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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论著颇多，产生了诸多有价值的研究资料和高水平的著作。比如：黄楠森、庄福龄、林利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修订本）（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田子渝等著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学习出版社2012年版）；[南]弗兰尼茨基著，李嘉恩、胡文建等译的《马克思主义史》（三卷本）（人民出版社1986—1992年版）；[德]李博著，赵倩、王草、葛平竹译的《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日]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丁守和、殷叙彝著的《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林代昭、潘国华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姜义华主编的《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高军、王桧林等著的《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李其驹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徐素华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应用、形态、前景》（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唐宝林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百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刘桂生主编的《时代的错位与理论的选择——西方近代思潮与中国“五四”启蒙思想》（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顾海良、梅荣政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吕延勤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1917—1927》（长江出版社2016年版）；等等。
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尹德树、孔朝霞、易如、陈桂香、侯建明、李春会等学者的博士学位论文从不同角度有所论述。比较典型的博士学位论文有尹德树的《文化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发展》（南京师范大学，2013年）；孔朝霞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易如的《“马克思主义”：从符号到大众化——传播的视角》（复旦大学，2009年）；陈桂香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研究》（山东大学，2006年）；侯建明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研究》（吉林大学，2008年）；李春会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11年）；等等。比较有影响的期刊论文有吴艳东、李强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大众化》[《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周凯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要特点——以〈新青年〉月刊为主的文本分析》（《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4期），李军林的《从“五W”模式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1期）、《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过程中的媒介角色定位》（《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3期），田子渝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的若干启示》[《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王磊、王跃的《深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的若干思考——基于精英与民众互动研究的视角》（《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1期）和《论五四时期的“主义文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影响》（《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0 期），张琳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过程中的文本问题》（《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年第5期），等等。这些论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提供了不同视角和素材。
就人物研究来讲，学者们对李大钊、陈独秀等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研究颇多。