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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将综合运用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求同比较和求异比较、宏观比较和微观比较等方法，把对李季、梅林、梁赞诺夫所著马克思传记的微观分析与对新中国成立以前马克思传记在中国传播的宏观研究结合起来，深入挖掘，探其本根。本书将重点比较李季著《马克思传》与其他学者的相关作品，尤其是李季与梅林、梁赞诺夫以及早期撰述马克思生平传记的学者相比较。既有与他前时代作家的论述相对比，又有与同时代学者的思想作比较，还有李季对后世思想家的影响研究，为进一步明确李季著《马克思传》的学术定位和总体评价寻找依据。
还原当时的历史语境，在近代社会特殊的时代背景中分析人物、剖析思想，是本书将运用的重要方法。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思想家的思想“界面”是由历史提供的，而不是由思想家自己创造的。理解这一点，才能让一个人的思想生动起来，也让他作品中的人物生动起来。
本书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对马克思传记进行深入考察。史论结合的方法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因为就学科特点而言，历史专业更重视考据，哲学专业更重视推理。而本书既以史为依托，又涉及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必须以史论结合的方式，才能揭示研究对象的思想脉络和政治主张。
1.全面系统搜集整理马克思生平传记的史料。通过对文本的研究探寻思想的发展，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角度，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以李季著《马克思传》为中心，分析马克思传记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源流、理论旨趣、发展线索等。这是本课题的首要内容。
2.结合历史背景，将相关文献互相勾连，对其做出正确的解读。要完整理解“话语”的真相，揭示每种马克思传记体现的社会背景与思想面貌，就必须从“话语”产生的具体情境入手，探其本根，辨其源流，层层揭开。这就需要分析“话语”产生的语境，要求研究者结合文本产生和流传的历史背景，努力将一个文本与相关文本互相勾连，然后对其做出正确的解读。这是本课题达到预期目标的关键。
3.鉴于本书研究的主题并无专门的史料辑本，因此，系统搜集整理关于马克思生平传记的史料既是本书研究的基础，也是本课题研究的重要路径。
1.资料分散
客观来讲，关于李季的学术成果还非常有限。即便是已有的学术论点，也大多散见于各种文献之中，缺乏一定的系统性，这就需要笔者不断地搜集整理，将其概括提炼。另外，针对一些前人没有深入研究的领域，笔者还需进行创新性的探索工作。
2.史论融合
本书研究的主题既是一个史学问题，又大量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马克思传记版本众多，内容丰富，理论深刻，有些问题一直是前沿热点问题，还没有定论。所以在写作过程中需要一方面加强史学素养，另一方面必须同时加深对理论问题的理解，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有深刻把握。对于文本的理解是分析论述的基础，若谬之毫厘，则可能差其千里。这对于笔者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但同时又感到研究此问题收获颇多。
3.分析定位
李季一生经历曲折，研究成果丰富且涉猎很广。在还原李季所处的历史语境之后，又如何将其逻辑化地梳理成章，做出客观准确的定位，将是对笔者学术功底的一大考验。然而，这又是不能回避的研究路径。因此只有通过深入钻研、多方论证、严谨求学，才有可能完成这项研究。
本书将以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传记出版传播为视域，把马克思传记文献研究放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纵深中，在全面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前国内出版的马克思传记的基础上，以李季著《马克思传》为坐标，通过对多个相关马克思传记重要文本的比较研究，探究传记作者思想，分析马克思传记在中国传播的发展脉络、基本特点及深远影响，结合当前的新形势，面对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新问题，归纳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启示。
为此，笔者做了以下工作：第一，尽可能搜集、整理李季的译著和论著，寻找李季的后人，从相关材料及访谈中挖掘尽可能多的信息；第二，通过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等查阅各种工具书，系统梳理从19世纪末到新中国成立50多年间马克思生平传记在中国的出版传播情况；第三，回溯至20 世纪前期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方面的论争，以求勾勒出李季著《马克思传》的思想史背景；第四，认真研读文本，以典型文本的考释为中心，纵向比较李季著《马克思传》与之前的马克思传记的异同，从而寻求李季著《马克思传》比较准确的历史定位；第五，通过与同时代的梅林、梁赞诺夫著的马克思传记进行横向比较，进一步挖掘李季的思想，展示“马克思传记”话语各要素植入的过程，以及“马克思传记”的话语生成史。简言之，分为如下几步：
1.尽可能多地搜集、整理从19 世纪末至今的马克思传记方面的文本，并依其思想线索排出谱系，同时尽可能多地搜集有关李季研究的资料。
2.在此基础上，结合文本产生和流传的历史背景，开展语境分析，特别是对文本中的关键词或者关键内容进行考释。
3.通过对多个相关马克思传记文本的比较研究，探究李季的思想及其发展变化，分析马克思传记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源流、发展线索、话语主题及深远影响。
4.为了完成以上这些工作，对一些史事进行考订，并对一些旧有说法提出辩证和补正。
本书主要在四个方面拓展和深化了学术界已经取得的成绩：
一是系统梳理了在中国出版的马克思传记（侧重1949年前）的主要文本，制作了统计表，并进行了文本考释，总结了李著之前的马克思传记在中国介绍或传播的特点，比如，传播主体成分复杂，传播途径主要是译介日本的作品，传播范围狭窄，主要囿于知识分子当中传播的内容不丰富，甚至出现误讹等，从而为李季著《马克思传》的纵向定位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二是细致地对李季、梅林、梁赞诺夫的马克思传记作品进行了横向比较，作了详尽的统计表，从中能够明显看出几位作者对同一人物、同一事件的不同看法，译介马克思、恩格斯论著的数量和程度有很大不同，有力地说明李季著《马克思传》是站在以列宁为代表的左派阵营，做了最多数量的译介工作，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有裨益的，从而确定李季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时的精准程度和独特贡献。
