨迹与形成阶段。
所谓比较研究法，就是对照各个事物，以确定其间差异点和共同点的逻辑方法。从时间、空间、内容上的可比性来比较分析。这个也是本论题的核心方法，从纵向角度，考察马克思、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观与拉法格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关系，说明拉法格对马克思主义观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同时探索拉法格在一生的不同阶段中，其马克思主义观的反复、动摇和不彻底性。从横向来看，比较拉法格与同时代其他思想家如列宁、伯恩施坦、考茨基和卢森堡等人在马克思主义原则问题上的差异、借鉴和批判，指明拉法格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理解的缺陷。
恩格斯曾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
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也是辩证思维的一个基本原则。本书的主旨思想研究，偏重于从逻辑体系上揭示拉法格的马克思主义观，阐明其发展的历程与阶段性特点，在总体揭示拉法格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发展转变与最终确立中，在具体研究某一思想时，又尽可能遵循思想发展的历史真实情景。
本书重点研究的背景为法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工人运动的历史发展，但这并不是简单的逻辑演绎，而是把这一研究和当时的具体实践统一起来加以考察，以此说明拉法格马克思主义观形成发展中所内存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成因。这种实践研究不仅研究拉法格在世时期的实践，而且也涉及拉法格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同时也探讨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实践发展。
本书试图从历史、理论和现实结合上构建全书。首先，从侧重于历史的角度探讨拉法格马克思主义观生成的时代场景和思想来源。其次，从理论发展的角度梳理了拉法格马克思主义观的初步形成、发展、转变和最后探索，概括了拉法格马克思主义观的逻辑演进。这一部分构成本书的主干和核心内容。最后，从侧重于现实的角度，依据拉法格马克思主义观的历史发展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和经验教训，对今天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观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无疑意义重大。
需要说明的是，如恩格斯所言：“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
思想家的思想发展过程是由思想发展的若干阶段衔接而成的。探讨拉法格马克思主义观的历史发展正是对马克思主义观形成过程的抽象概述，同时也要对其进行阶段划分。而要进行阶段划分，必须坚持一定的原则方法。其中，较具说服力的是如下观点
：第一，坚持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方法；第二，坚持历史和逻辑、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方法；第三，坚持总体和部分相互促进的方法。依据这些方法，既要分别考察拉法格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演变轨迹中发表的阶段性、标志性的著作，又要达到前后有机衔接；既要注重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发展过程，又要分析马克思主义观背后的实践成因；既在整体中把握部分，也在部分中丰富整体。同时，对拉法格马克思主义观发展的分期过程中，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归纳，更加科学地进行分析和研究，推动研究范式从“宏大叙事”转向“个体叙事”，宏观分析和细节考证的相互融通。
当代中国，研究拉法格思想的人不多，可参考的历史资料有限，研究成果多呈碎片化。因此，本书的研究对理论文本的考察要求较高，表面上看似容易，其实做起来有一定难度。因为在前人已经取得相关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新的阐释，在创新力上难度可想而知。以一种“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入门者”的求教心态，本书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一些创新之处。
第一，试图对拉法格马克思主义观的发展脉络做系统性梳理，展现其马克思主义观全貌，力图弥补过去学界一般泛泛而论与零碎的个案研究的不足，实现由零碎、分散、微观的历史层面上升到系统、整体、宏观的理论把握。既观照拉法格马克思主义观的主要内容，同时也尝试澄清西方学者对拉法格马克思主义观中几个核心议题的责难。本书以拉法格一生为主线，立足于法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历史背景，把拉法格马克思主义观的转变轨迹分为早期跃迁转折、牢固确立、成熟完善、后期探索四个阶段进行整体考察。
第二，力图从拉法格思想的原始语境出发，尝试澄清西方学者长期以来对拉法格马克思主义观中几个核心议题的争论，如关于“经济唯物主义”的分歧、“半无政府主义”和“中派主义者”的责难，发掘拉法格夫妇逝世谜案背后的历史真相，祛除缠绕在拉法格身份界定中的迷雾，还原其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面貌。
第三，本书尝试在评价拉法格马克思主义观的历史地位时，力求做到符合历史、客观公正。既要重视拉法格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发展过程存在的优点和成果，也要审视其错误和不足。正是基于此，本书既注重阐明拉法格对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主义观的继承与发展，也努力寻求拉法格马克思主义观中独特的理论价值和思想营养。
第四，尝试立足哲学层面的本体论、实践论、价值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的视角，探讨拉法格马克思主义观的深刻内涵。从本体论角度谈马克思主义发生与发展、本质与特征、结构与功能，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从实践论角度考察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方法与行动，解读“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从价值论角度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与作用，回答“如何评价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的问题；从辩证法角度，设置以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为坐标的评价体系；从认识论的角度凝练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当代启示。与传统研究“马克思主义观”的视角相比，是一次比较新颖的尝试。广泛借鉴哲学问题的研究范式，促推跨学科的交叉融合，在史论结合中实现对拉法格马克思主义观问题和材料的驾驭与综合处理。
但是也应承认，本书的研究设计也存在诸多难点和不足。首先，研究时间不长，文献史料不足、学术积累单薄，由于受语言、地域、国度和藏书条件的制约，很难占有原始的报刊资料，这就需要借助编译文献和翻译著作。其次，由于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在涉及对拉法格的一些理论观点和实践错误评价时，会遇到叙有余而论不足，不敢轻易下结论，相关问题的理论深度有待提升。最后，对待像拉法格这样忠诚但非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考察其晚年立场时，国内外学者存在各种版本的看法，如何客观、全面、完整地凸显拉法格的马克思主义观，也是本书的难点和重点所在。
[1] Paul Kellogg,“Paul Lafargue and the Fouding of French Marxism:1842-1882”, Science & Society, No.1,1995.
[2] Keller,F.Leslie Derfler,“Paul Lafargue and the Flowering of French Socialism,1882-1911”,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No.9,2000.
[3] Franklin.H.Giddings,“The Positive Outcome of Philosophy by Joseph Dietzgen;The Physical Basis of Mind and Morals by M.H.Fitch; Social and Philosophical Studies by Paul Lafargu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Vol.17,No.2,Jan 1907,pp.262-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