关于李大钊的研究，近些年的部分著作有郭德宏、张明林著《李大钊传》（红旗出版社2016年版），吕明灼著《李大钊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全集》（共5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朱文通编《李大钊年谱长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朱成甲著《李大钊传》（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研究论文选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朱文通著《李大钊传》（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朱志敏著《李大钊传》（红旗出版社2009年版）等诸多著作，还有大批论文，仅以“李大钊”为篇名的知网收录（1956—2020年）就有3000 多篇，其中博士学位论文有万永彪的《李大钊建党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河北大学，2020年）、张小平的《李大钊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0年）等；期刊论文有学者仝华的《1924年李大钊在苏联的经历及相关文献研究》（《毛泽东研究》2020年第6期）、陈胜等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传播——以李大钊为例》（《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朱成甲的《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与李大钊历史作用问题的探讨——兼评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有关论述》（《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8 期）、朱文通的《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历程新探》（《河北学刊》2007年第1期）等。关于陈独秀的研究，近几年呈上升趋势，部分专著有祝彦的《陈独秀与近代中国》（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沈建中的《陈独秀在上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版）、石钟扬的《酒旗风暖少年狂：陈独秀与近代学人》（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年版）、唐宝林的《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任建树的《陈独秀大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袁亚忠的《陈独秀的最后15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朱洪的《陈独秀风雨人生》（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和《陈独秀的最后岁月》（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贾立臣的《陈独秀与中国大革命》（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等，2013年又出版了陈独秀著《陈独秀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部分博士论文有陆阳的《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研究》（中共中央党校，2019年）、陈长松的《陈独秀前期报刊实践与传播思想研究（1897—1921）》（暨南大学，2012年）、肖贵清的《陈独秀政治思想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04年）等，其他论文众多，仅以“陈独秀”为篇名的知网收录（1956—2020年）文章就有3800多篇。甚至对封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崇厚、高从望、张德彝、黎庶昌、李凤苞、汪凤藻、王韬等 [6] ，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 [7] ，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人物孙中山、马君武、朱执信、戴季陶等 [8] ，无政府主义者张继、吴稚晖、江亢虎等 [9] ，学者们都给予了很大关注，但对为此做出了独特贡献的李季却少有留意，研究专著基本阙如，但近两年也有少许论文发表。
就研究内容来讲，主要集中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其中重点涉及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和无产阶级专政等思想传播的研究，比如：罗海滢著《李达唯物史观思想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孟庆仁著《科学世界观的历程：唯物辩证法简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雷永生《唯物史观形成史稿》（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叶汝贤《唯物史观发展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洪韵珊著《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历史和现实》（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章士嵘等编《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等。论文有张立波的《汉译“马克思”：历史、技术和政治》（《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3期）和《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批评与辩护》（《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3期）、冯天瑜的《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遭遇》（《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 期）等。学者对马克思传记理论的研究成果比较少，不过近几年学者对此有所关注，详见下文。
百余年来，马克思的生平传记在中国传播的版本繁多，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作者的立论有所区别，这些传记分别描述了不一样的马克思学者们分别就某一版本的马克思传记发表见解，有褒有贬。评论的论文较多，研究专著阙如。专门对于马克思生平传记的研究很少，比较有分量的论述如下：
张亮的《20 世纪上半叶西方学者的马克思传记建构：批判的评论》通过对西方主要是英语世界的马克思传记的研读，认为20 世纪上半叶，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学者基于各自不同的政治倾向和学术取向，虽然他们在传记资料方面完全依赖同时代马克思主义者撰写的马克思传，但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者提供的传记资料进行取舍和再诠释，大致形成了三种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传记模式，即“生平—学说”模式、“批判重建”模式和“思想史还原”模式。虽然它们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但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当代相关性这一点上则是共同的。 [10] 张亮是目前笔者所见到的对西方马克思传记进行综合分析的比较早的作者。