三是揭示了李季著《马克思传》中对中国问题的关照，通过深入探求，梳理挖掘出了李季对于中国实际问题的看法，为今后研究李季思想打下坚实的基础。李季著《马克思传》中对中国问题的关照包括十个方面：第一，李季的写作动机就是针对“谈马色变”的社会现状而作。第二，强调指出中国的社会革命迟早会爆发。第三，赞成革命阶级联合的思想，主张无产阶级可以联合资产阶级以反对共同的敌人。第四，认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革命”的思想。第五，结合中国国情，指出争取民族自决或独立必须坚决反对反动派勾结帝国主义企图分裂国家的行径。第六，反对社会主义自然生成论，驳斥认为早年的马克思主张革命论、晚年的马克思主张改良论的思潮。第七，旗帜鲜明反对爱德华·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第八，坚决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修正派和正宗派，并针对国内以孙倬章为首的社会民主党进行批判。第九，特别注意译介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著作中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述。第十，非常重视恩格斯对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卓越贡献。这些表明李季能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释、分析中国革命实践中的问题，尝试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四是对李季著《马克思传》的成书、体例、结构、主旨、言说对象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梳理、发掘，进而对李季思想的特点、内涵做出了更为准确的定位，得出了颇具新意和说服力的结论。
[1] 李季著《马克思传》由1926年初版一直到1949年版，正文内容没有变化，所以，本书所引李季著《马克思传》主要以1949年版为蓝本。因时代不同，李季著《马克思传》的语言表述与现今会有些差别，特别是在人名、地名和论著名等方面。
[2] 参见赵玉兰《梁赞诺夫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渊源》，《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3] 李季：《我的生平》第2册，上海亚东图书馆1932年版，第22页。
[4] 李季：《我的生平》第2册，上海亚东图书馆1932年版，第25页。
[5] 吴海勇：《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李季翻译经历考述》，《上海党史与党建》2010年第11期。
[6] 1870年6月天津教案发生后，清政府派崇厚前往法国道歉，张德彝以英文翻译的身份随使法国。其间正值巴黎革命爆发和巴黎公社建立。崇厚将他所见载入日记中，张德彝亦将其目睹情况写成《随使法国记》一书。稍后，王韬翻译和写作了大量关于巴黎公社的报道，并汇编成《普法战记》，该书于1873年由中华印务总局刊刻发行。此外，高从望撰写了《随轺笔记》，黎庶昌撰写了《西洋杂志》，李凤苞撰写了《使德日记》，汪凤藻翻译了《富国策》，这些书都从不同侧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参见李军林《从“五W”模式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1期。）
[7] 1902年康有为为完成其构思多年的重要著作——《大同书》，进一步吸收了西方社会主义的某些观点，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做出了一定贡献。梁启超是中国人在自己的论著中最早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改良派代表，他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以及《中国之社会主义》等文章，论及马克思和社会主义思想，为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参见李军林《从“五W”模式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1期。）
[8] 1903年马君武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简单介绍了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史，还在马克思的名下列举了五本书：《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实际为恩格斯所著）、《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孙中山在1905年到1907年，在《民报》上发表了大量介绍社会主义的译文和论文，其他革命党人也纷纷撰文传播马克思主义。（参见李军林《从“五W”模式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1期。）
[9] 张继、吴稚晖、江亢虎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创办《天义报》和《新世纪》等，在宣扬无政府主义的同时，客观上也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理。
[10] 张亮：《20世纪上半叶西方学者的马克思传记建构：批判的评论》，《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5期。
[11] 伊林·费切尔（Iring Fetschcr）系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12] [西德]伊林·费切尔：《〈卡尔·马克思——他的生活和他的时代〉评介》，范铭译，《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7期。
[13] 孟氧：《评梅林的〈马克思传〉》，《马克思主义研究》1984年第3期。
[14] 在张旭著《湘籍近现代文化名人（翻译家卷）》（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中，令人稍有遗憾的是有两个时间搞错了，一个是1950年12月21日李季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声明与托派断绝关系，而不是书中所言“1950年12月31日”；另一个是李季1964年中风，1967年病逝，并非1964年病逝。
[15] 张旭：《湘籍近现代文化名人（翻译家卷）》，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7页。
[16] 张旭：《湘籍近现代文化名人（翻译家卷）》，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7页。
[17] 张旭：《湘籍近现代文化名人（翻译家卷）》，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8页。
[18] 陈峰：《社会史论战与现代中国史学》，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5年。
[19] 唐宝林：《中国托派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版，第81页。
[20] 唐宝林：《中国托派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版，第90页。