卢刚的《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传记的译介、创作与研究》发表于《红旗文稿》2018年第11 期。此文分别从版本来源折射政治生态、各政治流派对马克思传记的不同阐释、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自觉三个角度对民主革命时期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传记进行了综合考察，认为李季所著《马克思传》代表了民主革命时期原创马克思中文传记的最高水平，中国共产党是传播马克思生平及其思想的主力军等观点。
[西德]伊林·费切尔 [11] 在他的《〈卡尔·马克思——他的生活和他的时代〉评介》中，对于作者瑞查德·弗里登塔尔（Riehard Friedenthal）撰写的《卡尔·马克思——他的生活和他的时代》进行推荐，认为读了此书，可以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一个很好的认识，认为作者不仅在主观评价和运用重要背景材料时十分谨慎，而且心理上也是冷静理智的。 [12]
孟氧在其《评梅林的〈马克思传〉》中用了近4万字共57页的篇幅，指出了梅林的原则性错误与根本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问题上：（1）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2）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评介问题；（3）对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运动、法兰西内战和巴黎公社、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哥达大会等评价问题；（4）对拉萨尔、蒲鲁东、巴枯宁等人的评价问题。根据文献资料，孟氧剖析了梅林有原则性的错误和该书的根本缺陷。梅林的这种缺点和错误源于“用拉萨尔的观点去处理马克思的传记” [13] 。梅林的《马克思传》在我国和国际上都有广泛的影响，孟氧的批判很有力度和学术意义。
近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马克思传记理论的研究。比如：袁雷发表《马克思传记在中国传播和创作的百年历程及其启示》（《甘肃理论学刊》2020年第2期），鲁克俭发表《马克思学的源起》（《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3期），特雷尔·卡弗、刘建江、王晶发表《马克思相关传记与文献编纂的历史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2期），董彪发表《马克思思想肖像之中国建构——以李季、萧灼基、张光明版〈马克思传〉为中心》（《理论视野》2018年第4 期），王东、贾向云发表《从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传〉谈马克思传记理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4期），贾向云发表《梁赞诺夫对马克思传的四大贡献——〈马克思恩格斯合传〉评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马克思思想传记理论研究初探——梅林〈马克思传〉得失评析》（《高校理论战线》2012年第1期），王平撰写硕士学位论文《梅林〈马克思传〉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河北大学，2012年）等，这无疑对马克思传记理论的研究提供了素材。
截至目前，学界对于马克思的生平传记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李季研究在沉寂了几十年后于近年越来越受到关注，这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素材。但是，把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的传记作品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综合考察某种传记或多种传记的历史源流、发展线索、话语主题及当代价值的作品还不多见。
对李季及其《马克思传》的研究，学界还需更加深入和全面。今人对李季还没有专门研究，只是对其生平、性格、思想做简单的叙述，散见于一些著作和论文中。在作者目前查阅的工具书中，包括徐友春主编的《民国人物大辞典增订版》（上、下，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湖南历代人名辞典编委会编著的《湖南历代人名辞典》（湖南出版社 1993年版），盛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人名大辞典（1921—1991）》（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版），刘金田、沈学明主编的《历届中共中央委员人名词典（1921—1987）》（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马尚瑞主编的《北京古今名人辞典》（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吴成平主编的《上海名人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中华民国人事录编委会编著的《中华民国人事录》（台北：中国科学公司1953年版），李权兴等编著的《李大钊研究辞典》（红旗出版社1994年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二编部周恩来大辞典编委会编著的《周恩来大辞典》（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申志诚主编的《刘少奇大辞典》（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邓小平大辞典编委会编著的《邓小平大辞典》（红旗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翻译家辞典编写组编著的《中国翻译家辞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年版），万里主编的《湖湘文化大辞典》（上、下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何东等主编的《中国革命史人物辞典》（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张敏孝主编的《中国民主革命时期人物简介》（辽宁大学历史系函授部1981年版），中华留学名人辞典编委会编著的《中华留学名人辞典》（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张光宇主编的《中国社团党派辞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杨殿珣、刘卓英编著的《中国历代年谱总录（增订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来新夏编著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李宝印等主编的《人物工具书辞典》（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胡健国编著的《近代华人生卒简历表》（台北：国史馆印行2003年版），蔡鸿源主编的《民国人物别名索引》（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徐为民编著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别名词典》（沈阳出版社1993年版），邵延淼主编的《辛亥以来人物年里录》（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黄秀文主编的《中国年谱辞典》（百家出版社1997年版），庄汉新等主编的《中国古今名人大辞典》（警官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李侃等主编的《中国革命史人名大辞典》（三环出版社1992年版），马洪武等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名人辞典》（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郑福林编著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时期人物辞典（一）》（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范济国主编的《中国革命史人物传略》（湖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何承艰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人物辞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版），[英]大卫·克里斯特尔主编、刘精香等译的《剑桥世界名人百科全书（中文版）》（南方出版社1998年版），邵延淼编著的《古今中外人物传记指南录正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邵延淼编著的《古今中外人物传记指南录补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日]竹内实主编、程麻译补的《中国近现代论争年表》（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版）等，其中皆没有涉及李季的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在傅德华等编的《二十世纪中国人物传记资料索引》（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编的《辛亥以来人物传记资料索引》（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张静如等编的《五四以来历史人物笔名别名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周家珍编著的《20 世纪中华人物名字号辞典》（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陈玉堂编著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朱宝樑编著的《20 世纪中文著作者笔名录（修订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陈玉堂编著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全编增订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等工具书中涉及了李季某些方面的信息。虽然关于李季的研究比较分散，相对薄弱，但也绝不能说是空白。就我阅读所及，有些学者在其论著中都谈及此人。详情如下：
2011年，张旭在其著作《湘籍近现代文化名人（翻译家卷）》 [14]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中对李季从翻译家的视角作了两万余字的介绍，按照时间顺序介绍了李季的绝大部分翻译作品及其影响，称李季是“迻译马列经典之大家” [15] 。由于李季不懈的努力，“终于成为一位知名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和翻译家” [16] ，“完全是一位有理论，有实践，更有自己翻译主张和个人追求的优秀翻译家” [17] 。这可算李季的第一个小传。
山东大学陈峰的博士学位论文《社会史论战与现代中国史学》对李季作了一个简要的介绍：“李季，湖南平江人。北京大学学生，中共早期党员。1921年随陈独秀到广州做教育工作，后留学德国和莫斯科东方大学。1925年秋回国，在上海大学教经济学。1927年革命失败后加入托派。1929年12月，被开除党籍。1934年后退出托派。他是社会史论战中惟一的留德学生，能读马恩原著……” [18] 陈峰对李季生平的描述简单明了。
唐宝林在《中国托派史》中论述：“其中李季，湖南平江人，1921年曾随陈独秀在广东政府中做教育工作，后留学德国、苏联，回国进上海大学教经济学。他虽加入共产党，但对政治不感兴趣。大革命时，两湖农民运动轰轰烈烈，他却躲在平江一个山庙里写《马克思传》，到革命失败时才写完，下山来，由族长保护，才免于被白色恐怖吞没。由于他在中国历史和社会经济上的观点倾向于托派，就加入了托陈取消派。” [19] 唐著还讲到陈独秀与彭述之等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签名者81人，李季也是其中之一。因为是别人代签，李季向陈独秀、郑超麟等提出抗议，说他有公开的职业，真名列入托陈取消派会影响他的安全。所以，李季有点像“逼上梁山” [20] 。
王家贵、蔡锡瑶编的《上海大学：1922—1927》对李季在上海大学的活动有一些描述。李季大力支持上海大学的学生活动，担当上海大学学生社团“社会问题研究会” [21] 的指导员。山东大学汤艳萍的硕士学位论文《马克思主义史家李季初探》、田子渝等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学习出版社2012年版）和本人拙作《对李季所著中国首部长篇〈马克思传〉的研究》（《河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等对李季的生平也作了一些介绍。
此外，《彭德怀自述》、《终身的反对派：陈独秀评传》等也谈到一些与李季相关的事情。《双山回忆录》、《张申府回忆录》 [22] 、《郑超麟回忆录》等回忆录虽然在严格意义上算不上研究成果，但其中关于李季的记述对李季研究也具有一些参考价值。