[21] “社会问题研究会”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和组织的上海大学主要学生社团组织。1923年11月，中共上海地委在研究教育宣传工作时，决定由上海大学党小组负责组织“社会问题研究会”，并规定党小组每月要向地委报告情况。以社会学系学生为主的“社会问题研究会”的宗旨是：“研究社会现象，讨论社会问题。”研究会规定每周聚会一次，活动内容主要是聘请专家学者演讲、会员演讲和互相评论、开展社会现象调查、会员认真读书并写出读书报告、借《民国日报》。研究会先后请李大钊作《社会主义释疑》、恽代英作《中国民生问题》、杨杏佛作《从社会方面观察中国政治的前途》等讲演。由于各系前来听讲的人很多，实际上成为全校性的活动。会员开始有80 多人，以后增至100 多人。1925年10月，执行委员会改选，选举了社会学系学生高尔柏、武思茂、李宇超、詹至圣、汤有光5 人为执行委员，教师李季担任指导员。（参见王家贵、蔡锡瑶编《上海大学：1922—192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3—14页。）
[22] 张申府在《张申府回忆录》一文中提到，“另外还有一位名叫李季，他到德国比我们早，大概是在国内入党的。李季住在德国南部的法兰克福，专搞马克思传”。（参见张申府《张申府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0页。）
[23] 伍启元，经济学家，生于1912年，广东台山人，早年在上海沪江大学就读，毕业后转入清华研究院继续攻读财经理论。1934年，赴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曾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经济学系教授，1949年后赴美。著有《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当前的物价问题》、《公共政策》和《美国世纪：1901—1990》等。他写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一书在1934年由现代书局出版，是较早对新文化运动进行系统研究的一本著作，在当时影响也较大。
[24] 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现代书局1934年版，第71页。
[25] 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现代书局1934年版，第72页。
[26] 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现代书局1934年版，第149—152页。
[27] 郭湛波，本名郭海清，字湛波，河北大名人，生于1905年5月。曾肄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32年毕业后先入邢台的省第四师范任训育员，后回到家乡大名县的省第七师范任训育主任。“七七事变”后，他曾在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任教，并秘密从事抗日活动。1949年夏到台湾，成为政学两栖人物。著有《先秦辩学史》、《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补编》、《中国中古思想史》、《近代中国思想史》等。《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初稿完成于1934年9月，原名《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在当时是当代思想史）研究的开山著作，1935年11月由北平大北书局发行，后多次再版，是有相当地位和影响的著作。
[28] 叶青（1896—1990），四川南充人。原名任卓宣，曾赴法勤工俭学，入中共旅欧支部，又去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1926年回国后在广东、湖南一带做党的宣传工作，次年在长沙被捕叛变。后极力反对共产主义，宣扬法西斯，受到蒋介石赞赏，曾任三青团中央常务干事，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大陆解放前夕去了台湾。
[29] 郭沫若（1892—1978），四川省乐山人，客家人，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笔名沫若、麦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鸿、羊易之等。著名文学家、剧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学者、社会活动家。著述颇丰，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中国新诗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公认的文化领袖。
[30]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40—141页。
[31]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189页。
[32]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17页。
[33] 温乐群、黄冬娅：《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历史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60页。
[34] 李季：《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序言，神州国光社1936年版，第35—36页。
[35] 温乐群、黄冬娅：《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历史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36] 李季：《中国哲学史批评》，神州国光社1936年版，第11、12页。
[37] 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1页。
[38] 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0页。
[39] 汤艳萍：《马克思主义史家李季初探》，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2年。
[40] 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0页。
[41] 阿里夫·德里克（1940—2017），美国俄勒冈大学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革命史的研究。著有《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革命之后：警惕全球资本主义》等。
[42] 德里克这样评价李季，“他20年代曾在德国学习，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而且对于总体的德国史学理论均有令人叹服的掌握。除一些不太重要的人物外，论战中所有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难逃他的批评。而他的批评，除了偶有的意气和失态之外，总是富有理论深度的。李季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历史取得的成就，与他在发现其他作者的理论缺陷时表现出的敏锐的批判性并不相称。他的理论自信令他敢于延伸理论使其配合中国的历史条件，这是其他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都极力回避的。除此之外，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时的选择性并不比那些他所批评的人低”。（参见[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