今人对李季思想还没有全面深入的研究，专门的李季思想研究还相对薄弱。国内的相关著作有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大北书局1935年版）、赵庆河《读书杂志与中国社会史论战》（台北稻禾出版社1995年版）、魏万磊《20世纪30年代“再生派”学人的民族复兴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田子渝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学习出版社2012年版）等。国外的相关著作有[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德]罗梅君《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纂——30 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孙立新译，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等作品。
论文方面比较重要的有汤艳萍的硕士学位论文《马克思主义史家李季初探》（山东大学，2012年）、江晓峰的硕士学位论文《第一代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结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8年）、陈峰的《考据学人眼中的唯物史观史学——以童书业为中心的考察》（《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 期）及其博士学位论文《社会史论战与现代中国史学》（山东大学，2005年）、贺渊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先声》（《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3 期）、李洪岩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来龙去脉》（《北京日报》2004年3月8日）、周兴樑的《关于近代中国“两半”社会性质问题论的由来》（《历史教学》2005年第2期）、李勇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对于唯物史观的传播》（《史学月刊》2004年第12 期）、[美]J.格雷的《20世纪的中国史学：对其背景和发展过程的评论》（孙业山、王东译，《历史教学问题》2002年第6 期）等。近几年有几篇学术文章特别值得关注，分别是陈峰、汤艳萍的《唯物史观史学与实验主义史学的冲突——以李季为个案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12期），吴海勇的《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颇有震撼力》（《新湘评论》2012年第14期），王保贤的《此“李季”非彼“李季”》（《北京日报》2011年4月2日），程运麒的《李季〈社会主义史〉马克思章的译介问题研究》（《重庆社会科学》2020年第8期）等。
1.伍启元、郭湛波、贺渊、李洪岩、周兴樑、温乐群、黄冬娅等学者比较关注李季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思想，具有一定深度。
1933年伍启元 [23] 在其著作《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中，几处提到李季及其观点。在论及唯物辩证法与实验主义的论战中，指出“因为胡适氏是实验主义的倡导者，所以批评实验主义的人，如李季氏（著有《胡适哲学史批判》和《辩证法还是实验主义》等书）……都向胡适氏及他的代表作《中国哲学史大纲》批评” [24] 。李季更带着谩骂的口气说道：实验主义如果客气一点说，可以称之为“商业哲学”，如果不客气的话，简直可以称之为“市侩哲学” [25] 。在“社会史的论战”一章中，伍启元先生用了3页的篇幅认为李季的意见将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有所主张，比较系统论述了李季在《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的主张和论据，并指出李季最引人注意的说法是“亚细亚生产方法时代” [26] 。伍启元把李季在社会史论战中的观点列入明晰的表格中，一目了然，足见他对于李季作品的熟悉与了解。在《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的附录中，载有孙道昇的《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一文，在论述新唯物论时，孙先生把李季仅排在陈独秀、李大钊之后，认为他是新唯物论的代表人物，并且提出这一派的哲学著作，有名的当推李季的《辩证法还是实验主义》，张岱年的《关于新唯物论》、《辩证唯物的知识论》，陈豹隐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等，但评价陈豹隐、李季等为非解析法的新唯物论者，似乎趋于武断。
郭湛波 [27] 先生在其著作《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主要在辩证唯物论潮流和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引述李季的主张，认为李季的《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即《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叶青 [28] 的《胡适批判》、《张东荪批判》和郭沫若 [29] 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都是时代的产物，是“由工业资本社会自身的矛盾所产生的社会思想”。这个时代面临的思想冲突，不是中国思想与西洋思想的冲突，而是世界思想的冲突；不是农业宗法封建社会与工业资本社会的冲突，而是资本社会思想与社会思想的冲突。 [30] 并认为此阶段的著作以李季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叶青的《胡适批判》为代表。郭沫若在对胡适的实验主义进行批评时，首先介绍了李季的批判思想，引用了其在《辩证法还是实验主义序》中李季批评实验主义是“商业哲学”或者“市侩哲学”的一段话 [31] 。他认为李季著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叶青著的《胡适批判》是用新的方法、新的眼光来批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二氏方法眼光虽新，但由于对古籍缺乏训练，所说不免有“囫囵吞枣”的不足，仍不能推翻《中国哲学史大纲》在思想界的权威。 [32] 在对社会史论战的叙述中，李季在参战者中被郭沫若列于比较重要的位置，位列第三，并且引用了李季在《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辑入《读书杂志》的《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2辑）中把中国全部经济的发展划分为五个时期的论述。此处引文与伍启元先生在其著作《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中的引文相同。
在由温乐群、黄冬娅著的《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历史卷）中，李季的观点被作为动力派的代表思想加以介绍，比较详细地阐述了他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观点，李季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就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并且这种资本主义不是“外铄”的，而是中国内在发展和本身酝酿的 [33] 。亚细亚和古代生产方式阶段（奴隶制）是并行的，后者是东方社会特有的，而前者是西洋社会所特有的，并同样引用了李季在《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中把中国全部经济的发展划分为五个时期的论述，李季从当时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出发，转而认为秦到清末鸦片战争之前是所谓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并提出“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小农业与手工业的直接结合” [34] 。并且比较详尽地表述了李季对郭沫若关于古代社会观点的论析，还详细介绍了吕振羽、任曙等人对李季的批驳。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著作中，还提到了李季同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人一起以《新青年》为阵地同社会改良主义者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35]
2.王学典、陈峰、汤艳萍、李勇等学者从史学发展的角度对其史学观点和史学贡献进行考量与分析，论证了李季在近现代史学中的学术表现和作用。
王学典著的《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指出李季曾对史料派的顾颉刚等人专注于解决小问题的做法深表不满，指出顾颉刚中了实验主义的毒，仅关注单个的现象，致力于解决细枝末节的问题，建设信史的责任不是顾颉刚等人所能负担得起的。 [36] 在社会史论战中提到了李季五段论 [37] 。1955年，童书业为了了解著名托派王宜昌的地址而致信李季。 [38] 王学典在只言片语中涉及李季。
汤艳萍的硕士学位论文《马克思主义史家李季初探》将李季作为一个学术史对象来处理，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视角切入，多维度梳理李季的学术思想脉络。 [39] 汤艳萍认为国内史学界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后对李季的评价一直停留在意识形态话语系统内，李季是近代学术史上一位具有典型意义但长期得不到公正评价的马克思主义者 [40] 。
3.[美]阿里夫·德里克、张旭、田子渝、陈桂香、吴海勇等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角度论述了李季的思想观点和贡献。
[美]阿里夫·德里克 [41] 在著作中有多处谈到李季，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认为“李季是其同侪公认的论战时期最为博学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之一” [42] 。阿里夫·德里克的评价还是比较中肯的。2010年11月，《上海党史与党建》刊登了学者吴海勇的《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李季翻译经历考述》一文，以李季《我的生平》为经，以晚近公开的史料为纬，比较详细地考述了李季在建党前后的翻译经历。
学界对李季著《马克思传》的专门研究非常欠缺，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述如下：20 世纪20年代文史著作家毛一波在《马克思主义评论》一书中，收有一篇《评李季的马克思传》长文，被认为是向马派权威学者的挑战。2014年本人拙作《对李季所著中国首部长篇〈马克思传〉的研究》（《河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1 期）对李季著《马克思传》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认为李季著《马克思传》具有六大特点：编制清晰，注释比较规范；内容丰富，资料比较翔实；求真求实，力求公正客观；善用对比，见解比较独到；学养深厚，取材相当广泛；深入浅出，语言比较生动。2018年董彪发表《马克思思想肖像之中国建构——以李季、萧灼基、张光明版〈马克思传〉为中心》（《理论视野》2018年第4期），认为在“社会主义与阶级斗争”的近代语境下，为了传播社会主义，史学家李季描绘了一个辗转于“战场”和“研究室”的马克思。
由此可知，学术界对李季的研究多集中于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胡适实用主义思想、五四时期翻译社会主义著作的考述、李季的托派经历等方面的简单介绍，专门深入下去的李季研究还相对薄弱。就我阅读所及，至今还未有一本关于李季思想的专著出版面世。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为马克思传记文献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但仍有不足。
第一，研究视角不足。
学者们大多侧重个案研究，对某一作者的传记作品进行集中评述。对马克思传记某些版本的单独评介很多，从宏观角度对多种马克思传记文本进行横向、纵向比较的分析不多，这与此问题的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性是不相称的。
第二，研究深度、广度不够。
对马克思生平传记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源流、传播特点、当代启示等缺乏深入分析，对传记作者的研究存在定型化、静态化的倾向。
第三，对李季著《马克思传》的研究尚有很大空间。
关于李季著《马克思传》的创作动机、现实指向、思想资源、价值定位等均缺乏系统的研究。
一是注重多学科交叉研究。本领域研究同时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学和思想政治教育等多个学科领域。
二是对马克思传记理论进行深入研究。
三是综合运用个案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多种方法进行研究。